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侦查机关

新刑诉法侦查机关（精选8篇）

新刑诉法侦查机关 篇1

时间：2012-07-16作者：姜涛 王伟

来源：正义网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又一重大成就,对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方略具有重大意义。新刑诉法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既有助于加大职务犯罪查办工作力度,也有利于充分发挥法律监督和惩治贪污腐败的职能,同时还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一、新刑诉法有利于推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开展

(一)进一步完善了职务犯罪侦查程序。新刑诉法对侦查程序的规定更加明确详细,有利于降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办案风险。刑诉法着重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必要的侦查措施,同时强化了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和监督,其主要内容为:根据侦查取证工作的实际需要,增加规定了口头传唤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适当延长了特别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的时间,增加规定了询问证人的地点,完善人身检查的程序,在查询、冻结的范围中增加规定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并根据侦查犯罪的实际需要,增加了严格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是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的补强。

(二)明确赋予了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新刑诉法赋予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使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力度和侦查水平大大提升。技术侦查权是目前制约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顺利开展的一个巨大瓶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职务犯罪案件亦不断呈现出智能化、复杂性和隐蔽化特点,在现阶段缺乏有效技术侦查手段的境况下,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必将受到一定阻碍。如当前社会网上银行的普遍运用,犯罪嫌疑人通过电脑或者手机就可以把涉案款转移或者隐藏,甚至通过网上银行的转账和支付就可完成贪污贿赂犯罪的全部过程。而检察机关通过查询银行传票的老办法去查询涉案款项,就很难获取案件线索并取得相应证据。在被赋予技术侦查权的情况下,办案部门自然可以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获取电子数据证据,相关调查取证难题迎刃而解。因此技术侦查权的赋予,既进一步丰富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手段,又提升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效率。

(三)明确了讯问全过程录音录像相关规定。对讯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的规定,既有利于防止犯罪嫌疑人的翻供情况的出现,又有利于保证职务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还有利于降低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办案风险。职务犯罪案件讯问过程中,存在诸多安全隐患,甚至有时会出现被讯问犯罪嫌疑人自杀、自残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往往会使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讯问工作及侦查人员陷入极大的被动,而讯问全程的同步录音录像可以真实记录并还原审讯全过程,进而降低职务犯罪侦查人员的办案风险。同步录音录像,同时也是对职务犯罪案件合法办案过程的有效监督,对防止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出现违法、违纪情况,具有直接而有效的预防作用。同时,讯问全过程的录音录像也是对犯罪嫌疑人言辞证据的固定,有利于确定犯罪事实,防止犯罪嫌疑人在庭审过程中翻供情况的出现和非法证据的排出。

二、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更高要求

(一)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面临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不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而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新问题。自案件立案侦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就能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律师可以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而不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犯罪嫌疑人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孤立的面对反贪审讯人员,而是也可以面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者——律师,这样很可能会增加职务犯罪侦查审讯工作的难度。当然,笔者相信绝大多数律师能够恪守职业道德,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极少数律师为了追求代理利益的最大化，1会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给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应对侦查讯问,甚至不惜帮助犯罪嫌疑人隐匿犯罪证据,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如何正确处理好与律师的关系,怎样使律师介入后对案件的办理趋利避害,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面临的崭新问题。

(二)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程序更加严格复杂。当前有许多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习惯于先掌握少量证据,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在获取口供上下足功夫,在获取大量的犯罪供述后,再去取证落实。这种传统的办案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的自侦办案工作要求,必将遭到淘汰。原因在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和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在侦查阶段侦查部门具有调查取证权,律师也有调查取证权,双方所调查获取的证据很可能存在差别,并影响案件的定性和犯罪数额的认定。犯罪嫌疑人也有翻供的可能,言词证据存在太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新刑诉法对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都做了详细的补充规定,对有关程序性的违反,不仅会造成侦查工作的失败,还有可能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责任。

(三)技术侦查权的赋予以及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实施,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人员工作技能有了更高要求。技术侦查手段的准确合理运用和对案件审讯过程的全程录音录像的实施,要求职务犯罪侦查人员要具备先进的科技侦查技能和录音录像设备的运用能力。这无疑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工作内容,这要求侦查人员不仅具备固有的侦查能力和素质,还要掌握先进的科技装备知识,与日新月异的科技相接轨。这也必然大大增加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科技技术含量,同时也增加了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的难度和强度,传统侦查模式在此遭遇了新刑诉法的重大考验。

三、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应对新刑诉法的有效措施

(一)要转变执法观念,树立规范执法、保障人权的理念。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工作人员要从思想上正确认识刑诉法修改,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和人权保护意识,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本次刑诉法的修改迈出了新的步伐,理念进一步更新,有许多新的程序、规定,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法律日益与国际接轨,不断的重视保护人权。作为一部关涉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法律,其立法、修法的基本方向是通过程序正义限制公权,强化人权保障,凸显修改的立法目的,修改中的证据制度、刑事强制措施、辩护制度等都指向了这一明确的立法目的。刑诉法既有秩序维持的功能,也有人权保障的功能,虽然,我国现阶段正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但应看到绝大多数犯罪是非暴力的较轻的普通刑事犯罪,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因为少数的严重的暴力犯罪等重视了刑诉法的秩序维持的功能,而偏离了正确的修改目的与方向,因此,作为法律监督部门的职位犯罪侦查人员,尤其要转变执法观念,树立规范执法、保障人权理念。

(二)要坚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开展职务犯罪侦查活动。办案程序合法性的重要性日益明显,程序的合法也是充分保障人权和案件顺利办理的重要保障。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一是要严格遵守提审讯问制度,规范办案工作区及看守所录音录像硬件配备及人员配置,对讯问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严格遵守看审分离和审录分离等规定;二是要大胆、灵活、合法的运用强制措施,不断提高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效率。对于发现犯罪嫌疑人有可能隐匿、灭失的犯罪证据要及时的采取查封、扣押措施,以固定证据。三是要敢于、善于运用新刑诉法赋予侦查机关的强制措施手段,对于发现侦查对象有可能逃逸的案件,要大胆的及时的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以防止逃逸。

(三)要高度重视初查阶段的调查取证工作。由于侦查程序的严格及侦查期限的限制,职务犯罪案件初查阶段调查取证工作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一是要改变过去在初查过程中只注重对线索本身的分析和评估的传统模式,要以线索为突破口,积极开展全面、系统的初查活动;二是要改变过去在常规调查结束后,就草率立案,将案件突破的希望寄托在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上的侦查观念,确保在初查阶段就开始全面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全力突破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依赖性,逐步形成职务犯罪案件“零口供”侦查模式;三是要注重对相关案件线索的策略性处置。要避免对线索的过于急躁的处置,避免急于求成心态,避免急于接触犯罪嫌疑人的做法,注重策略性经营,以全面收集和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一切材料和信息,为立案和预审做好充分准备。

(四)要充分运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技术侦查权是新刑诉法赋予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以确保侦查机关能够有效应对日益高科技化和高智能化的职位犯罪。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是要认真用心学习先进科技侦查手段,不断更新必要的侦查技术设备,要积极加强与相关技术领域技术部门的沟通联系,切实加强技术侦查技能的培训和学习,确保侦查人员能够熟练掌握技术侦查技能,使技术侦查权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并逐步将技术侦查手段作为今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普遍运用的有效途径;二是要严格遵守技术侦查权运用的法定的程序和规范。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和使用要求,全力确保依靠技术侦查手段收集的证据的合法性和证明力。在使用先进的电子设备收集证据上,要确保电子数据的准确性,确保调取的电子数据程序合法,确保数据内容的真实性,确保相关数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并全力确保通过技术侦查权获取的证据不出现非法证据排除情形;三是要在侦查过程中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侦查手段,调取新刑诉法规定的各种电子证据,做到对电子证据等新证据形式全面掌握、准确运用,进而服务自侦办案工作。

(五)要正确对待并积极应对律师介入。律师辩护制度是刑诉法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途径之一,针对新刑诉法的规定,自侦部门必须以正确的态度,积极应对律师对案件的介入,确保侦查工作质量:一是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与律师关系的处理。要将律师的介入向有利于案件的办理方向去引导。在律师介入后,尽可能的积极听取律师对于案件办理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对律师提交的相关案件证据要认真对待、全面分析,试图从中找出案件办理过程中是否存在缺陷与不足;二是对律师执业行为进行合法有效的监督。对于律师有意帮助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的行径,要坚决予以制止;对于律师帮助犯罪嫌疑人伪造、毁灭证据、妨害证人作证、串通他人作伪证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对于律师教唆犯罪嫌疑人对抗检察机关的讯问等违反职业规范的行为要坚决向律师主管部门反应;三是要切实加强与律师的沟通与交流,善于借助律师的作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有可能会造成犯罪嫌疑人的抗拒心理,无论侦查人员如何做说服教育工作,都无济于事,但是律师与侦查人员不同,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基于委托人即犯罪嫌疑人的利益考虑,犯罪嫌疑人自身亦明了这一点,犯罪嫌疑人与侦查部门的对抗或者认罪态度差,不会给犯罪嫌疑人造成不利影响,但却会严重影响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而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是否能够主动交代犯罪事实、是否有悔罪表现等对量刑有一定影响,因此可以借助律师会见,通过律师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说服教育工作和利益诉求的正面引导,以有助于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的好转,并对案件的侦查起到事半功倍的促进效果。

新刑诉法侦查机关 篇2

(一) 侦查难度加大

辩护制度的修订, 造成侦查工作面对的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 同时还增加了律师。有些律师在这个时候会为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应对侦查, 帮助犯罪嫌疑人逃脱罪责, 律师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从罪名、犯罪构成要件、刑罚处罚规定、不得的强迫自证其罪的运用等诸多方面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 指出笔录中不利的供述和辩解, 提出如何供述和辩解的意见。使侦查机关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目标难以实现。

(二) 取证阻力加大

侦查阶段, 律师调查取证与侦查部门同步进行。律师有权到检察机关阅卷, 掌握侦查的进程和全部证据, 而检察机关却无权在起诉之前掌握律师所掌握的证据情况。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证人可能对侦查部门和律师各说一套, 使言词证据存在着不确定性, 这就有可能形成证实犯罪成立和否定犯罪并存的局面, 从而会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其处理。

(三) 犯罪侥幸心理

侥幸心理是大部分犯罪的根源, 这在对反贪侦查工作中的影响极大。因为贿赂犯罪一般难以获取物证书证, 主要依赖于行、受贿双方的言词证据和其他间接证据的佐证。

(四) 技术侦查的规定和电子数据被正式确定为法定证据

其形式为反贪侦查工作带来了助推侦查信息化和侦查装备现代化“两化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 抓住此次刑诉法修改的机遇, 推动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两化建设”势在必行。

二、新刑诉法对反贪侦查工作方面的机遇

(一) 侦查观念和侦查模式将要全面转变

正确面对刑诉法修改, 牢固树立证据意识、人权保护意识, 正确对待上级机关的考核。对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 要全面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 摒弃以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为目标的侦查观念和“由人到事”的侦查模式, 全面树立侦查取证“零口供”和“由事到人”的侦查模式。对案件的查处, 不能急于求成, 急于接触犯罪嫌疑人, 要长期经营, 全面收集和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一切材料和信息, 也就是要加大初查力度, 放宽初查时间, 为立案和预审做好充分准备。防止犯罪嫌疑人知道办案意图, 毁证灭据、串供或订立攻守同盟。

(二) 技术侦查手段将被充分运用

修改后的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 这是一项查办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必不可少的侦查手段。随着科技水平的高速发展和信息化的普及, 职务犯罪日益呈现出技术化、高智能化乃至有组织化, 犯罪手段也更加狡诈、隐蔽, 犯罪分子反侦查手段不断增强, 许多“一对一”的犯罪如受贿, 不借助技术侦查手段, 在理论上已经无法侦破。修改后的刑诉法将这一措施纳入其中, 对查办贪污贿赂案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检察机关将借助这一手段, 克服侦查取证难, 瓦解犯罪嫌疑人订立的攻守同盟, 发现和获取新的案件线索及证据。

(三) 职务犯罪侦查权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延长了传唤、拘传的时间、新设了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 增加了询问证人的地点、增加了强制采样作为人身检查的一个子类、扩充了“查冻扣”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授予了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决定采取技侦手段的权力 (但无执行权) , 这些都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自侦案件侦查手段受限的实际困难。技术侦查权的进一步完善, 必将提高反腐力度和惩处效果。

三、加强反贪侦查规范化的主要措施

(一) 证据制度力度提升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犯罪嫌疑人口供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 在职务犯罪侦办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贿赂犯罪中, 没有犯罪嫌疑人口供无法定案。虽然刑诉法同时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 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宽处理。但实践中, 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如实供述的情况少之又少, 更多的情形是拒不回答, 有了这个新规定, 犯罪嫌疑人完全可以凭借此规定, 拒绝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另外,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 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 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 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 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入刑诉法对侦查部门的规范执法, 取证能力、程序意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侦查部门不仅要负责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 还要收集证据证实自己侦查行为的合法性, 所取证据的合法性, 保卫侦查活动成果。

(二) 侦查措施加强

修改后的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 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 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 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 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 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按照有关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并明确规定技术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贪污贿赂案件, 具有不留案发现场, 发现难、调查取证难、证据固定难等特点, 一些犯罪嫌疑人很容易利用各种关系串供、毁灭证据、阻碍侦查工作, 甚至进行反侦查活动, 许多“一对一”的犯罪如受贿, 不借助技术侦查手段, 在理论上已经无法侦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包括秘密录音、秘密照相、监听、邮件检查等在内的技术侦查措施在侦查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先进的技术侦查措施和手段的应用, 将有效增加侦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

四、结束语

我国新《诉讼法》在实施以来对我国反贪侦查方面的影响较大, 但从检查机构在应用科学技术手段的基础之上, 可以国际上更为普遍且行之有效的侦查手段来维护我国法律乃至宪法的根本效用, 这样更能促进我国反贪污侦查工作的健康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邬振刚, 虞国忠.关于修改后刑诉法实施前的调查与思考[J].公安研究, 1996 (6) .

[2]赵恒惟.刑诉法修改前后辩护与代理的比较[J].律师世界, 1996 (8) .

新刑诉法侦查机关 篇3

关键词：审判为中心；改革；职务犯罪；侦查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1-0034-01

随着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不断更新、完善，对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证据标准要求越来越高，对证据的合法性审查越来越严格。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对侦查工作，特别是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由于职务犯罪自身的性质、特点与职务犯罪侦查自身的性质与特点，侦查人员亟需转变、更新侦查理念、侦查方法与证据意识才能适应新的证据要求与证明标准。

一、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特点

（一）侦查对象的特定性。职务犯罪侦查的对象一般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身份，整体文化程度高于普通犯罪人员，通常具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社会关系网络，法律意识、反侦查意识较强，获取言词证据难度较大。

（二）职务犯罪案件隐匿性强侦查难度高。职务犯罪行为往往隐藏于大量合法行为之中，不容易被发现，具有隐蔽性。行为人在犯罪时，多采用秘密手段，具体行为知情人较少，具有秘密性。行为人犯罪前经过精心策划，犯罪后会采取手段掩饰其犯罪行为，具有智能性。此外，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还容易受到职务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干扰。

（三）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来源具有特定性。普通刑事案件多数来源于被害人报案，少数来源于群众举报或现场发现，一般都有较为明确的涉嫌犯罪事实。而职务犯罪线索多来源于群众举报，举报的内容多是听说或者猜测，没有实质内容，且往往是多头举报，保密性差，犯罪事实是否存在需要进一步核实。

（四）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对初查阶段证据获取标准要求高。普通刑事犯罪，只要有报案，一般都能够被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符合立案条件。因此，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主要集中在立案之后。但对于职务犯罪侦查而言，由于线索多是举报，需要进一步核实举报内容是否属实，一般证据充分之后才立案。因此，立案前的调查工作即初查在整个侦查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

（五）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策略的特殊性。由于普通刑事案件多具有较为明确的涉嫌犯罪事实，不依赖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因此公安机关可以直接围绕犯罪事实调查取证。而职务犯罪侦查由于线索的不明确性，加之职务犯罪本身的复杂性，在不清楚犯罪基本事实时，一般难以从纷繁复杂的材料中找到相应证据。因此，侦查重点在于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让其交代犯罪的基本过程，再根据口供调取其他证据。

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侦查活动的程序、措施、手段等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没有区分普通犯罪侦查和职务犯罪侦查，但从司法实践看，由于检察机关不具有公安机关较为广泛的职能，而且在一些侦查措施的运用上，也依赖于公安机关的配合。因此，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手段、措施也弱于普通犯罪侦查工作。以上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重点在于突破口供，掌握行为人实施职务犯罪的基本事实，围绕基本事实开展取证工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侦查人员对于证据的总体认识，是当前侦查工作“口供至上”的一个重要成因。

由于言词证据特别是口供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致使有些侦查人员为了案件侦查工作的推进，采用了不正当手段甚至非法手段获取言词证据。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下，整个诉讼程序最终目的都是围绕审判展开的，一切证据都要在法庭上进行质证，在质证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非法证据经质证必须排除，法官在法庭上不是纠问者的身份，而是中立的裁判者。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也做了专门的规定。

（一）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刑诉法第五十四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由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规律和特点，导致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口供。口供的获取又要求侦查对象以自己的意志自由表达出来，但是侦查人员与侦查对象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侦查对象为了保护自己、逃避法律追究不会轻而易举的交代与犯罪有关的问题。而侦查人员为了破解这对矛盾侦破案件，在常规手段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就可能会铤而走险，采取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用这种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全部都在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之内，不仅在法庭审判时可以排除，在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便可以启动，非法证据的排除不限于言词证据，还包括实物证据。

（二）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一是由审判人员启动，且不需要任何其他证据，只要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刑诉法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二是由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启动，但是需要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

（三）明确了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四）规定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形。刑诉法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参考文献：

[1]张友来.传统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及其缺陷分析[J].法制博览. 2014.11。

[2]刘松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自侦工作影响及应对措施[J].老区建设. 2014.18。

[3]黄达永.论反贪侦查中存在的困境与对策[J].法制与社会. 2014.6。

作者简介：刘海鹏，（1986- ），男，河北承德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职侦局干警。

新刑诉法侦查机关 篇4

（试 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互相配合，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规范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保证刑事诉讼依法顺利进行，维护公平正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的工作实际，制定本工作办法。

第二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主要任务是，检察机关通过介入侦查，对公安机关收集、固定、保全、完善证据等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及时发现并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保证侦查取证工作依法、客观、全面，确保准确、有力地打击犯罪。

第三条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应当严格遵守以下原则:

（一）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引导而不越位；

（二）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三）依法，适时，适度。第四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重点案件包括：

（一）涉外犯罪案件；

（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案件；

（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

（四）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

（五）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六）恐怖活动犯罪案件；

（七）集团犯罪案件；

（八）上级机关交办或者领导批示督办的案件以及侦查机关挂牌督办的案件；

（九）本地区首次办理的新罪名犯罪案件和当地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十）立案监督案件；

（十一）公、检双方认为有必要提前介入的其他案件。

第五条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在案件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前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公诉部门认为需要或应邀请介入侦查的，可以与侦查监督部门共同进行。案件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后由公诉部门负责。

第六条 提前介入、引导取证，一般在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后进行。下列案件，公安机关案件承办部门应当在刑事立案当日通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介入侦查：

（一）致死3人以上或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身份特殊或情节特别恶劣、影响大的杀人案；

（二）造成3人以上死亡或10人以上中毒的投放危险物质案；

（三）公共场所、敏感重要部位、重要设施发生的爆炸案及情节恶劣、影响大的纵火案；

（四）抢劫金融网点、运钞车及抢劫现金或财产价值100万元以上的案件；

（五）金额在500万元以上的证券违规操作案、影响较大的非法集资案；

（六）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因、冰毒、摇头丸等毒品5千克以上案件；

（七）劫机（船、车）、暴狱、劫持人质等情节恶劣、影响大的案件；

（八）盗抢军火、非法制售贩运枪支弹药、枪支弹药失窃及放射性物质、剧毒物质被盗案；

（九）案值500万元以上的制假、售假案；

（十）伪造货币总面额3万元以上的伪造货币案；

（十一）情节严重、致人伤亡的暴力妨碍执行公务及情节严重的暴力抗法案；

（十二）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重大失密、泄密及密码设备丢失、机要人员叛逃案；

（十三）造成5人以上死亡或者经济损失在500万元以上的水陆交通、安全生产、火灾和食品安全事故案；

（十四）立案监督案件。

第七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检察人员应为两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一名具有检察官法律职务。

第八条 公安机关要求检察机关介入侦查，须经部门负责人或者主管领导批准后，以书面形式向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提出，并将案件情况抄送检察机关备案。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接到公安机关要求介入侦查的意见后，认为需要派员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的，由部门负责人批准；重大案件，应当报请主管检察长或者检察长决定。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认为需要主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应当经过部门负责人批准，并向主管检察长报告。必要时，主管检察长或检察长可以直接指令检察人员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第九条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一）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

（二）参加侦查机关的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等；

（三）参加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对被害人、证人的询问；

（四）发出《补充侦查意见书》或《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通知书（意见书）》；

（五）要求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进行医学鉴定，对其他证据进行司法鉴定；要求公安机关提供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搜查、勘验、检查笔录获取、制作的有关情况；

（六）参加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联席会议；

（七）发现有遗漏犯罪嫌疑人并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要求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或者一并移送审查起诉；

（八）其他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方式。

第十条 检察人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取证：

（一）对案件的性质发表初步意见；

（二）对证据的收集、固定、保全的合法性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根据逮捕条件或者起诉条件对案件现有证据发表意见；

（四）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对下一步侦查取证工作提出建议。

第十一条 检察人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不能发表本案是否可以批准逮捕、起诉或公安机关可以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意见。

参加重大案件讨论的检察人员，应当制作《参加案件讨论笔录》。笔录的内容应当包括讨论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案由、案件基本情况、讨论情况、检察人员在讨论中发表的意见等。

第十二条 参加公安机关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的检察人员，可以与侦查人员共同研究勘验、检查、复验、复查方案，对勘验、检查、复验、复查工作提出建议。

参加公安机关勘验、检查、复验、复查，应当制作《参加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笔录》，笔录的内容应当包括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有关事项、结论等。

第十三条 开展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的检察人员，应当把提出的侦查取证意见、建议以及采纳情况等记录在案，并向部门负责人报告。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应积极回应介入侦查活动的检察人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采纳和落实情况、不予采纳的理由或未落实的原因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送检察机关备案。

第十五条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应当加强联系，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互相通报工作情况，共同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第十六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检察人员发现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违法的，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有关规定实行监督。

新刑诉法侦查机关 篇5

【内容提要】一九九六年《刑事诉讼法》修正后，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提前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即，允许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法律帮助制度在保证刑事案件的正确处理、保障司法公正以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关 键 词】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新的刑事诉讼条例在第96条中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律师会见在押罪犯嫌疑人难的问题主要还是出现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会见嫌疑人难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会见嫌疑人难的问题。在刑事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是律师开展其他工作的基础，而这恰恰也是司法实践中令每一位执业律师都深感头疼的工作。由于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嫌疑人时常常受到一些不应有的限制，严重影响了律师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委联合作出《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后，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会见手续还比较繁琐。虽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刑事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但是由于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方式必须由侦查机关作出安排。这种规定，从其本意看是为了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却在实际上又赋予了侦查机关一种“准审批”权。司法实践中，律师为了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嫌疑人，首先必须查找并联系到案件的侦办人员，由其在《会见申请》上批注是否在场的意见，然后由侦查机关内设的法制部门根据其意见出具《会见通知书》。最后，凭借《会见通知书》及其它相关手续才能得到一次会见的机会。显然，这种烦琐的程序机制，牵扯了律师大量的工作精力，不利于律师开展工作。尤其在目前情况下，我国的公安司法机关管辖区域大，机构设置复杂，一般的刑事案件都由公安分局下辖的派出所直接侦办，客观上就更增加了律师会见工作的困难。

其次，会见中的权利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在司法实践中，有的羁押机关寻求种种理由，限制律师的会见权利，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状况。例如；有的羁押机关常常以安全保障为由，在律师会见室内安装监控设备，监视律师的会见活动，表现出对律师执业活动的不信任和人格歧视。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实际上反映了某些公安司法工作人员在思想上还存在着轻视律师工作的观念。公安司法人员应当转变观念，在法制的高度正确看待律师的工作，不应将律师视为异己力量。在实践中应当对律师地位给予应有的尊重，为律师工作提供必要的便利，切实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利，以利于律师充分履行工作职责。

于律师调查取证难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但其中某些规定实际上严重限制了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

首先，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具有调查取证权。刑事诉讼法第37条所规定的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其限定的前提是辩护律师的权利，就是说只有辩护律师才能享有37条规定的调查取证的诉讼权利，如果不是辩护律师就没有此项诉讼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的界定，公诉案件自移送审查起诉时，犯罪嫌疑人才能聘请辩护人，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刑事诉讼在侦查阶段时，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不是辩护人，自然也没有调查取证的权利。

其次，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难以得到真正的贯切。虽然辩护律师可以调查取证，但是证人如果不同意作证，律师实际上就收集不到证据；尤其对被害人方面提供的证人，不仅要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还要经过检察院和法院的许可，这实际上给律师调查取证实际上增加了更多的限制和制约，也给被调查人拒绝律师的调查提供了法律依据。

律师的阅卷范围受到不当限制。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的阅卷范围受到了极大限制。律师可以查阅的，仅是那些早已公示于众的司法文书或者没任何实际意义的名单和目录，司法机关持有的关键性材料，如审讯笔录、证人证言则不容律师接触。律师在庭前 对公诉人的指控依据和辩护（代理）策略等毫无把握，影响律师的辩护代理水平发挥。

对此，从以下几点来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

（一）维权做法

1、市司法局党委高度重视律师维权工作，定期研究律师维权和律师在执业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每年都将维权工作列入律师工作要点，年终有总结。2003年就已经召开了律师座谈会、三八节女律师权益保护座谈会、全市律师工作会。律师协会还定期将维权情况向局党委汇报，及时解决律师执业中的困难和问题。

2、及时向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汇报律师工作，求得领导的支持。如1999年我们向市人大反映律师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律师应有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后，市人大高度重视律师的维权工作，多次督促各职能部门要配合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在99年、2000年、2001年组织评议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工作执法执纪工作中，每年都多次征求律师的意见。把这些部门出现的限制律师权利的人和事例查摆出来，限期改正。2001年在评议公安工作中，专门起草了《对南阳市公安局少数民警违反法律规定限制律师履行职责的评议意见》，并指定一名驻宛全国人大代表在评议大会上发言，要求南阳市公安局个别部门取消种种限制律师会见的违法规定，对违反规定不安排律师会见的办案人员，视情节严肃处理。

3、市司法局和律师协会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1996年、2000年、2002年，我们组织了三次大的法律师服务市场整顿，1996年市政府还批转了我们整顿法律服务市场的报告，与公安、工商联手整顿，我们根据广大律师的强烈要求，对影响和扰乱法律服务市场的“法律服务中心”进行依法取缔。市律协专门成立了律师维权委员会，开展律师维权工作，对于律师和当事人方面发生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最大限度维护律师的尊严和荣誉。

注释：

1、《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教程》，罗旭红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新刑诉法侦查机关 篇6

摘 要 现行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在于缺乏硬性约束的制度设计对其进行有效制约。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妥善处理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使权力之间形成合理的张力，进而通过必要的制度限制权力。鉴于公安机关内部，侦查权在刑侦、经侦、缉毒、治安、交通、出入境、网络监察等警种中较为分散的实际，应当建立专业性的侦查部门统一行使侦查权，并在侦查系统内部强化上下级管理关系，实行上下联动、整体作战、快速反应的新型专业化侦查体制。

关键词 公安机关侦查权 侦查措施 权力受制 优化配置

中图分类号： D915.3 文献标识码：A

如何实现公安机关侦查权的优化配置，这是在我国法制化进程中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由于我国具有独特的司法结构，要在公安机关中构建一个科学、有效、正当的侦查权体系，以平衡国家调查犯罪的需要，以及维护犯罪嫌疑人人权之间的关系，这显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有关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的诸多现实问题，也不能简单地仅仅从法律层面进行研究，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些具体而现实的障碍，以务实和严谨的态度，在现有的宪政、法律框架下进行渐进式的探索，避免改革流于形式，才能在公安机关侦查权优化配置的改革之路上取得成果。

一、公安机关侦查权概述

（一）侦查权的概念界定。

在我国，侦查是指国家专门机关为收集证据、查明案情、证实犯罪和缉拿犯罪嫌疑人而依法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的有关强制性措施。而侦查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关国家机关为实现侦查目的而依照法定的侦查程序，依法运用各种合法、有效的手段对案件进行侦查的权力。

在当今世界各国，拥有侦查权的国家机关主要是警察机关。在英美法系国家，警察被设计成最主要的侦查主体，能够独立处理侦查事务，自主开展调查工作，享有广泛的调查权。而大陆法系国家则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同。在德国，从法律规定上看，检察官、警察被同时设计为侦查主体，但警察在刑事侦查中要接受检察官的指挥。在法国，侦查的主体既有警察、检察官，还有预审法官。

我国侦查权的配置状况也有其特点。侦查主体包括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走私犯罪侦查机关等等。其中，检察机关承担着一部分自侦案件的侦查任务，其他侦查机关也在各自领域内对特定案件行使侦查权，其余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任务均由公安机关承担，公安机关是我国行使侦查权最主要的主体。公安机关侦查权的运用的程度既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最终结果，也影响到犯罪嫌疑人和其他相对人人权的保障，在某种意义上必然涉及国家司法体制整体运转的效率性，以及涉及国家对社会安全的控制力。为了防止侦查权的滥用，提高国家的控诉能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就有必要对公安机关侦查权进行优化配置。

（二）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的现状。

从规范层面及现实层面分析，我国公安机关侦查权的配置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公安机关对绝大多数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侦查权十分广泛并且高度集中；公安机关侦查权内部配置比较混乱；对于公安机关侦查权的监督主要以内部制约和法律监督等方式为主，等等。

1、公安机关对绝大多数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

我国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进行刑事诉讼，行使刑事司法职权，基本上围绕着侦查权的行使开展。《刑事诉讼法》第3条对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阶段的权力分工做出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由此可见，公安机关享有概括性的第一次侦查权（即对绝大多数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是行使侦查权最主要的主体。

2、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十分广泛并且高度集中。

对于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公安机关有案件的立案权和撤销权，有权自行决定除逮捕这一强制性措施以外的侦查措施，不仅包括在立法层面上的传唤权，讯问犯罪嫌疑人权，询问证人、被害人权，勘验权，检查权，搜查权，扣押物证、书证权，鉴定权，通缉权，技术侦查权等，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强制性措施，以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同时还包括采取法无明文规定的秘密侦查手段，如监听、侦查陷阱等，权力范围非常大，自主裁量权也很大。

3、对于公安机关侦查权的监督主要以内部制约和法律监督等方式为主。

一是公安机关的内部控制。在实施有关侦查措施前，侦查人员必须取得其单位负责人的授权或批准，对于限制人身财产自由的强制措施，还必须由单位负责人签发相关的许可令。二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行使监督权。但是，检察机关除了决定批准逮捕之外，并不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直接的控制，而是多数采取事后监督的方式，不带有强制性。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如若遭致滥用，无论从行政、民事、刑事方面都难以寻求到切实有效的救济，缺乏有效的控权制衡机制导致了公安机关侦查权易于滥用的现状。

二、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的缺陷

（一）检察监督不力，内部制约虚无。

检察院的监督主要体现为立案监督、审查批捕监督、审查起诉等，监督方式基本依赖卷宗，脱离实际侦查活动，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非法侦查行为不得而知，是不可能起到实质监督作用的。对于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则缺乏法律控制，检察院可以动用任何强制措施，那么，谁来监督这个“监督者”呢? 显然不能由其他检察官进行法律监督，因检察官均要服从检察机关首长的命令，几个检察官所承担的相互矛盾的诉讼职能最终还要集中到检察长一人身上，这样，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监督事实上也成了一句空话。

公安机关对侦查权的内部控制，主要是在实施有关侦查措施时，需要由公安人员或负责案件侦查的检察官取得其单位负责人的授权或批准，并签发相关的许可令，公安机关内部的法制办、法制处等部门也具有一定的监督职能。内部审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侦查措施的质量，但是如果某项非法侦查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远远高于风险，这种“关上门说话”的内部控制就极有可能演变为包庇与保护。

（二）警法关系缺位，侦查权缺少控制。

尽管“分工负责、互相独立和相互制约”的机制原则似乎也涵盖了警法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中却没有任何相关的规定。警法关系的缺位，导致审判权与侦查权、检察权相比，在刑事诉讼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小的地位。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确立有关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但一些类似的规则却存在于司法解释之中，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凡经查证属实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法院既“不能就追诉活动的合法性举行任何形式的程序性裁判活动”，也“难以对审判前的追诉活动进行有效的司法控制”。

（三）警民冲突屡现，侦查执法环境有待改善。

我国近期接连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瓮安打砸抢事件、孟连警民冲突事件、上海袭警事件。这三件大事都是以刑事案件的侦查形式作为导火索的，暴露了民众对刑事司法的不满。对此，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在2007年7月至2008年6月曾经进行过调查，其中，关于“是否信任公安司法机关”的调查中，62.7%的被调查民众选择了“不大信任”，11.5%选择了“非常不信任”，而选择“非常信任”的民众只有2人。三机关相比，只有7.8%的民众选了“公安机关形象比较好，比较有威信”。一方面是民众对公安机关的不信任，另一方面是公安机关调查难、取证难，遭到破坏的执法环境使警民关系陷入了一段恶性循环，侦查执法环境有待改善。

三、公安机关侦查权的优化配置

现行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在于缺乏硬性约束的制度设计对其进行有效制约。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妥善处理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使权力之间形成合理的张力，进而通过必要的制度限制权力。对于公安机关而言，重点应在维持和加强其侦查主角地位的基础上进行调整。鉴于公安机关内部，侦查权在刑侦、经侦、缉毒、治安、交通、出入境、网络监察等警种中较为分散的实际，应当建立专业性的侦查部门统一行使侦查权，并在侦查系统内部强化上下级管理关系，实行上下联动、整体作战、快速反应的新型专业化侦查体制。

（一）检警一体化改革。

检警一体制度主要存在于大陆法国家，根据德国现行法规定，侦查权由检察机关行使，司法警察为检察官的助手，在检察官领导和指挥下实施具体的侦查活动，检察官享有广泛的侦查权力，他可以自行侦查，传唤和讯问犯罪嫌疑人、证人和鉴定人，在紧急情况下，还可以命令进行搜查和扣押，以及对犯罪嫌疑人或证人进行人身检查。在法国，检察官虽然不再是司法警察的组成部分，但仍享有司法警察的一切权力，并可以指挥所在法院辖区内的司法警察进行侦查，对拘留措施进行监督。司法警察在知悉现行犯罪时，必须立即通知检察官。如果检察官到达现场，司法警察即卸其职责，由检察官接管案件的侦查;他可以亲自侦查，也可以指派任何司法警察完成各种侦查活动，并有权延长拘留时间24 小时。因此，在侦查方面，检察官相当于司法警察的上级长官。但在实践中，检察官很少亲自负责侦查，也很少指令司法警察调查他们不愿意调查的事实。

（二）建立补充侦查的审查制度。

《刑事诉讼法》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并提出补充侦查建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延期审理，补充侦查应当在1个月以内完毕。可见，补充侦查往往是因为在法定的侦查期限内没有获得足够的证据，致使无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指控，故检察机关要求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以获得充分的证据的一种诉讼活动。虽然法律明文规定补充侦查应当在1个月内完毕。但司法实践表明，由于多种原因，补充侦查期间常常被随意拉长。为了提高司法效率，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采取逮捕等强制措施之后，从人权保护的角度出发，法院应该加强对补充侦查环节的制约，严格执行法律规定，防止无限期的补充侦查。

（三）完善非法证据的排除制度。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的统称，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因此，这一规则设立的初衷主要是用来约束刑侦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就我国立法现状而言，虽然司法解释对这一规则已有了相应的规定，但《刑事诉讼法典》对此至今尚未确立。而且，有关司法解释将非法证据的范围限定在言词证据上，将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排除在外。应该说，在审判阶段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事后制约侦查活动的有力途径。从证据制度上对侦查权加以限制，应当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制定系统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程序规定，明确排除申请提出、证明责任、审查主体、救济途径。同时，建立法院对证据的实体和程序审查，进而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适度平衡。

（作者：甘肃政法学院公安分院，助教，从事刑法学、犯罪学研究）

参考文献：

[1]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2]龚德云.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侦查模式比较研究.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4(1).[3]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4]麦高伟，杰弗里?威尔逊.英国刑事司法程序.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5]陈兴良.限权与分权: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警察权.法律科学,2002(1).[6]陈卫东,李奋飞.论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政法论坛,2000(6).[7]何诗扬.论侦查权的优化配置.法学论坛,2008(5).[8]马贵翔.刑事司法程序正义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新刑诉法侦查机关 篇7

法学理论通说认为有效的证据应同时兼具“三性”, 即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 三性缺一不可。修改后的刑诉法针对证据的合法性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突出强调证据的收集方法、收集程序要合法, 否则将予以排除。这就使得转变观念, 全面推进侦查观念和侦查模式改革, 破除对口供过度依赖的局面变得尤为重要。在今后的侦查工作中要全面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 摒弃以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为主要目标的侦查观念和“由人到事”的侦查模式, 全面树立侦查取证“零口供”和“由事到人”的侦查模式。对案件的查处, 要长期经营, 全面收集和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一切材料和信息, 这就要求要加大初查力度, 放宽初查时间, 为立案和侦查做好充分准备。

这一系列的规定有利于强化证据意识, 防止刑讯逼供等违法收集证据的行为发生, 同时也对反贪部门干警的取证能力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在修改后的侦查工作中, 反贪干警应当兼顾好实体与程序, 将重心转向犯罪嫌疑人供述以外的其他证据的搜集和整理上, 全方位保证证据的合法性。在初查时, 应收集好下列材料: (1) 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包括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和背景; (2) 犯罪嫌疑人的主要职责和工作情况, 单位的性质, 有关犯罪嫌疑人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 涉及的工作范围和工程项目等; (3) 犯罪嫌疑人的兴趣、爱好、社交圈、朋友圈, 个人的私生活等; (4) 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对犯罪嫌疑人的看法和评价, 有关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的举报、反映等; (5) 与犯罪嫌疑人职务密切相联的一些工作、工程项目, 涉案其他当事人的情况等; (6) 犯罪嫌疑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和日常消费等, 家庭财产状况和投资情况等。这些材料的收集应尽量秘密进行, 防止犯罪嫌疑人知道办案意图, 毁证灭据、串供或订立攻守同盟。在侦查阶段, 应摒弃原来由口供主导整个侦查的老侦查方式, 形成由证人证言和其他证据引导犯罪嫌疑人供述其罪行, 或是取证审讯同时进行的方式, 让证据引导整个侦查过程的侦查方式。

二、监视居住的适用与监督

监视居住作为介于取保候审和拘留之间的一种强制措施, 过去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 通常能取保候审就不会监视居住, 符合拘留条件的也不会选择监视居住。此次修正案第七十二条、七十三条分别对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和执行场所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在今后与侦查手段相互配合的过程中将会形成全新的一种侦查办案格局。

由于基层院办案环境的局限性, 如何能把监视居住更好的运用到侦查中成为当前的一大课题。在过去的工作中, 基层院较常用到的是取保候审和拘留等强制措施, 而由于监视居住缺乏确实可行的操作性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 我院对于该强制措施的适用基本为空白, 这次修正案对其适用条件等的规定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涉及到监视居住如何实行, 在哪里执行, 由谁执行, 是采取全方位同步录音录像还是不定期去检查的方式进行等问题, 与此同时还涉及在监视居住的同时如何保证侦查工作的秘密性。修正案规定检察机关为监视居住的执行和合法性进行监督, 而作为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监视居住由谁来监督还有待具体实施细则的出台来予以规范。

三、技术侦查措施运用的挑战与应对

随着科技的发展, 贪污贿赂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职务犯罪的发生多为一对一形式, 侦查工作很难直接通过其他物证以及证人证言直接证明其违法性, 从这个层面上说, 技术侦查扩宽了自侦案件的侦查手段。这次刑诉法首次把技术侦查措施写入了条文, 但由于该条文并未明确由谁执行技术侦查措施, 对反贪侦查工作来说仍需要具体细则的出台来增强技侦手段的可操作性。因此, 一方面应当简化检察机关应用技侦手段的程序, 解除对实际工作的限制, 避免程序繁琐空设法条制约技侦手段的正常运用;另一方面, 要有完整的程序规定, 对应用中的各个阶段和情况应详细说明, 严格规范基层院在运用技侦手段上的审批制度, 避免程序失当引起的操作失范。

四、律师提前介入的影响与解决方法

此次修改之后, 自案件立案侦查之日起, 犯罪嫌疑人就能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 律师可以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而不受到任何限制。这样一来, 律师为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 从罪名、犯罪构成要件、刑罚处罚规定、沉默权的运用等诸多方面应对侦查, 逃脱法律制裁的情况出现将在所难免, 新刑诉法实施后, 如果没有坚实的初查材料作为基础, 案件将难以突破。特别是受贿案件, 在受贿犯罪嫌疑人翻供后, 行贿人的直接证词便成为孤证;即使受贿犯罪嫌疑人供认不讳, 而行贿人不予承认或翻供的话, 受贿犯罪嫌疑人的单方供述也将成为孤证。言词证据的不确定性对侦查人员的初查工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五、考核目标与实际工作的平衡

2010年以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对检察工作考核的规定, 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面考核机制, 而现有的考核制度对案件的质量考核主要有立案数、起诉率、有罪判决率和大要案比例等, 立案后作撤案或不诉处理的就要扣分。这就要求案件要立得起、诉得出、判得了, 否则就是错案。修改后的刑诉法加大了对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权益保护, 侦查工作的对抗性加大、证据变化的可能性加大, 势必导致一部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可能会存在因证据问题而撤案或不诉的风险。如何将今后的考核目标更合理地与反贪工作实际结合起来势必将成为推动新刑诉法修正案得到有效实施的又一重要因素。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此次对素有“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不仅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立法目的, 还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明确了“技术侦查”措施和“秘密侦查”措施, 对于行使追究国家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反贪部门来说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新形势下履行好反贪污贿赂职能面临着哪些挑战, 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积极应对, 是基层检察院反贪部门应当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本文正是基于此, 探讨新刑诉法修正案对基层院反贪工作的影响以及应对方式。

新刑诉法侦查机关 篇8

[关键词]检察机关；修改背景；应对挑战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背景

（一）社会发展的要求

随着國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程度，人们开始关注的或者人们在满足了自己最基本的经济需要以后，更加关注的是另外一些更加重要的权利，即人身自由、财产和生命，这是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一个最深层次的动因。

（二）办案程序的重视

部分人办事不看过程，只重结果，追究的是所谓的结果上的公正，而忽视了这种结果形成过程的公正。

（三）本身存在的问题

刑诉法内部机制尚未健全、某些规定有待完善。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正，只有这样，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二、检察机关如何应对新刑诉法修改带来的挑战

（一）细化流程，严格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

一是思想重视，尊重嫌疑人和被告人合法权益。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重视捕前审查，而且在捕前审查中，更加重视审查的是案件证据情况和嫌疑人可能被判处刑罚的情况。一些检察机关认为捕后变更强制措施使逮捕工作显得比较随意，有损司法的严肃性权威性，一些检察机关由于承担较多的刑事案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捕前审查工作中，捕后则往往忽视了对羁押必要性的继续审查。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则意味着检察机关必须转变观念，不但要在捕前审查中注重羁押必要性审查，而且在捕后也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二是结合实际，细化配套工作具体流程。要使捕后审查羁押必要性工作成为检察机关的一项常规性工作，必须围绕一些实务性问题尽快研究和制定可行的工作流程与机制。根据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监督部门开展捕后审查羁押必要性工作存在两种基本情形：一种是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的申请进行审查，一种是依职权进行审查。

三是拓展渠道，确保审查工作落到实处。在侦查阶段，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人员完成捕前审查工作后，侦查机关基本不会再就案件情况与侦查监督部门联系，所以侦查监督部门人员往往不再接触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由于案件不是必须经过侦查监督部门，所以侦查监督部门也很难知道案件的后续情况。由于审查逮捕工作属于刑事诉讼过程中比较靠前的诉讼环节，所以在实践中侦查监督部门难以掌握案件后期的发展和变化动态。

（二）排除非法证据，从每个细节做起

新刑诉法全方位地完善、修改了证据制度，并首次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作出明确的规定，为办案人员今后办理此类案件指明了方向。如何全面提升检察执法规范化水平，坚决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树立正确的办案理念，在具体的刑事诉讼活动中严格执法，做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需要努力做到“三个并重”：

一是做到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并重。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是刑事诉讼的核心价值。二是做到实体与程序并重。检察机关在办案中既要查清事实、准确定性，又要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要依法进行排除，对于侵犯当事人、辩护人诉讼权利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查处纠正。三是做到严格执法与依法监督并重。

（三）消除误区，适应辩护制度新变化

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辩护制度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如何适应新要求，不断提高执法规范化程度，全面提高检察工作水平，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首先，必须消除两个误区：一是对立抵触情绪，即片面地认为完善刑事辩护制度后给检察机关工作造成更大的障碍，工作中会出现更多的困难。二是消极等待思想，即不是积极主动适应刑事辩护制度新发展，而是漠视等待。其次，要以此为契机，全面提升检察执法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树立理性、平和、规范、文明的执法理念，同样需要努力做到“三个并重”：

一是做到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并重。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是刑事诉讼的核心价值。检察机关既要做到依法查办职务犯罪，严厉惩治严重刑事犯罪，也要在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各个环节时刻树立保障人权的观念，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辩护权，认真听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二是做到实体与程序并重。检察机关在办案中既要查清事实、准确定性，又要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要依法进行排除，对于侵犯当事人、辩护人诉讼权利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查处纠正。三是做到严格执法与依法监督并重。

（四）附条件不起诉应当把握三个原则

一是必须坚持自愿原则。检察机关案件承办人在认真审查案件材料后，认为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的，采用书面形式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以便其自主选择。由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主动向检察机关提出书面申请，检察机关经过审查后认为符合条件的，启动附条件不起诉程序。

二是必须符合公共利益原则。在办理具体案件中，首要考虑公共利益因素，如对社会秩序和公众的危害程度、预防犯罪的实际效果以及诉讼成本等，综合权衡利弊，严格把握适用条件，明确不能或不宜使用附条件不起诉的行为对象，对惯犯以及共同犯罪的主犯等与维护公共利益相悖的，不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对于曾经适用过附条件不起诉的，也不宜重复适用，以确保适用该制度能使犯罪嫌疑人不再犯罪或者有助于其回归社会。

（五）实现“三个转变”，正确适用逮捕措施

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核心问题，逮捕作为对犯罪嫌疑人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在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过程中备受关注。新刑诉法建立健全了三个机制，实现了三个转变，将对促进公正执法起到重要作用。建立健全审查逮捕必要性证明机制，实现逮捕理念从“构罪即捕”向“必要逮捕”转变。此次修改重点完善了逮捕的条件和程序，特别是把“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这一逮捕条件细化为五种情形，为判断嫌疑人是否有逮捕必要提供了法律依据。结合实际案件，如何证明以上事实、准确把握执法标准，把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有机结合起来，是基层检察机关必须立即着手研究的课题。

一方面，要加强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研究论证，从打击犯罪和保障合法权益并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并重的角度出发，保证逮捕措施的适度适用。另一方面，要加强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证明机制，强化证据意识，围绕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待证事实规制证据标准，要求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并严格审查把关，保证逮捕措施的准确适用。

一是要建立继续羁押必要性评估机制，推动羁押理念从“一捕到底”向“必要羁押”转变。针对逮捕后直至审判前的羁押期间过长的问题，新刑诉法增设了独立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这一规定强化了检察院对羁押措施的监督，为保护被逮捕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羁押提供了一条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在这项工作中，自身观念的转变是首要问题。首先要树立“必要羁押”的理念，要从人权保障出发，增强工作的主动性，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羁押对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损害。还要有“敢于纠错”的勇气，一旦发现错捕或者确无羁押必要的，立即纠正、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同时，要加强机制建设。法条的规定较为原则概括，没有明确审查标准和操作程序。

二是要建立“阳光审查”机制，实现从闭门审查向敢于“开门纳谏”转变。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规定了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程序，以及采取逮捕等强制措施后应当通知家属的规定。这些规定既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也有利于强化自身监督，促进规范、公正、理性、文明执法。对此，检察机关应当从提升执法公信力的角度转变观念，树立监督者更要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实行阳光审查，在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各个环节，依法保障律师履职，并主动接受和听取律师意见，更好地维护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三、结语

检察机关要注意和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协调配合与分工制约，形成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合力。要加强研究，确定重点研究课题，切实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真正贯彻实施好新刑诉法。检察官要重视对新刑事诉讼法的学习，认真研读新刑事诉讼法的具体条文。要尽快转变观念，及时总结，将认识统一到对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贯彻执行上来，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和办案能力，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正确适用法律。要认真贯彻执行新刑事诉讼法，正确把握好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双重任务，既要充分行使好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又要履行好法律规定的各项监督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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