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的厨房散文
女人不怕凶，只要有独门秘籍，男人照样受用。比如胡适先生家的“太太协会会长”江冬秀，狮子吼完，端出一锅十全大补汤，这叫“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胡适家的餐桌，一年四季都是热腾腾的，简单的一个鸡蛋，从蛋炒饭到茶叶蛋，江冬秀总能做出花样。不仅自己家吃得好，来了朋友，江冬秀也能拿出让人瞠目结舌的大菜，让爱面子的`胡适分外高兴。
比如一道烧杂烩，全国都流行在请客最后吃这道汤菜，有花团锦簇的热闹，也有宴会即将结束之意。18，安徽人李鸿章出使美国，宴请美国官员，宴席中便有烧杂烩。美国人吃得赞不绝口，便问菜名，不内行的翻译误作“杂碎”。这件事传扬开去，美国人居然把“李鸿章杂碎”做成了一道菜，甚至还发明了“杂碎”(chopsuey)这个词。
胡适家的烧杂烩和李鸿章请美国人吃的差不多，不过名字更气派，叫“一品锅”。胡适的朋友石原皋30岁生日时，单身在外，江冬秀就热情地邀请他来家过生日，呼啦啦来了两桌人。当日的菜肴中，最著名的就是“一品锅”。这是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二尺，热腾腾地被端了上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饺，底下是萝卜白菜。胡适笑着向客人介绍，“一品锅”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江冬秀还会不时变换“一品锅”的菜品又有一次待客，依旧是“一品锅”，里面有三斤重的一只大母鸡、三四斤重的一只蹄髈、三十六个鸡蛋，客人们都吃得兴高采烈。
烧杂烩之所以能流行，贵在丰俭由人。动植物水陆俱陈，既可高档，又能普通，有荤有素，琳琅满目。安徽的“一品锅”到了扬州，名字便改为“全家福”;上海人的杂烩砂锅里，一定要有的是蛋饺，正如张爱玲在《半生缘》里写的那样：“蛤蜊是元宝，芋艿也是元宝，饺子蛋饺都是元宝……”讨的乃是一个好口彩。
张爱玲的文章里满是美食，自己却并不会做饭。她和胡兰成热恋时，招呼胡兰成的儿子，也不过是拿了两片吐司，抹上满满的花生酱。胡兰成有时和张爱玲约会，还得另外去巷口吃碗馄饨，这样的爱情，恐怕注定走不远。
靠厨艺抓住男人的心，这招当然并不完全管用。江冬秀做个荷包蛋，胡适都会在友人面前大肆吹嘘;朱安的手艺恐怕并不在江冬秀之下，还经常为了鲁迅的胃病量身定制菜肴，但鲁迅的心终究在许广平那里。另一位著名女文青萧红除了在写作上是个天才之外，也特别擅长做面食，她包的饺子，鲁迅非常喜爱，在病中也能多吃几个。她关心着爱人萧军的饮食，却也不能挽回萧军偷跑出去会情人的颓势。丁玲到延安后，嫁给比她小的崇拜者陈明，家里的所有家务倒是都由陈明负责，只为了让“女神”安心写作。
歇卜士太太(Mrs.Hibbs)没有来过中国，也并不怎样喜欢中国，可是我们看，她有中国那老味儿。她说人家笑她母女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那是老古板的意思;但她承认她们是的，她不在乎这个。
真的，圣诞节下午到了她那间黯淡的饭厅里，那家具，那人物，那谈话，都是古气盎然，不像在现代。这时候她还住在伦敦北郊芬乞来路(finchleyRoad)。那是一条阔人家的路;可是她的房子已经抵押满期，经理人已经在她门口路边上立了一座木牌，标价招买，不过半年多还没人过问罢了。那座木牌，和篮球架子差不多大，只是低些;一走到门前，准看见。晚餐桌上，听见厨房里尖叫了一声，她忙去看了，回来说，火鸡烤枯了一点，可惜，二十二磅重，还是卖了几件家具买的呢。她可惜的是火鸡，倒不是家具;但我们一点没吃着那烤枯了的地方。
她爱说话，也会说话，一开口滔滔不绝;押房子，卖家具等等，都会告诉你。但是只高高兴兴地告诉你，至少也平平淡淡地告诉你，决不垂头丧气，决不唉声叹气。她说话是个趣味，我们听话也是个趣味(在她的话里，她死了的丈夫和儿子都是活的，她的一些住客也是活的);所以后来虽然听了四个多月，倒并不觉得厌倦。有一回早餐时候，她说有一首诗，忘记是谁的，可以作她的墓铭，诗云：
这儿一个可怜的女人，
她在世永没有住过嘴。
上帝说她会复活，
我们希望她永不会。
其实我们倒是希望她会的。
道地的贤妻良母，她是;这里可以看见中国那老味儿。她原是个阔小姐，从小送到比利时受教育，学法文，学钢琴。钢琴大约还熟，法文可生疏了。她说街上如有法国人向她问话，她想起答话的时候，那人怕已经拐了弯儿了。结婚时得着她姑母一大笔遗产;靠着这笔遗产，她支持了这个家庭二十多年。歇卜士先生在剑桥大学毕业，一心想作诗人，成天住在云里雾里。他二十年只在家里待着，偶然教几个学生。他的诗送到剑桥的刊物上去，原稿却寄回了，附着一封客气的信。他又自己花钱印了一小本诗集，封面上注明，希望出版家采纳印行，但是并没有什么回响。太太常劝先生删诗行，譬如说，四行中可以删去三行罢;但是他不肯割爱，于是乎只好敝帚自珍了。
歇卜士先生却会说好几国话。大战后太太带了先生小姐，还有一个朋友去逛意大利;住旅馆雇船等等，全交给诗人的先生办，因为他会说意大利话。幸而没出错几。临上火车，到了站台上，他却不见了。眼见车就要开了，太太这一急非同小可，又不会说给别人，只好教小姐去张看，却不许她远走。好容易先生钻出来了，从从容容的，原来他上“更衣室”来着。
太太最伤心她的儿子。他也是大学生，长的.一表人才。大战时去从军;训练的时候偶然回家，非常爱惜那庄严的制服，从不教它有一个折儿。大战快完的时候，却来了恶消息，他尽了他的职务了。太太最伤心的是这个时候的这种消息，她在举世庆祝休战声中，迷迷糊糊过了好些日子。后来逛意大利，便是解闷儿去的。她那时甚至于该领的恤金，无心也不忍去领——等到限期已过，即使要领，可也不成了。
小姐现在是她唯一的亲人;她就为这个女孩子活着。早晨一块儿拾掇拾掇屋子，吃完了早饭，一块儿上街散步，回来便坐在饭厅里，说说话，看看通俗小说，就过了一天。晚上睡在一屋里。一星期也同出去看一两回电影。小姐大约有二十四五了，高个儿，总在五英尺十寸左右;蟹壳脸，露牙齿，脸上倒是和和气气的。爱笑，说话也天真得像个十二三岁小姑娘。先生死后，他的学生爱利斯(Ellis)很爱歇卜士太太，几次想和她结婚，她不肯。爱利斯是个传记家，有点小名气。那回诗人德拉梅在伦敦大学院讲文学的创造，曾经提到他的书。他很高兴，在歇卜士太太晚餐桌上特意说起这个。但是太太说他的书干燥无味，他送来，她们只翻了三五页就搁在一边儿了。她说最恨猫怕狗，连书上印的狗都怕，爱利斯却养着一大堆。她女儿最爱电影，爱利斯却瞧不起电影。她的不嫁，怎么穷也不嫁，一半为了女儿。
这房子招徕住客，远在歇卜士先生在世时候。那时只收一个人，每日供早晚两餐，连宿费每星期五镑钱，合八九十元，够贵的。广告登出了，第一个来的是日本人，他们答应下了。第二天又来了个西班牙人，却只好谢绝了。从此住这所房的总是日本人多;先生死了，住客多了，后来竟有“日本房”的名字。这些日本人有一两个在外边有女人，有一个还让女人骗了，他们都回来在饭桌上报告，太太也同情的听着。有一回，一个人忽然在饭桌上谈论自由恋爱，而且似乎是冲着小姐说的。这一来太太可动了气。饭后就告诉那个人，请他另外找房住。这个人走了，可是日本人有个俱乐部，他大约在俱乐部里报告了些什么，以后日本人来住的便越过越少了。房间老是空着，太太的积蓄早完了;还只能在房子上打主意，这才抵押了出去。那时自然盼望赎回来，可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情形并不见好。房子终于标卖，而且圣诞节后不久，便卖给一个犹太人了。她想着年头不景气，房子且没人要呢，那知犹太人到底有钱，竟要了去，经理人限期让房。快到期了，她直说来不及。经理人又向法院告诉，法院出传票教她去。她去了，女儿搀扶着;她从来没上过堂，法官说欠钱不让房，是要坐牢的。她又气又怕，几乎昏倒在堂上;结果只得答应了加紧找房。这种种也都是为了女儿，她可一点儿不悔。
她家里先后也住过一个意大利人，一个西班牙人，都和小姐做过爱;那西班牙人并且和小姐定过婚，后来不知怎样解了约。小姐倒还惦着他，说是“身架真好看!”太太却说，“那是个坏家伙!”后来似乎还有个“坏家伙”，那是太太搬到金树台的房子里才来住的。他是英国人，叫凯德，四十多了。先是作公司兜售员，沿门兜售电气扫除器为生。有一天撞到太太旧宅里去了，他要表演扫除器给太太看，太太拦住他，说不必，她没有钱;她正要卖一批家具，老卖不出去，烦着呢。凯德说可以介绍一家公司来买;那一晚太太很高兴，想着他定是个大学毕业生。没两天，果然介绍了一家公司，将家具买去了。他本来住在他姊姊家，却搬到太太家来了。他没有薪水，全靠兜售的佣金;而电气扫除器那东西价钱很大，不容易脱手。所以便干搁起来了。这个人只是个买卖人，不是大学毕业生。大约穷了不止一天，他有个太太，在法国给人家看孩子，没钱，接不回来;住在姊姊家，也因为穷，让人家给请出来了。搬到金树台来，起初整付了一回房饭钱，后来便零碎的半欠半付，后来索性付不出了。不但不付钱，有时连午饭也要叨光。如是者两个多月，太太只得将他赶了出去。回国后接着太太的信，才知道小姐却有点喜欢凯德这个“坏蛋”，大约还跟他来往着。太太最提心这件事，小姐是她的命，她的命决不能交在一个“坏蛋”手里。
小姐在芬乞来路时，教着一个日本太太英文。那时这位日本太太似乎非常关心歇卜士家住着的日本先生们，老是问这个问那个的;见了他们，也很亲热似的。歇卜士太太瞧着不大顺眼，她想着这女人有点儿轻狂。凯德的外甥女有一回来了，一个摩登少女。她照例将手绢掖在袜带子上，拿出来用时，让太太看在眼里。后来背地里议论道，“这多不雅相!”太太在小事情上是很敏锐的。有一晚那爱尔兰女仆端菜到饭厅，没有戴白帽檐儿。太太很不高兴，告诉我们，这个侮辱了主人，也侮辱了客人。但那女仆是个“社会主义”的贪婪的人，也许匆忙中没想起戴帽檐儿;压根儿她怕就觉得戴不戴都是无所谓的。记得那回这女仆带了男朋友到金树台来，是个失业的工人。当时刚搬了家，好些零碎事正得一个人。太太便让这工人帮帮忙，每天给点钱。这原是一举两得，各厢情愿的。不料女仆却当面说太太揩了穷小子的油。太太听说，简直有点莫名其妙。
太太不上教堂去，可是迷信。她虽是新教徒，可是有一回丢了东西，却照人家传给的法子，在家点上一支蜡，一条腿跪着，口诵安东尼圣名，说是这么着东西就出来了。拜圣者是旧教的花样，她却不管。每回作梦，早餐时总翻翻占梦书。她有三本占梦书;有时她笑自己;三本书说的都不一样，甚至还相反呢。喝碗茶，碗里的茶叶，她也爱看;看像什么字头，便知是姓什么的来了。她并不盼望访客，她是在盼望住客啊。到金树台时，前任房东太太介绍一位英国住客继续住下。但这位半老的住客却嫌客人太少，女客更少，又嫌饭桌上没有笑，没有笑话，只看歇卜士太太的独角戏，老母亲似的唠唠叨叨，总是那一套。他终于托故走了，搬到别处去了。我们不久也离开英国，房子于是乎空空的。去年接到歇卜士太太来信，她和女儿已经作了人家管家老妈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上流妇人，这世界已经不是她的了。
世界上最好的厨房是外婆的厨房，因为外婆就像是一位魔术师，拥有出神入化的高超技巧，即便是非常简单的食材，在她的巧手变化之下都能够烹煮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餚。每当我饑肠辘辘时，我总会想起外婆的厨房，以及她那充满慈祥爱心的烹调手艺，只要踏进那瀰漫着浓浓菜香的厨房，原本因为饑饿而失去动力的身体马上又像充电一般，一下子又生龙活虎起来。
妈妈说外婆的手艺是嫁到外公家之后才磨练出来的。因为那时候外公家是一个大家庭，总共有二十多个人住在一起，外婆和大伯母每人轮流负责煮一周菜，轮值的那周五点就必须起床，步行三公里到市中心菜市场买菜，然后马不停蹄的赶回来才赶得上煮早餐。“最辛苦的是农忙的时节，除了三餐之外还要张罗工人的两餐点心，经常点心刚煮好又要忙着煮午餐，几乎连个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妈妈说外公家有一片广大的稻田，遇到插秧割稻的时节外婆就像是一颗陀螺一样忙得昏天暗地，整个人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迅速瘦了一圈，而外婆魔术师般的厨艺也是在那个时期磨练出来的。
外婆偶尔也会告诉我们，现代的人真的非常幸福，有许多现成的食材可以购买，不像她们当年汤圆、米苔目、年糕、粽子、菜包等米食样样得亲自动手制作。外婆曾经告诉我到现在她还记得夏天割稻时，她在热气蒸腾的旧家厨房里为工人制作米苔目点心的辛苦，“整间厨房就像是火炉一样，光站着就已经一身汗了!”外婆站在滚动着沸水的大锅旁，一边挥着汗水，一边把挤压出来的米苔目放进热锅烹煮，汗水常常使她什么都看不见，有一次还因为这样而烫伤了手，到现在外婆的手还留着当年的伤痕，“这是我年轻时在厨房学习厨艺的见证!”外婆语重心长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