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法院体系

美国的法院体系（精选8篇）

美国的法院体系 篇1

一、双重的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

在美国打官司，首先得知道哪些案件应该向州法院起诉，哪些案件应该向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有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州宪法和州法律两个法律体系，但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具有最高地位。法院同样存在联邦法院系统和州法院系统，联邦有最高法院，各州也有州的最高法院（有的州称为州最高上诉法院或上诉法院）。州法院是州政府的司法部门，联邦法院则是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门，这两套法院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但在司法管辖的范围上有所分工。绝大多数的案件，既可向州法院起诉，也可以向联邦法院起诉。但州法院审判案件时，在适用法律方面不仅受州宪法和州法律的限制，也要受联邦宪法和法律以及联邦所签定条约的约束，“即使州的宪法和法律的任何条款与之相抵触”。

联邦法院的管辖权受联邦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只能行使由联邦宪法赋予和由国会立法规定的联邦司法权力。根据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合众国司法权适用于以下范围的案件：①合众国作为诉讼的一方的案件；②涉及到州的案件，具体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州之间的诉讼案件、一个州与另一个州的公民之间的争执案件、不同州的公民之间的诉讼、同一个州的公民之间关于不同州的土地的所有权的诉讼；③涉及大使、公使和领事的一切案件；一州或其公民与外国或外国公民或属民之间的诉讼；④所有涉及到联邦宪法、国会通过的法律和根据联邦权力缔结的条约的一切案件，以及关于通航水域的法律一切案件。

宪法让联邦法院有权审理上述案件，但并没有禁止州法院审理这些案件。但是，美国国会可以规定某些案件由联邦法院独自行使管辖权，如反对合众国的犯罪所引起的案件，以州为诉讼当事人的案件，涉及大使和其他外交官员的案件等。这样，在任何一个州里，都既有州法院系统，也有联邦法院系统。对有些案件，两种法院都可以受理；另一些案件，只有州法院才能受理；还有些案件，只有联邦法院才能受理。事实上，联邦法院审判涉及联邦法律的一切案件，但宪法对初审管辖权和上诉管辖权作了区别，如联邦最高法院只拥有有限的初审管辖权，但最高法院拥有广泛的上诉管辖权。因此，在美国，一场官司可能从州法院开始，但如果涉及到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就可以从州最高法院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二、司法独立原则

司法独立是法治原则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司法机关的基本任务和职责，就是根据宪法和法律裁决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各类纠纷和争执，法官做出裁决，只服从宪法和法律，必须独立进行审判。司法独立，首先是指独立于行政机关，法院和法官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不接受行政机关的领导和指示，行政机关不得因法官的判决不符合其意愿而将法官撤职。但在美国，由于实行所谓“严格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还强调法院独立于立法机关。由于独立后的13国普遍奉行“立法至上”的原则，一段时间里，议会任意侵占侵占行政和司法部门的权力，议会甚至宣布法院关于财产争议的裁决无效。因此，制宪会议有意让联邦政府的三个部门相互独立，相互平行，国会也不能干涉和干扰法院的审判活动，法官如果认为国会制定的法律违反宪法，就可以拒绝执行。

为了保证司法独立，保证法官不会因为做出某项裁决而受到政府或国会的报复，美国在宪法和法律上采取如下一些措施：

⒈法官如无过失得终身任职。第三条第一款中就明确规定，“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法官在行为良好期间得继续任职”，这就意味着联邦法院的法官实行终身制。现在，美国联邦法官在年满70岁且任职满十年的情况下可以退休。美国有些州法院的法官是由选举产生并实行任期制，但在任期届满之前，除非经过弹劾不得被免职或令其提前退休。无论实行终身制还是任期制，在退休前或任期届满之前，法官的职务都是有保障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法官应受弹劾的监督，即法官如犯有“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和轻罪”，经弹劾应被免职。不过，也有人主张对法官的弹劾与总统及其他文职官员应有所不同，如违反“行为良好”的原则也应受到弹劾。事实上美国历史上对法官的弹劾也多一些。

⒉不相容原则和政治中立。不相容原则也适用于法官，即法官不得同时担任政府职务，不得兼任议员，不得兼任其他盈利性职务。政治中立则要求法官不得以政党身分从事政治活动。

⒊待遇保障。法官享有高薪待遇和退休保障，宪法第三条第一款还规定，联邦法官“应在规定的时间得到服务报酬，此项报酬在他们继续任职期间不得减少”。这条规定的目的，是使法官任职期间免遭报复和刁难。因此，法官任职时，他的薪金可以增加，但不能减少。现在，合众国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的年薪与副总统相同。年满70岁并担任联邦法官10年以上，或年满65岁并担任联邦法官15年以上，可以领全薪退休。为了确定联邦公职人员的薪金标准，建立了一个由九名“不担任公职的人员”组成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人员薪金委员会”，由总统任命的三人（并指定一人担任主席）和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和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各任命二人组成。该委员会的职责是对包括国会议员在内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人员的薪金标准进行审查，并向总统提出报告和建议，总统再根据此报告向国会提出建议，建议在提出30天后自动生效，除非参众两院在30天期限内以联合决议否决此建议。

三、遵守先例原则

美国属于英美法系，其重要特点就是存在判例法。所谓判例法，不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是产生于法官的判决，即可以从法官判决中推导出来的法律原则。法官判决不仅是根据制定法，也具有宣示法律原则、解释制定法的作用。因此，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实行“遵守先例”的原则。法官的判决不仅适用于所判决的案件本身，而且成为一种先例。法官们在判决时，都要考虑所有的判例，其中不仅包括遵守上级法院的所有判决，也要遵守他们自己法院先前的判决。因此，一个判决一旦做出，这个判决就对做出判决的法官本人也有了约束力。当然，先例并非绝对不能改变，但应该有“明显的理由”。但是，在先例面前，法官们也仍然有他们的主动性，因为在同样的问题上，总会存在可供法官挑选的许多相互冲突的先例。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可以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来撤消它不再愿意遵循的先前的判例。如1954年，由沃伦担任首席法官的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中的判决，就推翻了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确立的“隔离但平等”的原则，裁决隔离使用教育设施的作法本身即为不平等。

四、法官的挑选和任命中的政治与法官的“政治中立”原则

由于联邦法院的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两党主要是通过影响对法官的任命来影响司法过程。根据法治原则，司法系统应严守公正、中立的准则，超越于党派政治之上，但“实际上在选择最高法院或联邦法院法官时，政党倾向或司法哲学是其中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曾经试图通过任命有本党背景的法官改变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党派构成，目的就是使之更有利于“新政”的实施。后来，尽管对司法任命的非政治化作了努力，使司法决策更多来自法官个人而非党派倾向，但是“法官并未完全摆脱政治性考虑，他们仍然和行政、立法机关中的重要政治人物保持着松散的联系，他们必须依靠政党的立法者为其制定预算”。

在各州，州法院法官的挑选办法有较大差别，大多数州实行选举产生的办法，而选举又有党派选举和超党派选举之分。

具体情况如下：在党派选举中产生法官的有13个州；实行超党派选举的10个州；有4个州由州议会选举产生；由州长任命的有7个州；另外有16个州实行功绩制。

但是，法官不论是选举产生还是任命产生，也不论他在担任法官之前有何党派背景，不论曾经担任过什么公职，一旦成为法官，他就不得再参与党派活动，而应保持“政治中立”。因此，行政首脑（总统和州长）实际上不可能控制由他们任命的法官。例如，1952年，最高法院在“杨斯顿钢铁和钢管公司诉索耶案”中拒绝了杜鲁门总统接管钢铁厂的理由，裁决总统的接管违反宪法，而当时的最高法院九名法官中，五名是由罗斯福总统任命，四名是由杜鲁门总统任命的。又如，尼克松总统在他的任期内有机会任命了四位最高法院的法官，其中包括首席法官沃伦·伯格，然而，正是这个包括四名由尼克松本人任命的法官的最高法院，在“合众国诉尼克松”案中全体一致通过，拒绝了尼克松所提出的理由，裁决尼克松总统应该交出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贾沃斯基所要求的录音带。而播放这些录音带揭露了尼克松曾参与掩盖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面临必然被弹劾的结局，他因而只好选择辞职。这一事件说明，“通过法官的任命来控制最高法院是极为困难的”。

美国的联邦法院

一、1789年司法条例

美国宪法第三条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一个最高法院和国会随时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这意味着制宪会议共同同意的是要建立一个最高法院作为联邦司法系统的最高审判庭，但对于联邦司法系统如何组成，是由各州法院组成还是由联邦下级法院组成，对于是否需要设立联邦下级法院等问题，未能达成一致，因此把所个问题留给国会去决定。

第一届国会开始工作不久就通过了1789年司法条例，建立了联邦法院体系，确定了联邦法院的组织和各类法院的管辖范围。当时规定最高法院由一名首席法官和5名大法官共6人组成，建立的下级法院包括13个地区法院，每个州为一个联邦司法区，每个地区法院设一名法官，三个巡回法院，每个巡回法院由两名最高法院法官和一名地区法院法官组成，从而构成了联邦法院体系。不过，自那以后，美国的司法条例经国会做过多次修订，增设和撤消各类法院、改变各类法院的管辖权、制定和修改程序规则、为各类法院设置官员和雇员的职位等。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有两次，一是1891年通过的司法条例，为减轻最高法院的负担建立了上诉法院，在此之前各巡回区的上诉案件是由最高法院法官承担审理的。二是1925年的条例赋予最高法院调阅下级法院案卷的裁处权。

1789年的司法条例及后来的修订，显示了美国的国会拥有规定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联邦法院的组织结构、管辖权限和办案程序的权力，体现了立法部门对司法部门的制衡。但反过来，最高法院是由宪法直接设立，它的存在不以国会的意愿为转移，并拥有宪法所规定的初审管辖权，正是最高法院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裁定1789年司法条例的某些条款违宪，确定了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

1789年司法条例第25条明确把州法院置于联邦法院的上诉管辖权之下，规定州法院所判决的以下几种案件可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州法院的判决违反了合众国宪法、法律和条约；州法院的判决所维护的州法律与合众国宪法、条约、或法律相抵触；州法院的判决否定了联邦宪法和法律所肯定的权利和特权。这样，就把联邦至上条款所体现的原则贯彻到了司法制度中，使得凡是被认为违反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联邦宪法、法律和条约为全国最高法原则的案件都可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赋予了联邦法院复审州法院判决的权力，并使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各州成为宪法最后解释者，从而“解决了州和联邦权力的范围之争问题”。

二、联邦法院的体制

现在，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由94个联邦地区法院、13个联邦上诉法院和一个最高法院组成。

1、联邦地区法院

每个州至少有一个地区法院，较大的州可能设立2至4个地区法院。现加利福尼亚州设有四个地区法院，办公地点分别在旧金山、萨克拉门托、洛杉矶和圣迭戈。纽约州和得克萨斯州也有四个地区法院。美国全国50州共设有89个地区法院，另外哥伦比亚特区和波多黎各领地各有一个地区法院。每个地区法院至少有一名法官，共有576名地区法官。设在纽约市的纽约州南部地区法院法官最多，有27名法官。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都是由总统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终身任职。地区法院是初审管辖法院，也是联邦司法系统中“工作最重的”的法院。这91个联邦地区法院只有联邦的司法管辖权。但联邦地区法官审理的案件可能涉及不同州的公民，这时，他们也要应用有关州的法律。经联邦地区法院判决的案件，大多数可以上诉到联邦上诉法院，有少数几种可以直接上诉到最高法院。

地区法官可以任命书记官、法警、法律书记员、法庭报告发布官、法庭记录员等协助他的工作。但最重要的角色是联邦执法官。联邦执法官分专职和兼职两种，全国现共有287名专职执法官和168名兼职执法官。他们也是由地区法官任命，但需要经联邦司法地区的居民组成的陪审员小组审查。执法官任期八年，其职责是发布逮捕状、决定被捕者是否应由大陪审团起诉。每个地区法院还有一名联邦执行官，他由总统任命并受联邦司法部长的监督，他的主要职责是维持法庭秩序、实施逮捕、执行法院命令，传唤证人等。

2、联邦上诉法院

美国全国50州划分为11个司法巡回区，此外，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作为一个巡回区，每个巡回区设立一个联邦上诉法院，共12个上诉法院。每个巡回区所管辖的范围大小不同，如第二巡回区只辖纽约和康涅狄格两州，第九巡回区则辖加利福尼亚等太平洋沿岸及夏威夷、阿拉斯加九个州并加上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联邦巡回区”，其上诉法院称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由12名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任命的法官组成，办公地点也设在哥伦比亚特区。该上诉法院与其他12个上诉法院地位相同，但其管辖的地理范围涉及全国，而管辖的案件限于审理由各联邦地区法院及有关联邦独立管理机构转来的涉及专利、商标、版权、合同、国内税收的案件，以及索赔法院和国际贸易法院的判决。因此，在哥伦比亚特区有两个上诉法院，一个为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一个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两者是不同的。

每个联邦上诉法院有6至28名法官，也都是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皆为终身职。上诉法院审理案件，一般由三名法官组成法庭，但特别重要和有争议的案件要求全体法官出席。上诉法院只有上诉管辖权，受理经辖区内联邦地区法院判决的案件的上诉，也审查联邦贸易委员会之类的独立管理机构的行动。

最高法院、联邦上诉法院、联邦地区法院是根据宪法第三条设立的，因此被称为“宪法性法院”，又称“宪法第三条法院”，但它们都属于一般管辖权的法院。另外，还有国会设立的特别宪法性法院，如合众国国际贸易法院、合众国索赔法院。

美国的法院体系 篇2

一、古典特殊关系理论:Cady案

1961年的Cady, Roberts&Co.案 (2) 是SEC在10b-5规则颁布10年后处理的第一起重要内幕交易案件。基本案情:Cady, Roberts&Co.是一家经纪商, Curtiss-Wright是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1959年12月25日, 上午, Curtiss-Wright董事会讨论四季度的股利分配事项。经过讨论, 董事会决定大幅减少四季度的股利分配金额, 从前三季度惯常的每股0.625美元降至每股0.375美元。在做出股利分配的决议后, 董事会暂时休会。其中一名董事Cowdin是Cady公司在该公司的代表。Cowdin利用休会间隙, 打电话回Cady公司, 并留话给Gintel, 告诉他股利分配大幅减少的消息。Gintel收到该信息后, 立即在信息公布前将其客户帐户中的股票抛出。在股利分配的决议在11点48分正式公布后, Curtiss-Wright公司的股价大跌。SEC调查并裁决经纪商Cady违反了《1933年证券法》17节 (a) 款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10节 (b) 款和10b-5规则, 构成内幕交易。

SEC在裁决书中分析并认为, 公司股东和通过其在公司的地位而获取信息的内部人之间存在信任和信赖关系, 这种特殊关系使内部人负有披露义务。因为, 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公司内部人利用不公平的优势来损害不知情的小股东的利益。内部人在掌握重大非公开信息时, 要么在买卖该股票前予以披露该信息, 要么在信息公开前不要买卖。这就是著名的“要么披露, 要么不用”规则。 (3) 本案的分析和结论, 很快在TGS一案中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 (4)

二、信息泄露理论:Dirks v.SEC案 (6)

基本案情:Dirks是纽约一家证券机构的证券分析师, 主要研究保险公司的证券。Secrist是美国权益基金 (Equity Funding of America, EFA) 的前高级管理人员, 他告诉Dirks, 美国权益基金弄虚作假, 其资产价值严重高估, 希望Dirks将之曝光。Dirks进行了调查, 走访了该公司的总部, 询问了一些职员, 证实了Secrist的话。但是, 他在告知华尔街日报和SEC的同时, 也和自己的客户讨论过该问题。其中五家机构客户持有价值1600万美元美国权益基金证券, 在欺诈丑闻公开前, 卖出了证券, 从而避免了巨大的损失。此后, SEC开始调查Dirks, 并提起行政指控。SEC认为, 无论其动机和职业是什么, 只要接受信息者知道其获取的重要的公司信息是机密的, 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信息来源于公司内部人, 就必须披露该信息或戒绝交易。本案中, Dirks把其调查到的内幕信息传递给客户, 属于协助和教唆, 构成次级责任。但考虑到其在揭露欺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SEC决定减轻处罚, 裁决予以谴责。Dirks不服, 向特区巡回法院上诉, 法院支持SEC的裁决。Dirks继续向最高法院上诉, 最高法院最终推翻了巡回法院的判决。

Cady案和Chiarella案涉及的都是如何处理内部人的披露义务问题, 而本案涉及的是如何处理从内部人那里接受信息者的披露义务问题。主笔判决意见的Powell法官重申了其一贯的观点, “披露的义务来自于各方之间的关系, ……而不仅仅因为他在市场中的位置而有能力获取信息。”但是, Powell也承认, 有必要禁止某些接受信息者的交易, 但这种禁止必须建立在普通法的基础原则基础上。在平衡各种因素后, Powell的结论是, 接受信息者的披露义务, 衍生于内部人的披露义务。也就是说, 只有在当内部人不适当地向受信人透露信息时, 接受信息者才负有“要么披露, 要么戒绝交易”的义务。而什么又叫不适当地透露信息呢?Powell法官认为, 透露信息是否适当的标准是, “内部人是否直接或间接地从披露行为中获得个人利益。如果个人没有获得利益, 就没有违反对股东的义务。如果内部人没有违反, 也就没有接受信息者衍生义务的违反。”本案中, Secrist是Dirks的信息源, Secrist作为内部人披露信息的目的是为了揭露欺诈, 个人并未因披露而获得好处, 因此Dirks的责任也就无从说起。最高法院据此撤销了上诉法院地判决。

三、盗用理论:Carpenter案和O'Hagan案

古典特殊关系理论和信息泄露理论分别约束的是内部人和接受信息者, 但现实情况中, 那些既不是内部人, 又不是接受信息者, 但却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是否应当承担10b-5规则下的欺诈责任呢?例如在Chiarella案中, Chiarella违反了对其雇主印刷厂的义务非法盗取信息, 然后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 是否应当10b-5规则下的欺诈责任呢?尽管由于一审法院指示的错误, 导致Chiarella逃过一劫, 但其中提出的问题却必须回答。这种情形正是盗用理论要解决的问题。

早在Chiarella案中, Burger首席法官就坚决认为应当将Chiarella绳之以法。他认为, 盗用非公开信息的任何人都有绝对的义务披露信息或戒绝交易。按照通行的规则, 一般交易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义务向对方披露信息, 除非当事人之间存在一种信赖或信任关系。这一规则使商人能利用其经验和技能来保护和评价有关信息, 鼓励人们努力工作、仔细分析并作出精明的预测。但是, 这一规则赖以存在的内在原则也要求限制其适用的范围, 特别是当信息优势的获得不是通过超人的阅历、远见或勤奋, 而是采取非法方式的情况时, 这一规则不能适用。除了从理论上说明以外, Burger法官还分析了10b的文义及立法背景, 认为法律的规定也支持这种观点。Burger法官这一精彩的论述成了盗用理论的发展源头。

盗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变过程。在Dirks案中, Blackmun法官Marshall发表的少数意见认为多数意见关于接受信息者衍生义务的推理存在严重错误。他指出, 内部人没有从违反义务中获利, 并不能消除对股东的损害。对股东来说, 内部人是否已从或旨在从交易中获利并没有区别, 内部人滥用非公开信息都将使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个人获利与否并不是违反义务的要素。Blackmun法官重申了Burger法官Chiarella案中阐述的盗用理论, 认为, 由于Dirks使其客户得以利用非公开信息从事了交易, 因而违反了第10节 (b) 和10b-5规则的规定。其它任何后果都是和尽可能维护资本市场的公平和效率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

尽管Burger法官在Chiarella案、Blackmun法官在Dirks案中都对盗用理论作了精彩的阐述, 但是由于是少数意见, 盗用理论始终没有得到肯定。在United States v.Carpenter案 (7) 中, 最高法院差一点就肯定了盗用理论。基本案情:被告Winans是华尔街日报“街闻巷议”栏目 (Heard on the Street) 的专栏作家, 被告Carpenter是华尔街日报负责新闻的职员, 被告Felis是Kidder Peabody公司的股票经纪人。Winans将次日登载的有关证券的文章通过Carpenter传递给Felis, Felis根据这些文章提供的信息买卖证券, 三人从中获利69万美元。华尔街日报明确规定, 所有的新闻信息都是公司资产, 在未公开之前视为保密材料。SEC展开调查并由司法部提起公诉。

第二巡回法院确认合谋者犯有邮政欺诈、电信欺诈、证券欺诈罪。关于证券欺诈, 辩方提出, 盗用信息的受害者不是证券交易的对手方, 而是华尔街日报, 因而盗用理论不适用。而第二巡回法院援引前例, 以盗用理论认定欺诈成立, 因而否定了辩方的意见。被告上诉到最高法院。 (8) O'Connor法官和Rehnquist首席法官等四位法官坚持披露义务的存在应以特殊的信任和信赖关系存在为前提。而本案中, Carpenter和其他被告之间没有受信关系, 与买卖证券的对手之间也没有此类关系。因此, Carpenter没有违反10b-5。但是, 其他四位法官却支持上诉法院的盗用理论, 认为Carpenter盗用华尔街日报的资产进行证券交易就构成了10b-5规则下的欺诈。由于但是当时Powell法官已退休, 表决结果是四比四。按照诉讼规则, 在最高法院出现平局时, 应该采用上诉法院的判决, 即Carpenter有罪。

由于最高法院在Carpenter案中并没有对盗用理论是否有效做出结论, 下级法院的态度截然不同。直到1997年的United States v.O'Hagan案 (9) , 最高法院才最终对盗用理论的有效性给出答案, 以6:3的表决结果确认了盗用理论的有效性。

基本案情:O'Hagan是Dorsey&Whitney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1988年7月, Grand Met公司拟收购Pillsbury公司, 请Dorsey&Whitney做法律顾问, Grand Met和Dorsey&Whitney都采取了相关的保密措施。从8月18日到9月30日的期间, O'Hagan买入Pillsbury公司的看涨期权和股票, 成为持有该公司期权最多的个人投资者。9月9日, Dorsey&Whitney不再担任此次收购的法律顾问。10月4日, 收购要约公布, 股价大涨, O'Hagan获利430万美元。SEC调查并由司法部提起公诉。控方以盗用理论为理论依据, 指控O'Hagan涉嫌内幕交易。第八巡回法院不同意盗用理论, 但最高法院以6:3的表决结果确认了盗用理论适用于10b-5规则下的欺诈责任。

主笔的Ginsburg法官指出, “盗用理论旨在防止那些对公司股东并不承担受信义务或其它义务的公司外部人滥用其获得的一旦披露将影响证券价格的机密信息, 以维护证券市场的公正。”至此, 盗用理论作为约束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外部人的理论地位终获承认。

四、结语

通过上述介绍和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法院为管制内幕交易提供了三种理论, 并且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古典特殊关系理论适用于追究传统内部人和推定内部人的责任;信息泄露理论适用于追究外部人利用内部人所泄露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责任;盗用理论适用于追究外部人盗用、窃取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责任。古典特殊关系理论来源于普通法的基本原则, 即具有特殊的信任和信赖关系的受信人必须将委托人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而信息泄露理论本质上也是基于这一基本原则, 只不过是在公司内部人的披露义务和接受信息者之间加了一个连接二者的桥梁:不适当透露。盗用理论则基于不同的论证进路, 其主张, 违反受信义务而盗取非公开信息的人, 将该信息用于交易而未告知交易多少其信息源应当承担欺诈责任。三种理论都基于受信义务, 但来源不同。特殊关系理论和信息泄露理论是基于对公司股东的受信义务, 而盗用理论是基于对信息源的受信义务。这三种理论相互配合, 共同为美国内幕交易的管制, 以及进一步的司法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①参见杨亮:《内幕交易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第134页。

②See SEC:In the Matter of Cady, Roberts&Co., 40 S.E.C.Release No.6668, Nov 08, 1961.

④See SEC v.Texas Gulf Sulphur Co., 401 F.2d 833, 2 A.L.R.Fed.190 2d Cir. (1968)

⑥See Dirks v.SEC, 463 U.S.646 (1983) .

⑦See United States v.Carpenter, 479 U.S.1016 (1986) .

美国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立场 篇3

关键词 仲裁裁决 司法审查 撤销标准 美国标准

一、基本案情

HALL STREET ASSOCIATES,L.L.C.(以下简称HALL STREET)是出租人，MATTEL,INC.(以下简称MATTEL)是承租人。双方在租赁协议中约定，出租的土地作为生产地点使用，承租人按照环境法的相关规定就承租人或其转租人使用土地造成环境污染给出租人带来的损失进行补偿。

1998年对该地点的井水测验显示了高浓度的三氯乙烯，很明显是由MATTEL的转租人在1951至1980年期间排放的废弃物残余渗入水中造成的。在俄勒冈环境质量部（OREGON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简称DEQ）检测出更严重的污染后，MATTEL停止了从井水中提水并与其转租人一起向环境质量部提出对该地点进行清污的请求。在2001年，MATTEL告知HALL STREET 准备终止租赁契约，HALL STREET随之向俄勒冈联邦地区法院提起了讼诉，诉称MATTEL无权提前中止协议且按照协议有责任补偿HALL STREET 清理三氯乙烯支出的费用。经过俄勒冈法院的推事审理，MATTEL在终止租赁契约的问题上得到支持，关于补偿清污费用的问题，MATTEL主张由法院进行调解，但未获法院支持，就此问题双方达成仲裁协议进行仲裁。双方仲裁协议中提到，俄勒冈地区法院可以基于以下理由对仲裁裁决予以确认或撤销、修改、更正：一、仲裁员对案件事实的发现不能被实质性证据支持；二、仲裁员的法律结论是错误的。

二、仲裁裁决及俄勒冈地方法院的态度

仲裁员裁决支持MATTEL，认为租赁协议的法律依据是所有可以适用的联邦、州和当地的环境法，这些法律的规定与俄勒冈环境质量法的测验要求并不一致，并且，俄勒冈环境质量法对人类健康的环境标准和环境污染标准的规定并不相同，对补偿不予支持。

仲裁结束后，HATTEL STREET向俄勒冈地区法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的动议，其依据的理由是法律适用错误，即仲裁员没有按照仲裁协议的约定将俄勒冈环境法作为仲裁适用的法。俄勒冈地区法院同意撤销仲裁裁决并要求仲裁员重新仲裁，法院直接援引了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选择的审查标准，其中包括法律错误的审查，并引述了LAPINE TECHNOLOGY CORP.V.KYOCERA CORP.一案来说明《联邦仲裁法》给予双方当事人选择仲裁规则和司法审查标准的权利。按照法院要求，仲裁员适用俄勒冈环境法修正了仲裁裁决支持了HALL STREET。这次，双方当事人针对地方法院的裁决，分别向第九巡回法院上诉。

三、第九巡回法院的立场

MATTEL改变了立场并主张巡回法院应否决LAPINE IN KYOCERA CORP.V.PRUDENTIAL-BACHE TRADE SERVS.,INC一案中的规则，使仲裁协议中有关法律错误司法审查的条款归于无效。HALL STREET辩称，仲裁协议中的司法审查条款与其他条款不可分离，不能归于无效。第九巡回法院支持了MATTEL，认为，在LAPINE IN KYOCERA CORP.V.PRUDENTIAL-BACHE TRADE SERVS.,INC一案中约定对法律错误进行司法审查的协议条款是不可执行的且可以分离的。巡回法院命令地区法院确认最初的仲裁裁决，除非出现按照《联邦仲裁法》第10条应予撤销的情形，或《联邦仲裁法》第11条应予修改或更正的情形。

四、联邦最高法院的立场

法官Souter认为，《联邦仲裁法》规定了法院司法审查权力。本案的问题在于，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是否可以由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仲裁协议进行补充。我们认为，《联邦仲裁法》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是排他性的，不可以由仲裁协议作出补充。

在地区法院在此支持HALL STREET 及第九巡回法院再次推翻裁决后，我们签发了移送令状，以便决定《联邦仲裁法》第10条和第11条关于仲裁裁决的撤销事由是否是排他性的。我们同意第九巡回法院的立场，《联邦仲裁法》的上述规定是排他性的。

HALL STREET提出两个方面的理由以证实《联邦仲裁法》所规定的撤销和修正仲裁裁决的事由是非排他性的，一是在WILKO V.SWAN一案中已经接受了司法审查权力的扩展；二是鉴于仲裁协议的契约性，双方当事人关于法律适用错误问题的司法审查约定应当有效。

关于HALL STREE的第一个理由，可以看出其将明显忽视法律视为仲裁法第10条撤销事由之上的又一个事由，但这超越了WILKO案推理的范围，WILKO案的用语是模糊的，明显忽视法律可以理解为命名一个新的撤销理由，也可以理解为其仅仅指代仲裁法第10条所述条件的集合而不是增加其内容，或，明显忽视法律是仲裁法第10条a(3)或a(4)的缩写。在这里，我们必须采纳WILKO案明确的用语，而不能加以修饰，因此，我们就不能按照HALL STREET的思路进行推理。在1953年WILKO V.SWAN一案中，法官REED就指出采用这样一个不太严格的司法撤销标准将会对仲裁的制度价值造成损害。

关于HALL STREET的第二个理由，我们认为是不充分的。《联邦仲裁法》第10条和第11条的规定显然是排他性的，即使我们假定上述两条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补充的，也应当是在证据和法律审查方面对上述两条所规定事由的原则性解释。第10条和第11条所规定的事由，如“腐败”“欺诈”“明显偏袒”“不当行为”“超越权限”“明显的计算错误”等与双方的仲裁协议相去甚远。因此，仲裁法条文用语总的来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可以确定，在没有仲裁法上下文为相关事由扩展的情况下，不能授权契约双方补充诸如法律适用错误等司法审查的具体事由。

从仲裁法第9条到第11条，这些条文将国家支持仲裁的政策落到了实处，仅仅对有限的情况进行审查，维护了仲裁一裁终局快速解决争议的本质属性。任何其他的对法律和证据问题的上诉将导致一个费时的、麻烦的司法审查过程，并将导致仲裁理论的混乱。

五、结论

从本案最高法院的立场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法院在实践中将《联邦仲裁法》作为撤销仲裁的直接法律依据和根本准则。美国最高司法机关在仲裁裁决司法审查问题上坚持程序性审查原则，严格执行成文法基本规定，对判例法创制的其他撤销标准予以及其严格的限制。可以看出，美国仲裁法在规定撤销仲裁裁决的情形时，主要审查仲裁员是否违法及仲裁程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

参考文献：

[1]Hall Street Associate L.L.C.,Petitioner v.Mattel,Inc.,552 U.S._(2008)NO.06-989.

[2]LaPiner Technology Corp.v.Kvocera Corp.,130F.3d 884,889(CA1997).

作者姓名：

徐稔璎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职务：国际法学硕士

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同性婚姻的判例 篇4

本案以俄亥俄州的奥贝格费尔（Jim Obergefell）诉侯吉斯（Hodges, 州卫生部主任）为主，同时合并讨论了密西根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的三个案子。这四个案子共有14对同性伴侣和两个失去同性伴侣的同性恋者。这四个州的法律规定，婚姻是一男一女的联合，故州政府不予登记本案原告的结婚申请。原告于是到联邦地区法院要求法院否定州的婚姻法违宪。联邦地区法院批准了他们的申请。但是，州政府上诉到美国联邦第六巡回法庭。该法院否定了地区法院的判决。这14对同性配偶和两个丧偶者最后只有要求联邦最高法院调卷审核。联邦法院予以同意调卷审核。最高法院审核的结果是否定了第六巡回法庭的判决，给予同性婚姻合法化。

肯尼迪大法官专门介绍了奥贝格费尔的遭遇。奥贝格费尔二十多年年前和另一男子（阿瑟）相爱，生活了二十多年，阿瑟在2011年罹患不治之症（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症）。在他去世前（2013年），他们从俄亥俄州到马里兰登记结婚，这时阿瑟已经不能动了。他们乘坐医疗飞机去马里兰，在飞机上登记了结婚和举行了婚礼。几个月后，被称为丈夫的阿瑟去世。可是俄亥俄州不承认其婚姻，否认奥贝格费尔具有死者的配偶权利。

合并本案的另外一对同性伴侣的案情是这样的： 来自密西根的蒂波尔和偌丝双双是护士。2007年她们举行郑重仪式，然后生活在一起。她们收养了三个孩子。按照密西根州的法律，只有异性夫妻或单身可以收养孩子。她们俩不能共同收养孩子。这样，孩子一旦有紧急事情，另外一方不能享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利，包括监护权等。

肯尼迪大法官还介绍了第三个案子。在美国陆军后备役服役的一级中士德廓和廓斯图拉相爱。在2011年德廓接到命令奔赴阿富汗之前，他们两个来到纽约登记结婚。一年后，德廓从阿富汗回到美国。他们两个在田纳西定居。德廓在田纳西服务于美国陆军后备役。可是他们的婚姻不被田纳西州所承认。他们为此还得穿越在州际之间。肯尼迪大法官评论道，一个“为国服务、保护美国宪法的军人，还得承受如此之重。”

肯尼迪大法官开始分析和判断法律，为批准同性婚姻找法律根据。他首先承认婚姻是社会治理重要的基石。为此他说孔子教导我们“婚姻是统治的根基”(援引《礼记·昏义》里的“昏礼者，礼之本也”)。他还引用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等人的言论，以证婚姻对社会和秩序的重要。但这些关于婚姻的观念都是基于异性婚姻而言。国内有人在没有读该判决的情况下批评肯尼迪不当引述孔子是不妥当的。肯尼迪大法官没有说孔子支持同性婚姻。

在陈述了传统的婚姻观后，他马上强调说，婚姻观是变化的。他简述了人类社会从宗教、政治、财富的联姻到自由和自愿婚姻，从妇女权利的剥夺到妇女的解放，从禁止不同种族的通婚（美国有些州历史上禁止黑人和白人结婚）的过程。通过这些论述，他想告诉人们，对同性婚姻的讨论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婚姻观上，要“与时俱进。”

接着，大法官讨论了社会对同性恋的看法和处置方式的变化。他说过去同性恋被认定为犯罪行为，美国精神科学会在五十年代曾将同性恋当成精神病的一种。但是现在这些看法和处理的方式都变了，人们对同性的性倾向有了更多的宽容，很多政府不再定同性性行为为犯罪行为。在这个案件的审理中，美国精神科学会还专门写了专家意见，说“性倾向是人类性欲的正常表达，而且不能改变”。

剩下的核心问题是，同性婚姻是否能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案件的当事人和大法官们一定要适用美国宪法的“金字”修正案，即美国宪法第十四夈修正案关于＂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的规定。这条规定在美国宪法中极为重要。历史上，美国社会对于一些州的“反动和落后”的法律，比如种族歧视和禁止堕胎，都是通过这个条款来克服的。

肯尼迪大法官首先陈述了，婚姻权是这个金字条款保护的基本权利。但是，这个婚姻权是否包括同性恋者的婚姻权利？大法官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证这点。他援引最高法院的案例，提出第十四条修正案保护有关个人尊严和自治的选择权，这个选择权包括有关个人隐私的身份和信仰的界定。

大法官然后叙述了四个基本原则和传统，力图将宪法关于婚姻的保护适用到同性婚姻上。

第一，个人关于婚姻的选择是个人自治的固有部分。基于这个概念，美国最高法院在1967年得出结论：爱翁（loving ,人名，正好是英文的“爱”）使得关于黑白不得通婚的禁止令无效。Loving v.Virginia, 388 U.S 1, 1967.这句话可以说成是“爱胜于黑白不得通婚的禁止令“。这一原则适用所有的人，不论其性倾向如何。

第二，婚姻权的重要是因为它是两个人的结合。基于这个原则，美国最高法院在1972年得出结论说宪法保护夫妻有选择避孕的权利。Griswold v.Connecticut, 381 U.S.479(1965)。这个原则的核心概念是人有享受亲密结合的权利。也是基于这个原则，最高法院使得同性性行为为犯罪行为的刑法无效。

第三，保护婚姻权的重要性还在于保护孩子和家庭的稳定，使得孩子的抚养、教育和娱乐得到保障。这个原则不能歧视那些不能生孩子的同性配偶们。他们可以收养孩子。他们的孩子不能因为现有的异性婚姻法受到伤害。

第四，美国的传统和最高法院的判例都清楚的表明，婚姻是社会秩序的基石。这个原则适用异性，也同样适用同性。如果把那些想组成家庭的同性排除在婚姻法保护的范围外，那么社会秩序就不稳定。

肯尼迪大法官还分析了宪法十四条修正案关于“平等保护”的条款，最后得出结论，同性婚姻应当得到平等的保护。

美国的法院体系 篇5

在我国，随着司法威信急剧下降，加强审判监督力度的呼声不断高涨，推行以美国陪审审判制度为原形的陪审员制度也成为我国审判制度改革中的一股潮流。然而，“照猫画虎反类狗”的教训在我国改革中实在不是一二例了，不同法律文化背景下有着相似名称的制度所承担的功能及其实现方式往往迥然不同，本文对英美陪审审判制度增加一点背景介绍，试图提供一个“虎”的故原形，并与我国陪审审判制度加以对比，找出“猫”与虎之间的一些实质性差异。

（1）当事人对陪审审判程序的选择权。

美国陪审审判制度与我国陪审审判制度的一个最核心的、最有实质意义的差异在于，陪审审判是一种由宪法保障的权利-权利可以放弃。象有权选择由陪审团参加的审判一样，当事人也有权选择没有陪审团参加而仅由法官进行的审判（在刑事审判中他还有权选择供认犯罪而完全免予审判，即诉辩交易）。程序选择权赋予当事人根据自己的程序利益和实际需要作出自主判断的机会，当事人可以选择对他而言最为有利的程序，从而使不同审判程序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在这种选择中得到过滤。比如，由陪审团参加的审判可能使审判的公正性有更多的保障，却比仅由法官进行的审判要复杂得多，当事人为此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成倍于法官审判。如果当事人认为陪审团的非理性的同情心并非总是帮助好人，或者当事人认为不值得为案件付出昂贵的成本或付不起如此昂贵的代价，他可以放弃陪审审判的权利。

相比之下，我国的陪审审判程序是由法律作出原则性规定而由法院作出自由裁量的制度设置，在实践中，是否由正式法官组成合议庭常常是法院根据在册法官是否够用而决定的。对于是否接受由陪审员参加的审判，当事人没有程序选择权。换言之，陪审审判是强加于当事人的程序，而被迫行使某种“权利”实质上构成了一种义务。即使当事人认为由专业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审判比由法律外行参与审判的混合法庭更能保障审判结果的正确性，他也只能接受法院为他安排的陪审审判程序，反之亦然。

（2）陪审员的产生方式及以此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

美国陪审团成员的相对独立性首先是由陪审员的遴选程序保障的。陪审团候选人是法院辖区的选民，法官从选民民单中摇奖式的随机选择组成具体案件陪审团，全过程均由双方律师参与，如果律师有正当理由认为某公民不宜担任本案陪审员，比如他事先熟悉案情，则可以提出申请，经过双方辩论后排除；各方当事人还有一定名额的“无条件异议”权。陪审员选择的随机性使陪审员没有职业法官那样屈从于腐败或滥用权力的动机，因为他们既不依赖于司法当局而生存，也不会因为追求职业升迁而屈从于政治干预；与此同时，自案件审判开始审判员与世隔绝的制度性安排使审判员也独立于社会舆论；当事人双方律师对选择陪审员过程的参与承担了与回避制度同样的使命，使陪审员独立于某种社会角色或人身关系。

我国的陪审员是由法院聘任的，其身份与美国法院中的司法辅助人员差别不大。他们在法院辖区有某种身份，比如法学专家，或某种有代表性的模范、先进人物，或曾经有过正规、非正规司法经历的退休人员，经法官“选拔”、聘任之后，即作为法院常设的编外法官并接受法院支付的定期或定额报酬。参与具体案件审判，也是由法院临时指定的，不过没有随机产生程序。这些陪审员之所以能够作为案件的裁判者，往往是基于他们对当地情况的熟悉或在当地的威望。如果经过人大常委会以正式程序任命的法官且不能作为人民的“公仆”而免于受任何政治势力和社会利益集团的操纵，那么，这些把陪审员身份作为一种荣誉、奖赏或把参加陪审作为第二职业机会的人，这些没有任何哪怕只是掩人耳目的遴选程序保障的普通人，在熟人社会中行使与法官同样的权力，并且不承担任何职业责任，按照正常的人性推论，他们滥用权力的危险性岂不比法官大得多？

（3）陪审员的审判权力。

以陪审员身份相对独立性为基础，法律赋予陪审团以相对独立的审判权力。陪审团与官分别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分别做出裁决-陪审团的裁决称为verdict，而法官的判决称为judgment.在刑事案件中，有罪无罪由陪审团作出结论，而量刑则是法官的权力；在民事案件中，陪审团对事实加以认定（find），法官就原告胜诉或败诉的金钱数额作出相应判决（decide）以为执行依据。如本案所示，不服陪审团裁决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在上诉之前请求原审法院对审理中的程序性错误或支持裁决的证据缺陷作出补救，即动议重新审理或作出不顾陪审团判决的判决（“judgement n.o.v”），实际上是法律赋予法官重新评判陪审团裁决正确性的权力。但法官只能宣告陪审团的裁决无效而裁定重新审理，但无权直接作出判决。初审法院对于上述动议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上诉法院的严格审查，审查以最有利于初审胜诉方的原则进行，亦即假定陪审团裁决完全正确为前提。在这一基础上，陪审团有关证据的结论具有终局性。法官与陪审团之间在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上的这种明确职能分工除了具有相互制约的意义之外，还具有一种合理分配资源以最大限度求取正当性的价值-陪审团以普通人的智识对事实作出的判断最有可能获得普通公众的认同，而法官作为法律专家对于法律问题的判断显然也具有更高正确率。

与此不同的是，我国法律规定，陪审员在行使审判权时与法官居于同等地位。法官与陪审员之间没有职能分工，在混合合议庭中陪审员与法官共同评议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并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与法官享有平等的表决权而形成判决。这种与美国陪审团权力设置和权力行使方面的重大差异可能导致两种竭然相反的效果：一方面，在判断事实方面，陪审员受到习惯于法律思维的专业法官的诱导而把事实问题纳入法律的框架，从而与陪审审判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陪审审判的原理在于，正义应当是普通公民关于正确与错误观念的体现。同时，以牵制法官权力为己任的陪审员们由于在认定“法律事实”方面处于劣势，反而被职业法官牵着鼻子走而成为合议庭中的傀儡法官；另一方面，在适用法律和真正把事实纳入法律框架的努力方面，为了使身为法盲的“同事”-陪审员-能够真正地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法官在整个审判特别是合议的过程中须得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法律的规定和涵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懂法律的陪审员“依法”行使适用法律的权力恰恰是对审判权“合法”的滥用，无论对于公正和效率可能都成为障碍而不是帮助。正因如此，加强我国陪审审判制度建设的思路便“历史地”朝着陪审员专业化方向发展，媒介热情地报道某陪审员努力学习法律知识、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质的感人事迹，真是对陪审制度的莫大讽刺。如果自学速成的陪审员可以比经过法律院校多年专业培训的法官更有可能保障国家法律的公正实施，那我们不妨思忖片刻：这是否意味着，要么是国家法学教育彻底失败，要么整个社会的“公正”取向有问题？

（4）陪审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

尽管中美两国陪审审判制度存在上述种种差异，但这并没有根本性地妨碍它们以不同方式发挥各自的功能，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各有与之相应的适用范围。如果以普通民事案件为对象，选择与之相应的程序，那么，严格、复杂的审判程序问题与重大、疑难的案件相适应，伴随着巨大的司法资源投入和相应的司法收益；反之，简易、宽松的司法程序应当与大量简易、小额的案件需求相适应。美国的陪审审判程序投入大、时间长、代价昂贵，主要适用于刑事案件和标的大、赔偿额高的民事侵权纠纷；而我国的陪审审判程序除与专业合议庭同样适用普通民事案件外，主要用于解决某种类型的案件，如婚姻家庭纠纷、社区邻里纠纷案件和少年犯罪案件，它的意义与其说在于监督司法、确保公正，不如说在于道德教化，实现社会综合治理。这种制度在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特征的我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陪审制的内在机理与改革家们倡导为我国陪审制改革样本的美国陪审审判制度完全不同。

不妨回头看看与我国法制传统有着亲缘关系的德国混合法庭制度，或许可以为改进我国的陪审审判制度提供另一种参考。与美国相同的是，德国以随机性的陪审员遴选程序保障了陪审员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点至关重要）；与美国不同的是，德国陪审员在参与案件审判时不受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划分的限制而与混合法庭中的法官共同评议。于是，德国以混合法庭审理的案件受到广泛而全面的上诉审查，并硬性要求法官对评议意见制作书面意见以供上诉审查之用。这种上诉审查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重新审理，而且，陪审员在合议庭中所占的比例与案件的难易或重要程度成反比，越难、越重要的案件陪审员成份越少，高等法院以上的案件不适用陪审员。在德国上诉制度中出现越简单的案件上诉的法律容许度越大且上诉率越高的奇怪现象，尽管没有结论说，简易案件适用陪审审判是导致案件判决错误率高的直接原因，至少可以说，德国的陪审审判并不与判决质量成正比，陪审审判的结果也远不象美国那样不易质疑。

美国加州法院管理制度研究及启示 篇6

朱和庆上传时间:2004-7-28 浏览次数: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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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院管理实行社会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的体制，法院管理工作既有社会的广泛参与和监督，又高度独立自主和专业化。整个管理制度分为决策、执行、服务三个系统，是法院内部与、决策与执行、管理与服务、行业协会与行政管理等相结合，实行垂直领导和监督的管理体制。不论是在组织形式上，还是在运作上，都与我国法院的管理体制有很大的差别。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美国加州法院管理制度的研究分析，结合我国的实际，对我国法院管理制度进行思考，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一、美国加州法院社会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的管理制度

（一）社会化的法院管理决策机构——州司法会议

行政管理法制化、社会化是美国加州法院管理的最大特点。1926年11月，加州选民投票通过了州宪法修正案，建立州司法会议，作为州法院系统的行政管理、监督主体。这标志着加州法院社会理决策制度的出现，在加强和保证法院的独立性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州司法会议是加州法院的最高管理决策机构。在首席大法官的领导下，依照州宪法的规定，履行行政管理的协调职能，以保证法院行政管理的独立性、公平性和透明性。州司法会议的主要职能有：研究和决定法院系统持续发展的方针政策；二是制定法院管理的规章制度，包括实体的和程序的；三是协调与立法机关的关系，主持或者承担有关法院系统的立法研究；四是审查和批准州法院的预案；五是审查和批准州法院向立法机关的报告；六是负责立法机关质询的回复。

州司法会议由21名有表决权的成员和6名顾问组成。其中，州首席大法官兼任主席，最高法院1人，上诉法院3人，高等法院9人，参议院、众议院各1人，律师协会4人，州法院行政管理办主任是当然成员并兼任秘书长。州司法会议成员及其所属委员会成员通过专门的提名程序，在州法院系统内、外选举产生。成员的组成要考虑实际经验、性别、地区和部门的比例。6名顾问成员包括法院行政管理主管。每年更换三分之一成员，既保证新鲜血液的补充，又维持稳定。州司法会议实行每月例会制度。日常工作由秘书长主持。下设4个专门委员会、15个顾问委员会和专门的工作组要有计划、合作与联络、法规与项目、诉讼管理等委员会和各审判专业、行政、技术管理的顾问委员会。大部分工作通过这些委员会来完成。

州司法会议制度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高度的权威性。根据宪法修正案的规定，它是与州政府平级的最高司法管理决策部门。二是高度的独立性。它只对最高法院负责，其他部门不能干预其工作。广泛的社会性。它的成员以及委员会成员包括三级法院的法官、立法会两院议员、律师协会成员和有关专家。

（二）专业化的法院管理执行机构——法院行政管理办公室

美国加州最高法院行政管理办公室是司法会议的执行机构，又是州法院管理的最高领导部门。它和各高等法院的行政管理办公室一起，管理全州21，633名法院雇员和财务、资产等。办公室主任席大法官的领导下，领导和监督整个州法院的管理工作。加州最高法院司法行政管理办公室的职能部门有首席顾问办公室、审判法院项目管理部门、家庭儿童服务中心、政府事务办公室、教育部门务部门、信息服务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上诉法院服务部门、司法会议服务部门和行政管理保障部门等。

加州高等法院司法行政管理办公室基本与最高法院一致，根据法院的规模有所调整。办公室主任受所在法院首席法官的领导，对最高法院负责。

（三）行业协会和行政管理相结合的法院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美国加州法院的人事管理实行行业协会与行政管理相结合的制度。行政管理的职能部门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各级法院雇员的管理，但不包括法官。它的主要职责包括人才招聘、雇员的分资福利管理、雇员培训、人才发展政策、雇主雇员关系和保险的管理等。法院雇员行业协会全称是管理工程人员国际联合会，隶属于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第39区。所有法院雇员都必须加入并交纳会费。协会代表雇员与法院谈判，通过签定备忘录的形式，确定雇员的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等问题，保护雇员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每两年签定一次备忘录。协会在处理雇主和雇员系时比雇员的个人行为更有利。

这种管理制度的意义在于：一是职责明确。法院负责雇员的使用，协会负责雇员权利的保护。二是有利于建立比较融洽的劳资关系。备忘录一方面保护了雇员的权利，另一方面明确了雇员的义务，关系的处理有法可依。

（四）垂直领导、统一核算的法院财务管理制度

美国加州法院的财务管理制度经历了分散到统一的过程。在财务制度改革之前，法院经费来源主要是法院的收费和罚款。一些法院，特别是市、镇一级法院，为了多收费而乱办案，违法罚款，引起的不满。1997年由议会通过，1998年1月1日生效的“加州审判法院资金法案”，第一次规定了法院经费由州财政全额负担，在全州范围内为审判机关提供了稳定、有保障和较高数额的经费。改革加州法院实行垂直领导的财务管理制度，由最高法院按统一编制财政预算，经州司法会议批准后实施。如2001—2002加州法院财政预算达25亿美元，在政府各部门预算中排行第9 位，财政预算的百分之二。

加州法院财务管理制度有以下特点：一是财政保障制度健全。通过立法保证法院经费，确保了法院经费来源。二是经费较充足。按两万人的编制，人均年经费达125，000美元，远远高于其他机关是有专项经费预算。在法院技术装备、专项工作、培训、调研等方面都有专项费用。四是有预算外资金。法院的收费和罚款通过一定程序返还一部分，县财政也给以一定的支持。但同时也存在拨款复杂、资金不能按时到位等问题。

（五）完善的法庭服务与保障制度

美国加州法院管理的另一特点是法庭服务和保障系统完善。它是行政与诉讼结合、管理与服务结合的体现，有效保证了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法庭服务系统包括首席顾问办公室、法庭办事员、书记译、法庭调解员、家庭法律指导员、法警等。

首席顾问办公室主要是为法官和行政管理者提供法律研究、专门项目的论证以及负责对外交流事务。办公室成员由律师和专门项目分析师组成，主要是研究民事法律和当事人的请求、上诉；安排刑判日程；研究行政管理法律，为行政管理提供依据；在法官审判日程有冲突时充当临时法官等。办公室还通过专门项目分析师，处理法律应用、法院对外交流和继续教育等问题。

我国法庭的工作人员只有法官和书记员、法警，而美国加州法院除此之外还在每一法庭设有法庭办事员，负责落实排定的日程，处理案件文书、案卷，管理证据，收取案件的有关费用等。这项工作是年轻律师的必经之路，通过它积累经验，为将来当执业律师或法官打基础。加州法院的书记员有职业和社会双重性，他们负责法庭记录，也可以为检察官、律师有偿服务，收入非常高。法院有时电子设备记录，以解决书记员不足和费用过高问题。

加州是移民最多的地区，所使用的语言达到224种，因此法庭翻译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加州法庭提供13种语言的翻译，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西班牙语。

随着家庭纠纷案件的大量增加，加州法院设立了类似我国调解制度的法庭调解员和家庭法律指导员。法庭调解员必须持有执照，对家庭法庭当事人的矛盾进行调解。调解是一种必经程序，许多案件调解得到解决，在减少了社会矛盾的同时也减少了法院的工作量。家庭法律指导员则是法院提供的持有执照的律师，他们为那些寻求帮助的当事人提供家庭方面的法律服务，使其能顺利进入家庭法多热心公益的社会工作者参与其中。

法警部门是加州法院管理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部门，主要负责法院和法官的安全保卫工作，但不属法院的机构和编制，其中的法警由警察部门派往法院。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的法警由州高速公路巡逻相当于州警察局）派出，高等法院的法警由县警察局派出。一个法院法警从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九一一”事件之后，所有进入法院的人员都要经过安全检查，法警的任务加重。为缓解法警的工作压些法院还雇请保安公司负责安全工作。

二、美国加州法院管理制度的特点

美国加州法院在长期发展、积累的基础上，又经历了改革和自我调整，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法院管理制度。其主要特点表现在：

1、以法官为中心的法院管理制度。在加州法院的结构中，没有审判业务部门。一个法官（有时是合议庭），就是一个审判单位，处在法院的最上层或者说中心地位，法官只负责判案。虽然法官的范围有分工，但所有的法官都独立开展审判工作，不受外界干预，包括不受首席法官的干预。首席法官主持法院工作，协调法官关系，但无权过问法官的具体案件。这种制度的好处在于保证了法官行使审判权，工作效率高，职责明确，协调功能好，简化了业务部门的行政管理。

2、以审判为中心的法院管理制度。加州法院管理虽然划分为不同的条块，但部门的运转完全围绕着审判工作进行。审判辅助人员如法官助理、法庭办事员、书记员、法警等不是服从其部门领导，围绕指定的法官开展工作，其他行政管理人员也根据法官的指令，为其提供行政服务。

3、专业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法院管理制度。作为加州法院行政管理决策机构的州司法会议自产生之日起即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在法院管理人员序列上，加州法院实行单独序列，法院行政管理办公任由州长任命，其他专业管理人才从社会公开招聘，如首席顾问、首席会计师等。当职位出现空缺时，由州人事部门提供符合条件的人选，由法院确定入选者。这一社会化的制度一方面保证管理人质普遍较高，另一方面又省去了法院自己培养专业管理人才的繁琐过程。

4、完善的保障与服务管理体制。加州法院有相当健全和法制化的财政保障制度，它以立法的形式保证法院经费的来源，确保法院不因经费方面的原因受控于任何机关、个人，从而使得司法独立有显的保障。在法庭服务和保障方面，加州法院也形成了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参与性的完善系统，其中的大量工作由社会工作者完成，如警察部门承担保卫工作，律师协会义务提供法律服务等，这使法了多元化的服务保障。

三、美国加州法院管理制度对我们的启示

对美国加州法院管理制度的研究分析，目的在于借鉴其成功经验，推动我国法院科学现代的管理制度的建立。笔者认为，加州法院管理制度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１、进一步改革我国法院制度，实现审判与管理相分离

我国法院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管理行政化。院长领导副院长、副院长领导分管的庭、处、科长，这些长又再领导其他法官，无论是审判工作还是行政事务，都习惯于请示汇报，审行不分判成为行政管理制度的附属。二是权力高度集中。院长一身两任，既是审判主管又是行政主管，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民主监督。三是体制不健全。法院管理受制于地方，行政管理目标定位在人、财的“管治”，缺乏服务审判工作的精神。四是行政管理占用法官资源。有成就的法官被“提拔”到行政管理岗位，法官流失严重。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法院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法院管理行政化问题。法院管理绝不能照搬行政机关的方法。要实现审判与管理分离，建设一个职责明确、分工合理、运作高效、保障有力的行理体制，首先要优化司法资源，审行分离。要明确业务庭只负责审判工作，不再与行政事务相联系。庭长负责协调法官工作关系，法庭行政事务工作如案件分配、管理交由服务部门如立案庭负责，庭除审查立案外，兼有管理案件的服务性功能。其次，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序列要单列。院长负责协调法院内部关系，设立主管行政事务的事务长，在院长领导下独立开展行政管理。再次，要解决机关行政化问题，取消法院、法官及内设机构的行政级别。法官在审判活动中一律平等，内设机构为审判工作服务而不是“管理”法官。最后，要建立法院后勤保障新体系，取消法院与行政机关、下级与上级法院原有的行政管理依附关系。法院的人、财、物不能受制于地方，同样不能受制于上级法院，各级法院都是各自独立的一级审判机构。

2、建立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法院管理队伍，提高管理效率

我国法院行政管理队伍素质低下、非专业化问题由来已久，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不能办案的人员安排在管理后勤部门，法院干部只进不出，分流渠道不畅。今天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法院管理是一门科非一般人能够胜任。要把法院管理作为重点学科去建设。首先，要大力开展司法行政管理专业培训。对现职的法院行政管理人员力求通过培训提高管理水平，使他们适应现代化法院管理的要求。其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司法行政管理系统。法院司法行政管理要实行上下级垂直领导体制，以防地方行政权力对司法权的支解和侵犯。在司法机关的设置和管辖上应突破行政区域的划分与级别，建行政区域和级别的管理体制，以摆脱地方对司法机关的控制。再次，要建立独立、统一的司法财政体系。第四，要建立独立、统一的司法行政管理人事制度。第五，应当在法院内部实行以法官和审动为中心的司法行政管理制度。法官应当成为法院内惟一享有审判权和决定权的人，同时是司法行政的决策者，但不是执行者；司法行政管理应围绕法官、审判进行服务。对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也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方式，通过成立法官委员会（类似于国外的法官会议），使每个法官参与对司法行政管理或重大事件的讨论，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这不仅有助于民主管理，而且也能够进一步减法行政权对审判权的干预。

3、进一步完善法官管理制度，提高法官素质，建立职业化法官队伍

我国法官管理的水平正在日益提高，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法官的现状还不是很令人满意：一是法官的教育水平不能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二是法官的选拔机制不健全。三是从事审判的法官少，法官辅助人员的比例不合理。要建设一个专业化、高素质、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的法官管理体制，一要严把进口关。法官必须德才兼备、业务精通、公正廉洁，因此要进一步推行统一的法官录用考试制度高法官的任职条件、业务素质，要特别强调法官的司法实践经验。二要加强法官职业道德修养，积极开展法官职业道德教育，树立良好的法官形象。三法院要逐步实现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以审判和法中心管理模式的转换，建立法官的职业化制度，严格法官考核、淘汰、进修制度，有条件的逐步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四要建立公开、平等、竞争、优胜劣汰机制，积极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交岗等措施，真正做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畅通不合格法官的分流渠道。五要科学核定法官员额。要在独任制和法官助理制基础上，精简不合格法官及不从事审判的人员。六要逐步废止助理审制度，推行和完善法官助理制度。法官助理由法官按照法定程序和条件向社会公开选任，经组织考察合格的即予任用。总之，笔者认为，法官素质、司法水平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法官的严格制化的管理，因此应在选拔、任命、奖惩、培训等法官管理的各个环节上下功夫，这样才可能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职业化法官队伍。

4、建立司法保障法制化、司法服务社会化的司法行政管理制度

我国现行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等法律，都只对审判工作作出规定，对司法行政管理方面的规定仍然是空白。事实上，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是建立在相应的司法保障基础的，我们应当尽快完善有关司法行政管理方面的立法，实现司法保障法制化。当前我们应当在以下几方面完善司法保障制度：一是职务保障制度。法官在任职期间非因法定原因不受降职、罢免等处保障法官身份、人格的独立；要保障法官的职业特权，保证法官依法履行司法裁判权的职务行为不受指控，不受权力机关审议、追究、罢免，不受新闻媒体的不当评论。二是经费保障制度。要在各大中增加司法经费预算委员会，专门履行审批司法经费预算的职责，实现司法经费预算独立化和法制化，不受行政机关的制约。三是安全保障制度。国家要提供法官人身安全（包括在法庭内外的安全人财产安全、家庭财产安全方面的保障。四是经济保障制度。要建立法官高薪养廉制度，以解除法官的后顾之忧。五是司法服务社会化。凡是能够使用社会资源的，都应当实行社会化服务，以把有法官资源用于审判工作。

美国的法院体系 篇7

法院审判体系作为国家行政司法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其对社会秩序的维系，国民经济的稳健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然而就效率与公平而言，传统的法院审判体系都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而将新兴的信息技术应用与法院审判体系正是解决这一重大课题的明智选择。

1 协同工作法院审判平台建设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和应用，给我们提出了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简写为CSCW)问题。所谓的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指的是，一个群体中的多个成员，同时使用分布式网络系统上的多台计算机协同工作，共同完成某项任务。由于这一思想体现了信息时代人们工作方式的群体性、交互性、分布性和协同性的客观要求，充分发挥了计算机网络作为通信媒体的潜在能力和优越性，因而正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因此，将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应用到审判业务中正是实现法院审判体系信息化、电子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2 CSCW的架构机制

CSCW系统的体系结构分为3种，如图1 (A) (B) (C)所示，对应为全集中式结构、全分布式结构和集中分布式结构。这些不同的体系结构决定不同的多用户界面实现方式和共享信息管理的实现方式。

全集中式结构其实是一种主机终端结构，整个合作环境在主机上只有一个集中式系统;全分布式结构是一种纯分布式结构，无服务器，各机器处于对等状态;而折衷于以上二者之间的则是集中分布式结构，这种结构与典型的客户/服务器结构形成了明显的对应关系。客户/服务器结构在提供服务方面，有如下特点：

(1)资源共享：服务器上的资源均可为各客户机访问。

(2)不对称协议：网络上的各机器有明确的分工，即服务器和客户机。

(3)用户透明性：用户使用的是客户机，服务器对于用户是不可见的。

(4)消息传送机制：客户机共享服务器资源或请求服务器服务减轻了网络的负担。

(5)服务的透明性：服务器的变化不会影响客户机上的应用。

(6)服务器的合作性：网络上多个服务器可以合作完成服务任务，可以弥补一个服务器的有限能力。

由于客户/服务器结构具有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CSCW应用的要求，也非常符合CSCW应用系统工作的特点，所以集中分布式结构所对应的客户/服务器结构成为CSCW应用系统在目前技术下的主流体系结构。

而CSCW多种多样的群体协作模型则有效实现了计算机之间协调配合与协同工作水平，其主要协作模型包括：

(1)会话模型：这种方式认为两人之间的协作是各类协作活动的基本要素，可将各种复杂的协作活动分解为一系列两人之间的交互会话的协作活动，如图2所示。

(2)会议模型：多人的群体协作进行协同工作的另一种基本方式，参与协同工作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围绕一个共同的任务进行讨论，交换信息，相互协商，达成共识，作出决定，共同完成任务，如图3所示。

除此之外，还有过程模型：将任意一项复杂的任务或操作分解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而又独立的串行或并行的子任务或操作的协同，形成一个工作流;活动模型，层次模型等。

基于上述各类模型，参照并行工程理论，我们提出了一种“面向对象多层次协同模型”(Object-oriented Muti-hierachy Cooperation Model)的概念：

表示该系统的协同有任务T、活动A、会话Con3个层次，并遵循R所确定的关系。

3 系统总体结构分析与数据流程

根据以上讨论，完成了电子审判平台的总体设计，包括系统的结构模型、系统的基本组成、系统的数据库、系统的数据流程图、系统的安全性以及系统主页等等，在此主要分析其结构模型与数据流程，其系统结构总体模型如图4。

其中的浏览客户端、办公人员端和服务器端又分别由下面4层组成：第一层(OS)支持网络功能的操作系统是虚拟教室系统的运行平台;第二层(TCP/IP) TCP/IP协议作为现在网络的通用标准;第三层(Communication Layer)利用Socket或其它方式建立客户/服务器之间的连接;第四层(Interface Layer)提供面向用户的人———机交互界面

系统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资源列表：将审判所需相关资源、电子证据等以文字、图片、音像等各种形式在资源列表上供使用者选择使用。

(2)协同浏览：又叫同步浏览，通过该系统来模仿传统会议、讨论的方式，各用户可以一同浏览。

(3)协同办案：合议庭成员、审判委员会委员通过该平台在电子白板上对案件进行有针对性的讨论。

(4)协同审理：与会人员将各自的审理意见提交到合议中心组，书记员记录整个审判的相关信息，与会人员签名确认，合议庭、审委会主席签发意见。

(5)案件讨论：合议庭成员、审判委员会委员、人民陪审员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各抒己见，发表自己对案件、案情、案卷的观点。

系统的数据库资源则包括工作管理人员基本情况(ID标志)，一般客户基本情况，案卷电子版，各种法律条文电子版，类似案例，讨论意见表等等，其具体的数据流程图如图5所示。

鉴于CSCW的基础是通信，在该系统中，通信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1) 业务处室和申报用户的通信; (2) 业务处室即各审判庭和监察室的通信; (3) 申报用户和监察室的通信。通过以上3种方式的通信，保证了申报用户、业务处室、监察室三者的无缝通信，大大加快了业务的效率和透明度。

4 结束语

本系统利用CSCW技术原理，通过Java语言编程实现了协同浏览，协同办案，案件讨论等协作机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计算机协同工作的预期，提高了法院审判系统的工作效率与案件审理透明度。但就目前应用情况来说还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有待解决，比如案件审理流程与软件规划;多方会商过程中，同步协同机制的完善，包括对并发机制的研究。在协作模式中，本系统采用集中分布式的实现方法，该方法与典型的客户/服务器结构良好匹配，其特点便于资源共享与信息透明，但整体结构较复杂，网络负担也较重。

参考文献

[1]史美林, 向勇, 杨光信.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理论与应用[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0.

美国最高法院里的“深喉” 篇8

如果不考虑英国枢密院，1791年建立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可谓世界上最古老的最高法院了。这座由几位司法老人控制的法院，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也有着崇高的声望。它不但位列美国联邦政府三大分支，而且具有解释宪法的终极权威，甚至能够决定总统职位的归属，可谓口含天宪、位高权重。

但两百余年来，最高法院会议室的大门却从未向外人敞开，大法官们闭门讨论案情，连助手也不得入内。旁人只知道案件的投票结果与判决理由，却无从知晓“密室”内大法官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庭审过程虽然对外开放，但一直严禁拍照录像。致使两百多年间，仅有一张偷拍庭审照片传世。而且，权倾朝野的大法官，并非民选，而是由总统提名、任命；除非渎职或有不端行为，可以任职终身，是货真价实的“铁饭碗”。联邦法官不受选民直接控制，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大悖论，由此引发的争论，绵延了两个多世纪。

权力大，不透明，加上非民选，使得最高法院几乎成为美国最神秘的政府机构。

二

琳达·格林豪斯是当今美国杰出的法律新闻记者，曾担任《纽约时报》特派最高法院记者长达30年（1978-2008），与布莱克门等大法官有很好的私交。在布莱克门家人的同意之下，琳达·格林豪斯得以在布莱克门私人文档对外开放之前，提前阅读这批极其生动的工作笔记、书信与日记。《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完全是根据布莱克门留下的个人材料写成的，具有极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

“罗伊案”进入最高法院时，布莱克门出任大法官刚刚满一年，由于此前他曾担任过美国著名医院梅奥诊所（这个世界上极负盛名的医院依然保持着最初的“诊所”名字，却丝毫没有削弱其在医学界的崇高地位！）的驻院法律顾问，是最高法院里唯一具有医学背景的大法官，因此便担下了写作法院意见的棘手任务。布莱克门深知，这将是一份历史性判决，大家都在期待最高法院对堕胎问题的态度。因为堕胎不仅仅是一个宪法问题，也关系到无数女性的健康与幸福。为此，他埋首图书馆，广泛查阅相关医学与法律书籍，还征询三个女儿的意见。他的二女儿，几年前念大学时，曾因意外怀孕而辍学结婚，后因流产而离婚，对禁止堕胎，有切肤之痛。

布莱克门主笔的“罗伊案”意见书，依据胎儿能否在体外成活，将孕期分为三阶段，认为第一阶段的伤害最小，可以选择是否堕胎。从当时的医学条件看，这样的分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宪法角度看，布莱克门将堕胎权建立在缺乏宪法文本依据的隐私权上，一直是学界争议和诟病的焦点。由于缺乏实际条文支撑，著名保守派法官理查德·波斯纳就曾笑称，“罗伊诉韦德”是“宪法中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罗伊案”一直遭受着潮水般的诉讼冲击，推翻“罗伊案”判决的游行与提议从未间断。但是，布莱克门不为所动，坚持认为，“宪法保障个人自由中特有的隐私领域。这一保障，既适用于男性，也适用于女性。没有什么案子，能够比女性——在医生的指导下，或在‘罗伊案’确立的原则限制下——自主决定是否终止妊娠，更关系到个人隐私、尊严和自主权的了。女性自由决定终止妊娠是项基本权利”。布莱克门甚至支持州政府将堕胎作为一项医疗福利，为贫穷无助的妇女支付堕胎费用。

从写作“罗伊案”司法意见的那一天起，布莱克门就知道，他将“带着‘罗伊案’走进坟墓”，因为他的名字已经与“罗伊案”融为一体。寻求堕胎的妇女称他为救命恩人、司法英雄，反对者则将其斥为杀人恶魔、法律混蛋。其实，这些都不是布莱克门想要的。据琳达·格林豪斯讲，布莱克门最初的想法，只是想增加医生的医疗自主权，使他们能够根据患者病情，作出合理判断，不用担心因非法堕胎招来牢狱之灾。布莱克门向来抵触世人把他视为“罗伊案”判决的唯一作者。但是，他还是妥协了，既然抵触无用，不如将自己与“罗伊案”牢牢绑定，并最终成为此案的坚定捍卫者。

三

与对待“罗伊案”的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相比，布莱克门在死刑问题上显得犹犹豫豫，甚至有些优柔寡断。从个人感情上讲，布莱克门一贯反对死刑。他曾明确表示，死刑案件“总带给我酷刑般的精神煎熬，我极为憎恶死刑，因为它意味着无法忍受的生理痛苦，我甚至害怕用自己有限的理性进行道德判断”；“如果我是立法者，我会投票反对死刑”。但身为法官，他却不得不三思而后行。最初，布莱克门认为，“任何刑罚的设置，包括死刑，都是立法机关，而非司法机构决定之事”，也就是说，司法机构应该保持克制，不应越权行事。但是，面对各州在死刑适用问题上的“專断、歧视、随性和失误”，布莱克门再也没法克制了。1994年初，退休前的两个月，在一起死刑案件中，85岁的布莱克门单独发表了一份长达22页纸的异议意见：“近些年的死刑实验，已经完全失败了；我坚持认为，死刑无法在宪法约束下公正执行。”在进入最高法院24年之后，布莱克门终于不顾其他法官的批评与世人的责难，从心所欲，将自己对死刑的真实态度和盘托出，成为真正依据良心和法律判案的布莱克门大法官。

四

与死刑问题一样令布莱克门终身纠结的，还有他与另一位大法官伯格的关系。他们是儿时的好友，来自明尼苏达州双子城，因此有“明尼苏达双胞胎”之称。布莱克门进入最高法院，得益于伯格的鼎力推荐。但此后两人却在一系列问题上意见相左，布莱克门不能忍受伯格平庸的司法与管理才能，以及爱出风头的个性。1974年夏天，最高法院审理“水门案”时，伯格试图对尼克松手下留情，但布莱克门联手其他大法官，迫使伯格改变自己起草的司法意见，让伯格既恼火又难堪，两人持续几十年的交情也随之告终。作为一名绅士，布莱克门一直不愿多谈他与伯格的关系。但在办公室内，他从不掩饰自己和伯格的紧张关系。他的“重要大事记”，完整记录了与伯格友谊恶化的全过程，表明那是多年失望累积叠加的结果。他们彼此都没有理解对方的期待，并非真正的知己。但也正是在与伯格的恩怨纠结中，成就了布莱克门只认事实、不顾人情的司法个性，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

回过头来看，无论是堕胎、死刑，还是与伯格的关系，都与一个情字紧密相连。允许堕胎是对无助妇女、医生的同情，反对死刑是对生命的敬畏之情，维持与伯格的表面关系则是尊重朋友之间的友情。酷爱音乐的布莱克门是个情感细腻，甚至有些多愁善感的人。法官这个职业，并非他的首选。从联邦上诉法院时期起，布莱克门就很怀疑自己能否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官。终其一生，他的心灵都在情与法的冲突中苦苦挣扎。充当“深喉”，为新闻记者提供内幕，也许正是他坦露真情、解脱挣扎、舒缓压力的一个渠道。无独有偶，布莱克门的法律助手爱德华·拉扎勒斯也曾写过一部揭秘最高法院内幕的书，详细披露了大法官之间围绕死刑与堕胎问题的争议，是这部布莱克门传的绝好背景读物，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

（摘编自《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