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修德的故事（精选10篇）
孙元觉拉着父亲，跪着哭求不要这样，但父亲不理。他猛然间灵机一动，说：“既然父亲要把祖父扔掉，我也没办法，但我有个要求。”
父亲问什么要求，他说：“我要把那个筐带回来。”父亲不解道：“你要这个干什么?”“因为等你老了，我也要用它把你扔掉。”父亲一听，大吃一惊：“你怎么说出这种话!”
孙元觉回答：“父亲怎样教育儿子，儿子就会怎样做。”父亲想想，就没敢按以前的想法去做，赶紧把老人接回家赡养。
智慧小语：《弟子规》中说：“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
一、藏族古代文学中故事的分类
(一) 神话故事
神话故事是指有鬼的故事或者被神化的英雄传说。神话故事的产生反映了古代人民想要征服自然的意愿和对美好社会状态的向往。藏族古代的神话故事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大自然有关的神话故事。在这一类神话故事中, 人们借由神话想要阐述人类和世间万物是如何产生的。比如《女娲娘娘》讲的是女娲开世造物, 捏泥造人, 是万物之母;《斯巴宰牛歌》, 这一神话讲的是斯巴最初形成时, 天地混在一起, 斯巴就将牛的各个部位割下, 做成山峦、树林、河水和天地。第二类是和人类起源有关的神话。比如被记载在《西藏王统记》等书中的《猕猴变人》, 讲的是菩萨给神变来的猕猴授了戒律, 后来猕猴繁衍, 逐渐变成人类。第三类是和生产有关的神话。比如, 讲农耕的《青稞种子的来历》等。
(二) 传说故事
藏族的传说故事的种类很多。比如赞普传说, 赞普传说的特点是赞普名字就是传说本身。比如聂赤赞普, 讲的是颈座王;止贡赞普将的是用刀剑杀人。而《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八思巴运宝》是关于历史人物和僧侣的传说。还有关于藏族地区自然的传说, 比如《龙王潭》等。关于寺庙的传说有《修建大昭寺》等。关于动物的传说, 比如《兔子的三瓣嘴》等。
(三) 生活故事
藏族在封建社会时期还存在很多奴隶, 因此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这一时期, 藏族产生了很多关于底层人民奋起反抗的斗争故事。比如, 《农夫与暴君》讲的是农夫因受到国王一再的压迫, 最后将国王杀死的故事。在生活故事中, 还有一类是讲述关于爱情的故事。比如, 《青蛙骑手》, 讲的是姑娘爱上的一位天上下凡的王子, 但是这个王子披着青蛙皮, 姑娘为了使王子留在自己身边, 姑娘将王子的青蛙皮烧去, 结果王子死了, 姑娘也变成了坟前的石头。
二、藏族古代文学中故事的特征
(一) 内容特征
藏族古代文学中故事的内容十分丰富。首先, 在一个时期内流传的藏族故事的内容受特定时期的时代特点所影响, 也就是说, 在一段时间内, 人们的生活状态和主要矛盾会影响故事的内容。比如, 在封建社会, 藏族还存在很多受压迫的努力, 这一时期百姓贫苦, 受到来自上层社会的压迫, 因此, 出现了很多底层人民奋起反抗的故事。而在和平安定的时期, 藏族人民热衷于放牧、饲养牲畜以及种植业, 因此, 这一时期藏族故事的内容通常围绕生产和生活。其次, 藏族古代文学中故事的内容庞杂, 主要有与自然产生相关的神话, 有与人类起源相关的故事, 有与生产生活有关的故事, 有赞普传说, 有历史人物和宗教传说, 有动物传说, 有斗争故事和爱情故事。
(二) 修辞特征
在藏族古代文学中很多故事是与动物有关的, 在经过加工之后, 很多故事都把动物当做人来对待, 把动物自身本不具备的特点都赋予人性化, 比如让动物有人类的动作、语言、情感。这就是在故事中运用大量的拟人化修辞方法, 是藏族古代文学故事的一大特征。
(三) 体裁特征
藏族古代文学中故事的体裁十分丰富。最优特色的体裁有两种, 一种是将故事改为诗歌, 比如卜辞《雪山水晶国》《卜卦签语》等;还有将为人处世道理的谚语《猴鸟的故事》;藏族民间格言《水树格言》等;藏族最有名的史诗《格萨尔》。第二种是将故事编入藏族民歌中, 载歌载舞讲述故事, 比如《流奶记》《拉萨恐》等。
(四) 艺术特征
藏族古代文学中故事是具有艺术性的。这些故事是藏族人民真、善、美的体现, 是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最初, 这些故事都是藏族人民口头流传开来的, 通过口口相传被大家熟知, 后来经过讲述者的再次创作广泛传播, 传播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 有的歌唱家把故事编为歌谣进行传颂。优秀的歌者或者讲述者可以记住成百甚至上千个故事。这些故事都反映了藏族人民的审美取向和内心的向往。
三、藏族故事对藏族文学发展的影响
藏族故事是藏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每一位传播故事的人都是故事创作的一部分。由于藏族故事是藏族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藏族故事因为其丰满的故事内容, 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松散的传播形式被人们津津乐道, 因此, 很多藏族故事被作家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来, 被歌唱家用编曲形式记录下来。可以说, 藏族故事丰富了藏族文学的内容, 推广了藏族文学的影响, 促进了藏族其他文学形式的发展。
四、总结
藏族文学起源甚早, 经过时代的变迁和发展, 藏族文学中故事的分类也不仅仅局限在神话故事、传说故事和生活故事, 还有很多新的故事分类值得我们探索。而藏族文学中故事的特征也越来越鲜明, 藏族古代文学中的故事也因为其内容生动丰富、体裁多样, 修辞手法多样和极具艺术价值的特点会永远被我们传颂。
摘要：历经上千年的沉淀和发展, 藏族古代文学中的故事依然熠熠生辉。藏族古代文学中的故事不尽相同, 大致可分为神话故事、传说故事和生活故事。从内容、修辞、题材和艺术价值上看, 藏族古代文学中的故事都有其鲜明的特征。
关键词：藏族,古代文学,故事
参考文献
古代的城管也称“胥”、“卒”，权力大，官员是流动的即流官，城管胥卒却是当地人，所以常常发生胥卒欺负官员的故事——明朝况钟初到苏州当官，上任前明宣德皇帝赐给他一道圣旨，许以“便宜用事之权”，获得这个特许的官员权力很大，但况钟不宣示于人，苏州府的吏胥不知道他有这个核心武器。当地吏胥欺负况钟人生地不熟，做了很多隐瞒况钟，为非作歹的事，有的甚至当面呵斥况钟，况钟被骂得不敢出声。
突然有一天，况钟召开苏州府所有城管队员大会，会上，况钟命设香案，将礼生即文化局负责主持祭祀等典礼的司仪叫来，磕头跪拜，宣读圣旨，随后一个一个地数那些不法胥卒的罪行。数完，“群胥骇服”，况钟当众处死了六个贪污不法的胥吏。经过这一整治，“上下股栗，苏人革面”，苏州的城管不敢胡来了，商贩也老实了。
盖有非常之人，能为非常之举——追溯到大宋，苏东坡被贬到琼州，后调回，暂时居住在阳羡。苏东坡是大诗人，前来慕名拜见的不少，但都是诗友，几乎没有官场上的人，官场上的人害怕跟他来往，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有个诗友姓邵，劝苏东坡从此住在阳羡算了，别当官了。苏东坡也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就打算长期住下来。邵某就到处给苏东坡看房子，终于给苏东坡张罗着买了一个带院子的房子。当地也有城管，专门管理城市的交易、秩序等等。邵某到城管处给苏东坡办好了一切手续，把房子收拾好了。但是，刚刚结束贬谪、还未起复的苏东坡是很穷的，搜尽所有积蓄，才勉强凑够了房款。苏东坡挑了个好日子，准备搬进去。
一日，苏东坡与朋友外出游玩，走到一个黄村，听见一户人家的破屋里传出一个老妇人非常伤心的痛哭声。苏东坡说：这家人必定遇到最难受的事儿了，要不然不会这么绝望伤心。
于是苏东坡和朋友就进门询问，一问，才知道，这家人被城管强行驱逐到这儿。老夫人傷心地哭诉：我原来住在城里，家里的房子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都上百年了，可是，我的不孝儿子把房子卖了。苏东坡说：您是长辈，卖房子这种大事，最后需要您点头啊！老妇人抹了一把眼泪，更伤心了，哭着说：我不答应，他竟然勾结城管将我撵出来了，我这不孝的畜牲儿子啊！
苏东坡回头看看邵某，一问才知道，他买的房子正是这老妇人家的旧宅。苏东坡略一思索，即对老妇人说：你家的房子是卖给我了，这样吧，我把它还给你，邵老师还重新装修了一下，都收拾好了，你就明天重新住回去吧。老妇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劲儿掐大腿，看是不是在做梦。苏东坡让人把老妇人的儿子找来，说你明天就把你母亲接回老宅去住。老妇人的儿子低头不说话，苏东坡问：“怎么，你还不愿意？”那儿子说：“钱我都花了很多了，怕城管不答应。”苏东坡就当场把房契烧了，说“这下你放心回去住吧。”
阳羡的城管知道了这事儿，说苏老师这是闹哪样儿啊？那时的城管虽然也有作恶的，不过毕竟还有人能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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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以来，中国的统治者都拥有着无穷无尽的小聪明，并以此在人前炫耀，很少有人想到诚实执政，坦白对人。结果当政者用诡计驭使部属，部属也依样画葫芦用诡计蒙蔽首脑。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真正能做到诚实执政的唯一人选只有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在任时，对臣僚敞开胸怀，不行欺诈之术，臣僚也尽忠职守，不搞欺瞒哄骗的传统官场伎俩。在即位之初，李世民曾花大力气整顿吏治，下决心要在官场根治贪污受贿的不治之症。为了侦查那些暗中受贿和将来有可能受贿的贪官污吏，李世民令亲信暗中向各部官员行贿，结果还真查处了几个贪官。李世民在得意之余把他的谋略告诉一位隋朝遗臣，没想到这位大臣当场泼了他一瓢冷水。他说陛下平时总告戒臣民要诚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却先行欺诈之术，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民会一样用欺诈的手段报答你。李世民不但没发怒，反而认为大臣的话有很深的智慧，便欣然接受了这句逆耳的忠言。
还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龄虽不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的男子也要应征入伍，大臣魏征拒绝在诏书上签字(注意这是李世民最为智慧的杰作，他的命令没有分管大臣的签字就没有法律效力，除李世民外，没有哪个皇帝会主动限止自己的无限权力)，李世民解释说：“这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报年龄。”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我以诚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诈欺;可你却先失去诚信。陛下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诈欺。”李世民深以为然，并立即收回成命。
董小宛是明末有名的秦淮八艳之一，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莲，别号青莲女史，她的名与字均因仰慕李白而起。她聪明灵秀，神姿艳发，窈窕婵娟，为秦淮旧院女子中的一流人物。她的姿色曾引起一群名公巨卿、豪绅商贾的明争暗斗。但这个流落风尘的女子鄙视权贵，巧与周旋，勇于斗争。而明末四才子之一冒辟疆富于才气、风流倜傥，两人一见钟情。冒辟疆容貌俊美，风度潇洒，人称“美少年”，是复社中一位才子。
小宛入冒氏之门后，与冒家上下相处得非常和谐。马恭人(辟疆母)和苏元芳(辟疆妻)特别喜欢小宛，而小宛也很恭敬顺从，服侍她们比婢女还要用心。闲暇时，小宛与辟疆常坐在画苑书房中，泼墨挥毫，赏花品茗，评论山水，鉴别金石。小宛初进冒家，仿钟繇帖，学曹娥碑，每天写几千字，既不错字，也不漏字。
小宛还曾代替辟疆给亲戚朋友书写小楷扇面。从前在苏州的时候，小宛曾经学过一段时间绘画，能够画小丛寒树，笔墨楚楚动人。她15岁时画的《彩蝶图》现收藏在无锡市博物馆，上有小宛题词，并有二方图章印记，还有近人评价很高的题诗。小宛的画传世绝少，该图是一幅难得见到的佳作。到如皋后，她保持着对绘画的特殊爱好，时时展玩新得长卷小轴或家中旧藏。
小宛最令人折服的，是把琐碎的日常生活过得浪漫美丽，饶有情致。小宛天性淡泊，不嗜好肥美甘甜的食物。用一小壶茶煮米饭，再佐以一两碟水菜香豉，就是她的一餐。辟疆饭量喜欢吃甜食、海味和腊制熏制的食品。小宛深知辟疆的口味，她为辟疆制作的美食鲜洁可口，花样繁多。如酿饴为露，酒后用白瓷杯盛出几十种花露，不要说用口品尝，单那五色浮动，奇香四溢，就足以消渴解酲。在喝茶方面，小宛和辟疆有共同的嗜好。他们常常是一人一壶，在花前月下默默相对，细细品尝茶的色香性情。
小宛经常研究食谱，看到哪里有奇异的风味，就去访求它的制作方法，用自己的慧心巧手做出来。现在人们常吃的虎皮肉，即走油肉，就是董小宛的发明，因此，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叫“董肉”，这个菜名虽然有些唐突美人，但和“东坡肉”倒是相映成趣。另外，小宛还善于制作糖点，她在秦淮时曾用芝麻、炒面、饴糖、松子、桃仁和麻油作为原料制成酥糖，切成长五分、宽三分、厚一分的方块，这种酥糖外黄内酥，甜而不腻，人们称为“董糖”，现在的扬州名点灌香董糖(也叫寸金董糖)、卷酥董糖(也叫芝麻酥糖)和如皋水明楼牌董糖都是名扬海内的土特产。有人把董小宛和伊尹、易牙、太和公、膳祖、梵正、刘娘子、宋五嫂、萧美人、王小余列为我国古代十大名厨，恐不为过。
月色如水，最为小宛所倾心。夏夜纳凉，小宛喜欢背诵唐人咏月及流萤、纨扇诗。为领略月色之美，她常随着月亮的升沉移动几榻。半夜回到室内，她仍要推开窗户，让月光徘徊于枕簟之间。月亮西去，她又卷起帘栊，倚窗而望，恋恋不舍，还常常反复回环地念诵李贺的诗句“月漉漉，波烟玉”。“我和你一年四季当中，都爱领略这皎洁月色，仙路禅关也就在静中打通。”小宛就是这样在自然平实的日常生活中领略精微雅致的文化趣味，在卑微的生命中企慕超脱和清澄的诗意人生。
辟疆说自己一生的清福都在和小宛共同生活的九年中享尽。这清福也包括静坐香阁，细品名香。辟疆最欣赏“横隔沉”，这是一种内质坚致而纹理呈横向的沉香。小宛最珍爱东莞人视为绝品的“女儿香”，他们还蓄有不少“蓬莱香”。辟疆曾从江南觅得一种味如芳兰的“生黄香”，他拿了一两块给广东朋友黎遂球鉴赏，黎遂球叹为观止。小宛还用从内府获得的西洋香方子制作过百枚香丸。他们讲究品香时的情调。寒夜小室，玉帏四垂，点燃两三枝红烛，在几只宣德炉内燃沉香，静参鼻观，就好像进入了蕊珠众香深处。
古代的才女的故事 风骨嶒峻柳如是
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她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声名不亚于李香君、卞玉京和顾眉生。柳如是名是，字如是，小字蘼芜，本名爱柳，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后又称“河东君”、“蘼芜君”。
她是嘉兴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幼即聪慧好学，但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坠入章台，易名柳隐，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由于她美艳绝代，才气过人，遂成秦淮名姬。她留下了不少值得传颂的轶事佳话和颇有文采的诗稿《湖上草》、《戊寅卓》与尺牍。
柳如是曾与南明复社领袖张缚、陈子龙友好，与陈情投意合，但陈在抗清起义中不幸战败而死。柳氏择婿要求很高，许多名士求婚她都看不中，有的只停留在友谊阶段。最后于崇祯十四年她20余岁时，嫁给了年过半百的东林领袖、文名颇著的大官僚钱谦益。钱氏娶柳后，为她在虞山盖了壮观华丽的“绛云楼”和“红豆馆”，金屋藏娇。柳氏后生有一女。有“红学“者认为，曹雪芹设计的绛云轩是来自柳氏的绛云楼。
当崇祯帝自缢，清军占领北京后，南京建成了弘光小朝廷，柳如是支持钱谦益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当兵临城下时，柳氏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氏“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氏硬托住了。于是钱便腼颜迎降了。钱降清去北京，柳氏留在南京不去。钱做了清朝的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由于受柳氏影响，半年后便称病辞归。后来又因案件株连，吃了两次官司。柳如是在病中代他贿赂营救出狱，并鼓励他与尚在抵抗的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魏耕等联系。柳氏并尽全力资助，慰劳抗清义军，这些都表现出她强烈的爱国民族气节。钱谦益降清，本应为后世所诟病，但赖有柳如是的义行，而冲淡了人们对他的反感。
郁达夫在《娱霞杂载》中录有柳如是的《春日我闻室》一诗。就文学和艺术才华，她可以称为“秦淮八艳”这首。著名学者陈寅恪读过她的诗词后，“亦有瞠目结舌”之感，对柳如是的“清词丽句”十分敬佩。清人认为她的尺牍“艳过六朝，情深班蔡”。柳氏还精通音律，长袖善舞，书画也负名气，她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书法深得后人赞赏，称其为“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
1666年钱氏去世后，乡里族人聚众欲夺其房产，柳氏为了保护钱家产业，竟用缕帛结项自尽。恶棍们虽被吓走，一代才女却这样结束了一生。柳氏死后葬于虞山佛水山庄。
古代的才女的故事 倾国名姬陈圆圆
陈圆圆本为昆山歌妓，曾寓居过秦淮，由于她色艺超群，更与重大历史事件相系，所以清人便将她列入了“秦淮八艳”之中。陈圆圆原姓邢，名沅，字圆圆，又字畹芳，幼从养母陈氏，故改姓陈。她殊色秀容，花明雪艳，能歌善舞，色艺冠时。
崇祯末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威震朝廷，崇祯帝日夜不安。外戚嘉定伯周奎欲给帝寻求绝色美女，以舒解皇帝的忧虑之心，遂遗田妃的哥哥田畹下江南觅艳。田畹寻得陈圆圆后，被其姿色醉迷，遂私下占为己有。不久李自成的队伍逼近京师，崇祯帝急召吴三桂镇山海关。田畹对农民起义军整日忧心惶惶，便设盛筵为吴三桂饯行，圆圆率歌队进厅堂表演。吴三桂见圆圆后，神驰心荡，高兴得搂着圆圆陪酒。酒过三巡警报突起，田畹恐惶地上前对吴曰：“寇至，将若何?”吴三桂说：“能以圆圆见赠，吾首先保护君家无恙。”未等田畹回答，吴三桂即带圆圆拜辞。吴三桂在其督理御营的父亲劝说下，将圆圆留在京城府中，以防同行招惹是非让皇帝知道。
李自成打进北京后，吴三桂的父亲投降了起义军，陈圆圆被李之部下所掠。当吴三桂答应投降李自成时，闻圆圆已被李之部将所占，冲冠大怒，高叫“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遂投降了清军与农民军开战。这就是吴梅村在《圆圆曲》中所曰：“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李自成战败后，将吴之父及家中38口全部杀死，然后弃京出走。吴三桂抱着杀父夺妻之仇，昼夜追杀农民军到山西。此时吴的部将在京城搜寻到陈圆圆，飞骑传送，自引吴三桂带着陈圆圆由秦入蜀，然后独占云南。吴氏进爵云南王后，欲将圆圆立为正妃，圆圆托故辞退，吴三桂别娶。不想所娶正妃悍妒，对吴的爱姬多加陷害冤杀，圆圆遂独居别院。圆圆失宠后对吴渐渐离心，吴曾阴谋杀她，圆圆得悉后，遂乞削发为尼，从此在五华山华国寺长斋绣佛。
后来吴三桂在云南宣布独立，康熙帝出兵云南，1681年冬昆明城破，吴三桂死后，陈圆圆亦自沉于寺外莲花池，死后葬于池侧。直至清末，寺中还藏有陈圆圆小影二帧，池畔留有石刻诗。
社会心态, 是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 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1]相对于中国古代刑法的社会心态来说, 即指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社会大众对于古代某些时期刑法的评价和期许。这些期许和评价无法从法典的条文陈列, 历史的宏大叙事或者法学概念的逻辑推演中获得, 因为社会心态由社会各个成员的心态组成, 而社会各个成员对刑法的心理状态又来自于个体性的法律活动体验和各种“道听途说”的相互作用。我们今人无法以“调查问卷”或“感同身受”的方式转述古人的盖然性态度, 最方便的研究方法便是借助于某种可以表达大多数人态度的媒介。本文选择了包公故事这一媒介, 它主要由戏曲、说唱、《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三侠五义》等文本构成。如此选择之理由首先在于包公故事中有不少为人们所熟悉的可与当今法律问题相勾连的公案剧;其次是诚如小说史家孙楷第所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如果一定要找一位文圣与武圣关公相配的话, 那么这位文圣的首选人物就是包公”。[2]包公故事的产生, 流传和演变不但源于“庙堂之高”的著书立传, 更在于“江湖之远”的口耳相传, 因此它很可能比史书故事或文艺作品更受到当时民众的影响, 也因此能更好地反映当时的社会心态;最后, 在“行政司法合一”、“刑民一体”的传统社会, 包公故事的很多问题实质上也表现为刑法问题。因此, 本文相信若能置身于包公故事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并从其出发, 同样可以挖掘出当时的社会心态。
二、中国古代刑法的社会心态
(一) 道德的法律性和法律的道德性
在明朝臧晋叔选编的《元曲选》中有一出《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弟兄三人为父报仇打死了“权豪势要”之家的葛彪。包拯审理此案, 欲让共同犯罪中的首犯“杀人偿命”。弟兄三人争相承担打死葛彪的罪名;而老母亲为了救老大、老二这两个非亲生儿子, 宁愿以自己的亲生儿子老三抵命。这样的情形让包拯大为感动, 于是命令人将一偷马贼吊死, 用其尸体李代桃僵救了老三的命。不管这个故事真实与否, 但作为清官的典型代表和已被神化的包拯, 他的所作所为应该不会为老百姓所反对而实际上是被赞赏的。从大众对包拯这种行为的“喜闻乐见”来看, 当时的社会心态是:尽管个人行为违法, 但只要原则上符合传统社会的“贤”与“孝”, 就不应该受到惩罚;相反只要人品上有道德问题 (如盗马贼) , 则只要违法就死有余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伦理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道德具有法律性。
然而问题并没有因此结束, 这种道德至上的社会心态是如何产生的探究该种社会心态的形成和传播对于今日中国仍有意义, 比如说法治信仰的形成问题。对此, 人们常以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统治来解释。的确, 儒家的“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仁政爱民”、“德主刑辅”等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仅从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传统来解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作为大多数情况下的“理性人”, 我倾向于相信人们总是在一系列内外条件下选择做一个实用主义者, 即人们总是在新的坏境中根据新的情况改变自己的行为。为什么儒家思想可以在变化的新环境中仍占据“德主刑辅”“以礼入刑”的崇高地位原因可能会有很多, 比如古代官僚体系的主体是饱读“孔孟之道”的读书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和道德履践维持了这种局面;再往前, 该种局面可能源于国家设立初的统治模式。即使统治阶层为了统治将伦理道德上升到了制度性法律的层面, 但中央政府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几乎难有足够财力去建立一个有效的行政、“司法”制度。对此, 我认为这和传统社会中人们的处境密切相关。一方面, 传统社会中信息传播缓慢, 文盲率高, 对于“刑名法术之学”缺乏了解。即使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 很多人也是“法盲”。相比之下社会大众会更容易接受边界广泛、简单明了的道德教化;另一方面, “道德是弱者的武器”。当社会大众对清官、智官赞赏, 对贪官、昏官贬低时, 包公故事实际上起到了舆论传媒的作用, 对当时的社会舆论导向起到了引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 社会大众以统治阶层倡导的伦理道德反过来约束了统治阶层并因此而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因而, 作为深受当时社会现实条件影响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包公故事, 其很多伦理倾向是上述各阶层复杂心态的集中反映。
综上所述, 道德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修养”, 更是一种治国安邦的制度手段。包公故事所展现的传统社会中, 道德即刑法, 法治即“德治”。
(二) 清官情结—人治模式下德才兼备的追求
包公故事刻画了很多使用“刑法”的官吏, 如《灰阑记》中的包拯和赵令史, 《神奴儿大闹开封府》 (下称《神奴儿》) 中的县官和宋令史。故事高度褒奖了包拯这样的清官, 贬斥了赵令史、宋令史等贪官, 揭露了当时司法运行的黑暗。但是到底什么是清官, 什么是贪官清官对实际判决能起多大作用看似常识的问题却非意料中简单。
首先, 包公故事表明社会大众对清官和贪官认识的突破。从文义上分析, 清官只是指道德清廉者, 但包公故事表明社会大众心中的清官是指“德”上清廉、“才”上清明的官吏。以包拯为例, 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如《灰阑记》中说他“每皇皇于国家, 耻营营于利财”,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则称其“清耿耿水一似, 明朗朗镜不如”。其次, 他是一个智慧的人。包公故事中很多题目都直接以“智赚”、“智勘”等命名。《灰阑记》中他以“两妇争拽一小孩, 亲生者惜而放之”的论断表现了他于人性上的洞察力;《神奴儿》中, 他复审时对“暧昧情弊”的发现展示了他抽丝剥茧的推理能力。相反地, 贪官则是指无才无德的官吏。但包公故事的丰富之处在于还出现了有德而无才或有才而无德的官吏, 如《奇冤报》中知府常静安两袖清风勤政爱民却屡屡判错案, 属于有德而无才;而《神奴儿》中宋令史作为县官左右手却贪图贿赂巧织罪名, 属于有才而无德。[3]这表明, 尽管人们还习惯于用清官或贪官等道德术语来认识官吏, 但包公故事实则更关注官员的施政和审判能力, 拒绝用道德作为划分“好”“坏”官吏的唯一标尺。
其次, 对清官的崇拜表达了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稀缺才产生价值, 正因为历朝历代清官之少才加深了人们对清官的期待。“破家县令, 灭门令尹”、“三木之下, 何求不得”, 社会大众对清官的渴望是如此强烈, 以至于包拯在审判中所犯的错误都能容忍。如《普天乐》中察散行刑后尸体不倒于是包公知错;《奇冤报》中包公不问情由要铡死丽娟但铡刀按不下去, 于是包公知有冤情。这些情节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讴歌包拯事迹的故事中, 可见社会大众强大的清官情结忽视了光环下的黑点, 也说明即使“清官”也难免“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
(三) 实质正义观下的程序漠视
遍览包公故事, 即使隔着书卷, 笔者也仿佛能闻到浓重的血腥味, 可以说每次理讼折狱都有“刑求”手段或“谲诈”手段的参与。包公故事表明国人追求实质正义而忽视程序正义的心态自古有之。以《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为例, 伯母杨氏骗取了侄儿家产分割的合同, 拒绝承认他是亲戚, 试图侵吞侄儿的家产。侄儿向包拯伸冤, 包拯谎称侄儿同杨氏争执受伤而死, 杨氏应为此负责, 除非它具有证据证明她与死者是亲戚, 情急之下, 杨氏拿出侄儿的合同救命, 真相大白。此案中, 包拯实际上是用威胁和欺骗的方法获得了供词。《鲁斋郎》中, 包拯为处死强占民女的豪强显贵鲁斋郎, 先奏请“鱼齊即”死刑, 得朝廷许可后再添加笔画改动名字处死了鲁斋郎, 上述手法简直是典型的“钓鱼执法”和“欺上瞒下”了。而在“狸猫换太子”的著名故事中, 包公所用刑具更是惨毒无比, 几乎将郭槐刑讯致死。[4]
在包公故事中, 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大众对于刑法的执行结果是如此关注, 完全忽视了程序合法问题。这也表现在清官情结上, 社会大众真正关心的是审判结果, 而不是审判者的人品。他们并不反对清官搞刑讯逼供, 只批评贪官搞刑讯逼供;允许包拯的“欺上瞒下”“李代桃僵”“刑讯逼供”, 却不允许贪官这么做。只要结果是正确的, 那么谲诈就成了智谋, 严酷就成了威烈。人们只是为结果才看重人品, 且往往以结果反推人品。这种“唯结果论”表明, 即使在伦理道德盛行的传统社会, 司法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仍是社会大众的主要心态且在今日仍大有市场, 一旦司法特别是刑法处理结果不如人意, 社会大众会自然而然反推程序的瑕疵。
(四) 超自然证据的寄托—古代证据制度的局限
包公故事除了刑讯逼供还有不少鬼魂伸冤之类的灵异现象。《三现身》中大孙死后三次现身留给迎儿谜语才有了后来包公的破译;《包待制智赚生金阁》的郭成自提头颅惊动百姓才有后来包公去拘传鬼魂;《神奴儿》也是由神奴儿的鬼魂来上堂诉说冤情;更有上文提到的“尸体不倒”和“铡刀按不下去”这等奇事。如果没有这些超自然“证据”的存在和发现, 即使包公也难以发现冤案并实现那“迟到的正义”。
我们可以暗嘲古人对自然认识的局限, 但我相信即使灵异故事也自然有它的产生背景和信仰基础。客观地说, 社会大众对于“严刑之下, 能忍痛者不吐实, 不能忍痛者吐不实”的认识是清醒的。从法律制度上分析, 古代社会关于刑讯的规定有明确的规定, 如刑讯的程序和要件, 次数和总数, 刑具大小和材质, 受刑部位和对象等等。但在包公故事的司法实践中, 以上的规定就仿佛不曾存在。司法官员们在“五听辨其疑”、“五刑求其真”之间更喜欢适用后者, 而且是毫无限制地使用后者。频繁的刑讯必然会造成冤假错案, 这一点即使包拯这样的清官也难以避免。为了消弭这难以解决的冲突, 也为了突出包公的与众不同, “日间断阳, 夜间理阴”的包公形象便渐渐地被塑造起来, 威严的黑脸上也慢慢多了“月牙”的徽记。[5]这恰恰可以窥视当时社会大众在司法黑暗现实中的苦苦挣扎和对司法公正的深深期盼。社会大众惟有寄托于超自然的证据, 和能够沟通阴阳发现证据的包公, 他们的挣扎才能停止, 他们的期盼才可实现。
三、中国古代刑法社会心态分析的局限和超越
本文的分析路径可以概括为“法律与文学”运动中“文学中的法律”和“通过文学的法律”, 前者挖掘文学中所隐含的法律传统和法律问题, 后者强调文学的教化、规训, 或者表达一种叙事的法学。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三言二拍”、“南包公”海瑞传奇、“三公奇案”等为后世学人分析传统社会司法运行状况提供了大量“原生态”材料, 虽然其中不乏文学上的描绘, 但是以包公故事为例, 其中的种种情状大致符合“案牍”的记载。[6]由于此类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娱乐性、传播性、通俗性, 我们可以想象在缺乏现代传媒和教育普及的传统社会, 广大劳动人民作为主要受众受到的影响之深。另一方面, 作为司法的实际操作人员, “学而优则仕”的官吏对“下里巴人”式的公案文学却未必这么上心, 其心态未必能在其中得到充分体现, 这是此类路径的限制。相对而言, 对官吏心态的研究更适合以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古代判词为文本, 因为汪辉祖站在“幕僚”的近距离角度为我们打开了历史窗口, 而古代判词以最真实的文件形式还原了审判的真实面目。一言以蔽之, 包公故事乃是关于法律的故事, 也是超越法律的故事。对此进行的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或者其结论也只不过是和我们的“常识”相印证。然而, 从另一方面来看, 社会科学从来不强求一致, 不同角度的解读和不同文本的尝试更不失为一种超越。
参考文献
[1]作者不详.“社会心态”[EB/OL]at http://baike.baidu.com/view/2120935.htm, 2012年3月16日
[2]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07.
[3]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443.
[4][清]石玉坤.三侠五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8:97.
[5]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归纳序言部分.
据史料记载，项橐（公元前494～482年）是春秋时莒国人。现在的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碑廓镇袁家庄，据说就是项橐的家乡，这里离日照市大约80多里。
关于项橐的身世有不同说法：一是贵族子弟。史料记载，项氏家族的老祖宗叫姬叔度，其封地在项。姬叔度后代项超生项橐等儿子。二是农家子弟。据说项橐的父亲和母亲魏氏都是普通农民，他是母亲在尔崮山砍柴时生下的，脐带还是用茅草割断的。三是学童说。这种说法多见于唐朝以后，以其为书院学校就读的学生。四是老子学生说。
《战国策》中甘罗一句项橐“七岁为孔子师”，语焉不详，为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想象空间。据说他和孔子之间发生了“车让城”与“城让车”之辩、“落锄之数”与“落蹄之数”之辩、“沉浮”之辩，都以孔子失败告终。
遗憾的是，项橐12岁便夭折，其死因众说纷纭：有的人说他是被孔子学生杀了，有的说他是被诸侯杀了。
孔融 得罪曹操
孔融是三国前期的神童。《三字经》里记载了孔融让梨的故事。
孔融10岁的时候，去拜访当时的大名士李膺。李膺在官场上级别高，在文化界的名望高，家里的门槛自然也就高，一般人進不了门。孔融登门，给拦住了。孔融说：“我跟你家老爷是通家之好。”一个小孩儿，这么大的口气，看门人自然要去禀报老爷。李膺瞧了他半天，硬是没有看出站在面前的小孩是哪家相识的后生晚辈，便要孔融说明其中的缘故。孔融不慌不忙地说：当年我家老祖宗孔夫子，曾经向你家老祖宗李聃学过礼，互为师友，所以我们算是世交了。
孔融后来进入官场，做到北海太守。但他锋芒毕露，不甘居于人下，不懂得谦卑韬晦，经常发表一些刺激曹操的言论。他看不起宦官家庭出身的曹操，老是挑他的刺，经常用自己的才华捉弄曹操。曹操禁酒，孔融就写了一篇《与曹操论禁酒书》，说什么尧帝爱喝酒才成为圣人。曹丕纳袁尚遗孀甄夫人，这根本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孔融却多嘴多舌地说：“周武王讨伐纣王，把妲己赐给周公了。”曹操不懂，又以为孔融学识渊博，便请教语出何典，孔融则不怀好意地说：“从当前的事情想当然推测的。”这不是自取灭亡吗？
但真正让曹操起杀心的，并不是孔融在这些八卦轶事上给他添乱，而是孔融经常发表一些反对曹操内政、外交、军事的言论。比如，孔融反对曹操北伐袁绍、乌桓，在曹操权力圈中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羊之乱群，犹能为害”，曹操最终忍无可忍，决定除掉孔融，以绝后患。
孔融得罪手握兵权的曹操，满门被斩，还连累了两个同样是神童的儿子。
钟会 死于乱箭
钟会是三国晚期的神童。钟会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政治家钟繇。钟繇带着钟会、钟毓两人，去见皇帝曹丕。钟毓头一次见皇帝，吓得全身是汗，钟会呢，好像没事儿一样，从容得很。曹丕问：“钟毓啊，你怎么出了那么多汗啊？”钟毓说：“皇上天威，臣战战兢兢，汗如雨下。”曹丕又问钟会：“你怎么不出汗呢？”钟会学着他大哥的口气说：“皇上天威，臣战战兢兢，汗不敢出。”曹丕哈哈大笑。
钟会后来做到镇西大将军，与邓艾一起灭蜀。灭蜀后，钟会想利用蜀地残余势力割据叛乱，被乱箭射死。
钟会作为“官二代”贵族子弟，能够有机会接触皇帝曹丕，再因为一两句小聪明的话得到皇帝的欢心，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这样的人，智商高，但太狂妄，缺少远见和谋略，把事情看得太简单、太容易。钟会因为姜维几句煽动的话，就想造反做皇帝，不知道这是对方的反间计，最终死于非命。
诸葛恪 四面树敌
诸葛恪是东吴的神童。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孙权喜欢捉弄手下。一次宴会，孙权让人牵了一头驴，在驴脸上写上“诸葛子瑜”4个字，讥讽诸葛瑾的长脸。在大笑声中，诸葛恪取来笔又加上了两个字，变成了“诸葛子瑜之驴”。众人由大笑变为惊叹。
童年时期的诸葛恪，老是戏弄张昭。有一回，一群白头鸟栖息在宫殿前，孙权问：“这是什么鸟？”诸葛恪说是白头翁，张昭认为这是讽刺他，让小诸葛恪找一只白头母。诸葛恪说：“鸟名鹦母，未必有对，请老先生给我找一只鹦父来。”于是，坐中皆欢笑。诸葛恪让大家嘲笑张昭，这种大笑，很让人不快。有一次饮宴，孙权命诸葛恪把盏，酒到张昭面前，这位大权臣就是不愿意喝，说这不是养老的礼节。孙权有意考验诸葛恪，让他劝酒。诸葛恪来到张昭面前说道：想当年，姜尚90岁了，还带兵出征，也不说一句老字。现在打仗时你在后面，喝酒时，你在前面，这怎么不是养老的最好方式？张昭无言以对，只好喝下了这杯酒。
张昭因曾经主张投降曹操，所以不太为孙权喜欢，但他毕竟是孙策时期的大佬。“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郎”。
俗话说，童言无忌。但神童长大了，变成大人物，还是出口伤人，就令人讨厌了。诸葛瑾就曾经评价儿子：“此子非保家之子。”诸葛亮也认为他的这位侄子锋芒毕露，必将招来杀身之祸。
诸葛恪长大后，接替陆逊掌握兵权。他在官场上威望尚浅，却急于立军功，可惜北伐屡败，吴军死伤惨重，其威望还没树立起来，就彻底栽了下去。东吴“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在官场上缺少能镇住人的威望是非常致命的，首先大家都不服你，你的命令不再有权威性，离倒台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因为诸葛恪在官场上威望太浅，由他来做首辅，大多数人是不服气的。雪上加霜的是，诸葛恪北伐失败后，依然在官场上耀武扬威，整个东吴官场无不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民之多怨，众之所嫌”。诸葛恪仅仅当了一年的首辅，就把东吴上至权贵、下至百姓全都得罪了，甚至连皇帝孙亮都受不了诸葛恪。等待诸葛恪的只能是无情的毁灭。
诸葛恪后来被其轻视的武卫将军孙峻联合孙亮设计杀害，被夷灭三族。
孙亮 密泄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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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的小儿子孙亮，从小就有神童的美誉。一次，孙亮在吃生梅，遣宦官到宫内的仓库去取蜜浸渍生梅。取来的蜜中有老鼠屎，孙亮便问管仓库的官吏说：“宦官从你这儿拿过蜜吗？”回答说：“他来求过蜜，我不敢给他。”宦官不服，左右的人请求交监狱官判断，孙亮说：“这很容易弄清楚。”就命人剖开老鼠屎，发现里面是干燥的。孙亮说：“老鼠屎如果在蜜中很久了，里外应该都是湿的；现在外面是湿的，里面还是干的，一定是宦官做的事！”宦官于是叩头认罪。
吴神凤元年（公元252年）八月，71歲的一代枭雄孙权病逝，皇太子孙亮名正言顺地登基。不过此时孙亮只有9岁，还没有能力主持朝政，根据孙权的遗诏，由大将军诸葛恪全面辅政。继诸葛恪之后的两任首辅大将军孙峻、孙綝，个个飞扬跋扈、蛮横难缠，从来不把孙亮当回事。这时的孙亮，更类似于同时代的傀儡皇帝曹芳，他们都是权臣手上的玩物。孙峻还好一些，至少他还知道给予孙亮一点最起码的尊重，而且孙峻执政时间并不长，只有3年。孙亮真正的噩梦来自于孙峻的堂兄弟孙綝。按辈分，孙亮还是孙綝的堂叔，但孙綝眼中只有权力而没有堂叔。
如果孙亮年幼弱不更事，小皇帝和权臣之间还能相安无事，但随着孙亮慢慢长大，他想收回权力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这就和孙綝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孙亮是15岁时亲政的，从那之后，孙亮就开始找孙綝麻烦，“綝所表奏，多见难问”。孙綝由此大惧。
孙亮毕竟年轻，政治经验太浅，知进不知退。他没有考虑到，自己对孙綝步步进逼，有可能把敌人逼得狗急跳墙。
孙亮密谋诛杀孙綝，把绝密的除奸计划泄露给了皇后全氏，可皇后的母亲却是孙綝的堂姐，岳母出卖了他！孙綝抢先下了手，吴太平三年（公元258年），孙亮被愤怒的孙綝当场废黜，贬为会稽王，另立孙权第六子琅琊王孙休为帝。
两年后，无权无势的孙亮因为受到了六哥孙休的猜忌，被贬为侯官侯，发配到边远荒凉的地区。孙亮在绝望之下伏剑，时年仅18岁。
神童命途多舛，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两点是：一，出名太早，少年得志，容易以自我为中心，不考虑上下左右的关系，把世界上的事情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二，神童得势太早，聪明外露，不知道隐藏，更不知道尊重领导和前辈。像孔融多次冒犯曹操，诸葛恪多次侮辱张昭，最终因树敌过多，被血腥报复。总之，许多神童智商虽高但情商却很低。
要在用人上“高一层”明确衡量干部的“尺度”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政治坚定、实绩突出、作风过硬、群众公认”的干部选拔上来，这一指示精神为我们在新时期正确衡量干部和使用干部指明了方向。
“政治坚定”是前提。政治是方向，是罗盘，是指针。如果一个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左右摇摆、迷失方向，在思想和行动上不能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不能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上级的政策和决策部署，不但干不了大事，反而会出大事。为此，选人、用人首先要把政治是否坚定摆在第一位。
“实绩突出”是重点。贡献论干部，实绩用干部。在干部工作中把以发展论英雄和凭实绩用干部结合起来，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老好人吃香，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真正做到“用一名干部树一面旗”“用一名干部暖一片心”。
“作风过硬”是关键。以好的作风选作风好的人，对不图虚名、踏实苦干的干部、对开拓进取、扎实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干部，要关心爱护、热情支持、积极使用，不让默默干事业的干部长期“默默无闻”。对那些在岗不在状态的“混事官”“太平官”“老爷官”，要敢于下决心、亮红牌、出硬手。
“群众公认”是根本。干部干得好不好，群众心中有杆秤；干部能不能用，要看广大干部群众认不认可。要坚持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让群众事前先准备、事中有选择、事后知结果，增强选人、用人的透明度，构建“干部选得准不准、要让群众审一审”的工作机制，提高选人准确度和群众满意度。
要在官德修炼上“深一步”明确群众期望的“热度”
当前，一批省部级高官相继落马的案例表明，个别领导干部在官德修炼上长期缺失，最后走向堕落深渊，严重败坏了党风，造成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为此，党中央提出，反腐既要“打老虎”，又要“拍苍蝇”，对不正之风保持零容忍度。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自觉坚持长期锤炼、自强不息的党性修养，树立“认认真真学习，老老实实做人，和和气气亲民，干干净净干事”的正气。
认认真真学习，就是要高度重视学习，善于深入学习，这是领导干部汲取政治营养、提高执政能力、拓宽工作思路的重要途径。反之，如果故步自封、不学无术，必然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老老实实做人，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作风，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内在要求。
和和气气亲民，就是对待群众要有深厚的感情，善于控制和保持正面情绪状态，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回避、在挫折面前不灰心丧气、在紧张的工作中能沉着冷静、在恶劣的环境中能坦然处之，让群众感觉有“主心骨”、有“顶梁柱”、有坚强的“靠山”。
干干净净干事，就是要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经得住考验，不做丧德枉法之事。
要在具体实践中“先一招”明确实干作风的“硬度”
开门搞活动，深入求长效，就是让全党同志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思想和行动中，为实现群众福祉而凝聚力量、努力奋斗。
要善于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是领导干部提高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的十分必要的过程。领导干部要经常走出机关，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调查研究，有益于及时发现问题、正确认识和判断问题，增进同职工群众的感情，从而拓展视野，形成解决问题的真知灼见，在工作中尽可能防止和减少失误。
要善于真抓实干。一切实情、实绩、实效、实誉，皆来自埋头苦干。领导干部要善于融入职工群众、融入企业发展，既“面对面”，又“心贴心”；既“下得去”，又“蹲得住”；既“发现早”，更“解决好”，脚踏实地搞好当前的发展，多干打基础、利长远之事。坚决克服“表面化”现象，努力增添忘我投入的干劲、一抓到底的狠劲、水滴石穿的韧劲，以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夙愿在公的思想境界和精神状态，确保工作第一时间落实、问题第一时间解决，不给企业发展留下“后遗症”。
要善于讲团结。独木难成林，人众火焰高。领导干部懂团结是大智慧，会团结是大本事，真团结是大境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有紧紧依靠领导集体推动工作，依靠广大群众干事创业，做到荣誉面前不争功，利益面前不计较，困难面前不躲闪，责任面前不推卸，才能在和谐友好中增进了解，在相互支持中凝聚力量，在心情舒畅中推进发展，那么，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再大的矛盾也能化解，再多的工作也能有质有效，让群众真正满意、真正信任。
说到品德就不得不提到品德的定义:“一个人长期遵守或违背道德的行为所形成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心理状态、道德人格和道德个性。”由于人的心理活动由认知、情感、意志三者构成, 品德也是如此, 其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三个层次构成。下面本文就从道德结构的这三个层次来解析白修德这种职业行为的原因。
第一层, 道德认知是有关道德的科学知识, 是个人经验与理论道德行为的前提、必要条件。这里所说的“道德认知”实际上是主要是指白修德的职业道德认知, 白修德是一名记者, 记者的最基本职责就是报道真相。作为一名合格的新闻记者, 绝对是对新闻真相充满好奇心, 并且具有极高的洞察力和新闻敏感度新闻的敏感度。当白修德察觉到事实有可能被隐瞒, 影片中他的一句“我觉得河南的事情没那么简单”足以表明他对重庆官方的说法的怀疑。他那种对事实真相探究到底的好奇心和他的职业道德认知不允许他对事实真相视而不见。为了探明事实真相, 坚守住一个新闻记者报道事实真相的底线, 他选择冲破阻碍从重庆出发, 去河南一探究竟。
第二层, 道德情感是引发道德行为的感情、动机、动力。当白修德真正走到灾民中间, 看到饿殍遍地, 野狗在啃咬那些灾民的尸体时, 他从心理层面上来讲他只是被触动了, 震惊到了, 他不能帮助灾民摆脱饥饿, 也不能阻止野狗去啃咬灾民的尸体, 他只能从旁观者的角度看着这一切, 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些惨不忍睹的画面。看到路上灾民们的苦难生活, 他同情这些可怜的中国灾民。所以, 在遭到灾民抢劫时, 他并没有任何的反抗, 他拼尽全力从灾民手里夺回了相机, 用生硬的中文说着“那个不能吃”, 可见他对这些灾民们饥不择食的理解和同情。当日本飞机轰炸那些无辜的灾民时, 白修德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他愤怒了, 他看到那些无辜的灾民被炸死和炸伤, 他只能无力的看着, 拯救不了他们的生命。最典型的画面是“他朝着日本的飞机愤怒地开枪”, 他很清楚自己开的枪根本打不到天上的飞机, 只是他在发泄对日本法西斯这种暴行的愤怒。在这时, 白修德不再单单只是一个记者, 他将自己融入到了灾民中, 他除了记录事实采写真相的职业任务以外, 他自己和这些老百姓在情感上产生了共鸣。他不能再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这场灾难, 不再是一个倾听者与记录者, 他变成了一个参与者。所以, 当他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自己眼前消逝他无力拯救时, 他的道德情感有了一个引发的动机和动力, 他怒吼着向天空开了数枪, 他用实际行动表明他的愤怒, 开始反抗日本法西斯这种暴行。
第三层, 道德意志是道德感情引发道德行为的全部心理过程。道德意志的形成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是做出伦理行为决定;二是执行伦理行为决定。当白修德回到重庆的时候, 他一定要把他所看到的事实真相公之于众, 这属于第一阶段。当他想把事实真相给国民党领导人看时, 却遇到内外部重重阻碍, 在执行伦理决定过程中遇到困难这属于第二阶段。他不理解当时国民党高层对河南灾荒的真实想法, 面见蒋介石阐明真相的想法受到重重阻碍, 见到当时国民党高层也总是被应付了事。虽然受到各种阻力, 但他本着新闻记者的求实态度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坚持要把河南灾荒真相报道出来, 最终经过不懈的努力找到宋庆龄, 在宋庆龄的协调下有了他与蒋介石的会面。这次会面的结果令白修德大失所望, 他明白只有将真相公之于世界, 才可能拯救河南的人民, 于是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出现在了美国的报纸上, 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采取赈灾措施。在很多人看来白修德取得了胜利, 算是个英雄, 但于白修德而言, 他只是守住了一名新闻记者的职责与本分。他不光从道德角度上讲是个有道德的人, 从职业道德角度讲, 他更是个遵守职业道德的人。
白修德作为一名美国记者, 见证了中国河南人民大逃荒的过程, 并将这一切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下来, 力争为河南灾民发言, 向世界报道真相。这种行为从道德角度解释, 可以说白修德充分发扬了世界人道主义精神, 看到灾民的苦难景象时他同情, 看到灾民无辜被轰炸时他愤怒, 他是个有着极好道德良知素养的人;从职业道德角度来看, 他恪守了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真实、客观。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只身去河南采访, 只是为了探明新闻真相, 并且在重重阻力之下坚持将采访真相公之于众, 这件事于白修德本身而言他并不会获得什么利益, 但是从职业道德角度来讲, 他是个称职的记者, 他恪守住了一名新闻记者报道真相、还原事实的职业操守。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人们对记者的关注度逐渐增加, 近些年来不断出现“媒介寻租”、新闻失实等涉及到记者职业道德问题, 那么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越来越成为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旨在从品德构成角度, 通过对《一九四二》中“白修德”记者形象的解析, 来更深一层次分析作为媒体记者所具备的职业素养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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