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讲稿

乡土中国讲稿（通用8篇）

乡土中国讲稿 篇1

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个基层我想应该是农村。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咱们中国的乡土社会就是个熟人社会。

【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来说有下列几点：

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

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又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

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

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贝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2.差序格局：

在这样的熟人社会状态下，中国的主要社会格局，作者称为差序格局，这种差序格局就像石头丢进水面泛起的涟漪，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是一个差序格局，伦的格局。每个人的网络，都有个自己作中心，网络的范围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圈子的人，包括亲属体系，朋友体系，其他体系，这样的圈子大小，依中心势力的大小而定，势力范围大圈子就大些，反之则小，所以极富有伸缩性。

作者同样对比了西方的格局，团体格局，这样的格局中人是附属于各种团体中的，团体有界限，谁是团体外的人，不模糊，是分得很清楚的。

我斗胆大哥比方，也不知道恰不恰当，我想可以把差序格局比作是楼梯，伸缩式的，以自己为中心，一直延伸出去，凡是和自己有关的都算是圈子里的人，可以说谁都可以走，包括各种关系体系，朋友体系，亲属体系等，没限制；而团体格局可以比作电梯，是封闭式的，不是任何人都给乘，你要是挤不进就不是这个团体里的人，有限制。

3家族：

在作者的这种差序格局中，来说说中国社会基本的社群（一切有组织的人群）——家族是怎样的，在中国家族是根据单系亲属原则所组成的群体，一般是父系。作者还区别了家庭和家族，二者的区别不在人口数量上而是在结构上，家族是几世同堂，是延续性的；家庭是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群体，是短暂性的。

4男女有别：

在这样的家族关系中，男女是有别的。原因在于乡土社会是个极具稳定性的社会，稳定的社会关系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乡土社会生于斯死与斯的社会现状下彼此是了解的，在以充分了解来配合人们相互行为的社会中，但是性别这种先天的鸿沟对稳定是一种阻碍，因为性别的差别是一种先天的不了解；同时家族是一个以生存和繁衍为基本目标的社群，凡是做事业的社群，纪律是必须有的，纪律排除私情。浮士德式的激进的男女关系对于乡土社

会的稳定是个威胁，因为性别上的探索会给乡土社会带来麻烦，所以乡土社会为了保全这个稳定，男女关系是亚普罗保守式的，人们不再去开启探索求同男女关系，在男女关系上，表现为使他们之间不发生一种激动性的感情，所以建造出“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在乡土社会中，同性之间的感情比异性之间的还要昌盛些。

5.维系私人的道德：

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着一种道德要素，传统的道德里没有一个普世的价值标准，所有的价值标准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一切的道德对错，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能拿出什么标准来对待。天子犯法是很难与庶民同罪的。这就是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 在整个乡土社会差序格局下的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不分差序的兼爱，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这只有在团体格局中才有）】

6.礼治秩序：

在这样差序格局下的乡土社会是个礼治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是社会所累积的对于生活行之有效的经验，乡土社会中人们是自觉遵守礼的。礼治社会不能在变迁很快的社会中出现，它只适应于不变的格局。

7.长老统治

这种礼制社会，反应在长老统治上，而长老统治又反应在一种权力，教化权力上，教化权力产生于社会继替（社会继替是社会成员新陈代谢的过程，是指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的过程中，教化权力是传统的权威力量。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被教化者没有选择的权利。人所要学习的那一套，可能比他生的要早，称之为文化性的东西（文化：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

【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的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文化：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文化不稳定，传统的办法并不足以应付当前的问题时，教化权力必然跟着缩小，缩进亲子关系，师生关系，而且更经验作指导。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并不能靠经验作指导。】 8.无讼社会：

在礼治的维系下，这样的社会是不需要打官司的，维持礼制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打官司被看成是一种可耻之事，被看做教养不够。乡土社会它有自己的评判标准“礼”，矛盾的发生适用调解，以当地有名望的读书人为评判，通过约定俗成的礼教，教育调解，在现代陌生人社会，礼治没用处，只有打官司。

【所谓礼制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在中国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传统规则，现行的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这一

套普通老百姓不懂。现代社会中不把法律看作是固定的规则，而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内容。】

前面讲的都是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谈论的，一旦社会变化变迁，就会发生教化权力名存实亡，从血缘到地缘的转变，人从依靠欲望行事到依靠需要行事，文字可以下乡，下面分别来看：

9.名实的分离

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教化权力就名存实亡了。（社会继替是指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社会变迁是只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这两个过程同时存在。）旧的社会结构不能答复人的需要时，人就要他变动了。虽然在乡土社会中是不发生“反对”长老权力也不容忍反对，但所传递的文化已经失效，根本上就失去了教化的意义。在变动的社会中，旧的生活方式，引起生活的不便，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惶恐、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这时发生了一种权力，叫时势权力，这是时势造英雄。反对被时间冲淡了，能维持长老统治最后的尊严的是注释，注释的存在为维持了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这种注释实际上反映了教化权力名实之间发生了极大的分离。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

10.血缘和地缘

在稳定的乡土社会中，血缘（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是身份社会的基础）和地缘的原始状态是合一，有血缘的人通常在一个地方集聚，但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的区域上集居了，要有变动了，这社群生存所需要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的不断扩大也要扩大，要到别的地方去开阔土地，不同血缘的人在新的地方聚集，形成纯粹的地缘社群。在这个地方产生商业和法治。

【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以来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从血缘到地缘的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血缘—地缘（陌生人社会）—契约—法律。】

11.从欲望到需要

在乡土社会人可以依靠欲望去行事，欲望先于行为，也直接决定行为。这种行为一旦符合生存需要，就会以习惯的形式存留下来，久而久之形成一种文化，然后一代传一代，如果社会变动得快，原来的文化就不能有效地带来生活生的满足，不符合生存条件的文化以及接受不符合生存条件文化的人久而久之会被淘汰，于是人类开始目的性的寻求新的生存条件，（这时发现欲望并不是行为的最后动机，而是为了达到生存条件而创下的动机，于是人们开注意生存条件本身了。）这里我们把生存的条件变成了自觉，就形成了需要，人这时就按需而活了（自觉的生存条件是需要。区别于欲望。）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人们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

【功能是分析的结果，是一项行为对于个人生存和社会完整上所发生的作用。】

12.文字下乡

在乡土社会里，是不需要文字的。人交流的工具不仅有有文字，还有语言、表情、动作等，这些都是人为的象征。乡下人非愚，而是文字和语言对于熟人社会非必要。在乡土社会这种熟人社会中，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们之间可以用声气辨人，听脚步声辨人„„同时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我们所要传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想配合的，所以文字是多余的，既然可以面对面直接说话，一种被预先约好意义所拘束的记号，是多余的，而且有时候词不达意。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接触有阻碍后，文字才有发生的必要（结绳记事之类的）。

如果有时间阻隔，在乡土社会文字一样非必要。人虽然有个人的今昔之隔以及社会的时代之隔，但人可以通过学习（记忆）一些符合生存的经验（文化）搭建这些间隔的桥梁。【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乡土社会人在定型生活中长大，习惯（记忆）帮助生活，无需特记（文字）只有环境变动，记忆不足，才有文字的必要。

文字下乡，必须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陌生人社会）。

【语言的发展是由复杂到简单的，因为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的经验相同一层上发生的，群体越大，包含人的经验就越复杂，发生语言的空间就越有限，于是语言就慢慢发展成简单的了】【在一个亲密社群里，有他们的特殊语言，例如：行话。】【在熟人社会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为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情达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13.无为政治

乡土社会不是个富于抵抗的社会，容易产生皇权，这是一种横暴权利。权利之所以诱人是因为其中的经济利益。经济是任何权力的基础，农业的剩余横暴政权才有生存的可能，横暴权力要想维续必须依赖人民的劳动。天下大乱，乱久必合，与民休养生息，积蓄力量，有了劳动剩余才可稳定政权，横暴权利因为这个经济的拘束，把乡土社会中人民切身的公事（劳动）让给统一权利去活动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同意权力。所以说，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共同产生了无为政治。（同意权力间之的主体是皇权和农民，同意权力大小依分工的程度大小而定）

乡土中国讲稿 篇2

中国要强, 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 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 农民必须富。

——习近平

特别声明:作为严海蓉教授的学术观点, 只代表其作者本人, 并不代表本刊的观点, 但作为学术研究, 可以刊发于读者, 供读者在实践中判断思考。

01“新三农”问题浮出水面

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必须始终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减弱、推进农村全面小康不松劲, 在认识的高度、重视的程度、投入的力度上保持好势头。

——习近平

网民“Twinkle吃面上岸棒棒嗒”

目前我国农村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否是农民人数的减少和土地资源的减少?我国现在出台了哪些政策来缓解这些矛盾?

严海蓉

在李昌平提出“农村真穷, 农民真苦, 农业真危险”之后, 三农问题开始被社会关注。我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农村出现了新三农问题, 即农民分化、农业资本化、农村生态恶化。新三农问题中, 我想主要矛盾是农业资本化导致的矛盾, 农业资本化指的是农业成为资本追逐利润、使少数人的利益最大化的领域, 它不仅导致普通农民被排挤, 土地资源被资本占据, 同时也带来生态问题和农业不可持续的问题。尽管政策上对土地流转的趋势有一些遏制, 主张“适度”规模经营, 对进入农业的企业作出一些限制, 但目前看来这对大趋势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我们认为“集体经济”可以防止农民的两级分化, “生态农业”可以拯救农村的生态环境, 而防止农业资本化的措施是加大国家、村集体、甚至是消费者团体对农业的资金注入。

《记者观察》: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就农业资本化带来的负面问题提出了“完善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的准入、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要旨就在防止资本的扩张, 挤占农民的利益。

网民“doglot”

随着农民大量务工, 现在的农村户籍人员中到底还有多少人真正在务农。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哪个省市的农民最具代表性?

严海蓉

2013年底乡村就业人员 (包括农业和非农) 占全国就业人数的50.3%, 而农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32%。至于农民生存状况, 无法笼统说, 因为中国农村贫富分化也很严重。2012年中国农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20%农户收入是最低的20%农户收入的8.2倍 (两者差距比1990年又增加了1.8倍) , 当然这里的农村人均收入, 既包含了外出打工的, 也包含在家种地的。但是农民的确不再是一个笼统的, 而是已经分化的人群。即便在一个地区、一个村, 各个阶级/阶层情况不一样。我认为用阶级/阶层来观察更能说明情况, 而不是通过“省”来区别 (各省内的情况也有很大不同, 江苏南部和北部差别就很大) 。

网民“正在酝酿一个伟大的名字”

我国还有2.7亿农民工, 他们中绝大多数都不能享受到基本劳动合同的保护, 老有所养更无从谈起, 有些农村老人六七十了仍然要为地奔波, 您怎么看?

严海蓉

我认为应该区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在前30年, 国家强调工业的发展, 但是没有强调城市的发展, 这和后三十年有所不同。后三十年的发展, 的确存在城市中心主义的现象, 但所谓城市中心主义, 其实质是在发展路线上, 把城市变成资本最密集、资本积累最迅速、消费最密集的地方。

我们看到的城乡矛盾、农村凋敝、农村劳动力外流虽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 但是三十多年来, 国家积极追求外向型的发展, 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至少两代农民工, 几亿人家庭不能完整, 这一快速发展使农村、农民工付出了深重代价。

不过, 我国不平等的问题不仅是城乡之间的, 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也都有贫富分化。2012年中国农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20%农户收入是最低的20%农户收入的8.2倍。一线城市里面有大量的“蚁族”, “房奴”, 还有很多连“房奴”也当不上。

《记者观察》:习总书记:“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 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 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根本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网民“liansong”

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 曾经当选过民选村长, 经历过农村的城市化进程, 很多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中国农村要怎样发展才能真正惠农?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是可以降低农产品成本节约劳动力, 但农民要何去何从呢?

严海蓉

感谢您结合做村长的亲身经历来和我做交流。我理解的真正惠农, 应该是让大多数农户都能得到发展的实惠, 这样的话, 就不能光选择以资本和市场为主导的发展思路, 因为这样的思路容易造成两极分化, 使发展的好处为少数拥有资本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群所独享。大规模机械化作业虽有节约成本的好处, 但如果是由资本来做这件事, 那么节约下来的劳动力就会变成失业人口, 需要另谋出路, 是否能谋到就很难说了。如果由集体经济组织来做这事, 那么节约下来的劳动力要么可以转入集体经济依靠农业收益逐渐兴办起来的非农产业, 要么继续留在农业岗位享受更短的劳动时间。这才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记者观察》:习总书记:“没有农业现代化, 没有农村的繁荣富强, 没有农民的安居乐业, 国家的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资本下乡确实带来集约化农业的高产高效, 但资本的规模经营确实带来了大量农村失业人口, 未来城镇化率再高也无法为2.7亿农民工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 这确实是道难题。 为此,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明方向:“发挥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形式的规模经营引领作用, 支持新型农业主体和新型农业股份主体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骨干力量!”

网民“zongzi2080”

我虽不是农村出来的, 但我爸爸曾经在农村下放过多年。每次下乡看到农村现在的荒凉景象也是不甚感慨。想问下老师, 我们所提及的要发展新型集体农庄, 其本质与西方国家的农庄发展异同之处在哪, 特色又体现在哪里?毕竟现在青壮年集中流向城镇, 这样的后续发展动力又如何解决呢?

严海蓉

新型集体农庄, 产权是社区成员共同所有, 而不是某个农场主所有, 这是与西方国家的家庭农场本质上的不同。产权上的集体所有, 确保了所有社区成员都是利益相关者, 都有权利参与集体经济的管理, 分享发展的成果, 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农场, 只是农场主个人的私有财产, 经营好坏都是农场主个人的事情。

现在, 由于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 农民工总量已经高达2.7亿, 中西部地区很多农村已经严重空心化, 任何发展都无从谈起。但是,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恶化, 城市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进城的农民工生存状况并不好, 他们根本无法在城市扎根, 在城市找不到出路。很多年轻人感到很迷茫, 也有一些年轻人开始重新思考城乡关系, 尝试回到农村, 开启另类的生活。也有很多关心农村发展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 深入农村基层, 与农民进行合作, 共同寻找农村的出路。总之, 农村不是一片废墟, 可以大有所为。我们当然要认清困难, 但也要坚定信心, 勇敢去行动, 把我们对农村的美好蓝图付诸实践。

02农民合作社可行吗?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个大事, 涉及的主体、包含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 必须审慎稳妥推进。不管怎么改, 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 不能把耕地改少了, 不能把粮食产量改下去了, 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习近平

网民“水清沙幼”

我是一个农业农村工作者。当前很多农民合作社形同虚设, 请您根据自己经验, 指出如何真正发挥农民合作组织的作用?

严海蓉

发展合作社, 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要合作, 合作起来干什么。为什么要合作?因为随着农业的产业化和社会化, 农业分工越来越细, 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经营模式, 农户在产业分工上处于不利地位, 只能从事投入高、风险大、利润低的种植养殖环节, 而农资供应、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都被资本控制, 农民获得的利润占整个产业链利润的比重非常小。那些龙头企业可以凭借产业优势控制农户。合作起来, 本质上是要摆脱对资本的依附, 获得自主权。合作起来干什么?我们认为, 主要是进行纵向一体化, 打通产业链, 从集体购买农资, 集体进行田间管理, 集体发展农产品深加工, 打造自己的品牌, 发展城乡对接等等。这些事情都是有经济利润的, 是一家一户做不到的。合作社可以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

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的根本区别在于, 合作社是农民所有, 农民受益, 要切实做到这一点, 就需要落实民主集中制管理。合作社需要带头人, 需要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 但是, 绝对不能成为能人自己的合作社, 其他成员都要积极参与, 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带头人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账目清楚, 公开透明, 重大事项集体协商投票民主决策, 每个成员都应该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

《记者观察》:正如习总书记所言:“不管怎么改, 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鼓励发展股份合作, 引导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 采取“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的方式, 让农民分享加工销售环节的收益。加强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建设, 支持合作社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和直供直销。

千百年来, “土改”关系着农民利益和国家政府的兴衰成败。世界上任何执政党对土地改革都异常谨慎, 稳妥推进。农民获利只占整个农业产业链条利润的1/3。龙头企业确实带来了高产高效, 但资本疯狂也给农业带来了不可持续的严重负面影响, 以股份合作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走集体经济的共同致富道路可能是下一步农村改革方向。

网民“云淡风轻”

您认为农村的可持续道路是集体经济+生态农业+计划经营, 我觉得理论上讲得通, 但实践上很难行得通。主要是不具备条件:集体经济不是简单的1+1, 它同样需要资本和带头人;生态农业更复杂, 需要技术资本市场认证;一个小集体经济实体如何面对市场去计划。很悲观!

严海蓉

你说的问题都客观存在。发展集体经济需要资金, 但资金可以积累, 可以通过合作方式在合作社内部筹集。德才兼备的带头人也确实很重要, 但是也并不是有一个能人就能办好合作社, 那些能人办假合作社的现象到处都是。关键是大家是否真的想走集体化道路, 是否团结一心。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只要有意愿, 有决心, 就可以三五个人组成一个小团队, 把事情做起来, 慢慢积蓄力量, 条件成熟之后, 把更多的人组织动员进来。

搞生态农业, 尤其不能走技术资本市场认证的道路, 生态农业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更多的是体制问题, 是制度设计的问题。生态农业从一开始就要避开主流的市场体系, 才有可能摆脱资本的控制。搞有机认证那一套, 花很多钱不说, 你的生产技术都要被控制, 你的销售市场也要被控制, 完全没有了自主性。因此, 生态农业要走城乡对接、计划生产的模式, 具体来说, 在城市建立消费者合作社, 建立自己的消费网络, 进行消费者教育, 让消费者认同生态农业理念, 了解自己的生产条件和生产过程, 邀请消费者到生产基地参观, 建立面对面的信任关系。在此基础上, 城市消费者和农村生产者进行平等协商, 制定生产计划, 以销定产。生产者和消费者共摊风险, 共享收益。

《记者观察》: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的“绿色农业”就是“生态农业”之路。当然中国绝不能走计划经济的老路, 但把餐桌和田间连起来以销带产的计划农业订单模式, 在实践中已有成功经验。

网民“呈祥”

我感觉你提出的农业要走农民的组织化道路的难度相当大。现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之一, 千家万户农民一盘散沙。其二, 基层村镇干部难作为。其三, 就算成立了, 一个小小的经济体在强大的市场面前也没有话语权。你举例的南街村也不是媒体宣传的那样好。依你判断, 新的农民合作组织大概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

严海蓉

你说的问题确实客观存在。分田到户三十多年, 人心也散了。国家的政策的重点是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 而不是农民组织化。革命事业何时成功, 也没有一个时间表。但是, 我们认为, 也不用过于消极。事实上, 任何时候搞农民组织化都不是一帆风顺。南街村也许不像媒体宣传的那样好, 但小岗村的今天又是什么样子呢?

重新组织起来, 不仅是一种社会理想, 也能够为成员提供实实在在的好处, 这是现实基础。当然, 合作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大锅饭, 可以采取统分结合的管理方式, 在集体统一农资采购、统一技术管理、统一产品加工和销售等基础上, 具体的劳动仍然由各家各户完成, 解决劳动积极性问题。再如, 农村可以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产业,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 如果交给资本来做, 农民就只能是打工的。如果集体合作来搞, 农民就能从中受益。

《记者观察》:南街村也许是个案, 但具有“标本”意义。中国农村地域广阔, 社情复杂, 高山、丘陵、平原、沿海等地理环境, 不同历史、文化、民俗、民族等社会文化资源千差万别决定了再好的农业生产体制也不能搞“一刀切”。改革开放的前10年“小岗村”走的顺些, 随着农业现代化生产力的提升, 如今的小岗村也成为“昨日黄花”?当然南街村并非没有问题。

网民“长安朕”

假设城市工业化发展依然能吸纳足够的农民工就业, 比如15年后, 农村现在种地的老人基本种不了地了, 年轻人觉得打工比种地划算不回来种地, 那么谁来种地?是能人大户农场主, 还是农民组织的合作社, 我觉得被破坏的农村政治生态已然不能支持后者。

严海蓉

我同意您说的。不仅是农村政治生态, 还有整个的经济生态使得农民组织的合作社越来越难生存。引用一个来自基层看法:“当前农村, 有规模有效益的项目, 农业龙头企业在做;小规模有效益的项目, 村庄中致富能手在做;有利可图的项目, 村庄中小商小贩则是无孔不入。市场上已经形成各自完整的利益链, 逐渐形成垄断利益;村庄中占70%~80%的分散农户只能靠出卖原材料和劳动力获得利润。有些事, 在村里已形成垄断利益, 是一群特定群体的‘盘中餐’, 合作社触动了这部分利益, 组织者就会受到刁难, 甚至报复。”

尽管大局如此, 我认为应该在条件还可以的地方 (在夹缝中) 还是要尽可能地发展农民组织的合作社, 这些合作社暂时不能改变大局, 但是他们或可以成为探索未来良性发展的小根据地。

《记者观察》:当前70%~80%的分散农户往往正是我们扶贫攻坚的主体!

网民“Ling”

请问您所倡导的合作社模式, 国际上有哪些成功的范例么?或者说除美式大农场模式外, 世界上还有哪些成功的现代农业模式?

严海蓉

我曾经拜访过挪威的奶农, 了解了他们的合作社。在挪威, 奶农通过全国性的行业合作社维护了生产者主权。其生产者主权的保障有三个条件:一是有保护的市场。挪威的奶农和合作社自觉抵制欧盟自由贸易, 因此国内的生产者拥有80%国内市场份额。二是有预期的价格。每年年初, 代表奶农的合作社与超市就奶制品价格和供应量达成协议。三是有计划的生产。每年的需求量经由合作社根据过往的养殖规模分配到各农户, 因此农户根据配额进行生产, 且因为在年初就已经知道价格, 因此他们对一年的产量和收成都有稳定的预期。有保护的市场 (不是开放的自由市场) , 有预期的价格, 有计划地生产, 这是一种计划经济。这种计划性的生产和流通, 是以农民的高度组织化为基础的。

03城镇化要“以人为本”

新型城镇化建设, 要 ‘ 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城镇化不仅仅是物的城镇化, 更重要的是人的城镇化, 城镇的发展终究要依靠人、为了人, 以人为核心才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本质。

——习近平

背景:2015年, 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7.7亿人, 城镇化率达到56.1%, 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不到40%。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目标, 到2020年,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这意味着, 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要让更多的农民工“进城”, 成为户籍人口, 成为真正的市民。习近平指出:“推进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

网民“呈祥”

发展农村集体合作经济组织, 让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 没用几年就所剩无几, 坑了国家, 害了集体, 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吗?发展生态农业还是循环农业, 如何避免让农业生产劳作成为又脏又累的辛苦行当?农村如何才能留住人?

严海蓉

乡镇企业破产的原因很多, 有自身经营管理的问题, 也有国家政策和宏观环境的原因, 包括过早地对外资开放市场, 给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 地方政府给乡镇企业沉重的税费负担等等, 刚刚处在起步阶段的乡镇企业, 面临国外巨无霸企业的冲击, 承担着沉重的税费负担, 最终破产。因此, 我们不能简单否定集体所有制。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乡镇企业的价值和意义。有乡镇企业的存在, 农民就可以离土不离乡, 不用非到大城市打工, 背井离乡, 妻离子散。正是乡镇企业的大量破产, 才导致后来越来越大的民工潮。

《记者观察》: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人才功不可没!当然粗放式高污染的乡镇企业注定会被市场淘汰, 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加工业完全可以在乡镇搞, 关键相关的体制和配套政策要跟进。

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 是一种劳动密集型农业, 确实需要生产者付出较多的劳动, 但是, 假如这种劳动能够得到合理的回报, 不也是值得的吗?我们国家农村有大量劳动力, 找不到工作, 只好去城市打工, 但城市中农民工的工作何尝不是又脏又累。现在经济形势不好, 城市里很多工厂都倒闭了, 工人找不到工作。生态农业需要大量劳动投入, 可以在农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网民“Worldchanger”

农村的城镇化建设, 完全没必要在农村搞, 因为村太多太散, 而应该划区域建设, 您觉得如何?

严海蓉

农村的资源确实应该集约化利用。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 确实应该统一规划, 集中居住, 节约土地, 保护生态环境。但是, 这么做的前提条件是, 农民作为利益主体, 能够民主参与, 区域建设的成果由农民分享, 而不是交给外部的资本来搞开发项目。显然, 个体的农民无法成为有效的行为主体, 必须组织起来才行。因此, 首要的任务是把农民组织起来, 通过集体经济, 发展多种经营, 因地制宜地开展就地城镇化。

《 记者观察》:城镇化的过程, 本质上是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是必须的, 中华民族数代人的梦想, 任何时候都无可置疑, 而且随着全球网络化的加剧, 每个村庄都希望现代化的城镇能来到自家门口, 当然现代化本身也许也不完善。2015年, 中国城镇化率达56.1%, 数字上过半的人已经“城市化”, 这一趋势还在继续。看看每年春节期间的大迁徙就知道, “城乡一体化”并非空泛官话, 而是无数农村人用脚走出来的现实。只是这现实很多层面还未得到制度的承认和尊重。农村的很多问题, 正源自“人在城市, 根在农村”的割裂;农村的很多病象, 病根是在城市。

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滞后, 名义城镇化率与实际城镇化率相差甚远, 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 难以在教育、就业、养老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 无法真正在城市扎根。让农业转移人口真正成为市民, 与其直接关联的是户籍。但有时户籍只是一个“外壳”, 关键是隐含在户籍背后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福利待遇。农民工不仅是生产者, 还是生活者。我们不但要给农民工提供就业, 还要让他们能在城市里面体面地生活下来, 让他们能享受和市民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

网民“苏慕熙”

如果效仿美国西部开发的拓野计划, 有无可能改善现有的三农问题?打破二元结构, 通过简单粗糙的造城运动, 是不是已经宣布失败的尝试呢?

严海蓉

美国西进运动时人少地多, 即便是小农也能分得百十英亩 (一英亩等于六亩) 的地。即便这样, 也写下了一部种族灭绝的血泪史。中国人多地少, 就业增收压力大, 城镇化思路如要取得成功, 必须保证农业和非农产业都能有效吸收大量劳动力。二元结构的产生, 并非源于农村和城市的二元对立, 而是由于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无法满足农业现代化和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需要所致。正如您所说, 如果以简单粗糙的造城运动推进城镇化, 而不有效解决小农生产方式本身的落后问题, 结果只能归于失败。而且, 由于中国人多地少, 又在全球发展的时间序列中处于后来者的行列, 中国解决小农生产方式不能采用资本主义式的土地兼并和城市化模式。中国毕竟有那么多农村人口要就业, 要从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中分享成果而不是被排除在外或边缘化。因此在农业领域只能采用共同富裕且能吸收大量劳动力的集体经营的生态农业模式。

《记者观察》:“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坚持从国情出发, 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二元结构的现实出发, 从我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出发, 既要遵守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 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

04“粮食安全”:人口大国的永恒主题

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

——习近平

网民“岗上科技”

如果增加10万个粮仓, 不用国家出钱, 可行吗?一, 可保地方有粮, 可以出口, 可以调;二, 增加国力储备物资。

严海蓉

不用国家出钱, 那就是要通过市场来解决, 是吗?粮食是公共产品, 也是战略产品, 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粮食安全, 确保数量和质量的万无一失, 以及价格的相对稳定。粮食是最不能交给自由市场的。如果让社会资本大规模建设粮仓, 看似节约了财政资金, 但私人资本大量囤积粮食, 资本的逐利性必然导致囤积居奇, 操纵粮价, 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控, 扰乱粮食市场秩序。

《记者观察》:历史剧《天下粮仓》里就印证了严老师的观点。

网民“虎虎虎”

中国农业面临国外农产品价格竞争, 也丧失了发展的优势, 问题是要保证农产品安全, 还需要政府在部分产品上实施补贴和干涉, 请问对像中国这样大国, 如何在保护和自由竞争上取舍?

严海蓉

如果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 我国农业的资源禀赋并不优越, 人多地少水缺, 在国际市场中, 不能同美国的大农场竞争玉米, 也不能同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竞争水稻。假如按照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 我国完全应该放弃农业生产, 进口农产品。幻想一下, 假如全世界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贸易不是为了打败其他国家, 而是为了更好地共享资源, 那么, 区域之间的自由贸易可以互通有无, 从总体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造福全世界人民。遗憾的是, 目前来说这只是一个幻想, 现在的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 是资本统治的世界, 国与国之间争夺资源, 进行着你死我活的竞争。美国极力推行自由贸易农业政策, 不是为了别的国家发展得更好, 而是作为武器, 打垮竞争对手。粮食是比石油更重要的战略武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 粮食安全是始终要考虑的头等大事, 关系到国家的主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 中国人的饭碗里要端着自己的粮食。国际市场买不到粮食安全。同时, 美国推行的农产品自由贸易政策, 主要是为了维护本国农业资本家的利益, 对中国来说, 农业不但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 还关系到几亿人口的就业问题。因此, 农业承担着多种功能, 具有公共产品属性, 不能完全交给自由市场。

《记者观察》:习总书记曾指出“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 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一旦大饥荒, 有钱也没用。解决13亿人吃饭问题, 要坚持立足国内。”

网民“***嘛嘛”

老百姓吃不到健康的粮食, 政府要怎样监管?

严海蓉

这些年, 食品安全问题非常突出, 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政府也下了很大力气进行监管, 但是, 问题始终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事实上, 我们认为, 今天的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不是靠加强政府监管就能解决的。我们知道, 粮食和医疗、教育一样, 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产品, 不能完全交给市场, 而在今天高度市场化、商品化的农业产业中, 农民种地不是为了自己消费, 而是为了利润。理论上来说, 一分价钱一分货, 优质的农产品也应该卖到好的价格, 综合效益更高, 这样才能激励农民生产更好的产品, 但是, 在现有的产销体制中, 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 中间商垄断了农产品的运输、加工、销售等环节, 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出好的农产品, 却卖不到好的价钱, 久而久之, 农民就开始单纯追求产量, 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激素。面对粮食安全问题, 政府不能光想着如何去监管, 也要想着如何去服务, 为农民免费提供技术指导, 帮助农民对接市场。

05生态农业=绿色农业?

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 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 充分体现农村特点, 注意乡土味道, 保留乡村风貌, 留得住青山绿水, 记得住乡愁。

——习近平

网民“霜晨月1994”

严老师, 工业化农业和生态化农业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后者更好?

严海蓉

工业化农业是用发展工业的思路来搞农业, 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工业的生产模式, 追求规模化、规范化和效率。这种工业理念造就了它的一些现实特点, 包括大规模的单一作物种植或牲畜养殖;耕作机械化;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地膜、抗生素等化学用品;使用杂交和转基因品种等等。工业化农业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生态危机和社会问题, 比如食品污染、水土污染、土壤板结、生态失衡、加剧能源危机、其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模式排挤小农等等。

生态农业不同于工业化农业的工具理性、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思维, 它关注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将自然的因素纳入考虑, 追求人和自然均健康平衡发展的状态。其具体做法包括减少化肥、农药的投入, 转而利用昆虫天敌或物理驱虫的方式;机械除草方法;利用植物和动物粪便发酵的农家肥;采用轮作或间作等方式种植, 不使用转基因技术, 等等。生态农业避免了工业化农业的环境和社会成本, 使农业生产具可持续性。实践证明这种生产方式下的农业产出无论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优胜于工业化农业。

《记者观察》: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 “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方针, 其中绿色农业倡导的就是生态农业之路。

网民“菜籽”

现在越来越多的粮食种子不能繁育下一代, 传统的种子又找不到了, 一旦有什么事, 比如战争, 我想广大农村没有种子可种, 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怕。不知道这个担心对与错。

严海蓉

我也有同样的担心。2015年春天, 我们和全国政协代表汪晖一起呼吁国家要重视民间育种, 鼓励农民在保护生态多样性中发挥作用。农民在保护种子资源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11个亚非拉国家的最新普查发现, 农民在保护全球75%的种子资源。然而, 在我国, 农民留种育种已经极度边缘化。2014年华南师范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生计与农业可持续性:农户与种子”项目 (下称“农户与种子”) 对中国第一大主粮——玉米的调研发现, 在吉林、河北、甘肃、广西、贵州五省的玉米主产区, 调查点的258户农户中自己留玉米种子的比例不到1%, 只有广西、甘肃两省的极少农户自己留种。我们呼吁建立农民育种保护区。农民的育种实践维系了中国五千年农耕, 创造了农作物丰富的多样性。随着近几十年的商业化育种, 中国种业迅速趋向单一化和寡头垄断。单纯追求“高产”, 排挤了作物多样性, 排挤了农民留种、育种的实践, 也不能满足消费者对多样性的需求。

网民“蔡华杰”

如果在中国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而不是工业化农业, 是否足以养活全中国人民?

严海蓉

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生态农业被一些人斥为“会饿死人的”, 仿佛注定是小部分特权人士的专享。为了打破这一局面, 中国科学院的植物学家蒋高明在山东弘毅农场已经坚持了8年实践, 证明生态农业足以养活全部中国人。具体可以参见人民食物主权网站相关内容:“蒋高明用8年实践宣告:搞生态农业不会饿死人!”

06农村教育的忧思与出路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

——习近平

网民“Desperado”

现在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将子女送至全封闭私立寄宿制学校, 在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因缺少与父母的沟通, 对家庭和责任的认知很模糊;私立学校受制于教师素质和盈利目标, 很难保障教育水平和健全人格的培养;“朋辈压力”容易导致他们的行为偏离正常的社会规范;请问您如何看待上述问题。

严海蓉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是当代中国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农村的衰败, 为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输送了廉价劳动力, 廉价的产品和服务支持了中国的经济腾飞, 也帮助欧美发达国家降低了国内人口的日常生活成本, 为其企业节约了工资成本增加了利润。而中国作为全球工场的代价之一, 就是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 (农民工子弟) 。部分外出务工的父母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 造成儿童与父母长期分离, 身体、情感和心理发展都产生隐患, 这种情况在撤点并校政策执行后大规模建立的农村寄宿制学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另一方面, 将儿童带在身边的务工父母, 因为城市公立学校的排斥, 不得不将孩子送到民办学校, 或者寄宿私立学校。农民工子弟的就学问题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教育低端市场, 为牟利者提供了机会。各大城市公立学校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政策上差别很大, 虽然总体而言已有进步, 但农民工子弟教育依然存在很大的障碍。

解决的根本办法, 是让儿童能够在模范榜样的成人的陪伴下学习成长。如何能够实现?政府要投入, 社会力量要辅助, 家长也必须投入时间精力。

《记者观察》:目前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工作的实施办法。多渠道关爱留守儿童的问题, 尤其是父母要陪在孩子身边也是必须的。

网民“若缘份是一本书, 你的痛在哪一页”

为什么现在农村学校的学生少之又少。

严海蓉

据我观察, 一是因为总体上城镇化的进程, 导致农村居民人数下降, 中国已经进入了城镇人口多于农村人口的时代。二是因为农村凋敝, 很多适龄儿童的家长选择举家搬到镇上, 让小孩在镇上读书。三是农村本身的教育投入长期停滞, 师资力量不足, 导致很多学校关闭, 再加上国家推行的撤点并校政策, 导致农村尤其是边远地区的村级小学和乡级初中剧减。

网民“周师傅姓张”

您觉得农村的义务教育怎么样?有没有可能设立专门的农业学校培养具有更高素质、更强生产力的农民?

严海蓉

目前的义务教育与农业和农村生活基本脱节, 存在严重的问题。少数学生可以升入大学深造, 绝大多数学生升学无望, 学习内容和生活脱节, 造成读书无用论。年轻一代的农村学生很少对务农有兴趣。教育如何能够更好的服务乡村应该是国家的重大议题。开办农业学校当然是一种办法。

农业学校历史上曾经开办过, 但根据各国的经验, 成功的比较少。主要原因是普通学校升学的诱惑对农村学生更有吸引力, 农业学校无法同普通学校竞争生源, 一般会改变学校初衷, 表面是农业学校, 实质课程同普通学校靠近, 主要促进学生升学转入普通高中或者大学。

培养高素质、高生产力的农民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尤其在今天, 农业正面临历史性的选择, 是继续走化肥农药高污染不可持续的道路, 或者是走高科技转基因进一步削弱农民的生产技能和知识的精英农业道路, 还是在传统农业基础上提高知识技能走可持续的生态农业的道路,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农业、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 需要生态农业, 因此也需要培养兼具现代科学知识和传统农业经验的新一代农民。也许农业学校从成人教育开始更有希望, 可以作为农业技术创新和试验的基地, 对现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进行知识技能的提高。吸引年轻一代从事农业, 必须改造农业的内涵, 同时改造农业的回报和农村的生活环境。

《记者观察》:目前农村职业教育仍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成千上万上不了大学的高中生, 毫无技能流向城市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2014年, 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仅占32%。2014年,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中明确, 到2020年, 每年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2000万人次。

07土地流转要审慎推进

深化农村改革,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要好好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 土地流转要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基本农田和粮食安全, 要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习近平

网民“袁sir”

前段时间我去中部某地, 了解到他们在搞土地确权, 很多村都挂出条幅, 宣传土地确权多好多好的, 个人认为, 包括土地流转在内的行为, 本身有私有制的苗头, 或者说, 确权后就会滋生新的土地食利阶层。不知道您怎么看?

严海蓉

土地确权设计的初衷是在使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更为稳固的前提下推进土地流转, 使土地两权 (经营权、收益权) 更容易成为金融借贷的抵押物。且不论这一初衷能否得以实现, 我们在调查中确实发现一些地方干部和农户就认为土地确权就是土地要私有化的前兆, 再加上土地价值越来越高, 所以在土地确权过程中, 许多已经进城、本身不再靠土地为生的“农民”纷纷回村进行土地确权。至于土地流转、土地确权是否是土地私有化的苗头, 以及是否会出现新的土地食利阶层, 暂且不好说。

《记者观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所有制、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承包权、完善“三权分置办法”。 (摘自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

网民“梦雪落”

改革开放以来, 包产到户让农民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是远没有达到小康的水平。而坚持走大集体道路的一些村庄如南街村、华西村都成为闻名的“富户”, 这是为什么?

严海蓉

乡土中国，有多“乡土”？ 篇3

何谓匠户？明朝立国之初，大致沿袭元代的户籍制度，按职业类别，将全国人口分为民、军、匠等户种，凡以手工业谋生的，大都被括入匠户（军户中也有匠户，称作军匠）。同时规定，匠户“役皆永充”，匠役遂成为世袭的营生。匠户又分轮班和住坐两类，前者每隔一至数年前往京城或指定地点服役一段时间，而后者则固定在京城、省城等地的官办作坊服役。傅、刘等人属住坐工匠，以织造绢匹为业，统归四川布政司所属的织染局管辖。作为住坐工匠，他们每年必须织造一定数量的绢匹上交织染局，又需轮流解送本局绢匹到京城的承运库缴纳，而这正是他们此番进京的目的。

傅、刘等人本该于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一）承担解送的任务，但本年四川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因此一直没有上路。嘉靖二十八年，方在织染局的敦促下，启动解运程序。明代的解送任务是项繁重的负担，负责解送的民众，亦即当时所谓的“解户”，因此倾家荡产者是常有的事。拿四川织染局的解运来说，衙门只提供额定的运费，解户在解送期间的盘缠及相关衙门胥吏的需索，都由解户自己掏腰包。傅习等在得到本局的通知后，开始着手筹措盘缠。按照老祖宗立下的规矩，解运的盘缠共计一百两，由本户的各个家庭分摊。由于有的家庭拖欠，傅习出发前总计收到近九十两白银。这是嘉靖二十八年年初的事。

本年三月，傅、刘二人收完本年绢匹四千五百一十六匹后，上报织染局，织染局再呈报布政司。布政司按往年的规例，动支库银一百六十二两，作为“水脚”（运费）和备办木料、卷箱、扛架等解运器械的费用。待傅、刘等备好解运器械后，布政司又会同按察司，将上述绢匹并运费交由傅、刘等领解。最后，傅、刘等前往抚按衙门挂号。一切办理停当，他们便从成都城东的锦官驿启程前往京城。

从成都到京城，有水路、陆路两种走法：陆路是经过陕西，路程较短，仅四千三百一十里，但需走栈道，路小而险，且运费高；水路是走长江、运河，路程迂远，比陆路长一倍多，但运费较廉（综合《寰宇通衢》《一统路程图纪》的记载）。可能由于解运的物品较多，走水路便宜，傅习等选择走水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长江上游滩多道险，他们在启程之时，特地备办了猪、羊、鸡、酒、香、纸等，“烧祭开舡”，此后又陆续在嘉定、云阳、瞿塘、新潭、黄龙庙等处办叁牲、香纸等“烧祭神福”，祈求平安到达京城。

傅习一行自四月启程，九月初五才抵达京城，费时近五个月。到京城后，首先是投店住宿，并租房安顿运来的绢匹。接着是到工部挂号，再将绢匹送到承运库验收。承运库是明代内府的主要仓库之一，各省解送的绢匹就在此处缴纳。在此期间，傅习等打听到，到承运库办理缴纳手续前，必须先行交纳数百两的所谓“茶果”银，这大抵是送给仓库主管的见面礼。于是傅、刘等设法凑了白银二百七十四两，赴承运库缴纳。十二月初二，傅习因盘缠不足，先行返乡。次日，傅雄等前往承运库缴纳绢匹，但承运库验出内中有两百余匹不合格，责令掉换。傅雄等只好花钱设法就地到商铺掉换好绢。最后于次年二月十九日再次前往承运库缴纳，实收后赴工部销号、领批，方才打道回府。从路程推断，他们返回新津的时候，肯定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历代判例判牍》第三册，313—317页）。

在明朝的那些岁月，因当差而外出奔波的，绝不限于傅习等匠户。明代三大类户籍中，民户、军户跟匠户一样，或需承担繁重的解运任务，或需前往他乡服役。朱元璋在设计财政体制时，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力求不跟货币打交道，因此衙门的各种杂役和公共工程的修建，都采取佥派差役而不是征税的办法。衙门的各种差役，举凡钱粮的解运、地方治安的维护、衙门杂务的操办、监狱的看守，乃至木柴的砍伐、柴炭的搬运、河道的修治、仓库的修葺、物料的搬运、官物的运输、公文的投递、运河水闸的开启等，都从民户中间佥派。这些差役的服役地点，多半是在县城或附近的乡村，被佥派的民夫，离乡而不必离土。但钱粮、物料的解运就不同了，明初没有商业性的物流机构，原则上也不可雇人代役，这档子事还非得由被佥派的民众自己来完成。到了明中叶后，漕运改由卫所解运，大多数民户才从这项繁重的徭役中脱身出来。

说到钱粮、物料的解运，明初建立了一套看似古怪的制度。这套制度的古怪之处，是税收的上缴和财政的下拨，无需由户部经手，而是由税收的征缴单位，将户部额定的划拨经费，直接解送到财政使用单位。背后的考虑无非是为了节省来回京城的解运费用。但问题在于，对口的经费使用单位经常不止一个，这就意味着，征缴单位必须派人分头承担解送任务，因此，非但民众不一定得到实惠，反而出现相当荒唐的做法。比方说洪武末年，五千名金吾卫军士的军饷，不是由国库支出，而是指定应天府内五千个纳税人户，把他们应交的税米直接送到这五千名军士的家里（黄仁宇：《万历十五年》，151页）。这种做法无疑是对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凡被佥点负责解运的粮长和里甲户，往往被弄得家破人亡。《醒世恒言》有个故事，说的是张廷秀逃生救父的事，谈到张家祖上是个粮长，结果这个差役“坏了人家”，搞得张家倾家荡产，到张廷秀祖父一辈，“已是寸土不存”，还是无法摆脱这个要命的差役（《醒世恒言·张廷秀逃生救父》）。

军户的总体待遇就更糟了。明初的兵源，来自被括入军户的民众。像匠户一样，军户也是世袭的。军户所占比重，各地不一，有的地方（如福建）相当于民户丁口的一半（《闽书》卷之三十九）。为防止军人开小差，他们一般被调到外地服役，因此，他们不得不抛下妻小，到数百里乃至数千里外的卫所当差。更麻烦的是，这些阿兵哥不但要义务为朝廷站岗放哨，连路上的盘缠、服役期间的衣衫等，都需自行筹措。若是死于服役的卫所或前往卫所的途中，衙门会前往原籍地勾补。为了保证充足的兵源，朝廷还规定军户不得脱离原来的户籍，不得自立门户。但军役如此繁重，军人开溜的现象自然还是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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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代不少民众活得很苦很累，不是要帮他们倒苦水，而是希望借此指出，明代虽以农业立国，乡村人口占了很高的比重，但明帝国的子民，却未必尽是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很少跟村外世界打交道。理由是，明初建立的那套户籍赋役制度，在客观上为民众的空间流动提供了驱动力。换句话说，明代有相当一部分民众，为了完成衙门的差役，被迫离开家乡，出门远行。从这个角度看，明中叶开始实行的各种赋役改革，尤其是十六世纪中后期各地推行的“一条鞭法”等赋役改革，通过将赋役折纳为银两，以物的流动减少人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将民众从强制性的空间流动中解脱出来，其影响应该说是革命性的。此后，强制性的空间流动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但毕竟已经大不如前，商业的逻辑冲淡了制度的逻辑。在市场供需驱动下的空间流动，成为那个时代空间流动的主要形态，利润和生计成为驱动民众出行的主要动力。

笔者的老家福建，素来山多田少，不少地方号称“七山二水一分田”，为了谋生，经商的人很多，明人张瀚就称闽人“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松窗梦语》卷之四），他们活动的空间范围是很大的。特别是泉州人和漳州人，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濒海优势，唐宋以来就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到了十六世纪，更不惜违反朝廷的海禁政策，利用厦门对岸的月港等港口，与东来的欧洲人做生意。明后期在帝国境内流通的白银中，数千万两是来自南美和日本，它们多半是由闽商经手，源源不断地从这些港口进入中国内地的。为了与官兵对抗，在海上立足，他们甚至进行军事化，组成亦商亦盗的武装商业集团，泉州安海郑氏集团的兴起，就是一个例证。

郑氏集团的缔造者郑芝龙，早年随母舅前往澳门经商，在跟葡萄牙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学会了他们的语言，而且与他们建立了生意网络。不久他去了菲律宾。后来加入李旦海盗集团，李旦死后，接替他的位置，成了这个集团的头领，逐渐成为左右东南沿海的主要势力。郑芝龙之子郑成功跟父亲一样，不仅是个空间穿越者，也是个文化穿越者。他出生于日本平户，母亲为日本人。他继承父亲的事业后，继续与日本人和欧洲人做生意，而且生意越做越大，建立了半独立的海上商业帝国。满人入主中原后，郑成功曾多次与清军交锋，失利后，遂攻略台湾，赶走荷兰人。一六六二年去世前，他派遣使者前往马尼拉，威逼西班牙人俯首朝贡，并打算发兵攻打他们。要不是由于猝死，郑氏很有可能建立一个规模不小的海洋帝国，那么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该会是另一番模样吧？

当然，在明清中国内地执商界牛耳的，是徽商和晋商。明末福建人谢肇

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五杂组》卷四）徽商与晋商的崛起，一方面固然与商业发展有关，另一方面却也与朝廷的典章制度有剪不断的关系。他们赚到的第一桶金，来自朝廷推行的“开中法”。明代为防止蒙古人侵扰，在北方边境驻扎重兵，合称“九边”。为了解决九边的军粮问题，朝廷出台了一个政策，凡将粮食运到边地者，可获得朝廷配给的盐引，获得盐引后，就可到指定的盐场卖盐，这就是所谓的“开中法”。不少徽商、晋商就是利用这一制度契机，赚得盆满钵盈，成为称雄大江南北的商人群体的。因此，如果说闽商多半在朝廷体制之外运作，徽商和晋商的经商之道，则相当注重与衙门的合作。

对这种空间位移的体验，是甜是苦？明清时代经常远足的人中，士人是值得注意的一群人。为谋取功名，他们必须到省城和京城赶考；求得一官半职后，因任官回避制度的规定，又必须远走他乡赴任。其中有游山玩水的雅兴的，人数可能固不在少，但一路上舟车劳顿不说，若是遇到盗贼，还可能丢了性命，因此，他们对远游的感受大概是很复杂的。普通民众既无士人的雅兴，又无富商巨贾购置“鲜衣怒马”的本钱，他们对逆旅的感受，可能还是比较苦涩的。明清小说中，便不乏对行旅辛酸的描绘。《喻世明言·杨八老越国奇逢》这样描述为商的苦处：

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

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

水路风波殊未稳，陆路鸡犬惊安寝；

…………

偶然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书谁寄？

一年三载不回程，梦魂颠倒妻孥惊；

灯花忽报行人至，阖门相庆如更生；

男儿远游虽得意，不如骨肉长相逢。

请看江上信天翁，拙守何曾阙生计？

苦也罢，乐也罢，不管出于对利润的追逐，还是来自养家糊口的压力，十五世纪中叶以来，越来越多的乡民还是离开了熟悉的故土，远走他乡。

当然，明中叶赋役改革后，强制性的空间流动已不再重要，远走他乡的人，在乡村毕竟不多见。为数更多的，是出门三五天的乡民。同样是徽州，腰缠万贯、几年不返乡的行商大贾自然不乏其人，但不时外出做小买卖的普通乡民，恐怕才是大宗。徽州婺源县，是个山多田少的地方，“每一岁概田所入，不足供通邑十分之四”，于是乡民“并力作于山”，“收麻、蓝、粟、麦，佐所不给”，并“以其杉、桐之入”，贩卖到毗邻的饶州和休宁，“易鱼、稻于饶，易诸货于休”，看来在这样恶劣的生态条件下，不做点买卖是无法过日子的。加之婺源没有贩卖官盐的盐栈，普通乡民必须前往休宁县买盐，他们“挑负诸土物逾岭零星贸易，价溢而劳瘁倍之”，由于路上辛劳，“故穷僻村氓，多食淡者”（光绪《婺源县志》卷三）。这些乡民行走的范围究竟有多大，过去我们无从考究。所幸近年发现的晚清当地乡民所记排日账，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第一手的关键史料。

排日账主要记录日常行事和来往账目，是介于账簿与日记之间的一种文类，且多半为乡民所记，不消说，其史料价值是很高的。笔者搜集的十三册排日账，是婺源一家程姓农户祖孙三代所记。程家种了几亩水、旱田，又在山上采山货、种茶叶，还经常外出做小买卖。他们活动的范围，往东到达浙江境内的开化县，往西到达江西境内的德兴、乐平等地，活动半径达到两百多华里。程家频频造访的地域范围稍小，西起婺源西乡的市镇赋春，东至休宁东乡的重镇屯溪（今黄山市），活动半径也有一百多华里。太平军到来之前，程家从事的一宗买卖，就是到休宁、婺源边境的溪口镇买盐，挑到他们生活的婺北地区以及西乡贩卖。有时他们甚至穿越省界，进入江西浮梁等地贩盐，这已算是贩卖私盐的行为了。婺源西乡与毗邻的浮梁县，盛产鱼、米和油，程家在这一带卖出盐巴后，就地购买这些货物回家，这样来回都不打空。太平天国运动被扑灭后，程家又时常做挑夫，帮婺源重镇清华的茶行，挑茶到溪口一带贩卖。从程家的个案看，普通民众离乡出行的主要动因，早已不是为衙门当差，而是为了养家糊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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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程家出行完全是为了养家糊口，也不全对。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七月，程家的户主程发开到休宁县城卖葛粉，葛粉出手后，跑到歙县拣日子。光绪七年（一八八一）闰七月，他的次子程允亨前往歙县看病。次年八月，又利用到屯溪贩卖黄精的机会，顺道到休宁县城看病。程允亨媳妇的娘家，在二十华里外的一个休宁小山村。程允亨经常到这个村子走亲戚，有一次到那里观看目连戏，流连忘返，接连住了四五天。还应提到的是进香。程家进香地点主要有三处，一是村子附近半山腰上的金刚岭，一是村东的山峰高湖山，一是休宁西部的齐云山，其中以齐云山最为重要。

齐云山古称“白岳”，是明清时期江南一带的真武崇拜中心，其地位仅次于武当山。据排日账记载，程允亨父子共前往齐云山进香五次，年份分别是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和光绪七年，每次往返时间都是四天。他们途经的路线和在山上参与的活动，在账中基本上没有留下记载，唯有道光二十六年九月的进香活动，稍微留下了一点信息。此年九月二十三日，“己上齐云山拜老爷，溪口歇”，说明程家前往齐云山进香，取道溪口，并在溪口休息一夜，老爷，就是真武，又称玄天上帝。二十四日，“己溪口上齐云山拜老爷”，当晚应该在山上的道观过夜；二十五日，“己齐云山拜老爷打醮，下山回转庄前歇”，这是第三天，当日在山上打醮。他们还会前往山上各处重要的道观烧香、求签，账中夹带的几张诗签就是明证。此日仪式结束后下山，在庄前休息。二十六日，“己庄前拜老爷回家下马”，这是第四天，从庄前返回家中。

进香之旅持续时间不长，但对明清时期普通民众的影响不可小觑。作为一种宗教活动，进香为普通民众体验超自然世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再者，不少进香中心为招徕远方的香客，提出“照远不照近”的说法，说是香客的家乡越远，获得的庇佑越多。这种说法无形中将来自不同地域的人群拉入同一个社会文化空间，从而为普通民众观察、接触、认知来自其他地域的人群，走出他们的身份、职业、地位加之于他们的生活空间的诸多限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不管是强制性的空间流动，还是自发性的空间流动，从来自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从事不同职业的傅习和程允亨身上，可以窥见一个我们不怎么熟悉的传统中国。面对这个陌生的中国，笔者不禁想起费孝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提出的问题：传统中国的“本色”是什么？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指出，传统中国村与村之间的关系是“孤立、隔膜”，这是因为，乡村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乡民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造成“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因此，他们“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中国·乡土本色》）。但事实上，不管是由于时代和制度造就的客观条件，还是出于他们自身走出小地方的主观诉求，像傅习、程允亨这样的普通民众不单有可能，而且有必要频频走出他们生活的小世界，时常与村外世界打交道。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否应该追问：乡土中国，有多“乡土”？

读《乡土中国》有感 篇4

姓名：杨庆泽

专业：电子商务

读《乡土中国》有感

一．对《乡土中国》的初了解

作为大三的一名学生，今年是第一次选社会学这门跨专业课，在这之前，我对“社会学”这个名词感觉挺模糊的。通过姚老师一个学期的讲解，我对它已经有了一点初步了了解。我们组的选择的是读《乡土中国》或者《金翼》，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农村，所以我读了《乡土中国》，由于专业知识的贫乏，刚开始看对于这本书，只看了个一知半解，对于差序格局、团体格局等名词也不能完全理解。但是随着慢慢的深入了解后，开始能够看懂很多内容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让我对中国农村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有人也许以为这本书写的早了，对于现在的情况很不实用，我觉得倒不是。虽然这本书只有5万多字，但它的理论价值到现在还闪烁着光辉。

《乡土中国》中，费老对中国农村的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差序格局、家族、男女有别、理智秩序等特色为我们描述与分析了中国农村的现实特色。我看的版本是分十四篇的。按照我的理解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篇算是背景，介绍是中国的乡土本色，也就是中国的特殊性。第二三篇主要介绍文字在乡土中的不适应性，第四到七主要介绍差序格局对于私人道德，家族甚至男女关系的影响。第八到十一主要介绍乡土中的政治运作，最后三篇大约介绍是乡村变迁在。

二．对《乡土中国》的整体的把握

书的第一篇说的是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他们依靠土地，同时又被土地所束缚。在本章中费先生用中国与美国的乡下做比较。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费孝通先生本篇的第一句话。费老的《乡土中国》著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当时费老已指出中国社会已经有了从乡土社会中分离出去而独立存在的一种社会模式了。我想，这种区别于乡土社会的独立模式应该就是“城市社会”吧。

接下来的两篇说的是文字乡下。我们知道，乡下人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交流方式的知识很是缺乏。在费先生笔下的那个年代，乡下人受教育的程度更低，不要说写文章，可能大多数人大字都不识一个，文字的发生和使用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乡土社会这一基层上，“语言”似乎就可以代替“文字”的所有功能了。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熟人社会的面对面亲密接触和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的生活，都使得人们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作者指出：“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说到差序格局，对不少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和新奇的词。字面上意味着这是一种有差别的社会格局。我的理解很简单就如同一颗石子砸到水上荡起的一圈圈水纹，最中心的哪一点是自己，其余就是按远近程度来划分。对于中国人自私，没有公德心的论调很多，但是费先生在里面把这个问题做了一个梳理，他发现我们之所以和西方不一样，就在于群己，人我划分的基础不一样。西方人是什么样子呢？西方是讲团体，先有一个团体的概念，当然团体不能抹杀个人的，只能是契约平等，而我们却是自我主义，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说到了差序格局，就不得不说道德。道德是在不同的差序格局中产生的，不同的差序格局就会造就不同的道德。

接下来的是家族这一部分。首先，对乡土社会是否存在团体作了相关阐述；再次就是家族概念的解说，家族即是家庭的扩大版。书中列举了西洋家庭与中国家庭的不同，还说到了家族的功能不仅包括繁衍，又不仅限于繁衍。作者认为，乡土中国的家和族是分不开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不但承担着生育功能，更是作为一个事业社群承担了许多生育以外的职能。所以，家庭一般都是以家族的形态呈现的

第七篇是“男女有别”。开篇总结了上篇家族的一些重要结论，又证明了感情在男女关系的重要性。最后，作者总结说：“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在第八篇的礼治秩序中，开篇以西洋和我国的礼治秩序论战开始的，由此说到了“法治”和“人治”。本篇主要讨论“法治”和“人治”。费先生“法治”与“人治”的区别在于所用力量而非它们的名称“法治”也依赖与人，也要靠人来执行，由此也就推翻了西洋“法治”的绝对公平性。然而乡土社会并非上述的秩序。我们知道，中国是乡土社会，因此，属于礼教秩序，依靠的是礼。乡土社会是无讼的社会。首先说到了社会秩序的变化，从礼治到法治的变化，这是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标志。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法治也给乡土社会带来了很多副作用。

第九篇说到了无讼，那就不得不说到无为政治。以“权利之争”开篇，以史为证，上至皇帝，下至老百姓，在封建社会里，名曰“专制”，实为无为。在乡土社会里，人们崇尚礼教、礼治，这就给人民生活控制以松弛，只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上面说到了无为政治，在“长老统治”中又再次提到。长老统治最显著的表现在于大人对孩子的教育和管束上。第十二篇说到了血缘和地缘，阐述了从血缘到地缘的变迁。在稳定的社会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是不分离的。乡土社会的一大特色就是人际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的血缘和地缘有些淡化，但依然存在，出门在外，我们总是寻找老乡，家乡人给我们一种亲切感。

最后两篇说的是名实的分离和从欲望到需要，经过血缘到地缘的变迁，长老统治的名实分离，社会结构转变，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从欲望到需要”展示了经过变迁，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人们在行动指南上的区别及背后的原因。在乡土社会，个人只需依着欲望活动。因为，人们经过了社会的教化，欲望就受到了文化的规定，如同感情定向受到文化的规定一样，使得欲望不是生物事实而成为文化事实。作为文化事实，欲望便是传统，是累积的经验了，经过历史的检验和筛选的得以基本上符合生存条件，依着欲望总是利于生存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依着欲望行动却是不行的。因为现代社会变迁很快，原来的文化很快不能带来有效的满足，欲望作为文化事实也不能带来有效的满足，旧的一套生活模式不管用了，人们不得寻求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联，按着生存的目的生存的需要去发现新的行为方式。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们的行动从盲目的被动的遵从变成了理性和自觉的，从没有选择地被教化变成了有选择的探索，行动指南从欲望变成了需要。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里程碑。

三．从《乡土中国》看我身边的现实生活

在我看来农民喜欢依赖土地，种地或许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虽然说乡土性在渐渐离我们远去，但也许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在看到这本书中某些篇章时会会心一笑，因为《乡土中国》解释了中国社会人们身上一些很深层的东西，虽然他指出他所写的是中国的基层，但现代的中国社会也是有基层发展起来的，或多或少的带着乡土的痕迹。

比如我身边发生的例子。我家的小区对面那块地，划定是用来建学校的，但是不知为何一直没有动工。那块地就是一大片土坡，长满了半人高野草，不知道谁最先开始的，那块土坡被一点点开垦出来，最后变成整整齐齐的田地，纵横交错，种起合时节的瓜果蔬菜，我外婆也是辛勤开荒的一员。我父母老是担心她老人家过于辛劳常常劝她，可是老人家完全听不进去，反而说闲适在家不如下地更精神。这是生长在乡土社会的人民灵魂深处对土地的一种眷恋，像是本能，看到闲置的荒废的土地就迫切的渴望种上庄稼，不然就浑身上下不舒服。“就是劳碌命，停不下来。”老辈都这么说。

还有就是村民间彼此的信任和代际之间的孝与慈。我很惊讶父母把钱投在舅舅的公司里却没有签订任何的合同协议，而他们双方之间却认为这是在正常不过的事了，书面凭证是对他们之间信任的怀疑，而几年下来我们两家也的确没有任何利益上的矛盾发生。在我们农村，骗亲戚或是朋友的钱和物都是可耻的，无论是出于自觉还是出于声誉面子，本地人作出坑蒙拐骗的事的几率极低。孝道更甚，农村人重孝，这点从白事的排场上就能看出。当然我认同人死了排场越大越能体现出孝，但是在农村这个落后的观念依旧占有一定分量。老人生前子女不孝顺，人前人后都挨白眼，长辈死后没有一场体面地葬礼，也要被说小气不孝。

书本中说到“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确实，当社会的现代性与乡土性想冲突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矛盾出现，记得以前看过这样一个案例，某人要建房子，于是请了另外一个乡的一支明间建筑工队来建房，后来房子在完工的时候发现质量有问题，于是主人家就拒绝把工资付给工队，后来包工头请了一个律师，把这个人告到了市法院，最终因为缺乏证据（双发没有签订任何协议）那个人败诉，赔偿了很多钱。按照大家心理的想法，房子没有建好，还浪费了材料，不给钱了理所当然的，对方也不应该来拿钱。但法律却不知这么认为，在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因为是熟人，所以不会建立现代社会所说的什么合同的东西，这样就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礼治和法制间出现了矛盾。

还有在我们农村男女在很多方面都有别，而且我们农村的生活很安定。以上就是我看了《乡土中国》后，所联想到的发生在我生活中以及我所了解的事情。

《乡土中国》读书心得 篇5

我选择的书是乡土中国，老实说这本书至今为止我还没有读完。但是，从我现在读的内容来讲，这本书给了我不少体会和启发，当然也有不少疑惑，下面就其中的一些和大家分享。

首先，一个给我很深的感触是在文字下乡那一节中，里面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农村人不愚笨，也不是没见识。见识是相对而言的，你笑话农村人没见过火车，说他没见识，那城里人见到荒草说是麦苗，我是不是一样可以说他没有见识。看到这种观点，我的心头一震，心中暗自窃喜，因为自己曾经也有过这种想法。

我就在想，其实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算是一种见识。假设两个年纪相同的人，他们一个生活在农村，一个生活在城市，再假设农村和城市以同样的速度在发展，那么这两个人在相同的时间内他们的见识就无所谓谁的见识多谁的见识少。或许你会说以相同的速度发展，这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且不论他是否能成立，就算以不同的速度在发展，也不能说谁的见识多谁的见识少，因为对于同一种东西，你经历的时间长一种感受，经历的时间短则又是另一番体会。如果再纠结一点来讲，马克思不是说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吗，从绝对的变化来讲，城市和农村都在时刻的变化之中，所以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讲，他们每一天面对的也是新的世界，虽然这种新只是很少很少的。

这样讲可能会很纠结。但其实我只是想说明一点，那就是见识是没有优劣之分的，见识只有多少之别，但是我们往往会从功利的角度

去看待见识，总是觉得只有对自己有用的或是自己想了解的以后会用到的才算得上见识，觉得对那些看起来好像已经过时的或者自己认为是粗陋的就不是见识。

其实我觉得发生这宗现象归根到底还是在于人们心中早已存在的对于城市和农村的偏见。虽然只是见识这一个很小的方面，但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存在的一种价值取向。我们往往会用有色眼镜去看待社会上的某一阶层。中国当今提倡和谐社会，国家采取经济的或是政策上的措施去缩小这种差距。但是其实这种问题其实也早就根深于我们的文化中。

再次，“乡土中国是一个熟人的社会"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读完那篇文章，你会觉得“乡土”二字实在是用的太棒了。乡土揭示了农村的本质，是中国农村一切现象的根源。是的，乡土意外着它具有稳固性，它不会轻易改变，这也就注定了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的社会。在一个熟人的社会里，彼此熟知对方的性格，所以在相处方式上就有了其约定成俗的方式。于是乎，传统就被奉为至高无上。这时我不由想到了那部令人纠结的电影《秋菊打官司》，读完这本书，相信对于电影中秋菊在望着老村长拉走时那疑惑的表情会有你会有更深的理解。这应用我们的生活中，我想也是很有用的。比若说，同一个宿舍四个人，生活习惯都会不同，这时候最明智的做法是入乡随俗。而不是去讨论谁的做法对谁的做法错，因为没用，即使你由中国社科院出的理论依据能够证明你那样做是科学的，但是在生活中，是没用的。因为不符合当地习惯。况且这也不是说一些很举足轻重的大

事。

读《乡土中国》后感 篇6

——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有感

这次作业的要求是读一本自己最喜欢或最不喜欢的书，然后写读后感。因为我平时读书不多，且没有最喜欢或最不喜欢之说，所以就让一位师姐给我推荐一本。师姐本科是读中文系的，读过的书肯定很多。师姐第一次给我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可是拿到书时，看到是厚厚的一本，觉得在两个礼拜的时间内读完还要写读后感有点困难，于是师姐就又给了我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这本“小书”。

以前我基本上是没有读过学术性的书籍的，因为觉得学术性书籍很枯燥，很无聊。可是这次为了完成作业，同时也真的想多学习了解一些知识，就硬起头皮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除去序言和后记两部分，这本书中还有《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十四篇文章。读完之后，虽然没有什么非常深刻的印象，但其中的一些话语还是引起了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而对于这些问题，以前是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的。

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成为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的乡村逐渐被高楼大厦占据，乡村被城市取代；城市的文明进步逐渐取代人们印象中的乡村的愚昧落后。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无法回避的历史进程。我们不能否认，城市里有便捷的交通，方便的购物场所，优越的生活条件；我们不能否定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但是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得到各

方面满足的同时，正在失去一些十分宝贵的东西呢？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本色》一篇里说：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是的，的确是这样的。我来自农村，来自乡下，所以对此深有体会。在农村，人与人之间来往频繁，互帮互助，因此彼此了解，彼此信任，所以彼此熟悉。正如费孝通先生在文章中说的那样：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种熟悉的感觉让人感到温暖。每次放假回家，刚到村口，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即使村口到家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可是在城市里，你永远找不到这种感觉。就拿我自己来说，在县城读书时，每次去叔叔家，即使已经走到叔叔家楼下，仍然有一种身在异处的感觉，有一种陌生的感觉。除非走进叔叔家门，心里才会有到家的感觉。在一个小小的县城里尚且如此，更何况在复杂的大都市中呢。城市里，人与人是陌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淡漠的。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这种陌生，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将会漫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那种朴实的给人温暖的熟悉的感觉将渐渐消失，我们再也找不到乡村带给我们的那种温情。从高中起，一直在城里读书，这么多年，在外人看来我跟城里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可是城市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发自内心深处的陌生。

如果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能始终保持着乡村社会中那种熟悉的感觉，那种亲密的关系，这个社会该有多好啊！

现代社会除了带给我们陌生，还给我们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在城市里，即使到楼下片刻都得把门锁好；即使按了防盗门防盗窗，还是整天害怕被盗；即使有警察，有法律，走在大街上还是担心被打被抢„„总之，生活在城市里，始终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在农村，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即使是现在，农村人出去时也是不锁门的，即便要出去很久。“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很好的说明了城市与乡村的区别。即使有法律，城市中种种纠纷还是层出不穷。所以在城市里，时时刻刻都要防备被人欺骗。在农村，你很少会有这种感觉。即使有纠纷，也很少需要法律来解决。现代社会是一个矛盾丛生的社会，是一个让人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即使有维持社会秩序的种种规定，种种力量。而在乡土社会里，社会秩序无需外力来维持，单凭每个人的本能和良知，就能相安无事了。我们在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正在逐渐失去这种维持秩序的本能和良知。

这么多年，一直在外求学，目的就是为了摆脱农村那种贫穷落后的生活，在城里谋得一种舒适富足的幸福生活。曾经，让自己成为一个城里人的愿望一直十分强烈，可是现在突然有种疑惑：这种愿望真的有意义吗？即使我们成了城里人，我们的生活就一定会幸福吗？

乡土中国讲稿 篇7

一、熟习的乡土

城里人用土气藐视乡下人, 但从基层上去看,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性并非贬义, 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 直接向土里讨生活, 于是成为传统。我们的民族确实和泥土分不开, 奔赴世界各地的中国人, 只要住下了, 都会种地。古往今来中国人有这么一个传统——安土重迁, 口袋里有了点积蓄就去买房置地, 离开人世也要入土为安。以农谋生的人聚村而居, 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隔离, 结果就形成了地方性, 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的民族, 自然也会受到土地的束缚。

乡土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 是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细胞构成的地缘血缘紧密结合的乡土社会, 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休戚与共世代相袭的村落生活中, 形成了“彼此连心肝也都了然”的熟人社会。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 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习就是反复地做, 靠实践的磨练, 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这样的熟人社会里甚至不需要文字, 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能起到彼此交流的作用。如果用所谓的语法和规范的语言文字, 在乡土社会让人很不自在, 比如文明用语你好谢谢对不起等, 用到乡土社会肯定会带来异样的眼神, 并且有被疏远的危险。

离开土地成为陌生人社会的现代城市, 应该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 但人们的行为中还保留着熟习的乡土基因。因为在没有陌生人的乡土社会, 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 大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 大家重视信用而不是法律。比如中国式过马路, 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 和红绿灯无关”这种集体闯红灯现象, 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乡土性基因在作怪。类似中国式过马路行为的还有一个流行词叫“搞定”, 那就是为达目的结成关系网, 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对抗规则, 甚至可以超越法律的底线。这都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熟习的影子。中国人在跟西方人打交道时常认为他们很笨, 少灵活性认死理, 涵义也是如此。走出国门的国人不被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也常因不守规则, 从交通规则到日常交往的规则, 我们都会绕着规则走。

二、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的独创。他把西方社会比作界限清楚、单位分明的一个个稻田里的柴捆, “几根稻草束成一把, 几把束成一扎, 几扎束成一捆, 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在社会, 这些单位就是团体”。社会上的人也就生活在这种团体格局的社会关系之中。与此对照, 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是差序格局, 以“己”为中心, 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 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 一圈圈推出去, 愈推愈远, 也愈推愈薄。这样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就是伦 (人伦) , 这些伦是由亲情和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的互惠构成的人们相互对待的基本原则。

通过这个比喻, 费先生勾勒出中国传统社会的轮廓: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 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首先执行的是私人道德。私的毛病在中国乡土社会实在是一个较为严重的弊病。马路上偌大的窨井盖会莫名地丢失进而造成人身伤亡;住宅楼道里可以随意摆放暂时不用的旧家具旧电器, 哪管挡住了别人的去路或万一发生火灾性命攸关;社区的公共休闲场所乃至公园都可以圈占起来办起露天卡拉OK场……因为这些物品是公共的, 都可以成为某个人所有。因为是公家的, 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沾一点便宜的意思。

差序格局是动态的。在差序格局中, 以己为中心, 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 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 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在立体社会中, 每个人都是石头, 当这些石头一起扔进水中的时候, 就产生了许多的中心点, 这些点各自推出去的波纹在不断交汇, 而且还不断移动。这个动态性也表现在“己”的模糊、公与私界限的模糊、甚至家的含义也是含糊的。家可以是自己和太太, 可以是加上孩子, 还可以是加上其他的伯叔侄子之类的, 更广的范围可以是家族氏族。这种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随着势力的大小而变化, 你得势的时候可以亲戚多的是;假如你不得势, 也许就是门可罗雀。这种变动的格局会影响到我们对同一件事的判断, 比如全国人民都痛恨的腐败, 但如果是自己拥有公权力能有点腐败的小作为, 或者是自己的亲朋能有这样的能量, 就变成津津乐道很有面子的事情。对于不同的环境和人事, 自然就形成不同的对待方法, 哥们朋友在一起攀关系讲交情, 社会规则中就被加入了诸多的潜规则。

三、礼治与无讼

对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 靠的是“礼治”。礼不同于我们今天的文明礼貌, 不同于法律也不同于道德。礼是传统, 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对集体规范的服从。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 不守法所得到的惩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人可以逃避法网, 逃得脱还可以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 做了不道德的事就见不得人, 受人唾弃。礼则有甚于道德, 如果失礼, 不但不好, 而且不对不合也不成, 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单从行为规范这一点说是一致的, 不同的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 维持礼的是传统。在今天看来属于野蛮残暴的某些行为也是属于“礼治”的范畴。比如陪葬、株连等都是礼, 是人们心中形成的共同行为习惯。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利来推行的, 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 使人服膺。在乡土社会, 人服于礼是主动的, 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价值观念。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 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 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 不必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不是常有的, 一个人可以为着自私的动机, 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就是这种秩序里的败类。每个人知礼是责任, 所以“子不教, 父之过”, 这也是乡土社会里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 父亲得受惩罚, 甚至教师也难辞其咎。打官司就成了一种可羞之事, 表示教化不够。

礼治靠传统来维持社会运转, 其执行者便是掌握着教化权力的人, 王者、父母、师儒、长辈都是礼治秩序的维护者。教化权力控制着乡土社会的基本秩序, 所以整个乡土社会又表现为“无讼”的社会。因为它对社会秩序的治理采取积极预防性策略, 将治理的基础放在个人修养和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如果有了冲突和违规, 社会也不鼓励超出礼治秩序的法律解决, 而主张通过礼治程序调解。这当然与现代法制是相违背的, 但在乡土社会中, 却是有效的。乡间认为败类的人物, 依着现行法去判决, 时常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

费先生同时也指出, 社会迅速变革的过程, 有效冲击着乡土社会的各种格局。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巨大的冲击, 血缘和地缘的分离, 使得人们不再圈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而是更加迅速地流动, 礼治秩序必将被打破。这本书出版至今已七十余年, 社会变迁的过程有目共睹, 但中国的本质还是乡土的。有着五千年乡土文化浸润的中国人, 骨子里的私德不会一下子消失, 身上的泥土味也不会马上散去。

摘要：在我国走入城市化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乡土性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的心理和行为中。70多年前, 费孝通先生已经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作出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熟习的乡土、差序格局、礼治与无讼等乡土社会的特点, 在我国社会仍然存在。研究乡土社会, 有助于在社会变革中寻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关键词：乡土性,差序格局,礼治,无讼

参考文献

读《乡土中国》后感 篇8

在网上看到一段对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的评论感觉甚是恰当，特引用之作为开头：“这本书虽然是社会学入门级读物，却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作为支撑；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上乡土浓浓的气息，没有了让人忘而却步的拗口难懂的理论术语，读后确有万条万缕了然在胸的豁然开朗感。”

这本书写于1937年，在这个信息爆炸，日新月异的时代，相信会有很多人说，近八十年前的理论，还符合现今中国农村的情况吗？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巨大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不对散发着浓浓乡土气息的农村产生影响吧，我相信大家的疑问不止于此。然我却认为费老先生的理论着实没有落后，至少于我个人来说，读后，受教匪浅，感触良多。下面我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然后我会就其中一个我个人特别有感触的点，写一点浅薄的感受。

费老先生这本书很精简，一共分为十四篇外加一个后记。费老先生在开篇的“乡土本色”中像我们描述了在漫长的历史中，农民养成的以土地为根，视之为命的状况，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一些习俗，例如远行的人，带一包家乡的土来防止自己在异地水土不服。私以为，这是全书最为基础和重要的一章。它为下面几章做了开场解释，因为有它，后面的章节才可以自自然然的剖析乡土社会下遇到的种种问题，例如：为什么文字下乡那么难；为什么法律普及那么难……而且顺利地引出了有变化节奏太慢和流动性甚小特点的乡土社会所产生的特有情况，例如：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全书结构清晰，围绕第一章进行了完整和精致的剖析。这本书无疑是我们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地认识中国农村的不二之选。

读完这本书，给我带来很大感触的是这样一句话。作者说：中国的家庭担负了太多的职责。以至于太过于沉重。”沉重到什么程度呢。

作者在文中提到：“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并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只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西方，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作者在《美国人性格》一书中曾用“生活堡垒”一词去形容它。然而在乡土社会中是什么样子呢？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向的，不是横向的，因而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我所谓普通的感情是和纪律相对照的。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在大户人家，书香门第，男女有着里里外外的隔离，就是在乡村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他笔下的乡下夫妇大多是用不着多说话的，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一早起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没有工夫说闲话，出了门，晚上回家自然也是交流不多，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要忙的，他们唯独忘却了感情是需要交流的。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两性间的矜待和保留，不肯象西洋人一般的在表面上流露，也是在这种社会格局中养成的性格。私以为中国的家庭，中国的夫妇并不算完全或者纯粹意义上的夫妻，他们的关系更像是分工合作的一对伙伴。这种分工合作，让彼此都过得更好，感情反而成了一个幌子，反而孩子成了他们之间最深刻的关系和一起走下去的一个最充分的理由。当然在这之前的相亲我们不得不提。相亲呢，顾名思义就是相和亲，相就是男女双方见面，亲就是结亲。但在此之前两个人如何能见面呢？或者说为什么是这两个人见面了呢？好吧，说来也很简单，但细细想来又甚是悲哀。以女方为例，女方到了适婚年龄，根据自己的条件开始在适婚的男子中找合适的结婚伴侣。怎么找呢？她们以男性的经济和外在条件为依据进行初次筛选，然后在优胜者中逐一见面，逐一比较各个条件，最后就像把数据输入计算机一样，然后输入一个指令，得到一个想要的结果。在这个各路亲戚活动里，大家都是明码标价，待价而沽，就是要讲究一个门当户对。或许这也可以多多少少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夫妻更像好的合作伙伴而不像亲密的爱人一样吧。与其说是耳鬓厮磨，不如说是相敬如宾。在社会压力如此巨大的时代，家不能是你的生活堡垒，不能在你遇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给予安慰，那么家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一份责任吗？一份由婚姻和血缘所带来的责任吗？如果说是这样，那么家就是负担，无论对于强势的一方还是对于弱势的一方，都是负担，如果你非要美化它，改为甜蜜的负担，那么我也没有办法，毕竟美丽的自我安慰多少能起到一点安慰的作用。

这样结构的家庭组合对于孩子有什么影响呢？最近一直听说一句话：“最好的家教莫过于，和谐有爱的家庭关系”，我并没有写错字，不是“友爱”而是“有爱”。而一般来说，这正是普遍中国家庭所缺乏的，我们的家庭关系普遍很严肃，大家长制。一般而言在一个家庭里面，父亲具有不可质疑的权威，母亲和子女只有服从，反抗没有意义，交流也没有渠道。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仅仅是很好的满足了他们的物质需求。试问有多少家长可以做到周六日的时候陪孩子玩，一起做作业，而不仅仅是督促他们去上各种特长班。在他们青春期里，家长又为他们解答过多少迷茫呢？孩子的未来是由他们自己的爱好所决定的还是家长自我梦想的延续又或者仅仅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为目的呢？我想这些大家都有自己的体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也逐渐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然巨大的惯性，让这一切很难改变。大家都在埋怨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人才或者说时势下的英雄，最后大家都说是教育制度的失败。然我更想说，这是中国家庭的巨大失败。

当然有人要说了，那总是要生活的吧，父母总是要工作的吧，当然会很忙了。这个问题我想，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有共识，那就是：需要工作。可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协调好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协调好爱人和孩子与你所面对的外面的世界的关系。又有多少人能够安然享受生活，而非做生活的奴隶呢。

作者简介：王盛蕾（1991—），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研究生在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法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