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学习心得（通用9篇）
学习心 得
（区物业供热办 金 戈）
通过对《哈尔滨市行政问责规定》的学习，我的感触颇深，对下一步的发展策略，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结合我办的工作实际，在供热投诉受理方面有以下几点认识与体会：
一是要建立健全首问负责制。实行首问负责制，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居民反映的供热问题，第一个接待来电、来访者（即首问者），要热情接待，周到服务。接听电话应文明、礼貌、热情，做好记录，并负责落实所问、所办之事。热情为来电者、到访者提供准确的信息。对服务对象要热情、主动，属在本人职责内的事要及时协调，并跟踪督办。对把握不准的事宜或者特别重大和紧急的事项，及时请示领导。
二是要全面推行限时办结制。依据供热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所受理的各类居民投诉案件限时办结，防止办事拖拉，进一步缩短办事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同时，理顺职能关系，优化工作流程，科学设置程序，规定办结时间，杜绝久拖不办、办而不结的现象。
三是要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对违反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以致影响执行力和公信力，贻误工作或者损害投诉人合法权益等行为，要予以责任追究。
在国内社会背景与学术背景下, “行政责任”日益得到重视。从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角度来看, 伴随着我国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入, 政府对于公民和社会的责任问题越来越凸显。一方面, 基于公民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的国际环境, 我国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处于全球化和市场化之中的高复杂性和高风险性的社会, 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给予政府以新的压力与期待。另一方面, 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 我国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在不断加强。学者们总是力图从理论上对权责做一明确分析和阐述, 以期指导行政实践。随着历史的前进、时代的变迁, 问责制发展到今天也必有其研究的理论价值。
鉴于国内外问责制的发展状况, 笔者认为, 应从分析行政问责制的由来入手, 充分认识到行政问责制实施的民主基础, 以及其在西方国家的广泛应用, 对我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 在其发生作用的一开始便遇到了许多的现实问题, 这是由我国特有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历史因素决定的。应对这些环境因素、历史因素以及现行体制因素分析的基础上, 研究中国行政的具体特色, 借鉴别国已有的经验的教训,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思路。
要深刻理解问责制, 首先不能把问责制简单等同于引咎辞职。引咎辞职是由问责制引起的, 只是问责制的一个部分, 是承担领导责任的官员在发生了重大事故时主动承担责任的行为;其次不能把问责制理解为上问下责, 如果问责制就是上问下责的话, 那么结果是在最关键的地方, 恰恰无人问责。这样的问责制未必能带来责任政府;同时也不能把问责制看成是上级对下级某个已知的具体过失的惩罚。问责制关键要解决的是, 确保政府与官员在平时就充分承担责任, 而对官员因过失而作出的惩戒, 通常是在事故发生之后, 已为时太晚。所以问责制关注一切责任, 惩戒则只关心事故的责任;最后不能把行政问责制等同于我国古代整肃吏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干部管理和惩处制度。行政问责制度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现正民主政体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问责制度不仅仅包括对渎职官员的惩罚, 更要求政府对公众有所“交代”。正是这些把民主政治下的问责制与中国古代帝王整肃吏治的统治术区分开来。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各级政府及其行政公务人员承担的各种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查, 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的, 依据法定程序追究其责任, 使其接受失责的惩罚的制度。
我国目前还没有一套严谨完善的问责制度体系。要使行政问责制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 就得付出加倍的努力与细心。现行的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中, 由于表述的泛化, 带来操作上的模糊与难以界定, 存在着不少不足,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职责、权限和责任不清;行政问责文化滞后;行政问责配套制度缺失。
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指出:“要认真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全面实施国务院颁布的依法行政纲要,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程序, 履行职责, 接受监督。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 坚决克服多头执法、执法不公的现象。强化行政问责制, 对行政过错要依法追究。各部门都要加强内部管理, 积极配合和支持审计监察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对于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整改, 进一步扩大公民、社会和新闻舆论对于政府及其部门的监督。”从中, 我们可以看出, 政府推行这项制度在认识上进一步深化, 不仅仅要追究有过错行政公务人员的责任, 更重要的是通过该制度的实施, 促进政府及其公务员的依法行政能力, 使法律规范、政策措施、制度安排等真正得以落实, 提高政府在群众中的权威和公信力。
在我国, 行政问责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 对其的研究和实践可以说都是刚刚起步。行政问责制度还处于初创阶段, 在理论上还不成熟, 在制度设计和实际执行中还存在一些困惑和误区。要使我国行政问责制更加科学完善, 必须深入了解我国行政问责发展现状。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 由于问责制度的缺失、公民参与问责意识淡薄等方面的原因, 造成了我国问责乏力的状况。
摘要：作为责任政府主要实现形式的行政问责制度的建立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的重要表现, 也是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对行政问责制进行初步分析探讨。
关键词：责任,行政问责制,责任政府
参考文献
[1]、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33.
[2]、韩剑琴.建立责任政府的新探索——行政问责制[J].探索与鸣.2004, (8) :20.
问责风暴近日越刮越猛。不久前，孟学农因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尾矿库溃坝事件负有领导责任，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22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因为“奶粉事件”引咎辞职，成为最新一轮官员问责风暴中下台的高级别官员之一。
在这两起事件中受到牵连而去职的还包括山西省副省长、石家庄市委书记和市长、临汾市市长等数十名官员。此外，在深圳火灾和登封矿难中，又有一些官员被免职。
如果说这些问责是因为出现重大生产事故和安全事故，并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受损，那么有一些问责则是属于细节上的过错，或是其他方面或大或小的问题。比如四川省巴中市市政府将放假通知中的“中秋节”误写成“端午节”，3名官员被免职；四川剑阁县人事局长因嫌喝的茅台酒价格太贵而打人被免职；河南漯河市裴城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因为给农民办玉米“砍伐证”被免职……
这些问责虽然标准不一，但都体现了从严治吏、执政为民，它既释放了管理好干部的信号，也是在以一种权责对等的方式给人民一个交代。而且，此次问责力度之大，近几年少见，凸显了从严治党、从严治国的决心和信心。它要让官员们明白一个常识，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就要对得起人民，就要为人民利益着想，否则就要受到党纪和国法的严惩。
事实上，对官员的问责在党纪和国法中都有着明确的表述。《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当中就有明确的表述：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2006年开始实施的《公务员法》也有着类似的规定，而且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而再往前追溯，就会发现我们党和国家有着问责制的优良传统。从延安整风，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门刚打开时的从严问责，再到非典时的大规模惩处失职官员，都体现着党和国家问责式的管理。毫无疑问，此轮问责风暴将更有助于推进行政问责向着制度化、常态化、透明化的方向发展。
应当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其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对我们的管理体制和权力规范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它不但要求我们要以监管者的角色规范市场的运营，更要求我们以权责对等的理念为权力的合理运用划定界限。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就是对权力运用的一种常态化监督。它提醒着官员，不能“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
当然，问责的标准也需要制度化的规范，写错别字是不是就一定要免职，免职后的官员们可不可以东山再起，都还有待细节上的规定。相信在今后的问责制中，这些都能得到解决。无论如何，伴着行政问责制度的不断发展，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党和国家在政治体制上不断走向成熟，已成为所有人的共识。
第一条 为督促行政首长依法、正确履行职责，提高行政效率，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更好地营造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行政首长有履行法定职责和上级安排部署工作的义务，负有对本单位、本部门领导、决策、管理和服务的责任。对行政首长问责实行权、责并重，有错必究，过错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行政首长问责，是指丰满区林业局局长对问责对象不履职、不正确履职或履职不力，依照本暂行办法对其追究行政责任。
第二章 对象、范围和内容
第四条 本制度办法所称的问责对象包括：
(一)区政府的行政正职(含主持工作的行政领导);
(二)需对垂直管理机构行政负责人问责的，向其主管部门提出问责建议。
第五条 问责情形是由分管副职履职不力所导致的，应与行政首长一并问责;分管副职对问责的情形应当全部负责任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行政首长负责对其问责或提出问责建议。
第六条 政令不畅、执行不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无正当理由，全年未完成区委、区政府目标任务的;
(二)区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应由其承担的工作任务及落实要求，无正当理由未按时完成的;
(三)未认真执行区政府的指示、决策及上级有关机关交办的工作任务，影响工作部署和损害市政府及丰满区整体形象的;
(四)对人大、政协交办的议案和建议、意见，不办理或不认真办理、答复，造成不良影响和工作失误的;
(五)不履行本部门、本单位法定职责或执行不力的。
第七条 违规决策和决策失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
责：
(一)应当由集体讨论决策的重大事项，擅自作出决定的;
(二)作出的行政决策干扰市政府的重大工作部署或损害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
(三)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或措施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责任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集体作出错误决策的;
(五)有其他违法决策或决策失误行为的。
第八条 治政不严，监管不力，行政乱作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所在领导班子的成员发生重大违纪违法案件的;
(二)内部管理混乱，作风懒散，工作效率低下的;
(三)弄虚作假，虚报瞒报，骗取荣誉或逃避责任的;
(四)缺乏大局意识、创新意识，设置障碍，损害投资环境的;
(五)乱检查、乱许可、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瞒报、谎报突发公共事件等重要信息的;发生重特大突发公共事件时，未及时、妥善、有效处理和组织有关救援工作的;
(七)所属部门或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第九条 其他不履职、不正确履职或履职不力，造成不良影响或后果的，应当问责。
第三章 附则
一、行政问责制的概念界定
行政责任是近代国家责任政治的产物，是“主权在民”及“权力分野”原则的必然要求。在政府管理中，行政与责任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有权力，必有责任；有权力，必有制约。行政问责制是在行政责任基础之上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关于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内涵，有许多不同的释义。有学者认为，行政问责制就是指对现任各级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也有学者认为，行政问责制是指公众对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进行质疑，它包含明确权力，明确责任和经常化、制度化的“问”——质询、弹罢免等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化的“吏治”规范。它不仅是指犯了错、违了法要追究，其溯及范围还包括能力不足，推诿扯皮等看似有损“官体”的“小节”，公众对政府行为以及政府本身的“合理怀疑”等方面。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
以上的几种概念界定中，问责主体和问责客体各不相同，涉及的角度也各异。笔者认为，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等问责客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由于没有或没有正确履行法定的职责，影响了行政运行的效率和行政机关的口碑、信度或效度，甚至部分损害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其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行政问责制是评估行政管理活动效能的一种原则或者说是一种检验行政活动运行效率的一种程序。
1.行政问责的主体
行政问责的主体即由谁来问责的问题。按主体的内涵划分，行政问责一般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两种。同体问责是指组织系统内部对其成员的问责，包括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主要是指来自外部系统对行政机关及其成员进行的问责。在我国，异体问责主要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对党委和政府的问责。
2.行政问责的客体
行政问责的客体即行政问责的对象、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问责客体，实际也是“来问谁”的问题。如果被问责的对象认定不清，问责也就失去了意义，更有失问责的公正性、客观性。从理论上说，行政问责就是对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问责，根据责任行政的原则，任何一个行政主体或行政公务人员在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且手里的权力越大，身上的责任也就越重。
3.行政问责的范围
问责的范围是指问责主体向问责对象进行责任追问的内容或事项，是解决“问什么”的问题。一般来说，行政问责的指向是：乱作为、作为不力、不作为、无作为。也就是说，行政问责它不仅是指有错、犯法要追究，同时也包括能力低下、推诿扯皮等也要追究。这其中包括了政府和公务员在政治行政体系中所承担的各种责任，包括其内含的道德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等。
4.行政问责的程序
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责”。严谨、合法的程序是行政问责有序进行的前提和保障。行政问责的程序，通常包括两方面:一是行政主体必须接受问责主体经常性的质询、听证等，经常向有关方面汇报工作，对问责主体的问题做出及时和令人满意的回答。这种形式重在经常性，事前性。二是出现重大行政事故时的责任追究式的问责，包括问责启动、调查处理、申诉复查、监督执行、问责后的救济等程序制度。
5.行政问责的结果
所谓“问责”即责任追问。一般来说，这种结果可以分为政治、道德、行政和法律责任四种，具体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留党察看、引咎辞职、撤职等；触犯刑法的，还要启动法律程序，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所以，在责任追究中，也往往是道德责任、纪律责任和法律责任等各种责任形式糅和在一起，体现的是追究多种责任，而不是一种责任。
二、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改进机关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只要不流于形式并有足够的制度作为保证，无疑可以增强行政领导的工作责任心，增强公务员的公仆意识。问题在于，目前的行政问责制，虽然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缺陷也日益暴露。除了在问责的制度保证、实际操作、效果评价等方面还有待提高外，在问责的对象确定、政务公开等方面也存在着缺陷。从我国当前推行行政问责的效果和各地实施的举措来看，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责权不清，问责不明。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就是对于每一个行政人员的权力与责任要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拥有清晰的责、权、利，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府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真正发挥行政问责制的作用。由于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当前我国党政关系错综复杂，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使得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过程中责任主体难以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或者在问责中，问责客体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突出表现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出了问题,责任究竟在党委还是在政府，难以界定。由于我国行政机关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出了事故，往往只追究政府“一把手”责任，而实际上，有时党委领导有更大责任。
二是以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相对薄弱。根据世界各国问责制的实践，问责制既需要同体问责，也需要异体问责，但关键在于异体问责。异体问责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离开异体问责的行政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缺乏持续性的。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主要是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行政问责，问责的制度依据主要是党的文件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异体问责相对比较薄弱。虽有罢免制度，也主要是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官员才实行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行政问责的效果。
三是问责内容、方式过于单一。问责范围狭窄，唯“过”是问。行政问责制大多注重追问具体问题的具体过错，缺乏对根本责任的关注。除了对那些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其他危害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或公共利益的事件负有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的人追究责任外，还应当扩大到追究“无为”者。
问责方式过于单一，仅有去职一种情形。行政问责以对责任的追究为落脚点，以失职官员去职为处罚方式和目的，这就被动地将行政问责当成了一种善后程序。其实，罢官去职仅仅是问责的手段和主要方式。时下的问责实践，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更多停留在行政领导体系中，努力贯彻对上级负责、对权力负责的制度化，而在对法律负责、对公众负责、对权利负责的努力上有所欠缺。从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以来，追究了一大批行政官员，一些重大事故问责了相应的行政首长。但总的来看，我国的问责范围太小，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情形，仅停留在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上。
四是问责后续工作不完善。问责制在配套设施建设上的不完善首先表现在对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的缺失上。如果问责制中明确规定了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重新启用的程序等条款，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就有了法规依据，被问责官员的复出也会名正言顺。因此，问责制为达到它构建时的预期成效，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必须构建完善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各项改革措施的衔接配套，做到整体推进。当前由于配套制度还不完善、不到位，直接影响了行政问责制的顺利贯彻落实。如行
政公开程序缺乏制度保障；缺乏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被问责的行政主体救济与保障机制不完善等。
三、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要有效地实施行政问责制，就要从整体上完善政府的问责体系，建立问责主体的责任约束机制，采取各种有效积极的措施，全方位地保证问责机制的顺利运行。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1.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确立好问责主体问题，是确保行政问责有效性的一个必备前提。在我国，行政问责的主体不仅来自行政系统内部，即上级行政机关，以及审计、监察机关，而且还应包括行政系统外的问责主体以及社会机构、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等。只有问责主体具有广泛性、普遍性、多样性，才能保证问责结果的权威性、客观性、公正性。
当前，在分析行政问责制的合理构建之时，一方面应发挥同体问责直接性、针对性和经常性的优势，另一方面应着重深化异体问责，也就是建立以民意和外部监督为基础，以权力机关即人大为主导，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多方有序参与、相互配合、共同促进的多元异体问责体系。
2.确定问责标准的统一性
为确保问责的严肃和公正，有必要在全国确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标准。2009年中央出台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界定了问责的7种情形，虽然使问责较过去具有针对性，但仍然难以囊括需要问责的全部情形。因此，与其列具各种情形，倒不如制定统一的问责标准，更具可操作性。至于行政问责标准的确立，可依据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即要求主体有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同时主观上存在过错。但在具体承担责任时，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如动机、目的、事后态度等方面，还应考虑过错履职的情节及后果。
3.体现权责范围的一致性
“权责一致”原则贯穿于行政法的始终。职权与职责相一致，要求在问责时严格划定责任对象范围，即哪些人需要承担公共权力不当使用或者未尽职责的责任。既不能让责任人逍遥法外，也不能让无辜者受罪。授权的范围有多大，就应当在多大的范围内问责。否则，若问责与现实的职责格局不符合，则难以起到问责的真正作用。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法理依据主要是法规、规章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纪律规范，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比较少。再加上，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以至于在问责中，具体应当由谁承担责任，模糊不清。因此，考虑到现实的公共权力格局情况，问责对象的范围不能仅针对行政官员，还应包括党政领导，体现党委和政府的一视同仁，即党委和政府同为问责第一责任人。这样做也是权责相一致原则的具体要求。
4.落实问责方式的严肃性
强化问责方式的落实，也是完善行政问责制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此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完善被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避免将问责流于形式。既不能将被问责官员一棍子打死，永世不得翻身，也不能把一年的禁期，当作暂缓使用期，熬过一年，就官复原职，完全失去行政问责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也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具体可参照“京版问责办法”（2010年3月22日，北京市公布《北京市实施办法》），规定被问责官员一年内不得复出，两年内不得提拔使用，同时应规定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和程序。
5.健全完善问责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是实现责任政府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对政府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责任政府只能成为理想中的“空中楼阁”。因此建立系统、全面而有效的责任监督机制是实现责任政府的基础要件。行政监督机制包括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和行政系统外部监督。仅仅依赖行政系统内部监督是远远不够的，且弹性较大，必须依靠系统的外部监督作为支撑和辅助，二者的相互结合才能保证问责机制的健康运行。而行政系统的外部监督包含人大代表、民主党派、新闻传媒、社会公众等组织群体或个人。
(1)人大代表的监督。保证党对人大的政治领导的同时，也要确保人大在国家监督中的最高特殊地位。2007年颁布的《监督法》中明确强调了监督的实效性问题。行政监督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其特殊地位，从而确保行政问责监督的有效实施。
(2)社会团体、组织及公民的监督。社会公众对行政官员的行为最清楚，因为行政官员与公众直接打交道，因此行政官员的一言一行都在公众的掌握之中，因而公众对监督最具有发言权。同时，也不可忽视社会团体和组织的特殊监督作用。
(3)新闻舆论监督。随着新闻媒体的快速发展，其对行政监督的作用愈来愈突出，具有特殊的威力，能有效地监督政府官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避免权力的滥用。
行政问责制的旨义就在于“责”。一个负责人的政府是由所有参与政府管理具有高度负责精神的公务员组成。公务员行使的每一项权力背后，都伴随着特殊的责任。行政问责制的重点在于预防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及时化解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化、常态化，使官员能够准确预测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避免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也有利于对民众权益的维护，对最终建立起廉洁、高效的责任型服务性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一、地方行政问责制立法遇到的主要问题
行政问责制立法主要解决：“问谁的责（问责对象）？谁来问责（问责
主体）？问什么（问责范围和内容）？怎样问责（问责程序）？目前，各地在制定行政问责立法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但是，由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一）地方立法法律依据滞后
目前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地方立法的依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这些规范性文件不仅存在着问责标准不明确等问题，而且在问责的主体、对象、范围、步骤以及责任形式和惩处力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缺乏统一性和科学性。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行政问责的规定和办法时难免出现照抄照搬，内容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现象，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流于形式。
（二）地方立法注重规定同体问责，忽略规定异体问责
行政问责应当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前者是指来自国家行政机关内部的问责，其问责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和公务员的任免机关；后者是指来自其他国家机关的问责，其问责主体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由于行政问责上位法律的缺失，地方问责立法往往是政府立法，而政府立法只能限于行政系统内部，不能规定行政机关以外的其他机关的义务，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等问责主体的作用未能得到发挥。行政问责的主体是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启动按钮在行政机关最高领导人手里，问责往往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意愿和意志，也就是说，由最高行政领导确定是否要问责，什么样的事情需要问责，什么样的事情不需要问责，问责的力度如何，什么样的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什么样的人可以不承担责任；最高领导重视了，问责就进入实践，其力度也大，最高领导有其他考虑了，问责就会退而变成次要工作，力度下降，有时候甚至是停止运作。同时地方立法也只能规定行政体系内部的等级问责，即上级问责下级，等级问责尽管在效力上具有优势，但如果仅仅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上级的责任由谁来问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其结果必然是最高的一级无人追究责任，而在最关键的地方无人问责会造成责任体系中根本环节的缺失。
（三）地方立法对问责对象规定的不够全面
公务员的区分按照任期与任用方式的不同，划分为各级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的公务员和一般公务员；按照职位与职务的不同，划分为领导职务公务员和非领导职务公务员。根据责任行政的原则，任何一个行政主体或行政公务人员在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且手里的权力越大，身上的责任也就越重。也就是说，上至行政首长，下至一般行政公务人员，都肩负着不同的责任，应当无一例外地成为行政问责的对象。目前，在行政问责上由于无相关的上位法律规定，一些地方政府在立法时往往都把行政问责的对象局限于行政首长。把数量众多的一般行政公务人员被排除在行政问责的对象之外，不利于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
（四）地方立法对问责范围规定宽严不一
行政问责作为一项制度，其问责范围包括不履行法定职责和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所谓“不履行法定职责”，是指问责对象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其行政职责，也就是“不作为”；所谓“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是指问责对象不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方式和时限履行其行政职责，也就是 “乱作为”。问责的范围，各地的规定不尽相同、有宽有窄。主要包括效能低下、执行不力，责任意识淡薄，违反法定程序、盲目决策，不严格依法执政或治政不严、监督不力，以及在商务活动中损害政府形象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行政问责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重大安全事故，还包括决策失误、执行不力、用人不当、监管不严、违法行政以及行政不作为等许多方面。然而，在行政问责的实践中，问责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大多局限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事后责任追究，而忽视了对决策、用人、工作绩效和廉政建设责任的追究，使问责制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有限的作用，而不能全方位地约束行政权力。
（五）地方立法注重对行为的后果问责淡化对行为本身问责
由于地方在问责立法缺乏上位法依据，立法在问责范围的界定上也只能参照被问责的事例中进行界定，如，“非典”、“松花江水污染”、“12•23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迎春灯会特大伤亡事故、吉林市东百商厦特大火灾、江苏“铁本”案、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湖
南“嘉禾违法拆迁”案、“海宁大火”事故、“沱江特大污染事故”包括即将启动问责程序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对问责范围的界定往往注重对行为产生严重后果或者严重不良影响后果，才对其问责。地方立法上也都参照上述做法注重对行为的后果问责,如，规定“给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或者影响政府整体工作部署的、造成不良社
会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出现重大事故或造成社会不良社会影响的、造成资金浪费或者国有资产流失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等等。这样规定是应当的，但是造成这样的严重的后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规范性文件中已经有明确的处理规定，问责主体往往依据上述文件对其作出处分决定，制定的问责规定也只能起到“震慑”和“警视后人”的作用。对目前还没有产生严重后果或者未产生严重不良影响后果的，也就是“有事但没犯事”的还不能对其问责，存在极大的隐患。因此地方立法注重既要对行为的后果问责更要对“乱作为”和 “不作为”行为本身问责。
（六）地方立法对责任形式规定的不够全面
对公务员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有被通报批评、行政追偿、行政处分以及刑事处罚等。而对于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行政机关来说，其承担行政责任的方式包括：被通报批评；赔礼道歉、承认错误、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返还权益、恢复原状、停止违法行为、履行职责、撤消违法的行政行为、纠正不当的行政行为、行政赔偿。过罚相当原则要求根据责任人的过错大小确定适当的责任形式，在行政问责立法实践中，不论责任大小、有无过错，动辄就是引咎辞职。这样规定，其结果有两种情形：其一，轻责重罚，使本来没有过错或过错较小的人，不适当地承担责任或为下属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其二，重责轻罚，使本来应负更大责任的人避重就轻，利用引咎辞职来逃避党纪、政纪和法记等其他处罚。
（七）地方立法对责任追究的规定存在弹性
政府立法往往对被问责对象追究责任方能做原则规定，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容易受领导批示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存在畸轻畸重的情况。主要是行政问责的法律不够完善，责任标准过于笼统，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认定和追究责任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处罚与责任不相适应的情况。其次是行政问责主要是行政系统内部的“同体问责”，其决定权掌握在行政领导手里。一旦出了问题，只要新闻媒体未报道、上级领导没批示，就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再次是问责主体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容易受个人好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
二、完善行政问责立法的基本思路
行政问责立法的目的在于约束行政权力运行过程，监控行政权力运行效益，防止和纠正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偏误与紊乱，实现行政问责惩罚和教育、安抚和补救、警示和预防的基本功能。
(一)确立责任行政理念
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政问责立法必须根据法治社会的要求，实现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平衡。通过立法使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转变观念，提高对依法行政的认识，充分地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力，改变原来“重权力、轻义务，重管理、轻服务，重行政效率、轻行政程序”的观念；不断强化责任意识，正确行使行政权力，履行法定职责；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避免或减少越权、失职等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实现立法所预期的目的。
（二）明确行政问责主体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责任认定和追究的活动，必须有特定的主体负责。因此，在行政问责立法中，应当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设定问责主体。违法行政行为的认定和追究权属于特定的国家机关。根据问责主体与行政系统之间的关系不同，可以将问责主体分为两大类：一是行政系统内部的“同体问责”的主体，主要是行政监察机关和公务员的任免机关；二是行政系统外部的“异体问责”的主体，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第二，划分职责权限。不同的问责主体有着不同的问责对象、惩戒权限和工作方式，应当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相互配合、功能互补。权力机关的问责对象主要是各级政府的正副职以及政府组成部门的领导人；各级行政机关可以在其任免权限内对本级或下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实行问责；司法机关对行政公务人员的问责只能通过个案的诉讼来实现。第三，规定问责机关与公民、组织的关系。国家机关之外的公民、组织作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不能对问责对象作出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监督行为，只能通过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申诉等方式向有关的国家机关反映，或通过新闻媒体予以揭露、曝光，以引起问责机关的注意从而启动行政问责。而这些内容，地方政府规章难以作到，需要通过地方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来实现。
（三）拓宽问责适用范围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监督行政权力的法律制度，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拓宽行政问责的适用范围，应当从问责对象和问责内容两个方面入手。应当将行政问责的对象从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行政首长，拓展到所有行政机关和全体行政公务人员。只要是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只要担负着行政职责，都应当成为行政问责的对象。其次，地方立法将行政问责的内容从对行为的后果问责，拓展到对行政行为的“乱作为”和 “不作为”行为本身问责，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四)明确责任认定标准
在规定行政问责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要考虑问责对象是否有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有作为和不作为之分，只有在未履行法定职责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责任。责任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故意或过失。责任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等因素。
(五)完善行政问责程序
一、推进行政问责制的重要意义
在党政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单位推行行政问责制, 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有效顶层制度设计。这项制度对于搞好各级公务员的监督管理, 强化领导干部的履责意识, 逐步提升执政能力和水平, 都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 能够提高社会管理质量。这项制度要求国家公务人员对自己的过失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代价, 这样, 有助于各级公务员倾听民声, 体察民情, 重视民意, 通过调查研究等手段, 谨慎科学做出判断和决策, 减少工作中的失误, 提升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进而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第二, 能够树立公务员队伍的良好形象。行政问责制的推行, 为各级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 促使他们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和素质, 避免不作为、乱作为和失职渎职, 在行使权力时增强责任心, 增强自律自警意识, 增强进取精神, 树立国家公务人员的良好形象。
第三, 能够提高公务员整体素质。行政问责制的推行, 要求各级公务员更新理念, 通过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 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行政管理是一门很深奥的社会科学, 要想提高管理艺术和水平, 公务员就应该自觉博览群书, 借鉴古今中外执政经验。同时, 深入基层向人民群众学习, 树立“以人为本”服务理念, 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
第四, 能够完善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有助于打破传统的官场规则, 树立“无功就是过, 平庸就是错, 占位必司职, 无为就让座”的清风正气, 对于建立、完善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据有关材料和媒体披露出来的例证, 各地实施行政问责制以来, 相继出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职责权限界定不清。目前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 导致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 在追究责任时, 相关部门相互推诿的情况时有发生。突出表现在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三个方面。因此, 只有科学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 厘清“责、权、利”关系, 才能有效提升各级政府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 使行政问责制切实发挥作用。
第二, 问责领域不够宽泛。从一些问责案例中我们发现, 有些行政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把“问责”过多地停留在行政领导体系中, 只重视对上级机关负责。与此相对应的是, 没有对党纪国法负责, 对人民群众负责。
另外, 还存在着问责范畴不够宽泛, 主要表现在仅停留在造成重大人身伤亡的事故、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等, 而对其他方面的重大过失却不予问责, 同时, 还存在着问责监督环节缺失的问题。
第三, 问责制度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经查阅我国行政问责制所适用的法规、条例, 其中不少责任标准过于笼统, 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监督制约机制欠缺, 问责常常被个人印象、人为因素所左右。长此以往, 行政问责难免会流于形式。
第四, 缺乏配套制度的保障。想要使行政问责制度顺利实施, 必须采取一些与之相配套的改革措施, 并且这些措施必须立竿见影, 行之有效。但是在当今时期,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严重缺乏相关有力的改革措施作为保障,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政问责制的顺畅实施。
三、对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与建议
目前, 行政问责制尚未进入稳定的运用阶段, 所以今后必须在社会实践中进一步加以探索和完善, 同时必须着手健全问责体系和制度, 构建新形势下的政府责任体系, 大力塑造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 推动政府行政行为科学化、规范化, 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第一, 要明确规范问责对象的范围。必须将应纳入行政问责制的客体范围具体化, 即将所有拥有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纳入问责范围。也就意味着不仅仅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 更要对各级党群组织、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等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负责。
第二, 要着力拓展问责领域。各级政府要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 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必须对纳入问责范围的组织和人员建立评价制度和执行跟踪制度。同时依据经济损失、政治影响实施问责, 将政治、文化、道德等其他领域也纳入问责范畴。
第三, 要推进问责的法制化进程。在实践中, 要完善与行政问责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立法形式对行政问责的标准、程序、范围、主体逐步加以归纳整合, 实现由人治型问责向法治型问责的过渡, 进而达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目标。
第四, 要强化公民和媒体的监督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 应该确立公民及公民团体在行政问责上的监督地位, 并通过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定和保护, 健全公民行政问责的程序, 确保公民行政问责作用的发挥。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监督力量, 对行政机关及执法人员进行舆论监督, 从而对其产生政治压力, 发挥问责作用。
一、行政问责制概述
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
行政问责制的主要功能是可以对我国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可以起到监督、惩处、教育和预防的作用。实施行政问责制，对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实施行政问责制，可以帮助我国各级政府机构进一步巩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确立勤政、廉政、优政行政文化，优化国家公务员队伍，建设责任型、服务型政府，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行政问责制自建立以来，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1.问责主体单一、异体问责缺失。当前，我国行政问责主体由同体问责逐步向异体问责转变，但由于我国行政体制的权利过分集中且缺乏制约，且缺乏独立的行政问责机构，导致行政问责的裁定权仍然由相关部门的上级领导机关把控，公民及各类社会团体缺乏参与行政问责的途径，不具备发动行政问责的权力。
2.问责程序不规范。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导致在行政问责上缺乏可操作性，上级领导可以随意接入下级单位的行政问责，进而导致问责程序不规范。
3.惩戒措施不严厉。当前，由于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律条文存在模糊，缺乏可操作性，且更多的行政部门内部的同体问责，惩戒措施由行政领导决定。一旦出了问题需要行政问责，而若没有上级领导的批示，或新闻媒体的报道，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惩戒措施相当随意，甚至几乎没有。即使迫于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压力，由于当前行政问责存在较大的自有裁量空间，也会尽量选取较轻的行政惩罚措施，出现处罚和责任不相适应的情况。
4.法律制度不完善，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当前，我国缺乏完整的行政问责法律法规，行政问责的法律制度非常不完善。适用于行政问责制法规条例都分散在各种法律及政策文件中。而且适用于行政问责的部分条文规定在惩处的尺度、问责的范围等都不尽相同。并且缺乏独立的审核部门和监督机制，广大民众和社会团队缺乏对于行政问责的监督权。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与建议
为了更好的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这对于建设法治型、服务型政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行政问责制的加强和完善也可以优化政府的治理水平。行政问责制的完善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的法律与制度建设。首先，应积极加强行政问责的立法工作。为了更好的发挥行政问责的作用，必须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对政府及公务员的责任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立，并应具有高度可操作性。其次，应进一步完善独立的监督机制，扩大监督的主体与范围，允许民众和社会团体进行监督。最后，要严格执行行政问责法律法规，避免流于形式，提高行政问责制的威慑力和权威性。
2.进一步完善异体问责机制。当前，行政问责中主要采用同体问责机制，为了更好的促使行政问责制发挥作用，应逐步采用异体问责机制。积极引入人大、民主党派、司法机关、各种机构团体、新闻媒体以及公众个人的方式对违规违纪的政府官员进行问责。并要以法律形式明确纪检部门、司法机关、公众和新闻媒体等的问责的范围和程序，形成一种程序完整、监督有力的异体问责机制。
3.加大行政问责的惩戒力度。对违法违纪的政府官员，务必要加大行政问责的惩戒力度。对于违法违纪或严重腐败的官员，在行政问责的基础上，应坚决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要使违法违纪的官员承担其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4.应进一步规范行政问责程序。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程序，是增强行政问责可操行性的关键环节。对行政问责的程序一般包括的行政问责的启动调查程序、问责决定形成程序、问责结果的公示程序、公众媒体的监督程序等几个环节，这几个环节缺一不可，环环相扣。在对违法违纪官员进行问责是应严格按照相关程序，能够进一步确保行政问责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四、小结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关键措施，构建现代服务型、责任性政府的必由之路。虽然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依然有很多的不足，但随着行政问责制制度化建设的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必将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1]高红艳.行政问责制的法制构建[J].河北法学,2010(9).
（作者简介：刘益纶，南京晓庄学院行知学院08行政管理。）
分及格。
一、判断题（10 道）您的得分：78.57！恭喜，您通过了《行政问责制与责任政府的建设》的考试！1.领导对下属的工作失误和过错，承担的是政治责任、间接责任。
正确 错误
2.问责的全部正当性，在于情为民所系。（）
正确 错误
3.2003年兴起的“问责风暴”，成为胜利战胜非典的转折点。（）
正确 错误
4.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问责制，相比较中国大陆来说，其问责对象非常多。
正确 错误
5.尽管责任有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之分，但是集体责任必须转化为个人责任，否则所谓具体责任就有可能落空。
正确 错误
6.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所写文章《为什么我永远也不会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中，描述政府部门的官员来自“下面的反对，上面的压力；成功时的寂静，失败时的喧嚣；随时随地、任何时候官员都被纳入行政问责制的框架”。（）
正确 错误
7.问责与党纪、政纪处分，互不替代。问责不能代替党纪、政纪。
正确 错误
8.我党推行的问责文化，是治国必先治党，治党无比从严。在从严治党的时代，对领导干部问责，要保持一种高压态势。
正确 错误
9.领导要为自己的决策和行为负责，但不必为下级的行为负责。
正确 错误
10.在问责的个案中，主要应考虑的是领导应承担直接还是间接责任，而关于领导的主观意识是善意过失还是故意，则不在考虑之列。
正确 错误
二、单选题（15 道）
1.（）第82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职。”
A.《公务员法》
B.《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 C.《党政领导干部辞职的暂行规定》
D.《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
2.（）事件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指责部分领导干部对人民的生命安全麻木不仁。
A.汶川地震
B.“三聚氰胺”事件 C.“华南虎照”事件 D.山西襄汾溃坝事故
3.严格责任除了有过错要承担过错责任以外，领导干部还必须承担另外一个责任即（）
A.结果责任 B.直接责任 C.间接责任
D.严格责任
4.（）第4条规定:“给予公务员处分，应与其违法违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
A.《公务员法》
B.《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 C.《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D.《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
5.问责制本身是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产物，表面看来仅仅是涉及到官员个人的问题，但从最终的效果看，问责是（）的表现。
A.依法治国 B.执政党 C.依法行政 D.有责必究
6.《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员受到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
A.一年内 B.两年内 C.三年内 D.四年内
7.2009年7月分出台的（），选用狭隘的问责含义，表明问责跟党纪、政纪处分，互不替代。
A.《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 B.《党政领导干部辞职的暂行规定》
C.《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 D.《公务员法》
8.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被称为（）A.重大事故
B.特别重大事故 C.非常重大事故 D.重大安全事故
9.我党推行的对领导干部的问责，最早来源于（）。
A.美国 B.英国 C.中国香港 D.中国澳门
10.问责决定机关作出问责决定后，被问责官员觉得问责不当的，可以（）
A.上诉 B.反诉 C.请求复核 D.申诉
11.问责的方式和党纪、政纪处分的问责方式，它们是（）的关系。
A.并列
B.包含与被包含 C.交叉 D.无关
12.在我国，（）负责调查和提出问责的建议。
A.组织人事部门
B.组织人事部门或纪检监察部门 C.纪检监察部门 D.纪律检察院
13.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要问责（）
A.领导 B.直接负责人 C.直接领导 D.决策人
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了问责和党纪、政纪处分的关系，实现了党政官员一体问责。
A.2006年 B.2007年 C.2008年 D.2009年
15.（）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规定只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即使工作发生失误或造成一定损失，有关人员可予免责
A.2006年 B.2007年 C.2008年 D.2009年
三、多选题（10 道）
1.由官员个人承担结果责任，能够起到以下哪些功能和目标（）
A.平息民众愤怒 B.化解社会矛盾 C.加速事故解决 D.防止社会震荡
2.《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A.引咎辞职 B.责令辞职
C.免职 D.行政处分
3.《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关于健全领导干部学法制度的要求中，明确指出，市县政府要（）
A.建立健全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
B.建立健全专题法制讲座制度，制定法制讲座计划并组织实施
C.建立健全集中培训制度，做到学法的计划、内容、人员、效果“五落实” D.强化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
4.《问责暂行规定》第3章关于“实行问责的程序”规定，问责的程序包括（）
A.调查和提出问责建议 B.作出问责决定 C.申诉
D.撤销问责决定
5.《暂行规定》指出，党政领导干部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以从轻问责（）
A.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损失或者挽回影响的 B.积极配合问责调查，并且主动承担责任的 C.过失导致重大责任事故发生的
D.用人不当导致重大责任事故发生，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的
6.“可问责”的政府问责的是（）
A.岗位责任 B.单位责任 C.领导责任 D.副职责任
7.权责一致原则，包含内容有（）A.权责对应
B.权责对等 C.实事求是 D.依法有序
8.根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问责对象包括以下哪些类型的官员（）
A.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
B.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 C.乡（镇、街道）党政领导成员
D.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领导人员，参照执行
9.《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三条，明确指出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要坚持以下原则和要求（）
A.严格要求、实事求是 B.权责一致、惩教结合 C.权责对应，实事求是 D.依靠群众、依法有序
10.民警违反公安部五条禁令的，（）
A.对所在单位直接领导、主要领导予以纪律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