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倾销（通用8篇）
从苹果汁案例看成功应对反倾销指控的竞争情报因素 [论文关键词]竞争情报 产业竞争情报 反倾销 案例 国际竞争 产业安全 [论文摘要]从竞争情报的基本过程、竞争情报的功能、单体涉案企业需要的外部支持三个视角以及竞争情报需求、信息收集、信息分析、早期预警功能、环境监视与竞争对手跟踪功能、决策支持功能、建立应对反倾销指控组织机构需要的支持、将决策转化为行动并实现预期目标需要的支持等多个方面，对中国苹果汁企业成功应对美国反倾销诉讼案件进行解析，得出结论和启示。1 引言 竞争情报工作者开展理论研究时，如果仅仅关注那些打着竞争情报旗号的领域和文献，其研究必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反之，将研究视野扩展至那些没有竞争情报之名，却有竞争情报之实的领域，则往往别有洞天，顿有天开地阔、跃升到新一重境界之感。国际贸易战中的很多事例就属这种情形，其中，2003年3月结案的中国苹果汁企业应对美国反倾销指控诉讼案件(本文简称“苹果汁案例”)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这是一个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争端的经典案例，从竞争情报理论角度看，也是一个竞争情报发挥作用的绝佳案例。中国苹果汁企业应对美国反倾销指控诉讼案件前后持续了5年时间，由于此案以中方彻底胜利而告终，更由于中国苹果汁企业状告美国商务部并胜诉等让国人倍感扬眉吐气的情节，国内众多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内容较为详尽的代表性文献有“我国浓缩苹果汁应对美国反倾销案启示录(上)、(下)”以及“苹果汁反倾销案”等。本文仅从竞争情报视角对此案例进行解析。主要从竞争情报的基本过程、竞争情报发挥的功能、单体涉案企业需要的外部竞争情报支持三个视角进行考察。2 从竞争情报基本过程的角度考察 2.1 涉案企业对竞争情报的需求 本案中，中国苹果汁应诉企业能够获得彻底胜诉的首要原因是坚决应诉，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打这场国际官司，而且，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从竞争情报需求角度看，中国苹果汁企业决定应诉意味着已经将应对反倾销指控作为企业最紧迫的、最优先的、最重大的关键竞争情报课题(Key Intelli—gence Topics，KITs)，企业的竞争情报功能得以迅速激活，竞争情报资源得以迅速动员，竞争情报工作目标、范围和任务得以迅速锁定，参加应诉的多家企业在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协调下迅速形成了一致对外的竞争情报协作联合体。另一方面，中国苹果汁企业决定应诉，将应对反倾销指控作为关键竞争情报课题，这些企业的老总们自然成为大力支持开展竞争情报工作的“保护神”(Champions)。从竞争情报理论角度看，形成了任务明确、有组织机制与人员经费保障的竞争情报团队(CI Team)。这些为后续的竞争情报收集分析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2 信息收集 本案中，中国苹果汁应诉企业能够彻底获胜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方面高质量的信息收集工作。这些信息收集工作既包括关于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政策、法规、程序、相关案例之类的资料，也包括应对美方调查的应诉企业之生产成本、生产经营数据，还从苹果汁案例看成功应对反倾销指控的竞争情报因素包括针对美国指控方辩点的相关数据，如相关年份美国苹果汁市场数据，中国、阿根廷、智利、德国、匈牙利五大主要进口国产量、价格、进口数据及其真实构成等。在双方关于替代国选取、替代国价格成本测算之争中，由于中方及中方律师通过实地调查收集到了有利于我方的证据，迫使美国商务部接受了我方的建议。由于高质量的信息收集工作，我方数据翔实、说服有力，而美国指控方则相形见绌。信息收集工作成为中国应诉企业获胜的重要保障。2.3 信息分析 反倾销诉讼是一个控辩双方高度对抗的智谋比拼过程，控辩双方要连续多轮“对簿公堂”。控辩双方在“对簿公堂”——法庭控辩过程中的表现是影响裁决结果的关键。而出庭之前的信息分析质量决定了法庭上的表现。高质量的信息分析能够帮助企业形成合适的应诉策略、帮助企业找出控方的错误和漏洞，利用规则据理力争，在抗辩中击败对手。在苹果汁案例中，正是由于高质量的信息分析工作，中国苹果汁涉案企业才敢于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奋起应诉。也正是高质量的信息分析工作，中国应诉企业才能在法庭上提出真实、详实的数据，据理力争，使美国商务部的初裁结果明显低于起诉方的要求。也正是高质量的信息分析工作，中国应诉企业没有中途放弃，而是坚持抗辩。面对美国商务部的仲裁结果，国内很多参加应诉的人认为已经取得了胜利，可以开香槟庆祝了。李中柯、张志彪能力排众议，决不接受美国商务部的终裁结果，决定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起诉美国商务部，并在起诉美国商务部的申诉书中确定了替代国的选取、替代价格的选取、一般管理费用比率的计算、煤价格以及运输成本等5个关键辨点，使中国应诉企业告倒了美国商务部、取得彻底的胜利，也是精心进行信息分析的结果。3 从竞争情报发挥的功能角度考察 3.1 早期预警功能 中国苹果汁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能够获得彻底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企业及早获悉了美国苹果汁行业将要提起反倾销动议的信息，使中国抢在美国商务部立案之前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并非低于成本倾销，并采取了系列针对性行动。中国企业在第一时间获知这一信息的过程颇有戏剧性： 1998年8月，美国苹果汁协会举行了一次普通会议，当时唯一的中国会员单位——陕西海升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亮代表参会。会议途中，高亮被“请”了出去，剩下的人关门继续开会。高亮感觉不妙，四处打探消息后终于得知，他们要酝酿对中国浓缩苹果汁提起反倾销调查。高亮深感问题严重，马上通过越洋电话向陕西省政府作了汇报。接到海升公司的信息后，陕西省政府立即开始行动，并迅速向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汇报了情况。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通过相关渠道很快核实了信息的准确性，遂迅速开始了应诉企业动员及相关准备工作。竞争情报理论研究表明，能够获取处于萌芽状态的、先兆性的“虚软信息”，是竞争情报能够预警的本质。中国苹果汁行业恰巧在美国苹果汁行业酝酿对我发起反倾销诉讼时就在第一时间获知了这从苹果汁案例看成功应对反倾销指控的竞争情报因素一信息。为迅速开展信息收集、信息分析、对策研究、应诉企业动员与协调、寻找合适的律师等工作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从而为我方最终胜诉奠定了基础。3.2 环境监视与竞争对手跟踪功能 中国苹果汁行业获知美国苹果汁行业将要提起反倾销诉讼信息后，特别是在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的动员协调下决定应诉之后，迅速部署了对起诉方美国苹果汁协会及其代表的8家企业、此案的仲裁方美国商务部的监测跟踪工作，并安排专人负责跟踪美国苹果汁行业近期的重要变化，启动国内国外两支队伍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并随时汇报。从竞争情报角度看，这是启动了环境监测与竞争对手跟踪功能。此举可使我方随时了解美方的动向，正确应对，获得主动，为最后胜诉提供保障。3.3 决策支持功能 我方从第一时间获知美国苹果汁企业将要提起反倾销诉讼，到此案尘埃落定，前后持续近5年时间，先后遇到多次重大战略决策问题，例如：面对美方的指控，我们是否应诉?面对美国商务部明显低于起诉方税率要求的初裁结果，是继续抗争，还是妥协与诉方谈判中止协议?当面对美国商务部明显对我不公平的终裁结果，如不接受，是否敢于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状告美国商务部?对于美国商务部仍有明显不公的修改终裁结果，是否抗辩到底?…… 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正确决策是我国苹果汁应诉企业最终能够获得彻底胜利的根本保障，对案例过程的深入分析表明，高水平的竞争情报工作毫无例外地为每一项重大战略提供了决策支持。如，在对待是否应诉的问题上，国内苹果汁企业界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放弃应诉；另一种是坚决应诉。即使是放弃应诉的意见，也是能列举出许多“颇有道理”的理由呢!例如，国内官司都打不赢，打国际官司能打赢?聘请的美国律师开价3 000万人民币，除了支付律师费还要企业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值得吗?…… 应诉带头人李中柯、张志彪、高亮等之所以能够驳倒这些貌似合理的意见，使国内苹果汁企业下决心应诉，在于他们掌握大量信息，通过深入分析信息，对是否应诉的利弊、风险、机会、投入产出、国家大账与企业小账等关系有着独到的、深刻的理解。从竞争情报角度看，正是远超常人的竞争情报能力帮助李中柯、张志彪、高亮们义无反顾、智勇兼备，带领国内企业决心应诉到底，并取得最后的彻底胜利。4 从单体涉案企业需要的外部竞争情报支持角度考察 4.1 建立应对反倾销指控组织机构需要的支持 竞争情报理论研究表明，实现特定的竞争情报功能，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是基本保障。对中国苹果汁企业来说，应对美方的反倾销指控是应对一场有别于国内市场企业间诉讼纠纷的特殊危机。这场危机的特殊之处在于，美方针对的不是某个企业，而是中国苹果汁产业全体，影响巨大；涉案企业一旦败诉，将面临灾难性后果，中国所有苹果汁企业都将彻底失去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苹果汁市场，多年的努力化为乌有；此类指控为涉外诉讼，交涉应诉过程的工作语言为英语，要求提供的数据资料文件等也全是英文，我国应诉企业进行准备的时间有限，任务十分紧从苹果汁案例看成功应对反倾销指控的竞争情报因素迫。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单体企业孤军奋战应对美方指控，不但过程会异常艰难，而且胜算也大为降低。解决这场特殊危机，需要实现早期预警、环境监视与竞争对手跟踪、决策支持等竞争情报功能，需要建立超越单体企业的、能代表中国苹果汁产业界的应诉组织机构。单体企业需要与其他同行企业、行业协会、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一道，组成应诉共同体，据此形成以应对这场危机为目标的竞争情报组织机构，为实现相应的竞争情报功能奠定基础。4.2 单体企业开展产业竞争情报收集需要的支持 苹果汁案例表明，中美之间的争端主要是在产业层次进行的，因此，应对美方的反倾销指控，取得最后的胜利，需高度倚重产业竞争情报。在产业竞争情报收集的过程中，任何单体企业都难以完全胜任应诉需要的产业竞争情报数据、文献、资料。每个单体企业都要与其他同行企业、行业协会、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一道，集成竞争情报资源和功能，这是高质量完成产业竞争情报收集工作的关键。4.3 单体企业开展产业竞争情报分析并形成决策需要的支持 竞争情报理论研究表明，通过信息分析形成决策需要的竞争情报产品也是竞争情报工作的核心环节。面对纷至沓来的信息原料，进行去伪存真、条理清楚的分析工作，透视其含义和影响，为系列决策提供支持，任何一个单体企业都难以胜任，仍然需要与其他同行企业、行业协会、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一道，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进行智力集成，这也是高质量完成信息分析工作、为系列正确决策提供支持、获得最后胜利的关键。4.4 将决策转化为行动并实现预期目标需要的支持 竞争情报理论研究表明，将决策转化为行动是竞争情报价值链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是实现竞争情报价值的决定性环节。对苹果汁案例而言，将系列正确决策转化为行动正是实现应诉预期目标、实现竞争情报价值的最重要环节。在这个环节，需要每一个单体企业与其他同行企业、行业协会、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一道，按照系列决策的要求，出钱、出人、出力，各尽所能，协调行动。防止出现“内鬼”，避免相互拆台，团结一致，坚持到底。这也是中国苹果汁应诉企业能够获得彻底胜利的关键。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竞争情报工作是成功应对反倾销诉讼的关键成功因素之一。苹果汁案例研究表明，竞争情报工作实现的早期预警、环境监视、竞争对手跟踪、决策支持功能是中国苹果汁企业成功应对反倾销诉讼的重要保障，竞争情报工作是中国苹果汁应诉企业获得彻底胜利的关键成功因素之一。·成功应对反倾销诉讼需要高度倚重产业竞争情报。苹果汁案例研究也表明，诉诸反倾销指控有别于传统单体企业之间的常规竞争，是削弱竞争对手竞争优势的特殊竞争手段，是由单体企业之间的竞争升级为国家之间产业竞争的伴生品。面对这一新的竞争手段，要求企业竞争情报工作的范围和重心从企业层次向产业层次升级，将产业竞争情报纳入企业竞争从苹果汁案例看成功应对反倾销指控的竞争情报因素情报工作的核心范围，只有高度倚重产业竞争情报才能成功应对反倾销指控。·成功应对反倾销需要围绕涉外产业竞争进行全社会竞争情报资源与功能的集成。苹果汁案例研究表明，我国苹果汁企业的胜诉是每个单体企业与其他同行企业、行业协会、政府有关部门协同应诉的结果，围绕苹果汁产业的竞争，应诉共同体间进行竞争情报资源与功能的集成，是成功应对反倾销诉讼的重要基础。5.2 启示 ·还有比胜诉更美好的情景。苹果汁案例是让国内业界人士欢欣鼓舞的案例，“大获全胜”、“这是我国加入WTO后农产品行业在应对反倾销方面最成功的典型案例”之类的赞誉充斥媒体。但是，从竞争情报角度看，还有比胜诉更美好的情景，那就是“防患于未然”，根本就不发生这场诉讼。发生这场诉讼，是一个全行业无序竞争、低价出口、缺乏大局观和战略意识的恶果，也是一个被指控之前我国苹果汁产业竞争情报工作不到位的体现。如果能早日“防患于未然”，焉至于胜诉得如此悲壮?何至于付出如此巨大代价?“曲突徙薪”更胜于“焦头额烂”。·竞争情报专业人员没有成为主角又何妨?在这个案例中，几乎没有发现竞争情报专业人士的身影，更谈不上成为主角，这是需要国内竞争情报界深思的事情。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是竞争情报的依附特性使然。苹果汁行业可以没有竞争情报岗位，可以没有名义上的竞争情报专业人员，但决不可以没有竞争情报工作，只不过这些实质上的竞争情报工作由李中柯、张志彪、高亮们承担罢了。竞争发展到一定程度，相信这些企业一定会出现竞争情报专业人员，无论其是否冠以竞争情报之称谓。·必须高度重视产业竞争情报工作。从单体企业之间的竞争升级为国家之间、产业之间的竞争，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企业从本土经营向“走出去”发展的必然遭遇。应对产业之间的竞争，产业竞争情报不能缺位，而产业竞争情报理论与实践研究恰恰是我国竞争情报界的薄弱环节。在我国竞争情报事业经历了15年的发展历程，需要再上台阶之际，产业竞争情报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方向。
一、反倾销中涉及的会计问题
1.市场经济地位确认过程中的会计问题
习惯上, 国际反倾销法将被调查国家分为市场经济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的企业可使用自己的成本价格数据, 而后者则是采用替代国的数据。而能否用自己的成本价格数据直接关系到判定该产品的价格是否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 从而判定是否存在倾销。所以, 能否争取到市场经济地位待遇, 直接影响到反倾销调查的结果。我国曾经长期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一直受到不公平待遇。1998年4月7日, 欧盟通过决议将我国从其反倾销政策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除去, 给予我国一个介于“市场经济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特殊市场经济国家”待遇, 并在《欧盟384P96号规则》规定, 我国企业被提起反倾销指控时如果要享受“市场经济国家”待遇, 必须按照规定提出申请, 只有满足五个条件, 才被认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经营活动。而在这五个大条件中, 8条主要内容中有5个直接涉及会计的内容。由此可见, 企业能否建立一套账目清晰的、按国际会计准则审计的基础会计账簿是企业能否取得“市场经济国家”待遇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我国颁布新企业会计准则之前, 我国企业执行的《企业会计准则》在许多会计处理上与国际会计准则存在差异, 成为直接导致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在反倾销调查中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处于被动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2.反倾销调查过程中的会计问题
通常, 国际反倾销调查的认定标准有两种:一种为价格倾销标准, 一种为成本倾销标准。对于价格倾销的调查, 实际上主要是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的调查;而对于成本倾销, 因为他是一种亏本销售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确定正常的价值时是不予考虑的。由于反倾销法中产品成本与会计学上的生产成本不一致和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存在差异, 使企业会计在成本范围的界定和调整中遇到很大的困难。
二、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化
在倾销法律意义的界定上,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内。而正常价格是指该产品在出口国的国内市场价格, 如果这个价格不能作比较的话, 就用该产品在第三国的销售价格为依据来计算正常价格, 或根据每单位固定和变动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构成价格来推算其正常价格。而从我国反倾销案例来看, 我国产品的价格几乎都是用第三国的价格来代替, 这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我国企业的会计核算等方面的不信任, 也是由于过去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所导致。因此, 反倾销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 认定倾销的过程中需要良好的会计支持, 这涉及到会计的各个方面和多个分支, 多方面的会计信息对于倾销的判定和反倾销的胜诉有着重大影响, 并具有直接的经济后果。
国际反倾销形势愈演愈烈, 产品成本的计量要让国际市场信服, 才能在反倾销调查中使用自己的成本价格。按照原来的准则和会计制度, 在成本的核算上, 我国与国际上通用的做法有较大的差别。比如, 企业为职工缴存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计入期间费用, 没有计入产品成本;原有会计核算方式中对资产负债的计量、费用的计量等都没有按国际惯例使用公允价值;我国企业成本核算中人工成本所占比例很小, 而在国际上, 人工成本却占较大的比例。因此, 在反倾销案中, 欧美国家总是指责我国企业的成本“不真实”, 根本原因是内地的会计准则跟国外不接轨。
2006年2月财政部颁发的自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的38项具体准则使我国会计准则进一步国际化, 方便我国出口企业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以提高企业会计资料的通用性。
在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世界各国的会计准则走向趋同, 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发展方向。因此, 要适应时代的发展, 依据我国的国情, 积极实现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新准则体系虽然是中文的表述, 但依据的是国际会计准则的精神, 在框架结构上也是一样的。我国政府推行会计国际趋同的态度既积极, 又不乏现实。新准则考虑到了我国经济目前的特点, 针对特殊类别交易和特定类型行业的会计核算提供了具体的规定, 并保留了一些不同于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 包括不允许转回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针对某些政府补助的特殊会计处理和不具有投资关系的国有企业之间的交易不作为关联方交易披露等。
我国会计准则向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主要是为了消除相互之间理解会计政策与会计信息的隔阂, 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的发展, 提高我国企业财务信息的可比性, 同时促使我国资本市场开始应用全球化的商业语言, 向全球投资者展现我国的资本市场, 使境外投资者了解我国上市公司的成本。
三、新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化对我国应对国际反倾销的影响
在欧盟等国对我国进行的诸多反倾销案例中, 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是导致其他国家对我国会计资料不信任的主要原因之一, 进而导致我国在反倾销调查中失去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处于不利地位。企业的会计资料在倾销的确定问题上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 不同企业产品之间价格的对比必然是建立在会计资料真实公允地反映会计事项这一基础之上的。一般认为, 按照有权威支持的国际会计准则编制企业的财务报表, 其会计信息能体现“真实和公允”的精神, 为反倾销当局确定产品成本提供高质量、透明且可比的信息。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出台, 使我国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化,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在反倾销中的胜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存货成本核算的改变, 体现了企业存货的真实成本, 避免受到反倾销控诉
在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中, 成本的核定一直是我国遭受不平等待遇的主要原因。在成本核算上, 由于被界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涉案的我国企业几乎全部被采用替代国的数据, 直接造成了我国企业在反倾销调查中的不利局面。而新的会计准则中, 存货准则、借款费用准则和职工薪酬准则的修订使存货的成本核算范围更加广泛, 同时也使成本构成更加合理。原有的存货准则将商品流通企业的运输费用和装卸费用等排除在存货成本之外是不合理的;同时, 某些可间接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 也不应该被排除在成本核算范围之外, 否则会造成存货成本的低估。
2.选择合理的间接费用标准, 使其更加符合实际
旧的准则列举间接费用分配标准的做法使得企业在实际分配制造费用时容易受到一般思维的影响, 而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 从而使企业在反倾销调查时处于不利地位。成本划分在反倾销的结构价格计算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反倾销结构成本核算的基础。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不再列举间接费用的分配方法, 并且删除了“联产品”、“主副产品”的提法。新准则允许企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分配制造费用, 这也符合反倾销调查机构对制造费用分配所提出的要求——公允。
3.适度地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提高会计信息的通用性
公允价值的适度引入是我国新会计准则的主要特色之一。公允价值概念的特征是“真实和公允”。新会计准则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债务重组准则和企业合并准则中有条件地接受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更好地体现存货的真实价值, 为我国企业产品成本和价格在国际中的真实性和竞争力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四、小结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为我国企业开展国际贸易和吸引国际投资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我国企业应抓住机遇, 扩大发展, 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然而, 经济的跨国发展也给我国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其中愈演愈烈的国际反倾销便是其中之一。新的会计准则体系的发布, 有利于“走出去, 请进来”, 有利于世界其他国家了解我国, 使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指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间实现了“实质性趋同”。国际准则的趋同无疑将使投资者更加信任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财务报告。由于我国新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接轨, 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公允性得到增强, 这给反倾销应诉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会计环境, 有助于各个企业在相同贸易条件下判定出口产品是否存在倾销行为而进行会计竞争。
摘要：近年来, 我国日益受到国际反倾销的控诉, 而反倾销的判定基于他的成本会计、国际会计以及其他相关的诸多会计因素。本文以我国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为基础, 探讨会计准则协调化对国际反倾销的影响。
关键词：会计准则,国际协调化,反倾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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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反倾销；非市场经济地位；国际贸易
【中图分类号】 F75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2-187-1
一、倾销概述
（一）倾销的起源
“倾销”（Dumping）一词源于北欧国家的语言，原意是指抛弃废物。1776年，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名著《国富论》中论述当时各国官方对出口贸易进行奖励时，首次将倾销概念引入经济学领域。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瓦伊纳在总结和研究了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后，撰写了名著《倾销：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问题》，这本书把倾销定义为“同一商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上实施的价格歧视”。该定义被当时的经济学界广泛接受。然而在同一时期又存在另一种比较狭义的倾销定义，它是指：倾销是海外的货物以低于同样货物在同一时间在国内市场类似条件下的销售价格出售。通过以上两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出来，倾销是一种价格差异，也就是用进口国价格与其出口国国内市场价格进行比较，如进口国价格低于出口国国内价格，则可认为是倾销。
（二）倾销的定义。倾销的法律概念来自《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GATT，法律上的倾销（dumping），实际上是一种“差价销售（price discrimination），即在两个市场上，同一种货物用两种不同价格出售。而《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议〉第6条的协议》，又称为《反倾销协议》明确界定了倾销的含义，即“倾销是指一项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其在正常贸易中出口国供其国内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而这种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通常是指低于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的价格。由此可以看出倾销是一种低价销售，也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二、国际市场对华反倾销的原因
（一）中国遭遇非市场经济的尴尬境地。我国虽然已经成为WTO的成员，但确是以“非市场经济”（non-market economics）或称“国家控制经济”（state-controlled economics）的身份进入的。然而关于“非市场经济”的定义，国际反倾销法并未做具体规定，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源自我国加入WTO的议定书第十五条关于反倾销部分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是入世谈判的遗留问题。该条款表明，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若年内，如果中国能证明符合其他成员的市场经济标准，其他成员在反倾销调查中应按照世贸组织一般规则计算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反之，其他成员可用其他方法进行计算。该条款对我国的具体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世贸组织成员对我反倾销调查中倾销幅度的确定；第二，中国企业难以胜诉；第三，非市场经济地位否认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成果和现状，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可以说中国要摆脱“非市场经济”地位是任重而道远的。
（二）我国企业应诉不利。在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中，约有50%的案件无企业应诉，对方即可采用“最佳可获得信息原则”，利用对其更有利的数据判定我国反倾销成立，迫使我国退出该市场。虽然我国政府出台了许多加强企业应诉的规定或文件，但是，有的企业担心无力支付高额的律师费、有的因为自己在欧盟市场份额小而甘愿放弃应诉；有的期望借助其他企业的应诉保住自己的出口市场；有的因为国内生产商之间、生产商与出口商之间缺乏整体合作，不能联手参加应诉；有的对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是很了解，所以不敢应诉。上述诸多原因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反倾销诉讼成本较高，造成我国反倾销案80%以失败告终。这样的结果客观上助长了国外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气焰，更使国外的企业对中国的反倾销指控有增无减。
（三）反倾销作为一种自由裁量权，被一些国家滥用。随着各国关税的进一步降低，用关税避垒保护国内工业已不大可能，而且关税减让是双方的，任何一方不得任意提高，而反倾销税的实施是单方的，进口国有自由裁量权，反倾销税也普遍高于关税，因此各国普遍采用这种又合法又便利的方法，转嫁经济危机，保护国内工业，甚至扩大自己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将进口产品挤出国内市场。
（四）对外资企业缺乏宏观调控。在企业引进外资的审批过程中，忽视了外资投向的生产项目引入了我国：有些外资企业的产品是为了逃避其原产地规则，取得我国的原产地证，而在我国生产的，从而利用我国的配额大量向国外出口；有些生产项目重复引进，使产品达到饱和，不得不低价大量出售，由此引发国外反倾销。从出口产品的结构来看，偏重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工业、轻工产品和农副产品，而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呈过度竞争的态势，产品的附加值相对偏低，造成中国的出口商品与低价密不可分的不良国际形象。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许多产业正处于建立、发展或完善阶段，这些产业能否在不断开放的、竞争日益激烈的国内市场上立足，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发展。而随着外国商品在中国的倾销和外国对中国的歧视性的反倾销诉讼越来越频繁，中国经济发展的压力也日益加重。中国在一步步的成长壮大起来，如今的中国客观的面对我国在国际市场中屡遭反倾销的原因，努力寻求相应措施，在日后漫长的道路上中国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迎接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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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倾销与反倾销的博弈关系
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垄断厂商可以通过价格歧视，将本国出口产品以低于国内市场正常价格在国外市场进行倾销。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倾销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如果同一商品在两个相互分割的市场环境下具有不同的需求价格弹性，在产量既定的条件下，垄断厂商便会在需求弹性较高的市场以较低的价格销售，而在需求弹性较低的市场以较高的价格销售，从而使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一般来说，现实中发生的垄断并不像完全垄断市场理论假定的那样纯粹，只要是一个或几个厂商控制了一个行业产品的大部分供给，就被认为是存在垄断。因此对出口厂商来说，如果该厂商在国内市场具有垄断地位，出口商品在海外市场又有较高的需求价格弹性，即使海外市场价格低于国内市场价格，仍然有可能高于边际成本，倾销使企业获利是显然的。但是如果这种倾销是无序的、不公平的，以致于扰乱了进口国相关市场，并且对进口国相关产品和相关产业构成威胁，甚至造成工业损害，如进口国相关生产厂商销售额下降、利润减少、开工不足，甚至企业倒闭，这种市场行为就要受到谴责。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各成员通过反倾销法律途径对这种行为进行谴责，用征收反倾销税的方法来低制出口企业的倾销行为，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进口国国内市场公平的、有秩序的竞争环境，保护本国经济。本文的分析是建立在以下几个基本假定条件之下的：
第一，倾销与反销售博弈关系中的.博弈主体的确立。在倾销与反倾销中存在着多个行为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如出口厂商之间低价竞销的博弈、出口厂商与出口政府之间贸易政策的博弈、出口厂商与进口厂商之间古诺博弈，以及出口厂商与进口国政府之间贸易政策的博弈等。本文只讨论出口国倾销与进口国反倾销的博弈关系，而进口国反倾销法规和行动都体现了进口国政府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政策意图，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倾销与反倾销博弈关系集中体现了出口国厂商与进口国政府和进口国相关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因此把所有出口相同产品的出口厂商(不考虑进口商)视为一个整体作为博弈方1，把进口国政府和进口国生产相关产品的所有厂商视为一个整体，作为博弈方2。第二，博弈双方所有可选策略。对于博弈方1来说，博弈方2相当于进口国市场上的“在位者”，如果进口国国内市场这种商品的自给率只有80%，那么20%必须来自于进口。博弈方1有两种可选策略：倾销和不倾销。采取“不倾销”策略，博弈方1可以确保在进口国市场20%以内的份额(假定没有其他竞争者);采取“倾销”策略，低价渗透，不仅可以确保有20%的市场份额，还可能抢占到“在位者”80%份额中的一部分。如果成功抢占，博弈方1不仅在进口国市场份额扩大，而且进口国由于该产品引进竞争机制后，市场规模有可能进一步做大。当然，博弈方2即“在位者”决不会无动于衷，博弈方2也有两个可选策略：反倾销和不反倾销。可以采取“反倾销”策略，通过征收反倾销税，以应对博弈方1的“不公平竞争”;也可以采取“不反倾销”的策略。第三，博弈中的次序。由于出口商倾销行为在前，进口国整体反倾销行为在后，后者往往会根据前者的策略选择来调整自己选择的策略，前者也会理性预期到后者可能选择的策略，因此这是一个动态博弈。第四，博弈中的信息。在进口国反倾销中，不可预见的和不合理的要求往往会增加出口方倾销成本，从而使进口国反倾销策略下出口方所得利益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可以说它是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但考虑到本文讨论的重点主要强调动态博弈中可信性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假定它是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即意味着在本博弈中各博弈方对各方在各种策略下的所得利益都有共识。第五，博弈中各方的支付。支付是博弈各方在每一种可选策略下的结果，这个结果即是博弈方在每种策略下的所得或所失。本博弈中，博弈方1选择“不倾销”的结果，是与博弈方2二八分成即(2,8)，括号中数字依次为博弈1、2的支付;如果选择“倾销”，双方可能的支付为(5,6)。如果博弈方2以反倾销还击，是可以夺回自己失去的市场份额，但要扣除沉淀成本(即收集博弈方1信息的成本);而博弈方1被对方反倾销打击后，不仅失去已有的市场份额，还要支付倾销成本(包括进入成本、诉讼成本等);最后双方的支付为(-2,7)。如果博弈方2选择“不反倾销”，博弈方1通过倾销扩大市场份额成功，双方和平共处，其支付各为(5,6)。我们用博弈的扩展形式即博弈树来表示这个模型，如图1
摘要：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接近尾声,世界经济走出低迷状态,然而复苏的势头疲弱,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外贸存在大幅顺差,已成为了贸易保护的受害者。以反倾销为例,近年来针对我国的反倾销诉讼不断增加,这种现象对我国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需要引起我国的广泛关注,了解其产生的原因、影响以及我国应积极采取的对策,这些都为我国减少由此带来的贸易损失,促进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倾销、反倾销、处理方法
一、倾销与反倾销
倾销，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经营者以低于国内市场正常或平均价格甚至低于成本价格向另一国市场销售其产品的行为，目的在于击败竞争对手，夺取市场，并因此给进口国相同或类似产品的生产商及产业带来损害；反倾销，是指一国（进口国）针对他国对本国的倾销行为所采取的对抗措施。
我们在国际上受到反倾销投诉，经常是败诉，胜诉的机会不多，其中的原则是多方面的，第一方面，主要方面是我们中国有关厂商对外国的反倾销投诉不够重视，未能积极应诉，造成任凭宰割。第二，有关国家对我们的产品采取了不公平的作法，主要是以不公平的方法计算我们的成本,倾销是以低于公平价值的价格，进入到其它国家的市场，造成该市场的相同产品的实质性损害，或者对该国的相同产品造成实质性损害的威胁，或者对该国的相同产品的产业的建立造成阻碍，这就是WTO认为的倾销。这种行为应该受到普遍的谴责。WTO规定如果一国的相同产品受到倾销产品的损害威胁或者建立该产业的实质性阻碍，该国就有权对倾销的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当然，征收反倾销税要经过一个正当的程序才能进行。这就是反倾销程序。
二、倾销后果的双重性
倾销对于进口国、出口国乃至第三国的经济发展、工业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及消费者确实存在着负面的、消极的影响。首先，倾销行为往往对进口国同类产品的国内工业产生危害。倾销行为是出口国以低于产品价值的价格在进口国大量销售产品，而进口国同类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为了对付外国产品的倾销行为，往往被迫大幅降价来与之抗衡，但大幅降价的结果是生产同类产品的利润极低甚至收不回成本。由此可见，倾销行为可能会对进口国同类产品的国内工业产生毁灭性打击。其次，倾销行为也往往对出口国本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最后，对于第三国，最明显的是倾销者在进口国的倾销行为排除了第三国产品进入该国市场参与竞争。并非所有倾销都会产生上述的消极后果。有的学者认为“倾销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其存在也具有其合理的意义”。倾销是许多生产经营者推销积压产品、实现规模经济、开拓海外市场、提高市场份额、发展壮大自身的有效途径。
综上所述，倾销所产生的后果是双重的。评价某一倾销行为也应该全面分析其两个方面，不可顾此失彼，或重此轻彼。只有对倾销行为的各个方面影响予以综合考察，才能克服仅凭主观好恶或人云亦云的武断作风。这一点恰恰是反倾销立法的基础之基础。
三、反倾销是国际自由贸易中的一把双刃剑
认清何谓倾销，客观、全面地认识反倾销就容易多了。如果说倾销是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经济行为，反倾销则是一种政府行政行为，主要是指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利益或本国生产企业的利益，采取增加关税等措施对出口国的倾销行为进行限制的行为。由于倾销后果的双重性特征，必然导致反倾销亦有双重性的特点。因此，正确运用反倾销，把它控制在消除价格歧视、保障公平竞争的限度内，使它真正成为抵制倾销的手段，发挥其维护各国正当贸易利益、促进国际贸易正常发展的积极作用。
但反倾销并非只有利无害，国内外亦有许多学者对反倾销持否定态度，认为反倾销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消极作用。比如：反倾销导致中下游企业及消费者的损失。外国产品的低价进入，往往给消费者带来福利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该产品的中下游企业也可能得到低成本的优惠。
三、我国的反倾销现状和处理
反倾销作为WTO明确保留的政府管制制度，各国在外贸管制中正常使用均无可厚非。在国外，我国产品屡遭反倾销指控，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歧视政策是重要原因之一，但与我国自身的原因更加分不开。我国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怠于积极应诉、主动去保护本企业的合法利益是这些反倾销指控屡获成功的最大动因。而在被征收反倾销税并被驱逐出市场竞争后，又以被害者身份自居实在是一种很不健康、不正常的状况。自己的权益不去保护的后果应由其自身去承担，这无可厚非，以受害者自居亦不能得到同情。对此，我国政府亦不能作强制性指令，但可在政府部门中建立反倾销预警系统，成立反倾销预警信息中心，收集国内外市场信息和外资动态，以帮助企业提高警惕和及时制止或避免反倾销指控。但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最终还是要靠企业自身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内容提要: 自wto成立以来，针对反倾销调查中实施归零法的争端解决案件屡见不鲜。在多哈回合反倾销规则改革谈判中，归零问题也是重要议题之一。由于《反倾销协定》未就归零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导致了成员对归零法本身的可诉性和合法性产生意见分歧，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也难以对此取得一致意见。运用 法律 解释的方法，结合wto争端解决案例，分析了归零法的法律性质，得出归零法本身和适用均具有可诉性并且在反倾销各个阶段实施归零均属于违反wto反倾销规则的结论。最后，结合反倾销规则谈判现状，指出仅凭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判结果不能根本解决归零问题，终结归零法必须通过对现行wto反倾销规则进行修改。
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法律既要保证权利义务的明确性，又要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这就决定了法律规范必然是确定性与模糊性的统一，作为各国协调意志体现的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更是如此。尽管《1994年关贸总协定》(以下简称“关贸总协定”)第6条和《关于实施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以下简称“反倾销协定”)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统一的反倾销法律制度，但是各国利益冲突使得wto反倾销法律条文不得不借助一些模糊的表述来促使各国对统一反倾销法律制度的接受，而这些模糊的措辞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国家对条约中的权利义务的不同理解，进而引发国家间的贸易争端，反倾销中的归零问题即为一例。WwW.11665.COm
“归零”(zeroing)是反倾销调查中认定倾销以及 计算 倾销幅度的一种方法，即调查机构在调查中，将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部分认定为正的倾销幅度(positive dumpingmargin)，而将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的部分视为零，而不是负的倾销幅度(nega-tive dumpingmargin)。在确定倾销幅度时，只对存在正的倾销幅度的交易进行平均。尽管实践中的归零有简单归零、类型归零和阶段归零之分，然而其共同点是将被调查产品分类处理，将存在负倾销幅度的交易以零而不是负值计算，导致正的倾销幅度不能为负的倾销幅度所抵消。从效果上看，采用归零法有助于发现倾销或提高倾销幅度，[1]使得调查当局极易对倾销做出肯定性认定。归零法的这一效果引起了许多wto成员对实施归零的非议，截止2月，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处理的涉及归零法的争端超过10起，归零问题业已成为有关反倾销争端中的热点问题。
一、归零争端的核心――归零法律属性之争
归零争端源于wto《反倾销协定》中关于倾销判定的模糊表述：“在遵守适用于第4款中公平比较规定的前提下，调查阶段倾销幅度的存在通常应在对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出口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确定，或在逐笔交易的基础上对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进行比较而确定。如主管机关认为一种出口价格在不同购买者、地区或时间之间差异很大，且如果就为何不能通过使用加权平均对加权平均或交易对交易进行比较而适当考虑此类差异作出说明，则在加权平均基础上确定的正常价值可以与单笔出口交易的价格进行比较。”(第2. 4. 2条)该条确立了确定倾销幅度时调查机关可以选择适用的三种比较方法：(一)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出口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比较(w-w比较);(二)在逐笔交易的基础上对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进行比较(t-t比较);(三)加权平均基础上确定的正常价值与单笔出口交易的价格进行比较(w-t比较)。在三种比较方法中，除了w-w比较时禁止归零以外，其他两种比较方法中并未涉及能否归零的问题，于是有的成员主张应将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销售的交易与低于正常价值的交易相抵，有的成员则主张将此类交易归零处理。
在wto有关归零的争端中，当事方的分歧集中于三点：第一，根据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以及《反倾销协定》，归零法“本身”(as such)是否属于法律的范畴;第二，在反倾销初始调查阶段实施“归零法”是否符合wto反倾销法律;第三，在复审程序中实施“归零法”是否符合wto反倾销法律。对归零法提出异议的成员认为倾销幅度是针对被调查产品整体而言的，将存在“负的倾销幅度”的交易归零属于对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不公平比较，违反《关贸总协定》第6条和《反倾销协定》第2. 4条;并且无论是初始调查阶段还是在复审阶段，采用归零法均与wto反倾销法律相违。而主张归零合法的美国则认为，归零只是反倾销调查机关在实践中采用的计算机处理程序，不属于美国的立法或者措施，不属于dsb受理案件的范围。并且根据wto反倾销法律，倾销幅度是指存在倾销的交易的倾销幅度，不存在倾销的交易就没有倾销幅度，归零是对《反倾销协定》条款可以允许的解释(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2]如果禁止归零，将正负倾销幅度相抵来确定倾销幅度，就如同“超速的司机不应该被判有罪，因为其在同一条公路上的其他路段行驶速度低于速度限制”，[3]其结论是荒谬的。此外，《反倾销协定》第2. 4. 2条仅约束初始反倾销调查，在行政复审程序中禁止归零毫无法律依据。所以，归零法符合wto反倾销法律，其他国家对归零的质疑不能成立。
wto争端解决的报告也体现了同样的观点分歧，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归零法律性质的认识也莫衷一是。以日本诉美国归零案(wt/ds322)为例，专家组报告指出：“专家组注意到《反倾销协定》第2. 4. 2条并未明确表明成员在采用t-t比较和w-t比较对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进行比较以确定倾销幅度时是否可以采用归零法……尽管将2. 4.2条解释为只是在w-w比较时禁止归零会引起异议，但从解释的一致性角度，将其解释为禁止在所有比较中禁止归零会引起更多的问题。(专家组的)结论是2. 4. 2条不能被解释为在w-t比较中禁止归零，因此2. 4. 2条的第2句的含义与普遍禁止归零的解释矛盾。”[4]上诉机构则完全推翻了专家组报告的观点，指出：“在采用tt比较法确定‘倾销幅度’时，调查机关必须考虑所有比较结果，不能将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的比较结果不予考虑。……我们不同意专家组关于2. 4. 2第二句为允许归零提供了文字的支持。”[5]此外，在美国对加拿大软木反倾销案(wt/ds264)、美国倾销幅度计算法律、法规和方法(归零)案(wt/ds294)等数份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中也存在类似的观点冲突。
由此可见，归零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认定归零的法律性质，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归零法本身的可诉性分析，即对归零法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有拘束力的法律(措施)，还是个案中由调查机关自由裁量的调查方法进行分析。如果归零法的性质属于前者，则申诉方有权提起“本身之诉”(zeroing as such)，要求争端解决机构对国内法中有关归零法的立法和实施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争端解决报告的效力将及于归零法的立法和实践;如果属于后者，则申诉方仅可提起“适用之诉”(ze-roing as applied)，要求争端解决机构针对个案中实施归零的合法性做出判定，争端解决报告的效力仅及于个案。第二，归零法的合法性分析，即从实体法角度，对归零法是否与wto反倾销法律相符合，是否是对《关贸总协定》和《反倾销协定》有关条款的可以允许的解释做出判定。因此，本文对归零的法律性质分析也将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
二、归零法本身(as such)的可诉性分析
自1991年挪威在美国对挪威新鲜和冷冻大西洋鲑鱼征收反倾销税案(adp/87)中首次将归零争端诉诸gatt争端解决机制以来，wto成员就归零问题提起的争端解决案件以欧共体诉美国倾销幅度计算法律、法规和方法(归零)案(wt/ds294)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欧共体归零案之前，成员就归零问题向wto提起的争端解决案件属于“适用”之诉(as applied)，仅就具体案件中实施归零提出异议，从未诉及归零法本身(as such)。在欧共体归零案中，欧共体不仅对于美国在15起反倾销案件的初始调查和16起反倾销复审案件中实施归零法提出异议，而且针对归零法本身提起诉讼，要求专家组判定美国的《进口管理局反倾销手册》(以下简称“反倾销手册”)以及在初始调查、期中复审、新出口商复审、情势变迁复审和日落复审中采用的“标准归零程序”(以下简称“标准程序”)违反wto法律。此后在日本诉美国归零与日落复审案(wt/ds322)中，日本同样就归零法本身和适用的合法性提起争端解决。
归零法本身能否成为被诉的对象关系到wto争端解决机构对于归零性质认定的效力范围。由于争端解决报告不是具有拘束力的先例，[6]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如果申诉方仅对个案中实施归零提起争端解决，则即使争端解决报告对归零的法律性质作出认定，其效力也仅及于个案中归零的实施，而不能推广至归零法本身的适当性。相反，如果申诉方就归零法规定本身提起争端解决，则争端解决报告的结论可以对有关成员归零立法产生约束，并进而约束其在个案中的适用。作为归零案件的被诉方，美国坚持《反倾销手册》和“标准程序”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措施，因而不具有争端解决案件所要求的可诉性。美国认为，一项法律意义上的措施必须是强制性的，而申诉方不能找出任何表面证据(prima facie)来证明“标准计算机程序”的强制性。《反倾销手册》并没有排除商务部抵消负倾销幅度的权力，也没有强制商务部忽视负的倾销幅度。事实上，该手册既没有要求商务部的决策者们为一定行为，也没有限制其为一定行为，充其量只是商务部工作人员的指导和培训资料。正如《手册》导言中指出的：“本手册仅限于为进口管理局工作人员提供内部指导”，《手册》并非法律文件。申诉方提出异议的所谓“标准程序”，其全称是“美国商务部反倾销中倾销幅度计算程序”，是一个根据不同案件情况而随时修改的计算机程序，并不作为法律调整任何行为，因而既不能构成《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 4条和《反倾销协定》第18. 4条的“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也并非dsu第6.2条中的“措施”。
美国《反倾销手册》和“标准程序”的性质认定是确定归零法本身是否具有可诉性的前提。形式上，《反倾销手册》是美国商务部内部工作手册，难以称之为法律、法规、行政程序或者贸易措施，至于“标准程序”仅仅是用数字语言编写的计算机程序，更是难以将它归入法律或者措施的类别;《反倾销手册》和“标准程序”的有关说明还特别强调其不具有法律、法规、行政程序、措施的强制力。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足以将载有归零法内容的《反倾销手册》和“标准程序”排除于法律(措施)范围以外。根据dsu，当成员认为其在协定项下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正在受到其他成员采取的措施而减损的情况下，在指定的期限内如果磋商不能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办法，则该成员可将此事项提交争端解决机构。所以，可以提交争端解决机构的事项需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其他成员采取了某些特定的措施;第二，该措施使一成员在dsu管辖范围内协定中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受到减损;第三，磋商没有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办法。可见，dsu并没有限定措施的范围，“任何wto成员的行为或者疏忽均可以构成争端解决中的措施”，[7]一项措施可以表现为法律法规，也可以表现为行政命令;既可以表现为书面形式，也可以表现为行为方式;既可以具有强制性，也可以为任意性，dsu能否管辖取决于该措施是否使一成员在dsu管辖协定中的利益受到减损。将这一标准适用于归零案件，尽管美国没有将归零法的内容规定于立法之中，也没有赋予其法律拘束力，但事实上在《反倾销手册》指导下美国商务部在大量的反倾销调查中重复使用了归零的方法。“标准程序”是根据归零法设计，其所体现的归零法是美国商务部所遵循的确定的规范，因而能够精确地判明其特定的内容和未来的行为后果。[8]这些因素使得归零法不再是个案中采用的方法，成为一种具有普遍适用于美国反倾销调查中的方法。《手册》虽然从形式上不是通过一定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但是实践中是美国反倾销调查中判定倾销幅度的依据，具有普遍适用性和事实上的约束力。所以，归零法属于美国反倾销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作为美国反倾销调查机关在反倾销调查中反复采用的确定倾销幅度的方法，归零法本身及其在个案中的应用均可以成为争端解决案件诉讼的对象。
三、归零法的合法性(compliancy)分析
(一)初始调查中实施归零的合法性分析
归零法的法律属性分析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作为实施归零法的基础，美国对于倾销幅度的解释是否符合wto法律，是否属于《反倾销协定》第17. 6条(2)款中规定的“可以允许的解释”;其二，采用归零法是否与《关贸总协定》和《反倾销协定》中所规定的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比较方法相违背。
首先，如何理解倾销幅度概念是一个条约解释的问题。dsu第3. 2条以及《反倾销协定》第17.6条规定了wto反倾销法律的解释原则，即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进行解释。所以，对倾销幅度的解释应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之规定，依条约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
《关贸总协定》第6. 2条规定：“为抵消或防止倾销，一成员可对倾销产品征收不超过此类产品倾销幅度的反倾销税，就本条而言倾销幅度为依照第一款规定所确定的差价。”可见，“倾销幅度”被界定为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差价，如果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则不存在倾销幅度，法律意义上的倾销幅度并无“正负”之分，而仅指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幅度。但是该条并未明确倾销产品(dumped product)是从产品类别上定义还是从特定交易中产品定义，所以就文本而言，倾销幅度可以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以产品为基础，在产品范围内对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进行比较，针对被调查产品得出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幅度;而另一种则是以交易为基础，针对具体交易中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进行比较，计算交易中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幅度。6. 2条用语的模糊性使上下文在解释倾销幅度时具有关键意义，在确定倾销幅度是针对产品还是针对交易而言时，必须 参考 wto反倾销法律中对倾销的界定。
在wto反倾销法律中，倾销幅度和倾销是相互关联的概念，倾销用以界定行为的性质，倾销幅度用以描述行为的程度。在《关贸总协定》中，倾销被表述为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引入另一国的商业，并因此对一成员领土内一已建立的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实质阻碍一国内产业的新建(gatt第6. 1条)，这一表述清楚地表明倾销是针对来自一国产品而言，而并非针对某一特定交易中的产品。根据倾销与倾销幅度的逻辑关系，如果将倾销解释为一国产品低于正常价值的销售行为，则倾销幅度应被解释为被指控存在倾销所有产品的倾销幅度，对每个交易中产品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比较只是一种方法，是得到最终倾销幅度的中间环节。可见《反倾销协定》中的倾销幅度概念同样应从产品角度理解，并非针对交易，其范围可以是每个出口商或生产者的全部产品，也可以是被调查国家的全部出口产品，倾销幅度既包括“被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也包括“出口商(生产者)的倾销幅度”(《反倾销协定》第6. 10条)。在欧共体床单案(wt /ds141)中，专家组报告指出：“倾销幅度，即存在倾销的确定，只能对争议产品确定，而不能对有关产品的具体交易确定”;[9]加拿大软木案(wt /ds264)的专家组同样指出“倾销幅度意为被调查产品整体的.倾销幅度”。[10]相比之下，日本诉美国归零案(wt /ds322)上诉机构报告对此问题的解释更为充分：“《反倾销协定》中所说的‘倾销’和‘倾销幅度’是针对被调查产品定义的，因此它们既不能针对某一型号、类型或者产品类别存在，也不能针对单独的交易存在，而只能在产品层面上存在。如果在中间环节通过多重比较确定倾销幅度，则只有在将这些中间结果加总，调查机关才可以得出产品整体的倾销幅度。”[11]
由此可见，美国对倾销幅度的解释只是对条约文字表面含义的理解，而条约解释则是找出与条约整体相吻合的含义使条约具有法律有效性的过程。一个词汇或者术语可能有一种以上的含义，但是辨明这些含义只是解释的过程，而并非解释的完成。一个词汇或术语所具有的多种含义并不自动构成(《反倾销协定》)第17. 6条所指的可允许的解释。相反，条约解释者需要借助上下文、目的和宗旨来阐明词汇或术语的相关含义。这一逻辑为适当解释条约提供了分析框架。[12]因此，《关贸总协定》第6. 2条中所述的倾销幅度虽然可以有多种字面含义，但是结合条约上下文、目的和宗旨，美国认为倾销幅度可以作具体交易中倾销幅度理解的观点，割裂了倾销和倾销幅度概念的内部统一性，并非《反倾销协定》第17. 6条意义上可以允许的解释。
其次，判定归零法是否违背wto反倾销法律，则需考察《关贸总协定》第6. 1条和《反倾销协定》第2. 4条所规定的倾销幅度判定方法。《关贸总协定》第6. 1条确立了判定倾销幅度的基本方法，即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差价。《反倾销协定》第2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诠释了《关贸总协定》第6条确立的方法，第2. 4条指出：“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应进行公平比较。此比较应在相同贸易水平上进行，通常在出厂前的水平上进行，且应尽可能针对在相同时间进行的销售。应根据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适当考虑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差异，包括在销售条件和条款、税收、贸易水平、数量、物理特征方面的差异，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差异……”此后的第2. 4. 2条详细列举了w-w、t-t和w-t三种比较方法。由于《反倾销协定》明确规定采用w-w比较方法时应考虑所有可比交易，采用归零明显违反该条规定，所以归零的合法性问题是指在t-t和w-t比较时，采用归零是否与wto法律相符。
如前所述，wto反倾销 法律 并未对t-t和w-t比较中归零问题作出规定，因此不能依据条文直观地得出归零法是否合法的结论，而需要从《反倾销协定》第2. 4条所设立的“公平比较原则”角度，分析归零法的法律属性。从wto反倾销法律的规定和各国的实践可知，反倾销调查的对象是由出口国向进口国出口的某一类产品，无论是采用t-t比较还是w-t比较，调查机构有两种调查方法，一种是将涉及该产品的全部交易均纳入比较范围，得出适用于整个被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另一种是将来自对象国每一出口商(生产者)的全部交易纳入比较范围，针对每一出口商(生产者)单独确定倾销幅度。如果在判定倾销幅度时，将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的交易归零不计，仅考虑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交易，而又将所得结果适用于出口国或者特定出口商的全部被调查产品，事实上等于偷换了产品的概念。换言之，实施归零法的调查机关在反倾销不同阶段中对产品的界定并不统一，当确定倾销幅度时，产品被界定为存在倾销交易中的产品，而在征收反倾销税时，则将产品扩大为所有被调查产品，这种以偏概全的调查方法必然导致不公平的结果，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第2. 4条所要求的公平比较原则。在归零问题上，支持归零法的学者所主张的“司机超速处罚”问题与归零问题无可比性，因为前者是针对司机的特定超速驾驶行为的处罚措施，而后者并非仅针对某一特定交易中厂商销售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行为，而是针对所有被调查产品的贸易管制措施。所以，即便法律并无t-t和w-t比较中禁止归零的规定，实施归零也与wto法律不符。
综上，倾销幅度虽无正负之分，除了w-w比较之外，也没有禁止归零的法律规定，并且《反倾销协定》也不禁止对被调查产品分类调查，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归零合法性的默认。无论是将来自特定出口国的全部产品均列入调查范围统一调查还是按照出口商或者生产者进行分类调查，wto反倾销法律中所说的倾销幅度是产品的倾销幅度，而非特定交易的倾销幅度，美国对倾销幅度的解释扭曲了《反倾销协定》的概念。在反倾销调查中，归零法是采用部分交易的比较结果来得出对被调查产品所有交易的倾销幅度，对产品的范围在反倾销的不同阶段做不同的解释，违反《反倾销协定》第2. 4条中的公平比较原则。因此，在反倾销的初始调查阶段归零法与wto反倾销法律相违。
(二)复审中实施归零的合法性分析
对于复审阶段实施归零合法性的争议源自《反倾销协定》第2. 4. 2条中所采用的“……调查阶段倾销幅度的存在通常应在对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出口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确定……”的表述，该条将2. 4. 2条的适用范围限定于调查阶段，引发了复审阶段是否可以适用该条的争议。
反倾销的程序包括初始调查程序和复审程序。初始调查程序中调查机关调查倾销与损害的事实以及两者之间因果关系，做出是否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决定;复审程序则是在实施反倾销措施过程中，调查机关基于反倾销措施实施后的情况，对于是否需要维持反倾销措施或者改变征税幅度等事项进行调查并做出判定，具体包括定期复审(periodical re-view)、新出口商复审(new shipper review)、情势变迁复审(changed circumstance review)和日落复审(sunset review)等。由于情势变迁复审不以取消或者变更反倾销税为目的，[13]不涉及倾销幅度认定的问题，所以对复审程序中能否采用归零法的争议存在于定期复审、新出口商复审和日落复审之中。在归零争端中，美国强调将倾销幅度局限于产品的倾销幅度的解释缺乏法律文本上的支持，并且《反倾销协定》第9. 3条、第9. 5条和第11条均没有要求在确定反倾销税税额时对交易比较结果进行加总的表述，即便将2. 4. 2条解释为禁止采用归零法，其效力仅限于反倾销调查阶段，不能构成对复审阶段中调查机关行为的约束。
判断第2. 4. 2条是否适用于复审程序应分析条约条文之间的关系。就条约而言，每一条款内容虽然各有不同内容，但都共同服务于条约的目标和宗旨，不同条款中引用的同一概念在特定的条约中应该保持其含义的统一性。从结构上，《反倾销协定》将倾销的确定(第2条)和复审(第9. 3条、9. 5条和11条)分置于不同条款，但这种处理并不能成为割裂条款之间的内部联系的理由。不可否认，《反倾销协定》第9. 3条、9. 5条和11条中并无任何关于归零的文字，也没有要求调查机关对不同交易中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之间的比较结果加总 计算 ，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条文中均引用了倾销、倾销幅度和反倾销税这些存在于整个反倾销协定之中的基本概念，而这些基本概念的含义并不因为其出现于反倾销协定的不同条款而有所区别。《反倾销协定》第2. 1条采用了“就本协定而言”的表述无疑是在强调基本概念在协定中的普适性。因此，初始调查和复审虽属反倾销调查程序中的不同阶段，两者具有不同的调查目的，但条款之间的逻辑关系决定了《反倾销协定》中基本概念在初始调查和复审程序中应做相同解释。
《反倾销协定》第9. 3条指出，反倾销税的金额不得超过根据第2条确定的倾销幅度。而关于复审程序的第9. 5条、11. 2条、11. 3条中又多次引用了“倾销幅度”和“反倾销税”的概念，这种结构安排确立了初始调查与复审、倾销幅度与反倾销税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一项原则，第9. 3条反倾销税的金额不得超过倾销幅度的规定适用于整个《反倾销协定》，同时在任何情况下，调查中倾销幅度的确定都需要依据第2条，并不由于阶段不同而有差异。新出口商复审、期中复审和日落复审目的虽不尽相同，新出口商复审旨在确定在初始调查期间没有对进口国出口的出口商或生产者的单独反倾销税额度，期中复审调查经过一段时间后征收反倾销的必要性，而日落复审则在反倾销税5年期满后对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必要性进行调查，但所有复审的结论都与是否针对特定产品或者特定的出口商征收反倾销税以及税额的幅度有关，因而必然和倾销幅度的判定方法相联系。所以，无论在反倾销的哪一阶段中进行调查，只要调查事项涉及倾销幅度或者反倾销税，《反倾销协定》第2条所确立的倾销幅度判定方法就适用于该调查。那么，在初始调查中实施归零被认为违反《反倾销协定》第2.4. 2条的情况下，上述分析结论也 自然 适用于复审程序，因此，在新出口商复审、期中复审和日落复审中实施归零同样违反《关贸总协定》和《反倾销协定》。
四、wto有关归零谈判的前景预测
以上分析表明，美国对于倾销幅度的解释是对《关贸总协定》和《反倾销协定》的曲解。作为倾销幅度的判定方法，归零法本身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确立的公平比较原则，因此归零制度及在反倾销调查个案中的实施均不符合wto反倾销法律，美国应尽快废除其反倾销调查中的归零制度，停止在反倾销调查中采用归零法，履行其根据《反倾销协定》第18. 4条所负有的义务。这一结论与近年来与归零有关的多起案件中wto争端解决上诉机构的态度相一致。自归零问题提出以来，gatt/wto争端解决机构对于归零问题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争端解决案件中对实施归零法持否定态度，尤其是欧共体诉美国归零案(wt/ds294)和日本诉美国归零案(wt/ds322)上诉机构报告出台以后，有人甚至认为这两起案件终结了归零法。[14]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尽管在多个关于归零的争端中败诉，美国仍然坚持wto反倾销法律中没有关于禁止归零的规定，而根据dsu第3.2条的规定，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损各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因而拒绝在反倾销调查中放弃归零法。因此，仅仅依靠争端解决报告试图终结归零法无疑是不现实的，根本解决归零问题只能通过对wto反倾销规则条款进行修改，明确禁止归零。自20启动多哈 发展 议程(dohadevelopmentagenda)中的反倾销规则改革谈判以来，已经有数个国家提出从《反倾销协定》中彻底否定归零法，但美国对此坚决反对，甚至主张修改《反倾销协定》将归零法合法化。11月30日，wto规则谈判小组主席散发修改《反倾销协定》草案的“主席案文”(tn/rl/w /213)。“主席案文”对两种观点进行了折中，在《反倾销协定》中增加了第2. 4. 3条，在否定w-w比较中采用归零法的同时肯定了t-t比较和复审程序中实施归零法的合法性。此案文出台之后，遭到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激烈反对，规则谈判小组主席不得不在发布新的“主席案文”(tn/rl/w /236)。案文删除了新增的2. 4. 3条，维持2.4. 2条不变并做出特别说明：“代表团意见分歧很大，有的坚持在所有比较和程序中完全禁止归零，有的要求在所有情况下授权成员归零。”这一说明无疑是归零问题谈判现状的真实反映，因而不能预期在短时间内通过修改《反倾销协定》的方法解决归零问题。11月24日，美国接到来自韩国的磋商请求，要求就美国对韩国三种产品反倾销调查中采用归零法进行磋商;202月1日，越南又要求与美国就冰冻虾反倾销案进行磋商，这些都标志着有关归零的争端仍将继续。归零法的合法性虽然多次被争端解决机构所否定，但归零的实施并未终结，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也因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注释:
一、IAS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借款费用资本化范围比较
《IAS 23借款费用》在“Definition”环节的第4段和第6段规定, 将借款费用进行资本化计入的相关资产, 是指“须经过较长准备期才能达到可以使用或可销售状态的资产”。包括“存货、制造车间、电力设备和物业投资”等。而我国在新准则体系发布之前, 原借款费用准则规定, 借款费用只能有条件地计入对应的固定资产成本, 不可以计入使用借款进行长期建造的存货之中, 其他一般借款利息也一律不得资本化。从而使得在同等条件下, 因会计制度的实质性差异, 使我方企业生产的这类商品存货成本偏低, 成本信息的可比性被削弱。在反倾销框架内, 虽然成本通常应以被调查的出口商或生产者保存的记录为基础进行计算, 但欧盟《反倾销协议》第2条规定: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 如果被调查方希望自己的成本数据获得承认, 前提是当事人所保留的记载必须“符合有关国家普遍接受的会计学原则, 而且这些记载合理地反映了与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有关的成本”。规则上的差异常使我国陷于被动。我国2007年前5年涉及出口大型设备所遭遇到的反倾销个案就多达50余起, 且大多以败诉告终。新准则针对此适时作出修改, 《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第4条规定, 符合 (借款费用) 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与IAS规定已基本相同, 从而允许企业将用于存货生产的借款费用可以有条件地资本化, 使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范围扩大到了存货, 而不再只限于使用专门借款购建的固定资产。这样, 虽然会使部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就反倾销应诉而言, 其积极意义表现在此举将一定程度上提高使用借款额度所建造的长期存货成本, 从而使那些专门为出售而生产大型机器设备、船舶等生产周期较长的企业产品成本总体上扬。从国际会计惯例上来看, 其对外提供的存货成本信息将更具可比性, 从而能在反倾销应诉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IAS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可资本化借款费用种类比较
国际会计准则《IAS 23借款费用》在“Borrowing Costs Eligible Capitalization”环节的第17段规定, 对于不是专门为获取相关资产而借入和使用的资金,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用的金额, 应采用将资本化比率乘以发生在该项资产上的支出的方式来确定。资本化比率应是借款费用相对于企业当期尚未偿还的所有借款, 而不仅仅是为获得某项资产而专门借入的款项的加权平均数。一个期间予以资本化的借款费用的金额不能超过在该期间内发生的借款费用的金额。而以往, 我国原借款费用准则规定, 只有为建造固定资产而专门借入的款项 (专门借款) 的利息才能有条件的资本化, 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其他一般借款 (如流动资金借款等) 如果被用于建造固定资产, 其利息支出是不能资本化的。由此可见, 按国际会计标准, 只要是在实质上用于建造固定资产的借款, 就应根据其加权平均支出和确定的适当利率计算借款利息, 计入资产成本。我国新准则在发布前因在该问题上与国际标准存在的实质性差距, 使得在同等条件下, 我方企业建造的固定资产成本偏低, 又因相对较低的折旧费用而使所生产的对应产品成本也偏低。对此, 新准则及时作出修改, 在《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10条规定:“应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的借款费用,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处理”。而借款费用准则第6条及该准则指南第二部分的相应规定是:“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占用了一般借款的, 企业应当根据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 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应予资本化的利息金额。资本化率应当根据一般借款加权平均利率计算确定”。从而使得该类会计事项的处理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保持一致。借款费用种类增加后, 符合条件可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的借款费用必然相应增加, 从而对应提高了相关资产的成本, 会计准则的一致性也提高了我出口企业成本资料的通用性, 从而, 在会计标准上为我国企业反倾销应诉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在反倾销案调查当中, 调查方常常会要求提供不止一两年内的资料, 有的动辄3到5年, 甚至更长。因为执行新的借款费用准则, 相关资产在执行准则前后各期的经济指标意义可能不一致, 这就需要我国企业保存好各期完整的会计记录, 做好差异分析材料, 避免被动。调查官往往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查看出口商自己的记录, 这些内容包括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分配、折旧期、资本津贴和其他开发成本等, 尤其是真实完整的成本记录对于反倾销应诉至为重要。
三、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存在的问题
新准则的出台, 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出口企业按照国际惯例完善会计核算与管理制度, 同时也有助于注册会计师按照国际会计标准对企业会计账簿进行审计, 以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报告, 从而进一步提高涉案企业成本核算和会计资料的可信度。2008年7月, 由我国商务部提议, 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开展的中国企业成本核算研究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和行业针对性的前提下, 对我国会计制度的演变、企业成本实践方法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后, 形成了《中国企业成本计算方法与成本管理实践研究报告》, 报告认为“中国企业会计制度与国际标准趋同”。然而, 同时也应注意到:《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仍然与《IAS 23借款费用》有一定差距。如《IAS 23借款费用》在“Scope”环节第5段指出, 借款费用在范围上还包括“按照《IAS 17租赁》确认的与融资租赁有关的财务费用”。而我国借款费用准则第3条规定:“与融资租赁有关的融资费用, 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此外, 如果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生非正常中断, 则应暂停资本化, 至于非正常中断时间的长短问题, 《IAS 23借款费用》并未明确规定, 仅在“Suspension of Capitalization”环节的第23段指出, 它是一段“较长时间” (extended periods) , 而我国准则具体规定为3个月。另外, 在“Commencement of Capitalization”环节的21段, 《IAS 23借款费用》还规定, 在相关资产上的开支, 只包括那些导致支付现金, 转让其他资产或承担附息负债的支出。收到与该资产有关的任何进度付款和补助都应扣减开支。一个期间内该资产的平均帐面金额, 包括以前已资本化的借款费用, 通常等于该期间内资本化比率所适用的开支的合理近似值。除此之外, 在借款费用的具体计算与披露要求上, 两准则也不尽相同, 到目前为止, 这些仍是我国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客观存在的差距, 它们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企业相关资产的成本计算, 如果涉及反倾销, 又势必影响到正常价值的确定。我国出口企业一方面要努力遵循本国会计准则标准, 又要避免因会计标准的中西方差异而在成本核算等问题上给企业造成被动, 甚或导致反倾销, 要想在这两者间保持平衡, 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为了最大程度地消除标准上的差异给我国反倾销应诉带来的不利影响, 对尚存差异的包括借款费用在内的各会计事项, 企业有必要提前做好差异对照等辅助记录, 以备在应对反倾销调查时能迅速提供有关资料或按要求作出相应调整, 以期争取到应诉的有利态势。随着日内瓦多哈回合谈判的破裂, 使原本十分脆弱的国际贸易市场前景更为令人担忧。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的功能正被无限制放大, 国际贸易似乎也已进入了令人窒息的新保护主义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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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务部陈德铭部长在2008年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摘要) [R], 200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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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出口额不断增长，2010年我国出口总额是15 779.3亿美元，与2006年相比增长了38.6%。对外贸易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我国在出口增长的同时，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也不断增加。反倾销作为WTO所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各国经常借助反倾销，打着保护公平贸易的旗帜实则进行贸易保护。我国作为出口大国，产品不断涌入国外市场，给国外经济带来冲击，成为各国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对象国。反倾销的传统使用者，如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一直把我国作为反倾销的主要对象国。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断地通过国内立法，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保护其国内产业。本文选取了这些主要的对华反倾销发起方，从总体上分析2006—2010年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华反倾销情况，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分析，并提出了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及国别特征
笔者选取了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欧盟、印度尼西亚、印度、韩国、墨西哥、秘鲁、土耳其、美国、南非共14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危机期间针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选取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依据有以下两点：（1）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对象国，2006—2010年我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额平均占世界出口额的53%左右；（2）经济危机期间这些国家和地区发起的反倾销数量较多，且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数量占总数量的比例较大。Bown教授的全球反倾销数据库共统计了31个国家和地区对华反倾销的情况，笔者选取的国家和地区占总调查比例的92%。
从反倾销调查案件总数来看，经济危机期间，这14个国家和地区共发起777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其中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共310起，占反倾销调查总数的39.9%。310起反倾销调查案件中专门针对中国的案件有181起，占反倾销调查总数的23.3%。从表1可以看出，不仅发达国家对我国发起了反倾销调查，发展中国家也不断地通过国内立法等对我国提起反倾销调查。发达国家和地区共对我国发起了110起反倾销调查，占总数的35.5%，发展中国家共发起200起反倾销调查，占64.5%。发达国家和地区中美国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最多，其次为欧盟。发展中国家以印度、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土耳其发起的调查居多。虽然加拿大、墨西哥、南非等国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数不多，但占其总数的比例却均在50%以上，尤其是墨西哥，2006—2010年共发起了14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其中10起是针对我国，占总数的71.4%。此外，除了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印度、韩国和秘鲁这几个国家，其他国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专门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均在20%以上，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每5起反倾销调查中至少有1起是专门针对中国的。从表1的数据分析中，能看出我国是WTO成员国的主要反倾销对象国。
（二）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商品类别与国别分布
从我国遭受各国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及占各国反倾销调查的比例来看，我国是各国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对象国。那么各国又是对我国的哪些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呢，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反倾销调查的产品又有何不同呢？表2即是根据各国每件反倾销调查案例所针对的产品类别分布进行汇总而来。
表1 各国（或地区）反倾销发起总数及针对中国的数量（2006—2010年）
根据《海关统计年鉴》，我国的出口商品共分为22类，分类标准如表2所注。其中省略的产品类别是14个国家和地区在2006—2010年均没有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商品。从各国（或地区）对我国商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来看，我国的化工产品、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和机电产品是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商品。这四类商品占我国反倾销调查总数的72.7%。从对这几类商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和地区来看，美国和欧盟是对贱金属及其制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两者对贱金属及其制品共发起了30起反倾销调查，占这类商品反倾销调查总数的36.6%。其他几类商品的反倾销发起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印度对我国出口的化工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最多，为21起，占该类商品反倾销调查的37.5%。哥伦比亚和土耳其对我国出口的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最多，共19起，占该类商品反倾销调查的47.5%。印度和阿根廷对我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最多，共22起，占该类商品反倾销调查的51.2%。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反倾销调查的商品比较集中，主要是贱金属及其制品，而不同的发展中国家针对的反倾销调查商品不同。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特征对比
表2 各国（或地区）反倾销调查的商品类别分布（2006—2010年）
首先，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看，目前对华反倾销调查的除了传统的反倾销使用者，如美国、加拿大、欧盟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外，印度、阿根廷、巴西、土耳其、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也不断地对我国提起反倾销调查，其中印度是发展中国家中对华反倾销调查最活跃的国家。其次，各国反倾销调查所针对的商品，发达国家对我国反倾销调查主要是贱金属及其制品，如钢铁、钢铁制品，发达国家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商品相对集中；而发展中国家反倾销调查的商品比较分散，所针对的商品类别主要有：化工产品、纺织原料及制品、鞋靴类商品及机电产品。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主要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商品不同，如印度主要对我国出口的化工产品、机电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对我国出口的纺织原料及制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是土耳其，阿根廷和巴西则主要针对我国的鞋靴类商品发起调查。由于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调查案件不断增加，商品种类比较广，涉案金额也越来越大，如印度2008年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涉案总金额已经超过13亿美元，约为2007年的17倍，在涉案数量和金额上，土耳其仅次于印度，居发展中国家的第二位。
（一）国际对华反倾销的总体原因分析
无论对于发达国家（或地区）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说，我国一直是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对象国。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均会把中国作为主要的反倾销调查对象国呢？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发达国家和地区属于反倾销的传统使用者，它们有关反倾销的立法和调查程序均较完善，所以经常使用反倾销来保护国内有关产业。美国、欧盟也是我国两大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占我国对世界出口的40%左右，我国产品大量出口到这些发达国家，给其国内经济带来冲击，容易遭致其反倾销调查。
其次，发达国家的反倾销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也不断地通过国内立法，利用反倾销保护国内有关产业。同时，发展中国家为了规避反倾销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转移效应，发展中国家通常在发达国家对我国有关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后，也对我国出口的类似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如2009年10月1日美国对我国出口的食品级的磷酸盐进行反倾销调查，随后，2009年11月5日印度也对我国出口的相同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最后，从我国自身来看，我国出口大国的身份容易遭致反倾销调查。2006—2010年我国的出口额及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如表3所示。我国从2006年的世界第三出口大国到2009年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而且选取的主要反倾销发起国均是我国主要的出口贸易伙伴，也就是我国的主要出口产品流向的主要目的地。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还没能得到承认，在确定我国出口商品的正常价值时，进口国通常选取第三国国内价格或结构价格作为依据，这样就使得进口国针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具有较大的自由随意性，也容易对我国的出口商品裁定较大的倾销幅度。此外，2006—2010年我国对上述14个国家和地区共发起29起反倾销调查，与14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的304起反倾销调查相比，还不到其10%，我国的对外反倾销调查不具有威慑力，不能遏制国外对华的反倾销调查。
表3 我国总出口及占世界出口的比重
（二）国际对华不同行业反倾销的原因
从表4中可以看出，无论从出口的金额还是比例来看，化工产品、纺织原料及其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机电产品等均是我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如化工产品近几年的出口额平均占总出口额的4.5%，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额平均占总出口额的13%左右，贱金属及其制品出口额平均占总出口额的8%左右，机电产品出口额平均占总出口额的44%，可以看出我国易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商品也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商品。
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我国出口的钢铁及钢铁制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最多，这是因为钢铁行业在美国属于政治势力强大的行业，其在国会拥有自己的中心小组，专门维护本行业的利益。钢铁行业面临巨大的国外产品竞争力，钢铁企业一旦破产，为数众多的失业员工将给国外社会带来极大的不确定因素，因而该行业寻求贸易保护的呼声最为猛烈，也往往容易得到政府的保护，这也是发达国家对钢铁及钢铁制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原因。
而印度对我国的化工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最多，这是因为印度的化工和石化产业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产业，同时也是具有资本密集和规模经济特征的产业。印度经济在向开放型经济过渡之前，印度政府试图通过传统的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弱化的专利保护来战略性扶植化工和石化产业成长，然而这种内向型经济导向的政策被证实是不成功的，由于缺乏国内竞争、持续使用过时的技术导致这些产业无法获得能够在全球层面竞争的经济规模，战略性扶植的目的并未达到，反而在20世纪90年代向开放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竞争。因此，印度政府一方面不得不运用WTO允许的反倾销政策为过去失败的产业政策“买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迎合由于垄断地位受到威胁而日益活跃的利益集团的要求，以为未来进一步执行贸易自由化政策稳固政治支持。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土耳其和巴西是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中国出口的纺织品、鞋类商品等劳动密集型的商品，对发达国家来说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比较优势不大，为占领发展中国家市场，我国的出口企业实行低价竞争策略，使得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出口的类似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譬如，在金融危机期间，土耳其对我国出口的纺织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最多，这是因为纺织品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土耳其的纺织品行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所以为了保护国内具有竞争力的行业，通常会对与纺织品相类似的进口竞争品较为频繁地发起反倾销调查。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我国是各国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对象国，为此本文提出了以下四点对策建议。
第一，反倾销调查通常是由于出口商品大量涌入国外，或出口增长过快，给国外相关产业带来冲击。所以，我国应分散商品的出口地，作为出口商或者出口企业，应寻求不同的贸易伙伴，避免同一商品短时间内大量出口到同一国家，并可以到东道国进行外商直接投资，规避各国的贸易保护，降低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风险。
第二，我国的出口商品大多为劳动密集型商品，劳动力成本较低，使得我国的出口商品具有低价竞争的优势，而且我国很多出口商之间也往往进行价格战，相互削价，很容易被国外认为是低价倾销，所以我国的出口商品应提高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出口企业也要不断规范自己的行为。
表4 我国主要商品的出口额及比重（2006—2010） 出口额:亿美元 比重:%
第三，我国对国外反倾销调查并不多，不易形成威慑力，同时我国对外的反倾销调查程序较繁杂，与国外相比，缺乏专业的反倾销调查人员，所以我国在遭受国外反倾销调查时，不易使用反倾销报复手段，而应积极使用WTO争端贸易解决机制，积极应诉。
第四，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能得到国外的认可，这使得各国对我国的反倾销裁决具有随意性，各国在确定我国出口商品的“公平价值”时往往选取对其有利的第三方国家的商品价格，这也大大提高了我国商品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比例。所以，我国应同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协商谈判，以争取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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