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理论

社会保障理论（精选8篇）

社会保障理论 篇1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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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理论 篇2

一、社会保障制度初创阶段的流派之争

早在17世纪英国就产生了社会保障制度的雏形, 但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笃信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理论, 一直保持着一种“无政府”状态。在亚当·斯密看来, 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它在合理地配置资源。他认为, “用不着法律干涉, 个人的利益关系与情欲, 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益关系的比例, 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的用途”[1]。他主张政府只需要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 扮演一个“守夜人”的角色。这种“无政府”状态从18世纪末期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期, 这一个世纪以来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风靡整个西方社会, 因此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停留在慈善的私人供给层面。

到了19世纪末期, 随着财富的积累, 工人阶级的壮大, 费边社会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的兴起, 德国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外临英法俄等国的竞争, 内临尖锐的劳资矛盾, 所以其为了缓和劳资矛盾, 增强社会凝聚力, 争霸欧洲, 在1883年颁布了《疾病保险法》, 1884年颁布了《工伤保险法》, 1889年颁布了《老年和残障社会保险法》[2]。而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其理论基础就是费边社会主义和新历史学派的思想, 这两个学派都属于社会民主主义流派。英国费边社会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急剧尖锐化的产物, 它试图用温和的、渐进的改良政策实现“社会主义”, 它的价值观总的来说是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 其学术主张都是建立在对国家高度信任的基础之上[3]。德国新历史学派又称“讲坛社会主义”,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施穆勒、阿道夫、布伦坦诺等人。他们认为国家是集体经济的最高形式, 在进步的文明社会中, 国家的公共职能应当不断扩大和增加, 凡是个人努力不能达到或不能顺利达到的目标, 都理应由国家实现。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使其很快成为欧洲第一强国。正因为如此, 各路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研究社会民主主义流派, 但是当时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仅限于社会和政治领域, 并没有合理的经济理论支柱, 缺乏经济上的合理性, 所以很难被资产阶级接受。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 庇古在1920年出版了代表作《福利经济学》, 将经济元素引入了福利供给领域。庇古的福利经济理论被称作旧福利经济学, 其理论基础是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基础的, 把国民收入量的增加和均等化的收入分配作为研究主题, 并提出了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社会福利最大化标准和外部性理论。

此时, 社会民主主义流派的又一支学派———瑞典学派也开始发展。瑞典学派主张在政治上实行阶级调和, 在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 在分配上实行收入均等化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它的理论和政策的思想精髓在于:第一, 依靠政府的干预, 通过宏观经济调节的方式来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第二, 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 主要是指利用累进所得税以及转移支付性支出, 举办社会福利设施, 使社会各阶级、集团之间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通过再分配趋于均等化, 从而实现收入的平等。从19世纪末到一战前, 西欧各国以德国为典范, 均纷纷建立了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社会保障制度繁荣阶段的流派之争

社会民主主义流派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初建阶段, 只是试图论证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供给领域的重要性, 并且在初建阶段, 各国只是把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用来化解社会矛盾, 保证经济发展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因此该阶段在经济领域中自由主义流派还是占上风的流派。直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严重的经济大危机的爆发, 才让人们的视野真正转向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走向学术主流疆域。这一时期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繁荣阶段, 西方各国都纷纷扩大本国的福利开支, 完善福利体系, 增加福利项目。在这一时期活跃的社会民主主义中的学派有新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

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 旧福利经济学的基数效用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边际效用不能衡量, 个人间的效用无法比较, 因此, 不能用基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 只能用序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所以, 新福利经济学以帕累托最优状态和序数效用论为基础提出了新的命题:个人是他本人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人的福利, 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 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变坏, 那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4]。新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主要包括帕累托最优理论、补偿理论、社会福利函数论和相对福利论。

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将社会保障制度推向鼎盛时期。20世纪3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促使凯恩斯主义诞生, 继而将社会保障制度从一种社会管理工具转变成一种经济管理工具, 带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出经济低谷。在凯恩斯理论体系中, 对社会保障影响最深的是有效需求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凯恩斯认为, 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总就业量的主要因素, 能否达到充分就业取决于有效需求的大小, 在市场经济现实中, 经常存在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引起经济危机和严重失业的根本原因。有效需求不足源于消费和投资不足, 而消费和投资不足则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所致。

三、社会保障改革时期的流派之争

凯恩斯主义风靡一时, 各国政府大兴福利建设, 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压倒自由主义而成为社会保障的主流理论,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 西方经济又一次受到“滞涨”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打着所谓“新古典复兴”的旗号兴盛起来, 这标志着自由主义理论又一次成为主宰西方保障制度的思想武器。新自由主义是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教主, 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为代表, 主张小政府、大市场, 突出效率, 忽略公平, 抨击社会保障制度, 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对[5]。

进入20世纪90年代, 随着科技产业革命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加剧, 社会保障领域又出现了“第三条道路”学派。“第三条道路”是一种超越左派社会民主主义和右派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意识形态, 它在政治上抛弃政治阶级, 以新联盟为基础;在经济上力主寻求管制与消除管制、经济与非经济之间的一种平衡;主张在市民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中政府能够而且应当扮演一个基本的角色;倡导“模糊的民族主义”和“多元化的主权”;认为需要对福利国家作根本性的改革, 使其成为一个所谓的“社会投资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 英国和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朝着“中间”道路的方向进行改革, 这种趋势也正在向全世界蔓延开。

四、小结

将社会保障理论放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分析, 有助于我们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当时社会背景联系起来, 更能看透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工业革命以后, 西方各国热衷于发展本国经济, 笃信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 社会保障制度虽然作为工业社会的附属品而诞生, 但一直以私人供给的形式存在, 政府不被允许干预保障制度。到18世纪末, 德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国家才作为主体出台了相关的保障制度, 这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是一种政治工具, 被用来缓和社会矛盾, 维持统治阶级的地位。这时虽然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有所萌芽, 但其合理性未得到社会的验证, 其势头还是被自由主义所掩盖。到20世纪30年代, 一次经济大危机的爆发让社会保障制度转变为熨平经济周期的内在稳定器, 该制度此后就变为西方资产阶级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工具, 此时社会民主主义也乘风而上, 随着保障制度的备受宠爱, 社会民主主义在此后的四十年里也压倒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流派。再到20世纪70年代, 又是一次经济大危机让人们纷纷指责过于慷慨的社会保障制度, 新自由主义又打着“新古典复兴”的旗号兴盛起来。最后, 到了20世纪90年代, “第三条道路”的兴起才让人们的视觉超越了左派和右派, 走出相互指责和批判的旋涡, 将两派取长补短, 相互融合, 走上了一条双赢的“中间”道路。实际上, 社会保障制度一直被西方资产阶级当做政治和经济工具使用, 使得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派之间的斗争成为一个此起彼伏、往复循环的过程, 哪个流派更有助于发展经济就会被政府采纳, 但正如弗里德曼说过的:“没有竞争就没有效率”, 如果理论之间没有冲突, 也不会有很大的理论创新, 故两派之争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当代备受宠爱的“第三条道路”能走多远, 只有时间才有发言权。

摘要：社会保障制度是工业革命的产物, 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过程中, 存在着三大流派。第一支流派是18世纪末诞生的自由主义流派, 该流派包括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第二支流派是社会民主主义流派, 包括新历史学派、费边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瑞典学派、凯恩斯学派等, 这两大流派之间的斗争贯穿整个社会保障的发展史, 从工业革命爆发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直到第三大流派———“第三条道路”理论诞生, 学者们才试图超越左派和右派的极端观点, 开始走一条“中间”道路。

关键词：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2]王文龙.对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评述与借鉴[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9) .

[3]徐丙奎.西方社会保障三大理论流派述评[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2006, (3) .

[4]李珍.社会保障理论[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7.

社会分层理论与创新社会管理 篇3

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1980年、1981年分别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办的全国社会学第一期和第二期暑期讲习班。曾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社会》杂志执行主编。主要研究领域：社会结构与分层、社会研究方法、青年研究等。若干成果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社会学研究》等刊物，或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记者：仇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创新社会管理》理论专刊的专访。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具体社会管理实践中，都对社会管理的创新有了切实的要求。您作为社会分层理论研究领域内的知名专家，如何评价当前社会阶层的现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的转变？

仇立平教授：谢谢！创新社会管理对社会管理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实现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就需要对当下社会现状做一个较清晰的描述。自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改革进入新阶段，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同时，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出现强弱分野的阶级阶层对立，面临社会“断裂”，开始进入新的不稳定时期。在这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纠缠在一起，各种利益群体包括经营性政府的牟利行为和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相互交叉，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资本”的力量再次出现，使得原来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出现了新型的“劳资关系”，即私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而且国有企业中原来的劳动关系也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与管理者的关系，转变为劳动者和国家资本之间的关系。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当代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和冲突。

从社会阶级阶层的角度看，和谐社会不是世外桃源，也不可能和风细雨，而是要在承认不平等的基础上，建构不同阶级利益的制衡机制。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只能通过其代理组织进行谈判、沟通和妥协才能得到解决，“共享、多赢、自治、合作”应该是和谐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或群体的最大公约数。不同的阶级阶层利益通过“谈判”和“对话”达到相对一致的利益和目标，阶级阶层之间才有可能由对抗走向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转型，即由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且长期执政的党；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执政的党，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的党。执政党转型改变了它与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即由代表一个阶级利益的政党转变为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政党，或者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必然会引起执政党和工会等群众组织、各民主党派和各种利益群体关系的变化。這里隐藏的问题是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否还能像它宣示的那样自然而然地直接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什么样的机制才能使执政党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记者：仇教授，您提到的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您能否详细谈一下？

仇立平教授：好的，在我国宪法框架下，由于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它必须要代表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所有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唯一的执政党，它所代表的人民利益的形式或者是方式不再像以前那样明确了。在改革开放以前，它只是代表工人、农民这样的工农联盟的利益。作为革命党，它代表的是阶级的利益，讲阶级斗争，讲你死我活的斗争。当中国共产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执政党的思想和路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结果就是，党就不仅仅是代表某一个阶级利益的政党了，而是代表了全体人民利益的执政党。在我国，当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写进宪法的时候，意味着为执政党的转型奠定了理论和法律基础。“三个代表”理论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中的重要发展。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就意味着，执政党不仅要代表工人的利益，也要代表农民的利益，也要代表资本家的利益，代表知识分子的利益，代表干部的利益等等。但是，每个群体或阶层，都有着利益上的冲突。比如说，资本家或老板和工人之间利益会有冲突；知识分子的权利意识同政府权力之间会有矛盾；底层民众和政府之间也有冲突。这些问题在以前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不是很明显，并且会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下被打压下去。因此，社会管理创新首先面临的是执政党如何代表各个阶层群体的利益这样的问题，尤其是不同阶层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时候。

记者：是的，就如您前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就涉及在社会中存在的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就涉及您所研究的社会阶层理论。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问题，我们发现了问题的存在，才能有的放矢的解决问题，去解读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质。

仇立平教授：很多研究发现，不同阶层之间会有利益冲突。那怎么办？这个问题涉及社会转型期一党执政下的社会重建。所谓的社会管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依赖于社会秩序得到了重建以后，才能够进行有效的管理。因为社会管理是建立在社会有序性管理的基础上。现在的社会是处在相对无序或失范的状态下的。这是因为我们遇到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所没有遇到的问题。社会阶层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各阶层之间，各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利益冲突。因此，社会管理就有了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怎么来理顺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我们要提供一个平台，要让这些不同阶层的人自己讨论和博弈。这个讨论和博弈不是无序的、无组织的斗争，而是有组织的，有序的。比如，我是工人，我就依靠工会；如果我是农民，我就依靠相应的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如果我是知识分子，我也会有一个代表我的利益的组织。当不同的阶层形成自己的利益组织的时候，组织代言人进行讨论、妥协，在博弈过程中达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双赢或者多赢。

社会管理和建设是可以在当下的既存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当然这个制度框架要进行改革，赋予它在社会管理和建设中新的功能。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来就应该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人民代表在这个制度下和平台上进行讨论和博弈，然后达到相对的一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制度也是如此。这样就能为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民主机制奠定基础。但是，这个在我们国家，有一个误解，以为民主就是搞运动，就是要我要打倒你，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这个实际上不是民主，如果是的话也是法国大革命或者“文革”时期的那种“大民主”。说到底，民主的本质就是一个妥协机制，也就是说，这个妥协是你我之间通过谈判和讨论后，达到一个相对公平的共识。目前，在已经形成不同阶层利益的情况下，如何建立这样一个平台，从而使不同利益的代言人进行讨论。虽然，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机制，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多数人民代表都是官员、公务员，这就变成了官员代表大会或地方代表大会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但是在代表的广泛性、程序性和合法性上往往会使民众有一种“被代表”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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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这些思考，都要回到一个根本的点上，即我们的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为我们的社会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理论和实践空间。然而，我们还没有很好认识到这个空间对于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的重大意义。另外，我刚才讲過，我们很多的社会管理是可以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内实现的，关键是要重新焕发这些组织“群众性”作用，包括我刚才讲的政协、人民代表大会，工会，还有我们的共青团、青年会、妇联等组织。如果这些组织的作用能够发挥出来的话，我相信至少百分之六十的问题都能解决掉。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组织被看成是执政党的工具。还是我们原先的这一套理论。把工青妇组织看成是执政党的工具，是在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的前提下，工会等组织才是共产党团结广大工人等各阶层群众的组织。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了，这就意味着工会等组织不仅仅是执政党领导下的用来团结广大群众的组织，同时也要代表这些群体来维护他们的利益。

我曾经讲过，如果在革命党时期，工会组织对执政党的忠诚表现为，工会组织直接听从于执政党的领导，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工会组织对执政党的忠诚应该表现为，它应该自觉地反映和维护工人群体包括工薪阶层的利益，使之成为广大工薪阶层利益的代表。这并不违背执政党和群众组织的关系。恰恰相反，它将加强和维护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加强了执政党和它本来就血肉相连的工人阶层的联系。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包括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使得群众组织成为半政府组织，成为“官僚化”的组织，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

记者：仇教授，您前面讲了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为社会管理和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并认为应当建立或者在现有的机制下，为不同阶层、群体提供一个沟通、协商的平台，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利益相对一致的共识。这个在美国法学家昂格尔的《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也提到了现代社会中，多元集团的出现以及共识是现代社会法律秩序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仇立平教授：是的，因为，我们是有这样的基础的。但是，由于我们把工青妇组织仅仅是当做了一个工具性的组织，而不是真正代表阶层利益的组织。我个人认为，即使存在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组织，也不会影响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相反，能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这些组织的自我管理，会更好地为执政党的执政、政策制定提供有力支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必然会对社会建设起到反向建构的作用。

另外，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有相对的社会公正和公平，也就是说，不要把我们的底层老百姓逼到生存线上，要解决他们的基本的生活需要，这就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如果把人逼到生存线上，就会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就能避免这部分人成为社会秩序重建的障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才能得到有效的管理。我们这届政府最近五六年来，一直在做一件大的事情，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解决社会的公正和公平的问题。

因此。社会管理创新要有三个基本的出发点或基础。

第一，当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时候，执政党如何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第二，我们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有很多的组织，包括人大，政协，工青妇组织等，是可以有效地发挥社会管理的作用，而非简单的工具。这些制度和组织的改革能给社会带来活力。第三，解决社会的公正和公平问题。只有解决了以上三个问题，才能为社会管理创新奠定基础。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关系到社会重建。

记者：是的，仇教授，据我所知，您得到这样的研究成果，是和您做社会分层研究分不开的。那请您介绍一下社会分层理论？

仇立平教授：回顾20 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在研究社会分层时主要存在三种取向或范式：即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利益群体。简单来说，我国大多数社会分层研究是以市场经济的假定为取向的。这类研究的最鲜明的特点是以职业为社会分层标准，或者以马克斯·韦伯的权力、财富、声望等，从多元的角度（这种多元有时还把职业、群体、收入混合在一起）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第二个取向是国家社会主义。由于中国的社会改革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其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无处不在，社会和经济资源的配置在市场的力量逐步发育并参与分配的情况下，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仍然具有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个研究取向是社会利益群体。李强先生认为，中国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阶层，阶级阶层在涵义上应该是指利益分化已经完成、物质利益已经相对稳定的集团，采用利益群体范式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利益关系。

根据我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可以成为解读中国当下社会分层的另外一种视角。阶级和阶层的分层也可以理解为：阶级的社会分层反映了深层的社会结构，阶层的社会分层反映了表层的社会结构。但是，马克斯·韦伯对于社会分层的解释，为我们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提供了新的思考，即他认为从阶级分化到阶层分化是一个历史的变迁过程，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变迁阶段。

第一，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体系的条件下，如何解读我国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状况？第二，从什么意义上理解新的社会阶级分化？第三，阶级的产生是否会导致阶级对抗？

马克斯·韦伯把阶级和阶层（阶层在社会学分层研究中一般是指地位群体）的分析方法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即从阶级分化到阶层分化本身是一个社会变迁过程。并且在特殊的条件下， 这种历史过程并不一定是单向的，即它既可能是从阶级分层社会过渡到阶层分层社会，也有可能是从阶层分层社会转变为阶级分层社会。

在我国， 劳动要成为稀缺性生产要素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提高劳动的技术构成，使得那些只能掌握简单劳动的工人（农民工是对现代中国工人的一种误读和歪曲） 成为掌握现代科技的技术工人。第二，取决于劳动的组织，一个组织起来的劳动者阶级可以在市场中通过各种方法保障自身的合法利益，获得与劳动相适应的经济收入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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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仇教授，那您怎么看待自己的社会阶层理论研究？

仇立平教授：我对社会分层问题的研究，最开始从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做起，即从多元分层，权利，财富，声望这个角度来做的。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时候，我就转变到前面所说的，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上了。因为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我很担心出现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最近几年我慢慢又回到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来做社会阶层研究，为什么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做呢，有几个问题促使我在理论上的转变。最近几年自己也在反思自己所谓的学术研究，我认为要回到中国的实践来看十多年中国的变化。学术界和民间对于最近十多年来的政府工作评价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执政党和政府在做一件大事情，就把当代中国最容易引起大规模社会动乱、动荡的矛盾给慢慢地化解了。

第一个矛盾是农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农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已经把容易触发大规模冲突的因素给消除了。从2006年开始，国家明确取消农业税，基本上化解了底层农民和基层政权直接冲突。几千年来，不论是历朝历代农民起义还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都是用发动农民作为一个最有效的武器，我认为这是执政党和政府做的一件大事。最近十多年来，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且越来越大，已经开始了新农村建设，尽管其中还有问题需要我们研究，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客观评价。新农村建设意味着开始做到工业向农业反哺，支持农业的发展，使得农村得到较大的发展，农民的收入也在提高。我曾经问过我的同事，他的老家在农村，我问他，你回家的时候，你对当地农民的感觉怎样，他说现在农民不错，没什么大问题。这样说，不是说我们国家没有贫困地区，在我们国家的边远地区还是有很多的贫困农民，贫困还是有的，但是至少我国农村是在逐步改善之中，農民的生活也在逐步提高。

第二个矛盾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两大阶级的对抗，它主要表现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农民工能够享受到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使得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得到较大的缓解。我们可以想一下，马克思所说的两大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就是当工人阶级处在绝对贫困化状态下，就会成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当然马克思所讲的两大阶级矛盾主要依据是生产资料的私有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但其中直接触发两大阶级对抗是因为当工人阶级处在极端贫困化的条件下，就是个你死我活的。因为当工人阶级的劳动收入已经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不能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可以使农民工等底层民众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并且这个本来就是他们的权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务工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从每年的春运高潮中看出一些端倪。近些年来，农民工回家过年所携带的行李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底层群体的生活已经有了较大改善。虽然我们不能说已经解决了所有的贫困现象，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已经解决了大部分人的生存，基本上解决了绝对贫困化的问题，现在的贫困大部分可能是相对贫困化。另外，从每年的春运高潮也能看出一党执政的优势，在短短的几天里，我们要完成几亿人的地域流动，要为返乡的外来务工者提供服务，一方面说明执政党还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另一方面说明因为是一党执政，执政党和政府是没有选择的，它必须有责任做好这些事情。

以上所说的都为当下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根本性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两大基本矛盾的化解，就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这些变化也促使我反思自己最近几年来的社会阶层研究，开始从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转变到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来研究中国的社会阶层问题。

记者：仇教授，您所指的文化资本理论是什么？

仇立平教授：通俗地说，文化资本就是文化素养，就是指不同阶层的文化素养。从文化资本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实际上说明一个人通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培养良好的行为规范，通过学校教育获得较高的学力也能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于很多缺少经济资本平民来说，文化资本的积累是每个家庭都能做到的，这就为普通平民的社会地位提高创造了条件。举例来说，父母喜欢打麻将和父母喜欢看书学习对子女的成长会起到不一样的影响，那些在父母喜欢看书学习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取得成功的机会可能更大。文化资本的提高也能为民主政治的实现创造条件。可以这么说，民主政治比较成功的国家，这些国家整体上的文化资本水平相对也较高。民主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时不能妨碍其他人的民主权利，你要为其他人行使民主权利提供义务。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资本的积累，民众的文化素质较低，民主活动就有可能成为“街头革命”，社会就有可能处在无政府状态。研究表明，文化资本水平越高，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相对比较缓和，就会较少采取极端化的方式表示对社会的不满，或者表示出极端的情绪和行动。现在阶层之间的矛盾依然很大，从长远来看，我认为，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会慢慢走向通过合法的公开的平台来解决他们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于提高各阶层的文化素质，采用比较合理的方法化解阶层之间的矛盾会有积极意义。

从社会管理角度来看，我认为就是应当在一党执政的前提下，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进行社会秩序的重建。在西方国家，从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即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基本上完成了初步工业化时期，实际上也是社会转型时期，也面临着社会秩序重建问题。当我们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同样也是社会转型，也面临着社会秩序的重建。社会秩序的重建是与道德秩序的重建相关的。如果说早年西方道德秩序的重建是建立在宗教和法律的基础上，我们在社会秩序重建过程中的道德秩序重建的基础又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大问题。

社会秩序的重建不仅仅是社会的组织化，还要重建道德秩序。那么我们的道德秩序重建的基础又是什么？除了要加强法治以外，我们还要从中国的本土文化和信仰中即传统文化中找到重建道德秩序的基础，它既包括几千年来的大文化，也包括60多年来的“小文化”。同时，以积极开放的心态汲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这个过程也许会很长，因为10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发展走了一条很不寻常的道路，既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甚至殖民化，也受到从苏俄引进的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重要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一个国家本来可以按照自身的社会发展逻辑，逐步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现在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一个混合型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不能用一种社会发展逻辑进行解释。当下的中国社会既包括资本的逻辑，也有传统社会的逻辑和再分配经济的逻辑。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就对社会管理就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就是说，不同地区社会发展可能是不一样的，不能用一种模式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特点很有可能在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上海等一些发达地区，现代化的发展水平较高，可以更多地发展社会自治性组织。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导致社会管理需要更认真地对待。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就如毛泽东所说过的，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我个人认为群众自己管理自己不是无政府主义下的自我管理，而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群众自我管理。政府主导下的群众自我管理意味着政府不应该直接介入具体的管理事务。凡是群众自己能管的都应该让他们自己来管，建立自治性的社会组织，根据相关的法律和法规自我管理。在法律和法规框架下的群众自治性组织实行的自我管理，既是基层民主的一种形式，也是建立社会秩序有效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某些管理可以放开，让自治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比如，在上海外来务工者，或者大量的外来人口形成了新上海人，甚至是大量没有上海户口的在上海生活的这些人，都可以组织起来，让他们自我管理，参与居委会管理工作。还有，城管问题，能不能让这些摆摊者自己组织起来，依照城市管理条例自我管理，这样或许能避免那些小商小贩和城管之间的直接冲突。

记者：谢谢仇教授的解答。最后，您作为社会学专家，能否对十八大关于社会管理或建设方面，做一个前瞻性的预测？

仇立平教授：这个问题说不好，我觉得一个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的话，贸然启动其他任何改革，都是很危险的。因此，进一步落实惠农政策，巩固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仍然是执政党和政府应该做好的事情。在这个基础上，社会管理创新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与政治体制的改革有关，其中包括我在前面说的群众性组织真正回归到它的群众性，成为利益群体组织；加强社会管理的法制建设，依法管理，提高干部的现代化管理水平；以及在此有关的一党执政下的权力制衡和社会重建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记者：感谢仇教授接受我刊的采访，谢谢！

社会保障理论 篇4

交往行为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

本文认为,从马克思开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随着时代变化、主题转换,其理论形态经历了异化理论、物化理论、技术理性批判理论诸形态的演进.但是,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哈贝马斯开始,这种一以贯之的理论演进却发生了转向.哈贝马斯在克服技术理性批判理论不足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创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创立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次范式转变,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事.

作 者：陈树林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刊 名：北方论丛 PKU英文刊名：THE NORTHERN FORUM年，卷(期)：“”(1)分类号：B089.1关键词：异化理论 物化理论 技术理性批判理论 交往行为理论 范式转变

社会资本理论PPT 篇5

社会资本理论是新兴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种崭新的解释方式,是介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社会资本理论这种全新的解释范式的产生,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工具。

1.社会资本理论产生的背景是基于在进入信息社会之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由主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主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际关系。然而人际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即为社会资本。20世纪80年代,为了解释这些单纯使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所不能解释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因此又产生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

第二章社会性别理论 篇6

中国网 china.com.cn时间： 2010-06-0

3全国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工作会议在安徽召开 李斌讲话 http://.cn/renkou/2010-06/03/content_20181778.htm

6月3日～4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全国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要求，分析形势、交流经验，明确任务、部署工作，进一步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全面推进关爱女孩行动，确保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势头得到持续有效遏制，并促其逐渐趋于自然平衡。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崔丽主持会议，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赵树丛致辞，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长陈桦，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出席会议并作经验交流发言。

李斌在讲话中指出，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取得积极进展。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广泛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行动计划》精神，不断探索标本兼治、行之有效的工作措施和运行机制，取得了重要进展。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力度进一步加大。关爱女孩成长和女性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正在形成。有利于计划生育女儿户的利益导向机制逐步建立。落实孕产期全程服务取得新成效。查处“两非”行为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

李斌强调，总结这些年来的工作实践，有几条基本经验需要在今后工作中长期坚持并大力推广。一是坚持党政主导、部门配合、群众参与，形成统筹协调、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二是坚持重点管理、分类指导，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坚持标本兼治，形成宣传倡导、利益导向、全程服务、严查“两非”、统计监测等五措并举的工作机制；四是坚持求真务实，尊重客观规律，摸实情、查实数、求实效，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考核的科学性；五是坚持常抓不懈，勇于攻坚克难，不放弃、不懈怠，始终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势头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

会议强调，要抓住重点环节，切实加大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工作力度。2010年，是完成“十一五”规划任务，认真谋划“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关键一年。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和国办59号文件精神，按照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科学发展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宣传倡导、利益导向、全程服务、严查‘两非’、统计监测”工作措施，以2009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作为新的起点，力争2010年进一步下降，通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巩固和保持整体上持续下降的态势，逐步达到出生人口性别比自然平衡。

一是要以家庭文化建设为重点，提升宣传倡导的实效性。要把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工作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公民道德建设规划中，作为建设“平等、健康、文明、和谐”家庭文化的重要内容。积极开展群众性宣传活动，利用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现代通讯手段开展多样化、个性化的宣传，提高宣传倡导的有效性。积极组建志愿者队伍，通过开展返乡调研、实地培训等活动，扩大宣传倡导的影响力。

二是要以增强女儿户发展能力为重点，突出利益引导的针对性。在城乡社保、医保、养老保险等普惠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中，坚持同等优先原则，力争向计划生育女儿户有所倾斜。在村规民约的制定和修订过程中，切实保障计划生育女孩家庭相关权益。制定落实激励政策和促进措施，想方设法为女孩家庭营造良好社会经济环境，切实转变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

三是要以落实“村为主”为重点，提高全程服务的有效性。要将有效预防性别选择行为的工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与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相结合，关注重点人群，认真做好孕前咨询、孕情监测、产后随访，把孕产期全程服务落到实处。认真贯彻《流动人口计

划生育工作条例》，加强流入地和流出地双向服务管理，从源头上防范流动人口“两非”行为。

四是要以多部门综合施治和区域协作为重点，增强查处“两非”的威慑性。要加强与公安、卫生、药监、纪检监察等部门的合作，建立健全定期督查机制，依法严格查处“两非”行为。要进一步规范对新型计划生育药物和技术的管理，健全制度，加强培训，强化责任，有效防止“两非”行为。要把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纳入流动人口区域协作工作协议，召开区域联席会议，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五是要以信息共享为重点，确保统计监测的准确性。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强信息共享，充分利用全员人口信息系统等资源，准确掌握出生人口性别比真实情况。要将B超检查、计生手术等都纳入实名登记制度，实行网络化管理，力求全员覆盖，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提供可靠的信息保证。

会议要求，要切实加强领导，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提供有力保障。要站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切实抓紧抓好。

一是要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各级人口计生部门要当好参谋助手，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把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工作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与推进社会建设和民生工作、与制定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有机结合起来。要充分发挥人口计生领导小组的作用。积极主动地加强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有效整合力量，形成综合治理的合力。

二是要加强科学规划，推进重点管理。各地要根据本地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对策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目标，创新治理经验。要继续坚持分类指导，推进重点管理，着力抓好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和重点环节，加大指导

督查力度。要认真总结和推广近年来行之有效的做法，积极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进一步巩固工作成效。

三是要加强督查考核，完善保障措施。各地要坚持把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工作纳入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完善指标体系，注重工作过程，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各地人口计生部门要积极争取设立专门工作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要把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所需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切实予以经费保证。要加强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

社会保障理论 篇7

(一) 社会排斥理论的概念

社会排斥理论研究的是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 并且这种排挤如何通过社会的“再造”而累积传递。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国家政策、现存的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因素制造了社会排斥, 而社会流动率则反映社会排斥的程度。

过去关于贫困的研究一直以一种垂直的分析视角来分析社会上层对社会下层的剥削排斥, 如今托瑞纳提出了水平分析视角, 认为社会排斥不再是富人对穷人的剥削, 而是人们被社会排斥成为相对主流、中心社会的边缘。一个社会中可能存在不同的多个中心, 因此亦存在多个不同的边缘。生活在这些不同边缘的社会成员即是被社会排斥。[1]

(二) 社会排斥的类型

1、从社会排斥成因方面来分析, 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 结构性的社会排斥, 指因为社会结构的不合理而造成的社会排斥。 (2) 功能性的社会排斥, 指被排斥的个体、群体或组织因自身功能上的欠缺而处于一种被排斥状态。

2、从人类生活的不同领域出发, 可以分为:

(1) 经济层面的社会排斥, 指人们在获取劳动生活资料的过程中遭遇到不公正对待, 直接导致贫困。 (2) 政治层面的社会排斥, 指人们参与政治时权利的不足或被剥夺, 它通过明确法律规定不同的人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 (3) 文化层面的社会排斥, 以自己或本民族的文化为标准来衡量其它人群或民族, 同一民族中不同文化观念的群体也会排斥异于自己的群体。

3、被动的社会排斥与主动的社会排斥。

被动接受社会排斥者并不是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 而是因为外在的原因或自身的先天性因素而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而一些主动脱离社会者, 往往是在一种亚文化的引导下, 因其不认同主流社会而主动逃离。[2]

二、城市圈建设过程中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缺失

近年来, 政府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极其关注, 然而农民工的社保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大体表现为基本社会保险的参保率低, 只有30%左右, 企业补充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更是只在5%左右。针对武汉等大城市的调查研究表明, 在农民工中, 单位为其提供养老保险的比例为14%, 城市本地职工在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却高达88%。农民工普遍具有流动性强的特点, 而我国相对封闭的二元城乡社保体系却成为了农民工社会保障关系接续、转移的障碍。从社会排斥理论出发, 可以看出造成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原因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结构性社会排斥与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造就了农民工这一边缘群体。传统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以户籍制度为基础, 明显倾向于城镇居民, 国家对农民是没有保障的, 农民的保障源自土地。这就是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不合理而造成的社会排斥。

我国的户籍制度充当了社会福利分配工具, 对持非农户口的城镇人口建立了较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 而农业户口持有人只能自我保障。户籍身份的差异使得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体制待遇上的差别巨大, 并迫使农民工付出高成本在城乡之间流动。因此, 户籍制就成为了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被排斥的根源。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的深入, 城市化进程的开展, 农民工的数量激增, 已经进城的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之外, 形成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残缺。

(二) 政治层面的社会排斥与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

当社会政策层拒绝向某类社会群体提供资源, 使其不能完全参与社会活动时, 社会排斥便产生了, 也就是所谓的“集体排他”, 属于政治层面的排斥。集体排他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共同群体。政府短视从制度层面上加剧了农民工的就业准入排斥。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区利益集团的利益考虑 (如保护城市居民就业和下岗职工的再就业) 或其他政治目的 (社会治安与政治安全) , 出台一系列制度、法律、政策、规定限制农民工的工作种类和压低他们的工资待遇, 表现出对农民工重管理、轻服务的倾向, 折射出政府职能的错位和缺位。比如北京市曾实行的“五证齐全”制度, 要求外来人口必须同时持有暂住证、就业证、婚育证、出租房屋安全合格证、经商许可证方能正常就业, 这是一种显性的社会排斥。就业制度的排斥除了迫使农民工从事底层的、边缘的职业之外, 还加大了他们在工作生活中的风险, 而这些风险有一部分来自于地方政府制定的针对农民工的各种监管和追查, 农民工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游戏规则的违规者而被驱除, 这属于隐性的社会排斥。[4]

(三) 功能性社会排斥与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

我国现行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是以就业为中心的、封闭的社会保障制度, 就业状况与社会保障状况息息直接相关。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遭遇的排斥很大程度上与农民工个人的劳动技能相关, 这就是所谓的功能性社会排斥。

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级, 一级市场比二级市场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社会福利好。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多为进城务工农民, 因为一级劳动力市场要求的是高技术的人才, 而农民工这一群体普遍受教育程度低, 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 社交面狭窄, 客观上阻碍了农民工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受教育少的人被认为培训潜力低, 只能占据劳动力阶梯的末端或留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上。二级市场的雇主由众多中小企业组成, 产品需求变动频繁, 企业对发展内部劳动力市场不感兴趣, 工资由市场上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 趋向一个固定水平。我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中的低素质劳动力一直供过于求, 因此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普遍不高, 难以维持基本生活, 直接导致了农民工参加城市职工社会保障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 加重了农村社会保障的负担, 直接影响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

三、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单纯依靠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 需要靠政府来改革一系列相关的阻碍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发展的衔接制度和政策, 同时政府必须提供其他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

(一) 改革户籍制度打破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户籍制度存在的弊端, 各级地方政府相继开展户籍制度改革, 然而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政策只解决了户口的归属问题而忽略了与户口相联系的福利保障, 此外缺乏配套的法律制度保障和制度改革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各级政府应该在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下, 实行多元化的改革模式。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城乡差距不大的地区, 试行一元制改革方略, 其他地区推行二元制改革方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二元制户籍制度逐步向一元制户籍制度过渡, 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

剥离现行户籍制度的社会福利和其他社会特权。对现行户籍制度的改革, 其目的并不是要取消户籍登记管理, 而是剔除附在户籍上的不合理福利功能, 使其只作为政府制定各项政策, 进行社会治安管理的基础性参考数据。

促进户籍管理的法制化。应当尽快出台一种新的户籍法, 保护公民的迁徙、居住和平等的权利, 限制某些地方保护主义或行政干预行为对公民的侵害, 制止带有户籍歧视的行政条例和规则的出台, 与户籍制度改革相连的制度也要进行配套改革。[4]

(二) 转变政府重管理、轻服务的思想倾向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问题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核心价值是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 是面向所有社会成员提供无歧视的平等服务。地方政府和基层执法人员应转变对进城农民工的强制管理意识, 树立为农民工服务的宗旨, 而不是把他们当做城市治安管理中的危险因素和城市文明建设中的污点, 这必将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和发展。

同时政府作为平等就业环境的营造者, 必须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性歧视, 为农民工创造宽松平等的就业环境和生活环境。政府的规划决策要把农民工放在城市主人公的地位上来考虑, 农民工和城市居民要统筹兼顾;清理和修改对农民工带有歧视性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文件, 建立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规则, 使进城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竞争的权利。[5]

(三) 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完善农民工的就业保障体系

政府作为边缘群体就业的服务者, 必须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为失业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培训等公共服务。农民工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和自身素质在城市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各级政府人事部门及其下属机构应该设立专门的农民工就业和培训的服务机构, 以便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农民工就业指导, 提高农民工的自身素质, 提升他们的自信心, 转变僵化的思维模式, 努力促使他们积极的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在服务主体和形式上, 政府可以自己组织实施, 也可以委托其他组织进行。总之, 应当形成政府指导和扶持下的, 包括企业、社区、社会团体、学校等多渠道、多形式的就业服务网络。[6]

(四) 建立利益诉求渠道引导其他社会力量来满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需求

可以考虑建立进城务工人员协会, 使之成为代表进城务工人员利益、表达进城务工人员心声的组织, 保证进城务工农民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

政府作为社会支持系统引导者, 必须调动各种非政府部门力量来协助政府满足农民工对就业社会保障的需求。农民工的就业社会保障需要建立政府引导下的社区、群众性组织、农民工自治组织等在内的社会支持系统, 使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在舆论上引导广大市民和企业树立尊重农民工、平等对待农民工的思想和风尚。

参考文献

[1]彭华民.社会排斥概念解析.[J]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003年第二辑上

[2]代利凤.社会排斥理论综述[J]当代经理人.2006. (4)

[3]刘畅.制度排斥与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J]社会福利.2003. (7)

[4]何英.关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新设想[J].辽宁警专学报.2008. (3)

社会保障理论 篇8

关键词：社会保障；城乡统筹；制度完善

一、城乡统筹的基本内涵

城乡统筹旨在打破城市和乡村相互分立的经济社会结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中，使城市和农村相互融合与促进，互动发展，将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进行宏观考虑，统筹物质、政治、精神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城乡发展互赢的格局。总的说来，包括以下基本含义：

城乡一体化。我国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呈现出严重的不对等：偏远乡村地区经济落后，依然自给自足，而发达城市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严重的发展差异背景下，实行城乡统筹策略便是通过城乡一体化，逐步消除城乡差别，实现产业互补，国民待遇一致，使城乡经济互惠互利，相互带动，实现城乡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1.统一部署

城乡统筹即包含了要对城市和乡村统一规划和部署的意思。政府在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规划时，要纵观大局，统一谋划，将农村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纳入到国家宏观战略布局中去。农村的各项事业的有序发展也应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项重点，并通过统一谋划，使农村与城市经济得以在正确的政策策略推动下均衡发展。

2.平等对待

平等对待不仅意味着在政策制定和国民经济计划上使农村和城市融为一体，通盘谋划，共同考虑，更强调要将城市和农村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保护等各方面给予一视同仁的对待，二者应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不要一味地划分先后、快慢和主次。并且城市和农村应实现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应以客观、公正、平等的理念发展，以逐步缩小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差距，因为从发展权的角度来说，不同区域间理应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

3.共同发展

共同发展是实行城乡统筹的根本目的和途径。实行城乡统筹意味着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应同时进行，缺一不可，不能只重其一。原因在于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引导和带动，城市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推动和促进。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城乡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领域的共同发展，就要通过合理调整区域布局，完善区域政策制定，改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等措施，使农村和城市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城乡统筹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

1.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导向

要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就要认清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情况，以解决农民民生问题为出发点，分步实施，层层推进，逐步完善和改革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并加大政府对其投入资金的力度，建立起多层次、全方位、多角度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缩小城乡差别，使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最终实现一体化。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要在短时间内形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太现实。故应从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村地区着眼改革，然后层层推进到全国，与城镇社保实现对接。

2.合理布局，统一规划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它理应被政府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规划之中，进行统筹规划和布局。应实现农村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融合，相互带动，消除城乡差别，为社会保障统筹发展奠定基础。为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布局，就要大力弥补农村社保制度中的缺陷，加大政府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改善农村在社保资源配置中的不利地位，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全方位地惠及于民。

3.公平对待

公平对待，即指社会保障制度应体现出平等对待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含义。在保障覆盖面上，处在相同条件的农村与城市居民应该享受相同的保障覆盖；在保障水平上，应该使得同类的农村和城市社会成员享受到同等的社会保障服务；在保障项目类别上，农村居民应该能够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同等条件的保障项目。但是，公平对待也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公平，城市与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待遇也不应完全相同。如果在待遇上完全相同，则更多地会对城市居民不利。所以，应当结合各种实际情况，从社会保障本身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来评判其是否公平。

4.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产生阻碍作用，应积极促进城乡二元结构的融合，缩小城乡差距，以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促进我国城乡的健康发展。要不断增加对农村社保的财政投入，通过建立基金等方式来开拓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渠道。同时要通过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中的各种优势所在，来逐渐弥补农村社保制度的不足，使农村社保的覆盖面以及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三、加大农村社会保障投入，大幅度提高农村社会保障待遇

为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中央、省、市要不断加大农村社会保障投入。在中央和各省增加社保额度的前提下，各市县应当为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增加保障资金，使各级财政补助金及时拨付和就位；稳步提升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新农合补助、五保户和农民养老的待遇标准；加快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了解并研究新农合制度的资金匹配状况、资金统一运作和个人付费标准等问题，同时较大程度地提升报销占比和报销极限。

四、结论

为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改变传统的“二元化”社会保障制度，遵循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导向，合理布局，统一规划，公平对待，不断增加对农村社保的财政投入，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需求，推进城市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最终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体化。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社会问题复杂，基本的国情决定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应当不断开拓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弥补农村社保制度的不足，缩小与城市的差距，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同步推进。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孟令芸，李士雪，徐缓，张英杰，刘晖.日韩两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对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启示[J].中国卫生经济，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