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点(共8篇)
凤凰财经综合 据华尔街日报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今年11月举行。我们预期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这次会议将制定出中国下一轮经济改革的整体规划。社会各界翘首以待,期望改革顶层设计对若干宏观经济问题能有重大突破。我们将列举出10点你需要知道的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内容,及我们对2013年改革方案整体规划的预计。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新一轮改革方案意义重大,且随着未来数月方案细则的公布,新一轮改革方案将提振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1.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制经济政策蓝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在此期间,中央委员会将召开若干次重要会议(全会),就重大政策决议进行讨论和投票。其中,一些全会主要关于思想建设及宣传领域,而三中全会通常聚焦于经济。
除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大会报告国家现状及党的议程以外,三中全会通常还会通过至少一项有关经济方面的重要文件。这一文件也可能涉及其它领域,同时三中全会有时也会通过政治、法律和民生方面的决议(但这些决议并不总是会公开发布)。这些文件的名称也许并不引人注目,如上一次三中全会(2008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正式准备工作开始于今年年初。准备工作涉及一系列复杂的起草程序,包含数百个机构递交背景资料、初稿以及审核意见。整个夏季,中国的高层领导们或许一直在翻阅并讨论这些关于经济问题的初稿。2.这是一次党的会议,制定出党的文件
重大决议由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即中央委员会做出,中共中央委员会选举出中央政治局,后者选举出政治局常委。七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重要决策机构。中央委员会下属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全会经济文件的起草。涉及其他领域(如政治、法律等)全会文件的起草统筹由党内其他相应的高层机构负责。
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文件指引并形成其后的政府(国务院)政策决策和规划。因此,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于改革的总体目标和战略完全认同并彼此协作至关重要。截至目前,充分的证据表明事实正是如此。
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官员也紧密参与到全会文件的准备工作中。各相关部委和官方机构参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报告的准备工作,如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各部委提供决策建议。3.某些三中全会影响深远 最常提及的一次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次会议标志着改革的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通过很少具体的决议或改革细则,其重要意义通过其他方式体现出来。
1976至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最高领导层试图恢复中央计划经济以刺激经济增长。目标方案已经起草,投资计划已经设定,产量和价格单均已准备就绪。当时的重工业是命脉,涉及石油、钢铁及能源的约120个大型工程项目被选作引领经济复苏的先导。原本计划通过大幅增长石油出口而获得外汇收入用于支付进口所需的工程设备。然而,当1978年中国实际石油蕴藏状况变得清晰之后(石油储藏量远远少于预估),这项计划在1978年不了了之。当时120项投资计划预算投入为120亿美元,但1978年中国的总出口才仅仅100亿美元。
在那一年,随后陈云也加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抓经济工作,并选择农业(而非工业)作为他的工作重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农产品[-0.93% 资金 研报]收购价格提高,人民公社悄然解散,家庭得以种植自己的土地并出售自己的农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具有争议的政策──允许农民自由耕种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未出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中,下面我们还将会提到这一点。4.某些三中全会令人稍感失望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因促生了真正的变革而令人弹冠相庆。2003年,胡锦涛和温家宝主政当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聚焦于经济“扭转失衡”及推动农村发展。2003至2013年间,农村地区发展取得了重大改善,社会保障基础得以重建,全国各地都获得发展,真正的中产阶层逐渐形成。相反,21世纪初的中国发展仍由国企、城市住房建设以及上世纪90年代末的入世(WTO)改革所推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指出的许多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随后,中央政府于2008至2010年间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的实施时间过长加剧了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5.预期2013年的三中全会将宣告重大改变
2013年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趋向于上述两种先例中的哪一种?我们并不奢望它能够实现1978年那样的根本性转变,也相信它不会像2003年那样令人失望。我们的信心基于以下几点原因:(1)、习和李在经济政策上彼此认同,都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2)、我们认为习在党内拥有足够的力量推行艰难的变革,这一点或许难以企及。
(3)、全会议程经过广泛的思考及调查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库起到重要作用。(4)、改革者在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如周小川(央行)、楼继伟(财政部)、刘鹤(国家发改委),这应会有助于减轻反对的声音,尽管部门内部可能还会有阻力。
(5)、地方政府或会赞成改革议程的某些方面,例如,很多省份眼馋新近宣布的上海自由贸易区政策。6.期待全会提出大的原则,而非细节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并不是讨论诸如房产税征收水平、应当拨出多少资金用于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未来五年哪些国企应当被私有化等细枝末节的地方。上述这些细节可以放在筹备阶段讨论,同时国家各部委或许已有自己的计划(如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方案已获国务院批准)。全会的关键在于给出清晰的改革的基本原则,以指导随后的政策细节并为其提供全方位理论支持。
没有颁布改革细节或许会让使那些期待重大突破的人感到失望。然而与此相反,我们预期全会文件中的一或两个关键词将会被作为改革指导方针强调并广泛讨论。之前媒体报道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分析人士将仔细研究报告文件以评估市场在改革中能够获得多高的地位。这样一旦党的领导层提出观点,政府部门就能明白如何开展工作。
7.政府体制改革或许也会成为2013年全会的焦点 “给我一根杠杆和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阿基米德如是说。我们猜测李克强总理也认同这一点。从近期在北京与学界交流的情况看,我们认为2012至2013年改革派对改革战略的讨论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如何产生自我推动式改革──即政策改变能够为增长模式的其他改变创造动力。
我们相信这里的“杠杆”是政府体制改革。我们希望本次全会通过的文件能够有一章节涵盖如下题目:
精简政府机购。中国目前的五级行政体系中,每一级拥有自己的财政预算及人员编制。过去几年在900多个县镇推行的试点将这一体系由五级精简为三级(中央、省、县)。在这一领域,浙江省走在前列。精简政府裁减无用的重复职能部门并节省开支。中央或将逐步压缩市辖区和乡镇政府的预算自主权并逐渐推广至全国。一旦这些地方预算由中央其他政府部门管控,浪费性支出应会减少。我们注意到山东省正着手这方面的尝试。据《经济观察报》报道,自2013年9月起,山东省政府将允许县保留大部分新收缴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在此之前,全省所有税收都由省、市辖区和乡镇依据固定比率分享。该项政策意在加强当地政府的财权,提供资金用于当地公共服务支出,如教育、医疗卫生(目前基本由最低一级政府县级政府承担),然后逐渐降低对中间级政府的资金投入。山东省现由郭树清主政,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同周小川、楼继伟共事。重新定位政府职能。正如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主政山东省时所倡导的,该项改革的核心在于扭转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局面。据报道,国务院已批准若干项取消行政审批及许可要求。随着审批权力的削减,腐败的机会自然下降。
为地方财政提供可持续来源。为保证县级政府能拥有资金用于提供公共服务,这或许需要允许地方获得税收(热议的房产税背后的考虑),同时割断他们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另外,很多学者提出将地方政府当前的部分事权上移中央财政,例如如果中央政府在初高中教育方面承担更多支出责任,将是十分有意义的。至少,中央政府应当增加对地方的资金拨付,鼓励地方将农民工纳入当地社保体系。创建受约束的预算制度,确保资金支出的效率。中国的政府预算普遍不够细致。并且常常滞后,缺乏预算监督机制。当前对预算制度改革的一些好的建议包括:更为详实、透明的预算(想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先看下你的财政状况吧);建立中期财政规划,这样一来当地政府不得不为未来负债建立预算;进行政府资产审计(我们对地方政府资产的了解程度甚至低于对地方政府负债的了解程度);建立政府支出的独立评估体系;改进地方官员绩效考核体系。这一方面正在发生变化,在我们看来,官员绩效考核必须由看支出转向看结果,由看基建转向看政府服务质量。
清理当前及未来的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有望在未来三年正式推出,包括债务规模、还款来源、担保以及债务股本比等。相关数据将由财政部负责检验并监督。近期,中央政府官员明确公开表态,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清偿债务,不要指望中央出手相救。中央收紧地方融资平台信贷的举措看来已初显成效,已经触发了地方国有财产出售。
创造途径让私人部门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与其通过地方政府的表外工具开展基建,不如思考如何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到基建中来。这需要通过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签订明确的合同来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公开化。
上述措施背后的核心思路,是限制地方一级行政力量参与经济、精简公务人员数量、制约地方政府过度负债、推动更多资源用于民生支出。所有这些都将进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进一步转变。
8.国企改革仍是敏感话题,可能不会明确出现在今年的全会文件。最近一次触发国有企业深层次改革的全会是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该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它为民营企业的成长打开了一扇门,小型国有企业被出售,大型国有企业经历整合、上市,变得更加强大。
我们认为国企改革将是一项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而不是能够在会议文件中描述或简单直面就可解决的难题。问题的思路在于要改变国企的经营环境,国企要么适者生存,要么被淘汰。诸如提高公共服务价格、打击产能过剩(通过让银行远离某些行业)、推动利率改革以及对私人资本开放铁路、医疗等行业以引入竞争等政策都将改变当前国企优越的经营环境。压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迫使地方政府出售国有资产。首批出售的酒店、商场及写字楼已然开始;我们预期第二波出售资产将涉及工业资产。将反腐调查拓展至更多行业(如医药、石油化工和电信等)或许将为更深层次的国企改革打开一扇门。为增强竞争力创造更大空间的举措(例如,通过中美双边贸易协定或上海的自由贸易区)同样推动着国企改革的进程。
本次全会可能的结果(也是改革者的目标)是国企改革将不动声色地由其他改革间接推动。渐进式国企改革唯一的问题在于往往耗时过长,且结果无法预测。
9.总书记可能会在全会前夕赴地方考察调研,强调政策重点 2008年10月份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聚焦于农村土地改革。2008年9月份,胡锦涛总书记走访了安徽省小岗村,该村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全国首次引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制度下农民得以有效地经营自己的土地)。胡锦涛告诉当地村民,它们的土地经营权将“长期不变”,但当前政府鼓励农地流转出租。当年10月份召开的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等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鼓励土地流转、商业化种植、农业集体化、城乡一体化,以及农民工纳入城镇户籍等。今年,有关允许交易出售农村“建设”用地(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房)的话题激起了热烈讨论。激进一些的观点主张允许这类土地出售或出租给房地产开发商或工业企业,所得土地出让款直接返还到农民手中。
总书记似乎愿意到各地考察调研。我们期望今年10月三中全会前夕他会有一次赴地方的考察之行。2012年12月,他走访了深圳并明确地将此行与1992年改革前夕邓小平的著名的南方之行联系到一起。习近平在此次考察中表示:“中国的改革绝不止步,对外开放绝不止步”,他还表示,“我们应当敢于解决危险路上的困难与风险,敢于打破意识形态的分歧同既有利益对改革的阻挠所构成的屏障”。在习今年10月的考察之行中,人们将期待即将来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面临困难,会选择哪条道路,会拿哪些既得利益开刀。10.改革已然开始
全会提出,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 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 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着力清除市场壁垒,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 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解读:
此次公报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
此次全会公报反映出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过去我们强调, 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而此次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购物狂欢节印证三中全会对市场定位
日本和印度没有像中国这样的购物狂欢节呢?这好像很有中国的国情, 这完全是由民间自己自发推动产生的, 这正好应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市场是决定性的因素。
市场决定与政府作用不矛盾
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 市场地位取得了新飞跃, 市场决定与政府作用不矛盾。
要点二公报: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全会提出, 创新社会治理, 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维护国家安全, 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 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 确保国家安全。
解读:
中国有必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最大的失误是在国际交往中以意识形态划分对立面, 导致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有失偏差, 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需要有新思路;中国面临的战略问题越来越复杂和多元化, 有必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中国需要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反恐战略规划
中国已有联合政府多部门打击恐怖的机制, 但这种机制主要起到预警和处置暴力恐怖事件的作用, 而不是消灭其滋生的土壤。中国十分需要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来对如何协调各部门从根源上消灭恐怖主义做出长期的战略规划。
国家安全委员会巩固高层对军队领导权
中共很多表态明确指出,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所以这点并不会变化。但长时间这可以带来中国决策机制的更进一步制度化, 在一定程度上讲, 也是巩固习近平主席的权力, 同时有各部门来参加运作, 在一定程度上讲也增加了透明度。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跟国际接轨的做法
习近平等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之后, 一直强调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将更有利于部门间的相互协调, 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这也是跟国际接轨的做法, 一般大国都有这样的机构, 比如美国等。
要点三公报: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全会强调,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确保改革取得成功。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 及时总结经验。
解读: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设置意义重大
这次公报提出特别设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这个意义非常重大。我们过去在改革开放后成立了一个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 当时是最高领导总书记挂帅, 在80年代90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改革领导小组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超越利益格局
作为高层改革领导机构, 怎样超越现有的利益格局, 怎样驾驭现在大的格局, 是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所在。为什么一些改革措施推出之后受到阻碍, 就是因为不得不顾及现有利益格局, 特别是垄断性行业, 未来仍是任重而道远。
深化改革小组料比发改委“高端”
全面深化改革机构跟现存的中国, 比方说政府发改委, 应该是不同的。它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端的, 我注意到它的使命有四个方面, 就是设计、协调、落实、推进。它有政策设计的一面, 但是同时也有督导的一面。
要点四公报:要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制度
全会提出,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 完善税收制度,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解读:
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与财税体制不合理有关
地方政府如此依赖土地财政, 地方债务这么高, 都与财税体制本身不合理有关, 这么多年来没有比较大的调整。一方面, 主要和地方不匹配, 常规性转移太少, 专项转移太多, 所以所有问题都聚焦到财税本身。
减税是最有效的促进民间经济成长的方式
我认为财税体制改革还需要着眼于整体的、长期的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特别是有利于促进民间经济的成长。实际上, 作为宏观调控的一种政策工具, 你要实行财政政策的时候怎么办?政府扩大支出很重要一条是减税。
公报“三大亮点”为财税改革确定了新基调
公报为下一阶段中国的财税改革确定了新的基调和战略目标。特别是将公共财政的三大制度——税收制度、预算制度和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建设与国家治理能力、制度体系的改善与成型, 以及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结合起来。
要点五:公报: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全会提出, 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 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解读:
建设用地一体化将促户籍改革
城乡建设用地一体化的过程, 就是瓦解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 这一举措必将影响城乡户籍的改革, 这样, 两个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就会互相促进着解决。
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需要明确时间表
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面临着重重阻力, 要拆解缩小收入差距、打破垄断、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诸多“硬骨头”, 必须用巨大的勇气和决心, 制定出台更加具体合理的改革措施和明确的时间表。
要点六公报: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全会提出, 科学的宏观调控, 有效的政府治理, 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 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解读:
行政体制改革是下一步改革的重头戏
这次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肯定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从今年上半年我们全面推进国务院行政改革, 减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 以此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 我认为是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
政府要从对要素市场的过多控制中退出来
政府要从对市场, 实际上主要是要素市场的过多控制、干预当中要退出来, 要真正能够让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所以这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之所以是核心问题, 这就涉及到政府职能的转变, 尤其是涉及到宏观调控的改进。
要点七公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全会提出, 建设法治中国, 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解读:
重新树立宪法权威对中国长治久安有战略意义
如果没有基本的法律意识, 这个社会是要出大问题的, 文化革命中就是这样爆发出来的, 把法治全部破坏了。三中全会重新树立宪法权威, 强调司法公平公正, 强调司法审判相对独立, 我认为对中国长治久安有战略意义。
公报单独提司法改革高层已重点关注司法公正
公报把司法改革问题单独提出来, 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怎样实现司法公正已经被高层重点关注, 此外, 强调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把人权问题摆到桌面上, 研究解决、制定措施、实现保障, 这一点非常重要。
要点八公报: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
全会提出, 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创新发展军事理论, 加强军事战略指导, 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要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 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解读:
三中全会提军队改革着眼于现代战争
全会明确提出关于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问题, 包括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体制编制改革、政策改革等等, 这些都很重要, 而且着眼于在现代战争这样一种条件下, 着眼于我们所达到的发展高度。
关键词: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人民群众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中國的改革走进了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小康社会的建设步伐,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更加幸福美好的前景,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果将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一、从国家繁荣强大看人民群众受益
中华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民始终以不屈不饶的精神,不断奋起抗争。在起伏跌宕、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挣脱了几千年苦难深重的枷锁,开始了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初步繁荣昌盛,全国人民群众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繁荣强大的最大受益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决定命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让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是中华儿女几代人前赴后继奋斗的梦想,是全国人民共同的追求。祖国的强大与否,与每个中国人都是息息相关的,每个中国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老百姓都盼望国家好,因为只有国家好,大家才会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战略目标和任务,保证了我国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才能使我国的发展沿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轨道前进,从而让老百姓放心,使全国人民群众更加受益。
二、从社会经济发展看人民群众受益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发展前进的,只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社会才能前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要求,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将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到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做出的正确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适应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推动了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适应,适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必将推动我国经济更好地发展,也必将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我们将欣喜地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目标完成之日,也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之时。到那个时候,中国的面貌必将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呈现出更加广阔的前景,广大人民群众必将享受到深化改革带来的美好成果。
三、从关注民生看人民群众受益
全面深化改革十分关注民意、关注民生,随着我国改革的全面深化,全国人民将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是执政党的庄严承诺,也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中国共产党在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任务时,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深化改革的奋斗目标,总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把惠及人民群众利益,让人民群众受益,作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也是深化改革的落脚点和目标。我们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人民群众是深化改革的动力源泉,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就是为人民群众着想,让群众过上期望中的美好生活,让群众有干劲,有希望,有奔头,最终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2、坚持的工作总基调是(稳中求进)。着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以(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5、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6、全会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7、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坚持发展)。
8、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
9、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10、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11、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财政)。
12、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是(科学的财税体制)。
13、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是(城乡二元结构)。
14、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立足于我国的这个最大实际是(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5、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16、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是(协商民主)。
17、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18、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19、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20、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1、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外,除此,还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22、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会要求,到2020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23、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ABD)。
A、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
B、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C、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D、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24、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ABCD)。
A、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 B、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
C、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D、政府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25、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ABCD)。
A、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B、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C、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D、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26、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ABCD)。A、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B、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C、建设法制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D、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27、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是(ABCD)。A、以工促农
B、以城带乡
C、工农互惠
D、城乡一体
28、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须(ABCD)。
A、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来更好结合
B、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C、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D、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
29、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是(ABC)。A、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B、让人民监督权力 C、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D、提高官员道德品质
30、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ABCD)。
A、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运行体系
B、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C、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
D、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
31、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要(ABCD)。
A、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B、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 C、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D、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32、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制,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ABCD)。A、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 B、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C、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D、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33、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34、、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要(ABC)。
A、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B、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
C、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D、使宪法赋予公民更多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
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为全党共同任务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在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或修订的50多部党内法规中,这两个文件的重要性和关键性,既有利于进一步扎紧“制度笼子”,也有利于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支撑和纪律保证。
为此,需要了解《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九大亮点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五大亮点。
一、《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九大亮点
亮点一:重要目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亮点二:重点、关键——前者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后者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亮点三: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也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根本保证。”
亮点四:纪律严明——“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的重要保障,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吹捧。”
亮点五:根本要求——“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亮点六:重要基础——“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决策、执行、监督等工作必须执行党章党规确定的民主原则和程序,任何党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压制党内民主、破坏党内民主。”
亮点七:组织保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任何人都不准把党的干部当作私有财产,党内不准搞人身依附关系。规范和纯洁党内同志交往,领导干部对党员不能颐指气使,党员对领导干部不能阿谀奉承。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
亮点八:锐利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带头从谏如流、敢于直言。”
亮点九:列席会议——中央全会通常只是中央纪委常委列席会议,而本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了六中全会。二、六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五大亮点
亮点一:建立健全党中央统一领导的党内监督体系。“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
亮点二:明确党内监督的主体责任。“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全面领导党内监督工作。党委(党组)在党内监督中负主体责任,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党委常委会委员(党组成员)和党委委员在职责范围内履行监督职责。”
亮点三:明确纪委在党内监督中的专责。“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
亮点四:明确了监督的全方位。”各级党组织应当把信任激励同严格监督结合起来,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
亮点五:明确了全党的共同任务“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是全党的共同任务,必须全党一起动手。各级党委(党组)要全面履行领导责任,着力解决突出问题,把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随着六中全会精神的深入学习和认真贯彻,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改特区或廉政试点的相继设立,随着“制度治党”、“重构政治生态”的战役行动实施,“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战略目标将一定实现。十八届六中全会,不仅将以吹响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冲锋号而载入史册,而且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推进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权力监督转向制度监督、权力治党转向制度治党的重要里程碑。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要点解读】
10月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和鲜明主题是全面从严治党,全会不仅对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进行了科学研判,而且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做出了重大部署。学习领会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战略举措。我们知道,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那么,全面从严治党,怎么管?怎么治?靠什么管?凭什么治?从根本上讲,必须科学认识并牢牢把握住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三题”。
一、必须把握好管党治党的“正反题”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这既是建党95年来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得出的基本经验和结论,也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正题”。“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全党的严厉告诫,这也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反题”。一个“正题”,一个“反题”,二者相得益彰,凸显的正是共产党人高度的历史自觉和主体自觉,饱含着强烈的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反复重申,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构成了当代中国最为关键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全面从严治党,要靠全党、管全党、治全党。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永不动摇,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这次全会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庄严承诺:“打铁还需自身硬”。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党的建设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先进不等于今天先进,今天先进也不等于永远先进,因此,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不断改进和完善的党的领导。
二、必须坚持从严治党的“标本治”
全面从严治党,要害在“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实现治标与治本统筹兼顾。总体上看,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遵循由表及里,从小到大、从外到内的原则,旨在标本兼治、固本培元,这既勾勒出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管党治党的实践逻辑,也构成了管党治党的新常态。
十八大召开之后不久,“八项规定”出台后,总书记切实履行“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的庄严承诺,始终在带头执行“八项规定”方面身体力行,为全党树立了典范。实际上,坚持以上率下、上行下效,一级做给一级看、一层做给一层看,这种层层示范效应实际上所传递的正是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虽然“八项规定”从“餐桌上的腐败”“车轮上的腐败”“月饼盒里的腐败”开始,从小处着手,这看似“治标”,但是从大处着眼,反腐效果却是立竿见影、十分显著。
这次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怎么管起来?怎么严起来?既要靠教育,更要靠制度,刚柔并济,双管齐下,同向发力,才能取得标本兼治的实效。为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实践需要,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党内基础性法规如《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或制定或修订并相继颁布实施,此次全会专门讨论并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必将在全党上下形成一种整顿党的作风和队伍、管党治党的强大震撼力、威慑力。党内法规的颁布实施,旨在以制度的刚性建设性力量实现党员领导干部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愿腐”的转变,从而真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由外而内、从现象到本质,从“治标”向“治本”的实质性飞跃。
三、必须坚守共产党人的“高底线”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要重申共产党人应该坚守的理想信念的“高线”,又要划出共产党人不可触碰的纪律“底线”。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守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高线”。革命理想高于天。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经济上贪婪、政治上变质,还是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根子上的问题就在于缺乏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是由一群有着共同信仰并靠信仰作纽带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如果失去了共同信仰,就意味着全党的纽带断裂,最终必然导致共识破裂、派系林立、四分五裂。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今天,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代表着一种价值追求,意味着共产党人的精神历练。坚守理想信念的“高线”,归根到底就是要“寻根”,说到底就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坚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必须以高标准、严要求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补好理想信念这个精神之“钙”,从根本上解决党的建设中存在的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失之于松的问题,真正取得管党治党的实效。
坚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还必须守住共产党人不可触碰的纪律“底线”。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使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总书记深刻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首先要严明纪律,纪律不能成为“稻草人”,不能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加强纪律建设,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当前,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扎紧党规党纪的笼子,把党的纪律刻印在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心上。
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法治中国的建设绘就了新的蓝图。这是中国法治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必将推动中国法治跨越到更高的水平和层次。主要体现出了四个方面的新意。
阐明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要性和根本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唯有依靠法治,才能突破利益固化之藩篱,攻克深层复杂之难题,确保改革有序进行,通过良法善政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最大福祉。唯有依靠法治,以法治作为执政之根本遵循,树立法治思维,掌握法治方式,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提出了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一总目标包含了多重意思。首先是道路、制度、理论的融合性: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强调指出了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一致性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的一致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党自身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对于依法执政、依法治国而言具有基础性意义。
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
这些重大任务主要涵盖了六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立法工作和宪法的实施与监督。
第二,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建设。
第三,公正司法与提高司法公信力。
第四,培育法治文化与建设法治社会。
第五,法治职业和人才队伍的保障。
第六,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全会指出要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筹协调。
一、关于社会治理理念的研究
学界围绕“打造一个什么样的政府”这个主题展开对社会治理理念的研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善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但是,无论是打造“法治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其本质都是在追求“善治”的理念;“善治”是中共执政的价值追求。杨春福(2014)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尊严和幸福生活,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在善治的执政理念下,人民的尊严与人道才能得以尊重与维护。善治追求的是对所有人的权利的保护,尤其突出强调对弱势、贫困群体利益的关注,并对其合法权益加以优先保障。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善治的本质特征,它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是两者关系的最佳状态[2]。王利明(2015)在论及善治和法治的关系时指出,善治是法治的目标,法治是实现善治的保障。同时,他指出良法是实现法治的前提和基础。良法不仅反映国情、社情、民情,而且也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要求,反映整个社会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符合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首先以良法推进善治[3]。俞可平(2014)在谈到法治和善治的辩证关系时指出,法治贯穿于善治的始终,没有基本的法律规范和制度机制,善治要素的性质都可能会发生改变,危害公共社会治理,甚至导致恶政和劣治,最终危害公共的利益。俞可平认为,法治是善治的前提,没有法治的保障,善治也就无从谈起[4]。
二、关于社会治理主体的研究
狄增如、樊瑛(2015)认为,建立新型的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结构,不仅要从宏观层次上研究政府、组织和公民,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要从微观上把握多元主体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5]。乔智(2015)认为,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通过有效的合作关系,依照一定的规则对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6]。张康之(2014)认为,社会多元化正逐渐成为时代的新特征,政府单一治理主体的时代已经式微,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逐渐成长起来,并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政府应正视这一现实,并在现代化社会治理过程中对自身的角色准确定位[7]。王美文(2009)认为,打破传统政府一元化的社会治理,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部门、各群体广泛参与的社会共同治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8]。杨东(2014)在论及中国近代社会治理主体嬗变时指出,中国社会治理与基层权力的参与主体先后经历了从“地方权绅——工农群众———参议员———人民代表”的嬗变轨迹[9]。政府不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而是“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的“一元”,政府这一特殊的社会治理主体承担着协调其他多元治理主体形成治理合力的重要任务。
三、关于社会治理职能的研究
李德新(2014)认为,政府改革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若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准确定位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应扮演的角色[10]。赵光勇(2015)认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政府的基本职能如何定位是密切相关的。国家的治理能力,通过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的治理能力体现出来,并服务于政府的职能和目的;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环节。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增强有限政府理念,实现政府的“放权”和“归位”[11]。王浦劬(2015)认为,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定位应该是分解政府原有的强大权力;使公共权力在各个治理主体之间恰当分解、合理归位,从而造就办事高效、权力有限、有所作为的现代政府,并积极构建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的良好共治关系及其实施机制[12]。李军鹏(2015)认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推进国家治理功能现代化,必须大力推进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现代化,公共管理职能的实现程度直接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程度。可以通过三个路径推进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现代化:第一,简政放权,通过政府职能的有限性实现国家治理职能的有限性,赋予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等更多的权利。第二,突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管理职能,强化国家治理功能的宏观性。第三,构建服务性政府,强化政府在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中的服务职能[13]。
四、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研究
辛向阳(2014)认为,国家治理能力要想走向现代化,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统筹和协调处理好涉及国家治理的各种重大关系,如党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政府和公民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14]。提高社会治理能力,也必须要从这五个方面入手。郑慧、何君安(2014)认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回答的是“如何提高国家治理的本领与效能”问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指国家治理理念的人性化,治理手段、治理方法的时代化、科学化,治理过程的有序化以及治理结果的有效性[15]。丁志刚(2015)认为,国家治理能力是指政府统筹各个领域发展,运用国家强制力管理社会事务,并使之协调发展的能力。国家治理能力不仅影响国家治理绩效,而且影响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治理体制机制的现代化上;没有国家治理体制机制的现代化,不可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突出强调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显著特点[16]。
五、关于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
张一洲(2014)认为,传统社会管理的核心驱动是国家公共权力,突出强调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而社会治理则是一种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事务的活动,政府不再是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也不具有天然的权威性,其核心驱动是合作机制。要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构建“权威”多中心的社会治理结构[17]。薛泉(2015)认为,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无论是传统社会皇权政治下的地方自治,还是现代社会有限民主政治下的参与治理,其中都渗透着强大的政府权力。随着非政府力量的成长,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开始受到来自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挑战,中国未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必然有多重的选择[18]。任中平、邓超(2014)指出,以政府作为唯一社会治理主体的模式已经陷入了明显的治理困境,当前迫切需要实现社会治理的模式转换,即实现从政府行政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模式的转变,以提升国家社会治理能力[19]。学界对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主要倾向于变革政府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积极倡导建立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模式。
六、关于社会治理评估的研究
评估社会治理成效,需要有一套健全的评估标准和评估体系;没有科学的评估标准和评估体系,就不能对社会治理的成效作出科学的评价,也就无法真正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俞可平(2014)详细论述了进行国家治理评估重要意义:第一,通过社会治理评估可以客观地认识国家治理状况。第二,社会治理评估可以正确引导国家治理的改革方向。第三,通过社会治理评估可以发现社会治理的现实状态与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以便明确治理改革的路径,从而推动国家的治理改革。第四,通过社会治理评估,发现不同国家在治理结构和治理体制方面的差异,尊重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治理特色,从而拓展国际社会的治理合作。第五,社会治理评估扩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第六,开展社会治理评估,努力掌握政治话语和政治评价的主动权,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民主治理的成就,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20]。“中国社会管理评价体系”课题组在《中国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2012)一文提出了一个包含人类发展、社会公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参与等六个基本维度的中国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并详细介绍了中国社会治理指数的测评方法。这六个评价维度构成了中国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体现了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稳定、参与、透明等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和理念,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祁海军(2015)认为,社会治理评估主要涉及三个层面,即治理主体、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由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所以评估的方式也不能是单一的;治理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对社会治理过程进行评估时也必然需要动态的方式;对治理绩效的评估不仅要采用纵向比较法,探寻本地区不同时期的治理效果,而且还要采用横向比较法,在横向比较中发现同期不同地区社会治理效果的差异[21]。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善治”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和遵守的执政理念,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价值取向。同时,善治和法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法治是善治的前提和保障,善治是法治的价值取向。第二,由“一元”走向“多元”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多元主体的治理体系中,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同时,政府只有充分协调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个人在社会治理的作用,并将这多种力量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第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从根本上扭转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的“放权”和“归位”,努力打造有限、有为、有责、有能、有效的现代服务型政府。第四,社会治理能力直接关系着国家治理的绩效和综合国力。转变党的执政方式,治理手段、治理方法的时代化、科学化以及治理结果的有效性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第五,变单一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为“多元主体”治理模式,由“政府管理”到“多元共治”是社会治理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第六,社会治理评估是正确认识社会治理状况的前提。社会治理评估至少应从治理主体、治理能力、治理过程、治理绩效等几个方面入手;社会治理评估是一个动态的、全方位的过程。
七、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展望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学界对社会治理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些研究都是一般性、普遍性的;而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则比较薄弱。我国是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地区占国土面积的较大部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大局的稳定;关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具有不同于一般社会治理的特殊性,笔者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作以下展望:
第一,加强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环境的研究。民族地区不仅自然生态环境脆弱,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也不容乐观。近年来,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国际恐怖势力相互交织,不断向我国民族地区渗透,制造民族矛盾,挑起民族争端。比如,2014 年的昆明火车站爆恐案件和喀什“7.28”事件,就是“三股势力”不断渗透、破坏的结果。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治理环境,使得社会治理难度加大。
第二,加强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主体的研究。民族地区不仅具有一般地区的社会治理主体,而且宗教领袖和部落、宗族首领在社会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活佛在藏族群众中、大毛拉在维吾尔群众中、阿訇在回族群众中都具有极高的声望和地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充分发挥宗教人士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就显得十分必要。头人、部落首领等传统社会精英,至今在少数民族村落中还有重要的影响。
第三,加强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职能的研究。中共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近期习近平同志又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这其中都涉及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实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如何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让民族地区与全国人民同步实现小康,就成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在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中,“扶贫开发”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职能。
重大使命 重拾勇气
今年适逢中共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周年,也是作出改革开放战略35周年。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35年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承担着改革攻坚的重要使命。历经35年改革,中国走上了富裕之路,但也进入了社会矛盾高发期,如何通过下一步改革,实现稳固发展、公平正义、真正富强,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 。
2013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11月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海外舆论认为,政治局会议定调“深化改革”为三中全会的主轴,再次传递出中央坚定改革信心、坚持改革正确方向、凝聚改革共识的强烈信号,稳定和强化了公众的改革预期。习李时代的改革开放路线图将在三中全会揭晓。
当前,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回望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拾当初作出这一重大转折的决心与勇气,对于当下深化改革便显得格外重要。新一届中央领导层履新伊始,“深化改革”的议题就提到了极为重要的战略高度。
已形成共识的是,未来的改革主要是围绕三个关系的处理,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分别对应的是,解决市场对政府推动改革的路径依赖,解决地方因地制宜的不同的发展模式,解决民营资本活力的问题同时建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重走1992年小平南巡的路线,在深圳并明确表态至今仍被世人称道:“中国的改革绝不止步,对外开放绝不止步”,他还说:“我们应当敢于解决危险路上的困难与风险,敢于打破意识形态的分歧同既有利益对改革的阻挠所构成的屏障”。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习近平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壮士断腕 清醒认识
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是中国时值转型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料出台指引未来十年的重要改革措施。而8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与以往会议有很大不同,会议内容极其丰富,四项政策均事关中国发展全局。细观之下,四者实则有丰富的内涵联系,都指向改革开放。会议明确指出,加强反腐,建设清明廉洁政治,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外在保障。而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简政放权,是优化市场环境、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的必然要求。
会中敲定未来5年将全面严打贪官污吏,杜绝腐败漏洞。此后10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反贪污贿赂工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这是1989年10月25日后,时隔24年最高检再次“述贪”, 彰显了肃贪反腐将成未来旗帜鲜明的改革。鉴于腐败已是当前中共继续执政和长期执政的重要阻碍,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研究的“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中,应涉及反腐议题,包括建立健全利用制度预防、惩治腐败的约束和监督体系,真正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政治局会议听取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报告,这是大陆推动经济改革很重要的一环,将从国内外发展大势出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上海自贸区将成大陆经济发展再上楼的重要一步。上海自贸区挂牌破冰则堪称是继经济特区、开发浦东之后,在加强改革开放方面又一重大手笔,集中反映出习李的胆识和魄力。
国务院在此时推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意义最主要的集中在以下2点:一是改变过去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型发展模式,放弃过去单靠产业振兴计划等“政策红利”来扶持经济的做法,从而避免过度贷款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和过度投资造成像光伏产业那样产能过剩的问题;而是通过今天放松管制、强化市场化机制改革的做法,向社会提供摆脱经济低迷所需要的“制度红利”。这种用“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去替代“看得见的手”的做法,就是表明政府今天想扭转实体经济“钱荒”和虚拟经济“钱多”并存格局的坚强决心。
当下繁琐的行政审批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更成为寻租腐败滋生的温床。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或将成为此次三中全会的讨论重点,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求新求变、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具示范作用。
从政治局会议来看,中央对改革的困难和阻力有着清醒的认识。强调“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显示出习李的改革,必将是頂层设计和基层创新兼顾、扩大增量与优化存量并重,将统筹及可持续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的改革。
政策基调 路线揭晓
这次政治局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确立了三中全会的时间表,同时也定下了政策基调。按照一般惯例,三中全会是新一届班子正式以中央全会方式决定治国理政大政方针的开始。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以往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显然不适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需要审时度势,对未来改革制定明确的路径和方向。政治局会议透出信息,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心,政府转型也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让市场机制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十八大报告中已经提出非常具体的改革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力争达成一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方案。或许三中全会将会在多领域将推新政,例如金融自由化;让地方政府来负担大部分社会性支出;给予农民更大的土地经营自主权;继续减少行政审批环节;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改革户籍制度等。
会议指出,要把职能转变作为改革的核心、把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重要抓手和突破口,继续简政放权,要把群众需求作为改革的重点,着力解决好事关民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坚持精简统一效能原则,推进机构和职责整合,规范机构设置,加强机构编制的刚性约束力,坚决查处机构编制违规违纪行为。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鼓励地方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探索,大胆创新。
会议指出,当前,腐败现象依然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会议强调,全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判断和要求部署上来,把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重要任务和工作目标,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严肃查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充分发挥震慑力。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预防腐败必须从狠抓党风建设入手,树立“三个自信”,坚决纠正“四风”,切实改进作风。要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加强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纪委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将反腐纳入到一个法制的轨道,通过建立法制笼子将公权力关起来,这将会是五年规划最核心的指导思想和重大转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新一届政府履新以来,改革特征明显,凡是市场能做到的,交给市场;凡是社会能做到的,交给社会。政府优化减负,放权给市场经济,加强监督管理的职能,而这一切都将随着全会的召开而焕发出更大的正能量和进取效果。
坚定不移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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