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变形记（推荐11篇）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这是湖南卫视《变形记》节目的开场语，节目的形式和内容真实、感人，每次看完后都将我引入深深的思考。
《变形记》节目是一档讲述城市与乡村少年互换生活环境的纪实节目，每期人物不同，环境也不同。3月17日那期节目主要讲述了城市少女刘珈辰与乡村少女杨杰的故事。刘珈辰家庭生活富足优越，每个月的零花钱都能过万，当然这位富家女的脾气也很霸道、任性；杨杰是乡村留守儿童，除了学习成绩好外，还能照顾全家人的生活起居，性格淳朴、善良。两人穿越了3700公里的路程，通过七天的“变形”生活在对方的家里感到了不一样的亲情。刘珈辰在乡村真实体会乡村生活的简朴和艰辛；城市的新鲜与美好也坚定了杨杰为未来美好生活而努力学习的信心。
联系到自己，“女孩要富养”这样的观念也被这期节目颠覆了。女儿出生时，我就在想，今后无论在生活还是精神上，全力满足女儿，让她的童年快乐、美好。所以，尽管女儿现在才一岁多，但生活等各方面都是我精心挑选。刘珈辰的父母也是这样想的，但最终使15岁的刘珈辰喜欢挥霍，喜欢暴力，成了一个叛逆少女。这样的一个实例告诉我们，物质上的满足固然重要，但培养孩子坚强、乐观和懂得珍惜的品质
更重要。所以，在女儿今后的成长中，我也会采取不同的生活“变形”教育孩子，让她在闲暇时光去乡村感受自然的清新美丽，同时，让孩子学会动手实践。在劳动的过程中体会生活的不易，学会换位思考，懂得珍惜幸福生活；更重要的是明白真正的快乐是要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努力才能得到。
杨杰是一位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的她，有着比同龄人粗糙的小手，12岁的童年充满了孤独和等待。生活中，很多大人忙于奔波，忙于工作，把孩子留给了爷爷奶奶，疏远了孩子与父母的距离，少了童年原本的美好。有人说过，父母就是孩子的靠山，只要有父母陪伴，孩子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有底气、有信心。作为年轻父母，我们真该停下脚步，腾出一些时间，多陪陪孩子。陪孩子看看日出、闻闻花香、玩玩游戏......等等，使孩子们成长的道路上充满关心、呵护；同时大人们也要通过自己的言传省教，把懂得的知识、道德和生活正能量无形地传递给孩子。
一、置换型真人秀在中国兴起的奥秘
1、置换型真人秀兴起的社会背景
法国著名文化学者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开篇写道:“今天, 在我们周围, 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 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的地说, 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 而是受到物的包围”。 (1) 现代社会是一个物质的社会, 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消费的社会。随着人们的消费广度和自由度的不断扩大, 中国社会越来越表现出了消费特征。过去一直作为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机器的中国文化, 在社会的变动中逐渐演变为一种消费文化, 人们在这种消费文化中体验快乐, 感到自我被融合于大众之中, 感到时间流动、没有任何压力, 消费让受众逃离现代的生活, 置换型真人秀就给人们这样一个机会, 逃离自己的本色生活, 体验一把另类的本色人生, 虽然这种变化不一定是快乐的, 但是这对互换对象来说至少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2、置换型真人秀兴起的文化土壤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中国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 中国文化产业也不断地向着市场化的方向改进, 快餐式的文化越来越受人亲睐, 电视娱乐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置换型真人秀正好满足人们这种对简单文化的需求。现代社会, 文化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趋势, 文化产业成为可以赚取暴利的超级行业。除原有的国营文化企业和集体文化企业之外, (如新华书店、人民日报、浙江报业集团等) , 各种的中外合资, 私营企业以及独资企业也相继出现, 政府在文化中投入的比重越来越少, 市场处于亢奋的阶段, 文化已经慢慢演变成一种泛娱乐化, 娱乐文化也就开始批量生产, 大众性、娱乐性、以及高的收视 (听) 率或阅读率被认为是衡量文化意义的普遍标准。置换类真人秀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产生, 为社会不断提供娱乐消费文化文本。
3、置换型真人秀兴起的媒介动力
现代社会, 媒介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 越来越市场化、商业化, 经济效益是不能忽视的首要问题之一。在激烈的媒体大战中。降低成本风险是竞争的重要策略。置换型真人秀是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节目, 相比《超级女声》, 《星光大道》, 《非常6+1》这种舞台华丽、嘉宾云集的节目来说, 成本一期最少能减少40%, 而且, 观众对以上节目已缺乏新鲜感, 这从2006年《超级女声》的收视率狂跌可见一斑。置换类真人秀2007年之前在中国的屏幕上只有中央电视台二套的《交换空间》。《交换空间》原是美国有线电视台TLC创立的一档名牌栏目, 平均每期节目能吸引600万美国观众。中央电视台的《交换空间》借鉴了美国有线电视台TLC的节目内容和成功经验, 两个家庭交换房间在央视设计师和专业技师的帮助下创意装修。这档节目虽有置换类节目的形态, 但是相比湖南卫视的《变形记》, 明显缺少人文关怀和市场卖点。
二、中国置换型真人秀的形态特征
1、内容特征
①“这档纪实性专题片, 以两个生活背景截然相反的人物互换生活角色为内容, 讲述变形后的种种矛盾、困惑、冲突、快乐。” (2) 结合当下社会热点, 寻找热点中的当局人物。——第一季的二个人物均涉及当下社会热点:城市少年网瘾现象与边远山区学生难以实现的理想与抱负。
②每季的互换内容非常广泛:乡村少年与城市少年, 父与子, 老师与学生, 交警与驾驶员, 受管教者与正常少年, 闲人与忙人, 钢厂炉工与冷库保管员等, 一切具有强烈反差和冲突的人物都可以制作成一期节目。
2、形式特征
“两地真人秀+传统纪录片+主持人静态叙说——时长40分 (含三次广告) 、一周四期日播、每晚19:35——媒体和湖南卫视谓之‘新生态纪录片’”。纪录片加真人秀模式在世界电视视史上已经有十年, 但是一直都是以娱乐搞笑, 或通过对暴力、性的渲染来刺激感观。《变形记》中, “第一季的静态叙说者为影视演员王姬 (曾饰《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 , 风格为叙说, 而非主持, 略带戏剧性——叙述与画面很贴, 感情演绎恰到好处, 不冗长 (最短一次叙说只有二句话一个停顿数个字) 。” (3)
3、传播特征
在传统的电视传播观念中, 信息传播者不仅是控制信息的“看门人”, 而且也是解释信息的“审判人”, 电视制作者决定着传播方式、内容和对传播内容的唯一判断, 而传播的受众则只是信息和信息阐释的被动者。在《变形记》中, 主角不是明星, 不是政治名人, 不是新闻主角, 而是我们身边的人, 演绎着身边的故事。在传播角度上说具有贴近性。另外, 在节目制作过程中, 节目的内容也是从社会上征集而来, 真人、真事、真演员, 跟观众有很强的接近性。在播出过程中, 观众可通过网络和即时短信进行事件进程的互动。
三、置换式真人秀的传播优势
1、体验化
置换型真人秀具有强烈的体验色彩。心理学认为, 体验是人们达到相互理解的最佳途径。《变形记》即秉承“换位思考”这一思维理念, 而且将之推至极致, 在节目中, 你不仅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设想和理解对方, 你还要去过对方的生活, 真正体验对方世界的大小风云、品察对方思想最微妙的情绪触动。“变形”主人公就在与相关对象的互换中, 体验不同人生, 达到改善关系、解决矛盾、收获教益的目的。另外, 观众也有一种强烈的体验感, 媒体一直在唤起观众的参与意识, 普通人不仅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节目, 而且还可以以投票、短信竞猜等方式参与其中, 竞猜节目主人公下一步的命运, 悬念迭起、冲突不断、意外群生, 在不断体验中获得一种难忘的感受和体验。
2、人性化
《变形记》之前的置换型真人秀, 都没有涉及人性关怀的层面。“超女”一直饱受“低俗”、“泛娱乐”的指责, 而《变形记》打着“换位思考, 互相理解”的旗号, 似乎具备一定的教化意义。《变形记》第一季的节目中对社会热点的把握和拿捏都十分精准和到位:悬殊的城乡差距、城市网瘾少年、贫困农村学生辍学、母女的代沟问题……在如此巨大的社会背景下, 节目中两位主人公的出现有着巨大而鲜明的时代印记, 他们的“变形”可以说代表着两个巨大的社会群体的一次生活和观念的碰撞, 他们身上所承载的都是千千万万的个体。
3、低成本
在激烈的媒体大战中, 降低成本风险是竞争的重要策略。置换型真人秀的演员都是普通人, 电视公司可以省下付给明星的高额酬劳, 不需为编剧、演员支付薪水。置换类真人秀中普通人的身份互换为它提供了丰富的节目素材。与长达几十集的电视剧相比, 置换类真人秀电视节目制作和播放的周期短, 往往不到一个星期 (《交换空间》48小时, 《变形记》一个星期) , 制作方式灵活, 往往又能获得较高的收视率和良好的广告效应, 这样算来, 制作费用往往只占节目收益的很小一部分。另外, 类似国内的一些综艺类选秀节目如《非常6+1》、《超级女生》等, 都要巨大的媒体宣传费用和舞台制作费用, 往往得占节目制作的两成, 而置换类真人秀则不需要考虑这些。
四、对置换类节目的批评与反思
1、一个场景互换的纪录片, 有理念上的创新, 没有电视本质上的进步
媒体在这中间介入太多。节目应真实记录他们的生活而不是操纵他们的人生。《变形记》号称为“纪录片+真人秀”模式, 节目主角好像都是真情的本色演出, 但若仔细观察, 便会发现其实不然, 媒体介入的痕迹清晰可见。首先, 从节目的选材角度看, 一个是享受21世纪现代生活的城市网瘾少年, 一个是还在青海农村贫困山区的纯洁少年, 其生活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巨大的落差, 成为媒体选择的重要依据。其次是变形过程的精心策划, 看来是本色生活, 但媒体为增加视觉冲突、展现节目的更多卖点, 将自己的一些设置加入到主人公的生活中。例如, 高表叔的出现, 建议魏程去看黄河, 魏程一个人去打工, 高占喜去卖报纸, 遇到妈妈患白血病的小报童……这些赚足观众眼泪的情节, 是湖南电视台的一贯伎俩, 明显存在策划的痕迹, 跟所谓纪录片真人秀有很大的出入。当事人的“变形”过程基本上都在媒体的掌控之中, 结果也自然会是皆大欢喜的结局。
2、节目样式易被复制, 可持续性不容乐观
《变形记》在节目形式和理念上虽有创新, 但此类真人秀节目和《超级女声》、《星光大道》一样, 无任何独特的难以复制的元素可言。《超级女声》推出后, 各地电视台从市级到国家级都刮起一股电视选秀旋风, 随着《变形记》的成功, 不可避免地也将被复制, 那样, 它在电视市场上就没有什么优势了。况且, 它本来就是从西方复制过来的。另外, 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 此类节目的题材相当一部分的素材是不能制作的, 然而每期必须又都要寻找一个能够吸引大众的故事, 这个故事要满足多个条件:要有喜剧效果、要有身份差异比较大的参与者, 同时, 节目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爆发性。如果任何一方面做不好, 都可能导致节目的失败进而影响其收视率。因为这些原因, 在选材方面各个电视台难免会有雷同。
3、节目的主人公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变形记》第一期节目刚推出, 就有人置疑, 两个生活如此悬殊的男孩互换, 对他们来说是好是坏?最少对第一期农村出来的未经世俗的高占喜来说, 这毕竟不是一件好事。这七天的互换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变形记》前任主持人王姬曾在杭州向记者披露, 《变形记》中人物结束拍摄后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活。“我一直关心着高占喜和魏程的生活。魏程在回到家里三天后, 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回到以前的生活中去了, 继续痴迷网络。”王姬说, “魏程在农村的那段日子, 确实被感动, 但是当他回来后, 他就发现他不会去农村生活, 他的生活也不会穷到那个程度, 马上就回到以前的生活了。”媒体在用两个孩子的生活博得收视率。对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 节目不仅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 还在他们身上强加了某种理念。“置换身份, 可以带来更多的人与人的交流、沟通和理解。但是, 如果盲目追求置换带来的影响就要具有一定的爆发性, 才能对观众产生强烈的刺激, 这样的节目可能就会从根本上改变电视节目的文化品质”, (4) 也将削减受众对它的信任。
拷贝自英国《换妻》的《变形记》, 电视湘军在尝试一种新的节目形态, 然而, 新观念的引入必须与当地的伦理、文化相吻合, 过分的超前、冲撞、突破, 并不是一种时尚。对于此类节目的教育意义和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我们反思。
参考文献
关键词：格里高生理变形 人际关系变形 心理变形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6（a）-0086-01
卡夫卡的著名短篇小说《变形记》讲述了为父母家庭一直拼命工作的格里高，于某天早上突然变成一个巨大的甲虫，从而引起了身边人一系列的外在和内在的“变形”，世态炎凉中格里高最后孤独而又痛苦的死去的故事。卡夫卡用荒诞和现实相结合的手法，描写了现代人在工业化社会的巨大压力下所产生的异化。那么，格里高“人变虫”的异化下还隐藏着哪些变形呢？
1 格里高的生理变形
谈及“变形”，文本中最为直观的就是格里高从人变成甲虫的生理变化。在工业化极度发展、机器生产成为主流的经济模式的背景下，格里高的行为和思想受工业生产机器的束缚十分严重；同时，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人情关系逐渐趋于淡漠。现实工业社会给格里高带来了不能承受的压力，在无法逃离的矛盾和压力在格里高内心达到一个极点时，他只能通过一种荒诞的变形来反抗、来逃避，变形实为一种反抗。人变形成为虫是不现实的，但变成甲虫后格里高的遭遇确是真实的；人变形成为甲虫是荒诞的，但是透过甲虫的眼睛，却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的真实面貌。可以说，卡夫卡对于“甲虫”的意象的选择，精准到位且意味深长。
2 人际关系的变形
格里高的变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他切断了家里的经济来源，而格里高原本在家里存在的意义就在此时被严重的弱化了。这使格里高自身感到异常的痛苦和自责，但其父母和妹妹的反应更为直观，那就是浓烈的渴望“摆脱”格里高。失去了经济功能的格里高就不再是从前的格里高，这也是小说中人际关系发生变形的根本原因。
2.1 格里高与妹妹的人际关系变形
格里高妹妹对格里高的态度变化是贯穿整个文本的，它应是人际关系变形中最为明显的一条主线。从妹妹隔着门悄声说“格里高，开门吧，我求你”时她对哥哥的担心，到文章结尾处她那么深深的爱过的哥哥去世后，她竟然能够跟父母“安心”的进行了一次“溫暖的旅行”。
格里高去世时的孤独悲伤与此时的“温暖阳光”形成了鲜明而又颇为讽刺的对比，格里高对妹妹的疼爱与妹妹对格里高的厌恶也构成了一对意义深刻的对比，在这些激烈的对比中，更加深刻的体现出了工业化社会人情冷漠的悲哀。我们也不禁思考，嫁为人妇以后的格里高妹妹在生活的压迫下，会不会也成为新的“变形人”？
2.2 格里高与父亲的人际关系变形
众所周知，父子关系是卡夫卡一生难以逃脱的噩梦，他的一切不幸全都根源于他的专横、粗暴、能干、生命力旺盛、逆反心理严重而又有极强的支配欲望的商人父亲。这种不同于一般父子关系的异化关系不可避免的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正如在《变形记》中，对格里高的心境变化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几次致命打击全都是由其父亲完成的。
不论对于卡夫卡还是格里高，父亲这一角色都起了决定性的毁灭作用。对于卡夫卡而言，父亲摧毁的是他的意志和精神；而格里高的父亲则是将这种形而上、哲学意义上的摧毁具体化到肉体上，成为卡夫卡小说反复使用的题材。
格里高的父亲因为格里高对经济利益的妨碍，竟然愤怒到用苹果去攻击格里高，导致格里高伤重不治，最后绝望而死。这种不同于正常状态下的父子的感情，则是更深层意义上的隐含人际关系的变形。与妹妹和父亲的人际关系的变形折射到社会上，则是更为大众的金钱利益下人心的冷漠和人际关系的变形和异化。
3 心理变形
故事中各个层面的心理变化也串通成了故事发展的另一个隐藏线索，而这些不同方面的心理变化也正是“变形”实质中的一种。
首先，我们来浅析格里高的心理变化，我认为这大概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格里高突然发现自己变成大甲虫后的惊慌、忧郁。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发现自己大多数时候是忍辱负重且饱尝痛苦。第二，格里高看到家里并不乐观的经济状况而焦虑、自我责备，然而也是从这时开始，格里高的家人对其态度开始恶化。格里高的自责心理和亲人开始厌恶格里高的心理变化交织在一起，更加值得深思。第三，格里高受重伤后，屡次被父亲厌弃直至绝望。变形后的格里高，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真实的感受到了人情的淡漠，从还具有人类的不安情感到最后情感的消失，格里高的心理变化通过文本鲜明的表现了出来，这也是工业化社会下人类感情趋于冷漠的一个变形的典型过程。
其次，我们能够看到的还有格里高亲人的心理变形。格里高的母亲、父亲和妹妹对他的不断厌恶和疏远，都是一种心理变形。
变形记》的心理变化过程是社会人心理变化的一个总结性缩影。工业化社会下的人心的淡漠化和利益化已经是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每一个社会人都在经历着心理的“变形”，直至我们的精神世界彻底萎缩。
4 结语
《变形记》中的变形不仅仅是从人到虫的生理变化那么简单，他还包含着复杂的心理变形和人际关系变形，同时也是更大范围上的工业化社会人群的心理折射。格里高变形后，体会到了被社会抛弃的孤独感，他的外形是甲虫，因此他的“人心”无法被他人理解和接受。而这种现象实际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变形的甲虫”，永远有着无法排遣的孤独感。
《变形记》不只是变形，变的不只是形，更是人类精神的异化。
参考文献
[1] 罗锡英.试论《变形记》的空间叙事[J].作家，2011（16）.
[2] 吴翊卿，贾莉萍.变形世界中的自我——论《奇境》中主人公对自我的追求[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4）.
[3] 吴晓樵.青年茅盾最早提及卡夫卡[N].中华读书报，2011.
赵迪是一个15岁的少年，他在学校里打架，顶撞老师，上课不认真听讲，不尊重父母，这样的他在我们眼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孩子。他三番五次地逃跑、闯祸。但最后，在大家的努力下，他终于真正懂得了母爱的伟大。
看到赵迪，我联想到了现实中自已的所作所为。虽然我在学校没有像他那样顶撞老师，没有和同学打架，但上课不认真听讲，一放学回家就糊弄作业，守着平板电脑寸步不离，有时候甚至偷偷熬夜玩游戏，被妈妈发现后，常常不听劝告，还常常和她顶嘴。生活中，每到吃饭时间，只要我不饿，便找各种借口不吃。虽然妈妈对我的这个坏毛病也是非常恼火，也对我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但等我饿的时候，妈妈也总是没有怨言，默默地给我重新做吃的。
现在回想起以前的过错，我真的有些后悔。妈妈那么爱我，什么都想着我，我却一次次地让她伤心，把她对我的好当成烦恼。妈妈为我付出了许多，我却很少领情，甚至有时冷眼相对。妈妈不是我的奴隶，她辛辛苦苦地把我养大，我应该回报她，而不应该和她顶撞，知错不改，惹她生气。
等我缓缓醒来，我发现四周都是冰山、大冰块，还有许多怪物。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突然出现了一道闪耀的光芒，只见一匹骏马向我跑来，一个英武的战士骑在马背上，对我说了一些话，大概意思是：朋友，你现在来到了元气世界，我是骑士；现在你在我们的冰川世界，这里有许多的怪物，他们要抢走保持元气世界和平的圣物魔法石；你的身份是精灵，你的任务是保护圣物，不能被怪物抢走魔法石；我现在送你一把弓，让你有更强的实力，维护世界和平的重担就交给你了！说完，骑士化作金光，消失不见。
我振作精神，立即进入战斗状态，指挥一些随从用步枪猛攻那些怪兽。只见成千上万颗子弹一齐射出，声势十分浩大，吓得敌人魂飞魄散，四处逃窜。我们初战告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来了一群更难对付的怪物，叫做精英怪。骑士又过来看我，给了我一把新的弓，叫做魔法弓。魔法弓比原来那把更有威力，我欣喜不已。我就用这魔法弓奋勇杀敌，经过一轮激烈的战斗，我们又把精英怪击退了。
但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有个叫雪人王的怪物，神勇无比，几乎无人能敌，他又来挑战我们。我就召来了我的好伙伴吸血鬼和工程师，分别给他们一些武器，共同应战雪人王。这一次，我们坚持不懈，齐心协力，经过异常艰苦的斗争，最终打败了雪人王，使我们名声大振。但是，我们也损失惨重，吸血鬼不幸战死。回到骑士的定居地万圣节世界，我们把消息告诉了他，骑士放声大哭，我们都为吸血鬼的去世悲痛不已。
到学校的时候，被老师发现了，把我赶了出来。下课的时候，有的同学摸我的头，有的捏我的脸，嘲笑我是流浪猫，还有的居然打我！我很生气，心里很不好受，我是只“猫”呀！不是应该会讨人的喜欢吗？
放学后我闷闷不乐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妈妈看见了我，就把我带回了家养着。现在变成猫的我很开心，因为我能不去上学，不用写作业，也不被人欺负。但时间久了，我开始讨厌这样的生活。虽然我不用干很多事，但每天只能吃猫粮和鱼，而且鱼还是生的，我一点也不喜欢猫的事物。
一、本土化的节目形态构建
(一)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注重运用现代意识对社会各种热点问题针砭时弊,赋予节目强烈的时代魅力
《变形计》“结合当下社会热点,寻找热点中的当局人物,安排他们进行互换人生体验,参与节目的双方就在七天之中互换角色,体验对方的生活。节目同时全程每天24小时跟拍,粗加剪辑后原生态播出。”(1)
《变形计》节目的内核构思,简言之,就是将两个具有强烈反差的普通人的生活位置予以互换,让互换双方完全进入对方的生活,扮演对方的社会角色,编创人员试图通过七天互换生活角色的亲身体验,使互换的两个人能够从中得到感悟、以便他们能更好地审视工作、生活、人性乃至人生。《变形计》将“真人秀”的元素植入节目之中时,就充分考虑到国情和观众的收视习惯,在关注社会各种热点问题的同时,积极强调了节目的教育意义和社会影响。
《变形计》首先注重的是节目的选题,因为选题直接决定了当期节目的“议题设置”及互换双方的社会角色选取。《变形计》从节目正式开播至今,主题广泛覆盖当前社会中一些疑点、难点及焦点、热点问题,如关注父辈与子女教育问题的选题,如高三师生母女角色互换、网瘾少年和乡村孩子的角色互换、城市“问题少年”和陕北农家孩童互换、京城重点小学教师与乡下教师互换、厅级干部和村官角色的互换等,还包括一些社会上的热点问题,比如“行走学校”、“留守单亲家庭子女”等。编创人员会寻找一两个热点作为节目背景并引入当期节目,通过精心安排的故事情节,展现七天的角色互换体验,有意地凸显互换双方对于彼此之间角色的适应过程,从而生动地体现角色换位的基本历程,充分展现当事双方的矛盾冲突,进而通过个案深刻地折射出当前社会中此类问题的矛盾本质。社会上的热点问题往往也是一段时期内舆论的焦点,《变形计》策划选题的设置应和了社会的关注点,在热点中释疑解惑、积极引导舆论。
(二)淡化节目中的功利色彩;强化节目中的教育意识
随着社会的进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各类节目物质刺激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大,奖金奖品、“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成了各种节目吸引参与者、吸引电视观众的重要手段。这种情况在国外的各档节目中更是屡见不鲜。在“真人秀”节目中,物质奖励的诱惑几乎成了人们报名参与、争相收看不可或缺的卖点。
《变形计》在节目中有意弱化这种功利色彩,故事的主人公参与拍摄,“没有任何报酬”,“完全没有掺和商业元素。”(2)节目中的主角参与互换显然不是冲着金钱、名利等物质诱惑而来。而编创人员对于角色的选定,是很费了一番功夫的:每一期的“互换”都从一个侧面切入、从一个角度展现社会的某个热点问题,以小见大、以点带面。每期节目中的主人公恰恰就是这类问题之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人物———这在无形中提升了节目对于某些社会问题的说服力,同时也更易于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谈论这样七天短暂的、精心策划的“互换生活”是否真的能给当事人带来深刻的影响和转变、是否真的能达到编导预期的“互换目的”,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与当前泛滥的纯粹搞笑逗乐的游戏娱乐类节目相比较,《变形计》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事人和观众起到“教化”和引导的作用,能在观众观看节目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引领观众进入理性思维的深处,并带来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
《变形计》的很多期节目均涉及城乡之间不同身份的角色互换的内容。当被互换身份的朴实的乡里人初入繁华的大都市之中时,编导有意突出了淳朴的乡下孩子、坚强的乡村教师面对都市的物欲横流及各种物质诱惑展现出的勤劳朴实、勤奋节俭的优秀品质。尽管剔除了节目物质刺激和功利竞争色彩,但节目依然具有很高的可看性,并展现出一种健康向上的教化意义:在节目中用有益的观点和思想去影响观众,向观众输入了积极上进的节目理念,使得节目在好看的同时也不失深度。这种策划理念和思想在本土化的节目运作中是很值得借鉴和深思的。
二、本土化的节目内核架构
(一)“明说”与“暗示”
在《变形计》的变形环节设定中,蕴涵着一明一暗两条策划主线。首先是编导的明线构思,即编导制定的游戏规则和目的———编导希望两个角色在互换中能够学习、领悟些什么,并将这种互换意图通过解说词、演播室主持人和嘉宾对话、心理专家分析等方式明确地阐述给观众;其次是隐性的暗线构思———作为编导,应如何围绕这个互换意图来策划、安排两个人变形七天的互换生活,而这种暗线构思的意图是暗含于节目之中的,通过事先安排的充满戏剧性的情节或人为地制造出某些“动情点”来展现,一般并不为普通观众所轻易觉察。这些暗线构思的好坏直接决定着此类“真人秀”节目的成败。“明说”与“暗示”的巧妙性结合,使节目更加引人入胜。在展示当事双方“变形”的同时,《变形计》是站在介于变形双方之外的“第三者”的角度来观察和评议变形的过程的:时而以“明说”的方式告诉观众编导拟定的“游戏规则”,时而用“暗示”的办法预兆变形双方当事人未来变形历程的走向。
《变形计》“第三者”故事讲述者视角的选取使节目制作者“传者”的身份定位和受众“收视者”的心理角色定位巧妙地处于同一平台之上,这无疑拉近了观众和栏目之间的距离,有意识地强化了电视节目制作“受众本位”的收视理念。对于电视观众来说,这样的解说词更具有亲和力和切近感。透过细致入微的解说词,观众仿佛进入了当事人的生活。
(二)节目角色的“二次互换”
“真人秀”独特的节目形态决定了它事先铺设好的参与程序将充分影响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包括参与其中的角色自身以及作为“旁观者”的电视受众。一方面,参赛者可在游戏规定的框架中“扮演”游戏角色并尽情投入其中,另一方面,作为电视受众,不但可以“旁观者”或“仲裁者”的角色参与到节目中去,也能在参赛选手中寻找自己的“缩影”、“替身”,在紧张而刺激的审美娱乐过程中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传统的“真人秀”节目可以很容易地将游戏、参赛者、观众三方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以“游戏———参赛者”、“参赛者———观众”两条纽带贯串的统一整体。
《变形计》设定的互换角色的游戏规则灵活而巧妙地运用并改造了这一特征,让参与者、观众之间形成了互动互益的“角色二次互换”。第一次“互换”即节目规则事先约定的当事人之间的角色互换,对于参与这场互换游戏的双方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和挑战。一方完全进入另一方陌生的生活,努力模仿并扮演对方的社会角色,这种角色换位形成的巨大差异让当事人觉得新鲜、神秘,而互换之后所要经历的难以预料的未知和突如其来的变数对于当事人来说,自然是个不小的挑战。这样的游戏规则设置为节目中出现的看点和某些戏剧性的场景埋下了伏笔。第二次“互换”是观众和当事人的角色互换。对于电视观众来说,角色互换之后引发的一系列“故事”是激发他们收视兴趣最原初的动机。当然,如果仅停留于第一层次的“互换”,那么,《变形计》这档节目可能就沦为修改了游戏规则的最一般意义上的“真人秀”的克隆版了。令人欣慰的是,《变形计》的节目创新理念并不仅仅停留于“游戏规则”再造这样肤浅的表面,编导更加注重的是有意识地引领观众进入思维深处的理性思考———从旁人、从“第三者”的角度考察当事人的言行,并由此引发观众的“换位思考”。如果说第一个层次的“互换”仅是表面的、纯粹娱人层面的“游戏规则”的表露,那么,第二次“互换”才真正体现了编导的良苦用心,在观众和当事人的角色逐步互换之后,编导有意识地引导观众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予以思考,从而引发受众对于某些社会现象感同身受的思考和感慨。例如,在一期名为《不舍的村学》节目中,讲述了“城乡教师互换”的故事,如果仅依靠镜头和解说词来表现乡村孩子学习、生活的困难,远不如当事人亲临当地切身体验来得真实。电视观众通过与当事人的角色二次互换,更能“拟真”地体验这种感受,同时激发起他们对于现实的某些思考。所谓“旁观者清”,观众在这层意义上的换位思考,才真正体现了节目的社会意义和节目定位。
三、对于“真人秀”本土化之路的前瞻
不同的国家、民族在经济政治、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促成各个民族之间历史文化传统的异化,作为各国、各民族精神文化产品的表征形态之一———电视节目———也往往会打上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心理情感、审美情趣方面的印记。
实际上,一个民族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形态和审美观念,也总是以本民族的文化形态和审美观念为根本,将外来文化和审美观念民族化并将之融入自身传统观念体系之中。有鉴于此,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交流日趋频繁的今天,对于外来节目,我们应站在理性的思维高度重新审视节目的本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最大程度地适应我们的国情、民情。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环境的不同,不同的国家、民族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上都存在着不同的认知标准。在引进、吸纳、对待这些“舶来品”的同时,我们应加强本土文化与节目经营的结合,对其进行必要的“本土化”改造,制作出富有中国民族特色、气派、风格的电视节目,以适应国内收视市场的需求。
参考文献
[1]、[英]大卫·麦克奎恩著,苗棣、赵长军、李黎丹译:《理解电视:电视节目类型的概念与变迁》,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2]、尹鸿:《尹鸿自选集———媒介图景中国影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宗匠:《电视娱乐节目:理念、设计与制作》,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
[4]、张静民:《电视节目创作与编导》,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变形记》卡夫卡现代主义人的异化
奥地利小说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代表作品《变形记》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作品之
卡夫卡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君主制国家奥匈帝国。当时的帝国处于风雨飘、行将崩溃的境地。他目睹了各种社会现象。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他以敏锐的观察力。用全新的艺术形式反映了复杂残酷的社会现实。卡夫卡敏锐地观察人生，深刻地剖析社会。独创地表现生活。在《变形记》中，他运用荒诞奇谲的构思、寓意和象征的艺术手法，描写了一个人变成甲虫，并在孤独与冷漠中悄然离世的可怕故事，充分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非人化”异变，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矛盾。本文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这篇小说。
一、奇特的构思
卡夫卡的创作旺盛期正值德国表现主义文学运动的高潮时期。《变形记》可以说是表现主义的典型之作。表现主义的创作主张是遵循“表现论”美学原则，它反对“复制世界”，即不把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作为真实的依据。主张凭认真“观察”和重新思考去发现或洞察被习俗观念掩盖着的，而为一般人所不注意的真实。为此就需要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段，把描写的客观对象加以“陌生化”的处理，以造成审美主体与被描写的客体之间的距离，这种艺术手段通称“间离法”。《变形记》的变形即是一种间离技巧。作者想借以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理之间——表面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是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之所以亲亲热热，因为互相有共同的利害关系维系着，一旦割断这种关系，则那种亲热的外观马上就消失而暴露出冷酷和冷漠的真相。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所揭示的：“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关系之后的私人利益。”
卡夫卡借非理性的外观传达出高度理性化的内容，在人们始料未及的怪像显形之下，对独特与隐晦的事物进行追本溯源的探究，巧妙地将对现实世界的忠实描绘与魔幻分解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毛骨悚然的情节中展开对世界愚行的古怪幽默和辛酸嘲讽，让人们在心灵的震颤中悟出其象征和寓意，形成了他独创的艺术风格。
《变形记》写了一个名叫格里高尔的旅行推销员，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是一件让人感到多么可怕和难以置信的事情。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从外形到生活习性都已经虫化，他的“语言”和声音已让人听不懂，而他仍然有人的思维和理性，有强烈的生存要求和人性本能，清醒地活在人间。他发现他的母亲和妹妹对他的突然“虫化”都十分着急和同情，一家人唯恐他因此失业，会影响家庭经济收入。他请求秘书主任帮他说好话，把他留在公司里。然而秘书主任被他吓跑了，父亲恶狠狠地要打他回房间。渐渐地，一家人都讨厌他了，他成了家庭一切不幸的根源。后来，父亲给银行小职员买早点，母亲替陌生人缝内衣，妹妹当售货员站柜台，一家人劳累到了极限，厨娘也因为害怕他而退雇了，使女也走了，房客因为这个家可憎的状况要当场通知退租。于是这一家人都认定他不再是格里高尔而是动物，人不能和动物一起生活了。连最亲近他的妹妹也主张把他弄走。他在临死之前，拒绝进食，但却像找到某种渴望已久的营养一样欣赏妹妹的小提琴演奏。最后，他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悄悄离开人世。从这里，我们看到，变异了的格里高尔似乎是唯一头脑清醒的人，但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却容不得清醒者生存，因为世人似乎全都生活在浑浑噩噩的幻景之中，在这种颠倒的世界。格里高尔的死便成为必然。人变虫，想来是极不可能的，然而放下书静静回忆，又开始渐渐明朗：卡夫卡意在描摹整个社会。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用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反映了复杂的社会现实，揭示了社会矛盾。这与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截然不同。
二、荒诞的情节
小说的主人公推销员格里商尔一夜间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眠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他朝天躺着，他那坚硬的仿佛穿了铠甲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简直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他那无数只腿与身躯一比真是细的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的舞动着。”他逐渐养成了甲虫的生活习性，只能爬来爬去，他的声音变为“一种可怕的叽叽喳喳的尖叫”，“仿佛是伴音似的”，……由此可见，他从外形到习性都变成了一只地地道道的甲虫，但是他却保留了人的意识。他失业了，尽管如此，他仍然关心家人的生活，在死的前夕，他还爬到妹妹面前，宣布让她进音乐学院。但是他成了全家的累赘，最后在孤独、绝望、又病又饿中悄然死去了。这篇小说。情节有很大的荒诞性，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反思人变甲虫的深层原因，这种荒诞揭示的是社会环境的严酷和作为个体的人承受的生存压力之大，深刻而尖锐地表现了社会与人之间一种可怕的“异化”关系。在冷漠的现实世界中，人已经难以保全自己的本性，人被分裂、异化了。如果我们联想一下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事情，当我们自身的存在被一些谁也无法预料、无法逃避的境况所决定时，生活的荒诞与这个故事的荒诞就有了一种比拟的联系，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尖锐了：当我们突然无法动弹，丧失了人的一切自主性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卡夫卡的小说带给了我们深深的疑问。显然，在如此荒诞的突变中，卡夫卡敏锐地觉察到现实生活某些本质性的问题，才用这种象征、夸张甚至荒诞的手法加以表现。
三、小说中的“异化”
如果从西方流行的“异化”观念去看。这篇小说也是写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一篇杰作，它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在重重迫害下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以致“异化”的现象。在实际生活中，卡夫卡在家庭里与父亲的关系确实是不和谐的，但与母亲关系是正常的，与他第三个妹妹特别要好。但卡夫卡却在一封信中说：“我在自己的家里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现在卡夫卡通过《变形记》暗示我们：即使像他的妹妹那样爱着哥哥，但一旦这位哥哥得了一种致命的绝症，久而久之，她也会像小说中的那位女郎那样厌弃他的。这里，卡夫卡写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生存状况。人的变形，也是自我“异化”的一种写照。尤其是主人公变成甲虫以后，人的习性渐渐消失，而“虫性”日益增加，仿佛格里高尔异化出人的世界以后，倒是在动物的世界里找到“虫”的自我了。这样的写法是绝妙的。在人与人之间还没有取得和谐关系的世界里。人的变形也是一种象征，一切倒霉人的象征：人一旦遭遇不幸。他就不再被社会承认，从而失去作为人的价值的“自我”，成为无异于低等动物的“非人”。
主人公格里高尔在生活的重担和职业的习惯势力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异化为非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荒诞无稽的，但是卡夫卡通过变形这个象征的手法，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所创造的物作为异己的、统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对立，操纵着人，并把人变成物的奴隶，最终也变成“物”或“非人”。人变成甲虫，于是甲虫便带着人的视角去看人类，它所看到的是冷漠、空虚的芸芸众生。卡夫卡通过受压抑的小职员变成一只甲虫后的思想和活动，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从这里，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随处可见人性和人的尊严的丧失，随处可见人的自身以及人同社会、人同自然的异化，人变虫以及人“虫化”后遭遇的冷酷无情的遗弃便是这种种异化的象征。
阳光明媚的早上，小蚂蚁和小虫子在草地上玩耍的时候，发现了半个鸡蛋壳，小虫子说：“你看，这多像一块儿石头，我们来做一个跷跷板吧。”小蚂蚁举双手赞同，他们二话不说立马行动。找来了一根小竹竿固定在蛋壳上，高高低低的玩得很开心！
欢乐的笑声吸引来了小蝴蝶和他们一起玩。过了一会儿，小蝴蝶说：“你们想到天上看看吗？我们可以把蛋壳做成个热气球。”很快热气球做好了，带着小蚂蚁和小虫子飞上了天空，小蝴蝶飞在旁边当导游。他们惊叹的说：“哇！飞翔的感觉太棒了！”
到了下午，天上忽然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三个小伙伴连忙躲到蛋壳下面避雨，一点儿都没有淋湿。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了，三个小伙伴都玩累了，拖来了一片大大的叶子当棉被，躺在温暖的蛋壳中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现在大部分病人对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缺乏基本的信任，对医院的攻击和对医生的身体攻击已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没人对此负责。但是，随着六六的畅销小说《心术》的出版，中国这一受损的医患关系或将迎来转机。或者是我期望小说中对于医生的客观描述能让人们对医患关系有新的认识或者反思。
在《心术》一书中，作者六六摒弃了流行的观点，以理解医生和换位思考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共存关系，总体上是以客观的笔调来描写医生的世界。
《心术》记述了三位在中国南方一家有名望的医院工作的神经外科医生的日常生活。一个是住院医生，一个是主治医生，另一个是主刀医生。这部小说揭示了这三位不同工作时间、不同工作岗位、不同工作级别的医生的生活现实：高强度，高压力，低工资，经常受到来自患者的身体攻击和言语侮辱。
同时，她也没有把医院理想化。书中对中国医院生活的丑陋面也有浓墨重彩的描写，但这绝非六六的本意。这本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真实地再现了这三位医生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生动刻画了他们的喜怒哀乐。
为了让作品更真实，作家六六在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花了6个月时间体验生活。华山医院是中国最好的综合医院之一。她的调查研究在那里受到了开明院长的欢迎。尽管起初很多医生对她有敌意，但是，六六在6个月里逐渐赢得了神经外科医生们的信任。他们向她敞开心扉，与她促膝交谈，和她分享了他们的经历、体验、顾虑以及他们的人生故事。
这部小说暴露出目前中国的公立医院内医患关系是多么的糟糕。《心术》通篇之中，作者都试图向读者传递这样一个观念：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在失去诚信。医患关系的对立，只是中国社会更为广泛的摩擦和冲突的一个集中体现和缩影。你越是怀疑医生，你就越受伤害!人们之间越不信任，就越加剧整个社会的不诚信!
这本小说向读者提出了几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位中国公立医院的医生，这将意味着长年艰苦的学习、培训和工作以及整个家庭巨大的经济投入。你会发现，合法收入仅能糊口。那么，你还会坚持你的道德和伦理吗?你仍然想成为一名好医生吗?医生为什么要面对这样进退维谷的困境?
与此同时，公众的体验是看病难，看病贵。六六超越了小说中几个人物所面对的个人问题，直指当前医患矛盾的根本原因：卫生保健系统的制度本身和中国政府的财政投入不足。
关键词：《变形记》,现实意义
一、《变形记》折射出了作者的现实生活轨迹
作者弗兰茨.卡夫卡是奥地利现在著名小说家, 他1883年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家庭, 受歧视的民族血统成为他一生中沉重的精神负担。沉重的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使他抑郁成疾, 1924年病逝时年仅41岁。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社会环境形成了卡夫卡怪异、自卑多疑的性格和不成熟的特点。《变形记》虽讲述的是一个荒诞的故事, 但它灰暗的基调, 紧张的人际关系, 压抑的生存状态和冷漠的亲情关系无一不影射着作者的生存境况, 折射出了作者的生活轨迹。
二、《变形记》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
在《变形记》中作者以荒诞的情节, 寓言化的描写, 深刻揭示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的主宰下人性的异化。格里高尔为了应付各种关系, 他每天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稍有不慎便会招来上司的怀疑, 失去生存的依靠。现代社会同样由于竞争加剧, 人际关系金钱化、世俗化, 随着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现代人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如今我国已进入商品化的时代, 人们每天都为钱而奔波, 一切向“钱”看成为金钱的奴隶, 现代的房奴, 车奴比比皆是, 在物欲的冲击下, 道德、人性变得越来越淡薄了, 更有人竟提出真情值几个钱, 现代的年轻人甚至喊出“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 也不愿坐在单车上笑”口号, 这种赤裸裸的金钱至上的观念, 正是现代人被异化的表现……我为格里高尔悲哀, 也为现代物化了的人们悲哀。
三、作品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
小说表现出人与人之间成为陌生人, 以及人和一个敌视他的环境处于对立地位的可悲事实。之所以亲热, 是因为互相有共同的利害关系维系着, 一旦割断这种关系, 则那种亲热的外观马上消失而暴露出冷酷和冷漠的真相。《变形记》中, 作者详细的描写了家人对格里高尔从关心到厌恶再到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的过程, 而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家人希望他恢复赚钱的能力, 到彻底绝望的过程。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关系仍有少数被金钱左右着, 失去了亲人、朋友间那种应有的单纯真挚的情感, 包括亲情。人与人之间也越来越冷漠, 现在人的物质生活比较丰富, 但精神生活却很匮乏。电视上曾经有一篇报道, 一位老人被一辆车撞了, 另外一个好心人救了她并送到了医院, 然而老人的子女为了医疗费却说就是那个好心人撞得。看了报道让人无语, 不过最后事实的真相弄清楚了。但是有时让人感觉做件好事真难。在我们遇到困难时, 最希望的是有热心人帮助, 希望不要冤枉好人。
四、作品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恐惧
在《变形记》中, 作者首先突出地表现了小人物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表现出的无能为力的恐惧心理。生活中灾难就像一场噩梦, 一夜之间突然降临。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一觉醒来, 竟然发现身体的变异。他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无法预料有什么灾难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当灾祸突然降临时, 他才感到恐慌、无助, 不敢面对现实。进入20世纪以来, 世界大战的灾难,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通货膨胀的恐慌, 就业难的压力, 核战争的威胁, 环境污染和自然界生态平衡的破坏……这一切的这一切都使人们对未来的命运处于一种不可知的恐惧状态之中。社会现实将人们束缚着、限制着, 人在压力面前无能为力, 显得那么的渺小, 根本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面对无法摆脱的困境, 人们有时会希望有偶然事件发生, 好为自己找个开脱的理由。格里高尔希望自我解脱, 获得自由, “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但他无处可逃, 最后唯一能逃脱的路就是去变形, 这是格里高尔的悲哀, 更是现代人的悲哀。
五、作品反映了人对亲情的
《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 身体变异成为一只甲虫, 但是他仍想着要怎样还清父亲欠的债务, 送妹妹上音乐学院, 觉得自己应该坚持, 应该起来去工作。由此可以看出主人公为了家人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而当他变成甲虫后, 妹妹和母亲搬走了他房里全部的家具, 拿走了他喜欢的一切, 往日的关心也变成了嫌弃和厌恶。他的死, 非但没有让家人痛苦, 反而给家人带来了轻松的心情, “让我们感谢上帝吧”家人如释负重, “因而到郊外的旅途中感受到了充满温暖的阳光。”亲情本应是世界上最纯洁最无杂质的感情, 但在金钱和物化了的社会面前变得如此无情和自私。
卡夫卡在用他特有的方式呼唤人性, 呼唤亲情。和谐社会、和睦家庭是卡夫卡的期待, 也是我们每个人是期待。在《变形记》诞生一百年之际我希望在物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 能处处充满人性, 亲情和友情, 常回家看看, 让留守儿童不再有“爸爸妈妈我能去你们家吗”的呼声, 让人们重回那“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和谐时代, 工作不再是谋生的手段, 而是社会的需要, 是展示个人能力的舞台……到那时我可以自豪的对卡夫卡说, 你渴望的真情回来了, 格里高尔重回人类的愿望实现了!
参考文献
[1]、邓英凤.《变形记》对现代社会的启示[J]考试周刊.2008-32
[2]、肖锦川.《变形记》现实意义解析[J]课文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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