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亡国20周年祭》观后心得体会范文（精选6篇）
一、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增强政治意识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拥有85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新成员加入其中。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趋利性和差异性也必然反映到党内来。理想信念的淡漠，价值观念的多元，已经十分明显，在是与非、荣与辱、优与劣、利与弊、得与失等等方面的评价尺度上也是人言人殊，莫衷一是。这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一些党员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四化的信心，对人民群众的信用。党的执政能力与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密切相联；同时，党的执政能力又是具体的、实在的，它与8500万党员的素质、形象紧密相连。每一位党员就是构成执政能力的“细胞”，只有一个个这样的“细胞”康健，执政能力才能提高。
因此，我们应从这样的视角看待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问题，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思潮的侵蚀，时刻谨言慎行，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以历史为鉴，永葆党的纯洁性，牢记党的宗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断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化党的纪律约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自觉抵御各种诱惑，坚决克服和纠正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进一步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二、牢记为人民服务宗旨，落实群众路线
我们要按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坚决反对“四风”，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
风，必须践行宗旨，乐于奉献。戈尔巴乔夫执行的改革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催化剂，大批干部腐败变质。苏联解体后，莫斯科的大富豪、俄国政府中的高官，不少是原来苏共的干部，干部贪腐，脱离群众，成了党和国家的蛀虫，最后历史证明一个腐朽的政党是必将被人民所抛弃的。作为执政党的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倾听群众的心声，把握群众的思想脉搏，及时反映群众的意愿，真正在与广大群众的交心交友中增进对群众的理解和与群众的血肉感情。从财政监督工作的具体实践来讲，就是要深入基层，了解基层单位的财务管理状况及执行国家重大财税政策的有关情况，听取一线群众有关国家财税政策改革的意见建议，了解基层群众的具体诉求，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切实帮助群众排忧解难。
三、珍惜和平与安定，积极进取奋斗
我们党是国家的执政党，党的团结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只有国泰民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历史和实践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最彻底、代表中国最广泛阶层的利益、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政党。当前我党领导下的中国，是经济发展最好、社会变化最大、人民最有幸福感的时期。
根据市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要求，局第三支部组织全体支部党员干部在5楼会议室收看了《苏联亡国亡党二十年祭---俄罗斯人在哭诉》警示教育片，三个小时的视频让大家的心灵受到了一次洗礼，对苏联亡国亡党的教训都感慨良多。
该片全景式的讲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的超级大国苏联如何在短短6年时间一步步的走向亡国亡党的道路。让人感慨，使人震撼，发人警醒，引人深思，在全面改革开放的今天，这部影片无疑带给每个党员一次生动的警示教育。结合当前中央到地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题，正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对各方面利益诉求和思想文化变化给党员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所带来巨大冲击下的重要举措，大家深刻意识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此，我有以下三点看法：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牢固树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行动指南的思想，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是最能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道路。九十年来，党在漫长曲折而艰辛的执政历程中，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纠正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正确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带领各族人民走上了科学发展的现代化建设快车道，国家综合国力日益强盛，经济迅速发展，政治和谐稳定，社会全面进步，民族团结，各项事业兴旺发达，人民生活幸福安康。九十年来党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符合人民群众意愿的执政党，是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的执政党。
二、“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走群众路线，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将思想植根于群众之中。如何对待群众，是思想政治问题，是党性原则问题。作为组工干部，就要时时处处将群众安危冷暖挂心上，想问题、办事情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工作路线。以群众呼声作为组织工作的第一信号，以群众需求作为组织工作的第一选择，以群众满意作为组织工作的第一标准。坚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在群众中树立组工干部“为民、务实、清廉”形象。
三、保持党员的纯洁性意识。党员干部能否以身作则，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至关重要。我将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科学的发展观，牢记“两个务必”的精神实质，严格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以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和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把廉洁自律的要求贯穿到工作、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带头学习宣传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带头弘扬积极进取、艰苦创业的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反对与抵制各种反科学思潮。坚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干事业上，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把党风廉政建设与分管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在指导部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从自我做起，保持良好精神状态，以更高标准衡量自己，时时给自己敲警钟，自觉进行党性锻炼，做一名名符其实的人民公仆。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苏联一夜之间亡国亡党的教训给了全中国党员干部一个深刻的思考教训，看了纪录片，反思自己的思想、工作等各方面，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我们紧紧围绕党的领导，要把群众路线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应该把党的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努力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做到思想上尊重群众、政治上代表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为了群众，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在建设和发展中取得新胜利。
——观看苏联解体记录片心得体会
《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倾听并记录了20年前那场剧变的亲历者、当事人和普通民众对那及苏联解体的全过程。一个曾经与美国平起平坐甚至军事上凌驾于美国之上的超级大国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一个拥有近2000万名的世界第一大党，却丧失了执政地位，亡党亡国。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党兴衰存亡的根本
苏共在七十四年间经历了五个领袖集团，对亡党亡国造成最大危害的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彻底否定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人物，这就使得他们自身在沦落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最大叛徒的同时，导致了党员理想信念的坍塌 和党的形象的毁损，由此动摇了党和国家的根基，产生灾难性后果就用。政治上坚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和灵魂所在。共产党员必须
二、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决不能动摇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应该从自身做起和现在做起。实践一再证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在于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当时苏共党内党外信仰缺失，社会弥漫着过激的和茫然的情绪，党员群众对中央、社会成员对苏共不再信任，以至于天下大乱，苏共消亡，联邦解体。我们要高举旗臶，用科学的信仰、理论、目标来统一全党思想，引导全社会的认识。苏共在大民主中消亡了，苏联在大民主中解体了，社会在大民主中一片混乱，无限制的民主显然不可取。另一方面，权力过分集中，个人崇拜在苏共历史上引起了部分人的不满，也留下了瑕疵，给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以攻击的口实，也给了领导者把全党引向错误的可能。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定要维护好民主集中制。
三、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从积贫积弱走向了繁荣富强，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旧中国变成了世界强国，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国家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才能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
概论：二十世纪最大的政党事件，莫过于苏联共产党的兴起和消亡。其兴起，令世界上多少人感到振奋，其消亡，也令世界上多少人感到无奈。苏共亡党、苏联亡国，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的思考和辨析。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其中必然有一种是主导的、起决定作用的——苏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偏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否定党的历史和领袖，不管有没有戈尔巴乔夫、有没有叶利钦，都会导致亡党亡国的结果。
关键词：背离马克思主义 脱离群众 体制僵化 外部原因 领导人
一、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和领袖。“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他们一再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和苏共的光荣历史，诬蔑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战前“丧失警惕”，战争爆发后“惊惶失措”，战争中“靠地球仪指挥”。这是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的谎言。苏共二十二大后，赫鲁晓夫又把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火化，进一步造成党内和群众的思想混乱，并且为帝国主义攻击苏共提供了炮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走得更远，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联历史，否定党的领导，终于导致了苏共党亡政息。
二、否定正确的理论指导，背离马列主义。列宁深刻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俄国革命实践的典范。苏共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党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全党失去了正确的理论指导，造成党内外思想的混乱和
社会政治动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民主化”、“公开性”，其实质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社会主义。
三、严重脱离群众，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随着苏共领导层的蜕化变质，苏共基层组织也丧失了先进性，失去了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质量下降，严重脱离群众，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到垮台前夕，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已经是徒有其名。有人说苏共20万党员时取得二月革命的胜利，35万党员时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55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而在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党的思想教育长期无人过问。党的组织生活涣散，许多党员缺乏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迷失了前进方向，相当多的人入党不是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奋斗，而是为了自己在仕途上、物质上捞取好处。戈尔巴乔夫时期党内腐败相当严重，干部职务越高，特权越多。莫斯科的特供商店就达100多处，在这里各种进口的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供高级干部享用，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有些高干的子女也仰仗亲属的权威，为非作歹，贪污受贿，走私贩私。戈尔巴乔夫执行的改革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催化剂，大批干部腐败变质。苏联解体后，莫斯科的大富豪、俄国政府中的高官，不少是原来苏共的干部。脱离了人民群众，背离了为人民
四、体制僵化、经济衰退是根本性的原因
在“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下，苏联成为了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种体制显得格格不入，严重背离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使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体制使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制度性的弊端进一步凸现。这种体
制未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原因。
五、领导人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和困难重重的国内环境。但是，他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他仓促应对，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的导向，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共产党处境到了危难关头，他自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前兆；苏联解体，是苏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结果。从戈尔巴乔夫当政7年特别是最后时期的言行看，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当然有着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虽然题目是苏共亡党亡国二十周年，但截止到2013年，苏联亡党亡国已22周年。虽然22年过去了，但克里姆林宫上空红色的带有镰刀锤子的苏联国旗悄然落下的那一幕却仿佛仍然飘在眼前。22年前，苏联放弃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改行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可22年后的俄罗斯又收获了什么呢？苏联亡党亡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大逆流、大灾难，人类历史发展与人类进步事业遭遇重大的挫折。
看完纪录片，我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撼。通过纪录片，我了解到了以前在书本上所不知道的东西，使我对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时隔20多年，当我们回头再去看苏联的兴衰荣辱时，我们可以从中受到很大的警示教育。不论是苏联的解体还是苏共的灭亡，我们都可以从中汲取很多教训。本文从苏联解体进行展开，浅谈苏联解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和教训。苏联解体已经22年了，但苏联解体背后的教训却值得我国去学习。只有从不断地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更好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个人认为，从苏联解体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经验教训和借鉴意义。
一、加强经济建设
经济是基础，是政治的物质保障。苏联经济建设长期搞不上去，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趋缓慢，甚至停滞倒退，动摇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政权根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因此，经济的原因往往是深层次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事实都告诉我们，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而进入社会主义，但是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过程是不可超越的。马克思所描述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两个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以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和依据的。“苏联模式”以事实告诉我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尚未摆脱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最后只能葬送社会主义。因而贫穷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位置，以便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把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由此可见，顺应时代发展，不断改革经济体制中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弊端，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二、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指导思想的最明显特征是背叛和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共产党背叛马克思主义，不注重自身建设，导致它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在苏联国旗降下之时群众也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出来捍卫自己的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真正丧失群众支持。由于苏共一系列的错误路线，造成国 内经济状况恶化、民族矛盾尖锐，使人民丧失对苏共的信任。由于不能始终贯彻把马克思主义结合本国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使苏联在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推进世界革命等重大理论上的僵化问题始终没能有大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进一步发展。
所以，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永葆共产党的青春活力和先进性，要坚持执政为民，密切联系群众，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这样共产党才能长期执政，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胜利进行，共产主义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方面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赫鲁晓夫上台之初就拿斯大林破坏民主、搞个人崇拜问题开刀，似乎是要解决民主法治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但他根本没想去改变原有的政治体制。赫鲁晓夫和后来的勃列日涅夫等人在原有的政治体制下，依然在自觉不自觉地搞个人崇拜、家长制等背离民主原则的那一套东西。由于党内缺乏民主，国家民主制度及法律机制不健全，苏联党内很难产生既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能适应时代变化，并勇于改革创新的领导干部；党外的意见和要求也很难集中起来，成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动力。
因此，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因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
四、坚持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改革是社会主义法展的强大动力，在改革的同时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苏联在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了斯大林模式，通过这一模式使苏联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为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一模式也存在着许多弊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民主缺乏，法制不健全。这些给后来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埋下了严重的隐患。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的继承者都纷纷进行了改革，但是改革没有摆脱原来的政治经济模式，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更失去了方向，最终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有人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葬送了苏联，如果不改革，苏联就不会解体。”这句话是不对的，当时“病的不轻”的苏联不改革同样会解体。但是改革迷失方向，政策、措施不当，也是会失败的。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改革社会不会发展，甚至出现倒退。对我国而言，要坚持改革，解决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符合的部分，解决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同时是改革必须要有正确的方向，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样才能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五、坚决抵制“和平演变”和各种渗透颠覆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美国核垄断地位的被打破、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产生，规模空前的冷战时期开始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意识到，通过一场真枪实弹的“热战”不但难以击溃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这种战争的代价是西方国家自己也难以承受的，于是，以杜勒斯、凯南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他们企图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和改造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变得对资本主义无害，逐步演变成和西方一样的“自由世界”。社会主义必须对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和渗透颠覆活动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不懈地与之开展有效的斗争。
黄苇町：苏共亡党二十年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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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列宁时期，政治局、书记处是在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授权下工作，斯大林则把这种权力授受关系倒过来，最后集全部权力于自身。列宁逝世前建议把 27人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到50至100人。因为具体操作者是斯大林领导的书记处和组织局，反而给了他把大批拥护自己的人塞进中央委员会、取得对反对派绝对 优势的机会。列宁本意是防止个人专断的措施，反而因为党内力量平衡被打破，加速了斯大林的个人专断。
其实，领导人之间，包括与列宁之间，就某个问题发生争论，甚至激烈争论，都不奇怪。这是每个对事业负责的共产党人的正常举动。而且，领袖的认识发展 也有一个过程。斯大林却把列宁神化为明察秋毫、一贯正确的导师，把自己塑造成始终与列宁站在一起的忠实战友和学生，而谁反对过列宁则成为重大罪名。
赫鲁晓夫（资料图/图）
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的斗争办法惊人相似：先是就事论事；接着上纲上线，扣上阶级倾向的帽子；继而揭历史疮疤，特别是把对方曾与列宁争论的情况都抖搂出来，说明他们一贯反对列宁；然后剥夺职权直至肉体消灭。其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党内思想分歧和矛盾异常复杂，需要具体分析。哪些同阶级斗争有联系？哪些没有联系？即便有阶级立场问题，也要把思想和行为区分开。把党内正常争论夸大为路线斗争，进而归结为阶级斗争，滥用对敌斗争手段搞“以言获罪”，必然使理论探索无法进行，并导致个人崇拜的出现。既然不允许广大党员和干部用自己的头脑独立地思考问题，既然全社会必须服从一个人的思想，那么把这个人和这个人的思想神化就是绝对必要的。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赫鲁晓夫也是大权在握，随心所欲，包括对中央书记们也是居高临下、动辄训斥，甚至侮辱。在免除赫鲁晓夫职务的主席团会议上，勃列日涅夫这样诉说大家的怨气：“书记处做了大量工作，可您却说，我们都是黑狗、笨蛋……我们中有谁没有被您骂过呢？”而赫鲁晓夫在最后申辩中也眼泪汪汪地说：“同志们，你们说了我这么多问题，可开会讨论时，你们谁也没有反对、谁也没有给我指出过来呀！”但在缺乏党内民主的情况下，谁又会斗胆和第一书记争长短是非呢。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扮演了斯大林的“掘墓人”与斯大林模式“守墓人”的双重角色。
勃烈日涅夫则是在不急不忙中，把老相识、老部下一个个调到中央，安插在重要岗位，形成苏共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帮派“第聂伯罗帮”。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平庸，能节节上升就在于对勃列日涅夫个人忠诚。包括他的私人飞机驾驶员，也被火箭式地提升为民航部长，后又成为中央委员和苏联空军主帅。他还提高了地方“一把手”对干部的决定权，后者也支持勃列日涅夫，双方形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俄罗斯历史学家阿尔巴托夫说：“党内官僚特权阶层之所以能够产生和长期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对权力的垄断，尤其是对干部分配、任命权力的垄断。历届领导人都看到了干部制度的弊端，但又都把任命制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使用。”
戈尔巴乔夫同样容不得不同意见。苏共中央全会讨论他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讲话稿时，叶利钦为展示直言作风，挑了一通毛病，提了二十多条修改意见，尤其强调要警惕正在兴起的吹捧总书记的坏风气。戈尔巴乔夫当时反应失态，从没人敢这样当面公开批评他。中央委员们对这个破坏“规矩”的莽撞家伙也群情激愤。最激烈的是有名的民主“改革家”雅科夫列夫，称“叶利钦是从背后给了党一刀”，全会当场解除叶利钦各项职务。后来叶利钦写信要求保留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遭到戈尔巴乔夫拒绝。经受不了刺激的叶利钦用剪刀自杀未遂，次年1月被降职为苏联建委副主席。戈尔巴乔夫最喜欢讲“民主”，但当“民主”指向他时，却受不了。这样做的一个直接恶果，是大家亲眼看到他度量太小，以后再没有人敢说话了。当他一意孤行的“改革”走入绝境，也无法通过党的集体智慧得到拯救。
斯大林以后所有领导人都搞个人专断，并非偶然，而是苏共领导体制的固有弊病。最讽刺的是：戈尔巴乔夫取消宪法第六条规定的“党的领导地位”、自毁苏共的万里长城时，依托的仍是苏共授予他的一言九鼎的总书记权力！他利用自己的提名权和最终拍板权，轻而易举地排除掉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等持反对意见者，而启用雅列夫科夫一类从没有相信过马克思主义的人来支持自己。
很多俄罗斯学者后来都曾提出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俄国在19世纪能出普希金、屠格涅夫等世界一流人才，十月革命时能出以列宁为代表的一批杰出革命家，后来几十年就很少出人才，只能出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等平庸之辈？他们认为：问题就出在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上。谁当领导，就认为自己最高明，要用的就是能听他话的干部；谁提出不同意见或新的思想观点，就会遭清洗或“冷冻”。久而久之，在苏联就形成了一种只能培养唯唯诺诺、平平庸庸干部的制度，有胆有识者很难涌现出来。尤其当有的干部靠善于走上层路线、善于制造虚假“政绩”，而不断得到信任和提拔，不仅会使正派的干部产生受挫感，也使苏共在群众中的形象，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乃至一个重要领导职位的尊严，都严重受损，甚至导致离心离德。
随着苏共选用的领导干部越来越缺乏人格魅力，推动工作的手段越来越只剩下权力时，“最大危险”已在孕育中了。当叶利钦蛮横地禁止共产党活动，党的各级领导层和广大党员竟万马齐喑，无人挺身而出救党于危难之中，这不能不说是苏共干部制度的一个重大失败。
（向春/图）
“系千钧于一发”的恶果
党内外民主缺失、个人专断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苏共领导人的一系列决策失误。在一个变化迅速、日新月异却又波诡云谲、危机四伏的世界上，一个大国大党的命运，竟取决于一个人的智慧和判断力，这是真正的“系千钧于一发”。
苏联解体后，人们常谈到：苏联建国的经济基础比中国要好得多，为什么苏共始终没能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共却能通过改革开放，创造历史的新辉煌呢？
其实90年前中共建党时，列宁已开始改革尝试。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怎么搞社会主义？谁都不清楚。只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时，曾提出社会主义要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用直接劳动取代商品交换等设想，俄共便想从余粮征集制直接向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过渡。由于付给农民的工业品还不到粮价的1/4，1921年春发生了穿着军装的农民——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叛乱被镇压下去，但曾是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支柱的水兵起来暴动，使列宁受到极大震动。正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交够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恢复农贸市场，允许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允许雇工经营，允许私人和外国资本租赁中小国有企业等，几乎就是60年后我国城乡改革的预演，连细节都相似。
由于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改革取得很大成功。斯大林便认为，不用再“向资本主义退却”了。尽管列宁曾强调新经济政策至少坚持25年，但列宁死后不到5年，斯大林就予以废除，回到国有化和全盘集体化道路上来，结果农民杀掉了三分之二以上的马和牛，直接导致1930年代的大饥荒。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也遭遇种种曲折和非议，但邓小平等几代领导人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特别是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做到使改革进程不可逆转。
赫鲁晓夫执政11年，表面看年年出台新举措，岁岁有新招术，但主观随意性很大，包括贸然把党组织分为工业和农业两个党委，造成严重混乱。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正值勃列日涅夫晚期，他不愿再冒任何变动风险。特别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石油天然气价格暴涨。对储量丰富又是主要出口国的苏联来说，如同“天上掉下林妹妹”，更助长了不思进取心态。反正“不差钱”，缺什么就去国际市场买。最多时国内消费的三分之一粮食要靠进口，农业就不会真正发展了。当时正值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苏共也囿于传统意识形态，不愿“跟着西方跑”。在巨额石油收入下，经济体制、机制问题都被掩盖了，和西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开了。
苏共在领导人个人选拔干部情况下，必然出现很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使看人“走眼”成为苏共领导共同的致命伤。斯大林从没有认为赫鲁晓夫多能干，最欣赏他农民式的憨厚及对自己无保留的热爱，后者曾创造在20分钟发言中歌颂斯大林32次的纪录。但斯大林做梦都不会想到，死后把他拉出列宁墓的就是赫鲁晓夫。
1964年4月27日，苏共中央隆重庆祝赫鲁晓夫70岁寿辰时，勃列日涅夫宣读了由所有苏共领导人集体签名的贺信，称赫鲁晓夫才度过自己一生的一半岁月，说他起码还能再活70年，也会“活得这么光辉，这么富有成果”。可到10月14日，他就被这些致贺信的人宣布因健康原因退休，相隔还不到半年。
密谋政治反过来又使领导者更把“忠诚”看得高于一切，加剧了干部退化的恶性循环。戈尔巴乔夫能够成为苏共最后一任领导人，就与他任边疆区委书记时，经常盛情款待来此疗养的苏共领导人，特别是获得安德罗波夫赏识有关。因此，苏共出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领袖，本身就是缺少选贤任能机制的“斯大林模式”的产物。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是重症病人，但并非病入膏肓，只要对症下药，积极慎重地推进改革，还是有望治愈的。但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对很多干部群众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意见和呼声置之不理，坚持按照自己的“新思维”，对苏共和苏联实施了一系列错误的大手术。而那些早已捞得盆满钵满、希望借机改换门庭、公开搞资本主义的腐败分子，关键时刻纷纷出手拔掉苏联这个重病者的输液、输血和输氧管，使后者死在手术台上。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邢广程总结说，戈尔巴乔夫改革有十大失误：“
一、把脉失真。
二、战略失本。
三、理论失魂。
四、改革失稳。
五、高层失和。
六、用人失准。
七、对内失信。
八、对外失慎。
九、大局失控。
十、应对失狠。”当一个大党大国的改革，已经沦为他国喝彩声中的“戈氏单人秀”时，出现这些情况都是不奇怪的。
心中没有人民者必被人民抛弃
党内外民主缺失、个人专断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脱离群众和腐败。
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的民主。但在苏共那里，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地位，很大程度上都被虚化了。党员的选举权被上级的任命权所取代；党员的选择权被少数人划定的名单所取代；党员的评议权、批评权被千篇一律的颂扬、吹捧所取代；党员保留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被思想一致的要求所取代。而权力的高度集中，又导致各级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却不对党员负责；只在意领导意见，却可以无视党员群众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属于全党的“我们的事业”，必然在一般党员眼里变成与己无关的“你们的事业”。因此，在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出现的相互推诿、不负责任、敷衍了事、工作效率低等现象，有作风和管理机制问题；但从更深层次看，也是民主缺失的一种畸形表现形式。
同样，一些苏共领导人口中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却把人当作实现目标的工具，心中并没有装着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没有他们的一般的需求、痛苦和欢乐，更没有他们的民主权利和人格尊严。因此，苏式社会主义更主要是一种动员型的意识形态，人民是否幸福安宁并不重要。于是，本应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演变成“以人为代价”的社会主义。
二战后，外敌威胁基本解除，为和美国争霸继续要求人民长期做出牺牲，群众难以接受。当然，如果大家同甘共苦、一起过紧日子，抵触情绪会小一些。可过度集权的必然发展，就是要为其领导基础——听话的下级提供更多利益和特权，以保证其“忠诚”。
于是，一方面，面向大众的消费品质量低劣，供应紧张。苏联老百姓每年用于排队购买食品和牙膏、手纸等日用品的时间，相当于1500万劳动者的全年工时。人民对苏共的感情和信任，就在这种令人难捱的漫长等待中流失了，耗尽了。另一方面，很多领导干部不需排队，就可以很容易地从特供商店获得美味佳肴和进口商品，对群众的困窘缺乏亲身感受，也不会有改善人民生活的紧迫感。有的还在酒足饭饱之余，批判老百姓向往丰富物质文化生活的“资产阶级思想”。
原苏联高级外交官舍普琴科曾这样描述这类领导干部：“它想把某些东西攫取到手，但却企图把自己描绘成正在向这些东西斗争；它批判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自己却一心一意地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它谴责消费主义是庸俗思想的反映，是西方影响毒害的结果，但享有特权者对于西方的消费品和物质享受却视为珍宝”。显然，这种言和行的高度脱节，对于苏共对党员群众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是带有颠覆性的。
还有，社会主义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当领导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发生变化，他的理想信念也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列宁是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代共产党人的代表。斯大林受专制思想影响较多，但仍是有坚定理想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投机性更多一些，但与之接触过的西方政治家，对其信仰也没有怀疑。他会见西方领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们将埋葬你们”。到了勃列日涅夫，便发生质的变化。他曾私下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而戈尔巴乔夫则抓住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时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大谈特谈人类共同价值观了。
最后，当领导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私产时，绝对的权力必然走向绝对腐败。导致赫鲁晓夫垮台的最重要因素，是他提出的领导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得罪了党内既得利益阶层。因此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予以废除。到1980年代初，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已表现到极致。两年四个月中，就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位年迈的最高领导人病死在岗位上，党员群众不止被刺疼了心，也对苏联的未来丧失信心。人们编政治笑话说，苏共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主持人宣布议程：
一、与会代表全体起立；
二、现在把总书记抬进来；
三、由播音员宣读总书记报告。
但也就是这同一时间，邓小平和中共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带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所说：“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保了国家政权机关和领导人员有序更替。”
而苏共干部队伍的超级稳定，导致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勃列日涅夫对别人谈到当时的总理柯西金进行的经济改革时说：“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现在需要的是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背景就是柯西金试图触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遭到掌握资源支配大权的权贵阶层的强烈反弹。1968年，主张市场化改革的捷克“布拉格之春”被苏军镇压后，柯西金的改革就被淹没在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声浪中。如果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苏共是想改革而方向上有问题的话，到了1970年代，则已是改不动和不想改的问题了。
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苏共也为人民群众做了大量好事。苏联解体5年后，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曾就“你怎么看苏联各个时期”做过一个民调，有61％的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最好。谈得最多的，是这个时期建了16亿平方米住房，80%的家庭分到新房，小汽车生产急剧增加。大家都有工作，比较富裕。还有低廉的物价、免费教育和公费医疗。
但问到是否可让国家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去时，赞成者只有36％，反对者却占42％。人们对这个时期最反感的，就是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暴富，使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社会公正受到严重破坏。权贵阶层不仅盘根错节，利益共享，而且不以享有规定特权为满足，还要合法非法地大肆侵吞、占有和挥霍国有资产，引起党员群众的不满和讥讽。
有位苏联人家中总是被偷，很郁闷地问邻居：“什么时候我们家的东西才能不被偷？”邻居说：“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会被偷了。”“为什么？”“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就被偷光了。”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其寓意是很深的。尽管人们收入增加了，生活更富裕了，但相对剥夺感更强烈了。而叶利钦以反腐败、反特权旗手的面目出现，便成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前兆。
叶利钦在坦克上演讲（资料图/图）
苏共可以给中共镜鉴
因此，在这两个纪念日之际，反思中共兴党、苏共亡党的经验教训，可以在对比中，对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提出的一些重要论断，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