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农村金融

普惠农村金融（精选8篇）

普惠农村金融 篇1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普惠金融正在逐渐作为一种被边缘化的金融体系取代微型金融，并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金融仍处于相对薄弱的环节，农村金融市场的建设尚不成熟，金融服务质量和数量难以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农村小型企业以及农民个体的融资、贷款仍然相对困难，农村金融市场供需矛盾突出，如何为农村提供有效的融资服务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当前解决农村“融资难”和“融资贵”等问题的迫切需要。普惠金融拥有融资快、低成本、小型化的特征，对于为农村低收入群体和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便利高效的融资渠道具有良好的功效，尤其是在当前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广泛普及的背景下，普惠金融能够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广泛深入农村小生产经营组织，为农村发展服务。

一、现状和问题

近年来我国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农村的金融体系改革，旨在构建以支农、惠农为目的的功能健全、运转高效的农村金融市场，为农村经济振兴、农民收入改善提供有力的支撑。随着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设，农村金融服务不断得到改善，金融行业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化，金融服务更加丰富和健全，大大提高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活力，并极大的改善了农村金融市场的面貌。但农村普惠金融体系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化不足

近年来农村金融机构逐步向商业化运营模式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是由政府主导的，因此市场化运作能力相对低下。与一般商品不同的是，金融产品自身具有灵活性，应针对不同的客户灵活调整价格（利率），因此，金融机构需要具备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够保障农村金融市场的可持续性发展。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过度依赖行政命令引导，政府管控相对严格，使得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活力不足，金融机构缺少相对宽松的自主创新的外部环境，进而导致农村普惠金融市场的运作模式相对僵化，农村普惠金融的作用受限。例如，政府规定金融机构必须向农村地区投放一定比例的贷款，这一规定的初衷旨在保障农村地区的融资流入，但是，这一规定在另一方面看却违背了投资多元化的原则，使得金融机构不能够通过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来分散风险，如果同一地区的存款人的防范性储蓄被金融机构用于提供这一比例的贷款，就会产生逆向选择的问题，因为金融机构如果想要从这样一笔贷款中获利，必须收取更高的利率，从而促使高风险逐步累积。因此，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小型金融组织常常会发生金融生态恶化、资金链断裂的问题，进而导致资本流出农村。再比如，银行贷款利率上限的管制如果不断加强，就会给外部金融机构带来高成本、高风险的问题。此外，农村金融机构过度依赖政府财政资金的扶持，这种非市场化的运营模式具有高风险、高成本的缺陷，更加不利于完善的金融市场的构建。持续的政策性补贴促使商业银行经营成本和风险的容忍度持续扩大，从而导致金融风险无限扩大，并且对政府补贴的依赖一旦产生，更加不利于商业银行通过自主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另外，政府补贴本身就是对市场正常运行规律的干扰，过度补贴将会严重干扰金融市场正常的运行秩序，甚至滋生腐败、寻租的现象。

（二）农村金融服务数量和质量不足

当前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农村金融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显著提高，但是相对来看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农村金融市场的供需矛盾仍然很突出，农户个体、小型企业的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从数量上来看，当前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网点主要分布于发达地区，而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的覆盖率长期不足，难以满足各类群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质量上来看，信贷产品种类和质量不足，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硬件设备落后，金融专业性缺失，金融产品缺乏创新，并且可获得性相对低下，交易成本过高。这种状况严重不利于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农村金融服务质量的提高一方面依赖于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和市场化的金融市场运作机制，另一方面，要从金融主体内部着手。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缺乏必要的人才和技术支撑，这在一定程度上对金融产品的创新构成障碍。但是，农村金融机构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不足，使得数字技术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助推作用受限。

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困境的原因

（一）法律法规不健全

近年来农村普惠金融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这种新型金融组织形式进入我国的时间较短，发展尚不成熟，在立法方面仍然不足。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许多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来保障弱势群体获得金融资源权利，如孟加拉的《乡村银行法》、印尼的《小额信贷法》、美国的《社区再投资法》、《平等信贷机会法》、《农业贷款法》、《农业信贷法》等一系列法律。而我国在这个方面的立法还是空白，仅有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基本金融法律中也缺乏相应表述。虽然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对于发展普惠金融出台了一些规范性文件，如《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等。但这些部门规章的效力层级低，有些只是指导性、临时性的政策文件，零乱复杂，缺乏纲领，权威性和约束力也很有限，难以有效适用。

（二）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离不开金融基础设施的支撑。首先，由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弱质性，农村金融市场普遍存在高风险、低收益的问题，对资本缺乏吸引力，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参与度较低。其次，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约束，二元经济的存在是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政策性投入具有一定的倾斜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严重滞后于城市。加之农村地区自身交通、电力等条件较差，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导致众多金融机构选择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并且部分运作良好、实力较强的农村金融机构在发展壮大之后，选择脱离农村金融市场，向收益更高、风险更低的城市地区发展。从本质上来看，只要城市经济、工业经济中的项目投资平均收益率高于农业经济中的项目平均收益率，农村资金的出逃就不会停止。因此，综合来看，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缺乏一定的内生动力，而过度依赖有限的政策扶持在长期来看可能会导致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可持续。农村金融基础设施要依靠市场规律，保障金融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供给，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农村的金融市场需求。

（三）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约束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普惠金融构成阻碍。一方面，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以股份制、商业化经营模式为主导，这种单一的体系在客观上形成一种结构性约束。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金融机构的趋利性促使金融资源大量流向低风险、高收益的项目流入，农村经济由于内在的劣势，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较为薄弱，客观上会促使农村金融服务的偏离支农、惠农的目标。此外，单一的金融模式导致新型金融合作组织缺少一点的发展空间，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竞争活力的加强。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的信贷供求存在结构性错配的约束。从需求方来看，目前我国农村大部分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仍然是分散的传统小农经营模式，在生产性投资方面的资金需求十分有限，并且，农户改善型自建住房或购买住房的借贷资金主要通过自主借款，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需求更加有限。从供给方来看，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主要以满足农户的生产性投资需求为主，这就造成农村金融市场的供需出现结构性错配，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于农业经济的功能被削弱。同时，农村非正规信贷机构如私人钱庄等的出现，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普惠金融的深化。一方面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对农户提供信贷支持，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在另一方面，非正规金融机构会破坏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的信任关系，促使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形成二元对立的市场，不利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

三、对策建议

（一）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

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应先于城市，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中的基础性作用。只要构建市场化的金融市场，才能更加有效的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为金融主体营造具有活力的竞争环境，促进金融主体加强技术和产品创新，提高金融服务供给效率，降低金融体系的运行成本和风险。政府应对于农村金融市场进行科学的监督和管控，一方面加强立法，明确各金融机构的功能和职责定位，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提供牢靠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快构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配套体系，比如农村信用担保机制、农村保险等，降低农村金融发展的各方面风险，保障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信用基础。要加快构建城乡普惠金融对接的内生机制，促进农村金融资源对农业发展的辅助作用的发挥。政府补贴政策应更加注重针对性，不仅要做到有的放矢，更要做到灵活调整，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要进行适当调整。地方政府要加快建立内容全面的农户征信体系，成立专门的监管主体，对小额信贷机构进行必要的监督，将农村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政府要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鼓励和引导农村金融机构提高普惠程度。将农村地区各类金融资源纳入普惠金融体系，加快完善金融市场的担保机制和抵押价值认定制度，为农户将所持有住房、土地等资源作为抵押提供制度上的依托，完善农村信贷担保制度，通过政策性信用担保、互助式信用担保等形成多种方式的担保机制，促进信贷资金向农村流入，推动金融市场其他相关配套措施的构建和完善。

（二）加强金融创新，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

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离不开金融产品和技术的创新驱动。要加快推进农村信息、通讯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入，提高农村互联网覆盖率，为“互联网+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硬件支持。要创新金融组织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大数法则进行用户评估，提高金融交易的效率。要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挖掘用户需求的优势，将用户需求融入产品创新，提高农村普惠金融的服务质量。不断组建灵活的金融组织方式，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和不同阶段，选择适当的金融组织方式，不断扩大农村金融市场的资金供给和普惠金融的覆盖面。鼓励和引导农村金融机构开展在组织、运作、业务、技术、产品等各方面展开创新，并对金融机构及其员工进行普惠性指标的考核，推动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向纵深发展。要加快建立乡政府、村委会为主导的基层金融服务网点，设立的“普惠金融+服务站+村委会”基层服务网点，向村民提供诸如银行小额取款、缴费、转账、贷款、公共事业办证、票务查询及购买、医疗挂号、电子商务、电子政务、求职、农村物流等服务。形成“网点固定服务+服务点代理服务+电子渠道自助服务+上门服务”四位一体服务模式，开发“农保通”、“直补通”、“农合通”三大支付系统，全天候、跨地区、多渠道提供“查、缴、扣、取”金融服务，把国家惠农政策、资金和技术及时、方便地送到贫困农民手中，切实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三）优化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制度环境

普惠农村金融 篇2

在传统金融时期, 我国的金融服务门槛较高, 难以惠及小微企业、农村乡镇以及贫困人群, 而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金融服务方式, 则可满足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作为发展普惠金融的最佳方式, 互联网金融的兴起, 为发展普惠金融带来了机遇。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 要“发展普惠金融, 以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 “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 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 对普惠金融作了生动的诠释。2012年, 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会同有关方面, 启动了农村移动支付的试点工作, 推动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积极探索业务模式, 试水农村互联网金融改革, 为更多贫困地区农民提供高效、低成本的支付服务, 展现了移动支付在农村地区扶贫、便民和包容性增长方面的空间和前景, 同时也展示了互联网武装下的“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潜力。近日, 山西省委、省政府共同发布的《关于促进山西金融振兴的意见》也指出, “创新互联网、基金、众筹等融资方式, 充分挖掘民间资本潜力。在我省农村实现集小额取现、跨行转账、便民缴费和消费为一体的农村金融服务站全覆盖, 加快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应用。”这一列系利好政策给发展互联网金融、推动普惠金融提供了良机。

近年来, 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信息通信技术在农村地区得到了较快发展, 这为互联网金融对接农村金融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随着电脑的普及和宽带的迅速发展, 我国已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涉农网站服务体系, 为农民提供了必需的技术和产量信息;同时, 以移动通信网络为载体的农村信息服务模式, 已成为农民使用互联网的最主要途径。根据当地农村发展需要, 许多省市区的农业部门开发建设了多种移动服务平台和网络。

在农村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基础上, 互联网金融文化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互联网金融的核心特征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创新, 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互联网金融通过迅速的时空转换, 实现金融产品创新、金融业务流程创新和金融机构创新。

(一) 互联网金融能丰富普惠金融的产品体系。

互联网金融接入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 将分散的农民和企业的各类信息进行整合处理, 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创新信用模式并扩大贷款抵质押担保物范围。在互联网金融思维影响下的金融机构, 可以向农民、小微企业提供创新的、定制的微型金融服务, 从而惠及到每一个普惠金融体系的参与者。

(二) 互联网金融能提升普惠金融的业务流程体系。

发展普惠金融, 离不开覆盖城乡的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网络。互联网金融业务以云平台为基础开展, 具有交易成本低、覆盖范围广、服务效率高等先天优势, 与发展普惠金融高度契合。各类金融机构可以借助互联网金融的平台, 突破物理网点的限制, 通过POS机、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等方式向客户提供存款、支付、授信等一系列电子化的金融服务, 降低农民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

(三) 互联网金融能优化普惠金融的生态体系。

互联网金融技术可以为金融体系建立网络支付平台、信用评估等基础性的金融设施, 使金融服务提供者实现降低交易成本、扩大服务规模和深度、提高技能、促进信息透明的要求, 同时也会进一步规范农民、小微企业等普惠金融受益者的行为。互联网金融文化接入普惠金融体系, 在未来将促进农村金融信用评级的科学化、规范化, 形成全方位的征信体系, 让金融机构可以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 从总体上提升了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效率。

二、建议

目前, 互联网金融仍在发展过程中, 尚未形成成熟的模式, 但互联网金融为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要制定‘互联+’行动, 推动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互联网金融, 促进普惠金融在创新中发展, 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需要重点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一) 探索商业可持续的互联网金融模式。

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不能过度依赖降低服务门槛, 而是应该注重商业的可持续性。如果贫困户或小微企业无法带来较为稳定的、可持续性的现金流, 那么他们的金融服务需求就不是由一般商业性金融机构来解决的, 而应该由政策性或者扶贫性金融机构来解决。未来应构建多层次的普惠金融体系, 由政府提供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差异性监管等政策支持,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优化普惠金融体系生态环境。互联网金融机构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提高风险的识别和控制能力, 探索商业可持续的业务和服务模式。

(二) 利用互联网技术, 持续推进信贷技术创新。

一是要全面了解客户需求, 缓解普惠金融“供需不匹配”的难题。要从客户准入、授权授信、业务流程、担保形式等方面, 推动有效创新, 让有需求的客户“进得来, 贷得到”。二是要推进“互联网+”金融创新, 缓解普惠金融“成本高”难题。要加大对农村地区金融IC卡推广力度, 重点推广适合农村区域特点的非现金支付工具;要面向“三农”和县域, 探索建立“三农”直销银行, 试点推进移动金融服务, 努力实现农村金融服务的低成本和高效率。三是要构建农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 缓解普惠金融“风险大”的难题。要加快构建“三农”金融业务的风险管理体系, 积极参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加强农村经营主体信用状况等信息的征集与共享, 探索适合农村的风险识别和控制机制。

(三) 建立有效的互联网金融行业征信体系和行业自律体系。

目前困扰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的征信体系和行业自律体系不完善, 对此, 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发挥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 积极协助P2P网贷企业全口径报送数据, 通过有效可行的方式, 早日接入央行信用基础数据库。二是对目前网贷平台的第三方担保的信息进行登记, 纳入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以防止虚假担保或过度担保的情况发生。三是有效收集、监测和评估普惠金融参与者的信息, 完善信息收集、监测和评估手段, 丰富信息基础数据库内容。四是将声誉惩罚、数据共享、平台系统等, 作为自律管理的重点, 有效实施自律管理。同时P2P网络借贷行业应建立自律登记制度, 引导行业规范运营,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进而为行业自律管理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 协调好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与金融普惠行动。

传统监管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保护存款者利益, 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对于普惠金融而言, 应该考虑增加贫困人群和小微企业获取金融服务的途径与监管制度的结合。鉴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在金融普惠方面的积极作用, 建议根据金融监管的实际情况, 对互联网金融企业实施分类监管, 针对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互联网金融企业, 实施差异化的监管政策, 以调动互联网金融企业、投资者以及其他参与者主体的积极性, 鼓励他们踊跃加入到金融普惠行列中。

(五) 地方政府部门要加大对普惠金融的政策扶持。

一是对涉农金融机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激活普惠金融之力。政府要用“真金白银”为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打造坚固的保障体系, 设立各类风险补偿基金, 有效调动金融机构实施普惠金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而激发出普惠金融的无限活力。二是要完善农村产权登记和流转机制。建议地方政府尽快出台、“抵押登记”以及“评估管理”办法, 为金融机构创新抵押贷款业务提供可行性, 扩大农民可用于抵质押的财产范围。三是要加大对涉农金融机构的激励和推动, 对积极参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机构, 要给予财政奖补资金。四是要重视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改善工作, 要加大对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推动力度, 支持和鼓励金融机构针对农村地区创新金融服务手段和方式。

(六) 对农村地区居民实施金融教育引导工程, 开启普惠金融之门。

加快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思考 篇3

一、浙江省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实践

根据联合国对普惠金融体系的定义和描述，其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家庭和企业以合理的成本获取较广泛的金融服务，包括开户、存款、支付、信贷、保险等；二是金融机构稳健，要求内控严密、接受市场监督以及健全的审慎监管；三是金融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长期提供金融服务；四是增强金融服务的竞争性，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由此可见，普惠金融是指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和制度创新，为传统金融服务极少涉及的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业提供基础性的金融服务，让每个人都有获得金融服务的权利。普惠金融的实质是扶持弱势群体且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体系，对“三农”的金融服务是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农村是其重点所在，农业是其服务的主要产业，农民是其服务的主要群体。因而，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对于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健全金融服务网络，有效运用金融手段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浙江省对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作了有益探索。2013年7月开始实施“浙江农信普惠金融工程”三年（2013—2015）行动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金融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2013年丰收小额贷款卡、丰收创业卡分别新增31.69万张、2.93万张，发卡总量分别达到159.99万张、3.66万张，贷款余额分别达到3712.3亿元、263.06亿元。加大支农信贷力度，信用贷款余额达193.08亿元、扶贫小额贷款余额达6.9亿元；发行丰收理财产品767期240.5亿元。二是金融服务便捷度不断提升。优化网点和自助机布局，ATM机、助农POS机、助农终端分别达到8408台、11080台和1947台。为50个县、154个乡镇提供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服务，向2000余家县级、乡镇合作单位提供公务卡服务。三是金融服务“阳光化”不断推进。加快丰收信用工程建设，联合有关部门评定省级信用村89个、信用乡20个，完成首批6000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等级评定工作。

二、目前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仍是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比较突出，金融供给的普惠性不强，农村金融整体功能还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金融供求之间的不平衡。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对农村信贷总规模和资金投入比重偏低，农村存贷比下降。

二是农村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向城市集中的趋势明显。农村金融机构通过上存资金、上划存款、购买债券、上交存款准备金等方式，使农村资金不断外流，加剧了金融资源在城乡配置的不合理，农村金融的覆盖面、供给规模以及深度同现代农业发展存在很大的差距。

三是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不均衡性。银行业市场（信贷市场）快速发展，约占全部金融资产的80%，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支农力度较小，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四是农村金融存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农村很多地区的金融适度竞争不够，“一家独大”现象较为普遍，中小金融机构数量不足且实力不强，各类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仍需进一步明确和调整。

五是金融监管制度的一些规定制约了金融机构支农积极性。金融机构要求农户提供足够的抵押品，而农民自身财产基础薄弱，农村要素市场流通不畅，使农户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抵押品而获得金融支持。

六是保险制度有待完善。农业保险尚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覆盖面有待扩大，保险品种有待丰富，农民风险意识有待增强。

七是部分涉农金融机构内部资产质量和管理水平、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加快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建议

当前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既缺乏商业性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参与，又缺乏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迫切需要多种职能金融机构的积极参与，尽快建立和完善适应农村金融需求、功能完善、分工合作、适度竞争、管理科学、监管有效，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发展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加快农村普惠金融环境建设。要强化政府对农村金融体系的服务与协调，扎实推进农村信用工程建设，加快推进“信用农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建工作，构建农村社会信用服务体系，优化农村金融环境，为农村普惠金融快速、持续、稳定发展营造公平、有序、优良的金融竞争和环境。要有效整合农村信息资源，提升农村地区征信建设的信息化、规范化水平。要加大诚信法制教育，增强农村地区信用意识，保护债权人合法利益。加强农村金融监管，增强维护农村金融秩序的自觉性，营造良好的农村社会诚信环境。

二是构建多层次农村普惠金融组织体系。要有效落实扶持政策，深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充分发挥其支农主力军作用，加大对现代农业的支持力度，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最大限度地满足“三农”对信贷资金的合理需要。要强化政策性金融的支农作用，建立农业发展银行可持续发展机制，拓宽业务范围和资金来源，拓展农业小企业贷款和农业基础建设贷款业务。要加快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进一步拓展其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广度与深度。要积极建立适合农村发展的信托、租赁、典当、资产管理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时，合理引导民间资金流向，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促进其按照市场规范参与金融竞争，弥补农村正规金融的资金不足。

三是加快农村普惠金融产品创新。要鼓励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创新金融产品，将农村储蓄存款回流农村市场，最大程度地支持“三农”发展。要鼓励金融机构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基础型金融服务水平，利用网络银行、手机银行等新型支付工具和手段，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现代金融服务。要大力发展农村票据市场，调节信贷资金流向；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发挥其价格发现和风险转移功能；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在银行业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债券，有效帮助现代农业企业和项目利用债券市场拓宽直接融资渠道。要推进农村金融利率市场化改革，实行适度的城乡差别利率，实现金融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

四是推进农村普惠金融体制配套改革。要加快农业保险发展，既减少农民生产经营的风险，又解除农村金融支农后顾之忧；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加快开发农业保险新产品，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提高农民参保意识；探索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组织，创新农业保险经营模式，鼓励商业保险机构从事农业保险业务，提高农业生产风险保障水平；完善农业再保险和大灾风险分散机制，有效分散农业生产大灾风险。要建立健全农村信用担保机制，创新农业担保方式，改善“三农”融资环境，降低金融信贷资产风险；加大财政对农业担保风险补偿力度，增强涉农融资担保服务能力；建立多形式的农户贷款担保基金，为农户贷款担保，疏通农户贷款渠道。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进行抵押融资，扩大信贷支农渠道。

五是建立扶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效机制。要加大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配合的研究，加大税收政策的鼓励和引导力度，强化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合理引导信贷资金投向“三农”。要促进商业银行为县域经济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金融服务，有效增加信贷投入，发挥商业金融的支农作用。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拓宽财政贴息贷款范围，完善涉农贷款风险财政补偿机制，及时化解金融支农风险。同时，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呆账核销条件，采取措施消化不良资产，增强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后劲。

（作者单位：浙江省财政厅金融处）

普惠农村金融 篇4

摘 要：建设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是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覆盖面、便利性的重要措施之一，其建设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欠发达地区的商业可持续问题。本文从可持续路径出发，分析了政府化建设模式和市场化建设模式的特点，提出基于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化模式是欠发达地区推进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建设的可持续路径，并以陕西铜川宜君农村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试点为例，总结梳理了近年来站点建设的实践做法，并据此提出完善相应协调机制、着力保持供需平衡、切实防范各类风险、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不断强化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等相关政策建议等。

关键词：普惠金融；金融综合服务站；可持续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7（8）-0042-04

有效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便利度是增强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关键。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总量较小、交通不便、人口相对较少且居住分散等先天劣势，导致金融成本过高、金融市场不活跃、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等。为此，通过建立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能够有效延伸金融服务的半径，带动当地群众主动参与金融活动，共享现代金融改革成果，推动县域金融市场发展，充分释放金融扶贫的“红利”，助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但同样受欠发达地区金融欠发达的影响，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的“存活”问题尤为突出，建成后能否具有可持续性值得思考。

一、可持续性路径下两种模式的分析

欠发达地区发展普惠金融面临商业可持续性的问题，并由此引发市场行为和行政行为两种争议。基于此，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建设也面临政府化模式和市场化模式两种模式的选择。

（一）政府化建设模式

由政府主导推进建设，主要依靠出台政策、财政补贴等统筹各类行政资源，采取行政手段管理，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政府机构的乡村延伸。其典型特点为：从目标意义来说，更侧重体现公平性，兼顾广大群众、特别是偏远地区贫困弱势群体的可获得性，因此在偏远地方布点可能性较大；从建设管理来说，属政府行为，由政府全资建设，依靠政府行政手段管理，站点工作人员多为乡村干部兼职；从服务功能来说，结合县域经济发展规划，更侧重加载物流、电商等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功能，较少考虑金融功能，特别是金融交易的安全性。

（二）市场化建设模式

由市场主导推进建设，主要依靠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必要时可采取一定积极措施引导市场，但不干预市场，尊重市场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其典型特点为：从目标意义来说，更侧重体现盈利性，在金融扶贫的政策背景下，虽可容忍“薄利”，但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方向，偏远地点布点可能性较小；从建设管理来说，属市场行为，多由金融机构出资建设，可视为金融机构的网点，依靠市场化手段管理，站点工作人员多为公开招聘人员，人员专业素质相对较高；从服务功能来说，由于建设方多为金融机构，因此更侧重加载金融功能，特别是盈利性较高的金融业务，注重考虑金融交易的合规性和安全性。

（三）基于成本收益的两种模式的比较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两种模式在欠发达地区实践均有利有弊。《??务院关于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普惠金融的定义为“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从这一定义出发，普惠金融的基本原则是机会平等、商业可持续、成本可负担。本文从政府、金融机构、当地群众、第三方平台（电商、物流等）进行比较，具体比较见表1。

基于上述比较，政府化建设更能体现普惠金融本身的政策性和公平性等社会功能，站点较易建成且广覆盖，但缺乏市场竞争检验，且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站点建成后的存续性、活跃度等不稳定。市场化建设会因为金融机构的逐利性而牺牲部分贫困弱势群体利益，在经济人口先天条件不佳、政府基础性投资和补偿机制缺失、金融机构内部追责机制严格等影响下较难实现覆盖面、便利性的提升，但站点建成后的可持续性相对较强。因此，笔者认为，就欠发达地区而言，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建设不能走单一的政府化模式或者市场化模式，必须运用政府“有形的手”弥补市场失灵，在政府行为的引导下实施市场行为，促进站点可持续发展。

二、政府引导下市场化模式的探索实践

陕西铜川宜君是人民银行确定的欠发达地区首个、全国唯一一个县级“农村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在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建设上进行了积极实践，有效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覆盖面、便利性。

（一）“政府平台、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

政府负责站点建设，包括提供经营场所、完成标准化设计、面向社会统一招聘站点工作人员等。金融机构、物流和电商可根据市场需求自主选择是否进驻站点开展业务，若开展则必须按照统一的制度布放金融机具、宣传资料等，承担部分经营费用。这一管理模式通过运用一定行政资源、有效降低机构成本先建设，再推向市场检验，让服务站在市场竞争中接受检验、提高运作能力。

（二）“中心村（乡）的村（乡）中心”的选址原则

“中心村（乡）”指选址必须首先在人口相对密集、经济总量相对较大、交通相对便利的乡村，“村（乡）中心”指选址必须在上述乡村中人流量较大的核心地段，有效确保站点建成后辐射更大范围、服务更广人群，同时依靠高业务量实现盈利。根据这一原则，宜君县首批在下辖9个乡镇政府所在地率先建成首批，随后按照人口密集度和经济活跃度递减原则逐步延伸至村级。对于人口低密度、经济总量较小的偏远村，从成本效益出发不单独建站，依托原有“惠农支付服务点”升级改造，加载金融服务“全功能”。

（三）“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乡镇”的服务功能

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的主要功能包括：农村金融服务站、信息采集服务站、农村电商服务站、农村商超服务站、农村物流服务站（简称“五站统建”）。通过加载电商、商超、物流职能将金融发展与服务实体经济紧密连接，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同时，通过拓展服务站“经营范围”增加站点工作人员“收入来源”。具体站点功能见表2。

（四）“普惠金融教育培训基地”的有效补充

受经济、交通、人文等多方面影响，农村地区群众金融知识普遍缺乏，亟待通过教育引导其积极参与金融活动，运用现代金融工具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更好地扩大金融需求、活跃金融市场、维护金融稳定，进而增强站点的可持续性。为此，依托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同时成立“普惠金融教育培训基地”，搭建延伸至村级的教育培训实体网络体系，面向当地村民提供日常金融咨询和金融知识宣传教育。

（五）“五大措施”的配套保障

资金补贴，包括政府财政每月给付站点工作人员基本工资、经办金融业务由金融机构按比例给付手续费、站点水电等物业费用由进驻金融机构承担；业务集中，整合区域内金融服务站点，金融机具全部集中在站点内开展业务；自主经营，站点人员可在站点内经营商超、电商、物流业务，自负盈亏；岗位培训，由政府、人民银行共同组织，对站点人员开展金融业务培训，加强业务技能提升岗位适应能力；数字金融，大力推进新型移动支付工具，有效补充服务站辐射不到的“盲区”，与服务站共同形成“一静一动”金融服务实体网络体系。

三、推动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建设的建议

健全完善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站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化模式，需关注两方面问题：一是站点本身，包括站点功能、站点风险等；二是配套措施，包括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等。

（一）完善相应协调机制

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化模式，涉及政府、人民银行、金融机构等，需要建立多方?f作的机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力量共建共享。政府依托行政资源优势，在政策出台、财政补贴、资金投入、第三方平台引入等方面给予支持；人民银行依托金融管理优势，在业务开办、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等方面给予倾斜；金融机构依托信贷资金优势，提升业务办理手续费、精简业务办理流程等方面积极推进。

（二）着力保持供需平衡

可持续问题就是站点本身的供需平衡问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解决长期供需关系问题，在市场化效应下，只有达到长期供求平衡才能实现可持续化运作。为此，需要从当地群众和市场需求出发，加载站点服务功能、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盘活站点功能，如金融服务站功能，建立“金融产品超市”，将适合当地群众的银行、保险产品都在站点现场办理。

（三）切实防范各类风险

安全风险。由于站点多距离城区较远，防范措施和防范力量较为薄弱，随着站点功能的不断完善，业务机具、现金数量等增加，安全风险加大，需完善监控设施和联防机制。诈骗风险。服务站是整个金融服务场所中最薄弱的环节，站点工作人员金融专业能力相对较低，容易被金融诈骗钻空，需加强站点人员业务能力。道德风险。站点工作人员因不属于金融机构人员缺乏相应制约，在代办金融业务、采集个人信息过程中，面对利益利诱，有可能侵害金融机构、信息主体等的利益。

（四）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市场化路径具有逐利性，受成本收益影响，金融机构往往不愿意在偏远地区设点。为此，在站点建设的同时，需要大力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弥补站点覆盖不到的地区，通过优化移动支付环境、推广新型支付方式（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开通银行流动服务车等措施，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技术，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便利性。

（五）不断强化金融知识普及教育

站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是金融市场的活跃度，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是活跃金融市场的重要举措，反之，站点也是面向当地群众开展金融知识普及的重要载体。为此，需要依托站点持续推进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引导当地群众主动学习金融、了解金融、懂得金融、运用金融，营造良性金融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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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路“普惠金融” 篇5

针对普惠金融的定向降准政策可覆盖全部大中型商业银行、约90%的城商行和约95%的非县域农商行。这不仅给银行带来了流动性预期，也引发了资本市场飘红。然而实操层面的挑战远胜于概念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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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之间努力平衡，金融机构在矛盾中探索的同时，也收到了普惠金融释放的政策红利。

9月30日，央行发布222号文，宣布对普惠金融贷款增量或余额占全部贷款增量或余额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凡前一年上述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到1.5%的商业银

行，存款准备金率可在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档基础上下调0.5个百分点;前一年上述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到10%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按累进原则在第一档基础上再下调1个百分点，上述措施将从2018年起实施。在普惠金融的旗帜下，各类金融机构正在或主动或被动地靠拢。

根据央行的测算，该项定向降准政策可覆盖全部大中型商业银行、约90%的城商行和约95%的非县域农商行。而这�鼍哂小捌栈荨毙灾实慕底迹�给银行带来了流动性预期，资本市场也随之狂欢。“十一”期间，港股银行股全面飘红;而“十一”过后A股开盘首日也表现颇佳。

普惠金融在中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自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以来，这一提议被连续几年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出台五年规划作为普惠金融的顶层设计，并由财政部和一行三会等部委出台

配套政策。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总书记还首次提出“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在即将到来的十九大，这一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抑或是重要的命题。

普惠金融与支农、支小（小微企业）、扶贫等有密切联系，早在普惠金融引入之前，中国在这些问题领域就有明确的政策引导，带有明显的社会性和政治性。但是普惠金融的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强调商业可持续性原则。

普惠金融的商业化发展，在中国起步较晚，但据券商测算，仅中国普惠金融的信贷市场就是十万亿量级规模。而普惠金融服务还包括理财、保险、征信等方面。

可以看到的是，在普惠金融的旗帜下，各类金融机构正在或主动或被动地靠拢。在监管的明确要求下，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建立普惠金融事业部;股份行中渤海银行与兴业银行亦紧随而来，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小

额贷款公司与互联网金融公司，在弱牌照的尴尬境遇中，亦紧紧拥抱普惠金融的市场定位。以移动支付、大数据风控为代表的金融科技的应用也因此备受追捧，传统金融机构亦表现出合作与发展的积极性。

虽然看上去很热闹，然而事实上普惠金融的落地仍然处于“探索”阶段。据《财经》记者了解，各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成立后，业务线整合与具体运营设计仍未完成，诸多细节问题仍在与监管沟通之中。而牌照上弱势的金融机构发展受到机制上的桎梏以及资金成本天花板的约束。在商业运作中，各类机构也难逃不良率与利率陷阱的问题。

虽然全球一致认为数字化是破题普惠金融的方向，但央行副行长易纲则提出，普惠金融必须依法合规开展业务，要警惕打着“普惠金融”旗号的违规和欺诈行为。易纲还指出，凡是搞金融的都要持牌经营和纳入监管。

中国式探索

普惠金融的概念2005年由联合国提出。在中国，“发展普惠金融”则在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正式提出。2016年1月，国务院出台《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为普惠金融提出顶层规划。以财政部和一行三会为主的各部门纷纷出台相关的政策红利，将金融向落后地区、向农民和小微企业引导。普惠金融在中国，成为一项自上而下的战略。

追溯到金融支农、支小、扶贫，普惠金融在中国不是新鲜事。从上世纪末开始，商业银行就被政策引导向“三农”、小微和扶贫倾斜，在这一过程中，银行业金融机构一直是主要承担主体。

央行用货币政策工具作激励，向农商行、农合行、农信社和村镇银行发放支农和扶贫再贷款，向小型城商行、农商行、农合行和村镇银行发放支小再贷款，使得特定机构在支农、支小上可以

获得利率优惠、可展期的低成本资金。涉农贷款和小微贷款满足央行“两个不低于”的要求，银行能享受央行0.5个百分点的定向降准的激励。

而银监会则要求银行业单列支小、支农信贷计划，并对其有不同于央行的“三个不低于”的考核标准。支小、支农的成果则与银行的监管评级和市场准入“双挂钩”。

财政部则给予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等的税收政策，对县域金融机构的涉农贷款增量按比例给予补贴。

行政支持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涉农贷款余额与小微贷款余额连年保持增长。根据央行和银监会的数据，截至2017年二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30万亿元，同比增长9.9%;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28.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

但是，这些“看上去很美”的数据

下，却掩藏着“皇帝的新衣”。

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副行长方昕在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直言，近年人民银行统计检查重点打假，且主要是在小微企业贷款数据方面。因为许多银行完不成央行和银监会“两个不低于”“三个不低于”的要求，就会造假，将大中型企业及融资企业的数据算入小微企业的数据。

此外，一位城商行的副行长告诉《财经》记者，有的银行会将贷款给大企业或集团下属的满足“小微”标准的子公司，完成支小的指标任务的同时，却在事实上服务于大企业。

国际普惠金融领域的著名学者、哈佛商学院教授Michael Chu表示，为金融机构设置具体的支出目标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往往会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Michael Chu以玻利维亚政府的新银行法为例，玻利维亚对利率设置上限，初衷本是为了防止贷给弱势群体的资金成本过高，但实际上，这会使资金倾向

于流向金字塔顶端的客群。因为当资金成本一样时，小微额的贷款就失去了吸引力。

“多年来，中国对农业和小微的金融支持，更多是政策手段。但是要形成可持性续的市场，更有效的依靠是商业化，而不是政策性要求。”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对《财经》记者表示，“一些成功经验告诉我们，面向中小微弱的普惠金融绝对是蓝海。”

但延续支农与支小，普惠金融目前仍是自上而下的阶段，目前引导性政策文件亦不乏有一些考核评估的标准。包括财政部的《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银监会出台的《2016年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实施方案》、央行《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的通知》等。

虽然现在“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方针得到共识，但对于政府和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要扮演怎样的角色，仍

有一定争议。Michael Chu对《财经》记者表示，政府的角色是制定原则和规则，对市场�M行监管以保证市场健康运转，但不要有太多行政干预。

Michael Chu说，普惠金融立足于机会平等和商业可持续，目的是尽可能给予每个人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每个人都必须获得金融服务。

而能否获取以及获取怎样的金融服务，要遵循金融的商业规则，要经受金融市场的抉择。

但是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表示，由于普惠金融面向的对象事实上是传统金融排斥的对象，这些人信用水平弱、缺少合格抵押品，目前很难调动金融机构真金白银的支持。因此，在实践中就少不了政府的参与和信用背书，以为机构解决后顾之忧。

徐诺金主导规划了兰考县普惠金融试验区的实施方案，这是全国第一个国家级普惠金融试验区。在规划中，兰

考县提出了“三位一体”、“四位一体”贷款的金融扶贫模式，即设立5000万元风险补偿基金，引导银行以 10倍比例发放基准利率贷款，累计发放�J款3.l亿元，近7000贫困人口受益。此外，兰考县财政列支l000万元，与中原农险合作实施“脱贫路上零风险”保险项目，对建档立卡户提供财产、人身、产业保险服务，总保额达42 亿元。另外，兰考县政府还成立政府担保资金，为不良垄断机制兜底，即金融机构自身要承担2%以内的不良率，高于2%的部分由兰考县政府担保资金承担。

但即便如此，据兰考县相关负责人反映，仍然难以引进国有大行的实质参与，因为国有大行并未将贷款权限下放到县级支行，虽新成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但是尚未有效运作起来，难以对接。而目前在试验区内表现最活跃的金融机构，则是小额贷款公司。

《财经》记者了解到，兰考普惠金融试验区方面曾向财政部和一行三会申

请在试验区内给予一定试验性的政策支持。包括在试验区内，扩大扶贫再贷款使用机构范围和利率的浮动范围，简化批贷流程、下放审批权限，提高对于小微企业的信贷业务的不良容忍度等，以便与时俱进，使金融制度能够更好地服务试验区内的农民和小微企业。目前仍在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之中。

谁是扛鼎者？

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背景下，金融业被要求降杠杆、服务实体经济，以“小额、分散”为特征的普惠金融，亦被不少机构认为是未来发展方向。普惠金融正引领一个市场趋势，国有大行、中小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各省联社、农村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公司等都在或主动或被动地靠拢。

在2017年7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多层次的金融机构都将是这一体系的参与者。谁将是国家普惠金融战略的扛鼎

者？谁能享受政策与市场红利？

“国有大行在批发银行业务上获取了超额利润，在推广普惠金融上，相比其他机构可以承担更多补贴，国有大行也有义务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即便这看起来有违商业逻辑。”

“但是大银行有自己发展的商业策略，而从目前全球经验来看，金融科技公司推动的普惠金融，可以实现更高的效率，或许可以弯道超车。”

这是著名学者谢平和贝多广6月份在河南省兰考县的一场争论。而这一问题难以作答，因为普惠金融的落地推广，自监管至机构都在“寻路”阶段，不同个体的机构都在同场竞争。

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参与方，在推行普惠金融的过程中，银行业依旧被国家意志寄予厚望。今年5月份，银监会印发《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实施方案》，对事业部提出“五个专门”的要求，即专门的综合服务机制、专门的统计核算机制、专门的风险

管理机制、专门的资源配置机制和专门的考核评价机制。并明确要求国有大行今年内建立这一事业部。

随后两个月内，工、农、中、建、交都完成普惠金融事业部的实施方案。虽然对中小银行未有明确的强制要求，但10月9日，兴业银行正式宣布在总行层面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这是继渤海银行后的第二家。

《财经》记者从其中两家银行了解到，目前各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都还没实质运作起来，一方面涉及到对原有行内农业、小微、双创等业务条线的整合，另一方面涉及到界定、统计核算、考核等问题，目前各家银行也需要与银监会相关部门沟通。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由于国有性质、资产与利润占据市场重要份额、获取资金成本较低等因素，往往被寄希望于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但是许多人质疑国有大行能不能做好普惠金融。

建行某分行资深风控人员坦言，零

售、小微和大企业对能力的要求不一样，而大行向来擅长服务大企业，而缺乏做普惠金融的人才和能力。而且，通过多年对小型企业贷款管理和信用程度来看，投向小微民营企业的贷款确实比投向大型企业、尤其是国企的违约率高很多。

“建行对小微企业严格遵循抵押贷款要求。尽管建行每年都给各经营网点提出小微企业贷款任务指标，在客户经理绩效管理上给予很大程度的倾斜，但从风险上考量，投向小微的风险还是高。”前述风控人员表示，大行主动做普惠金融的意愿确实不高。

但是以中小银行为主的传统金融机构纷纷提出零售转型、重视小微企业金融，并表现出对金融科技的积极态度。有股份行人士直言：“背靠地方政府和大中企业银行就能躺着赚钱的时代结束了，现在到了要靠脏活累活赚钱的时候了。”

兴业银行方面对《财经》记者表示，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的

快速发展，为盈利、可持续地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奠定了技术前提，使得原本无利可图的“长尾客户”成为新的“富矿”，以绿色金融、消费金融等为代表的普惠金融业务已成为银行业转型发展的新的蓝海市场。

重庆银行小微企业银行部总经理孙启蒙表示，城商行在大行和P2P的夹缝中生存，盈利压力很大。在孙启蒙看来，从市场发展趋势来看，小微金融是城商行必须抓住的机遇。

重庆银行在线下推行投贷联动模式，自2016年起，又大力发展线上小微金融服务“好企贷”，即将政府大数据、银行大数据、企业行为大数据、金融场景大数据这四大数据有效进行联合，对小微企业进行多维度风险评估与放贷。当许多城商行热衷于与资产公司合作“助贷”模式时，重庆银行就建立了自己的大数据风控体系，与其原有线下模式互补。

但是在许多人看来，能有效解决普

惠金融“最后一公里”的，或是县域及农村金融机构。中国银行就是通过中银富登旗下的82家村镇银行去做小微企业和农村领域的信贷等金融服务。

据中银富登旗下一家村镇银行的董事长介绍，中银富登的村镇银行有独立审批权，除非不良信用需集团特批;而且，因村镇银行接近农户和小微企业，村镇银行可放出信用贷款和无抵押贷款。整个中银富登集团层面的无抵押贷款占到30%以上。

在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党委书记、会长向为国看来，全国8643家小额贷款公司是中国最底层的金融堆售商，经营着传统银行“最后一公里”覆盖不了的弱势群体的小额信贷业务，是零距离信贷业务的普惠金融小分队。

“小贷公司有一个比较难以逾越的障碍，就是资金天花板。”海尔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汪传国在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直言，监管给小贷公司的杠杆要求是50%的注册资金，但有些50%都用不到，因为没有金融机构贷款。低杠杆是小贷的困境。

“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挑战，就是合法合规地利用第三方机构资金，来做普惠金融。”汪传国称，其中最关键的是建立风险管理平台，从数以万亿元计的资产方中选择较好的卖给不同机构资金方，突破杠杆上限。

这亦是现在常说的“助贷”模式。但这一模式目前存在一定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机构诉求自主匹配与选择而自然形成的市场，是符合商业逻辑的所在;但是，亦有传言指出监管和银行已对这一模式产生警惕。有业内人士分析，资产方的鱼龙混杂、深浅不一或是重要因素。

“风控是银行的核心能力，助贷模式下银行则主要利用对方机构的风控。对短期内有资产压力的银行是一个选择，但是长期来讲，银行不能丢掉自己的风控能力。”孙启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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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贝格曾经测算，商业银行以传

统方式服务一个零售客户的整体成本为每年几百元，罗兰贝格金融项目经理欧瀚捷表示。而数字手段可以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效率。

在全球领域，从监管到机构，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未来潜力几乎一致认同。2016年杭州G20会议期间，央行发布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出利用数字技术降低成本，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深化金融服务的渗透率，是促进普惠金融的关键。

但在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央行副行长易纲、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均强调要辩识普惠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打击披着普惠外衣的非法金融活动。

徐忠说，数字技术是中性的，数字普惠也是中性的，先进技术在促进普惠金融乃至整个金融业发展的同时，也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诈骗者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号，披着互联网金融的外衣，提供虚假收益的理财产品，消费者以为获取了高息，其实被“收割”了本金。

去年以来，媒体亦曝光不少小额、但高利率的现金贷、校园贷、培训贷，尤其一些以各种名目利滚利，最终演变为“高利贷陷阱”的事件。

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薛洪言表示，普惠金融不是无底限下沉，而且若普惠金融的利率过高，则无法体现“惠”的价值。

如易纲与徐忠所强调的，辨识普惠金融，一方面需要买者有责，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另一方面要卖者有责，由金融机构提供“负责任的金融”。

经历互联网金融爆发，一方面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在逐渐完善;另一方面，移动支付、网络借贷、互联网众筹、智能投顾等涉及各方面需求的数字金融产品，则被广泛接受。而大数据、区块链、生物识别等科技手段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亦被一致认可。以前的互联网金融公司纷纷转型Fintech，输出金融科技;而许多中小银行也高呼大力发展金融科技。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度抬高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期待。在许多人来看，数字手段现阶段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手段。

易纲就指出，普惠金融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但不能完全舍弃“软信息”。他所谓的软信息即信贷员在线下与客户的直接沟通。在易纲看来，大数据的局限性在于过于僵硬，冷冰冰的数据分析难以涵盖现实情况的多样性，固化的模型容易被人为制造的垃圾数据刻意误导。

IPC咨询的一项业务是在中国为中小银行培训小微金融的信贷员。其中国区总监宋安德表示，不可否认数字授信是未来方向，但可能要等到三五年之后，以目前技术发展程度而言，在准确度和有效性上“还不够”。

对于重庆银行来说，目前基于好企贷这一纯线上大数据风控系统的小微信用贷款业务刚刚起步，在业务总规模中占比不大。但孙启蒙表示，线上业务的

发展空间巨大，这一业务的成功可能会为小微企业融资打开一条路。

此外，在数字普惠金融红利释放中，“数字鸿沟”的现实问题也被重视。数字鸿沟是指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这一问题决定着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与渗透程度。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指出，“数字鸿沟”的存在，可能导致金融素养和科技知识不足的弱势人群获取金融服务的能力与中高收入人群的差距扩大。

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加强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扫盲与金融教育，这是政府的重任。此外，社会信用体系、征信体系建设也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直面“不良”

过去经验显示，当政策激励着银行一股脑儿去做三农和小微的时候，银行能力的差异则可能带来极大的不良风险敞口。

“小微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某银行业资深人士表示，尽管公开的银行不良率都是个位数，但是小微这块实质上的不良率，也曾高达两位数。

“前些年银行不良上涨较快，有不少就来自中小微企业。”贝多广表示，金融机构做普惠金融要强调能力建设，盲从必然会带来一地鸡毛。

用贝多广的话来说，普惠金融的对象是中小微弱，这部分客户产生不良的风险较大。有研究指出，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为2.5年，坏账风险大。

虽然在监管文件中提到扩大对小微等贷款的不良容忍度，但对银行来说，监管严控不良的情境下，没有银行敢真的暴露过多不良。

近年来，P2P的不良率亦是一个敏感问题。在互联网金融协会的信息披露平台上，P2P的不良率普遍显示为零。“简直是个笑话。”有业内人士称。

但来自行业声誉与投资人的压力，让这个行业已无人敢暴露真实不良。《财

经》记者从多位P2P资产负责人处了解到，像多年前的银行一样，行业内P2P也正运用各种手段隐藏真实不良。

业内人士表示，P2P行业不良率在10%以内的也不多。由于P2P多是无抵押的信用贷，其不良资产处置方式，除催收外，常见的是打包转让收益权，但更多是选择隐匿。常见手段是托管在外，给同业、关联企业或其他资产处置机构，把不良腾挪出表。

普惠金融发展的思考 篇6

普恵金融的缘起与内涵

1.普惠金融的缘起。金融的本质职能在于服务 实体经济,金融通过对资源的跨期、跨区域、跨行业的 优化配置，提高了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社 会经济发展，提升了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对于盈利能 力强、信用良好的优质客户，其交易成本低，违约风险 小,易于受到银行的青睐,该类客户主要集中于经济 发达的城镇地区，金融资源的供给自然会向这些区域 集聚;而那些缺乏有效抵押物、违约风险高的客户则 易于被银行拒绝，从而失去平等受益金融服务所带来 改善经济状况的机会，这类人群主要为分布于偏远地 区的贫困农民，若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必然导致农村资 金非农化，造成这些地区金融资源供给严重不足和普 遍的金融排斥。

20世纪早期的实践主要是以“小额信贷”和“微 型金融”服务的方式来开展,并且更多的是以慈善性 质或无偿捐助方式来实现对贫困群体的资助,注重援 助的社会福利性而忽视了其盈利性和财务可持续性，结果导致大量的小额信贷机构因为资金的枯竭而倒 闭。同时世界许多国家还出现了所谓的援助性贫困 陷阱，援助性信贷善意的初衷并未能结出改善贫困的 丰硕果实。于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开始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认为这种不计成本的援助性金融并不是解决

低收人者贷款难的最佳途径，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帮 助穷人的首要前提是其可持续发展,一旦失去该前提 援助的意义有限,也就是金融机构在帮助穷人的同时 应注重其盈利性,两者都不能偏废。于是，“普惠金融” 这种包容性的金融服务理念应运而生。

普惠金融的内涵。普惠金融，译自英文“In-clusive Finance",最早由联合国于2005年在宣传国 际小额信贷年时提出，其基本含义为:能够以可负担 的成本，有效、全方位地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金融服 务(姜丽明等，2014)。普惠金融提倡为全社会成员提 供金融服务的同时，强调金融机构自身的盈利水平和 财务可持续性，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平等性。金融作为现代社会最核心的经济要 素，是一种稀缺性资源，社会个体对金融资源的占有 程度很大程度决定了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和改善经济 状况的可能性，因此,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应通过 设计一套正义的制度来保障，这关乎整个社会公平的 实现气但是现实经济生活中金融资源的配置倾向于 富有者，那些有融资需求却缺乏足够抵押的低收入者 不能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结果必然会加剧贫富分化。针对这种不平等情况，普惠金融提倡为所有社会成员 提供金融服务,而不受身份或经济条件的制约.盈利性。普惠金融开始注重通过降低交易成 本和控制信贷风险等手段提高业务的盈利性，因为适 当的盈利水平是普惠金融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对盈 利性的合理追求并不违背普惠金融的初衷，反倒是对 盈利性的刻意忽视会不利于普惠金融作用的发挥，因 此，注重盈利性乃普惠金融对扶贫理论认识深化和发 展结果。

全面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户经营活动的多 样性和劳动力跨部门、跨区域的流动等原因,传统单 一的信贷服务已经不能满足低收人群体的金融服务 要求，低收人群体对金融产品提出了多元化需求，全 面性既包括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供给的多元样性，还 体现为金融服务机构的多层次性。

公平性。“公平”的本质含义就是权利平等(单 美娇、邓戎,2014)，“人人生而平等” ®,《世界人权宣 言》第一条宣称:“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 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 神对待”®。公平性应体现在享有社会各种权利、资源 和机会等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平等地获取金融服务 供给,平等地享有改善经济条件的机会。但是现实的 境况离这种公平的理想状态相去甚远,金融资源配置 的区域性差异明显，金融资源配置主要集中于经济发 达地区，落后地区存在严重的金融资源供给不足,金 融排斥较为普遍，而金融资源配置的失衡又进一步加 剧了落后地区的贫困。尤努斯在《穷人的银行家》中 提到:“穷人如此贫穷，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或懒惰”，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不能帮助他们扩展 他们的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正式的金融机构来满足穷 人的贷款需要”，尤努斯更是感叹:“当银行将被认为 是没有信贷价值的穷人拒之门外时，经济学家们为什 么会保持沉默呢?……正是因为这种缄默和漠然，银 行得以在施行金融隔离政策的同时逃避处罚。但凡 经济学家们能认识到贷款所具有的强大社会经济能 量’他们或许也能认识到，贷款确应作为一种人权加 以促进”®。可见,获得公平的金融服务权利，不仅体 现为资金

完善社会征信体系,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普 惠金融交易成本与信用违约风险。市场经济归根到 底是一种契约经济，诚信乃市场经济得以顺利运行的 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之一。诚信虽然作为一种非正式 的金融伦理制度,但是其对法律等正式制度作用的发 挥起着不可或缺的互补和促进作用,因为法律等正式 制度不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其所不及之处得靠诚信 等非正式制度来弥补。正如科斯所言即使在最发 达的经济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 束的小部分，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习惯、伦理等非正 式规则来约束”®目前，我国征信体系的建设由中国 人民银行主导，其权威性自不待言，但问题在于:该征 信系统在建立之初就存在重大缺陷，主要体现为信用 数据采集样本存在局限性，征信数据采集范围过于狭 窄，其代表性愈发不足,不能全面反映自然人和法人 的真实信用情况;而导致该问题的根源在于央行征信 系统建立之初，没有把涵盖愈加丰富信用记录的互联 网信用大数据纳入其征信数据采集来源。随着电子 商务一日千里地发展,基于互联网的信用记录会更加 全面和详细，而线下记录则会愈发零散和稀少。基于 以上原因,完善现行的征信体系应借助互联网的信用 大数据;同时可以借鉴西方经验，发展市场导向的征 信体系建设，鼓励阿里、腾讯等有着信息优势的互联 网公司加人征信建设市场;此外,还应提高征信数据 的共享程度，降低信用数据的使用成本,最终实现降 低普惠金融的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的目标。

重塑现代金融伦理，重视金融的价值属性。大 部分金融学家坚持“金融学是一门仅依赖于可视事实 的客观科学,它不作任何关于伦理价值的判断”®金 融学的这种“价值中立”原则，导致在金融领域出现各 种道德风险，“没有了人性的一面，经济学就像石头一 样又干又硬”®，尤努斯在《穷人的银行家》中如此感 叹。丁瑞莲则在其著作《现代金融的伦理维度》中指出 “金

普惠农村金融 篇7

一、普惠金融理念不够深入

由于受到传统发展理念的严重影响,无论在经济还是金融领域,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都太过于重视数量而忽视质量和结构,造成一系列失衡。农村地区传统金融理念亦如此,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重视金融支持城市,而忽视农村。金融在支持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可以吸收农村的劳动力,带动经济发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因此在金融政策制定中牺牲农村经济来支持城市发展,如对农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的控制、大量公共金融资源侧重城市基建等。但这种金融支持模式对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效果甚微,也加大了农村和城市间的贫富差距。第二,重视从农村地区吸收存款,而忽视发放贷款。出于风险和收益的考量,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有将农村资金转移至城市的冲动,形成虹吸效应。如农村地区的邮政储蓄银行起初只存不贷,和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一同加速了农村资金外流的趋势,使本身就缺乏金融资源的农村地区雪上加霜。第三,重视农业贷款而忽视非农业贷款。随着农村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第二、三产业的兴起,农民从事的非农活动和收入都呈现多样化趋势,而与之相关的金融支持缺乏,导致农村地区各部门发展失衡,阻碍了农户收入的多元化。第四,重视为农村地区大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而忽视小微客户。我国农户数量庞大,金融需求表现出单笔额度小、期限短、分散、无抵押等特性,这增加了成本和风险。因此在趋利性的影响下,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倾向于给大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而忽视小微客户,这造成了人们获取金融资源的不公平。

传统金融理念造成了上述种种问题,人人拥有平等获取金融资源权力的理念并未深入农村地区。农民仅有传统的存款、贷款、汇款等金融活动,农村地区缺乏有效的诸如股票、债券、信托、基金等现代投资工具及相关的投资理念和环境。相对而言,普惠金融理念的深入发展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支持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二、金融制度建设滞后

农村地区落后的金融理念造成金融制度建设的滞后,主要表现在农村保险发展滞后、信用体系不健全、担保制度不完善等方面,这些因素削弱了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

由于农业具有天然抗风险能力弱的特点,农业保险显得尤为重要。农业保险不仅提供担保,增强了农民抗风险能力,而且有助于降低农户融资成本。但农村地区保险发展滞后,主要的农业保险仅为粮食保险和畜牧保险,涵盖范围狭窄,气候保险、巨灾保险等尚未建立,造成农业风险补偿机制不完善。加之农户自有资金少,信贷资金的安全性降低,引发金融机构惜贷。

有效的信用体系是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但农村地区信用体系不健全。农村地区信息搜集成本高,为农户和中小微企业建立征信系统需要信息的搜集、核实、整理、建档和系统维护,这方面的建设无法靠企业单独完成,必须依靠政府推动。信息体系的不健全造成农村地区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性加大,融资过程中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加之部分农户和小微企业财务信息不透明,信用意识缺乏,故意逃避金融机构债务,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手段和不良信用记录的公布平台。这些因素都降低了市场的信息透明度,增加了交易成本,使得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评估、担保、放贷等业务受到影响,不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

农村地区担保制度的不完善是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又一因素,其根源在于农村产权制度的不完善,造成农户和小微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缺乏有效抵押物。农村地区最主要的产权有土地使用权、林权、水域和山地使用权、集体所有制房屋产权以及宅基地使用权等,这些产权在抵押和变现两方面存在困难。在抵押方面,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法规,农村产权在确权、登记、抵押过程中存在模糊地带,产权抵押只能进行小范围试点,无法大面积推广。在变现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造成抵押物变现成本高,降低了农村产权的抵押价值。抵押担保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也是现代金融制度的有效组成部分,但上述问题使得农村地区担保资产不足问题更加突出,严重制约着普惠金融的发展。

三、金融机构经营风险加大

金融制度建设滞后造成的影响就是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经营风险相对城市加大。农村经济的季节性特征明显,且受到自然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双重影响,任何波动都会影响农户收入。这造就了农业风险大、成本高和收益低的特性。加之农户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分散经营,抵御风险能力薄弱。随着农村地区地理位置的逐渐偏远、人口的逐渐减少和经济总量的逐渐降低,金融机构提供服务所对应的成本和风险在逐渐上升,而收益却在逐渐减少,这些都加剧了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

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加大,通常表现为盈利能力相对较差。当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一般包括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ROA和ROE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平均水平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相对较差。农村地区经营的高风险是金融机构利润率低的原因之一。

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大还表现在金融机构的存贷比和资产负债率上。由于农村地区新型金融机构的存贷比不断增长,造成金融机构的资产流动性降低,增加了经营风险。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也增加了经营风险。

四、金融资源供给严重不足

农村地区金融资源的供给严重不足,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的数量少、增长速度慢以及涉农金融服务少三个方面。

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少导致金融服务不能全覆盖,特别在贫困村镇地区,总是存在部分金融真空区。原有金融机构如农业银行曾经驻扎农村乡镇地区,但随着银行业改革的深入逐渐撤离农村,将经营分支机构向县级以上城市转移,造成金融机构数量减少;新设金融机构虽然能将金融服务从市级和县级下沉到乡级,但下沉的速度过慢,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网络依然不能全覆盖。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等。受利润至上的导向,这些机构趋向于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城郊地区发展,而非贫困县。

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不但基数少,而且增长速度慢。银监会曾在2009年为解决农村地区金融匮乏问题而出台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方案[方案及数据来源: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 DOC_Read View/20090729F8AC83BD742CA421FF03EE4C729AC800.html],计划用三年时间在全国新成立超过1300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重点在贫困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目的在于实现乡镇金融全覆盖。但在计划结束的2011年,目标只完成了一半,仅有691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成立。

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涉农金融服务少,主要指信贷资源分配倾向于农村地区的大客户、大企业,而忽视普通农户和小微企业。特别对于贫困农户和弱势群体,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资源就更稀缺。金融机构利润驱动下的“嫌贫爱富”行为导致其贷款门槛过高,普通农户和弱势群体无法达到其要求,大多信贷需求被排斥在了金融服务范围之外。造成农村地区金融供给的结构性扭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最大的困难和障碍。

五、金融业务品种较为单一

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存在多样性,原因在于农村地区的地域、人群、产业、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等存在多样性。因此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实际需求来创新,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特色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农村金融需求。但现实的情况是金融机构只能提供传统的、较为单一的金融业务品种,主要包括贷款、存款和汇款,且贷款条件严格又死板。没有发展诸如提供股票、债券、信托、基金等投资工具的金融产品业务,也缺乏动力发展诸如租赁、养老、小额保险等金融服务业务。这种现状很难适应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大趋势。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政府主导下的农村金融体制僵硬、垄断且低效率,没有贴近基层来深入把握市场需求,缺乏创新精神和动力。另一方面在于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素质水平参差不齐。金融行业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对从业人员提出较高要求,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良好的职业道德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近些年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扩张过程中,招收的从业人员部分未达到上述要求,造成在机构交流、金融调研及创新的过程中力不从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业务品种多元化的发展。金融业务品种较为单一构成了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快速发展的障碍之一。

上述五个问题是当下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一般来讲,政府、企业及个人金融发展理念的落后是根源所在,造成了金融制度建设的滞后,金融制度建设的不健全使得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加大,造成金融机构远离农村,进而造成金融资源供给结构的不合理及金融业务品种的单一,最终导致农村地区长期的贫困与落后。而这样的结果又强化了起初错误的金融发展理念,这些困难之间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要想在农村地区快速发展普惠金融,必须逐个克服上述困难。

摘要：普惠金融在我国农村地区虽然有所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其发展依旧面临较大的困难,主要表现为在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理念不够深入、金融制度建设滞后、金融机构经营风险加大、金融资源供给严重不足和金融业务品种单一。这些困难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阻碍了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农村金融,普惠金融,金融发展,金融困境

参考文献

[1]和立道,李妍.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影响因素及其路径选择[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4(6):107-114.

[2]世界银行.农村金融问题、设计和最佳做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26.

普惠农村金融 篇8

【关键词】普惠金融 农村金融 互联网金融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倡将普惠金融作为金融改革的重要的发展方向，实际上发展普惠金融就是建立一个效率高、遍及范围广泛的让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者都能够享有金融体系带给大家的利益与便捷，在繁荣的城市与偏远的山村之间相比较有着非常大的信息获取以及准确性的差距。之所以我当提倡发展普惠金融政策，是因为能够让偏远地区以及各个欠发达的地区都能够得到同等的金融服务。因此普惠金融的发展就是关注农村的经济发展，实现我国对农村的资源有效配置[1]。

二、农村金融经济发展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很难消除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很多因素都制约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比如我国农村地区融资模式欠缺、单一，金融服务机构各项制度并不完善，农村地区的资源与城市相比较很欠缺，这些因素都将农村的经济发展变的很局限。这些年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大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央一号文件提倡从金融改革的角度实现农村的全面发展，并且为农村的金融普惠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证。但是发展是一个过程，并不是一日之功，而且限制农村经济发展还有很多关于经济体制的问题以及相关的市场障碍还没有完全得以解决。在农村，信贷配给效率比较低下，这也就必将导致农村农村融资的困扰以及农村信用度的问题、农村的资金外流以及资金匮乏这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出现。基于目前农村的经济发展形势，在商业化味道越来越浓重的时期，很多正规的金融机构逐渐退出了农村市场，新型的农村金融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优势与作用，在农村如何规范化融资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从这些方面来讲，农村金融服务相关体系，无论是在质量方面还是在数量方面都很难满足农村现如今的市场发展要求。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农村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服务并不能满足农村居民，因此很多的农村居民都抱有排斥和抵触的心态。在农村，基层的网点覆盖率太低、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重心上移，这些都为金融发展的可获得性以及便利性造成了严峻的挑战。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关于农村金融普惠发展水平的相关要求，但是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与这个水平要求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农村金融市场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地域很广、交易成本很高，这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金融供需双方的信息共享不通畅而且有严重信息相矛盾的现象，农业生产受天气制约有很严重的不确定性以及脆弱性，金融发展的风险很大，农村的信用度比城市居民要低，风险分担机制的发展很不完善，因此所有的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解决。那么金融机构就很难得到积极响应，很难立足于农村市场，不能带动农村的积极发展。这些农村金融矛盾没有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消除，所以农村金融普惠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方法进行整顿，尽早消除城乡差异。

这些年以来互联网一直处于非常活跃的地位，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也为农村普惠金融从技术和市场两个方面给出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互联网以大数据为背景，它的主要服务对象并不是大型企业，而是专门把一些中小型企业做为目标和发展对象，所以在这方面解决了农村贷款难的问题。将互联网背景下的金融与传统的金融相比较，前者的金融信息获得很便利，而且因为信息传递速度快且顺畅，大大的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互联网金融在另一方面不需要中介进行中间服务，所以也省去了很大的交易成本，传统的互联网需要面对面、点对点的交易，但是互联网金融通过网络信息手段，在地域和时间方面处理得很灵活，这一点可以满足农村的因为基础设施不便利造成的麻烦，还可以快捷的征集闲散资金。如今，国家的经济政策也非常支持互联网金融的手段来解决农村金融发展停滞的问题，这在政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早在2012年的时候，中央银行就试图进行改革农村的互联网金融体制，展开农村移动的支付业务，寻找农村传统金融以及微信金融新的出路，彰显了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发展的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与此同时还彰显了互联网背景下的普惠金融更具有包容性，能够惠及更多的低收入者。

三、普惠金融在农村发展时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能够实现金融普惠那么必须要做到公平发展以及经济健康发展。金融普惠和普惠性金融体系这个概念最早是在2005年左右的时候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的金融机构提出来的。这世界性的金融机构对于这个概念的解释就是：家庭或者企业都能够得到既方便又有效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这些金融服务必须是有担当的、可持续的而且是在有监督下的一种服务。金融普惠体系是指把小额的借贷以及微型金融纳入到金融体系中进而快速的取得进步，作为重点的发展对象，最终让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以同等的享有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3]。在农村，普惠金融又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含义，它是指通过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网点覆盖面积，增加农村的金融服务项目，能够及时的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广大村民或者企业提供合理的金融产品或者价格等，进而高效的缓解农村金融服务不足的局面，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规模，从根源改善金融服务质量，让农村等地区的取款、汇兑、缴费、保险以及养老等服务变得更加便利。但是目前农村金融行业的发展之间仍然存在着相互排斥的恶略现象，低收入者很难得到应有的金融服务，或者是得不到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一）金融服务在农村的发展中基础条件不足

农村和农业经济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具有弱质性，因此在农村发展金融的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在收益以及风险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弱质性，比如收益不稳定、风险大。与此同时因为受农村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条件薄弱的限制，而且过去金融扶持政策在农村发展不完善、风险规避机制建设落后，很多商业性的金融机构最后都接二连三的推出了农村市场，中国邮政虽然在农村驻足，但是为农村个人或者企业房贷的能力和范围比较有限。信用社是农村信贷的主力军，但是历史欠账记录太多、基础条件差、防御风险能力低下，让信用社应有的作用得不到发挥。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信用社逐渐走向了商业化的方向发展，所以甚至导致了脱农的现象。很多的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受到了来自众多的局限，比如：规模、地域以及数量方面的限制，这些现象非常不利于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的改善。在这种发展形势中，在农村企业融资模式非常单一，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使农村的信贷可获得性降低，金融的便利程度跟不上发展的需求给普惠农村金融发展到来了巨大的困扰。

（二）农村的市场信息渠道有缺陷

农村的金融市场普遍存在的严重危害现象就是信息收集不对称，出现了信贷配给和金融抑制的不良发展现象。以为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的经济形态分散程度很高，不仅没有正规的制度进行约束，而且没有准确和便利的信息渠道，所以最终金融部门没有办法良好的做到信贷需求方面的准确状况以及进行信贷的原因或目的，最后不得不提高了贷款的门槛。分散的贷款动向以及多元化的资金使用目的大大的加剧了金融监督和管理上的成本，贷款部门不得已谨慎放贷，这对收入处于中下游的居民或者企业来说无疑不是座大山。这也就造成了一些个人或者企业无法享受金融服务，与普惠金融的政策相悖，阻碍了这项政策的发展，因此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阶段采取了产权制度的改革办法，并且准许能够建立新兴村镇银行等具有合作性质的金融机构，从源头有效解决信息不符的问题，但是仍然需要时间的检验[4]。

（三）在农村的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风险分担的问题

从目前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现状来看，能够为农村进行抵押的物品相对欠缺。而且在农村的个人或者中小型企业可以用于抵押的物品中尚且存在着产权不清楚缺乏抵押效力的现象，比如居民的宅基地存在争议、耕地的年限等。有的价值波动不稳定，比如农产品、庄家的农业器具等。所以这些物品很难能够让金融机构放心的为其放贷，农村市场的担保机制亟待改善。目前在农村普遍流行的互助联保模式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与农村之间的社会关系有相当大的依赖程度，所以很多的个人或者中小型企业尽管有借贷需求但是社会资本不足这个门槛让他们望而止步（如表1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状况）。农村保险的风险大、保证低、成本高，所以主要是通过相关政策做保障。但是国家的投入有限，供不应求，而且经营模式有着严重的问题，社会保险体系有问题，这些都导致没有办法解决风险分担的现状。

四、互联网金融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作用

互联网的发展是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的有效手段，能够开拓农村金融发展的新的篇章。互联网是通过网络的一种新兴技术手段，打破了传统的交易在时间以及地理位置上的局限性，可以保证畅通无阻的交易。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彻底的改变了农村金融的经营模式，也大大的就爱那个低了成本。服务更加有效率，有利于更多的金融资源向农村涌入，也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增加了更多的融资方式。

其次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相符的难题。信息不对称严重影响农村实现有效的借贷。互联网平台可以为村民的投资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交易平台、信息交流渠道，有利于村民实现投资理财。

互联网金融可以降低金融成本。这些年以来由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形势，迫使很多的金融机构远离农村市场，加剧了借贷难题。而这种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金融，降低了物理网点的成本、信息成本以及员工管理等的人工成本。通过互联网技术对对顾客的各项相关信息进行后台处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五、进一步促进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建议

（一）开展无网点银行服务

相对于传统的服务模式而言，无网点办公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还大大增加了服务的覆盖面积。通过这种无网点的服务的优势，可以让很多没有得到这项金融服务的居民也加入到这个优惠政策中来。来自哥伦比亚、印度等多个国家的4个可以提供无网点银行业务服务数据显示可以得知，这些客户初次享受金融服务的人员比例很高。

（二）增强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若想快速且稳固的发展农村普惠金融，那么关键就在于建立一个有效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风险管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村这种金融机构的可持续性。因此应该完善我国农村的金融机构管理模式，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发展新的适合于农村发展的风险分担机制、加快农村利率市场化的脚步、通过信息技术手段降低农村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5]。

（三）充分的发挥政府相关政策在农村金融普惠中的积极作用

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在宏观层次上加快金融普惠方面的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政府的相关政策可以有效改善农村金融环境、加强农村金融的法律保障体系、给予政策帮助和引导。政府的政策可以很显著的提高农村的支付环境、信息环境以及信用环境，改善金融机构在农村里的整体实力，为广大用户普及相关知识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的相关金融意识和素养，有效打击金融犯罪、维护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

（四）发展适合于农村需求的普惠金融服务

立足于农民的基本需求，搞清楚我国农民到底需要怎样的金融相关服务，我国的金融在农村发展还处于最初级的阶段，因此大多都是以保险为主，比如说农业保险，因此针对这一方面的需求，应该给予农民适当的存钱、贷款的相关优惠政策，将贷款等服务程序简单化，做到便利高效、降低农民贷款的门槛，争取做到小额贷款、低利息、降低成本，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

参考文献

[1]农业银行南通分行课题组，潘镭.支持城乡统筹发展创新推广普惠金融——对南通农村地区发展互联网金融的调研思考[J].现代金融，2014（9）：13-15.

[2]李倩舒.浅析互联网金融对普惠金融的推动作用——基于农村普惠金融的角度[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4）：35-36.

[3]马九杰，吴本健.互联网金融创新对农村金融普惠的作用：经验、前景与挑战[J].农村金融研究，2014（8）：4-11.

[4]罗婷婷，张艺.互联网视角下农村普惠金融实现路径研究——基于重庆农村金融服务的调研[J].金融监管研究，2014（12）：95-106.

[5]徐会军.利用互联网金融助推普惠金融创新发展的若干问题探讨[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4（4）：6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