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物件优秀作文(共13篇)
在外婆那本破旧而凌乱的相册里,一个虚掩着的角落,一沓满身折痕的粮票被轻柔地夹在书缝中,四个小巧的数字“1966”被岁月的**冲刷的模模糊糊。一旁宏伟的大桥更是被风风雨雨淋出了一片片黄斑,只有那三个端正而引人注目的红色大字“伍市斤”仍是那样庄重整洁。
大人们常说,粮票可是三十几年以前的“抢手货”。因为物资匮乏,买任何物品都需要凭票才能出钱购买,在当时,粮票虽然可以换成钱,但是用钱却很难换到粮票,粮票简直就成了生命的根基。
我疑惑不解,于是好奇地问外婆:“外婆,您以前既然买不到粮票,那该从哪里拿粮票来换粮食呢?
外婆摸摸我的头,眨眨眼睛告诉我,那时,中国政府会把定量的粮票发放到各单位和学校,大人一个月只能发到二十五斤米的粮票,学校每个月也只给每个学生发八斤米的粮票,而且还需要从这少之又少的粮票中省下一部分来换布票、鞋票等,食物非常紧张。
我看着那沓发黄的过期粮票,不禁不解的问:“外婆,你为什么要把这打粮票留下来啊?为什么不去在开放销售之前换成粮食呢?”
外婆笑眯眯的看着我,乐呵呵的`说:“这呀,还得归功于你那糊涂的外公,你妈妈12岁的时候,有人开始在江湖上流传,很快全国就不再需要用粮票了。我赶紧拿着粮票去粮店换粮,可是,你外公就是要说这传言一定是假的,一定要我把粮票存着。于是,这沓粮票,就又在这相册里躺了二十多年。”
但我对“老物件”情有独钟, “老物件”对我来说是如此的亲切, 它虽在我的眼前, 但又感觉很遥远, 它伴随着我渐渐长大。
少儿时期, 筐、锄、锹、镰刀等是家中的必备, 它们是全家人干活吃饭的家当。小车、大车, 只有生产队才会拥有, 谁家有一辆小推车也算是高档品了, 很多乡邻都要借用。那时一辆旧自行车是我们兄妹7人唯一的奢侈品, 我们常常为谁来骑车出门争来吵去。
凌晨只要醒来, 筐就压在父母的肩上, 占据了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那时只要拿上这些家当去干活才算是好孩子, 我们也就如此了。晚上大哥和我经常插着门子在屋子里偷着写写画画, 因为拿着画笔是不务正业的。
“老物件”虽然离我们越来越远, 但它历练了我们的人生与品质。也成了我创作的源泉。我常常陶醉在音乐中, 也为足球疯狂过。如今画笔成了我工作和走南闯北的好家当。
60年前,我的童年时代,家住南城牛街的一个小四合院里。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早起一睁眼看到的风景,就是院里的几户人家在生炉子。炉子是那种四爪着地的铁皮圆筒上面有个四方炉盘儿的“洋铁皮炉子”。生火时先在炉膛底部放上劈柴,引着以后再放煤球,然后用“拔火罐”拔上。等浓烟散去后,见到蓝火苗了,赶紧在炉眼儿里坐上一个水汆儿。水汆儿的水开了以后,用来洗脸、漱口刷牙、沏茶……在我的记忆里,家家户户每一天的日子都是从热腾腾的水汆儿开始的。
水汆儿,也叫汆子,是过去北京平民百姓家庭最常用的物件。《现代汉语词典》里有“汆子”词条:烧水用的薄铁筒,形状细长,可插入炉子的火口里,使水开得快。北京家庭常用的水汆儿,是根据“洋铁皮炉子”设计的,一般长20厘米左右,筒径六七厘米,下面封底,上面敞口处铆有一个长长的铁把儿,长短粗细放在这种炉子的炉眼儿里最合适了。
北京人爱喝茶,以茶待客也是北京人的老礼儿。在暖壶稀有的年代,家里来了客人,得现坐开水沏茶。如果用洋铁壶坐水,又慢又费火。而用水汆儿坐一汆儿水,几分钟就开了,方便快捷。所以,几乎家家都备有水汆儿。我们家是回族,老少几代都喜欢喝茶,水汆儿也就用的特费,使不了一年半载,往往底儿就漏了。这时可以到焊洋铁壶的摊上去换底儿,不过一换底儿就得截去一段筒边,水汆儿就短了一咕噜儿。再漏了只能换新的了。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家的水汆儿利用率非常高。奶奶有时拿它煮鸡蛋,夏天还用它熬山楂片水,加点白糖,放凉了给孩子们当饮料。
不仅北京城里人用水汆儿,郊区的农民也用。不过,农村很少有用“洋铁皮炉子”的,大多是在炕炉子上用。炕炉子是在炕沿下边中间,一个凹进去的洞下方砌的“地炉子”,既当灶又能烧炕。在著名作家浩然的小说《艳阳天》里,就曾写道:“锅里的水不是等着熬粥吗?等等汆子里的水热了再使不行吗?”小说对“汆子”的注解是“一种插在灶里的烧水用具”。可见郊区农村用的汆子与城里用的水汆儿是一样的。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北京开始用蜂窝煤取代煤球,“洋铁皮炉子”基本被淘汰,加之暖壶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水汆儿在人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如今,水汆儿承载着北京人的历史记忆,成为了收藏品。
水憋子
第一次见到这种白瓷水憋子是1975年。那时我在西南郊区的一家军工厂当工人,有一次和几个师兄弟去一位师傅家串门儿,见识了这个物件。当时在场的几个人,都知道它是暖被窝儿用的,但是叫不出它准确的名字。我们就叫它“暖被窝儿壶”。我一见到这东西,就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1970年我结婚后,住进工厂分配的一间由原来工棚改成的平房宿舍。一到冬天,四面透风,墙壁结冰,被窝儿冰凉梆硬。大人还好说,两个孩子可受不了。后来,经高人指点,从医院淘换来两个打完葡萄糖的水瓶子,每天晚上灌上热水给孩子暖被窝儿。如果有个这种专用的“暖被窝儿壶”,那岂不美哉。从师傅那打听到这“暖被窝儿壶”是从良乡一个土产商店买的,我立马儿骑车奔了良乡,喜滋滋地买回来一个。从那时一直用到1986年搬进楼房。现在,这“水憋子”也成了我个人的“收藏品”。
在元大都时期北京就出现了一种铜质的水憋子,其形状扁圆,里面灌进开水后,用来暖被窝儿。也可包上棉套,用来暖手焐脚。明清以后,渐渐出现了瓷质、锡质的水憋子,但仍属比较稀罕的物件,一般平民百姓家很少有。直至上世纪70年代后,这种白瓷水憋子的出现,才进入寻常百姓家。
后来,随着住楼房的人家越来越多,平房的取暖设施也越来越现代化,这种水憋子自然就退出了取暖品的行列,进入了收藏品市场。
烙铁和熨斗
烙铁和熨斗是一对儿孪生兄弟,它们的功能基本相同,都是过去北京百姓人家日常所用的物件。
烙铁头是锐三角形,上面有一个长长的铁把儿,都是实心的铸铁件,沉甸甸的。使用时把烙铁头放在炉火里烧热后,取出用来熨烫衣物。除日常家庭使用外,烙铁也是焊洋铁壶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像洋铁皮制作的水桶、水壶等,在敲打成型后,都要化锡焊缝。把烙铁头烧热后,把焊锡放在烙铁头上溶化,用溶化的锡水就可以焊缝了。时至今日,虽然改用了电烙铁,但仍是这样的工艺。
提起烙铁的用途,还曾有过不太光彩的历史,就是被用做刑具使用。《水浒传》里的林冲、杨志等好汉,被人陷害,成为“罪犯”,就曾被在脸上烙过“火印”。在现代很多影视作品里,也常见敌人常常用烧红的烙铁对付革命者,惨不忍睹,令人发指。
熨斗也被叫作烙铁,它的功能与烙铁一样,在炉火上加热后,用来熨烫衣物、布料。这种实心铸铁的熨斗,从民国以后比较流行,成为百姓家庭的日常用品。在我的记忆里,我童年时代家里就有这么个铁熨斗,一直用了好几十年。过去衣服少,如有一身儿像样的衣服就不错了。所以,有个串亲访友或什么出头露面的活动,都是头天晚上把衣服洗了,第二天一大早儿,现用熨斗把衣服熨烫板正了再穿。熨衣服是个技术活,还得细心。我经常看到母亲在熨衣服前,先用半湿的毛巾放在要熨烫的衣服上,烧热了熨斗后,拿起来靠近自己的脸试一试温度,感觉合适了,这才开始熨烫衣服。
熨斗的历史很悠久,据史料记载,我国从汉代就有了用青铜铸的熨斗,其形状如一个长柄平底锅,使用时把烧红的木炭放在锅里,待底部热烫后即可熨衣物。宋代大诗人苏轼在《四时词·秋》里,也写到过熨斗:“象床素手熨寒衣,烁烁风灯动华屋。”
油纸伞
伞的功能主要是用来遮避风雨,故习称雨伞。伞的发明也与风雨有关。传说:春秋时期,鲁班外出做木匠活,常常遭遇风雨,到“风雨亭”避雨。鲁班的妻子云氏受其启发,就“劈竹为条,蒙以兽皮”,做了个“收拢如棍,张开如盖”的活动“小亭子”,给鲁班作避雨之具。这就是伞的雏形,距今已有近三千年历史了。伞的发明权属于鲁班夫妻,所以,制伞人都供奉鲁班为“巧圣先师”。 在“巧圣先师”的牌位旁,还挂一副对联:“一竿树立拓天空;片片弥逢遮雨露”。后来,经过不断地改进,随着纸的发明问世,这种竹制的“油纸伞”就成为百姓日常所用之物件,流行千年。
油纸伞的制作有一百多道工序,已形成传统的手工工艺。以竹子做伞柄和伞骨,在骨架上蒙褙扇形棉纸伞面,待完全干透后,再涂上桐油。桐油不仅有防水的功能,也使伞面透明亮丽。旧时,老北京人家糊窗户纸,也多有刷桐油的,既能防风雨又显得格外亮堂。在改革开放之前,最常见的就是这种紫红色的油纸伞。直到上世纪的80年代初,才有“倒儿爷”从南方倒来金属骨架的各式折叠伞,一时成为北京市场的抢手货,渐而取代了油纸伞。流行了千百年来油纸伞,无可奈何花落去,在人们的视野里渐行渐远。
长期以来,油纸伞不仅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也成为文学艺术用来表达情感的载体。中国传统经典戏曲《白蛇传》,有《游湖借伞》一折,经常作为折子戏演出。《游湖借伞》表现的是许仙清明节扫墓归来,游西湖时与白蛇、青蛇仙化的二少女相逢,许仙和白娘子互生爱慕。二人依依惜别时,突降风雨,许仙将一把油纸伞借给白娘子,由此演绎出一段家喻户晓、惊心动魄地爱情故事。著名诗人戴望舒《雨巷》中的诗句;“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风雨中撑一把油纸伞,独自彷徨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文革中,刘春华创作的风靡一时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画面中年轻的毛泽东迎着欲来的风雨,手里就是握着一把油纸伞,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征程。至于中国各民族的戏曲、歌舞里,用伞来表现多彩多姿的生活,更是不胜枚举。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进步,伞的应用功能越来越广泛。由原来单纯遮避风雨的油纸伞,衍生出了降落伞、滑翔伞,动力伞、遮阳伞、工艺伞,以及花样繁多的各种民用伞等庞大的伞的家族。如今,走在雨中的大街上,可
见各式各样的伞百花齐放,但再想一睹这种油纸伞恐怕是不易了。
补袜板儿
2010年10月,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浩然正气满乾坤——中国廉政文物精华展》上,展品中有警卫员为周恩来总理补袜子用的一个补袜板儿。这个补袜板儿经历了战争年代,从西柏坡带到了北京中南海,一直用到周总理逝世。一个国家的总理还要穿补过的袜子,人们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朴素的作风充满了敬意。许多年轻人没有见过这种补袜板儿,感到新鲜和好奇。
补袜板儿,顾名思义是用来补袜子的专使工具。其构造是一个木制的鞋型,将要补的袜子套在补袜板儿上,这样穿针引线非常方便,也使袜子补得平展舒适。衣帽鞋袜是男女老幼、一年四季必不可少的装束。而裹在鞋内,踩在脚下的袜子是最易破损的了。因此,补袜子也就成为过去百姓人家日常的针线活。补袜板儿基本上是家家必备。人类自从有了穿鞋的历史,与之相配套的袜子也就诞生了。在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中,就曾出土了两双用绢缝制的夹袜子。可见,中国袜子的历史至少已有两千多年了。补袜板儿的历史肯定也很悠久了。
古时称袜子为“足衣”、“足袋”,都是以棉布或绢缝制。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通劳动人民大多还是穿棉布缝制的袜子。人们把棉线织的袜子叫“洋袜子”。 棉线袜子透气性好,穿着舒服,但是不耐磨,没有棉布袜子结实,而且价格不菲,一双棉线袜子的价格一元钱左右,一般人穿不起。当时,一斤羊肉才7毛1分钱;一斤白面是1毛8分4。
解放前,在北京的城门洞和街头,聚集着一些“缝穷”的妇女,她们备有补袜板儿和碎布头儿,专门给卖苦力的男人补袜子。对许多家庭妇女来说,缝制布袜子和补袜子已经不是一项单纯的针线活,而是用来表达感情色彩和显露“女红”手艺高低的机会。特别是在农村,不管是生人熟客,都是脱鞋上炕盘腿而坐,袜子自然就暴露无遗,从袜子上可以看到女主人持家的生平及女红手艺如何了。所以,有些心灵手巧的妇女,把一双袜子缝补得像工艺品一样精致,又结实又美观。这往往就能受到人们的称赞。
从上世纪70年代后,尼龙袜子渐渐兴起,取代了传统的棉布和棉线袜子,成为人们的新宠。尼龙袜子虽然价格较贵,而且透气性、吸湿性差,但因其结实耐用、弹性好、花色品种多、久穿不破而免除了补袜子之累,所以还是颇受大众的欢迎。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日趋繁荣,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琳琅满目的各种袜子已经成为普通的大众消费品,补袜子已成为老人们的记忆。补袜板儿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为收藏品。
竹编保温瓶
北京人称保温瓶为暖瓶、暖壶。现在是家家户户的必备用品,品种和样式也是琳琅满目、五彩缤纷。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暖瓶却是稀罕物,趁(chen)把暖瓶的人家不是很多。除少数人家有那种洋铁皮外壳的暖瓶外,常见的是一种竹编外壳的暖瓶。
还有一种大口径的竹编保温瓶,是专供卖冰棍使用的,所以人们也叫它冰棍壶。在没有冰柜的年代,冰棍壶就是保存冰棍最先进的器物了。无论是摆摊儿的还是走街串胡同的小贩,卖冰棍时必备几个这种冰棍壶。把码好冰棍的冰棍壶放在一个白色木箱内,蒙上厚厚的棉被,再盖上活动的木盖儿。这样才能保证冰棍在较长的时间里不软不化。孩子们买了冰棍后,都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舔嘬,所以也不容易化。现在,这种冰棍壶在城市里已经难得一见了。只有在偏僻的乡村,偶尔有骑自行车串村卖冰棍的小贩,还在使用。
保温瓶是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杜瓦爵士于1892年发明的,历史不过一百多年。上世纪20年代初期,上海建立了一些小型保温瓶厂,但产量很少,价格昂贵,只能供给少数豪门大户。直到1960年,全国保温瓶的产量也不过一千多万只,供不应求,各地都是“凭票”购买。那时有人结婚,如果送一个暖瓶,比现如今送个冰箱还珍贵。1964年,北京才有一家制帽厂改造的保温瓶厂,生产出“鹿牌”保温瓶,一经上市便成抢手货。此后,北京的暖瓶供应才渐渐有所好转。
外婆的家中有一种奇怪的桌子,黄色的桌面,黑色的铁支架,下面还有一个铁制的踏板,边上还有一个大大的圆盘,踩动踏板这个圆盘还会转动呢,可好玩了。到今天,我才知道,这个奇怪的桌子原来是一台老式的缝纫机。打开缝纫机,只见它黑色的机身上面还镶刻着金色的美丽花纹,金光灿灿,十分华丽,边上还有一个银色的转盘,周围还有些小零件,上面穿梭着几条线,最搞笑的是外婆还给它穿着一件咖啡色的衣服呢,看得出外婆十分珍惜它。
听外婆说在妈妈和阿姨还小的时候,外婆就常常脚踏着踏板,手划过转盘,“嗒、嗒、嗒”地摆弄着缝纫机,给妈妈她们做衣服、补衣服。可以说这台缝纫机是外婆家的宝贝,每次用完都要精心擦拭一遍,再把缝纫机放进去,最后盖上布。
有一次,缝纫机不知为什么坏了,可把外婆急坏了。因为平时妈妈和阿姨常会好奇的去摆弄,所以外婆认为是妈妈和阿姨玩坏的。外婆十分生气,要打妈妈和阿姨,还好最后外公找来了一个老师傅,修好了缝纫机,不然妈妈和阿姨这次就真的危险了。
这是一个用香樟木做成的葫芦,在月光下,葫芦发出了非常纯净的香气。几条细细的木纹像瀑布一样滚落下来,葫芦底面是一道非常粗的黑木纹,细数葫芦的年轮,有近百道,也许在成为这个葫芦之前,这棵香樟树活了近百岁。它挂在外公家的门框上,已经有许多年头啦,但它的香气依旧。望着葫芦,我不由陷入了遐想。
这棵香樟树也许曾生活在山后的树林里,它那浓郁的香气弥漫整片森林,它是怎么度过这百岁的时光呢?春天,它沐浴着细雨,挺着身子屹立在山腰间;夏天,小鸟站在它的肩头为它歌唱;秋天,百花在它的脚下露出一个个笑脸;冬天,冻雨淋在它的身体上,给它洗了一个冷水澡。人生就像这香樟树一样,要经历无数的风霜雪雨,即使在艰苦中也要保持挺拔的姿态。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于古人们而言,蓑衣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件必需品。跨过千年时光的浅流,我仿佛看见小孩子穿着蓑衣奔驰过田野,溅起点点泥渍;农人们穿着蓑衣,坐在田埂上,嘴里叼着一根烟,云淡风轻;一对男女并肩走在阡陌边,穿着蓑衣,在朦胧的雨季,情意绵长。雨把一条街下空了,街边瞎子的胡琴也停了,连忙穿上蓑衣,摸索着前方的路,渐行渐远。
那时候,手艺人还很受欢迎,每每出去游街串巷,总能卖出不少件蓑衣,邻里邻外的也就因此而熟识了。
但,不知几时起,蓑衣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鲜少被人们所提及。
后来,它又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里,却是在城市的一隅,在那灯红酒绿里,成为了人们的消遣。有人再次穿起它,却只是出于好奇、娱乐,或是一种新的“时尚”。
也有人缅怀过去,提出将它放在博物馆里,也许这一想法会被实现,毕竟它曾经有着赫赫功绩,但没人能预知那一刻将会在何时到来?也许是明天,也许在那遥遥无期的未来……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在山东诸城街头,袁增海开着车,跟记者聊起当地的人文风土,兴之所至,他把车速放慢,吟起《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千古词作正是苏轼在诸城任知州时所作,那时诸城叫密州。于是,袁增海又吟诵起《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淋漓酣畅,瞬时被拽进豪放词境中,如借来了千年前东坡居士手中的酒。
不过,袁增海是滴酒不沾的。作为当地的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社区两委成员、中华袁氏宗亲联谊会山东区联络人,他每天有忙不完的公共事务,喝酒误事,何况他觉得酒真的不好喝。每逢晚上有酒场,除了确有必要的他都推掉。袁增海很重视亲情,跟一家老小喝碗棒子面粥更舒坦,何况,他有比喝酒微醺感觉更美的事要做。
吃罢晚饭,稍稍休息,袁增海就钻进了自己的工作室。这是一个三百多平米的空间,看上去更像一个杂货铺,里面摆着各种老物件:老农具,老收音机,老唱机,老纺车……3000余件,杂,而不乱,各有各的位置。
袁增海像宝贝一样稀罕着这一屋子的玩意儿,每一件都有几十年的历史,有的甚至上百年,都曾经是老百姓日常见得到用得上的,但随着时代巨变,又早已远离人们视线。
淘换这些老物件,袁增海花了二三十年工夫。每一件,他都记得是怎样走进自己家门的。来历有些芜杂,有从老乡家买来的,有从废品收购站淘来的,有亲友送来的,也有从路边水沟里捡回来的……
老物件实在太多,两个房间都快装不下了,灰尘自然会有。青灯之下,袁增海拿起一把茶壶,轻轻掸落灰尘,在掌心摩挲着。一股股愉悦感流淌在袁增海心头,这种精神享受,在袁增海看来,金不换。
或许白天的生活是嘈乱的、浮躁的,每当夜幕降临,袁增海就进入了一个沉静的世界,擦拭老物件,与历史对话。这些老物件问世时,人们还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今天只干今天的事,今天干不完,没关系,明天还可以继续,唯一的要求是“做好”。抚触这些老物件,摸到雕刻柔和的纹路,找到精巧的机关,袁增海看到了老匠人的用心、踏实、敬业,“或许,百年之前,就是哪一位不知名的老人,在暖暖的阳光下,一点一点地凿出了这朵精美小花,老一辈人做东西,是真的用心在做。”
东北角是放秤杆子的位置,大大小小十多件,都是老秤。袁增海敢跟人打赌,这些秤都是足斤足两的。老秤用的是16进制,16两为一斤,秤杆上有16个刻度,有意思的也正在这标示刻度的铜星上。其中7颗星代表北斗七星,6颗星代表南斗六星,还余3颗,分别代表福禄寿三星。拿这种秤做买卖,商贩不敢造次,少一两即为“损福”,少二两即为“少禄”,少三两即为“折寿”。“折掉福禄寿,可不是个玩笑,谁会不想要福禄寿呢?”对每一位来访的客人,袁增海都会讲讲这个典故。现在的年轻人见到最多的是电子秤,或者十两为一斤的公斤秤,已没有故事可讲。
做点儿有意思的事,这是家风
其实,所谓的“工作室”本是袁增海的两间仓库。袁增海的本职工作是这个厂子的老板,生产焊接材料。
生意做得不大,但让自家人过上舒坦日子,再让十来个工人也过上舒坦日子,还是没问题的。凡事求稳性格的袁增海也不想把生意做大,多年来,他的业余时间都在公共事务和收藏老物件这两件事上。厂子里的日常管理,都交给了妻子。
在平常人看来,这有些不务正业了。但老袁家的人不这样看,反而是支持的。袁增海的父亲对于儿子着迷收藏老物件,很是自豪,“人不能光为了钱活着,得做点有意思的事,这是我们的家风。”
老爷子爱收藏,小时候入手过一把青铜剑,可惜14岁那年被家人给卖了。最伤心的是16岁那年家乡发大水,把所有的宝贝都给冲跑了。跟洪水一起跑掉的还有老爷子的爷爷收藏的上百个印章,曾经几十年都高高地放置在一个宝贝专用木架上,只在无事无非时拿下细细端详,摩挲,品味。
好看好玩能当饭吃,这对于有些人来说,一点都不荒谬,那是一种精神食粮。
老物件留住乡愁,留住记忆,留住历史
袁增海收藏老物件二三十年了,但一直仅仅限于自己喜欢,陈酿藏于深巷,直到去年,被诸城市文化部门的人知道了。他这才知道,这正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让居民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属于“乡村记忆工程”。
于是,去年袁增海把散落在厂房角角落落的老物件集起来,分为生产用具、生活用具、文字资料和具器等几个展室,免费对外开放。
于是,记者来了,同道中人慕名来了,学生跟着老师来了……
2016年7月5日,诸城市教育局“舜王街道家庭学习中心点”在这里挂牌成立,是诸城首家。
本来仅仅是自己的个人爱好,现在倒做成了一件有益社会的事,无心插柳柳成荫。袁增海不想让人以为他此前多有雄心,“这只是巧了”,别人喜欢倒也是一件乐事,善事。
有人会在这里寻到记忆,寻到根,也有人会把记忆寄放在这里,讲给后人听。
袁增海一个朋友的父亲,做了一辈子木工活儿,是远近闻名的木匠。行内人都知道,木匠的工具都是自己做,每个木匠的工具都不一样,活儿越精细,用的工具就越多,从一个木匠用的工具上就能看出这个木匠有多大本事。普通的木匠有二三十件工具就已足够,而这位老爷子有上百件。老爷子去世后,一大箱子工具一直留着,丢了又是万万不能的。朋友知道袁增海开了民俗记忆馆后,送了过来。但有个条件,不能跟别人的混了,要找一个“单间”。后来,这位朋友经常带孩子来看看,跟孩子们讲爷爷的故事,让孩子们知道,自己有个多么了不起的当木匠的爷爷。
睹物思人情更切,没了实物,或许情感也变得有些缥缈了,甚至会渐渐地消逝。虽然袁增海一再谦逊地说,这仅仅是个人爱好,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也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那就是为这些老物件找了一个不错的归宿。
抢救的功德
到诸城找袁增海不难,只要能找到任何一个收废品的小贩就可以了,没有人不认识他。他也因此而出名,潍坊市再生资源利用体系的领导专门设立了“老物件收集保护委员会”,里面只有一个人,就是袁增海。
想想真是惊心动魄,本来走在灰飞烟灭的路上,突然被袁增海抢救了回来,又被奉为上宾。很多物件在刚到“家”时,是残缺的,袁增海会花几个晚上修缮好。修缮老水车、老播种机、老电影机……袁增海形容是“很简单”,虽然在平常人看来无从下手。
他有这种头脑,随便一样东西,放到他面前,看几分钟,就明白了其中的原理,修缮工作就开始了。
修缮老物件,怎样才能看明白其中的构造原理?袁增海的窍门是,进入它,成为它,如果我是它,会怎样运转,于是让它恢复原貌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青灯之下,袁增海一个人,进入了工作室。那一刻,他成了老物件的主人,成了一个只专注于手上活计的老匠人。
那一刻,袁增海是幸福的。他对幸福的定义是:一个人有能力、有精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就是幸福的。
在越来越多的人涌来参观他收藏的展品后,在看到那么多人睹物生情后,袁增海渐渐悟到自己做这件事背后的意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件件老物件,承载的是当地农耕文化的根,民俗的根。“我收藏了,就要保护好它,不能让它遭受丁点破坏。有些老物件也许在世上已成孤品了,要是毁在我手里,那我就成了历史的罪人了。”袁增海如是说。
曾经有群孩子在一个切草喂牛的铡刀前聚集,一个说,“这就是杀害刘胡兰用的铡”。 袁增海觉得这是我们传统教育的缺失,怪不得孩子,孩子从来没能在影视剧中看到过铡刀铡草,而电视电脑又是现在孩子接触世界的主要方式。
袁增海要给孩子们补上这一课。
以后条件具备,袁增海打算尽量把老物件实景展示,比如挖口深井,把老水车装上,老耘锄、老犁铧使上,让摆在展室的老物件重新焕发生机,让更多的孩子知道自己的祖辈是怎样生活的,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一个有根的人,一个知道家乡历史的人,才会活得更踏实、自在。
(感谢诸城市妇联对本次采访的大力支持!)
曾经儿时回乡,奶奶老屋子的角落里,摆着个老式的缝纫机:红木般的桌子上,摆着生锈褪色的缝纫机,桌子下是那锈铜踏板。奶奶总是坐在它跟前,缝着什么,那古铜锈铁的踏板便跟着叫着吱呀刺耳的声音。让人厌烦。
那次,我顽皮地跑出去疯,玩得一身破破烂烂的回来。奶奶看见了,笑着拿走了我破烂的衣服,坐在了缝纫机的跟前,开始缝纫。黄昏温柔地照射在那锈铜的缝纫机上,仿佛镀上一层金,坠落的太阳懒懒地沉下,散着如灯笼般柔亮的红光。晚风拂起,吹起了奶奶银灰的发丝。我趴在跟前,看着奶奶。奶奶轻踩着踏板,踏板如同儿时熟睡的摇篮,轻缓温柔地摇着,轻轻发出咿咿呀呀的叫声,仿佛是母亲唱歌般温馨的摇篮曲。叫声似乎没那么讨厌了。
缝纫机随着踏声,一针针穿进衣布里,犹如那俏皮的啄木鸟,哒哒哒地啄着,拼接起那破碎的衣服。奶奶缝纫着,轻柔的余晖映在她脸庞上,柔软而温馨。
我歪着头望着缝纫机,问:‘奶奶什么时候教我用这个呀?’奶奶笑着,如十里春风,道:‘等你长大后。’那缝纫机拉着细细丝线,编制了儿时的梦。那个黄昏,奶奶慈祥的身影,会唱歌缝纫的机器,留在了记忆里。
那次过后回城,我再也没见过那古铜老旧的缝纫机,没学会那轻踩踏板就能缝衣服的缝纫机,也再没见过奶奶。慈祥如沐浴清风的笑容虽没有包裹我的心,可那记忆却不会忘却。
黄昏,起风了。
我有一个老物件,它是一直外形是鲨鱼的玩偶,它有一身蓝色的外衣,肚子是白色的。血盆大口里有两排棉布做的牙齿。还可以把一只手伸进她的口里,一手从尾部下的肚子伸进(它的肚子是空的),可以取暖。
别人看到它,都说它可爱好看,可我看到它,心里却不是什么滋味。
说起它,还得从我的一个老朋友说起。在以前,我们非常要好。记得我暑假去我爸工作的地方、时差比中国晚了六个小时。当我刚刚起床,中国已是正午;当我们这边刚刚夜幕降临,中国都已经是深夜了。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从白天聊到黑夜,已是从深夜聊到白天。兴致勃勃的计划着,等我回来,我们去哪里玩,什么时候把作业解决,一起到哪里上补习班……那段时光虽然我们不能相见,但却比任何时候都快乐。
一次,我生日前夕,一起逛街,看到这玩偶,十分喜爱,但太贵了,没有带多少钱,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到我过生日时,她给了我这玩偶,我十分惊喜。
跟她交往,什么心事都可以跟她说、她会帮我排忧解难;她有什么麻烦也都来找我,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她解决。聊八卦时我们一起哈哈大笑;谈挫折时我们一起放声大哭;骂“敌人”时我们一起怒发冲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她上了不同的.初中,联系也渐渐少了,微信里我们也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看着她朋友圈里和她初中同学的照片,露出灿烂的笑容,不禁一阵苦笑:她可能把我这老朋友忘了吧。
爷爷曾经是个修理匠,全村的村民凡是东西坏了都会来找爷爷。即使有的坏的面目全非的东西,到了爷爷的手里都会焕然一新。那双乳白色的手套是爷爷最亲密的战友,他跟了爷爷大半辈子,又和爷爷一起慢慢变老。曾经的他和爷爷一样风光无限,是村子里的红人,爷爷对他爱护有加。在那个青黄不接的年代,他享受了太多的荣誉。可是现在时代变了,日子都变得富裕了,人们已经很少来修东西了,坏了就直接扔了,不要了。
他和爷爷一样退休了。在时光的磨练下,他已经变得锈迹斑斑,还破了一个洞,可是爷爷是舍不得扔,总是还戴着他在村里闲逛,回忆着曾经的点点滴滴。爷爷也总是对他讲话,回忆着曾经的故事。爷爷常常坐在小板凳上紧盯着这双破旧的手套,看着看看竟然入了神,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有时候,爷爷也会流露出笑容,感觉很满足很幸福的样子……
虽然爷爷已经拥有了新的手套,可每当为数不多的时候,有人来修东西,爷爷还是习惯带着他原来的手套,利索地修着东西一脸享受,眼前可能尽是自己年轻时的样子。干着干着,竟放慢了动作,一遍又一遍的检查早已修好的东西,眼神透露出不舍。可是有一天,手套竟然不见了,爷爷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找了不知道多久,终于在桌子后面找到了。找到手套后,爷爷竟然偷偷的抱着手套哭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爷爷强忍着不哭,但我相信爷爷对手套的珍爱,是泪水永远也表达不了的。
那件风衣,边缘是灰色的,里外共五个兜,还配了顶帽子。妈妈虽说身体素质好,但也耐不住西安的冬天。正是这件风衣,让她不畏风雪,克服从小一直阻碍她的心理障碍,当上了总经理。
八岁那年夏天,我想看雪,妈妈把我小时候在西安玩雪的照片拿给我看。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一张张照片,突然,我拿出一张照片,跑到衣柜前,翻出了妈妈的老风衣。
我问道:“妈妈,你当时就是穿着这件衣服照的,对不对?”
妈妈笑了笑:“是啊!这衣服比你还大呢,都十多岁了!”
当时我惊讶极了,总觉得我应该比它大,但原因却说不上来。
又过了两年,我两年前的衣服都已绷得紧紧的,受我嫌弃,但妈妈的风衣却依旧合身。
一次,我上完课正准备往回走。突然狂风暴起,雷雨骤至。我试图跑回家,又被雨逼了回来。我只好躲在屋檐下倚墙慢行。
突然,听见有人叫道:“大宝,别走啦!”
我朝声音的方向一望,见妈妈骑着自行车,穿着风衣冒雨而来。她一脸焦急,不停地挥手。到我身边后,她迅速地交给我一把伞,我立即上车。她等我坐好后,立刻骑走。妈妈不让我给她打伞,以免挡她视线。
在途中,我没淋到几滴雨。当我们到家了,妈妈一回头,我发现她满眼镜的雨滴,我眼睛一红,幸好光线极暗,妈妈没有发现。
“神尔天才”是妈妈在20xx年我3岁时花了3000元买来的。神尔天才这个品牌中,“神尔”出自《诗经·小雅》“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就是说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爱好正直的德行,天地就会赐予巨大的幸福。神尔天才便是如此不厌其烦地为我讲故事,放音乐,也得到了幸福——我的喜爱。
神尔天才讲的、放的都是经典:中国古典天籁、莎士比亚英文名著、经典国学教材、德育故事、童话故事、百科知识及铃木左右脑全能音乐等等,而且是由中华教育研究会启用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及脑科学等上百位国际教育专家依据孩子成长规律,历时5年挑选研制而成的。从说明书上读到这些和其他一些介绍时,我感到欣喜若狂。
所以,在我家已有七年历史的“老宝贝”神尔天才听读机被我“奉为上宾”。
而且他是我小时候的好伙伴。我几乎将里面的故事、歌曲听完了,一遍,两遍,不知听了多少遍,许多都能背下来了。其中一首我最喜欢的歌曲《我最棒》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比如一些歌词“……不管山有多高,不管路有多长,我们信心要坚强……勇敢学习不放弃,达到一个新天地……”就常常激励着我,这首歌让我受益匪浅。
神尔天才听读机,是妈妈送给我的礼物中,最让我喜爱的一个。它见证了我幼年时期的快乐学习与成长,承载着我对国学经典的喜爱之心,饱含了妈妈对我教育成长的关爱之情,给我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更见证着我们生活在新中国新时代,沐浴在祖国阳光雨露下的幸福生活。
小时候,我就赤着脚丫子跟着公公在稻田里割稻,公公怕我割着手,不允许我拿镰刀,我就只看着眼前的这把镰刀迅速地在每一簇稻草上掠过,留下的便是一桩桩齐整的稻茬。木制的柄,但已经被公公的手握出了凹凸不平的印记,月儿一样的头,刀刃锋利的泛着银光。夕阳的橘黄照着他们额上的汗珠,映在他们充满着丰收喜悦的脸上。
时代变迁,机械化的生产方式渐渐地将镰刀淘汰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先进的打谷机,我再也没有拿过那把镰刀,只是远远的看着谷子壳漫天飞舞。公公和谐的在田里一边和我有说有笑,一边劳作着,这就是属于他的幸福生活,也许这就是劳动者的快乐时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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