将军与士兵（共11篇）
这个故事使我受益非凡，这个故事里最让我陶醉的是第一个自然段。我们都觉得伟大的人都是穿着雍荣华贵的大衣，坐着隆重的马车。其实我们的想法是错误的。乔治华盛顿虽然是个伟人，但是“当他站在你的面前你就会觉得他普通的就像和你一样。”读了这段我感到很惊奇，难道华盛顿不怕被人取笑他平凡吗?难道华盛顿就不想出风头吗?难道华盛顿不喜欢悠闲吗?难道……不，他知道。因为华盛顿是个谦虚的人，他拥有高尚的品质。古人说的好：“伟大来自于平凡。”因为平凡使华盛顿得到了别人的尊敬，最终成为了美国的总统。
读到了这里我想起了居里夫人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居里夫人是天下闻名的，但是她也很谦虚。整天穿着一件破旧的毛衣，别人问她：“你是居里夫人吗?”可是每次她都回答不是。可是她为国家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跟华盛顿比起来，他们两个都是一个伟大的人，但也一样是平凡的人。
1914年, 年仅18岁的叶挺被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录取, 开启了他30多年的戎马生涯。1918年, 他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第二年加入驻守在福建漳州的粤军, 并加入刚组建不久的中国国民党, 正式走上革命斗争道路。1920年, 年轻的叶挺率领部队在作战中击溃了四倍于己的桂系军阀, 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一敌四的奇迹, 从此在军中声名鹊起。孙中山亲自任命他为警卫团营长。1925年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和第四军军部参谋处长。1926年叶挺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北伐号召, 率领部队从广东出发, 经过4个多月的激战控制了湖南、湖北大部分地区, 叶挺也被军中内外公认为“北伐名将”。1927年, 叶挺在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不断升迁, 历任副师长、师长和副军长[1]226。此时, 三十而立的叶挺在革命事业上已经取得了非凡的个人成就。但他没有停下革命的脚步, 在中国革命尚未成功的历史大环境下, 叶挺以南昌起义为新的起点再续他光辉的革命斗争生涯。
一、南昌起义中的叶挺
1927年8月1日, 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叶挺作为主要领导者, 在起义的谋划和组织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7年4月至7月,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武昌和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作为国民军师长的叶挺对蒋介石、汪精卫于革命的叛变行为深恶痛绝, 毅然放弃师长的优厚待遇, 投入到艰苦的革命事业中去。当汪精卫等人企图
摧毁共产党军事力量时, 时任第四军军长的张发奎逼迫叶挺交出兵权, 并准备歼灭叶挺部队。当叶挺得知此阴谋后, 拒绝接受国民党命令, 给予了国民党沉重打击。随后, 他毅然决定联合贺龙等人向国民政府施压, 并率军到达了南昌, 为南昌起义做准备。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共产党人对在短时间内与国民党决裂缺乏思想准备, 忽略了军队武装建设, 因此在政变发生时失去应对先机。在共产党的领导人大多专于思想政治工作而疏忽军事准备工作时, 叶挺则表现出积极重视的态度, 在战前想尽办法增强军事作战力量。叶挺为扩充军力, 保证军队作战数量与质量, 亲自南下招兵买马。许多优秀的、革命积极性高涨的青年被召集到南昌起义队伍中, 大大提高了起义部队的作战实力。在共产党的三大起义主力军中都有叶挺的部下。在叶挺帮助下, 新组建军队的一切活动与组织关系都由共产党负责, 完全不受国民党方面制约。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军队, 实现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南昌起义爆发后, 叶挺凭借所率部队数量庞大且战斗力强成为起义主力军, 承担了大部分军事作战任务。叶挺在起义中亲自上阵指挥部队作战, 以灵活的战术与敌人周旋。起义的南昌处于共产党的控制下, 叶挺在军中担任要职。他发电报给张发奎, 希望他能够支持和参与革命, 虽然没能成功, 但他争取到了蔡廷锴的部队加入起义军队伍。尽管后来蔡廷锴部队中途脱逃没有将起义坚持到底, 但在当时情况下, 叶挺能够争取到蔡廷锴部队, 本身就对南昌起义起到了支援作用[2]9。
二、勇挑新四军重任的叶挺
南昌起义终因寡不敌众等多种原因而失败, 叶挺被迫转移至香港, 后又于1927年年底潜回广州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起义再次失败后, 叶挺经香港先后流亡至马来西亚、日本、苏联, 于1932年辗转到澳门隐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国共两党再一次为民族大义进行合作, 整编各自军队共同抗日。国民党方面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将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成一个正规军的意见, 但双方对军长人选一事各执一词, 争论激烈。国民党提出由张发奎或陈诚担任军长, 而共产党题名的人选是彭德怀或叶剑英。就在双方各不相让、争执不下的时候, 周恩来于1937年8月在上海约谈了叶挺, 想请叶挺出面负责南方八省游击队的整编工作。此时的叶挺已在国外流亡近10年, 期间还脱离了共产党组织, 后来虽与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蔡廷锴等国民党名宿有过合作, 但总显得与国民党政府有些格格不入。尽管叶挺与国共两党都有过嫌隙, 但国难当头, 正苦于报国无门的叶挺以满腔爱国热血欣然接受周恩来的恳请, 从而成为由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的最佳军长人选。
1937年9月28日, 在没有事先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下, 南京国民政府发文宣告命令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在得知此消息后, 中共中央并没有直接反对这一命令, 而是对叶挺的军长任命持保留意见, 认为有必要对脱党已久的叶挺在政治立场与动向上作进一步考察。1937年11月, 深感未获得中共中央信任的叶挺亲赴延安拜会毛泽东。在与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深入交换意见之后, 共产党方面认可了他的新四军军长职务, 也基本相信叶挺可以掌控共产党所认可的新四军发展方向。但是, 中共中央并没有批准叶挺提出的恢复党籍要求, 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开展国共合作。延安会谈之后, 叶挺应蒋介石的要求马不停蹄飞赴南京与蒋会面。蒋介石对叶挺在延安的言行举动非常不满, 当面斥责了叶挺。叶挺也毫不示弱, 威胁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蒋介石见状, 认为国共合作抗日大局已定情况下没有比叶挺再合适的新四军军长人选, 因而也就很不情愿地挽留住了叶挺, 但同时也基本失去了对叶挺的信任。
就这样, 在国共两党的同意下, 叶挺于1937年11月底赴武汉以军长身份组建新四军, 并领导新四军抗日作战。在接下来的三年多军长生涯里, 叶挺的大部分精力与时间都用在了与国民党的交涉、谈判上, 一定程度上成功抵制了国民党方面对新四军的政治压力。而在指挥军事作战方面, 叶挺于1938年率领新四军彻底粉碎了日军对皖南地区的扫荡, 在抗日战争之初就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三、“皖南事变”中的叶挺
1940年10月19日, 白崇禧、何应钦以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强行命令当时驻守黄河以南流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30日内转移至长江以北地区。中共中央以维护抗日大局为重, 同意调离皖南的新四军部队。1941年元旦新年刚过, 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支队共计9000余人从云岭出发向北转移。1月6日, 当部队行进到茂林地区时, 突然遭到事先准备好的8万多国民党军队伏击。经过七天七夜艰苦奋战, 新四军弹尽粮绝, 7000余人牺牲或被俘, 只有不到2000人成功突围。国民党一手策划了这起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 叶挺急赴负责围剿新四军的国民党军队交涉谈判, 但立即被国民党军队扣押, 并被押赴重庆受审。1943年3月17日, 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 并单方面取消新四军的番号, 军长叶挺交由军事法庭审判。在遭囚禁期间, 叶挺坚决拒绝与国民党的一切合作, 打破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劝降图谋。新四军叛徒、原参谋处处长赵凌波到监狱劝降叶挺, 还没说上几句话, 就被叶挺猛扇了两耳光, 还被叶挺扔过来的火炉、茶壶砸中。叶挺对赵凌波大吼道:滚出去, 你这个满身污臭的叛徒!赵凌波不得不狼狈地夺门而逃。其后, 国民党又派出叶挺的同窗好友陈诚来规劝叶挺加入国民党, 叶挺对他置之不理。无论陈诚如何好言相劝或施以诱惑, 叶挺始终未正眼看过陈诚, 也未和他说过一句话。最后, 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叶挺, 叶挺以把牢底坐穿、以死相抵的言辞让蒋介石无功而返。叶挺在“皖南事变”前后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精神令人钦佩, 他坚定的抗日信念与永不妥协的气节使他无愧于“抗日战争中的岳飞”的赞誉[3]83。
1946年, 深陷冤狱五年的叶挺出狱, 他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即是电告延安的中共中央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在4月8日乘飞机飞往延安途中, 叶挺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叶挺戎马30余年, 为革命、为民族大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书写了光辉的革命生涯, 彰显了英雄史诗般的革命气节, 深为后世敬仰。
参考文献
[1]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2]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伴隨著一系列的“過時”與“刪除”，國家制訂了新的教育方針，最能反映新方針的，其實並不是 “面向”這、“面向”那的那個官方經典表述，而是教育者們在教育學生時眾口一詞的一句口頭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家長們從小就用這句話來鼓勵孩子好好學習；從幼稚園教師，到大學教授，也無一例外地把這句話掛在嘴上。“一將功成萬骨枯”——要讓孩子們從小就知道，當將軍好，當士兵不好；要努力學習，以便長大後成為那“一將功成”的“將”，而不要墮入那“萬骨枯”堆中的一員。
據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這句話，是拿破崙說的，筆者查了半天，也沒找到拿將軍在哪兒說的這句話，他祇說過一句“每一個士兵的背包裡都有一支將軍的權杖”。這句話的意思並不難懂，說的是，每一個士兵在作戰時都應胸懷著將軍的戰略意圖，都應當有著清醒的全局意識，而不是簡單地“跟著走”。它怎麼就能演義成“每一個士兵都應當有當將軍的野心”的意思呢？中國文人的演義功夫確實了得。嚴復一邊抽著大煙一邊“編譯”了《天演論》，把其中的“演化”（evolution）一詞偷換成“進化”，為中國知識份子坑騙中國人民提供了精神利器——從此，中國人在形形色色的“進化排隊序列”中，老是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排在末流，如此百年下來，把中國人的民族自卑感牢牢夯實。而今人的“編譯”功夫，雖嚴復再世亦不及矣。中國文化人，與時俱進，偷偷地把自己弄虛作假的習慣由“托古作偽”修正成了“托洋作偽”。
當然，假話未必不是好話。為了讓孩子們學習向上，編個洋大人的話鼓勵孩子，也未必是壞事。應該鼓勵孩子們從小立志做農民做士兵，還是應該鼓勵他們立志做將軍——如果做一個民意考察，恐怕還是後者有群眾基礎，特別是家長們。哪個家長辛辛苦苦地培養孩子，是為了讓他長大當農民？哪個老師會因為自己教出了一個士兵學生而驕傲？哪個學生會在自己的農民或士兵志向的激勵下刻苦攻讀？還是新的教育方針來得更實際、更合民願。
如此說來，搞教育的原則與做生意的原則也就差不了多少，都是“以顧客為上帝”嘛。被教育者喜歡聽什麼，我就教什麼。被教育者喜歡做將軍，我就鼓勵他做將軍。被教育者不願做農民，不願做士兵，我就教他不要立志當農民當士兵。這就好象一個醫生，以病人的意願為依歸，他想喝糖漿就給他喝糖漿，他不願打針就不打針，不願做手術就不做手術。不是醫生給病人開藥方，而是病人根據自己的感覺好惡到醫院去“點藥方”。這樣的醫院，孩子們可能最願意去，做家長的誰敢把孩子往那兒送？而奇怪的是，事情一到了教育問題上，同樣的道理，家長們的神經就錯了亂，齊齊一律地與這類教育庸醫們站到了一個立場上。
這種以取悅於被教育者為設計宗旨的教育制度，要為之定性，有一個剛剛發明的新詞最合適，“媚俗”。
中國的教育史，從孔老夫子至今，已有兩千五百年。而廢科舉，興新學，不過百多年的歷史，其它那兩千多年，一貫制，學生學的是聖賢之教，考的也是做人之道。科舉考試，從童試到殿式，從考秀才到考狀元，基本都是一種考法，不過就是寫一篇千把字的文章。按今天的教育邏輯，這頗不可思議。考官如何就能從區區一篇小短文中看出，這個人可以升進士，那個人祇能做舉人；這個人在治國上是大才，那個人是庸才？你怎麼就敢保證，那個文章寫得好的人，不是花拳繡腿、庸碌之輩；而那個文章寫得不好的人，真上了官位卻有管仲、樂毅之才？就這樣一種看上去挺荒謬的考試制度，唐太宗憑什麼就敢驚呼“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矣”？
原來，從一篇千字文中，確實很難看出一個人的治國知識，但卻能看出一個人的內在人格。須知，不似今天那些除了做官什麼也不會的人，古代的考官们可都是些在“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環境中教化出來的老进士，不但個個張口能詩能聯、落筆能書能畫，而且許多都是些“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上馬能騎射下馬能安邦、如王陽明般的修行人。這些考官大臣有這個本事能從一篇小文章中嗅出考生的人格力量來。若讓今天的大學教授們去做考官，那當然是面對考卷而兩眼一抹黑的了（包括在下）。中國古代的教育制度，教給學生的不是做事的知識，而是做人的修養；科舉考試，考的不是考生做事的學問，而是做人的學問。這整個的教育、考試制度，是建立在一個基本假定之上的：會做人的一定會做事；只有會做人，才能會做事。
需要指出的是，古人謂之“會做人”與今人所謂“會做人”，在概念上是有很大差異的。今人說一个人“會做人”，一般是說其人情練達，八面伶瓏，善於玩“王二麻子鬼吹燈”一套。而古人之“會做人”，說的是一個人“吾善養吾浩然之氣”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壯志，“仁、智、勇”俱全的人格——科舉考試，考的是這個東西！
育人，也有個方向問題，路線問題，哲學問題，也有個“育什麼人”的問題。以科舉考試為核心的古代教育制度，到了明清晚期，也生出諸多流弊，也出現了應試教育，也開始鼓吹“學而優則仕”，鼓勵學生出人頭地，光宗耀祖，金屋藏嬌。然而，以育人為本，卻是這一教育、考試制度貫徹始終的核心哲學，從未動搖。嘗有育錯人時，育偏人時，卻未有不育人時；未曾有教書不育人而專事以教人做事為“教育”者。
到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彼時的中國當局搞了“將軍下連當兵”和“幹部下鄉務農”等“再教育”活動。今有摩登人士詰難：將軍要提高指揮水平應當進軍校啊，從士兵那裡能學到什麼兵法戰術？幹部要提高領導能力應當進黨校啊，從農民那裡能學到什麼治國方略？若夫知識教育，此所詰者極是。然彼之 “再教育”，非知識教育乃人格教育也——意志的再磨練教育、感情的再親合教育、道德的再昇華教育、靈魂的再淨化教育。此一教育思想的根源，並非來自“彼上”之突發奇想，而是來自於以人格教育為核心的中華民族千年一以貫之的教育道統。
一個教育制度，應當以教育學生“做人為本”還是“做事為本”——若把這個問題明確地擺在桌面，擺在當今中國的教育部長面前，擺在中國的大、中、小、幼的教師們面前，大概誰也不敢說“做事為本”，誰都會官面堂皇地回答“做人為本”。但下了檯面，個個又都會在背地裡嘟嚷上幾句“軟道理”“硬道理”之類的狗屁道理，然後，該怎麼做還怎麼做。這叫作“苟且”。——苟且的教育者，苟且的教育制度，苟且的社會。
有人會說，即使接受了“育人為本”的教育原則，這農民、士兵、將軍的道理，似乎還不是那麼分明。胸懷農民志士兵志的學生就一定會做好人？胸懷將軍志的就一定會做壞人？
讓我們以王陽明在他的科舉考試中所作的一篇八股文中的一段，來幫助回答這個問題。
是以其禍患之方殷，固有可以避難而求全者矣，然臨難自免，則能安其身而不能安其心，是偷生者之為，而彼有所不屑也。
變故之偶值，固有可以僥倖而圖存者矣，然存非順事，則吾生以全而吾仁以喪，是悖德之事，而彼有所不為也。
彼之所為者，惟以理欲無並立之機，而致命遂志，以安天下之貞者，雖至死而靡憾。
心跡無兩全之勢，而捐驅赴難，以善天下之道者，雖滅身而無悔。
當國家傾覆之餘，則致身以馴過涉之患者，其仁也！而彼即趨之而不辭焉。蓋苟可以存吾心之公，將效死以為之，而存亡由之不計矣。
值顛沛流離之餘，則捨身以貽沒寧之休者，其仁也而彼即當之而不懾，視之而如歸焉，蓋苟可以全吾心之仁，將委身以從之，而死生由之勿恤矣。
是其以吾心為重，而以吾身為輕，其慷慨激烈以為成仁之計者，固志士之勇為，而亦仁人之優為也。
且看，王陽明懷的是將軍志，還是士兵志？估計狼牙山五壯士中沒有一個識字的，但他們卻有著與這位先哲同樣的心——戰士的心。王陽明的這段話，可不是他為科舉應試而唱的高調，而是他真實心跡的表白。他用自己偉大一生的偉大事功，踐行了自己的偉大志向，而被後世公認為聖人級的人物。更耐人尋味的是，明代的考官，怎麼就能從這聊聊數語的“空話”中識出這位千古大賢，為中華民族拔擢出這位不朽的人才？這難道不是值得今天的教育者和教育制度設計者深思的嗎？
不錯，王陽明的主要事功，是在其將軍的位子（贛南巡撫）上實現的。他從一個滿懷戰士情懷的年輕舉子，最終成了一位將軍，一位想當士兵的將軍，一位好將軍。不想當士兵的將軍不會是好將軍。
（作者是澳門理工學院教授）
------读《狗娘养的战争》有感
“狗娘养的战争”缘于巴顿将军的口头禅，他习惯于用“狗娘养的”来衷赞和呵斥。对于战争，巴顿在热爱至极的同时，对它的惨烈又厌恶透顶。他为战争而生，又在战争结束时而死。如此矛盾又切合情感组合到一起，对读者的视觉和心理的撞击力肯定是不小的，我们在阅读时不会有接受障碍，反而能激发强烈的好奇。最好读完、想完、回味完之后，也随着他老人家一起含泪、笑骂一句“狗娘养的”好了。
读此书的时候，特意百度了一下巴顿先生的前世今生和生活大背景。可以定义一下：他不仅是将军也是文人，是一个具有政治、军事、哲学头脑的人，更是一个最具个性和人性的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杰出的战术天才。正以为此，使之成为第二世界大战中一颗耀眼军事明星。
再粘贴一下他的来龙去脉，让我们认识他。出生在加尼福亚洲的一个小镇上，毕业于全球著名的西点军校（八卦一下，据说他进西点颇动用了一些人际关系）。1942年二战期间，年过半百的他终于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了（遥想当年，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远征北非在一望无垠的沙漠里重创德国悍将隆美尔。随后又荡平西西里岛，与德军决战法兰西，9个月后横扫沦陷的欧洲大陆，被德军称为“血胆老将”。
本书不仅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娴熟，不仅传神的勾画晨曦中的大漠风光，更加让人身临其境的讲述严冬怎样“使战死沙场的士兵的脸孔很快变成了一种紫红色”，何等冷静的人才能写出如此冷清的文字？他以日记和书信当画板抒发情怀。在本书中，巴顿对征战南北这些事情做了一次写实回顾，也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深刻认识：战争就是“狗娘养的”，让人又爱又恨。一开始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处于劣势，而敌军却处在巅峰状态，但后来将军运用智谋，凭借他的胆识、勇敢和善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巴顿的部队伤亡共计24万多人，而敌军却伤亡高达140多万人，差了整整五倍——完美啊！
战争是人类最壮观的竞赛！战斗中，强者胜，弱者亡。战争是个残酷的玩意，是无情的。这不也正映射了当今的社会吗？所以让我们鼓足勇气在现实生活中成为真正的强者、真正的主宰！战争是简单、干脆和无情的，因此需要一个既简单又无情我们把工作、生活、职场、商场这些无处不在大大小小的各种战争进行到底。我感觉、也倡议每一个渴望成功和伟大的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正所谓“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他告诉你一个人怎样不断战胜自我和环境走向辉煌的人生之巅。
在书中最为激荡人心的场景之一：在“沙漠之狐”隆美尔的决斗。巴顿想亲自在战场上找到并亲手击毙他，这使我感慨，真切的感叹。面对隆美尔迅捷的闪电式攻势和狡猾的手段、无数战无不胜的战绩，他依然信心满满、满腔斗志，敢于挑战、敢于厮杀。巴顿告诉我们不畏惧强大的敌人，要相信自己的能力；不要轻易被敌人吓倒，要让自己变得更强；不要轻言放弃，要坚持不懈；不要依赖他人，以一己之力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这是我们做人、做事、成功的秘籍，因为一个缺乏自信的人将永远不会激发别人的自信，一个丧失斗志的人也无法赢得战斗的胜利。
看到学生们的这种反应，我非常高兴，我笑着对同学们说：“同学们 ，你们感到时间短，说明你们已经爱上了我的语文课了，希望你们以后能更喜欢哦.......“
这堂课我让学生两个人一组分角色朗读读太阳和士兵的某一次对话，并讨论这次对话的内容和体会到什么思想感情。学生的学习兴趣很快就被调动了起来。他们的朗读很有感情，讨论也很激烈 。最后，我让学生谈谈你想对东方第一哨的解放军战士说什么时，学生更是兴奋，都举起了小手，就像雨后的春笋........
马歇尔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把复杂问题转化为基础性问题。
在极度沮丧的情绪中，潘兴将军展露出不可动摇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
马歇尔的用人之道。
一是乐观和足智多谋的降临，他们能够快速进行判断，又冷酷无情的决断力。
二是足够的理智。可以避免因为快速作出决定和行动，而导致荒唐的错误。
马歇尔对置身事外者，个人主义者，特立独行者和空想家，更加的不齿，不信任。马歇尔需要的是沉稳，头脑冷静的团队合作者，他极看重个人能力，也看重团队合作精神。
一旦新的领导者走上领导岗位，那些人就要对他们进行测试，以确定他们之中谁真正具有才能。我会让这些人接受最严格的考验。
马歇尔认为军队的核心价值观是团队合作。二战期间，马歇尔最关键的做法也许就是创建了一套激励体系，激励美军在谨慎的基础上再加一定的冒险精神。这个体系达成了产生军事效能的目标。
马歇尔很清楚的看到，艾森豪威尔老练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他博学多才，见多识广。在质朴的乡下男孩性格的背后，艾森豪威尔确实是一位富有创造力，同时又雄心勃勃，积极进取的军事思想家。
成功的为将之道所包含的，首先是知道应该做什么，然后再寻找合适的人选，这就是一只脚踩着批判性思维的知识领域，另一只脚踩在管理和领导的人事领域。简言之就是想和做。
任何问题都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但是战略家必须透过现象发现问题的本质，那你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艾森豪威尔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伟大的人格魅力，幽默感，逻辑性以及诚恳和正直，它激发人们心目中的爱和无穷的忠诚，在处理摩擦问题和性格冲突上有着神奇的方法，他知道为了解决问题如何做出让步，而不会背离任何原则。
马歇尔将艾伦描述为，能让所有下属精神振奋，而且可以完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稀有人才。但艾森豪威尔想要的是有团队合作精神的人，而不是离经叛道的独行侠。艾森豪威尔相信现代战争变幻无常的本质，让这种不守规矩的做法变得十分危险。
艾森豪威尔将功绩归于下属，通过宣传他们的成就，来提升他们的名望，是他们在同行中脱颖而出，能得到历史学家更多的关注，而麦克阿瑟却刻意拒绝，让下属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
在陆军中，麦克阿瑟最终成了一个坏榜样，是未来的陆军军官，要避免模仿的对象。今天的美国陆军，对大胆、激进、过度张扬的个性依旧谨慎。
一位将军的才能体现在他于战争爆发前所做的准备工作。
强而有力，坚定不移，深思熟虑的领导方式，是大有好处的。
泰勒几乎是在和乔治马歇尔的理念对着干，他热衷于政治，没有努力消除将军们之间的不信任，而是利用那些不信任，他形成了一个习惯，不说那些他明知道是正确的事情，只是说那些自认为应该说的事情。
用直接真诚的对话是观点上的不合能被发现并解决，是制定政策的最好方法。但林登约翰逊却惧怕这些观点上的差异。相反，他试图通过避免对话来掩盖和减少差异。
在接下来的几年，陆军对装备进行了现代化的革新，对训练进行调整，使它更符合实际，编写了新的战斗手册，详细的讲解如何与苏军对抗。
在那些具有才能，但是也无法更上一层楼的军官的军旅生涯中，我发现了一种共性，他们无比顽固，不愿去完成自己必须履行的义务，因为他们认为那些任务蠢透了。他们总是抵触自己认为愚蠢和无关的事情，却未能熬到可以做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鲍威尔
鲍威尔一直卑躬屈起，直到他爬上可以摆脱这种行为的位置。
拒绝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是不切实际、不合理的，因为战争的存在就是为了达成政治目的。
他知道如何在战争中将对手打的落花流水，但却不知道需要得到什么样的结局。
拉姆斯菲尔德是个糟糕的微管理者，他不断干涉下属的工作，却又不给出明确的指示。
从历史的角度思考、分析战争，积累可行的经验一直是将领的核心任务。
将领们卷入党派斗争之中，这是一个他们不熟悉的领域，因此将领们不可能表现的很好。
一、孙立人的早期成长与校园竞技经历
1. 孙立人的早期成长。
孙立人字抚民, 号仲能, 出生于清末, 世居安徽省庐江县金牛山南, 世代簪缨。其父孙熙泽为清末举人, 曾被授予山东知府官衔, 举家前往青岛居住。孙立人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便在青岛这座东方海滨城市度过。相传孙立人少时曾在青岛海滨捡拾石头把玩, 被几个德国小孩联合欺负, 此事成为触发其国强民兴思想从而投笔从戎的重要根源。
清朝末年, 政局不堪, 美国政府返还庚子赔款, 支持中国青少年赴美留学, 遂建清华学校, 招揽天下英才做赴美留学预备生。1914年, 孙立人以安徽省第一名的身份考入清华学校, 开始了长达8年的留美预备学习生活, 这成为孙立人一生重要的转折点之一。从此, 孙立人走上了读书为学、强身健体、学通中西的学子生涯。
2. 孙立人的校园竞技经历。
清华学校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标杆, 不仅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树立了数量众多的第一, 而且成为国际化办学的典范。在注重外语和理工教育的同时, 清华的人文氛围和体育风尚也十分浓重, 校园体育活动和竞技比赛十分繁忙和兴盛, 这种体育教育和运动训练竞赛氛围一直持续到今天, 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教结合的典范。
孙立人身高1米85, 英姿飒爽, 体健貌伟。在完成日常繁重学习任务的同时, 他依然学有余力, 热衷各种校园竞技体育活动。他参加了清华学校的篮球、足球、排球、网球、手球、棒球等多支运动队伍, 并于1920年任清华篮球队队长, 率领清华校队战胜了多年蝉联京津篮坛冠军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篮球队, 获得华北大学篮球联赛冠军。1921年孙立人入选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 并担任国家男篮的主力控球后卫, 随队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那届远东运动会的篮球比赛只有中国、日本和菲律宾报名参赛, 中国男篮分别以32∶29和30∶27击败了日本队和菲律宾队[1], 勇夺篮球比赛冠军, 这是中国男篮第一次在国际篮球比赛中获得冠军, 成为中国体育史上的一抹亮色。
1923年, 孙立人在因伤多休学一年后完成清华预备学习任务, 赴美留学。他先是插班入普渡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修习, 并于1925年获得普渡大学学士学位, 继而于1926年进入美国著名的维吉尼亚军校学习军事, 1927年获文学学士学位, 受邀赴欧洲考察游学, 参观了英法德等国的军事设施和军队训练。在繁忙的留学和半工半读生涯中, 青年孙立人依然挤出时间参加体育运动, 强健体魄, 补充体能, 这成为其高效率和健康生活的坚实保障。
二、孙立人的军事教育、指挥生涯与军体训练活动
1928年, 孙立人完成学习和游历后回国, 旋即投入繁忙的军事训练、军事教育活动之中, 继而成为国民党军队的青年骨干, 并快速成长为国军优秀将领, 取得了彪炳史册的光辉战绩。
1. 孙立人与军事教育。
1928年刚刚回到祖国的孙立人, 正是当时紧缺的高级留学回国军事人员, 立即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 (今政治大学) 军事训练教官, 任职中尉军训队长, 开展国民党军官的军事训练工作。由于孙立人有着十分丰富的运动训练经验和留学背景, 其军事训练手法和思路远非一般本土培养的教官所能企及, 其军训内容和形式十分灵活、新颖而严苛, 其所带学员的作训成绩也就远高于其他队伍。此后, 孙立人先后调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和财政部税警总团, 军衔升格为上校, 依然主要从事军警训练工作, 其所带税警总团第四团曾获得华东地区射击比赛冠军, 个人成绩前10名中竟被他的队员占去7席[1], 孙氏训练法取得了远超作训要求的最优业绩, 其人也逐渐声名鹊起, 扶摇直上。至国民党军败退台湾之后, 孙立人依然成为国民党军队篮球运动的积极倡导者, 对部队体能训练和精神磨炼起到了独到作用。
2. 孙立人的军事指挥生涯与军体训练活动。
1937年8月13日, 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 掀起了“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大幕, 这场关系中华民族兴亡和近代中日军事斗争史的著名战役也留下了孙立人的身影。1937年10月, 淞沪会战的关键时刻, 孙立人率领税警总团加入淞沪会战战场, 在周家桥地区与日军血战两周, 先后七次击退日军试图突破苏州河防线的进攻, 这里也成为日军在此次会战中损失最重处之一。孙立人本人在会战中身负重伤, 被部下救出后转至武汉, 升任少将, 旋即被派往贵州都匀地区练兵备战。1941年12月, 孙立人所部兵马被整编为国民党第三十八师, 孙为少将师长, 该师成为国民党主力部队之一。1942年2月, 孙立人将军率领所部深入滇缅地区抗战, 参加了多次滇缅地区的协同作战, 并解救了被围困在仁安羌地区的英军部队和数百名记者、传教士和妇女等非战斗人员, 赢得了震惊中外的仁安羌大捷, 这次大捷是中国远征军入缅甸后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 孙立人指挥所部以少胜多, 击溃了10倍于己的日军部队, 从此, 孙立人声威大震, 成为中国远征军的标志性人物, 获得国民党政府、英国国王、美国总统的多次重奖。1943年末到1944年初, 缅甸抗战进入更加激烈的阶段, 中国远征军孙立人部和其他几部转往印度, 成为中国驻印军, 先后取得多次战役胜利, 尤其是中美部队联合攻克密支那的战役, 歼灭日军王牌部队第18师团两万多人, 这次战役被美国著名军事家和战略家约瑟夫·史迪威称为“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此役后孙立人升任新一军中将军长, 旋即消灭中缅印边境地区全部日军残余部队, 孙被授予国民党青天白日勋章。早在三十八师时期, 孙立人将军就因其先进独特的军事训练和作战手法被誉为“东方隆美尔”, 此后在中缅印边地区的辉煌胜利又使他获得了“中国战神”的骄人称号。1945年5月, 孙立人成为中国高级将领的唯一代表, 被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邀请前往欧洲考察欧洲战场。1945年9月7日, 新一军开进广州, 接受日军投降并修建烈士公墓, 被誉为“蓝鹰部队”和“天下第一军”。
抗战结束之后, 国民党政府名义上要组建联合政府, 与中共代表谈判, 实际上却上下其手, 积极组织内战。1946年3月下旬, 孙立人所部新一军乘坐美舰在秦皇岛登陆, 旋即开始与林彪指挥的第四野战军开战, 一度击溃林彪所部, 迫使其后撤。此后, 由于国民党高层决策问题和友军配合问题, 孙立人部未能进一步北进, 使得战场时局开始逆转。1947年, 第四野战军精锐部队在林彪指挥下发起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 在对国民党军的持续战斗中取得了艰苦胜利, 一举逆转了东北战场格局, 孙立人所部被迫撤出东北战场, 成为国民党军队少有的全身而退之师。1947年11月, 孙立人率军辗转到达台湾高雄凤山, 在此集合旧部人员, 编练新军, 此后孙立人及其所部成为蒋介石政权退守台湾的军事屏障之一。1950年3月, 孙立人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 并于1951年5月升任陆军二级上将, 达到其军政生涯的顶点。直至孙立人去职乃至拘禁后, 台湾岛内军政界人士依然对孙立人在台湾建立完善的军事训练和兵役制度的贡献毫不讳言[2]。台湾孤悬台海一侧, 面临多边军事压力和美国的军事渗透, 其守备压力可想而知, 加之人口有限, 规范合理的兵役制度对保证兵源、强化防御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孙立人在这方面的创造性贡献不会被历史所抹杀。
三、孙立人拘禁台中及其体育教育与健身养生实践
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之后, 东亚地区的政治军事格局处在不稳定状态之中, 中共部队随时待命进攻台湾, 实现解放全中国的革命目标。此时的蒋介石政府处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下, 既被台湾岛内民众所鄙弃, 也不为美国政府看好。美国一度希望培植新的政治代理人和军事强权者取而代之。由此, 蒋介石对以孙立人为代表的留美派颇为忌惮。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台湾岛内政治格局更趋复杂, 此后蒋介石对孙的依赖性随着时间推移而淡化, 加之孙立人特立独行的风格而使其缺少军政届高层的支持, 至1954年6月改任“总统府”参军长而失去了兵权。此后, 孙立人受到政变传闻的影响, 更为蒋介石政府所不容, 1955年8月20日, 孙立人兵变时间公开化, 台当局政府关押孙立人, 组成以陈诚等9人的调查组, 此后孙被判长期拘禁于台中向上路寓所[1], 直至1988年蒋经国去世才告解除拘禁。此后多年, 孙将军家人始终坚持平反申诉, 随着台湾当局态度转变, 孙立人兵变一案的结论日益被质疑和挑战, 2011年1月22日,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访问孙立人台湾故宅, 并为孙立人将军纪念馆揭匾, 马英九一席“怀着感恩和歉疚”的谈话, 形同对孙立人的平反[3]。
孙立人拘禁台中期间, 虽然深陷囚境, 挫折苦闷, 依然热衷教育, 出资兴办了立人学校, 积极开展体育教育和强身健体活动。同时, 长期的拘禁生活虽然衣食无忧, 但却极易滋生寂寥和厌世情绪, 因而孙将军十分注重休闲养生, 习练传统功夫和拳法, 终日不辍, 经年坚持。事实上, 孙立人将军的体育教育和休闲养生做法是有家学渊源和传统的, 至今, 在其家乡安徽庐江的孙立人故居, 早已被建成金牛中学, 2001年7月, 金牛中学出资兴建了故居纪念馆舍, 供观瞻。
回顾孙立人将军富有激情的战斗人生, 既让人豪情满怀、不能自持, 又易生“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历史慨叹。体育是强身健体的砝码, 又是教书育人的基石。尽管作为一名国民党高级将领, 孙立人也有对抗人民、反攻大陆的举动和野心, 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但当我们暂时放下政见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去观察和反思将军的足迹之时, 依然充满敬畏和赞叹。眼光往长远处看去, 台海永葆和平, 早日实现台海两岸和平统一的历史愿景, 是我们始终的期冀和夙愿。
参考文献
[1]根据百度百科“孙立人”词条[DB/OL], http://baike.baidu.com/view/23794.htm#7.
[2]郑锦玉.碧海钩沉回忆思录——孙立人将军功业与冤案真相纪实[M].台北:水牛出版社, 2006.
出身于干部家庭的韩三平，生于1953年10月，他是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人，曾经插过队当过知识青年，1971年参军1975年复员， 1977年分到四川峨嵋电影制片厂，先后担任过照明工、照明组长，文学编辑、场记、助理导演。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3年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班学习，学习结束又回到峨嵋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副厂长、厂长等等。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导演生涯，他导演的第一部电影是1986年拍的《不沉的地平线》，因当时等级非常严格，他不能独力执导只能与他人联合导演。第二部是《避难》，讲的是在一个教堂里，几个避难的中国女性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那种较量和斗争。第三部就是《毛泽东的故事》。
1994年，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先任厂长，改组后任董事长，在北影韩三平以出品人身份组织、创作生产了大量影片，其中有故事片《孔繁森》《赢家》《民警故事》《非常爱情》《红西服》《不见不散》《春天的狂想》《荆轲刺秦王》《张思德》《甲方乙方》《大腕》《无极》《赤壁》《梅兰芳》《长江七号》《疯狂的石头》《投名状》《南京！南京！》《疯狂的赛车》和电视剧《大宅门》《大明宫词》《汉武大帝》《江山风雨情》等优秀作品。
2004年，韩三平领导中影集团进行了业务重组、资产整合，顺利完成了与美国华纳公司、浙江横店集团组建合资公司的工作，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合资影视制片公司，打破了单一的国有投资体制，形成了国有资本、境外资本、个人资本，民营资本混合的所有制形式．在影视创作生产上呈现出产量增多、质量提高、回报攀升的繁荣景象。仅2004年集团公司就投产影片52部，制作完成的超过40部，占全国总量的1／5以上。其中《张思德》《信天游》《郑培民》《风起云涌》等影片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韩三平早期的代表作品是《毛泽东的故事》，这部电影反映了毛泽东1947年东渡黄河到1975年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女儿这近30年的生活片断，影片从生活出发，用大量平凡的、普通的、日常的生活画面展示毛泽东活生生的鲜为人知的性格和亲情，力求用真实的态度来表现毛泽东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构思奇特，创作态度严谨。公映后，受到各界人士的称赞。本片获得了1992年度“五个一工程”奖；第一届山东电影节优秀故事片奖。
近几年拍出了影响巨大的《建国大业》，这部影片是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60周年的献礼作品，是一部堪称史诗的巨片。它讲述了从抗日战争结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筹备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和征选国旗国歌的过程，突出了当时多党合作以及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再现了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宋庆龄、宋美龄、蒋经国、李宗仁、李济深、张澜、蔡廷锴、冯玉祥等众多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活动，有力地表现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历史做出的重大选择，中华民族做出的重大选择的主题。
这部电影所获奖项甚多：首届澳门国际电影节获金莲花优秀影片大奖，导演韩三平获中国电影贡献奖；第二十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最佳亚洲电影大奖；第十七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突出贡献大奖；第十五届上海影评人十佳影片奖；第十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华语故事片奖；第六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十部优秀影片奖，第三十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如果说《建国大业》再现那段不凡的历史，有些历史纪录片的意味，而《建党伟业》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事片，它回归了电影的主流叙事，采用了西方编年史创世纪电影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寻找到了历史节点，在历史节点里寻找到了民族心路历程和人物关联的结构，从而用传记片的方法拍摄了一群人，创作了一部歌颂我们党创建的编年史诗剧。
韩三平是个从事了这个行业三十多年的電影人，他有着浓浓的电影情结，尊重、追求着电影艺术的特点与规律，在《建党伟业》中用艺术的手法将中国革命的先驱们从1911年到1921年之间为国家解放、民族富强而奋斗的宏阔历史呈现在了观众面前，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韩三平是一位对我们党怀有深厚感情激情澎湃的共产党员，他要歌颂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抒发他对党由衷的热爱与赞美；他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主动承载了为党教育下一代的义务，为国家为民族拍出了专写国家大事件的“国家电影”，他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年轻人首先了解这段历史和这些人物，感受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伟大情怀和高尚的献身精神，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更希望用这部英雄史诗片激励年轻人培养起一种英雄情怀，从而起到强烈的励志作用。
韩三平还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有着前瞻经济头脑的商人，无论是体制改组还是筹拍的电影无不反映了他的商业意识。《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都是主旋律电影，是政治电影，更是大商业电影，是按照商业电影的模式来创作的。他把政治电影商业化，追求最大数量的观众，《建国大业》凭4.23亿的超高票房成为2009年影坛票房华语电影第一、总成绩第二，刷新《非诚勿扰》创造的3.2亿华语电影票房纪录！同时用商业电影的方式制作政治电影，这种模式为建党、建国的历史叙述也带来了巨大的传播空间。
经过短暂的车程，美穗子一家来到了聂将军家门前，三个孩子依偎在妈妈的身旁，美穗子轻轻敲了敲门，这时，门拉开了，来开门的正是当年那位如慈父般照顾美穗子的聂将军呀!聂将军依旧是那样和善可亲，他微笑着问道：“请问你找谁呀?”美穗子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当年的那一幕幕，两行热泪顺着脸庞流了下来，激动万分地说：“聂将军，您不记得我了吗?我就是当年在战火中被您救起的日本小姑娘啊!”说着，她便“扑嗵”一声跪下了。聂将军见了，连忙扶起了跪在地上的美穗子，惊讶而又喜悦的说道：“哦，我记起来了，我记起来了，你不就是那个跟着我跑前跑后的美穗子吗?”说着，把他们一家请进了家中，聂将军为他们沏了茶，大家亲密地交谈了起来，美穗子感激地说道：“聂将军，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真是太感激您了!”三个孩子也跑了过来，他们用稚嫩的童音笑着说：“谢谢您，聂爷爷，我们一定不会忘记您的!”
聂将军看到已经快中午了，便请美穗子一家留下共餐，大家吃着可口的饭菜，这让美穗子又想起了当年聂将军给她喂饭时的情景，她情不自禁地回想道：“那时，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恐惧，是聂将军给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喂饭，才使我感到温暖呀!”聂将军谦虚地说：“你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当时保护你们是我们的责任，不过，现在又是和平年代了，一切又变得美好了。”
饭后，大家又聊了许久，夕阳渐渐下沉了，美穗子一家起身告别，映着夕阳的余晖，美穗子又深深地向聂将军鞠了一躬，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难舍难分，这时，她的丈夫拿来了相机，大家幸福地站在一起，“咔嚓”，随着快门的按下，一切都定格在了其中。
40年后，美穗子和她的家人专程来中国看望聂将军。
美穗子来到聂将军的门前，顿时激动不已。她轻轻地敲了敲门。聂将军那熟悉的身影又出现了，美穗子再也按捺不住积蓄已久的思念之情，眼泪哗哗地流淌下来，哽咽着说：“聂伯伯，您的美穗子回来看您啦！”老人先是一怔，望着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的美穗子，半晌才回过神来：“你就是美穗子？”语气中充满了喜悦。是呀，此时的美穗子早已长大成人，再不是当年那个羞涩幼稚只会跟在将军屁股后面转的小女孩了。而在聂将军的心中，美穗子还是当年那个调皮可爱的美穗子。
美穗子回想起四十年前聂伯伯对她的悉心照料，顿时感动得泣不成声：“聂伯伯，感谢您把我从战场上救回来，若没有您的相救，我恐怕早就死了，哪还会有我的今天呢？您的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您把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一直把您看作自己的亲生父亲，是您的关怀让我走出了失去父母的阴影，您是我在中国唯一的亲人！”聂伯伯轻轻地抚摸起美穗子的头，用粗糙的手为她拭去晶莹的泪珠。缓缓地说道：“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聂荣臻愧不敢当，要谢你就感谢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与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吧。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我们没有理由不友好„„”美穗子含着泪点了点头„„后来，美穗子和她的家人一起与聂将军照了相。
临走前，美穗子热泪盈眶地说：“下次我们还来看您，也希望您能来日本游玩！”
一晃，十七年过去了，林茂光肩上扛着金灿灿的将星，胸前又多了3枚二等功证章，手里捧着5项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他非但没变质，反而成为时代的典型。
爱拼才会赢
上世纪末，为提高战场生存能力，空军开始为第三代战机研制机库，防护门的设计和制造是重中之重，时任广州空军工程建设局局长的林茂光主动向上级请战。
“给我一点阳光，我就一定要灿烂。”在林茂光眼中，“善抓机遇”就是过往经验的总结，“我们这支队伍是拼着命干出来的。”
抗爆试验前，研究人员在机库里安置了测试用的计算机，还特意将狗、老鼠等小动物放入机库，门要无损，还要保证库内的生命安然无恙。
“轰”的一声巨响，随着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波，方圆数百米内的大部分建筑门窗玻璃被震裂。硝烟散去，试验指挥长启动防护门的电钮，完好无损的大门徐徐开启。“好！这真是一样争气的工程！”上级领导在现场验收时分外激动。
鹰与鸡的逻辑
在林茂光的母校武汉理工大学，有一个林茂光军事工程技术研究所，“没有大学等外部科研机构的支撑，部队的工程技术不可能发展迅速。”林茂光打了个比喻：鹰和鸡小时候都飞不高，但鹰经过磨练羽毛丰满，正如部队的工程水平插上科技的翅膀，就能翱翔天际。
伪装防护是个世界难题，怎样让敌人卫星找不到，是战争中保存实力的关键，他带领研究人员一头扎进技术攻关中，进行了长达半年的伪装检测，各项检测均达到了隐蔽伪装要求，“模拟的自然环境，就是到了现场，你也发现不了。”林茂光自信地说。
当然，只有技术，没有专注奋斗的执著精神，雄鹰仍会折翅，“只有干好每一次，才能成功。”林茂光强调。
差一点被抹杀的将军
如今，60岁的林茂光，名字在空军部队响当当，其奋斗经历与军队改革一脉相承，更成为全军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教材。
林茂光1岁时得了一场重病，险些离世。19岁那年，他第一次穿上了鞋，是一双解放鞋。他当时就立誓，一生要在部队建功立业。入伍后的林茂光，焊工、铆工、炊事员……14个工种样样精通，26岁破格成为技术员，36岁上大学深造，40岁提拔为正营职。
“我们差一点把共和国的将军抹杀掉了。”一位已经退下来的老领导说。二十多年来，部队经历多次精简整编，林茂光当时职务低，年龄大，被考虑转业，好在技术上的需要，让他得以留在部队。“我最大的优点，就是不闹情绪。人要学会感恩，从士兵到将军，太多的人关心过我。”因为有满足感，所以林茂光一直选择坚持。
“游击队”的成长史
在广空工程建设局，一幅幅老照片记录着林茂光和他的战友们奋斗的过往，在车站台上睡觉，老鼠成堆之地扎营，蚊蝇深处安家。“如此艰苦的日子扛过了，还有什么事不能熬的。”
1990年，他率领的广州空军安装大队，其实是一支临时组建的“叫花子”部队：七台旧的电焊机，一个铆工、三个焊工，四十多个战士，没有一个人见过半个篮球场大、8层楼高的大油罐，更别说亲身安装了。
作为一个崇尚战斗英雄的军人，他把工程当作阵地，“世界上哪有一场战争是等着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才开打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在人迹罕至的山洞里，乙炔气体让人窒息，铁锈微尘的味道，高分贝的噪声和刺眼的电焊弧光……他们以十天安装一座5000立方米非标准型油罐的成绩，将原本需要四年才能完成的任务缩短为1年3个月。
这一搏，林茂光搏出了一个一等功臣，一个油罐大王，更带出了一个超强的建设团队。
“准共产主义大家庭”
如今，广空工程建设局还是个外人羡慕的“准共产主义大家庭”。
“结婚的前22年，在一起的时间总共只有2年，这是一般妻子很难容忍的生活状态。”
林茂光深谙工程兵及家属的分离之苦，他在工程局大力提倡“精兵强将上前线，建立稳固大后方”的管理理念，在团队的成绩日渐丰厚的同时，要让家属也能分享到成果，当然更是为那些常年在外拼搏的战友们尽力解除后顾之忧。工程局至今一直坚持吃“大锅饭”，家家户户都在饭堂免费就餐；职工的小孩入托入学、家属随军安置、婚丧大事筹办，都由局里统一安排。
四十多年不变的信念，为什么？很多人在问，答案或许只能是，林茂光精神世界的丰满，经济前进的步伐远远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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