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村民自治现状分析

敦煌村民自治现状分析（精选7篇）

敦煌村民自治现状分析 篇1

学院：行

学号：

敦 煌 村 民 自 治 现 状 分 析政 学 院1

敦煌村民自治现状分析

行政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1）班武晓江200833010150 一，敦煌概况

敦煌市位于甘肃省西北部，隶属甘肃省酒泉市管辖。东经92°13′-95°30′，北纬39°53′-41°35′。东西分别与瓜州县、肃北蒙古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相接。全市总面积3.12万平方公里，其中绿洲面积1400平方公里，仅占总面积的4.5%，且被沙漠戈壁包围，故有“戈壁绿洲”之称。全市总人口1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3万人。总人口中汉族占绝大多数，回、蒙、藏、维吾尔、苗、满、土家、哈萨克、东乡、裕固等10个少数民族仅占总人口的1.06%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8万多，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敦煌因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敦煌市辖5个镇、4个乡：沙州镇、肃州镇、莫高镇、转渠口镇、七里镇、杨家桥乡、郭家堡乡、黄渠乡、阳关镇；国营敦煌农场、青海石油管理局生活基地。沙州镇为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西7公里处的七里镇是一座新型的石油城，现为青海石油管理局所在地和青海油田后勤生活基地。其中肃州镇，莫高镇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已有一部分成为城区，七里镇为青海石油管理局生活基地和机关所在地，转渠口镇为规划中的工业镇，目前全市60%中小企业位于该镇，同时该镇农业基础也较发达，杨家桥乡以旅游业为主，主要从事第三产业，阳关镇以产优质葡萄著名，仅次于吐鲁番，兼顾发展旅游业。其余乡镇已农业为主，有部分现代节水农业示范区。

由于近年来中央加强对西部的投资开发，对敦煌投资加大，敦煌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建项目的敦格铁路（敦煌——格尔木），南疆铁路，北疆铁路正在积极建设中，完工后敦煌铁路可连通青海，西藏，新疆，甘肃。境内大型民用机场，可直达国内主要城市。同时引哈给党（青海哈尔腾湖水引入党河）工程正在积极筹备中。同时依托光电项目全面推进全市工业发展，提出旅游立市，工业强市，建设大漠光电城。

二，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的提法始见于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宪法》第1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四个民主”的提法始见于1993年民政部下发的关于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通知之中。从“村民自治”到“四个民主”，我们对基层民主的认识是逐步完善、逐步提高的。

村民自治，简而言之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因此，全面推进村民自治，也就是全面推进村级民主选举、村级民主决策、村级民主管理和村级民主监督。

但是行政村不属于一级政府，是一种村落小范围的自治组织，自制内容仅限于自我管理。

村委会直选产生，一般3~7人，主要任务：制定和监督执行村规民约。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国家的法律政策，组织村办经济，维护本地治安，发展公共福利，人民协解，乡村文化事业等。

三，敦煌村民自治现状分析

敦煌市的村民自治以行政村为主，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于2009年进一步对所辖各行政村进行了合并。一般村委会以3人为主不超过5人。村委会主要负责协调解决民间纠纷，贯彻执行乡镇政策，组织公共事务。

1，村委会选举缺乏透明度。

村委会选举过程缺乏透明度，主要过程就是发派选票到个家，然后过两天后挨家挨户去收选票。但被选举人没有回避，发选票收选票时被选举人常常参与，甚至就是被选举人自己收发选票。使得村民不愿意选，为了不得罪人也得违心的选举不适当的人。选举违背国家相关的政策，而实际负责选举的政府工作人员却在被选举人家中吃喝。明显的存在贿选现象。具体的计票过程也没有让人民群众参与监督。

2，候选人应实行差额选举。

在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过程中，通常情况候选人只有一个名额，并且并不是村民推举的，而是由乡镇直接提名的。选举过程中村民提名的候选人大多数情况下，被以各种理由拒绝。候选人也没有与村民进行很好的交流。应该适当的在村民面前制定宣读自己的施政纲领，办成几件事。

3，家族势力影响选举。

自实行村民自治以后村委会人选一般就有人数较多的家族所把持，在选举过程中村民不会选择合适的人，而是尽最大努力选举自己家族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家族的人掌权才能保证他们的权利不受侵犯并且方便自己获益和办事。也许还有提升自己家族地位的考虑。人数较少的家族中的精英很难再选举中当选。他们宁愿选一个自己家族的恶霸，也不愿选择一个能带动村民致富的能人。4，精英选举。

在村委会的选举过程中，乡镇领导天然的愿意提名那些乡村中的经济精英来担任，他们认为那样做可以使村民更加富裕，或者可以带动群众致富。但还有显而易见的因素，那就是经济精英更能为乡镇领导到来某些好处和收益。而不富裕的村民不能够带来那么多的好处。

5，村民参与度低。

由于经济的发展，村民大都不愿意参与选举等自治活动，一心用在外出打工或各个行业，从事第二三产业。村内的活动已经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不再重要，因为这给他们带不来经济效益，反而耽误其时间。最关键的还是相当一部分村民认为上面已经定下来人选了他们参与不参与都不在重要，他们的选票实际上不会产生真正的意义。上届村委会的选举过程中就有部分村的选举人数不到二分之一，以致选举无效。经乡镇领导动员后才勉强凑够一半的人。

6，村委会成员素质低。

当选的村委会成员齐素质普遍较低，一般情况下都只具有初中学历，而缺乏高学历人员。其认知水平也相对较低，没有一定的专业技术与知识，仅凭经验办事，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三支一扶派去的大学生在面对复杂村情时也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相反的遭到村委会的排斥。

7，服务职能弱化。

对于村委会成员来说其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职责，认为自己是当官管理的不是服务的，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完成乡镇领导的指示，接待好乡镇干部。这样就尽

职尽责了。而对于民间的纠纷也一般不由他们调解，家族的领导人占了这一重要角色，其次是派出所的调解。相当多的村委会成员不注重服务。

8，缺乏民主监督。

由于村委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一般情况下乡镇不重视对其监督，而群众也觉得自己没有监督权，而不去监督，这就无形造成了村委会成员滥用权力谋取私立的事件。我所在的村甚至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村主人没有召开村民大会就私自把二百多亩土地划给了一中的农场，而条件就是让自己女儿进入一中读书。直到其离任才有下届村委会发现，而他们之所以发现也是在打那二百亩土地的主意。

9，女性村民很难进入村委会，在选举过程中要适当的加入女性村民。四，改进措施

1，进一步完善村委会选举程序，使其制度化，透明化。有了制度就要去遵守而不要自己另搞一套，置国家法规于不顾。在选举过程中被选举人和其亲属要回避，不能参与可能影响选举公平的活动，和影响选举的活动。对于选举来说应当集中选举，而不应分散，否则就缺乏必要的透明度，造成操控选举的行为。

2，实行差额选举，不要总是提一个候选人的名字，要多加几个给村民选择的权利，同时重视村民自己提名的候选人，不要动不动就以合理的不合理的理由拒绝。否则带来的后果只能是村民对选举的失望，而拒绝参加选举活动。同时可以尝试竞选，让候选人提出其施政思路来供村民参考。毕竟，村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事务，而不需要过多的干预。要加入适当的女性村民。

敦煌村民自治现状分析 篇2

2008 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着重提出“按照服务农民、进退自由、权利平等、管理民主的要求, 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 使之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 截至2010 年底, 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达到了惊人的35 万家, 涉及农业发展的各个领域。

但是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旧被一些客观条件所束缚, 这也使得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有着显著差别。这些束缚主要是:

1.1生产规模小

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差距从单位劳动力占用的耕地面积来看, 仅好于韩国。统计数据虽然时间比较久远, 但是从中国当前的人口增长和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来看, 当前的形势只能是更低, 可耕地缩小是不可避免的。

1.2农业经济在农村收入比重下降

随着城市的兴起, 农村劳动力向着非农产业转移, 一部分的农民转移向城市, 没有转移的部分也广泛的进行着兼业现象, 导致农业产值在农村收入的比重下降, 农业生产活动的地位不断降低。

2 研究现状

国外的研究大多数是从宏观角度分析, 主要关注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新制度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

2.1制度变迁理论研究

早期的研究如Poter和Scully (1987) 认为, 合作社的制度本身存在问题, 控制成本较高, 并且努力成果归全员所有, 将会削弱成员积极性, 这些制度上的缺陷使得合作社成为一个低效率的组织。

2.2产权理论研究

Staatz (1984) 研究了合作社与投资者代理人决策方式的差别, 认为只有流动的股权才能带来更广泛的融资, 在面对融资困难时, 普通社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往往会影响决策层的决策。

2.3交易费用理论研究

Hendrikse和Veerman (2001) 研究了销售合作社治理的问题,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 农村合作社的资产专用性太高, 不会出现生产型合作社向销售型合作社转换的现象。

3 农民合作社发展现状调查分析

3.1敦煌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

截至2012 年, 敦煌市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55 个, 范围涵盖种植业、畜禽业、水产、农机等各个领域, 入社成员1870 人, 带动农户8410 户。从行业分布来看, 合作社以种植业、畜禽业为主。现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 种植类48 家, 畜牧类6 家, 农机服务1 家。合作社的发展呈现出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创办形式多样、合作地域范围广泛等特点。先后有3 个合作社被评为“全省百强合作社”, 6 个合作社被评为“甘肃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3.2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因素分析

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因素较为复杂, 结合企业资源基础理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点, 本文将影响因素总结为三大方面:物质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组织资本资源。

3.3敦煌市农民装业合作社发展的SWOT分析

3.3.1优势

3.3.1.1合作社分布广, 群众基础好

2012 年敦煌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完成农业产值16.46 亿元, 实现增值近6 亿元

3.3.1.2合作社发展势头强, 规模人数在不断增多

对比以上两年的规模可以发现仅一年时间,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就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入社成员更是激增7 倍, 服务范围也扩展到生产的各个环节。由此可以看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势头极为迅猛, 这也是敦煌当前的优势所在。

3.3.1.3品牌意识逐渐增强

目前整个市场都在强调品牌效益, 以品牌为导向的产品往往更能抢占市场先机, 而农民专业合作社也以此为借鉴, 发展属于自身的品牌效益, 在这一点上, 敦煌市的各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开始逐渐意识到品牌的作用, 并进行了大力发展。

3.3.2机遇

3.3.2.1政府的大力扶持

2012 年我国政府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产品施行增值税13% 的扣除率;种子、化肥、农药、农技等产品免增值税;合作社和社员之间的购销合同免印花税;金融支持政策, 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纳入农村信用评定范围;加大贷款支持;支持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改进;鼓励发展信用合作社;财政扶持, 设定中央财政专项基金用于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人才支持。

3.3.2.2宽松的外部环境

省、市政府通过不同的形式组建、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主要的方向是规范运营机制, 2013 年, 领导干部层超过500余人接受了法律、管理方面的专业培训, 农民专业合作社主题的社会调查近2 万份, 各类墙报和宣传壁纸笔画约600 期。

3.3.3劣势

3.3.3.1与其他城市相比, 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少、质量低

虽然敦煌市在今年来的努力让合作社数量成级数式的增长, 连年保持增长速率, 但是与同期其他城市相比, 还是有所欠缺, 并且缺乏效益好、规模大的合作社。

3.3.3.2零散经营, 经济实力弱

从注册资本的情况来看, 2013 年106 家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本低于1 万元的约占15%, 1 ~ 3 万的占35%, 3 ~ 10 万的占35%, 10 万元以上的占15%。对比如表3-4 所示。可见敦煌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小、经营实力不足, 此外还存在诸如管理结构单一、经营粗放、竞争力差等问题。

3.3.4威胁

外部环境带来的威胁是全国性的。在加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后, 整个经济结构和市场都在进行变化, 尤其是产业供应链的发展给很多的企业带来了商机和新的挑战。

4 内部环境

内部威胁的最根本原因是敦煌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应验不足, 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合作社相比, 敦煌市农户的市场谈判能力和市场协调能力不足, 难以发展敦煌市自身的产业和产品优势, 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5 针对敦煌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提出的改善对策

5.1清晰农村合作社的产权界定

敦煌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需要首先明确产权问题, 各种实践证明产权明晰有益于收益分配, 能够促进组织发展, 而产权不清, 就会导致组织乏力, 各项业务实施时问题重重。2007年出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就对产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为每个成员设立成员账户, 明确每一个社员的产权份额”。

5.2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的思路和方法

农民加入专业合作社的直接目的就是增产创收, 获得更多收益, 因此更为在意利益的分配机制, 可以说,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社员分享的利益与各种合作要素利益的实现程度。好的分配机制既能促进社员的工作热情, 又能吸引外部投资, 是合作社稳定发展的关键。

5.3政府给予智力和财力上的扶持

针对敦煌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 可以通过以下政策实现政府扶持:

政府的农业发展规划和产业调整需要征询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见;放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各类领域的准入标准;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绿色食品开发、科技推广、基地建设、农产品注册和质量认证、农产品出口营销、农产品运销等, 享受有关政策待遇。

6 结论

通过结合当前统计资料, 针对敦煌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的SWOT分析表明, 敦煌市合作社分布广, 群众基础好, 合作社发展势头强, 规模人数在不断增多, 品牌意识正在逐渐增强。借助政府的大力扶持, 宽松的外部环境和多个部门的联合支持是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但我们仍需解决与其他城市相比, 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少、质量低;零散经营, 经济实力弱;资金供应不足, 融资难;人才匮乏等问题, 并要面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威胁。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为此, 本文提出清晰产权界定, 完善利益分配制度、完善融资方法、加强政府扶持和完善治理结构和加强监督五个方面的改善意见, 以期为敦煌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以至于甘肃省农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周伯华.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 切实坚持“四个只有”, 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断做出新贡献[N].中国工商报.2009-12-25.

[2]郑丹.王伟.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J].中国科技论坛.2011 (2) :138-142.

[3]崔传金.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和对策[D].长江大学.农学院研究生论文.2012.

[5]Cook M.L.The Future of U.S.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A NeoInstitutional Approach[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ics.1995 (10) :1153-1159.

[6]Staatz J.M.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Behavior of Farmers’Cooperatives[D].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1984.

[7]Condon, A.M.The Methodology and Requirements of a Theory of Modern Cooperative Enterprise.[J]Jeffrey S.Royer, 1-32 Washington, DC:USDA.1987.

敦煌乐舞艺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篇3

在清代后期形成了一种注重对我国西北史地进行研究的历史趋势，然而要想深入研究西北史地和文化，就必须有新材料的发现。王国维说：“自古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之赐。”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直至成为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力的显学，正印证了王国维先生所言。1900年6月22日，王圆篆道士清理16窟泥沙时无意发现了藏经洞，出土五万余件自十六朝至北宋的珍贵文物。基于国势微弱、当地两级政府不作为、恰逢欧美探险家时代等诸多原因，这些文物流失到法、英、日、俄、美等多国。伯希和等国外汉学家的积极研究，也促使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显学。

敦煌乐舞艺术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三：一是文献研究，包括P.3038、P.3539.P.3719三份敦煌乐谱文书，P.3601、S5613、S5643三份敦煌舞谱文书，S0610、S6208、P2578等文书中所记“乐部”内容等；二是敦煌壁画中的乐舞图像资料研究，敦煌莫高窟有音乐题材壁画的洞窟有240个，有44种、4500件（其中不鼓自鸣乐器1016件，乐伎3346身，乐队500组），绘有乐队的经变400轴；三即敦煌吐鲁番地区音乐文化历史研究，这里面既有对敦煌本地区戏曲、乐器、歌舞的嬗变研究，也有东南亚、西域音乐文化交通史研究。

一、敦煌文献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敦煌文献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林谦三发现藏于法国的敦煌文书P.3038经文抄本背面有二十五首乐谱，结合其在日本正仓院所见唐传琵琶古谱，断定该谱为琵琶谱，并尝试译谱，将其成果写成《琵琶古谱之研究》（1938年）一文，文中判定该谱为琵琶谱，归纳出二十个谱字，将谱子与日本雅乐做了一番比较，判定该谱演奏乐器为四弦四相琵琶，并确定了琵琶的定弦。林谦三于1955年发表《中国敦煌古代琵琶谱的解读研究和二十五首译谱》，确定了25首敦煌琵琶谱的音高，公布了全部五线谱译谱。1964年，他再发表了《琵琶谱新考——专论琵琶记谱和演奏法的变迁》一文，首次将P3539中二十谱字与P.3038交叉研究。这一系列研究当时在国内并没有产生广泛影响，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形成敦煌乐谱研究热潮时才被译介进来，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研究依旧具有指引意义。

我国学者最早接触敦煌文献是在1940年，向达从法国带回P.3038文书的微缩胶片，开启了国内对敦煌曲谱的研究。1954年，任二北先生《敦煌曲初探》一书对P.3038古谱从节奏、曲式、时值等方面进行研究，还略微涉及了敦煌舞谱。同年，王重民编有《敦煌曲子词集》一书，其中涉及敦煌古谱，认为该谱是工尺谱；十年之后，杨荫浏于1964年在《中国音乐史稿》一书中也讨论过P.3038，认为应属工尺谱体系，但认为是筚篥谱。同一时期饶宗颐先生撰文《敦煌琵琶谱读记》，指出敦煌古谱是琵琶谱而非工尺谱，并对其中曲调进行考证。

至1980年代起敦煌曲谱研究逐渐走热，其中主要研究者有叶栋、陈应时、席臻贯、何昌林、饶宗颐、庄永平等。较为重要的成果有叶栋《敦煌曲谱研究》，陈应时《敦煌琵琶谱的解读》《解评敦煌曲谱的第一把钥匙——“琵琶二十谱字介绍”》《敦煌曲谱研究实录初篇》，何昌林《三件敦煌曲谱资料的综合研究》，林友仁等《验证<敦煌曲谱>为唐琵琶谱》，饶宗颐《敦煌琵琶谱<浣溪沙>残谱研究》，席臻贯《敦煌曲谱第一群定弦之我见》等。此外，应有勤、林友仁、赵晓生、毛增继、唐朴林、李春光、郝毅、吴世忠、金建民等诸多学者也有重要贡献。这一时期，学者研究的焦点是敦煌曲谱的抄谱年代、乐器、音位、节拍、定弦、曲式等。

直到2000年左右，这一波研究热潮基本告一段落，就基本问题达成共识：P.3038谱非唐大曲，而是三段谱拼贴而成，谱式为四弦四相琵琶谱，谱字音高以林谦三所提为准，定弦、节奏节拍、曲式、大小谱字等方面尚待取得共识。该谱在取得新的文书材料证明下，还不能被准确演奏，同名谱词均不能和曲谱相配。

敦煌文书中还有一个研究方向是敦煌舞谱的研究，主要研究P.3601、S5613、S5643三份敦煌舞谱。早期研究成果有罗庸、叶玉华《唐人打令考》（1940），冒广生《敦煌舞谱释词》（1940），任二北《敦煌曲初探·舞容一得》（1954）、《唐戏弄》（1958），林谦三《敦煌舞谱解读端绪》（1962），饶宗颐《敦煌舞谱校记》（1962），赵尊岳《敦煌舞谱详解》（1951）等。

广泛系统关照敦煌舞谱还是1980年代前后，林谦三的弟子水原渭江，1976年博士论文中就有一些成果。自1979年至1985年，发表30余篇相关研究论文，最终集结成《敦煌舞谱解读研究》出版。王克芬《敦煌舞谱残卷探索》（1985）对舞谱源流提出构想，判断其作于盛唐，对“令、按、拽、摇、舞、据、送、奇”等谱字对应的舞容舞姿进行探索。柴剑虹的《敦煌舞谱残卷<南歌子>的整理与分析》（1987）、《敦煌舞谱的整理与分析》（1988）等系列研究提出敦煌舞谱由曲名、序词、字组三部分构成，将不规范的字组重新整理规范，尝试探索字组的节拍组合。席臻贯《唐乐舞“绝书”片前文句读字义析疑》（1987）等研究是对前人研究的综述，对《遐方远》句读考证，探索“拍常令”、“打”、“闲拍”、“准前”、“桐”、“本色”、“段送”等的句读与释义。彭松《敦煌舞谱残卷破解》（1989）的研究认为敦煌舞谱是行酒令的打令谱，研究十三个谱字对应的舞姿，研究了各舞曲的序词作用。李正宇《敦煌歌舞三札》（1992）将舞、曲、词三者结合起来做综合研究。学界对舞谱是打令谱、大曲谱或宗教用谱尚无定论，破译谱字对应的舞容舞姿、复原舞蹈程式等方面亦是各执己见，尚无公认的准确译谱。

不论在敦煌舞谱还是乐谱研究领域，都有很多学者热哀于将其搬上舞台，而乐谱在没有确定定弦、节奏节拍等关键因素之前，舞谱没有确定谱子对应的舞容之前，所谓恢复“千古绝响”是不严谨的。不过基于敦煌研究成果进行的应用型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如庄壮多年来一直力争复原敦煌乐器，和上海民乐一厂生产仿古乐器并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敦煌舞应用研究中仿唐歌舞、敦煌舞的编舞自1980年代就已有成果，目前，台湾刘凤学、甘肃高金荣等学者在敦煌舞编舞研究上较有影响力。

2000年以后，舞谱、乐谱研究均遇到瓶颈，可以通过现有资料证实的研究部分已经达成共识，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性提下很难进行实证性研究，新的研究或是基于表演经验的探索研究、或是跨领域的交叉研究、或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细化。

乐谱方面，陈应时《敦煌乐谱同名曲<倾杯乐>的旋律重合》（2005）、应有勤《敦煌琵琶谱的节奏与演奏手法密切相关》（2000）等属于以经验为基础的探索性研究；葛晓音、户仓英美《关于古乐谱和声辞配合若干问题的再认识》（2000），陈应时、王小盾《唐传古乐谱和与之相关的音乐文学问题》（2000）等属于交叉研究；应有勤《敦煌琵琶谱节奏译解》（2002），庄永平《敦煌乐谱<长沙女引>曲校勘与研究》（2000）、《唐传<酒胡子>曲校勘与研究》（2003）等属于对原有研究成果的细化研究。陈应时出版的《敦煌乐谱解释辩证》（2005）一书，全面总结了几十年间的敦煌乐谱研究争执与结论，介绍了上百个相关研究成果，准确界定了已经达成学界共识的研究成果，对未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舞谱方面，在原有研究领域，2000年虽然新增研究成果不少，但罕见具有突破意义的研究成果，多数是对原有研究成果的整理或描述。更具学术价值的研究多产生在新领域，即关照之前没有涉猎的新材料，如水原渭江、贺小萍《释北京图书馆藏敦煌舞谱残卷（No.820）的舞辞“皇”》（2000），就是对之前一直无人研究的国内馆藏舞谱残卷进行文献考证研究，另有蔡渊迪《杏雨书屋藏敦煌舞谱卷子校录并研究》（2012）是对日本武田家族馆藏的舞谱残片进行研究。

二、敦煌壁画中乐舞图像资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敦煌壁画中乐舞图像资料研究对象并不仅限于莫高窟，而是指敦煌吐鲁番地区、榆林等诸多石窟。

最先关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音乐资料的还是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在1939著《出现在敦煌壁画音乐资料——尤其与河西地方音乐的关系》一文，描述了其在莫高窟壁画看到的乐器、乐伎等音乐舞蹈资料，首次将敦煌壁画中的音乐资料展示出来。

系统研究敦煌壁画中的乐舞图像资料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材料整理，即统计、描摹、拍照、分类等工作；第二阶段是对壁画中的乐伎、乐器、乐队等图像进行深入研究；第三阶段是综合历史、宗教、地域交通史等进行综合研究。目前我國的研究处在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过渡时期。

较早整理敦煌壁画乐舞材料的是蓝玉崧，他1951年出版的《敦煌壁画音乐资料提要》，第一次系统整理了敦煌石窟中的乐舞资料，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阴法鲁主编的《敦煌舞姿》（1981）中展示了120多幅具有代表性的乐舞素材描摹本刊印成册，并附有经变伎乐、世俗乐舞等论文数篇。

敦煌壁画材料整理的理论难点在于如何建立科学的分类体系，郑汝中《敦煌壁画乐伎》（1989）首次探讨乐伎分类的问题，将乐伎分为伎乐天、伎乐人，有十余小项，考证各项伎乐的由来、名称、传播演变等。庄壮《敦煌壁画乐伎形式》（1993）对伎乐提出另一种两大类9小项的分类法，同时对演奏形式、乐器组合、排列形式进行了分类研究。

另一类研究是对敦煌壁画中乐舞素材的形态研究，即舞蹈形态、音乐形态、乐器形态、排列形态等的研究。这类研究成果有《谈救煌壁画中“经变”里的技乐》（刘恩伯，1980）、《敦煌壁画和唐代舞蹈》（董锡玖，1982）、《敦煌壁画乐队排列艺术》（庄壮，1986）、《敦煌壁画中的唐代经变伎乐队》（高德祥，1987）、《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各种鼓》（高德祥，1988）、《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与反弹箜篌》（高德祥，1989）、《敦煌壁画中的童子伎》（高德祥，1991）等。

敦煌壁画中乐舞素材研究整体进展要慢于敦煌文书研究，主要是因为在那个年代信息传播困难，如要出成果，需要长居敦煌等地进行现场研究。进入2000年之后，敦煌石窟的电子化整理基本完成，网络的便捷加快了敦煌壁画乐舞素材的研究进程。如前所说，现阶段敦煌壁画研究主要在图像本体研究和交叉研究两方面。

图像本体研究方面，主要是研究乐舞图像的艺术特点，如乐器器形、各时代舞容舞姿等，成果有《敦煌石窟舞乐艺术》（高金荣，2000）、《敦煌壁画乐舞研究》（郑汝中，2002）、《敦煌古代乐舞》（高德祥，2008）等专著，尤其《敦煌壁画乐舞研究》一书是郑汝中扎根敦煌十余年，穷尽洞窟所有乐舞素材后的研究成果，书中进一步完善分类方法，在全面分类的基础上照顾个案，严格明确壁画乐舞、壁画乐伎等名词概念，体现了当代乐舞艺术研究的学术水平。

交叉研究方面，进入2000年之后，诸多学科均出现学科边缘模糊的现象，敦煌乐舞研究亦是如此。因为艺术文化从来不是单一的，敦煌壁画图像中反映出的建筑、宗教、服饰等均可与乐舞本身进行交叉研究。如李建隆《敦煌壁画中的乐舞演出与演出空间》（2010）-文中，将乐舞演出中的空间与佛教空间的无限与贯通概念结合，切题独到。又如贾一亮《敦煌唐代壁画经变画礼佛乐队中的舞伎服饰研究》等，以其他学科为基础，以乐舞图像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三、敦煌吐鲁番地区音乐文化历史研究

敦煌吐鲁番地区音乐文化历史研究的历史范畴较大，世界上有四大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敦煌吐鲁番地区是唯一一个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这里可以看到印度音乐如何传人并演变成唐代佛曲，可以看到琵琶如何从波斯传人于闻、长安、东南亚，各宗教、民间的乐舞形式、乐器器形、音乐制度、乐伎身份、乐种演变等均可成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实际上属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范畴。因其范围庞杂，本文之例略一二。

最早专门研究敦煌地区乐舞艺术的学者当属向达，他在《论唐代佛曲>（ 1929）一文，考证出唐代佛曲袭自印度北宗音乐，从西域传人，有宫调、可入乐，只流行于宫廷等。

进入1980年代后，有诸多学者在敦煌音乐文化交融历史研究上做出贡献，但这一研究边界模糊，常与礼乐雅乐研究、用乐机构研究、官署乐人与乐籍制度研究、宗教音乐研究、地方歌舞研究等。具体成果有如《中国俗字谱与拜占廷乐谱》（1985，何昌林）、《丝路音乐文化流向研究中的一些问题》（1989，席臻贯）、《西亚诸教对敦煌乐舞影响之研究》（1995，黎蔷）、《琵琶沿革及演奏方法的演进》（2001，庄永平）、《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2003，赵维平）、《云同石窟舞蹈雕像多元风格溯源》（2005，王克芬）、《苏祗婆传授的龟兹乐律》（2012，陈应时）、《龟兹五弦琵琶东传日本考》（2013，陈应时）、《燕乐调式音阶结构与东亚影响》（2013，庄永平）、《从敦煌壁画看南北朝歌舞娱乐节目的构成》（2014，李芸、黄勃、夏滟洲）等。更有博士论文《古丝绸之路乐舞文化交流史》（2001，金千秋）系统地整理了先秦到盛唐乐舞文化自西传入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乐舞文化向日本朝鲜的输出历程。以上所提及的诸多研究有着不同的切入视角，但大多是综合文献、图像、文物的考证，还原了历史长河中丝路音乐舞蹈文化交流的片段。

以笔者所见，敦煌乐舞艺术研究诸多方向中，敦煌吐鲁番地区音乐文化历史研究是最为朝气蓬勃的研究方向。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信息获取愈加便捷，学者能够以更宏观的视野关注自己的研究领域，相较于油墨印刷时期的皓首穷经，信息时代对音乐文化历史进行综合研究更容易开展。相较陷入僵局的敦煌古谱文献研究以及有了阶段性成果，需要进行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研究的敦煌壁画乐舞资料研究方向，无疑使音乐文化历史研究更有动力。

综上，敦煌乐舞艺术研究自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就具备了萌芽的学术土壤，1930年前后，林谦三、岸边成雄、向达等人从不同角度对敦煌乐舞艺术展开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前，关注到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只有十余人。1 9世纪80年代开始，敦煌乐舞艺术的研究迎来了大发展，数十位专家学者投身其中，在探讨中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进入新世纪后，更多年轻学者涌入敦煌乐舞研究之中，学术成果的规模和学科研究的边界都在不断扩展。值得一提的是，诸多机构也对敦煌乐舞研究给予了更多关怀，如2005年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东亚古谱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在西安音乐学院举办的敦煌乐舞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都给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助力。

漯河市村民自治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篇4

关于漯河市村民自治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从法律上确定了我国农村广大村民依法实行自治.历经的.村民自治给中国农村社会带来了重大变革.村民自治目前的情况到底怎样?存在哪些问题?一直被人们所关注.最近,漯河市人大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以集中座谈、个别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漯河市4个区县、4个乡镇、20个行政村、200多名村民代表、60多名县、乡、村干部进行了调查.

作 者：蒋自周  作者单位： 刊 名：人大建设 英文刊名：RENDA JIANSHE 年，卷(期)： “”(2) 分类号： 关键词： 

敦煌村民自治现状分析 篇5

——湖南黎托村的调查与思考

刘建荣

黄祺

中文摘要：村民自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基层民主形式。它对于整治和改造城中村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促进促进城中村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政治文明的广泛深入，精神文明的健康进步和生态文明的积极推进。但村民自治在城中村实际运作中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基于此种现状，笔者试提出建立一个“规范、务实、民主、广泛”的城中村村民自治发展模式，以求对城中村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村民自治

城中村

现状

发展模式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基层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村民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1]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基层民主形式，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农村在短短20年间改变了传统格局和治理模式，但由于短时间城市化的不彻底，这些农村原有的地缘、血缘结构未被瓦解，使之成为既不同于传统农村社区，又不同于现代城市社区的“过渡型”社区——城中村。据2002年10月31日的《南方周末》报道，西安市有417个城中村，涉及42万人；太原市有75个城中村，涉及12万人；连小小的绍兴市都有45个城中村，涉及人数将近15万人；杭州与石家庄仅市区内就分别有60个与45个都市里的村庄等等。可见，这种特殊形态的农村已经成为我国城乡转型过程中一道独特的社会景观。但纵观学术界关于“村民自治”的文章，较少有学者专门在城中村视角下谈论“村民自治”，但城中村现象日益增多，城中村问题日渐突出，显然研究城中村的村民自治有其现实和特殊意义。本文则主要论及城中村村民自治的作用，以及在现实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及解决的基本思路。

一、城中村村民自治的现状

（一）城中村村民自治的作用

1.村民自治促进城中村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 物质文明指的是通过改造自然的积极成果所表现出来的人们物质生活的进步状况[2]。在城中村，物质文明集中体现为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自治通过实现广大农民的政治民主权利，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城中村经济发展，促进城中村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阿马蒂亚·森的人为政治自由的建设性作用就能够有效地刺激经济需求，促进经济的发展。[3]我国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产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自主权，而经济上的自主权引发了农民对政治自主权的诉求。村民自治权是农民经济自主权在政治领域的反映，是农民真正当家作主的体现。传统农村的村民与城中村的村民相比，前者是以种田、种地为生，而后者由于赖以生存的田、地被征作城市建设，转而以少许自留地、房屋出租为生，因此村民自治对城中村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民主直选的村委会和村民委员会来保障失地村民的合法权益，化解征地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按照村民意愿对本村统一规划，对村集体自留地统一经营，壮大村级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湖南黎托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践行了城中村村民自治的基本功能。黎托村村委会把握城市化契机，规划建村，将争取来的454亩村留地和7个组村民自愿上交的共计324亩自留地统一交由村里规划办证，统一出租经营，村里配套投入近60万元对集约土地进行了改造提质和平整，实行风险共担、利益均沾，村民得到实惠，共同富裕的路子越走越宽，至2002年，该村全年完成工农业总产值4752元，完成上缴国家税收54万元。村民收入稳步提高，2002年，年人均纯收入达到了4843元；自2002年以来，该村年GDP经济增长率超过15%，2006年该村上缴国家利税超过100万元，年人均纯收入6000多元。全体村民在村委会的带领下加速致富奔小康。

2.村民自治促进城中村政治文明的广泛深入

在城中村，政治文明表现为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管理本村事务的权利意识的觉醒和行为能力的提高。村民自治的实践及其成效已充分显示出对促进城中村政治文明的广泛深入的重要作用。

(1)村民自治的发展促进城中村政治大局的稳定

实行村民自治，建立稳定有序、充满活力的城中村新秩序，对促进城中村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如今城中村正处于城乡转型的关键时期，征地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和矛盾层出不穷，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聚众闹事、集体上访、党和政府布置的工作任务难以落实等。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干部的行为，也需要加强征地补偿政策、法律制度的宣传和教育，使村干部增强法制观念和依法、依政策办事的能力，使广大村民了解上面政策，懂法守法、履行义务，用法律政策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村民自治采取直接的民主方式，对于约束干部不良行为，平复村民情绪，解决村民利益矛盾和纠纷，密切干群关系和调动村民积极性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年夏天，湖南黎托村在“武广”建设的拆迁工作中，因为村民不满《新试点办法》的补偿措施，曾一度聚众闹事，围攻拆迁工作人员，甚至派人进京上访，使当时的黎托村陷入一片混乱中。这时村支两委和村民委员会代表们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顶住压力，不怕困难，不怕谩骂，耐心做拆迁户工作，认真向拆迁户讲解《新试点办法》，比较其与《六十号令》旧补偿措施的优势。干部代表们实行榜样示范、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的工作方式，终于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实现了拆迁村民从反对新政策，到理解新政策，再到支持、拥护新政策的转变，圆满完成了“武广”项目的第一期拆迁腾地任务。

（2）村民自治的发展促进城中村“草根民主”的发展

村民自治实际上是村民对本村事务的全面参与。它拓宽了村民表达自我意愿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村民按照《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和其他自治政策的要求，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种形式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失地村民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学会了用民主的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村民自治通过加强城中村各类组织建设，把独立、分散的农民个体集合在统一组织结构中，使农民个人在于基层政府的国家权威的“讨价还价”中，摆脱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同时又增强了农村社区的凝聚力，推动农村自治力量的发展[4]。尤其在当前已被大量征地的城中村，村民自治组织成为保护失地村民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

3.村民自治促进城中村精神文明的健康进步

城中村精神文明主要体现为精神生活的充实健康，村民素质的显著提高，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村民教育的丰富多彩，整个村呈现一派积极向上、团结互助、和谐奋进的良好村貌。但是在城中村中，由于村民短时间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改变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工作方式，转而以物业出租为主的生活模式。劳动时间的骤减，闲暇时间的猛增，使得大多数村民一时间难以找到生活的支点和精神的寄托，因此麻将赌博蔚然成风、打架斗殴骇人听闻、道德滑坡日益明显、“二世祖”现象普遍存在。如若城中村问题继续演进，则不仅不能巩固城市化的发展成果，反而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加强城中村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必然。实践证明，村民自治对于促进城中村精神文明的健康进步有着重要作用。首先，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逐渐发展为享有积极、健康、向上文化生活的权利，这成为加速城中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内驱力。其次，村支两委和村民委员会将能否开展文明创建工作作为绩效的评定标准之一，成为推动城中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力量。近几年来，黎托村的村民自治不断完善和发展，村民的“三自”意识逐渐增强，由村民选出的村委会和村民委员会更是反映民意、践行民意，大力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使黎托村被评为“湖南省文明示范村”。

4.村民自治促进城中村生态文明的稳步推进

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并列的文明形式，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建设生态文明。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之一，即实现农村的“村容整洁”。村容整洁，树立崭新形象，创造良好环境，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呼声。[5]然而许多学者笔下城中村的特征就是“脏、乱、差”：小商小贩随街叫卖，油渍污渍让本不干净的城中村显得格外脏；生活污水、垃圾乱倒乱放，使城中村成为病菌滋生的“温床”；生活基础设施差，电线、网线乱牵乱搭，给城中村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可见，塑造城中村的生态文明成为改造和治理城中村，使其彻底实现城市化的重要内容。良好的村民自治，能从根本上治理城中村“脏乱差”状况，改善城中村生态环境、人居环境，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打造拥有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风尚、新秩序的城中村新面貌。

黎托村在村支两委的带领下，在全体村民的支持下，一方面，大力整治农村环境。黎托村发动全体党员投工投劳，号召群众共同参与，共筹资金162万元，用两年时间完成了村组道路的硬化和绿化。通过各方努力已实现了户户通电、通水、通有线的目标。另一方面，按照城乡一体的要求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合理规划布局住宅区和工业区，尤其对于安置小区更是实行高标准的规划建设，力争打造成集美化、绿化、亮化和人性化为一体的农民精品住宅区。另外，还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派专人、专组维护黎托村的环境卫生。如今的黎托村是一个宜居、宜工的美好家园。可见，村民自治的实施不仅有利于促进城中村村民树立生态文明观念，还有利于促进城中村生态文明的稳定推进。

（二）村民自治在城中村实施中仍存在不足

村民自治作为党在农村基层实行的直接民主形式，对于城中村的治理和改造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运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城中村“草根民主”建设的健康发展。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为进一步在城中村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启示，既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也是这项工作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对黎托村及湖南多个城中村调查发现，当前村民自治在城中村的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主要有：

1.民主选举过程中违规事件时有发生，难以反映民意 首先表现为村干部的产生方式，由“钦定”代替“民选”。有的乡镇领导为了“领导”轻松，希望村委成员对其“服服贴贴”，有的基层领导为了顺利实现“支书、村长一人挑”，于是在选举中违规操作，操纵村委会的选举，或事先指定人选、或暗箱操作、或篡改选举结果，以致使民主选举失去意义。其次 “贿选”现象屡见不鲜。所谓“贿选”，就是用金钱、物质或是其它利益的转让来收买选举工作人员或选民，从而获得选票或人为改变选举结果的行为。在城中村，“贿选”现象更为常见。因为大量土地征收后的高额补偿，大量集体自留地的让渡使用权而带来的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利益的驱动使选举成为一些别有用心、妄图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的人绝好的机会。我们在黎托村的调查中发现：有27.78%的黎托村民表示在本村民主选举中存在“贿选”现象，有22.22%的则表示“说不清楚”。黎托村是一个“村民自治文明示范村”，然而数据表明，在这样一个民主选举较规范、严明的城中村，也存在“贿选”，可想而知，这一不规范行为在其他城中村必定占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由于选举背后隐性“操作”的存在，使得本应体现民意、反映民意的民主选举披上了“皇帝的新装”。

2.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名不副实，难以实现真正的民主

在城中村，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两个环节的运行，一般包括两种形式的共同参与：一是以村、支两委为中心的“领导型”决策和管理；另一种是依托村民的自治组织而展开的村民自我决策和管理。然而在这两种形式中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使得民主决策、民主管理难以实现真正的民主。首先以村、支两委为中心的决策和管理，不走村民路线，不遵循从村民中来、到村民中去的决策、管理程序，使之成为领导团体，甚至个人的决定。如有些村委会在作某项重大决策时，既不召开村民大会，也不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而是由村、支两委，甚至领导个人说了算。其次，村民的自治组织尚不健全，多是因共同兴趣、爱好而自发组成的民间文艺、活动团体，或是协调村文明创建的文明理事会等，较少有经济合作组织，或是各种行业组织等，即便有，作用也不明显。由于村民的自治组织的不健全，使得村民对本村事务的部分决策权、管理权缺失。由于城中村村、支两委决策、管理程序的不到位，村民的自治组织的不健全，使得民主决策、民主管理难以实现真正民主。

3.民主监督往往流于形式，难以体现村民当家作主

村务公开是民主监督最直接的形式，村务公开好不好是评判民主监督是否到位的重要指标。可如今，城中村的村务公开往往流于形式，表现在：①村务公开内容不全面，缺乏真实性。有的村务公开的内容是经过精心筛选的，表面的事项、一般性的政策公布多，深层次的问题、有针对性的问题公开少，个别内容进行人为加工，缺乏真实性。②村务公开形式单一，大多城中村采用的方式就是在几块公布栏上张贴几张文字资料，就叫村务公开。单一的形式，无关紧要的内容，只会让村民更淡漠于本村事务，至于监督则更谈不上了。③村务公开时效性差。有的城中村村务半年公布一次，甚至几年公布一次，使村务公开失去了它本来意义和目的。④村务公开地点不合理。有的城中村有十几个行政小组，居民分散居住，并且多保留足不出户的旧习惯。村委会不顾及实际情况，仅将村务公开局限在村委会所在地周围，则人为地缩小了民主监督的范围。

民主评议同样是村民参与民主监督的途径之一。很多城中村的民主评议只是走走过场：随便找几个村民、党员投投票就完事；有的则干脆不组织村民或是村民代表对干部和党员进行民主评议，在村委会内部互评解决；有的村委会没有定期召开村民大会，向村民述职，作报告。民主评议走过场，实际上虚化了民主监督制约机制。

4.村民素质不高，民主观念不强，导致村民自治难以落到实处

列宁曾指出群众文化程度低对于发展经济、发展苏维埃民主有着不利影响。他认为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使广大劳动群众真正参加管理，要克服官僚主义，要真正实现工农平等，都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6][7]P7也就是说，如果人们的文化素质越低，其参与政治的能力就越弱，反之，如果人们的文化素质越高，其参与政治的能力就越强。当前我国城中村村民的总体文化水平还较低。据不完全统计，黎托村中就有约80%的村民只有初中或以下文化。村民的这种文化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对村民自治的肤浅理解，有的村民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而让位或放弃自身的民主权利，使得贿选现象在民主选举中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除此之外，文化水平不高决定了村民民主观念落后，主体意识不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较差，这必然会阻碍城中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推进。如有的村民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村中一员，有对村中大事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管理权，有对村委会工作、村干部的行为的监督权等，而不是被动地服从村委会的命令，甚至是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有些村民对政治表现冷淡，缺乏公共意识、合作意识、大局意识，这样不仅直接影响其民主政治的参与热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滋长和纵容了某些干部的官僚作风。总之，我国城中村村民较低的文化水平将日益成为制约村民自治建设发展的关键因素，但要全面提高城中村村民的文化素质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二、城中村村民自治发展模式思考

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迫切要求，也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更是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点工程。针对上述城中村村民自治实施中存在的种种不足，要加强城中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要建立“规范、务实、民主、广泛”的村民自治发展模式，推动城中村村民自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

（一）遵循民意，规范选举

民主选举是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也是村民自治的基础。能否真正实现民主选举，村民选举权利能否落到实处，则首先要规范并严格遵循村民选举的民主程序。即成立村民选举委员会，充分酝酿并确定符合民意的候选人，确保参选人数，以方便群众选举为原则，组织秘密投票和计票以及公布选举结果，加强各环节的监督工作。其次在选举工作中要明确民主选举标准。按照政治品德好，能真正为村民谋福利、办好事等的标准确定选举候选人，对于上级“钦定”对象，也要纳入此参照体系然后确定是否入围。再次，保证选民在无任何干扰情况下独立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在正式选举工作开始前，向村民宣传有关选举的法律、法规、政策，明确选举代表的权利和义务；严厉打击“贿选”现象，对于靠不正当手段拉票的候选人，应立即取消候选人资格，同时一并取消此人以后连续两届参选的资格。最后，对于新当选的村干部，要实行优胜劣汰。一个季度或是半年后组织村民大会对其工作实绩进行民主评议，评议结果不理想，或是很差的则直接罢免或撤换；评议结果一般的，则要接受一个阶段的考察，若政绩仍不理想，则予以罢免或撤换。

（二）落实民主，让村民明确和履行决策权和管理权

健全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机制是村民自治的根本，村民能否直接参与民主决策和管理，参与程度如何，是衡量城中村村民自治是否体现民主的重要指标。要抓好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必须做到：第一，以村、支两委为中心的“领导型”管理应充分发扬民主，从村民中来，到村民中去；作任何一项重大决策时，都应首先广泛征求村民意见，通过村民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做出决定。对于村领导擅自做出的决定，村民大会有权予以更正和驳回。第二，健全村民的自治组织，建立起各种财务监督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红白理事会、各种行业组织等基于村民共同需要和利益而自我形成的自治组织。这些组织在村委会的指导和协助下，开展各种自治活动，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有效扩大村民参与村务决策和管理的途径和范围，代表广大村民的利益和要求。

（三）强化民主监督机制，保证村民当家作主

民主监督机制是确保村民自治制度健康发展的有力武器，如果没有监督和约束，村民自治就会在各种利害冲突中走形变样，难以保证村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要健全和强化民主监督机制，应做到：

第一，深化村务公开，确保民主监督落到实处。首先要调整、充实村务公开的内容，做到财务、政务、事务、文件全方位的公开；增强公开内容的针对性，对村民最关心的问题，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情，一定要公开；财务公开是重中之重，村里日常财政收支应及时详细公布，重大经济项目涉及的财务状况，应在不同进展阶段全过程公开。

其次，要丰富和创新村务公开的形式。除了设置村务公开栏以外，还可通过村民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公开；可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公开；可设立村民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督促村务公开规范、及时、有效的运行；可任命各组组长为村务公开联络员，每当村里有村务要公开时，则及时将公开信息传达到每家每户等等。

再次，要增强村务公开的实效性，必须做到每月至少公开一次，遇事必公开原则，让村民第一时间了解本村动态，切实享有决策权，履行监督义务。

最后，选择合理村务公开地点。如村务公开栏应遍及城中村的每个行政小组，而不是只矗立在村委会的门口。

第二，建立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

坚持每年在村干部述职的基础上，组织村民或村民代表对村干部德、勤、能、绩四个方面进行评议。评议结果与工资待遇挂钩，并且结果中，村民意见较大，评议结果很差的干部则按照程序予以罢免撤换。

第三，加强民主监督的制度建设，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

（四）提高村民综合素质，增强村民民主法制观念，扩大村民自治的群众基础。提高村民综合素质，增强村民民主法制观念，是保证村民自治规范运作，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和必要前提。

一是要大力发展村民教育。通过村民学校，提高村民文化素质和政治参与意识，解决村民文化水平低、民主素养差的问题；培养村民的竞争意识、权利意识、自由意识和民主意识，为发展城中村基层民主培养合格的村民主体；教育和引导村民学会正确使用民主权利的方法，使他们加深对村民自治的认识和了解；增强其法律意识，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是抓好干部的培训工作，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村民自治的干部队伍。通过开设干部培训班，派干部进大学进修等途径，提高干部的文化涵养、政治素质；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增强村委会班子的战斗力、凝聚力，为促进城中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更好的作用。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

敦煌村民自治现状分析 篇6

1. 对条码的认知程度

经过对本次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分析, 可以看出, 我区条码技术的应用范围还十分有限, 市民主要接触的仍为商品条码和物流领域中个别环节的条码技术, 如邮寄包裹等, 即运输环节。而对这两种条码也只是停留在认知上, 并不十分清楚它的整个运用方式及在相关领域可以带来的益处。

对于条码在电子门票等领域的应用, 大多数市民仍未有尝试, 有96.2%的调查人群只是听说过电子门票, 但没有真正使用过。这一点恰好说明我区条码技术在这方面的应用还十分不成熟, 甚至可以说没有发展起来。

可以说在我区, 对于条码, 尤其是二维条码的应用领域, 如结合手机和网络, 条码技术的应用或者说对于大众的宣传方面仍十分薄弱。

2. 条码应用现状

在全国条码产业发展的推动下, 内蒙古自治区在条码应用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条码技术在各大超市中的应用已经十分普及;2005年6月, 内蒙古图书馆的100多万册图书已被贴上条形码、录入电脑图书的基本特征信息, 这意味着内蒙古图书馆的每一册图书即将拥有互联网上的“身份证”。同时, 内蒙古自治区为了促进条码事业在我区的发展, 还成立了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内蒙古分中心, 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条码质量监督检验站。但内蒙古自治区在条码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方面, 显然还处于落后状态, 或者说在内蒙古自治区, 条码技术的应用领域只被开发利用了冰山一角, 它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有待进一步的推广和应用。

3. 条码技术在其他城市的发展

条码技术及相关的自动识别技术在许多城市均处在发展阶段, 相对于我区来讲, 许多大中型城市的发展步速要快的多, 宣传力度也比较大, 市民的信息来源也相对要广泛。

如上海市电子商务安全证书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率先将二维条码技术应用于电子商务中。在系统中, PDF417二维条码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电子票据凭证。2005年11月8日, 国内首个手机在线移动订票服务在上海推出。只要是上海移动的手机客户, 在银行拥有账户并开通手机钱包业务后, 用手机登录移动梦网相应地址, 就能轻松购得所需电影票。继上海之后首都北京也实现了用手机购买电影票、“刷手机”入场看电影的娱乐消费新方式。2006年6月5日, 天津《每日新报》成为中国首家应用二维码技术的平面媒体, 《每日新报》的读者只要用手机下载特定的二维码识别软件, 再用手机摄像头对着报纸上的二维码拍摄, 就能在手机屏幕上看到感兴趣的新闻视频、广告等, 还可以听到与报纸内容相关的各种声音, 通过手机屏幕看到“会动的新闻”。

此外,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各地分中心, 如南京、四川、广东等地分别适时地举办各种活动、制定各种制度来普及条码知识, 加强条码应用的规范化。

二、内蒙古自治区条码技术的推广应用方案

基于以上对其他城市的对比分析, 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 本文提出了几点意见和建议, 希望能对本区条码技术的推广和发展有所帮助。

1. 建立健全专门机构的职责和制度

要想推动条码技术的快速稳步发展, 专门的机构必不可少。虽然我区为了促进条码事业在我区的发展, 也成立了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内蒙古分中心, 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条码质量监督检验站, 并且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但机构的职责还不是十分明确, 制度也不十分健全, 网站的内容也比较陈旧, 不能传达最新消息, 在条码技术的宣传和应用上, 还没有发挥最大的作用。

从上面其他城市的机构对比可以看出, 我区的机构职责还需进一步扩大, 与外界的交流还需进一步加强。对于市民来讲, 应该能通过这样的机构了解条码, 了解条码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最新动态。因此, 应借鉴其他城市分中心的先进、有效的方法, 进一步完善机构职责和制度。

2. 在我区主要高校推行条码技术课程

高校不失为条码技术推广的一个良好平台。我区高校在这方面还没有着手进行培养人才或者说速度还比较慢。而高校应该是培养条码技术人才的主要途径之一, 它们应该是我区发展条码技术的生力军。

当然, 就目前来讲, 全国开设条码课程的高校也极少, 这与市场需求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因此, 我区各高校要抓住这个机遇, 有所行动。当然, 这种情况的出现, 也与相关的师资短缺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 各高校应该根据本校实际情况, 做好相关的工作, 为我区条码技术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3. 继续运行并优化超市POS系统

通过对维多利超市、华联超市、联华超市、民族嬉水乐园超市等超市的调查显示, 在我区, 条码技术在超市POS系统领域已经取得了较为喜人的成绩, 其中联华超市 (学府花园店) 还设置了利用条码技术设计的密码储物箱。因此说, 在这一环节中, 我区并未落后于其他城市。但仍需积极与外界交流, 及时了解这一领域的最新发展状况, 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4. 在通信行业中推行手机二维码技术的应用

现在拥有手机的人群越来越多, 我区也不例外, 在本次调查中, 有99.1%的人选择正在使用手机, 而且这部分人中以年轻人居多, 他们拥有强烈的好奇心, 易于接受新事物。因此这一领域的发展前景可谓十分可观。手机二维码的使用, 为移动商务提供的方便之门。它就是要利用手机体现条码技术的优越性。

因此, 我区在发展手机二维码业务时, 首先应让手机客户了解手机二维码的优势, 接受这种观点, 同时要尽快找出解决手机上网的瓶颈问题。当然, 这可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事情, 但我们可以先从一些简单的应用入手, 循序渐进。

5. 在医院推行条码技术以实现自动管理机制

目前, 我区几所主要的大型医院的就诊量很大, 在医护工作中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些问题:如手工录入、查询病人信息导致医护人员很大的工作量;手工记录病人医护信息和诊断结果时, 带来人眼对字迹辨认上的失误, 病人的化验结果与病人信息核对不上的现象等等。

针对这种情况, 其他城市已经将条码技术引入医院, 可以有效地缓解以上的问题。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引入了条码技术实现病人的身份识别, 通过与病人身份唯一对应的条码实现以数据库为中心的病人信息的管理系统。北京协和医院使用的床旁PDA系统, 在病人的手腕上都会带上条码, 护士全都配备掌上电脑, 核对病人身份后, 要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给病人正确的药物和正确的治疗。

我区各大主要医院可以效仿以上各医院, 将条码技术引入医院的各个环节, 而不单是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管理上, 可以将二维条码印制在医疗卡上, 由病人随身携带。当该病人入院诊治时, 医院只需用二维条码扫描器扫描医疗卡上的二维条码。另外, 在需要转院治疗的情况下, 病人的治疗数据, 可以制成新的PDF417条码, 传送给下一个治疗医院。

当然, 以上的方案必须有相应的技术支持、财力支持和政策支持。

6. 逐步拓宽条码技术和相关技术的应用领域

条码技术和相关技术的应用领域是十分广阔的, 我区要根据具体情况, 在保持原有领域的应用外, 要不断致力于开发新的应用领域, 这也可以借鉴国内其他城市的一些先进经验。如2006年11月14日顺利通过国家验收的云南无公害养殖及肉制品射频管理系统, 确保了产品信息跟踪与追溯的可靠性。再如, 2007年3月, 吐鲁番地区质量技术监督局与自治区标准化研究院合作, 开展了哈密瓜质量追溯的研究及应用, 消费者通过对哈密瓜上的条码, 就能查询到哈密瓜的品牌、种植地、检测情况等信息。

这些都是条码技术及相关的自动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实例, 我区可以以此为目标, 逐步完善相关环节, 做好准备, 争取早日步入我国条码技术应用和研究的先列。

参考文献

[1]报纸如何留住年轻读者[OL/EB][2007-8-4]http://www.xici.net/b244699/d56168601.htm

[2]北京协和医院住院医生工作站系统案例[OL/EB][2007-6-5]http://info.med.hc360.com/2007/06/05101296978-3.shtml??

[3]条码技术保障人民医院标本全流程管理[OL/EB][2007-07-02]?http://tech.sina.com.cn/roll/2007-07-02/1125351619.shtml

[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内蒙古分中心[OL/EB]http://www.nmgzjj.cn/zjzw-tmgljg.htm

[5]新华网盛磊岚[OL/EB][2005-11-10]http://www.it.com.cn/f/mobile/0511/10/196991.htm

论山东农村村民自治的现状及对策 篇7

一、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存在着管理与漏洞

在村民自治的实际处理中，在关系处理中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不够到位。 而上下级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已经不存在了，对于现在的安排和工作乡镇政府农村民委员会只能是“指导、支持与帮助”；行政机关不再是农村居民的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了，之前的行政服从关系村民委员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不存在了，乡镇政府开展的工作完成需要村委会的帮助。对之前而言村级管理和村民自治还是有不同之处的，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政府不需要在要求村民委员会对村民负责。而政府又以另一种的方式取代了指导和帮助，村民委员会的事务被干涉，有的过多干涉形成负面影响，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1.传统的乡村关系自身影响。在中国传统的乡村关系，从古至今，都是一种上下级的行政服从关系，不论实行的什么样的村级管理制度、村级组织用的是什么样的名称，都必须地服从上级组织。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政治中是没有生存空间的，国家的所有权利都在统治者的手里，下级组织只有服从上级组织的安排。这种行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行政划分已经延续到现在了。改革开放迎来了新的时代，但在这股大潮中，也没有改变传统的乡村之间关系的基本格局，反而是一度推行了二十多年的居民委员会更加强化了二者之间的行政关系，甚至把这种行政关系推到了极致。更重要的是，村委会制度下的行政化乡村关系对他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因为今天中国45岁以上的人都是亲身从村委会制度中走过来的。

2.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不具体不完。在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中，《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做出了原则性的一些规定，主要是第四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在村民自治中，有关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关系的法律制度的不具体不规范不完善，是现实的直接原因。但是从这些情况里来看，里面的规定过于原则性和不结合实际情况需求，很难落实下去，比如：村委的哪些工作是需要政府部门特别指导、支持和帮助的？又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进行落实？这些指导、支持和帮助是走过场一般的形同虚设还是不遗余力必须落实的？如果违反了相应的规定和政策，又应该怎么进行处理？这些法律制度上的漏洞为乡镇政府在处理乡村关系时致使他们越权干涉村级事务，失去了他们自由发挥和谐共处的空间。而在村民委员会和村民需要它们的指导、支持和帮助时政府却发挥不了他们该起的作用了。

3.村官素质能力有待提高。在当前的法律法规制度中，新型的农村社区规定对村民自治所要求的还不够具体不够明确，传统的乡村关系对不同的村民自治遗留问题影响着相当大的作用问题，现在的乡村两级干部问题对新型的乡村关系的运用就至关重要了。在目前山东乡村两级基层干部几乎都是从传统体制中走过来的，几乎上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以及缺乏新时期的创新精神，对村民自治的管理理解还保持原有的老思想老办法，因而对村民自治所要求的新型的乡村关系还不能很好的利用和贯彻下去。因此，乡镇政府难以应付好乡村之间的关系法律制度相应的不明确不完善，在当地的村委会，村党支部也说不清楚什么才是政府的安排。

二、村民自治情况下关系的处理及解决意见

1.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需适当修改

目前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相关的法规制度对于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的规定过于模糊，缺乏具体操作性明确性，再结合实际情况时有必要修改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增补新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现在来看，应该列举出有哪些事项需要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进行指导、支持和帮助？有哪些事项是乡镇政府无权干涉的？使基层干部真正廉洁为民，做好财务事务及时公开，明白 由于村民自治是个全新的思想，村民自治中所要求的乡村关系也是全新的乡村关系，因而当前法律法莫伸手，伸手必被抓。不完善、不具体的规定是可以理解的，随着村民自治的渐渐深入，乡村关系在将来还会发现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我们需要不断的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和完善，漫长而艰巨的任务。

2.建设基层干部队伍需要高素质人才

在基层村民自治的最主要的主体是两级干部和农民，村民自治的走向和发展取决于基层干部的领导能力行为。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当前山东日照农村干部的文化和政治素质整体不高。农村基层干部主要缺乏的是教育知识和思想品德意识素质，所以对于村民自治这种全新的理念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现有的基层干部要进行系统管理、教育、培训以及适度淘汰，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个公正、合理、严格的录用机制和升降机制，是建设当地基层高素质队伍的必要需求。高素质的人才要确保录取使用，完善大学生村官制度，让更多的优秀大学生来基层，提供良好的待遇机制，同时政府要完善福利待遇对优秀人才的吸引。

3.宣传村民自治的内在精神视角

基层干部和农民对于村民自治的理解和认识过于单薄，对于人民在实际的处理过程中缺乏正确处理，不适合村民的长远发展。人民对正确的分辨能力还待考虑。在山东的农村自治还是一个全新的事物，我们要想要把这个全新的事物很好的发展下去，就要与时俱进的进行改革。到现在为止，我们对村民自治这种方法还分布在广告宣传上，现代民主不深在村民中显示的淋淋尽致，村民的主权地位、村民作为权利和利益主体的不可侵犯性、村干部以及其他事物一切干部的权力来源是人民赋予的表示，真正的村民选择和同意才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在管理问题中出现的村民自治，尤其是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要用正确及时辩证的加强村民自治的内在精神的宣传和教育是迫在眉睫首要任务。

只有加强乡镇到村镇的村民自治，加强法律法规的完善，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素质的乡镇干部队伍，加大宣传村民自治的内在精神，加大村民自治的教育和宣传。只有这样，更好的建设新型农村化，更好的实现伟大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