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调节对策(精选4篇)
2012年08月17日 10:53 来源:《财政研究》2012年第1期 作者:张玉周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106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蓄势待发。财税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收入分配关系的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的财税政策设计和执行存在诸多不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财政分配职能的发挥。从公平收入分配的角度完善财税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分配方式也逐步由政府主导过渡到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收入分配方式的变革在不断提高人们收入水平的同时,也使得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本身无力解决收入再分配问题,只有政府运用财税政策在全社会范围内对收入再分配活动进行长期的、系统的和规范的调节,才能实现收入分配社会意义上的相对公平。
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
(一)基尼系数不断提高。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通行指标。有关专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测算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1978-1984年为0.212-0.244,处于比较平均区间;1985-1999年上升到0.304-0.397,处于相对合理区间;2000-2005年达到0.403-0.451,开始进入收入差距较大区间;自2006年基尼系数攀升态势更为明显,2006、2007、2008年上升到0.496、0.503、0.508,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开始进入收入差距悬殊区间。
(二)地区、城乡、行业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1.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战略,从而拉大了地区差距。资料显示:1978-1985年,我国地区总收入差距系数稍有缩小,从0.2745下降到0.2578;1986-1991年,该系数从0.2579上升到0.2767;1992-2009年,该系数则呈现加速上升趋势,从0.2769上升到0.3721。
2.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尽管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但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明显快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资料显示:1978-1985年,我国城乡差距均在1.8:1以内,此后城乡差距加速扩大,到2005年城乡差距已扩大到3.2:1,2009年进一步扩大为3.3:1。如若考虑我国城乡福利补贴、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达到5:1,甚至6:1。
3.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职工工资水平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持续上升,职工实际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615元增加到2009年的6213元,增长了9.1倍。但是,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呈不断扩大趋势。据统计:1978年全国各行业职工实际平均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仅为380元,1998年扩大到6972元,到2009年则进一步扩大至8871元,短短30年这一差距扩大了22.3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财税政策 倍。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财政政策原因
(一)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限制了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发挥。
1.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总量偏小。由于我国转移支付的目标不明、定位不准,形成了以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等确保地方既得利益的转移支付为主体的格局,真正用于解决地方之间财力差距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则相对较少。如2010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中均衡性转移支付仅占15.1%,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等其他转移支付占84.9%,这种不合理的转移支付结构不仅没有起到均等化作用,相反还使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
2.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目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只明确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省及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尚未完全建立,省级、地市级财政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明显不足。乡镇政府处于政府级次的末端,经过了多级缺少透明的转移支付后,到乡镇政府时已所剩无几,造成城乡之间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力差距日益扩大。
3.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不规范。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分散于各个部委,实行多头管理,分配办法缺乏科学的依据和标准,资金安排随意性严重,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转移支付资金专款被挤占挪用的现象时有发生,最终导致无法保证转移支付的统筹安排,影响了转移支付均等化功能的发挥。
(二)现行税制体系不完善降低了税收收入调节功能。
1.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不规范。个人所得税在调节个人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公平分配方面具有其他税种难以替代的优势。但由于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本身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一方面政府没有根据居民收入的多元化趋势和收入分配体制的全面调整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收入监控体系;另一方面对不同收入来源采取不同税率和扣除标准的分类征收模式不能真实体现量能纳税的征税原则,从而导致其收入公平性的实现与其调节功能的有效发挥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2.税收调节体系不健全。科学合理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尽管能对个人收入分配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但是它对个人的财产存量和转移方面的调节却无能为力,而遗产税和赠与税则恰恰能在这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因此,防止收入差距扩大,仅靠单个税种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着眼于整个税制体系的建设,综合运用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多种税收手段。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3.消费税制度设计不合理。奢侈性商品和劳务等非必要性消费的主要消费群体是高收入者,对其征收较高税率的消费税,不但能起到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而且能起到一定的调节收入分配作用。然而,我国目前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相对狭窄,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不能发挥有效作用。
(三)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削弱了宏观调控能力。
1.我国的基本建设支出仍然偏高,而且大部分都用在了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豪华型建设投资,如奥运会、世博会场馆建设等。研究表明,尽管基本建设支出与基尼系数负相关,即北京和上海两地增加基本建设支出将有助于促进当地社会公平,但从宏观角度看,该投入却会加剧地区间的社会不公。
2.我国政府机构臃肿,职权不明,部分单位还存在人浮于事、公款私用等情况,造成行政管理支出日益膨胀。不仅浪费了大量相对稀缺的财政资源,而且由于行政管理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具有两极效应,即增加城镇居民收入而降低农村居民收入,无疑又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对“三农”尤其是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仍相对不足,造成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以医疗卫生为例:2010年占总人口不足40%的城市居民拥有的政府卫生资源高达68%,而占比60%以上的农村居民仅拥有32%。城市居民人均拥有的卫生费用是农村居民的4.2倍。
三、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财税政策建议
(一)完善转移支付体系。
1.加大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数量。转移支付制度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或水平的均衡。因此,在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应综合考虑人口规模、自然条件、人均GDP、教育水平等多种因素,逐步提高人均GDP、人均支出等客观因素的比重,完善计算公式,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数量,增大其缩小地区间差异的作用,实现地区间财力水平相对均衡。
2.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省级政府应根据本省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贯彻因素法规范分配的原则,计算出各县的标准收入和支出,进而根据其差额确定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的数额。省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应计算到乡镇、划拨到县,由县直接分配到乡镇。不断加大省级、地市级财政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充分发挥省级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平衡本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作用。
3.强化转移支付制度的监督机制。财政转移支付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使得中央和省级财政给予县乡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被层层截留和挪用,进一步弱化了转移支付制度的均等化功能。为此,要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拨付和使用过程中的跟踪管理和评价考核,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管理,对违反规定的地方政府给予严厉处罚,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完善相应的税收体系。
1.完善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一是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在综合考虑基本生计费用、赡养费用等必要支出的基础上,实行全国统一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二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机制。强化并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和登记制,尽可能使个人收入显性化。建设全国统一的税务网络共享征管系统,全面掌握个人纳税信息,堵塞征收漏洞。三是强化税务稽查。要建立科学、规范的稽查程序,加大对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监管查处力度,增加纳税人偷逃税款的成本和风险。
2.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我国目前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税制模式应优先选择税源较易控制、稽征程序简单、征收成本较低的总遗产税制,并逐步向混合遗产税制过渡。遗产税和赠与税征税面不宜过宽,起征点要高一些,并实行累进税率,要明确针对最富有人群。同时要建立完善的征管体制和严格的财产评估制度,强化征管措施,确保遗产税和赠与税能有效发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3.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逐步将新型高档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纳入征收范围,如高档家具、高档健身器具、高尔夫运动、滑翔运动等消费项目。消费税征收范围的调整有助于使消费税的调控方向更加明确,增加高收入者的消费支出,不仅有利于抑制高消费、减少不必要的奢侈消费行为,而且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
(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1.压缩基本建设支出的规模,重大基本建设项目支出要向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倾斜。同时,公共财政要从那些从属于市场竞争性的投资领域中解脱出来,把压缩的基本建设支出和减少竞争性领域投资后增加的财政资金主要用于不发达地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不断提高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2.强化对行政管理费支出的管理和控制。一方面要求逐步推进政府机构的扁平化改革,减少层级,节约行政成本,改善执政效率;另一方面各级部门应制定行政预算定额,并加强对经费的支出的监管,保证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和有效。
3.加大对“三农”投入力度。一是要继续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进步、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投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二是要加大对农村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将财政预算内这些方面新增支出主要用于农村,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三是加强对支农资金的监管,对支农资金进行全程跟踪检查与绩效评估,严肃查处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中的违法违规问题,确保财政支农资金安全、规范、高效地使用。
参考文献:
一、目前城乡统筹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不足, 远远落后于城市
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落后, 人口多, 土地资源有限, 再加上农业受气候变化影响大, 抵抗自然灾害能力弱。农业生产率低下, 农产品价格低, 进而农民收入低, 农村经济发展慢。在城市, 公共设施投入和维护基本上都由政府提供有保障, 有利于吸引资金, 工业化程度高, 城市资金利用效率高收入高。
农村义务教育普及但依然是低水平, 教师水平和教学质量不高, 学校管理以及办学水平亟待提高,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仍存在各级政府投入责任不明确, 农民教育负担较重等问题。近年来, 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农村义务教育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及公用经费逐年增加, 但比全国平均水平仍落后10个百分点, 再加上师资和基础设施等条件, 城乡义务教育差距依然十分明显。目前, 全国一半左右的县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特别是生均公用经费尚未达到国家标准, 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仅为7.28年, 比城镇低2.4年。贫困边缘地区有的学校100多名学生挤在一个小教室读书, 发达中心城市有的则早已试行20-30人的小班化教学, 义务教育不能保证学生们处在公平的起跑线上。
社会保障方面, 城市早已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养老、失业等保障体系, 而农村只有一个保障体系框架。即使农民外出打工, 国家和政府也不会像对待城镇职工一样承担义务, 农民也不会像城市职工一样享有同样的社会保障权利。从医疗方面来说, 城市不管从数量和质量都好得多, 而农村最近几年才初步建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以自愿原则参与, 经费由个人、集体、国家三方出资, 以大病统筹为主, 存在报销比例低、设有门槛费、忽略了小病预防等问题。
在现代化工业进程中, 现在工业部门比农业部门技术进步快,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1978年城镇人均收入343.4元, 农村人均纯收入133.6元;1985年城镇人均收入739.1元, 农村人均纯收入397.6;到1994年城镇人均收入为3496.2元, 农村纯收入1221.0元;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2元, 农村人均纯收入2622.2元;2005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0元, 农村人均纯收入3254.9元;到2007年城镇人均收入13786.0元, 而农村人均纯收入只有4140.0元。
从上图可以看出, 城乡收入的差距在不断拉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 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最低点1.81∶1, 1994年城乡收入比上升为2.86∶1, 到了2003年城乡收入比为3.23∶1, 2005年城乡收入比为3.22∶1, 到了2007年城乡收入比例进一步扩大, 达到3.329∶1。
二、制约城乡统筹发展的财税因素
(一) 长期以来, 二元财政体制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 城乡之间区域界限分明, 人员控制严格, 产业分工清楚, 城市土地是国有的, 城郊以外的属于集体, 政府可以根据需要把农村集体土地征用于城市的发展转为国有。农村土地面积逐渐减少, 土地压力和劳动力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改革开放前, 由于户籍制度管理的限制和就业的限制, 农民不能到城市工作, 农村也不能发展农业以外的产业, 农村人地矛盾加剧, 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 农业得不到发展, 劳动生产力得不到提高, 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2. 在二元结构体制下, 城乡享有的公共产品不平等。政府为了加速工业化发展进程, 采取偏向城市的财政政策。由于国家投资和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工业和城市发展,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由财政预算安排, 而农村基础设施则主要由农民自己提供, 政府提供的少, 如兴修水利、公路建设等。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 基础设施也比较落后, 不利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国家又通过征收农业税, 将支出投向城市, 把资源配置到城市大中型企业。农村资金少, 农村资金流出削弱了农业部门发展的基础, 阻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 又导致农村落后, 形成恶性循环。在社会公共事业上, 城乡投入不公平, 城市在生活环境、教育水平、社会保障等方面政府投入都比农村的多。城乡教育发展差距导致城乡劳动力素质的差异, 城镇居民接受较高的教育, 提高了劳动素质, 增强了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 从事着高技术、高收入的行业;而农村教育条件差, 农村居民普遍教育水平低, 劳动力素质低下, 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只能从事重体力劳动, 收入也比较低。
(二) 县乡财政困难, 制约了城乡统筹发展
自从1994年分税制以来, 中央与地方之间收入划分不合理, 事权划分不明确, 财权上移事权下放, 存在基层政府承担财力不足与事权压力过大的矛盾。在农村, 公共产品供给都是“自上而下”的机制运行, 有关农村公共产品都是由上级政府决策, 然后通过各级政府向下传达到基层政府, 基层政府很难独立进行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决策。在公共品决策传达的同时财政资金也随同下拨, 并要求中间层次政府和基层政府拿出相应的资金进行配套, 以保证农村公共品供给任务的顺利完成。而取消农业税后, 以农业税收入为主的基层政府面临财政运行困难, 很多都依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 要求政府配套资金对基层政府而言很难正常运行。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 以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基层政府更难以确保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县乡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
(三) 财政支农投入总量不足、比重小, 影响城乡统筹的发展
1958-1980年, 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年均为11.87%, 其中最高年份为1964年, 高达17.05%, 而1981-2004年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年均仅为8.81%, 比1958-1980年平均水平下降3.06个百分点, 其中, 最高年份1998年也只有10.69%。特别是1998-2003年, 农业支出所占比重明显下滑, 从1998年的10.69%下降到2003年的7.12%。2005年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为7.22%, 2006年支农比重略有上升, 为7.85%。
(四) 县乡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合理和资金利用不规范, 影响城乡统筹的发展
县乡转移支付基本目标是保证广大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保证他们都享有与城镇居民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水平, 而在地方财政出现缺口的情况下转移支付的资金用来弥补财政缺口, 并没有集中放到提高农民的公共福利水平上来, 转移资金大部分用于维持县乡机构的运行。同时, 在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上缺乏规范性, 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在具体执行时随意性大、不够规范, 没有受到法律的约束, 造成转移的资金被挤占和挪用。
三、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财税政策
(一) 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 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从财政支出来看绝对数连年增加, 但支农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渐下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有了更好的发展才能为工业“输血”, 以工业再促进农业的发展。促进城乡协调统一发展:1.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质条件, 大规模实施土地整治, 搞好规划统筹安排, 加快中低产田的改造, 鼓励农民开展土壤改良, 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和保护性耕作, 提高耕地质量, 大幅度增加高产稳产农田比重;2.搞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大江大湖治理。集中建成一批大中型水利骨干工程, 应对自然灾害。创新投资机制, 采取以奖代补等形式鼓励和支持农民广泛开展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小流域综合治理等建设。
(二) 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顺利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 各级财政都要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 并明确责任, 形成制度不断提高保障水平, 努力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学质量, 切实加强农村教师队伍的建设, 改善办学条件, 加强教学管理, 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和资源利用率。增强农村基本医疗服务的能力, 完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提高国家补助标准, 加强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和药品监管、规范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推行户籍制度改革, 建立自由迁徙、自由定居、户籍随人走、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实现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劳动者平等就业, 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
(三) 推进乡村体制改革, 完善县乡村三级财政制度
县乡财政对农业税的依赖程度高, 取消农业税后县乡财政收入萎缩, 基层政府运转困难。因此, 推进县乡机构改革, 优化机构设置, 精简人员, 规范职责, 减少财政运转压力。进一步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 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明确县乡政府支出职责, 调整政府间收入划分, 加大对县乡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 完善财政奖、补政策, 保障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不断提高。规范乡镇财政事权和责任, 避免乱收费, 加重农民负担。财政体制导致财权上移, 事权下放, 基层政府不得不面临事权压力大, 财力不足。因而, 应改革现有的地方税体系, 确立各级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 保障地方政府拥有独立稳定的财政来源。地方基层政府应了解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 听取农民的呼声, 再进行自主决策, 供给有需要的农村公共品。
(四) 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中央财政逐步增加对困难县乡的补助。省、市两级财政对基层的转移支付也要进一步加大, 增加基层财力, 确保县乡机构正常运行, 改善县乡财政困难的状况, 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同时, 加强立法工作, 保证财政转移支付有法可依, 加强资金的有效利用和管理, 使财政转移支付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和透明化。
(五) 优化产业结构, 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
摘要:近年来,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 财税政策已经成为鼓励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文章对我国鼓励科技创新财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完善我国科技创新财税政策的对策。
关键词:科技创新; 财税政策; 问题; 对策。
近年来, 我国也出台了一系列的财税政策鼓励科技创新, 这些政策的有效落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企业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但是, 还是存在部分科技创新财政政策还有待完善, 这些政策在设计、实施以及管理上都还存在一些问题, 对科技创新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为此, 本文将对对我国鼓励科技创新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完善我国科技创新财税政策的对策。
一、我国鼓励科技创新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 经费的投入不足
近年来, 随着我国对于企业高科技项目R&D越来越重视, 在政策上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但是在财政资金上投入的力度还是不够, 加上财政经费的支出结构还存在轻基础研究、重试验发展研究的现象, 严重影响了经费的使用效率。其次, 地方财政部门对于当地企业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不足, 尽管从数额上看到地方政府每年都在增加, 但是和科技创新发展的资金需求相比, 还是远远不够的, 这就会导致科技创新的资金不足而影响到其发展。
(二) 税收优惠政策门槛高
目前, 从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上看, 大部分的政策都是针对一些产出型的优惠, 对于新企业以及技术创新阶段的优惠政策非常少, 这会影响到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同时税收优惠政策在整体设计上都是以所得税为主, 而且比较倾向于盈利型企业和研发产出阶段, 企业要想享受这些优惠就需要具备有较高的的成熟度和盈利能力, 这对于一些小型企业来说, 其享受到的优惠就很少了。其次, 一些特定的优惠政策限定条件比较多, 且受惠面比较窄, 大部分的企业都无法享受到特定的优惠。这些都导致了税收优惠政策的覆盖面不足的情况, 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积极性。
二、完善我国科技创新财税政策的对策
(一) 不断完善财政政策体系
要想提升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 就要不断完善财政政策体系。在国家方面, 对科技创新的财政投入比例要不断加大, 并根据我国每年的GDP的增长的幅度来增加R&D经费投入的比例, 保证R&D项目的顺利开展。其次, 要在财政投入模式上进行创新, 建立多元化的财政投入模式。最后, 不断优化科技创新财政经费的投入结构, 重视对基础性研究财政投入, 并加大其经费占比, 并建立完善的科技财政投入政策绩效评价体系, 确保财政投入能够得到有效的利用。
(二) 加大税收政策的创新力度
首先, 改变传统的税收政策, 提高税收政策的覆盖率, 加大对小企业研发的扶持力度, 在税收政策应给予最大的优惠, 同时要在税收结构要进行创新, 加大除了所得税之外的优惠力度, 使科技创新财政税收政策多样性, 可以满足各层次企业的需求, 让更多的企业都能够享受到税收的优惠政策。其次, 地方政府要与外资企业打好关系, 引导和鼓励他们到本土来进行科研, 对于符合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外企在税收政策上应给予一定的优惠。最后, 降低企业科技创新的融资成本, 降低或者免征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的印花税和企业所得税, 这样将会将对企业的利息和担保费用, 从而有效的降低企业的科研融资成本, 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三) 不断完善税收管理
要提升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还要不断完善税收管理。一方面税务部门要督促企业做好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年度纳税申报工作, 另一方面应严厉打击假借研发费用和虚假申报高新技术企业逃避税收的问题。其次, 对税收进行有效的监管, 降低和避免执法风险, 严格监管认定环节, 明确各部门之间的职责, 建立更为科学的认定程序, 有效的化解执法风险。最后, 建立健全的研发税收政策评估机制, 对税收政策的效应进行科学的评估, 确保税收政策的有效落实。
三、结束语
总之, 完善的科技创新财税政策能够促进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展, 相关的部门应积极的借鉴发达国家鼓励创新财税政策的经验, 并结合我国的国情来不断完善科技创造财税政策, 推动我国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魏志梅。发达国家R&D财税政策借鉴研究[J]。国际税收 (1) 。
[2]丁淑芬。促进科技创新税收优惠的问题及建议[J]。税收征纳。2017 (6) 。
一、河北省当前财税体制面临的问题
(一) 分税制存在的问题。
分税制改革的目标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 然而其在执行的过程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其一, 上下级政府之间呈现出事权模糊不清的现状, 导致财政与事权不相匹配。虽然分税制财政体制在原则上明确了中央与地方地府的事权和财权, 但是在执行中两者矛盾依然突出;其二, 尚未规范划分财政收入预算级次, 国地税的收征管不协调, 同时在地方税收方面, 其税收权利被严重弱化, 财政收入空间一再被积压;其三, 税收立法滞后, 中央政府没有赋予地方政府足够的税权, 并且其自身的税收管理制度也尚未健全;其四, 转移支付制度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 责权划分不清楚。
地方税体系建设落后, 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五级政府间的收入划分以共享收入为主。地方税收收入中, 大税种原来只有营业税, 而由于营业税易重复计征, 不利于产业分工细化, 在“营改增”后, 设置和培养地方稳定税源、构建可持续的地方税体系迫在眉睫。转移支付总量过大, 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规范问题。2012年, 中央和地方政府收入占比分别约为48%和52%, 支出占比分别约为15%和85%, 约33%的收入由中央先集中再向地方转移, 涉及资金规模近4万亿元。
(三) 预算管理体制不完善。
预算管理体制存在以下问题:其一, 预算的覆盖面积较小。现行的财政预算没有全面覆盖到政府财政收支活动, 存在庞大的预算外资金收支情况, 尚未将其纳入到政府预算体制和财政监管的范围内;其二, 预算体系不健全。没有对社会保障预算, 以及覆盖政府资产经营活动的独立资本预算进行单独编列;其三, 预算管理体制存在缺陷。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的职责没有切实划分开来, 使两者集于一身, 在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前提下, 没有充分披露财政收支信息, 导致预算资金的分配不完善、不透明。预算在执行时, 随意调整预算的情况频频发生, 严重影响到财政预算的严肃性、规范性和执行效果。
二、新一轮财税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 改变支付方式, 完善相关的制度法规。
要考虑尽量减少资金支付环节, 属于基层预算单位使用的专项资金, 应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 以提高资金运行效率和使用效益。如果基层预算单位尚未纳入改革试点, 应进一步深化预算级次, 将其纳入国库支付改革试点。扩大直接支付范围, 以提高财政主动控制和同步审核的能力, 降低财政预算执行中的风险。这应该是决定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成效是否显著的关键环节。
(二) 构建科学的财政体制。
科学的财政体制要求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分工关系, 构建科学的财政体制, 既是公共财政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和内在要求, 也是正确发挥财政职能有效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条件。财政体制是国家财政责任和权力在立法、行政、司法三类政权机构以及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配置。合理而详细地界定各个公共权力机关、政府与财政部门、财政部门与其他公共部门之间的财政管理权责, 直接关系到财政资金配置、使用效益和财政管理效率, 进而关系到整个公共经济活动效率。
三、深化河北省财税体制改革的对策
(一)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税制结构。
税制结构的改革和完善要提高直接税比重, 降低间接税比重, 健全地方税体系。具体表现在:
1. 进一步完善以增值税为主、消费税为辅的流转税体系。
全面推进“营改增”改革, 将目前实行营业税范围内与增值税链条相关性较强的全部转为增值税;目前实行营业税范围内与增值税链条无关或关系较小的商品、劳务继续维持营业税;降低增值税标准税率;尽快将不动产所含税款纳入抵扣范围。对于消费税, 增减税目, 差别税率, 调整环节。对重污染、高耗能、高档奢侈品实行高税率, 对节能和环保产品实行低税率或免税。
2. 逐步提升以财产税和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
“营改增”的推进可能引起财政收入变动, 这需要由以财产税和个人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加以填充。开征居民个人房产税和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等涉及直接税建设格局的改革将提上日程。根据财政部《2012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的统计数据, 2012年我国房产税实现收入1372.49亿元, 同比增长24.5%, 占税收总收入的1.4%;根据财政部《2013年上半年税收收入情况分析》的最新统计数据, 2014年1至6月, 房产税完成822.30亿元, 同比增长11%, 比上年同期增速回落了19.1个百分点。房产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仅为1.4%。由此可见, 目前房产税收入占比还偏低, 未来房产税收入有广阔的增长空间, 增长潜力巨大, 是税制结构调整的切入点。
(二) 完善预算管理制度。
1. 坚持预算公开原则。
财政预算一定要公开透明, 让社会公众知情, 并参与监督。在各级各类预算提交本级人大审批时, 人大代表应可以随时查询预算编制项目的所有相关文件资料。各级人大需要为人大代表提供相关咨询, 辅助他们理解预算编制的所有细节, 体现预算管理的公开、公平原则。
2. 构建预算管理体系。
应加强对预算资金的审核和监督, 这对于提高预算编制质量, 保证预算执行的规范性、科学性, 减少财政资金使用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 使之贯穿于预算编制和执行的各个环节, 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有效。同时将绩效评价引入预算管理, 建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管理新机制。绩效评价是推进和完善部门预算改革的重要举措, 把绩效评价机制引入预算管理, 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预算管理水平,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 完善财政支出改革。
完善财政支出管理改革, 应不断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出体系, 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和在市场配置中作用的增强, 财政职能和支出范围相应调整优化。应着力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 公共支出功能不断强化, 以支出结构优化重点保证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需要。同时坚持依法行政, 维护财政监督的权威性。限定在法律的约束和规范之内, 增强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实现监督工作的计划性, 深入开展法制教育, 重视财政监督队伍建设, 提高财政监督队伍的综合素质, 从法律角度规范和完善财政支出体系。
摘要:财政税收作为政策工具, 已被提升到了关乎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层面。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可以和分税制改革相提并论, 它的意义已上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如果没有财税体制改革, 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不可能的。本文针对河北省省情, 提出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财税体制,税制结构,预算管理
参考文献
[1]李卫刚.税收增长影响因素的可持续性分析——基于江苏、安徽、四川情况的比较[J].税务天地, 2007, 3:34~37
[2]孙玉栋.影响我国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因素及其数量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8, 6:31~35
[3]安体富.对税收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J].税务研究, 2009, 1:7~11
[4]郭庆旺, 吕冰洋.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对税收增长的影响[J].涉外税务, 2004, 9:11~16
[5]胡才君.我国税收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华商, 2008, 14: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