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动因

经济增长的动因（通用9篇）

经济增长的动因 篇1

如今市场经济飞速发展，而市场经济本身在发挥自身的各种优势的同时避免不了出现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这就要依靠经济法的规制。研究经济法的产生特别是和市场经济最密切的经济动因，对经济法的完善，在市场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经济法的产生的研究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此处的经济法是指什么，经济法可以指经济立法，经济法律，经济法部门，但是现行的通行的说法经济法的产生是指经济法律部门的形成。本文仅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的产生做简要分析。仅仅就经济法产生的原因来讲目前学术界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一漆多俊教授为代表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说”，这种观点表明：由于在19世纪末西方各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导致了社会市场的大变革，国家的调节机制和国家的经济职能发展起来，同时也使经济法这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发展起来。

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进化和发展，自然经济时期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虽然当时也存在商品交换，但是这种交换仍然是为了当时人们自身的生活发展需要，与现在的商品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国家介入市场很少，一般都是依靠市场自身调节并且维持自身的平衡关系。由于在无形之手自身调节的初期并没有出现大的经济危机，因此人们认为市场自身调节是万能的，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理论正是形成于此背景之下。但是如上所说，工业革命的完成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商品交换日益发达社会生产的规模也迅速扩大，新的生产部门也不断涌现;社会的分工和协作也变得更加分明。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的自身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例如垄断机构的出现，由于市场竞争本身就是优胜劣汰所以在竞争中占优势的市场主体为了自身的利益依靠自身的优势会越来越强大，这种结果就是大企业逐渐控制整个行业。另外，市场主体存在的营利性使得这些主体很少涉足盈利较少的行业，但是它们的发展滞后甚至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市场的本身也具有滞后性和盲目性这些导致了许多企业无法对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以至于影响了许多市场主体的发展，甚至影响了国家经济的运行。这些弊端慢慢显露，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彻底击败市场万能的神话。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经济运行怎样才能正常?国家作为全社会利益的代表，作为最高权威的代表，作为最有力量的代表自然由国家出面对经济进行调节和维护。①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国家干预，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并且自然神作为经济主体对那些很少有人涉足的行业开始经营，并站在全社会的的角度进行宏观调控。这也是凯恩斯的主张，但是和市场一样国家调控也存在着许弊端，并由此给西方的经济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和经济危机。当时许多经济学家都对政府干预失灵原因做了分析具体有以下：(1)国家干预人为因素较多，并非单纯的是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国xx的官员、政治家们一般是国家干预政策的制定者，他们多数是为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利益，这种追求政治利益的做法有事甚至对市场经济起到相反的作用。(2)国家干预易产生寻租行为。现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之后资本家就多了一获取利益的道路，这种寻租行为通过寻求政府保护来牟取不正当利益。(3)国家调节成本较大，国家调节要成立职能不同的政府部门，难免会有官员冗杂的现象。(4)政策的执行和制定都是由人进行的，难免会有一些滞后性或者是受人的技能和思想观点的局限。综上，资本主义国家又有重法的传统所以自然会寻求这样一条法制定法律的道路来规范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因此经济法的诞生也成为必然。此处的经济法指经济法律部门的产生而不是经济法律的颁布，且此处仅从经济动因或者说市场原因对经济法产生做了分析。

经济增长的动因 篇2

从1978年至今，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多年，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转型模式，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10月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1978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 645亿元,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而到了2007年，GDP达到了249 530亿元。1979-2007年,GDP年均实际增长9.8%,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经济总量的加速扩张大大缩小了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4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实现同步快速增长,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成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但是在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正如中共中央在1993年文件中所指出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既要制度创新，也要理论创新。

按照中共十七大的概括，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为了更好的实现这个目标，有必要梳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教训，让历史照亮未来。

本文试图用新制度经济学知识解释当时制度变迁的动因，文中的制度变迁不仅包括1978年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包括之后进行的若干改革举措。

1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经济学框架

如果把中国经济改革看作一场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过程，那么它要符合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

任何理性的单个行为主体(个人或组织与集团)在制度变迁中追求的目标皆是自身效用或财富(净货币收益与非货币收益)的最大化，在制度变迁中，国家被视为一种追求自身效用或福利最大化的行为主体。在既定的资源禀赋、技术状况和文化要素的约束集合下，单个行为主体如果认识到，按照既存制度安排，就无法获得潜在的收益，而改变既有的安排，就能获得在原有制度框架中所得不到的收益，那么，他们将努力谋求建立起预期会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制度安排。国家也是如此。而且，一旦创立和利用新制度安排净预期收益为正，即变迁的预期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时，就会产生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并且这种净预期收益越大，则制度变迁需求变大，其需求弹性也就越大。制度变迁就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实质是由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另外，复杂的现实世界和有限人类理性使个人无法迅速、准确和低成本地作出理性判断时，他们便会借助于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在内的意识形态来走“捷径”。

按照新制度经济理论视角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从制度非均衡走向制度均衡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改革后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改革前低效率制度的过程。

任何一项制度的选择都不是随意决定的，人们在选择一项制度时，首先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和权衡，只要当感知到制度净收益大于零时才会选择这种制度。但制度净收益大于零只是制度选择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种制度只要其净收益大于零，且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制度中净收益最大，就是最佳的制度。

制度效率存在着递减现象，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是由一定的生产力状况和技术水平或性质所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制度必须作出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否则制度的效率必然会降低。同时，正如李怀所言，制度本身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完善以及不断面临被替代的过程，某一特定的制度只能存在于一个特定的时期，有着它自己的“生命周期”。制度的效率“生命”曲线在达到一定点之后，会随着生存时间的递增而同时出现效率递减的趋势。一般说来，制度的效率往往和时间反相关。既然制度效率存在着递减现象，那么当制度效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制度变迁是必需的。

制度既会自然演进和变迁，也可以在人为设计下变迁。

2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总体上来说可归为两大类：其一，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有了一种不满意，出现了一个新的盈利机会，产生了新的潜在的制度变迁需求和潜在的制度变迁供给。其二，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出现了效率递减现象，因此制度变迁是必需的，也就是说产生了变迁的动因。这个变迁的动因来自于需求和供求两个方面，即是说，一方面，制度变迁的需求者是在作了收益—成本比较后，产生了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另一方面，制度变迁的供给者也是在进行了收益—成本比较后，产生了对制度供给的动力。

从根本上来说，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无论是从需求的角度还是从供给的角度看，其净收益都是大于零的，同时也是在可选的方案中净收益最大。具体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为归为以下几点：

2.1 中国计划经济制度存在缺陷

计划经济体制在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确实有利于国家集中全社会的经济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或经济建设，从而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据统计，1953-1978年，中国的年均积累率(储蓄率或投资率)将近30%，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以年均7.9%、8.2%和6%的速度递增，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越来越凸显，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技术进步缓慢、经济管理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

2.2“文化大革命”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但真正促使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废墟上产生的。原因主要为：一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历史灾难，使传统的计划经济的荒谬和弊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打破了传统体制的神圣光环，造成了非改不可的客观形势，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奠定了经济、政治、思想和心理上的基础。二是“文化大革命”使传统的计划体制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相比于苏联东欧国家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向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无组织性，是动员命令型经济，强调精神的作用，反对物质刺激，理想主义色彩很浓。再加之“文化大革命”，破坏极其严重。

2.3 国际大环境变化

(1)国际社会主义阵营计划经济体制普遍趋向有市场的改革。由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20世纪50年代起，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就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起初主要是试图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改革还固守在计划体制范围内，到了60年代至70年代末，以前苏联、匈牙利和前南斯拉夫为代表的苏东国家都实行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改革原则。70年代末期，改革放缓，80年代下半叶，再次掀起改革新浪潮。虽然大多数国家的改革仍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过于集权的、畸形的经济结构及经济体制僵化的弊端，但更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更按价值规律行事，对企业放权让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都给予了中国有益的借鉴。

(2)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取得新发展，提供了市场化改革的外部环境和有益经验参照。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促使资本主义去改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制定了对劳工的保护法，全面、具体地实施对劳动权益的保护;股份制企业组织形式，使资本所有者多元化、大众化，使资本与劳动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国家施行的财政政策，缩小了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之，规范和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已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给予了中国一个启示：不能再排斥市场经济，而要充分发展市场经济来振兴民族与国家。

2.4 个别落后地区改革试验的成功，给予了进行大规模改革的信心和希望

这个成功的例子是指安徽省凤阳县农民在摆脱饥饿与贫困欲望的驱动下，以自己的自发行动，打破了原来人民公社以来的集体经济僵局，首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迈出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这一微观经济体制的创新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使农民逐渐摆脱了行政指令的束缚，得到了相对自由、自主和满足自身利益的新机制，从而解决了因传统集权体制滞后于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需求的体制短缺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和所有制形式在与原有的计划体制的竞争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且因为农村改革的良好效果和改革领导人的支持使得农民自发的制度创新成果得以法制化和规范化。当改革进入到转型阶段之后，国家主导的体制创新就更富有根本性意义。

2.5 中国的政治权力和新生的市场经济是中国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

政治体制变迁和经济体制变迁，作为社会发展的两大主体性制度变迁，由经济与政治所固有的相互依赖关系和发展的逻辑一致性，决定了实际制度变迁过程中二者的互为动力特征。经济体制变迁对政治体制变迁赋予的活力与动力，主要表现在随着经济体制变迁的深入，社会成员的利益意识、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竞争意识等有利于民主政治文化的培养和公民政治素质都得到了提升，从而形成推进政治体制变迁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思想力量。而政治体制变迁对经济体制变迁赋予的活力与动力，主要表现为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即政治关系的变化、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民主制度的构建和完善等，必然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高的层面上调动社会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构成经济体制变迁的强大动力。

2.6 改革配套进行的需要

林毅夫的《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一文中指出，由于某个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彼此依存的，因此，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即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的出现往往会拉动相关的制度安排发生相同方向的变迁，这种连锁效应十分类似于产业变动的连锁效应。

在中国，继实行农村承包责任制后，其它的相关的制度安排也产生了制度变迁的需求，因此促使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进行。

2.7 国家作为强制性变迁的主体，其效用函数中目标的多元化

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因为任何个人或非国家的组织都会面临搭便车的问题，而国家没有搭便车的问题，所以制度创新主要来自国家统治者而不是其他组织或个人。国家被视为一种追求自身效用或福利最大化的行为主体，只要其预期收益高于强制推动一项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他就会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

中国的改革方式是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国家作为强制性变迁的主体，虽然也遵循收益—成本原则，但其效用函数远比个人复杂，其目标不仅仅限于财富最大化，还有威望、历史地位、国际影响等。这就导致即使一项制度变迁能够增加国民收入，增加社会的总产出，但如果它会消弱国家政权的权威或危及到社会的稳定，那么政府也断然不会进行这样的制度变迁，宁可维持一种经济上无效的制度安排。

在中国，政府既充分意识到了改革前制度的无效率及中国经济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同时也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可借鉴之处，并认为改革不仅仅与财富最大化相关，还与政权的稳定、威望和国际地位有关，因此，改革势在必行。

2.8 生产力的发展对制度变迁产生了需求

变迁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下进行的制度博弈的结果，与生产力发展方向相一致的利益主体在其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社会制度的变迁归根到底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制度选择的基本原理就是要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使经济基础适应生产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是制度变迁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制度理性的根本标准就是生产力的标准。

3 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动因的现实意义

3.1 制度效率的递减决定了持续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制度效率的递减既是三十年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也是现在和未来持续进行制度变迁的动因。当一个制度设计运行前期效率较高，随着时间推移，效率递减，将出现新的制度不均衡，产生了对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即有了制度变迁的动因，那么就要坚定不移地进行制度创新，否则必定会束缚经济的发展。

例如，我国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初，其制度绩效是较高的，根据林毅夫的研究，在1978-1984年期间的农业总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2.23%，其中大约有1/2(46.89%)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但自1984年之后，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制度效率呈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由此导致中国1984年后农业产出增长放缓，自1993年之后更出现连续的经济下滑，使农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原因就是农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再没有进行重大的制度创新。

3.2 制度变迁的连锁效应促使配套改革持续进行

连锁效应是制度结构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制度结构中的制度安排都是相互关联的。从制度均衡理论来看，在制度均衡状态下，各项制度是严格互补而非互替的。一项制度的存在和作用是因为它为其他制度所需要。一项制度的变迁必然导致一种连锁效应，导致其他制度发生变迁，至少是创造出新的制度变迁的可能。

参考文献

[1]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2]张宇.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3]林毅夫,蔡肪,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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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经济增长的动因 篇3

文章选取1990-2004年中国固废总量同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从固废增长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出发,围绕着固废增长同经济增长的数量特征,通过相关系数分析、对数模型回归分析及其检验和因果关系阐述,研究经济增长与固废增长的演替轨迹,并建立经济增长与固废增长的计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目前状况下,中国经济增长是固体废弃物增长的推因,但是固废增率明显低于经济增长率.最后对实证研究结果作出相关定性分析.

作 者：宋鹏臣 姚建 苏维 马训舟 Song Pengchen Yao Jian Su Wei Ma Xunzhou 作者单位：宋鹏臣,姚建,马训舟,Song Pengchen,Yao Jian,Ma Xunzhou(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苏维,Su Wei(成都市生态环境科研监测所,四川,成都,610072)

税收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篇4

关键词：税收;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2009年5月，《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时隔不到两年，国家发改委又于2011年4月全文公布《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这对于福建省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就如何理顺税收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保持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进行了一番探讨。

1 实证研究

1.1 经济增长和税收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本文试图通过选取变量构建经济增长与税收之间的回归模型，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来验证经济增长对税收增长的决定作用。

(1)选择变量。本文所选择的变量分别是福建省地区生产总值GDP和税收收入TA_。变量的原始数据GDP和TA_均来源于福建省统计局网站统计年鉴，时间区间为1995—2009。

(2)单位根检验。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非平稳变量不能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因此，首先判断所选取的时间序列数据是否平稳性，对GDP和TA_进行单位根检验。由表一可知GDP和TA_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在对这一组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之前要进一步判断这两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注：检验形式(c,t,m)中c、t、m分别代表ADF检验中包含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0代表不包含,D2代表进行二次差分;时间序列平稳均是在临界值为5%时的结论。

(3)协整检验。因为对双变量模型进行协整检验要求两个变量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从上述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中，我们已经得出GDP和TA_都是二阶单整序列的结论。因此，笔者将运用E—G两步法对其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第一步，构建估计方程。首先运用OLS法估计协整向量GDP和TA_，可得如下方程：

从R2值可知样本回归线对样本观测拟合得较好。第二步，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由上可知，残差Et=TA_-0.062GDP，对Et进行单位根检验，如表二所示，可知Et具有平稳性，因此GDP和TA_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GDP和TA_分别作滞后1阶和2阶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取置信水平a为0.01，如表三所示，可得结论：经济增长是税收的Granger原因，而税收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若加上GDP的滞后变量对TA_的预测精度存在显著性改善，换句话说，前一期的经济总量对后一期的税收收入存在显著影响。经济总量的变化能够引起相应的税收收入的变化从而论证了经济增长决定税收收入的结论。

1.2 税收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同样地，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也可以通过构建模型来论证。选取福建省地区生产总值GDP和税收收入TA_作为因变量和自变量。由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由此构建的模型不存在“虚假回归”的线性，运用Eview软件构造的方程如下：

GDP=15.86TA_因为R2值较大，所以该方程能够较好地说明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即使没有对模型进行进一步修正，我们仍然得出结论，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是正向相关，税收收入的增加在在一定程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现实中，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不论是国家还是地方的征税水平往往很难达到最佳税率水平。通过比较我国和福建省的宏观税负水平可知福建省的征税税率并未达到理论上的最佳值，而且离这一最佳征税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如表四所示，2002-2009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从14.81%上升到17.33%，涨幅达到17%。相比之下，福建省的宏观税负水平基本维持在4.69%-6.36%之间，虽然从2004年开始，福建省的宏观税负水平呈现较快的增长的趋势，涨幅达到了35%，但是由于基数低，总体来看，福建省的征税水平仍然偏低，并不能很好地适应与福建省经济增长的速度。

2 主要结论

通过分别构建模型对税收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福建省经济和税收的关系符合经济增长决定税收的原则。一方面，1994年以来，福建省经济总量不断提高，发展速度超过了同时期的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从总量来看，福建省的税收收入也不断增加;从变动趋势来看，两者的变化情况近似一致，并且税收收入的变化幅度小于经济总量的变动幅度，两者表现出较为紧密的相关性，而

这种相关性是以经济总量为主导的。

第二，福建省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提升的空间。首先，由福建省的税收收入和经济总量的关系式GDP=15.86TA_，可以得知，福建省税收收入对于经济增长是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的。然而，2002-2009年福建省的宏观税负水平最高也只有6.36%，远远低于同时期的全国平均水平17.33%。由此可见，福建省的宏观税负水平与经济发展并不能够很好地适应，也就意味着税收收入并不能够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发展能动的反作用。

参考文献

[1]邓子基.财政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

[2]曾婷.湖南省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0,(5):70-73.

*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验做法 篇5

*是一个资源型工业县（市）。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宏观调控力度加大、产业政策调整和市场竞争加剧，*市经济发展遇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2003年，*市委审时度势，提出了“打造工业强市，再创经济优势”的发展战略。两年来，全市上下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经

济转型，努力实现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效益相统一，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为什么提出“打造工业强市，再创经济优势”发展战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强力实施综合开发，形成了以耐材、造纸、煤炭、建材四大产业为支柱的工业体系，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03年综合实力上升到全省第二位，2004年全市完成生产总值111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42.4亿元，地方财政收入4.38亿元，城乡居民储蓄余额84.7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764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953元。但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收益的粗放型工业经济格局阻碍了*市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三有三无”问题，成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一）有资源，无优势

随着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对矿产资源的“有水快流”式开发，*市两种经济贡献较大的矿产资源（煤炭、铝粘土）已进入衰退期。煤炭资源浅部煤层（200米以上）已经采掘70％，易开采的煤炭基本枯竭，现有的213家矿井多数在3~5年内闭坑。深层煤（200~800米）虽然储量可观（地质储量4.07亿吨，可开采储量2.68亿吨），但开采难度大，可供建井的勘探井田寥寥无几。当前已勘探的曲梁、关口、李岗、崔岗井田，开采深度均在450米以上，最深达800米，受瓦期突出、煤尘爆炸等危险因素的影响和提升、运输、通风、排水等技术的制约，后续煤炭开采业能否成为经济支撑还不能确定。铝粘土矿资源没有大的矿体，多以“窝状”分布，多年来的无序开采，浅部资源已经枯竭，剩下的铝粘土资源根据资源整合的要求，无法开采。其它矿产资源虽然储量大，但产品附加值低，或勘探程度不够，难以或短时间内难以形成经济支柱。由于煤炭资源日趋枯竭，*市在未来3~5年将出现经济“断层”危机。2004年全市煤炭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6.5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14.9％，而财政收入的4.38亿元中有1.12亿元却来自煤炭产业，占据了总财政收入的26％。在浅部煤炭资源日趋枯竭，经济又对煤炭产业依赖过大的情况下，*市如不加快经济转型，没有新兴产业的及时跟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倘若在资源型产业开始衰退时，新兴产业已经趋向成熟，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就可避免产业转换带来的区域经济衰退。

（二）有群体，无规模

突出表现：企业数量多，但缺少拥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投资项目多，但缺少投资大、能够迅速拉动经济增长的大项目。目前，*市的工业企业数量虽然超过了1500家，但规模以上的企业仅有317家，规模企业无论是数量还是销售额都和周边县（市）有较大差距。从重点项目投资看，大个子企业数、投资额和周边县（市）有更大差距。不仅如此，*市的四大支柱产业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产业发展、环保治理、安全生产等政策的影响。在政策影响下，煤炭和造纸产业的企业数量大幅萎缩，耐材和建材产业企业数量也将走向萎缩。煤炭行业受限产压井、安全生产整顿的影响，企业数量减少了五分之二。随着明年资源整合政策执行到位，剩余的213家煤炭企业数量将减少到84家。造纸企业受治理污染的影响，近几年企业数量减少了一半，目前仅剩195户。耐材和建材行业近几年虽有较大发展，但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直径小于2.2米的立窑均属淘汰性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必须限期取缔，发展前景不容乐观。现有的843家耐材企业、179家建材、石料加工企业，将有一批企业会因产业政策调整而关闭，这样势必对全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强烈冲击。

（三）有积累，无扩张

近几年，*市居民储蓄余额一路攀升，2003年为69亿元，2004年为84.7亿元，到今年五月份达到95.7亿元，年底可突破100亿元，增长速度惊人。作为一个内陆县（市），有这么高的储蓄余额虽然说明了经济发达和群众富裕程度，但并不能引以自豪。过高的储蓄余额反映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投资环境不理想；二是对民间资本的投资引导工作做得不够；三是经济增长粗放，没有合适的、让群众放心的项目吸引民间投资。因此，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一批具有长期发展后劲的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梯队，培育几个对国民经济带动系数大、辐射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主导产业，来吸引民间投资，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的动因 篇6

一、企业并购的战略动因

战略并购是并购双方根据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 在适度的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 以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对资源进行重新整合, 以实现新增价值, 从而满足企业发展的战略需要, 抑或说战略并购是企业从自身发展的战略需要出发而开展的并购活动。据此定义可知, 企业的战略并购包含下列内容:

(一) 增强市场力量

战略并购主要从以下方面来影响企业市场力量的增强:1.减少竞争对手的数量, 优化行业结构。当行业竞争对手数量较多且力量相当时, 行业内部的企业仅能维持较低水平的利润, 但并购可使行业相对集中, 即当一家或多家企业控制行业时, 可降低竞争的激烈程度, 从而使行业内企业均能实现较高的利润率。2.缓解行业整体生产能力扩大速度与市场扩大速度不一致的矛盾。规模经济下, 企业只有增加生产能力, 才能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 但企业对生产能力的扩大总是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增加, 从而使供求关系遭到破坏, 具体表现为行业内生产能力过剩。但并购可使行业内企业的相对集中程度更高, 从而既能满足规模经济的发展要求, 又能规避行业生产能力的盲目扩张。3.降低行业的退出壁垒。多数行业的资产表现出高度的专用性, 且固定资产所占比例较大, 从而导致行业内企业难以退出经营领域, 如此定会增加生产能力过剩的管理难度。但并购活动的开展, 可以调整行业的内部结构, 即淘汰陈旧且低效的生产设备, 降低行业的退出壁垒, 从而实现稳定供求关系和价格的目的, 注意规范横向并购活动的管制, 以免出现垄断现象。

(二) 建立企业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地位的根基, 是知识、技能、技术的有机综合体, 是以满足企业战略需要及实现战略目标为最终目标, 是竞争对手无法模仿的筹码, 具有延展性和持久性。据此定义, 多数企业试图采用并购方式来建立更高层次的核心竞争力, 从而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持久地位。企业建立核心竞争力的模式有两种, 即自我发展建立核心竞争力;并购有专长的企业或与有互补价值的企业达成战略联盟。两者相比, 后者更具优势, 特别是当企业所需的资源或知识专属于另一企业时, 并购便直接成为获取所需资源或知识的有效途径。另外, 企业并购建立核心竞争力所具备的低成本性是指收购方有时比被收购方更清楚所占资产的实际价值。据此, 可将基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并购分为四大类, 即获取核心能力、构筑核心能力、强化核心能力及拓展核心能力。总之, 企业只有建立核心竞争力, 才能实现生存和发展, 而并购是最有效的途径。

(三) 多元化经营

多元化经营是指企业并购非行业内企业后所开展的多种经营模式, 具有平稳现金流、降低风险的优点。从并购主体的行业关系来讲, 跨行业并购是混合并购的范畴, 且此种并购模式具有以下两种形式:1. 战略性混合并购。此种并购行为允许采用多元化经营来降低风险, 同时也允许企业的发展战略向相关领域转移, 进而推动产生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2.非相关混合并购。此种并购行为的出发点很多, 例如分散固定资产、降低经营风险、长久占领市场等。此外, 企业亦可通过开辟国际化的经营渠道来实现多样化经营及降低风险, 即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的区位上建立经营网络, 以此来规避可能遭遇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等。

二、企业并购的微经济动因

企业并购的根本动机是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此乃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及实现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障。研究表明, 企业并购的微经济动因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为此, 本章节侧重从以下方面浅析企业并购的微经济动因。

(一) 获取规模经济效益

所谓规模经济, 是指企业生产与经营规模扩大的同时所实现的成本节约。企业并购的出发点主要为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全球化的经济条件下, 规模是衡量企业经济活力的重要参数, 特别是在服务行业或高新技术产业中, 只有规模较大的企业才有能力开展某些社会所需且能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活动, 从而才能获取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并购对获取规模经济效益的作用表现在以下方面:1.生产规模扩大的同时, 产量增加, 投资减少, 单位成本降低, 理由是并购之后, 并购方企业可对原有资产进行重新安排, 从而实现资产的最佳配置, 并最终实现生产成本的降低。2.原材料的批量采购和产品的批量销售均能实现流动费用的降低。3.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 企业既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又提高了自信度, 因此可实现资金筹集成本的降低。

(二) 创造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是企业生产及经营规模的扩大使企业投资及经营成本降低而实现高利润的经济现象。协同效应下, 产品的单位成本与企业规模及生产能力呈负相关, 详见图1。

如图1 所示, 纵轴P、横轴Q分别表示单位成本、产量;a、b分别表示企业A的产量、平均成本;AC为企业A的平均成本曲线。当企业A并购企业B之后, 企业B的产量从a点增至c点, 而平均成本则由b点降至d点, 从而使企业A的产出增加且成本降低。据此便可判定, 此次并购为企业A创造了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具体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1.经营协同效应, 即指并购双方企业存在企业职能、生产要素等方面的互补性时, 双方利用对方优势来实现的规模效应。研究表明, 横向并购可实现批量化的生产和采购, 从而最终实现技术的改进、生产率的提高、技术成本的降低及节约采购费;纵向并购可提高企业产供销的衔接度, 从而实现运输成本的降低及节约原材料。2. 管理协同效应, 即指企业在并购之后裁并重复的职能部门及辞退多余的工作人员, 以降低办公费用及工资成本, 同时利用已有的营销模式来为市场及客户提供专门化的服务, 以节约营销费用。3.财务协同效应, 包含避税效应、融资优势和由股票预期效应而引起的价格回升。

(三) 降低交易费用

企业并购可节约交易费用, 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1.知识是企业对研究与开发的投入所得, 但在外部性或不对称的条件下, 难以实现知识的市场价值, 抑或说企业需要支付高昂的谈判及监督成本才可能实现知识的市场价值, 而并购却能使并购双方企业使用到专门的知识, 从而节约交易费用。2.商誉是企业的无形资产, 运用时同样会遭遇外部性问题, 但并购可使商标使用方成为企业的内部成员, 从而消除商标使用方的机会主义动机。3.部分企业的生产需要数量较大的中间产品, 而此类中间产品的市场却存在机会主义、质量难控制及供给不确定等问题, 而并购却能使合作方变为企业的内部机构, 从而有效克服上述问题。4.并购可使并购方企业形成规模较大且职能相互分离的组织, 同时也建立起一套基于管理的内部市场体系。实践表明, 与市场运作的交易成本相比, 用企业内的行政命令来协调内部组织活动所需的管理成本更低。

结语

企业并购已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经济发展形式, 国内企业的并购浪潮也愈演愈烈, 同时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企业重组、技术更新、扩大开放及经济体制改革等均与并购息息相关。因此, 对企业并购动因的研究是促成改革开放新格局的要求, 而无论企业并购的动机是战略需要或微观经济, 都逃离不掉企业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初衷。另外, 无论何种动因, 均不可能在所有案例中被始终如一的证实, 而应对各种微观动机进行综合考虑。总之, 战略与微观经济是企业并购的推动力, 是企业面向世界市场所做的战略性调整和长期投资行为。

参考文献

[1]张雯, 张胜, 李百兴等.政治关联、企业并购特征与并购绩效[J].南开管理评论, 2013, 16 (2) :64-74.

[2]张立今, 周家华.企业并购整合中的矛盾及其破解[J].学术界, 2013 (08) :168-182.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篇7

摘 要：本文在参考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增加了资本供给、财政税收、增强了经济活力;同时也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外资的使用上耗费巨大，致使国内的产业发展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国内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本文总结出了一些对现阶段外商投资的观点和看法，同时归纳出我国应该做出哪些改善，以此进一步合理利用外商投资。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希望对我国外商投资的研究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关键词：外商投资 经济增长 贡献 负面效应

一、背景介绍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里程，外商对华投资的领域不断变宽，层次不断加深，已经形成全方位格局。中国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展点，在不断的吸引着外商投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世界500强企业纷纷来华投资设厂。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占中国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在经济方面，使我国和国外发达国家的联系更加密切。但是，在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影响也越加深刻。

二、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面影响

改革开放，就必然要引进外资，带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利用外资，不仅利用了外商的.资金，而且对本国的资金也是一种帮助，而且还利用外资企业对自身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提高了国内生产技术水平，解决了国内的就业压力和人才培养压力。

1.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了外汇储备，增加了税收。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地扩大，相应的，外商纳税也在不断增长，进而超过其他经济类型逐渐成为中国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目前为止，90%以上的中国涉外税收都来自外商投资经济。而且，在制造业方面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之后，所纳增值税额占全国工业增值税额的比重已经高于全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中国的出口创汇主要是依靠外商投资企业。

2.增强了经济活力，促进了经济增长。近些年来，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依靠国际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带动的。世界各国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增加本国经济活力、推动本国经济增长，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目标之一。实践和经验表明，很多经济腾飞较早的地区改革开放和利用外资也比较早，东部沿海城市利用外资多，经济发展较快，实力较强。根据统计数据，GDP增长和中国利用外资数量的变化非常一致，利用外资速度加快的年份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很快。一些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利用外资和本国的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关系。近来，中国GDP的增长中有2.7个百分点是来自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研究成果证实，中国在90年代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三分之一。事实说明，外资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力的增加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三、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收入的作用，相对于国内资本来说，却是非常的不明显，与实行经济可持续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等目标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1.经济增长形成外资依赖，损害经济的稳定性和自主性。随着中国经济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加深，中国利用外资规模的逐渐扩大，东部沿海的一些省份和经济特区的经济增长对外资的依赖更严重。其核心表现就是外资对技术的控制上。对外资的过度依赖，首先导致外资逐渐介入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而导致国家经济发展独立性的逐步丧失，这不仅是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影响，也会因此影响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安全，影响到高价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发达国家和后期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强大不能寄托在外国资本和技术身上。目前跨国公司对国家经济政策的介入和干预已越来越强。

2.制约了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加剧了产业和地区间经济不平衡。中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外商投资成熟的产业没有引导新兴行业和落后行业的发展，反而加剧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失衡。外资在各行各业的结构均存在不合理的现象。

四、我国利用外资的建议

虽然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了一部分负面影响，但外资对国家经济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所以，我们仍然要利用好外资，而不是不利用外资。我国应该在政策方面做出一些改善，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引资政策。

首先，提高引资质量，控制引进外资的规模。我国应该将经济增长和外资的引入结合，随着我国GDP总量规模的扩大，适当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但是不要超过本国资金的需要，不能脱离现在的经济基础，引资的规模需要结合国内的市场竞争来考虑。

其次，加强产业政策，优化引资结构。FDI引资规模上的扩大，使我国FDI结构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加大。FDI引入的结构问题可以在整个外资中的比例、FDI内部结构、FDI在地区和产业中分布等方面加以考虑。

参考文献：

[1]褚敏，张建辉.外商直接投资溢出、市场化转型与经济增长[J].投资研究，，(1).

[2]熊鹏.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13，(6).

[3]欧阳志刚.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财经科学，，(6).

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篇8

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采用内生决定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理论启示我们,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村教育,扩大技术和知识在农村的传播,对于我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作 者：杨世君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刊 名：北方论丛  PKU英文刊名：THE NORTHERN FORUM 年，卷(期)： “”(6) 分类号：G061.2 关键词：新增长理论   知识   农业经济增长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动因探讨 篇9

一、东盟对中国经济的有利影响

(一) 有利于完善中国区域经济结构

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 东部是对外经济开放的主要集中地带。从当前形势判断, 东部经济地带已经呈现某种程度的饱和。而占中国国土绝大部分面积的中西部地区, 对外经济开放的程度还很低。因此从区域经济战略的角度出发, 西部大开发战略不仅可以消除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而带来的众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同时, 还可以防范因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突变而潜伏的区域经济隐患。作为西南地区的广西、云南等省区, 东盟国家是其主要出口市场, 区域优势明显,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将大大促进广西、云南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贸、投资合作, 为中国的西南地区开发注入新的动力。随着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将从整体上提高西部地区在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中的地位和比重, 进而有利于构筑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纵深。

(二) 东盟国家丰富的资源

从中国与东盟的整体来看, 东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充沛的资源使其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同样具有重要位置。东盟拥有多种矿藏和资源, 例如, 其天然橡胶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80%, 木棉、柚木和金鸡纳霜的产量及出口量均占世界90%以上。此外, 这个地区石油储量约21亿吨, 天然气储量13000亿立方米。从人力资源角度来看, 中国和越南的劳动力价格低廉, 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熟练劳动力和高级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

二、中国对东盟经济的有利影响

东盟区域经济结构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大陆东盟与海洋东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以及东盟十国之间产业结构的多层次阶梯状态。随着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 借助中国四省的区域优势对于产业转移的影响, 东盟内部区域经济结构同质性的提升取决于大陆东盟与海洋东盟在经济资源、经济发展阶段上的互补性。

(一) 在经济资源方面

从大陆东盟与海洋东盟的次区域角度来看, 两者之间在经济资源方面的互补性也是较为明显的。例如, 文莱的耕地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5%, 而且土地贫瘠;新加坡不仅缺少耕地, 而且自然资源匮乏。

(二)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

中国与东盟毗邻的四个省份与东盟十国之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文莱与新加坡, 属于高收入国家, 前者凭借石油资源具有资本输出优势, 后者具有资本输出和高科技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双重优势;第二层次是广东省与马来西亚, 属于中上收入水平, 具有中等技术及资本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 既可充当高收入国家的外缘市场, 又可以在产业和技术转移中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第三层次为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与菲律宾、印尼, 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 是最具可塑性的区域;第四层次是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 具有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其中广东与新加坡是该地区的产业主导力量。例如, 云南、广西和越南的工业化水平较低, 因此在泛北部湾次区域区域经济合作中, 可以形成梯度发展模式, 工业较发达的区域可以拓展发展空间, 转移夕阳产业, 加速产业升级;较落后地区则可以通过承接产业转移, 加快工业化进程。

三、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相互需求

(一) 资源的优化配置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 能加强发展中国—东盟各国的互利合作关系, 有利于在国际范围内调剂资源余缺, 参与世界资源的分配, 为中国与东盟企业创建了更为便利的发展平台, 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发展。

(二) 发挥比较优势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 节约社会劳动, 实现优势互补;有利于引进和吸收各自先进科技成果, 增强各方自力更生能力。

(三)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加强区域内部经济联系, 是走向经济全球化的阶梯,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 是生产社会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 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不仅有利于中国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产业分工链, 还有利于促进国内改革开放, 为在更大范围内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积累经验。对东盟国家来说, 则可利用中国强大而稳定的经济实力、工业体系和市场缓冲力, 带动东盟国家走出金融危机, 应对跨国公司挑战, 共同促进对国际市场的出口。双方加强互利合作,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是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必由之路。

摘要：随着2010年1月,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区, 成为现今世界最具活力和潜力的贸易市场。本文结合中国与东盟的实际, 着重探讨中国—东盟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因。

关键词：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动因

参考文献

[1]许宁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北京:红旗出版社, 2003.

[2]胡均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趋势与效应分析.战略与改革, 2005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