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解散决定书

公司解散决定书

公司解散决定书 篇1

（2011）赣民二终字第12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袁世海，男，…，景德镇市毅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监事，…。委托代理人徐怀球，江西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春毅，男，…，景德镇市毅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蔡某某，……。委托代理人李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景德镇市毅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景德镇市新村北横路。法定代表人蔡春毅，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袁世海因与蔡春毅、景德镇市毅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解散一案，不服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景民二初字第10号判决，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景民二初字第10号判决；

二、驳回蔡春毅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合计45600元，由蔡春毅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律师办案说明：本案一审时，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是公司解散，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袁世海不服，找到我代理本案的二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了我的代理意见，予以改判，判决公司不解散。】

中新网11月8日电 据京华时报报道，公司成立5年后连连亏损，是否继续经营公司？北京

科威傲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威傲微公司)的三名股东对此争执不休，最后闹上法庭。近日，认定公司存在将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北京海淀法院发出该市首份司法解散判决书，判决该公司解散。据悉，今后，凡是股东内讧导致公司无法经营的，任一股东都可循例提出此类司法解散申请。

公司亏损股东内讧 北京发出首份司法解散判决书

2001年12月，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泰州丰达公司、王先生三名股东共同出资设立科威傲微公司。科威傲微公司的年检报告、财务报表显示，2002年至2005年，该公司始终处于亏损状态。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和另一股东泰州丰达公司都认为，鉴于目前的状况，公司继续存续，只会使其继续蒙受损失，他们要求解散公司。但被告王先生认为，公司经营亏损，主要是其他两家股东干扰经营所导致的，他坚决不同意解散公司。双方争执不下，中科院半导体所要求法院解散公司，并依法进行清算。

据悉，这是新《公司法》自今年1月1日实施以来，北京法院受理的首起因股东内讧要求司法解散公司的官司。近日，海淀法院认定：科威傲微公司股东间对该公司是否应存续发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股东之间也缺乏继续合作的信任基矗这种情况下，公司存续越久，越会使公司资产自我消耗，并将对公司股东权益及社会资源配置造成重大损失。据此，该院依法发出该市首份司法解散判决书，判决科威傲微公司在判

决生效之日起解散。

据审理法官介绍，新修订的《公司法》于今年1月1日起施行，首次确立了由法院宣告公司法人生命终结的司法解散程序。该程序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在将严重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协商后将其解散。股东无法达成一致解散意见的，任一股东可以向法院提出司法解散申请

虽然，按新《公司法》第183条的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在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虽然人民法院有权依法判决解散公司，但就该公司而言，是否已经没有其他解决途径了呢？我认为，新《公司法》中一人公司制度的确立，就为解决这类公司内部纠纷提供了途径。我不明白的是，既然王先生不愿意解散公司，为什么不受让其他两个股东的股权呢？如果无力受让其他两个股东的全部股权的话，只要把注册资本降下来不就解决问题了？为什么非得接受判决解散公司的结局呢？这种结果不仅不是王先生愿意看到的，可能也不是公司职工愿意接受的！另外，法院是如何认定该公司继续存在“将对公司股东权益及社会资源配置造成重大损失”的呢？解散之诉的被告为什么是不愿意解散的股东而不是公司呢？有兴趣者不妨一起来探讨探讨吧

荆楚网消息（楚天都市报）（记者陈道林）公司两名股东撕破脸皮，公司运行陷入僵局，控股股东起诉解散公司。18日，武汉东西湖区法院一审判决，准许武汉祥和阳光置业有限公司解散。该院称，这是自2006年1月1日新《公司法》颁布实施以来，我省首起公司解散

案例。

法院判决书中称，武汉祥和阳光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2400余万元，业务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原告张某和被告闻某分别占公司股份的51％和49％。由于两股东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纠纷，自2005年10月以来，闻某以张某侵占、挪用公司大额资金为由向公安部门报案，致使张某在长达14个月的时间内一直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多次接受调查和传唤。后因证据不实，公安部门作出张某无罪而撤案的决定。

今年1月8日，闻某又一次以张某挪用资金罪报案，公安部门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立案。当月，张某向东西湖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散公司。

根据新《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向法院申请解散公司。法院审理认为，两大股东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的程度，公司经营陷入瘫痪，事实上已构成了公司解散的条件。法院一审判

决准许武汉祥和阳光置业有限公司解散。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甘勇认为，中小企业的兴衰常常与企业股东或合伙人的良好协作关系存在密切关系。当股东间发生利益冲突、情绪对抗，并丧失了最起码的信任时，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这起公司解散案例对我省中小企业的发展不无警示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0)浙商外终字第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吉双龙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复英，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沈关根，浙江际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彭双，浙江际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振宇。

委托代理人：王义，浙江求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惠娜，浙江求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吉双龙置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王振宇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湖商外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0年9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1日对本案进行了调查质证。上诉人双龙公司委托代理人沈关根、彭双，被上诉人王振宇的委托代理人王义、陈惠娜到庭参加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王振宇、陈复英与安吉县递铺镇人民政府协商投资安吉生态村项目事宜，两人并协商成立双龙公司。3月13日，双龙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股东代表陈复英、王振宇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注册成立双龙公司，并审议通过公司章程。同年10月19日，王振宇与陈复英、南俊贤签订《关于合作开发双龙国际生态园项目的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开发双龙国际生态村项目，名义上由双龙集团服装株式会社委托双龙（维尔京群岛）投资管理公司（暂名）投资，实际出资人为陈复英、王振宇。项目公司的股东为南俊贤、陈复英、王振宇，享有对项目的处置权与收益权。王振宇负责向双龙（维尔京群岛）投资管理公司（暂名）注入150万美元第一期资金，并负责在三年内筹集后续境外投资850万美元。并约定双龙国际生态村项目公司总注册资本为与150万美元对应的人民币资金计1239万元，其中王振宇出资1128.8万元，占81%的股份，陈复英出资111.2万元，占9%的股份，南俊贤以技术授权商标入股，占10%的股份。2003年10月13日，双龙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尔京公司）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2003年12月18日，陈复英以维尔京公司名义在湖州市注册成立双龙公司，主要经营安吉双龙国际生态村项目。王振宇按约通过维尔京公司账户汇入150.052119万美元以用作双龙公司的注册资本。后因各种原因，安吉双龙国际生态村项目无法继续实施，安吉县递铺镇人民政府与维尔京公司、双龙公司于2009年6月23日签订《关于中止安吉双龙国际生态村项目实施的协议》，补偿维尔京公司、双龙公司1750万元。安吉双龙国际生态村项目投资就此正式结束。现王振宇以双龙公司因安吉双龙国际生态村项目投资结束无法实现公司的经营目的、股东无能力继续全额缴纳公司的注册资本、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更大的损失等理由，于2009年8月26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散双龙公司。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是：1.王振宇的主体是否适格；2.双龙公司是否出现法定的解散事由。第一，根据王振宇提供的证据，《关于合作开发双龙国际生态园项目的协议》中明确载明双龙国际生态村项目的实际出资人为陈复英、王振宇，项目公司的股东为南俊贤、陈复英、王振宇，并约定各自的投资比例。该项目公司即后来注册成立的双龙公司。陈复英在询问笔录中对《关于合作开发双龙国际生态园项目的协议》的真实性也是认可的。且有出资证明、股东大会决议予以佐证王振宇的股东地位和出资情况。虽然之后因各种原因，安吉双龙国际生态村项目中止，但这并不影响王振宇的股东地位，相反王振宇提供的一系列关于项目中止的证据进一步印证了其股东地位及出资比例。虽然双龙公司对王振宇的股东地位以及出资证明提出了异议，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王振宇的主张，故对双龙公司该节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对王振宇的主体资格予以确认。第二，王振宇诉请解散双龙公司，但王振宇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双龙公司存在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即并未出现法定的公司解散事由，故对王振宇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该院于2010年6月25日判决：驳回王振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97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47970元，由王振宇负担。

上诉人双龙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原判认定王振宇的主体资格的证据是《关于合作开发双龙国际生态园项目的协议》及出资证明、股东大会决议、授权书。《关于合作开发双龙国际生态园项目的协议》签订于公司成立之前，只是协议双方的一种意向性材料，不能证明王振宇的股东主体资格。股东大会决议、授权书系超过举证期限提交的，不应被采纳作为定案依据。出资证明形成的时间为2008年12月10日，而此时双龙公司公司章、财务章都由案外人浙江千叶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控制和保管，双龙公司不可能出具出资证明。

二、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确认股东地位应具备实质条件，即对公司实际出资，以及形式条件，即有出资证明或公司章程记载或经工商登记等。王振宇并不具备上述二条件。原判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撤销原判关于王振宇股东主体资格的确认，依法对其股东主体资格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王振宇答辩称：对原判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我方实际上是不服的，但原判认定的事实是正确的。双龙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上诉人双龙公司向本院提交三份证据材料：1.安吉县递铺镇人民政府递政发[2005]7号《关于确定安吉国际狩猎场项目建设业主的通知》，2.《双龙国际狩猎场投资协议书》，该二份证据材料作为补强证据，拟证明维尔京公司另有投资项目；3.维尔京公司于2010年7月出具的声明，拟证明维尔京公司没有代王振宇向双龙公司出资。此外，双龙公司还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王振宇一审提交的《出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司法鉴定。对双龙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王振宇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材料均已超过举证期限，而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被上诉人王振宇无证据提交。

对双龙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司法鉴定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2，均系建设双龙国际狩猎场项目的材料，不能反映与本案双龙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故与本案并无关联性；证据3，因该证据材料来自于境外，但未履行相关公证认证手续，形式不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故对其证据资格不予认定。双龙公司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因申请事项中真实性的对象不明确，而证据的合法性不属于鉴定的内容，故对其申请不予准许。经审理，本院对原判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原判确认王振宇的主体资格是否妥当。双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系公司解散纠纷而非股权确认之诉、或股东出资纠纷、或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原判已经认定王振宇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龙公司已经出现法定的公司解散事由，并据此驳回王振宇的诉讼请求。双龙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材料显示其系外商独资企业，维尔京公司为其唯一股东。王振宇在一审中通过提交其与陈复英、南俊贤共同签署的2003年10月19日《关于合作开发双龙国际生态园项目的协议》、陈复英、王振宇签署的2003年3月13日《安吉双龙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中国农业银行信汇凭证以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北美分行的汇款通知书等证据，证明其实际履行了向双龙公司的注资义务，故可以认定王振宇为双龙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但外商投资企业的实际出资人并不是当然的股东，尚需履行相关认可及审批手续，但王振宇是否系双龙公司的股东对本案的实体处理并无影响。鉴于双龙公司虽向本院提出上诉，但对原判驳回王振宇的诉讼请求亦无异议，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2970元，由上诉人双龙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苗

代理审判员

孙 伊 代理审判员

孔 繁

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章

青 涵 鸿

瑜

邢晓宁诉姚金泉等公司解散请求权案

（公司解散）

（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07）港民二初字第0011号民事判决书。

二审判决书：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通中民二终字第0184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公司解散请求权纠纷。

3．诉讼双方

原告（被上诉人）：邢晓宁，南通金悦服装有限公司股东。

委托代理人（一、二审）：邢会均，上海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南通分所律师。

被告（被上诉人）：姚金泉，南通金悦服装有限公司股东。

被告（上诉人）：南通金悦服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金泉，南通金悦服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一审）：石卫东，北京市建元律师事务所南通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二审）：丁霞、沈波，江苏南通信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杨红；审判员：金锋；人民陪审员：徐成霞。

二审法院：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成员：审判长：沈伟；审判员：江龙、张海涛。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2007年4月27日。

二审审结时间：2007年7月25日。

（二）一审诉辩主张

原告诉称：原告与第一被告是夫妻关系，婚后双方共同投资设立了南通金悦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悦公司），两股东各占投资额的50％。由于经营管理、财务收支等方面的争执，公司陷入僵局。2006年，双方围绕公司问题、夫妻感情问题等互相诉讼达四次之多，目前就离婚纠纷又第二次诉至法院。由于金悦公司已停止经营，无存续的必要，继续存续可能会使原告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且两股东间矛盾重重，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分歧，故请求法院判决解散金悦公司。

被告辩称：原告所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2004年3月6日的协议未履行，实际上原告未支付姚金泉人民币150万元。公司也没有停止经营活动，按审计报告的显示也有盈利，强行解散对公司有害无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一审事实和证据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邢晓宁、姚金泉是夫妻关系，2000年3月两人共同投资设立了金悦公司，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姚金泉出资29万元，邢晓宁出资21万元，公司实际经营地在南通红鹿毛毯厂内。2001年12月公司注册资本增资到300万元，邢晓宁、姚金泉各占出资额的50％。2003年双方曾协议约定，姚金泉将包括金悦公司在内的三家公司的股份转让给邢晓宁，但未实际履行。2004年3月6日，双方再次签订协议约定：邢晓宁付给姚金泉人民币150万元，姚金泉同时将金悦公司及上海金宁公司、通州金悦公司的股份转让给邢晓宁或邢晓宁指定的人员并更换法定代表人，双方在协议中对金悦公司的资产归属及债权债务的处理均作了约定，并言明在双方各自处理金悦公司的债权、债务后即申请注销金悦公司。3月21日，姚金泉收到邢晓宁交付的150万元并出具了收据一份。4月，邢晓宁将此收条做人金悦公司应收款账目。协议后，金悦公司的资产已按约定分别由两人各自占有、使用、收益。2004年3月1日，邢晓宁与姚金泉签订租赁协议，由邢晓宁租赁使用姚金泉在毛毯厂南厂的设备、机械等，至2005年11月双方终止了租赁关系。租赁期间，邢晓宁个人以金悦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2005年11月后由姚金泉个人以金悦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2006年2月9日，双方约定近期注销金悦公司。3月10日南通市国税局根据金悦公司报送的《注销税务登记申请审批表》，经审核同意注销，并发出注销税务登记通知书。至今为止金悦公司一直无税务登记证。

2006年4月，金悦公司起诉邢晓宁，要求其交出金悦公司营业执照、公章、财务专用章等，后金悦公司胜诉。同年6月，姚金泉不服通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登记，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依法追加邢晓宁等为第三人。

另查：邢晓宁、姚金泉于2000年1月登记结婚，2006年4月邢晓宁涉讼离婚，法院判决不予准许。2007年2月邢晓宁又以夫妻矛盾进一步激化等为由，再次提起离婚之诉，该案正在审理之中。为不再共同经营金悦公司，自2003年以来，双方数度达成协议但均未能履约。2006年8月邢晓宁第一次提起解散公司之诉，诉讼中本院多次组织调解未果，亦曾限期一个月由双方当事人寻求解决纠纷的途径，但也未奏效。后双方寄希望通过审计解决纷争，故双方订立协议，约定由双方共同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金悦公司进行清算式审计，待收到审计报告后共同组织人员对金悦公司进行内部清算等。协议达成当天邢晓宁撤回起诉。后因姚金泉对审计结论持有异议，双方未能按约对金悦公司进行清算。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2006）港民二初字第0119号民事判决书、（2006）通中民二终字第0210号民事调解书，证明金悦公司与邢晓宁为公司营业执照、公章、财务专用章等问题进行诉讼的事实。

2．邢晓宁与姚金泉分别于2004年3月1日、3月6日、4月21日、2005年11月21日、2006年2月9日、8月9日订立的协议，证明姚金泉与邢晓宁为股权转让、公司财产租赁、注销公司及对公司进行审计和清理等事宜曾多次订立协议，印证了两股东问矛盾不断激化，公司无法经营。

3．（2006）港民一初字第025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双方为离婚进行诉讼的事实。

4．（2006）通行初字第0024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姚金泉不服通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登记而提起行政诉讼的事实。

5．姚金泉发给邢晓宁的恐吓信，证明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

6．金悦公司自2002年至2005年的工商年检报告及2006年3月10日税务机关发出的注销税务登记通知书，证明金悦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及被注销税务登记证，公司已处于无法经营的状况。

（四）一审判案理由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资合性的特征。人合性即指股东问的良好信任关系，资合性是指投资人资金方面的联合。只有股东共同投资到位，互相间具有稳定的协作关系和良好的合作意愿，公司方可正常运转。本案两股东矛盾重重，曾数次协议注销公司而未果，且数度涉讼积怨难消，彼此问的利益冲突和情感对抗使公司的人合性因素彻底丧失。2004年3月协议后，两股东未经合法程序即私自分割公司资产，由各自占有、使用和收益，公司的资合性因素也遭到破坏。自2004年3月起，两股东就无法以公司名义共同经营，金悦公司已演变至一度由原告个人经营，一度由被告个人经营的地步，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了严重困难。2006年2月两股东协议“近期注销公司”后，金悦公司的国税登记证已被注销，一年多来企业无法以金悦公司名义对外正常经营，金悦公司事实上已停止了经营活动，继续存续已毫无意义。原告作为享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50％的股东，可以提起解散公司之诉。本案诉前双方当事人进行过多次协商，审理中法官也数次调解并限双方在一个月期间内寻求解决纠纷的途径，但一直未能获得解决，可视为穷尽了所有救济途径。故原告要求解散公司应予以支持。

（五）一审定案结论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五）项、第一百八十三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解散南通金悦服装有限公司。

公司解散决定书 篇2

(1) 公司解散是指已成立的公司基于一定的合法事由而使公司消失的法律行为由我国《公司法》中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看出, 一个公司的解散主要是由下面几项原因造成的:公司章程中要求的营业期限已满或公司章程中其它有关解散事由规定的出现;由股东大会表决解散;由于公司的分立或与其它公司合并造成的解散;因触犯法律被吊销执照。

(2) 公司解散的形式

(1) 自愿解散。主要是基于公司或股东的全体意愿将公司解散。

(2) 强制解散是并非依公司或股东自己意愿, 而是法律规定或司法机关裁判而将公司解散。

(3) 破产解散是由于公司很难偿还到期的欠款以及债务, 被依法予以破产。

2 公司解散的特点

(1) 公司解散主要是对依照法律程序已经成立的公司, 没有依照法律程序成立的公司没有解散的说法, 这才是公司解散制度包含的重要意义。比如公司没有法人资格而成为的公司无效, 需要自行承担法律后果。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三款中所指的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在领取企业法人的营业执照之后没有进行自有资金的实际投入, 或者在自有资金投入的时候达不到规定的金额, 或者不具备企业法人的相关其他条件, 这样的情况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 不在法人解散的规定范畴。

(2) 公司的解散属于公司法人资格被终止的主要原因, 公司因合并、分立、解散, 其权利义务主要由合并后公司或者分立后的公司来继承其权利义务, 这样的情况可以不进行清算程序, 直接终止法人资格, 如果公司因其他原因使公司解散, 公司必须执行法律要求的清算程序, 当清算没有完成的时候其公司的法人资格不能立即终止, 法人资格待清算完毕之后办理公司注销登记之日起终止。

(3) 公司一旦已经解散, 如果法人资格还存续的话, 其权利和行为以及职能必须进行缩减, 其业务范围也需要进行严格的限制, 对于已经解散的公司仅可对解散的公司债务、债权进行处理与清理, 并应清算解散公司尚未完结业务与剩余资产的处置等类似的以清算为目地的行为, 不可继续进行新的商业行为, 公司在清算期间所进行的商业行为均视为无效。

(4) 公司解散属于一种法律行为, 在解散的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公司解散必须进行相应的合法登记。

3 公司解散的情况与效力

(1) 当公司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在下列情况下可向法院提交诉讼, 要求公司解散。第一、公司连续两年或两年以上没有召开过股东大会或股东会, 在经营管理中存在严重困难情况;第二、在要求股东表决的过程中没有达到法定的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比例的时候, 连续两年没有作出有效的股东大会决议, 以及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严重困难;第三、股东会上无法决定董事长人选, 在经营管理中存在严重困难情况;第四在经营管理中存在其它严重困难情况, 如果公司继续经营下去会使股东损失重大利益时。

(2) 公司解散的效力是公司解散作为法律事实状态所引起的相关法律关系的变化。公司解散的效力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司即将消失发生的公司解散, 需依照法律程序进入清算;如果公司合并或分立导致公司解散, 需要依照法律规定处理存在的债权债务问题;第二、公司不允许继续经营相应的业务的时候, 公司的权利能力因此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在这段时间内只能从事清算范围内的相关活动。第三、在公司解散的过程中, 由清算组来接管公司, 它将代表机关和业务执行机关, 对内行使或执行清算业务、对外则代表了公司权力。第四、没有到期的公司债权债务则被划分到已到期的债权债务范围内, 并由清算组进行逐一清理。第五、在公司解散之前所享有的权利人,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张自已应该享有的权利, 并且直到起诉公司。

4 公司解散的问题研究

4.1 公司解散时程序存在的问题

(1) 在《公司法》内并没有公司解散登记程序与公告的相关规定, 此问题会直接使政府部门无法及时掌握公司的实际情况, 很难对已经解散的公司顺利的进行清算活动, 更不能实施有效的监控行为, 同时一些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人不能及时的了解公司解散的事实, 这样很难对公司的债权人和小股东的权益进行法律保护。因此, 在公司解散时应及时有效的进行公告与登记, 这样可以通过对社会的公示使债务人与债权人及时得到通知, 如此才会使相关当事人的权益得到保护。

(2) 关于公司解散的相关撤销方面分析, 根据我国相关的《公司法》中的规定, 公司解散的撤销只能限定在公司章程的规定中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情形, 但是这些规定有一些不完善性, 关于股东大会的相关决议将公司解散的这种情况, 根据公司自治的相关原则, 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撤销公司解散的决议, 从而公司可以继续运营。此外, 这些规定太过原则化, 缺乏相应的程序性规定。

4.2 公司司法解散存在的问题

(1) 股东根据已经起诉的事由, 必须是《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规定的四种情形, 这些事由主要是股东和董事已经处于僵局, 致使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困难, 导致公司处于已经瘫痪的状况, 体现了公司在自治的过程中, 公司治理结构完全失效, 公司已经很难进程继续经营, 如果我们让其继续存续的话, 将致使公司实质利益者的相关利益受到损失, 这样的情况如果发生, 我们应赋予股东提起公司解散的诉讼, 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如果法院的直接介入具有非常单纯的目的, 这样能有效解决公司所处的僵局, 因为在公司出现僵局的情况下, 公司的自治很难实现。另外, 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有权利向法院提起公司解散的相关诉讼, 如果不具备上述持股条件的股东提起公司解散诉讼, 法院不予受理。鉴于《公司法》中的次规定主要是预防个别股东的恶意诉讼行为, 以期通过对股东所持股份比例的限制, 在起诉股东和其他股东之间寻求一种利益上的平衡, 因此, 《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补充规定为单独持有或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多个股东, 均可提起解散公司诉讼。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主体应当是谁, 是应当出自于股东, 还是出自于法院, 如果出自于股东, 是应该出自于多数股东, 还是应该出自于少数股东, 如果出自于多数股东的决议, 那么少数股东是否由于其资本的缺少就丧失提起解散之诉的权利。

(2) 《公司法》中规定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作为前置性条件。通过其他途径对该问题不能解决, 这就意味着公司股东在公司解散的问题探讨中难以达到一致。鉴于对公司永久存续性特征方面考虑, 如果公司在经营管理中发生难以解决的困难时候, 继续存续将导致股东利益遭受到严重损失时, 立法者将希望还寄托于公司通过公司自治等方式解决股东、董事之间的僵局, 从而改变公司瘫痪状态, 而不轻易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对于何为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法院仅仅是形式方面的审查, 对于起诉股东而言, 其声明应归结为其已经采取了能够采取的方法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这时候只能寻求司法救济。

(3) 法院是否应当与怎样判断公司在经营管理中是否发生了严重的困难, 公司继续存在会让股东产生重大利益损失。有的学者觉得, 让法院这个正义与公平的机构对其进行判断是非常合理的,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解决了大股东以资本多从而对小股东的权益进行限制的实现。但, 也有许多学者觉得, 法院对公司经营管理的介入是过分的干预了公司商业的决策, 这样会过分的扩张司法权利。法院无论偏护大、小股东的任何一方, 都会使实体正义有所缺失、对另一方都会不公平。有鉴于以上所诉, 笔者更认同后者的观点, 觉得法院是可以受理由董事或大、小股东任何一方所提之公司解散的诉讼, 但, 这样的受理不应该由法院判定此公司经营管理是否有严重困难发生, 继续存在是否会使各股东的利益产生重大的损失情况。

摘要：公司解散主要是帮助公司解决遇到的僵局以及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法律方法, 但是我国需要将公司解散这一制度进行完善和考量。本文主要对我国公司解散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探讨, 并提出可行性的方法。

关键词：公司解散,情况与效力,问题探讨

参考文献

[1]周友苏.新公司法论[M].法律出版社, 2006.

论公司司法解散制度 篇3

关键词 公司 司法解散

公司的司法解散作为一种制度，它真正的立法价值在于当公司内部股东之间发生纠纷，采用其他的处理手段不能平息矛盾时，赋予少数股东请求司法机关介入以终止投资合同、解散企业、恢复各方权利，最终使基于共同投资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得以解决的可选择的一种救济方式。为保护受困于公司股東的利益，我国《公司法》第 183 条对公司司法解散做了规定，这也是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唯一一款规定，这一规定昭示该制度在我国已经正式确立，这对于受困股东利益的保护无疑又提供了一种制度保障，但由于该规定过于笼统，导致不同的法官对其有不同的理解，进而在司法实践中同样的案件却出现了不同的判决结果。对此，《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对于公司司法解散诉讼的原告、诉讼的管辖法院以及可以判决公司解散的具体情形等做了进一步详细规定，但适用起来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予以完善。

一、增加关于原告的规定

依据我国《公司法》第 183 条的规定：“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之所以对解散公司诉讼的原告的持股比例做出规定，目的是防止少数股东恶意利用该制度导致滥诉，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或公司的存续、侵害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而《公司法》对于累计持有公司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多个股东可否共同提起解散公司的诉讼没有予以规定。但结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都是可以提起解散公司的诉讼的。除此以外，有些学者提出对股东的持股期限也应当予以限制，笔者认为，这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有限责任公司的闭锁性，股东欲将股权向外转让要受到严格限制，这样恶意股东很难进入公司，也就没有机会利用短期持股滥用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因而对股东持股的期限没有必要加以限制。

关于公司司法解散之原告的规定还有一处在实践中是有争议的，即如果股东对于公司出现经营管理困难的局面存在过错的话，那么他还能否作为原告一方提起解散公司的诉讼。“德国司法实践中，在只有两个股东的公司中，如果只有一个股东对股东之间的冲突存在过错，那么无过错的股东就可以将该股东排除出公司；如果两个股东对此都存在过错，则不适用上述情况。在三人公司中，如果提起解散之诉的股东对公司中的矛盾负责，反对解散的股东对此没有责任，那么，法院也应该驳回解散之诉。”该制度应为我国所借鉴，首先，我们应该确认有过错股东对于其过错行为是应当负责的；其次我们要确认的是，无论股东是否存在过错，其都有权提起解散公司的诉讼，只是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作为原告的股东对于公司出现经营管理困难的局面存在过错，而反对解散的股东对此却无过错，则法院应该驳回过错股东的诉讼请求。

二、将调解设置为必经程序

由于公司的司法解散成本高，代价大，因而它并不是股东退出公司的最佳途径，基于此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 5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对于公司人合性遭遇破坏的情形，利用调解制度来化解公司人合性导致的危机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一方面，法院判决公司解散往往并不符合双方的利益，为了使公司得以存续，使各方股东的利益得到充分的维护，在法院的主持下，让双方可以重新考虑，并通过其他替代措施使公司存续的同时另外一方也能够满意退出公司。另一方面，法院作为调解方，在冲突的股东之间处于中立的第三方的地位，很容易取得争执双方的信任，通过为争执的各方提供开放式的探讨问题的机会，促使各方相互理解、消除误会，在和谐的气氛下使双方的紧张关系得以化解。然而《公司法》中并没有关于公司解散时应首先适用调解的规定，即便是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中也只是规定“应当注重调解”，可见调解并不是法定的必经程序，而且仅在公司法解释中加以规定其效力位阶难免过低，为了能更充分的发挥调解的作用，避免由于解散公司而给各方带来过多的经济损失，可以在《公司法》中规定调解为解散公司必经程序，并同时对该制度应如何启动及适用期限等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三、完善公司被宣告解散与进行清算之间的对接制度

公司解散和解协议范本 篇4

甲方： 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人会议

甲方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于 年 月 日被 人民法院宣告破产。年 月 日，甲方向乙方提出和解方案，乙方于 年 月 日召开的债权人会议上，通过和解决议。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特订立和解协议如下：

一、甲方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对公司进行整顿，开源节流，积极筹措偿债资金。

1.立即停止滞销品、的生产，库存、共 吨降价处理，在 月内收回销货金额 元。

2.扩大 产品的生产规模，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在 月内增产 吨，增收 元。

3.利用减资不退股款方式，要求每个股东退回 分之 股票共退 张，折合股款 元。股款不退，以改善公司资本结构、减少亏损。

4.请求债权人__________企业作为保证人，以便向 银行借贷流动资金 元。

5.允许乙方监督甲方营业，甲方超过 元的营业计划或超过 元的现金支出，事先应经乙方批准。

6.乙方以现有全部财产，作为甲方各无担保债权人 分之一债权的担保物。

二、乙方对甲方采取配合、扶持政策，作出下列让步，帮助甲方走出困境：

1.各债权人免除甲方分之的债务;

2.各债权人均将甲方债务偿还期限顺延个月;

3.各债权人允许甲方以 产品折价偿还欠各债权人分之的债务。

三、甲乙双方应本着诚信原则履行各自义务。甲方逾期不能履行其义务时，乙方有权中止本协议。乙方不能履行其义务时，各债权人对甲方负连带赔偿责任。

四、本协议由经 人民法院认可后生效。

甲方：_____________(印)

董事长：(签名)

乙方：_____________(印)

会议主席：(签名)

年 月 日于______

附：

和解协议，又称和解方案或和解要约书，它是债务人在企业达到破产界限时，为了挽救企业，预防破产而与债权人会议订立的整顿企业、清偿债务的协议。

写作和解协议和和解要约书，应当首先概括交代提出和解的缘由，债务人和债权人，债权的性质、数额，清偿办法，企业清偿各个债权人债务的期限、让步事宜，要求对方应做到的事宜，以及其他条件。、写作时应注意：

① 由于和解制度具有减少破产，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的作用，程序比较简单，如能避免破产，对社会经济不会造成损害，因此是一种很重要的文书。但是和解协议是一种合同，不同于普通的合同，它是在国家干预下，由债权人和债务人达成的协议，即破产案件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合同。

② 和解协议草案应由债务人提出，由债权人会议按照法定的表决程序通过后即可成立。

③ 语言表达应注意谦恭、婉转，切忌生硬粗直。

何处理公司解散债权债务如 篇5

甲方(上海某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在 2005年3月28日之前为乙方(上海某信息有限公司)制作展台，乙方截止 2005年3月28日累计欠付甲方账款共计人民币130000元整，针对这笔款项，乙方于 2005年3月28日向甲方制定了还款计划书，根据该还款计划书：从2005年4月起，乙方将根据该公司的资金情况，每月尽可能多的向甲方还款。还款计划书出具后，乙方以丙方(上海某广告有限公司)的帐户在 2006年1月23日向甲方支付了5000元，之后就再未履行还款义务。经调查发现乙方于 2005年10月20日登记注销，金某、朱某是乙方的股东，金某、朱某作为公司股东，在注销登记时承诺对乙方的债务承担责任。根据这一情况，甲方以金某、朱某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承担付款义务。

调查经过：

本律师在接受甲公司的委托后，对乙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进行了调查，查阅了内档，了解到乙公司已经依法解散，但是乙公司的两名股东在公司注销时都签了保洁单，承诺乙公司的一切债务由两人共同承担。

审理结果：

双方在法院主持下进行了调解，被告承诺在两个月内偿还欠款。

办案心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

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第一百八十五条“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下列职权：(一)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二)通知、公告债权人;(三)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

务;(四)清缴所欠税款以及清算过程中产生的税款;(五)清理债权、债务;(六)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七)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第一百八十六条“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第一百八十八条“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公司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后，清算组应当将清算事务移交给人民法院。”第一百八十九条“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

本案当中涉及“公司解散后债务承担问题”。公司在申请解散时股东要成立清算组，由清算组承担债权债务的清算。如果资不抵债的，应当申请破产。否则视为有能力承担债务，那么解散后股东有义务承担债务。但时效为2年，超过两年的不承担。当事人在遇到欠款纠纷时，要及时的行使自己的权利，积极的向债务人主张，以免公司解散后，使自己的债权陷入无法实现的危险中。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解散请求权刍论 篇6

公司一经成立即具有独立的人格，这是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然而，司法实践中常将公司的独立人格绝对化，以至于排除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控制，对股东的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公司人格的独立性应体现在公司确实依照公司成立之初股东的意愿从事经营活动，为股东谋取福利;若不能如此，则股东有权使公司归于消灭。现代公司法的重要特征是使投资者能够借助于公司这一工具完成交易行为。……

注：许多学者认为，公司无非由投资者所创造，并始终作为投资者获得利润回报的手段和工具，这就是著名的“公司工具论”。参见仁平主编《法人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228页;叶林：《中国公司法》，中国审计出版社第1版，第8页。)将公司独立人格绝对化，无视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的控制，过分地强调股东不能请求解散公司，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对司法实践有害无益。笔者认为，公司一经异化为股东的对立面，成为股东实现赢利目标的障碍，则股东应当在特定情形下享有对公司的解散请求权。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了公司可以解散和应当解散的四种情形，但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股东由于上述情形以外的原因，诸如退休、死亡、缺乏合作合意等因素，要求法院判令解散公司，他们的诉讼请求往往因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而被法院驳回。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不由法院来判决公司解散，一些股东的权益可能会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失。例如李某和王某共同出资组建了利国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其中，李某占67%的股份，王某占33%的股份。公司营业期限为。一年后，因李某独揽财政和决策大权，王某十分不满，遂要求撤股。遭李某拒绝后，王某诉至法院，要求解散利国公司，清算公司财产，按股份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判决解散利国公司，并且通过清算，判决李某给付王某按股份应得的收益。一审法院判决后，李某不服，以原判处理不公，判决公司解散于法无据为由提出上诉，不同意解散公司。二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某的上诉理由成立，故撤销原判，驳回了王某的起诉。王某不服，说自己撤股撤不了，解散散不了，股东应有的所有权利也享受不了，坚持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在再审复查过程中，查明利国公司已于王某起诉前就被注销。据此，法院以利国公司已被注销，申诉人请求法院解散该公司已无意义为由，驳回了申诉人的请求。

上述案件的不同处理结果，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本质上看，公司是依据股东之间的合意而成立，而且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和性体现得更为明显。当股东之间出现了无法合作的情形时，应允许股东提出解散公司的要求。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司一经成立，就享有独立的法人格。公司法规定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除非股东依章程作出决议或出现其他法定情形，原则上公司股东不能要求解散公司;但是，股东可以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在股东之间或在股东与非股东之间转让其出资。两种观点，谁是谁非?股东到底有没有解散请求权?在何种情况下拥有这种请求权?很有必要进行探讨。

二、股东解散请求权的根据

笔者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当享有对公司的解散请求权，这是由有限责任公司的契约性特征所决定的，这一点在两人公司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大陆法系各国，公司独立的法人格尤其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法律上，公司为社团法人，而作为社团法人，其最根本的特征是人格的独立性。按照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所言，公司是社团法人，是以股东为基础并以股东为成员有机结合而成的团体，团体与其成员具有相互独立的人格。无疑，公司法人财产和人格的独立性是公司参与市场竞争的首要条件，是公司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是公司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要求。

按照流行的公司法人所有权的观点，股东一旦将其资产投入到公司，便丧失了对其投入到公司中的资产的所有权，而换回了仅以其投资额对公司负责的有限责任特权，并且享有按出资比例对公司事务加以控制的权利;而公司却形成了对众多股东投入其中的资产的法人所有权。这种以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和股东股权相契合的财产权结构是公司作为团体人格主体的必然逻辑。这就是很多人认为公司的股东不能要求解散公司，而只能转让其出资的最重要理由。

而笔者主张，在确定股东有无解散公司的权利时，不应当泛泛地探讨公司法人格的独立性;否则，就会将公司视为股东不能控制之独立体，最终损害公司股东的投资权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解散请求权，应当更多地与有限责任公司的契约性特征相联系。(注：学者们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由一系列的契约所构成的，所有这些契约可以划分为正式契约和非正式契约两类;就公司法而言，它的大部分规则旨在规范所有公司共有的契约部分，它所处理的是所有想组成公司的人都会面临的合同条款，公司法留给当事人选择的余地是很大的。参见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3月第1版，第85―92页。)。

同股份无限公司相比，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较少，许多国家的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都有严格规定。公司资本是在股东相互熟悉、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由出资形成的。在这里，人身信任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非至亲好友难以成为公司股东。因此，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当事人各方一般能就有关公司的组织、权利分配和运作以及公司资产、利润等制度进行协商。换言之，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通常能够对公司的一般规则进行协商，而协商的结果相应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基于这样的特征，有限责任公司在英美法系国家被称为“封闭公司”，各方当事人都可以通过订立协议来制定公司中的有关契约。在这种协商的结果没有消极的外部性时(即对他人利益造成妨害时)，法律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缔约、解约的自由。

因此，股东享有解散公司的请求权缘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契约性特征。因为，股东能够基于一定的缔约环境或情事而成立公司，也可以因缔约环境或情事发生重大变更而解散公司。

基于有限责任公司较强的契约性特征，投资人组建有限责任公司的行为可以适用合同法。我国合同法对缔约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加以特别限制，即只有在一方当事人存在根本违约行为或合同确实存在不能履行的情形时，当事人才能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同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解散请求权的行使亦必须考察一方当事人是否存在根本违约的情形，或是否存在必须解散公司才能解决问题的事由，导致相对方存在无履行合同的必要而解除成立公司时所依据的合同关系并据此解散公司。

根据如上认识，笔者认为，股东根据其意志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后，一方面，可以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在股东之间或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从而退出公司;另一方面，在公司运作过程中，倘若出现了某些特定的事件，从而违背了股东成立公司时的初衷，则股东可以行使解散请求权。

三、股东司法解散请求权的法定事由

股东享有司法解散请求权，并不意味着股东可以无限制地利用这种权利。按照英美法系学说，股东只能在特定的事由发生导致其期待利益落空时，才可以请求解散公司。根据期待利益落空理论，股东在加入公司时，享有一种期待权，其有权期待公司的人格以及特定的经营特征保持一种持续性，如果公司的人格及特定的经营特征发生根本变化，股东的

期望就会落空，(注：[美]罗伯特・C・克拉克：《公司法准则》，工商出版社19版，第355页。)因此持异议的股东有权退出。申言之，一个特定的公司总是有自己的一系列特征，如果一个人在某个公司购买了股份，他就有权期望自己作为这个公司的投资者的身份得以延续，无论谁都不能强迫他变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企业的投资者。

企业的契约理论进一步解释道：公司是合同的联结，公司的交易者是自愿参与到公司中来并且在互利的期望和承诺基础上合作。(注：布莱恩：《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林华伟等译，法律出版社4月第1版，第39页。)因此，倘若公司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进而导致公司的投资政策、股东之间的信任关系等发生重大变更，导致股东的预期落空，就有必要赋予股东解散公司的权利。从国外的立法例来看，股东期待利益落空导致可以解散公司的情况主要有以下情形：

公司事务陷于僵局。

公司事务陷于僵局是指股东之间丧失了基本的人身信任关系，或在公司的经营政策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导致公司事务无法继续进行。美国示范公司法对此规定了两种情形：1.董事在经营公司事务时陷于僵局，股东没有能力打破僵局，并且不可补救的损害正在威胁着公司或公司正在实际遭受损害，或者因为这一僵局，公司的业务或事务不能象通常那样为股东的利益而经营。2.股东在投票问题上陷于僵局，股东在至少两次年会的会期内不能选出任期已满的董事的继任者。

股东遭受不公正的欺压。

美国示范公司法规定，董事或者支配公司的股东的行为方式曾经、正在或将要产生非法、压制或欺诈的后果，导致公司的经营政策违反了公司成立的初始目标，股东可以请求法院解散公司。

股东成立公司的目标是获取利润，如这一目标未能达到，相反，公司成为了股东的对立面，那么，股东当然有权要求解散公司。

公司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

依照公司法的一般规定，公司的股东可以依其股东身份，对其投入公司的资本享有收益权，并且凭借资本的力量对公司加以控制。因此，公司股东并非为出资而出资，而是以出资为基础形成具有法律人格的公司外壳，并且借此外壳为自己谋取利益。这就决定了公司股东有权在公司外壳之内行使控制公司的权利。倘若公司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则公司作为投资工具的特征将丧失。

公司法人人格被用于不正当目的。

公司成立以后如果违反了公司章程和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成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那么，股东可以要求解散公司，以维护和体现公司的成立初旨。

在上述案例中，王某与李某在公司事务上争执不下，已严重妨碍了公司的正常运营，使得公司陷于僵局，王某提出解散公司的请求完全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解散请求权的基本要求;倘若无公司在起诉前被注销的情节，则王某的请求应当得到支持。

四、对我国现行立法的检讨

从我国现行立法看，按照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对股东的解散请求权作出了不同的规定。

对于内资企业而言，股东不享有解散请求权。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散：(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二)股东会决议解散;(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的。”根据该条，股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法院提出解散公司的请求。

对于外商投资企业而言，股东享有解散请求权。例如，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九十条规定，合营一方不履行合营企业协议、合同、章程规定的义务，致使企业无法继续经营，或者合营企业未达到其经营目的，同时又无发展前途，则股东可以要求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1月6日发布的《关于审理中外合资经营合同纠纷案件如何清算合资企业问题的批复》更为明确地规定了股东的解散请求权。根据该批复，对外商投资企业合作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散合营企业并追究对方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对合营合同效力、是否终止合营合同、违约责任等作出判决。

我国现行立法按照企业性质的不同对股东的解散请求权分别予以规定并无充分的根据，笔者以为，在修改公司法时，应当增加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解散请求权的规定。具体建议如下：

对公司解散制度予以类型化。

我国目前的公司解散制度，主要是自愿解散。但从国外成熟的立法来看，解散的方法除了自愿解散外，尚包括行政解散和司法解散制度，即行政机关或法院基于一定的事由发布行政决定或以判决形式解散公司。上述笔者所主张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解散请求权即属于司法解散。通过对解散制度予以类型化，可以在此框架之内完善股东的解散请求权制度。

明确解散公司的条件。

原则上，公司的独立人格特征应当得以维护，除非法定情况，公司的人格不因股东的任意性主张而丧失。必须对股东期望落空的情形加以严格限制，从而防止股东滥用该项权利，恶意妨碍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导致公司独立人格不复存在，而蜕变为完全的人和性企业。

此外，我国立法亦可规定相应的程序要件，例如：股东解散公司的诉讼须由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对于公司规模较大，公司解散后对社会有一定影响的案件，则法院可以就有关问题征询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从而决定是否采取解散公司的措施。(注：王泰铨：《公司法新论》，(台北)三民书局19版，第166―167页。)

规定其他替代性的救济机制。

尽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解散请求权给予股东相应的救济，然而，鉴于该项权利行使的结果将导致公司人格的彻底丧失，是一种比较极端的做法，因此，应当规定其他救济机制。例如，除法院批准解散之外的其他补救措施，包括命令变更公司章程和附则;撤销或变更公司决议和行为;指导或禁止诉讼中的公司或股东、董事、高级职员或其他当事人的行动;公司或其他股东以公平价格购买任何一名股东的股份等替代性救济方式。

强化清算责任。

考虑到我国目前清算立法尚不完善的情况，我国立法还应对公司解散后的清算问题予以规定。因为，法院基于股东的请求而判决解散公司时，股东之间如拒不履行清算事务，法院是否应当介入程序?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中外合资经营合同纠纷案件如何清算合资企业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法院不应参与清算事务，有关的清算事宜应由当事人依照有关规定进行。笔者认为，公司清算是公司法人格消灭的必经程序。在法院判决解散公司后，公司丧失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而转化为清算法人，在清算范围内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我国应当建立特别清算制度。依特别清算规则，股东如拒绝依照法院的判决履行清算义务，则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依照特别清算程序对公司予以清算，并赋予债权人参与公司清算的权利，从而保障债权人和股东的合法权益。绝对排斥法院对清算事务的司法干预，不利于对权利人的司法保护。

五、结语

物流公司解散法理与制度设计 篇7

一、物流公司解散的基本原理

1. 物流公司解散的内涵和类型

公司解散是指使公司丧失法人资格的法定原因已经产生,而应逐渐终止公司权利义务的行为。其主要法律特征如下:(1)存在丧失法人资格的原因;(2)解散原因发生后,公司法人资格并不随即丧失,但其权利能力受限制;(3)解散后,公司应停止营业活动,进入清算阶段[1]。

公司解散原因是否具有强制性,可分为自愿解散与强制解散。

自愿解散完全基于公司自身愿望实施,其解散原因包括:(1)公司章程规定营业期限届满;(2)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3)股东会决议解散;(4)因公司合并或分立需要解散。

强制解散并不是基于公司本身愿望实施,而是基于政府的命令或法院裁定所实施的,其解散原因包括:(1)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命令关闭的,如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均存在解散问题;(2)因公司无力清偿到期债务被法院宣告破产;(3)司法解散,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2. 物流公司解散的性质

公司的解散是一种法律行为,也是一种综合性程序,系公司法人资格消灭的原因和前提,公司解散并不意味着法人资格当然消灭。

除公司因合并、分立解散,其权利义务由合并后公司或者分立后各公司概括性地继受,无须进入清算程序法人资格即可终止外,公司因其他原因解散的,法律上要求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清算,法人资格自清算完毕并办理注销登记之日起终止。

公司一经解散,尽管其法人资格依然存续,但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即当然受到限制,只具有消极人格,其业务范围被严格局限于对解散的公司的债权债务的清理、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及剩余财产的处置等以清算为目的的民事行为,不得再开展经营活动。

二、对我国现行物流公司解散制度的检讨

我国《公司法》及相关配套法规虽然基本确立了公司的解散与清算制度,并且,也是按照“先散后算、算完终止”的规则来构筑具体制度的,但不足之处却仍然明显地存在。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1. 强制解散制度不完整

强制解散制度的不完整表现为:(1)对强制解散原因的规定既原则又零乱,缺乏系统性;(2)强制解散后的清算责任主体不明确。公司法对因行政处罚而导致的强制解散的规定,也存在着内涵及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不清、对强制解散原因的规定过于原则、含糊等问题。

除了过于原则、零乱及缺乏系统性之外,我国《公司法》还遗漏了若干项重要的强制解散事由。如,当公司存续期间丧失了合法存续理由且公司自己不主动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弥补时,有关主体能否依法强制解散该公司?又如,当公司因股东相互间或者股东与董事会、董事长之间的严重矛盾而陷入僵局时,有关主体(包括股东、董事、监事甚至债权人等),能否请求法院判决解散公司以化解僵局?再如,能否仅仅是为了公益目的(如环保、建立公共设施的需要等)而强制解散公司?诸如此类,我国立法均没有规定。上述各类事由在不少国家的公司法或商法中都是被列入强制解散原因而加以规定的。

2. 物流公司解散的程序及效力不明确

从欧美各国的有关立法规定来看,无论公司是自愿解散还是强制解散,都有明确的解散程序。这类程序包括确定解散的起始日、解散的登记、公告等。通常,公司的自愿解散始于股东会通过解散决议之日;而公司的强制解散,则依法院下达的强制解散令或解散判决书所确定的日期为准。无论何种原因导致的解散,一般都应进行公告,并进行解散登记,以便有关当局对已解散公司的监管。公司一旦解散,即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明确规定公司解散的程序及效力,既可保证清算机构的及时成立和清算事务的顺利进行,又能防止公司股东、债权人及第三人利益的受损。但我国现行《公司法》对解散的程序规定的不完善。

3. 清算制度不完善

公司解散后将导致清算的开始,而清算则须由清算人或清算机构负责进行。从各国有关立法的规定来看,清算人需具有相应的任职资格,并享有一定的权利、承担相关的义务和责任。这是因为清算人(或清算机构)与公司解散前的董事(或董事会)地位相仿,因此,各国立法要求董事、经理拥有的任职资格,一般也要求清算人具备,否则,不得担任清算职责。而我国《公司法》对清算人的任职资格及职务的解除、清算人的权利、义务、责任等重要问题却极少提及。这既不利于公司清算的顺利进行,还可能为一些人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提供机会。此外,各国的立法通常允许清算机构即可以由一个清算人担任,也可以由两个以上的清算人组成,具体人数由公司或法院视情况而定。因为公司不仅有种类的区别,还有规模大小、资金多少、股东众寡、业务繁简等差异,故立法不作统一规定,以求以最低成本完成清算之目的。但从我国《公司法》第184条的规定来看,排除了一人清算机构的可能性,即无论公司自愿解散还是强制解散,都必须以清算组的形式开展工作。这显然不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追求低成本高效益规则的要求。

清算机构法律地位不明确,主要表现在清算机构与公司内部各机构(特别是与董事会)的关系处理上。按国际上的通例,清算人上任后即取代董事会,并接管董事会的全部权力,对外代表清算法人表示意思、对内执行清算事务,与公司解散前的董事会地位相同。董事、经理的职权随清算组织成立而解除。但我国现行《公司法》却并未就此作出明确规定。这会使清算中的公司出现董事会、清算组两个机构并存、权力相争、职责模糊的尴尬局面。与此同时,董事长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依法享有的代表公司进行民事诉讼活动的权利并未因公司的清算而被法律明确剥夺。这样,清算组和董事长争当或推任代表人的局面将不可避免的出现在一些公司中,并可能因此而阻碍清算事务的顺利进行。与董事会地位不同的是,清算中公司的股东大会、监事会仍应存在,并依法对清算机构执行清算事务的情况进行监督。这一点,目前我国立法同样不明确。

三、对现行物流公司解散制度的修正建议

针对上述客观存在着的我国公司解散制度的不足,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完善强制解散物流公司的原因

强制解散显示了国家对于公司活动的强烈干预,因此应当在《公司法》中明确列举出若干项常见的强制解散公司的原因,以便让相关人都明白哪些违法行为将导致公司解体。这样既可起到警戒作用,又能确保明白公正的执法。

结合我国现行《公司法》的已有规定并借鉴他国的有益经验,至少列明以下各项强制解散原因:(1)公司设立目的为非法时;(2)公司有严重违法行为时;(3)公司因法院宣告设立无效时;(4)公司不再具备存续条件时(在适用此项强制解散公司的条件时,法院可给予公司最长不超过六个月的期限以便公司依法进行调整。在法定期限内,经调整公司重新具备存续要件时,法院不得强制解散公司);(5)公司在管理上出现无法挽回的僵局时等。

2,完善物流公司清算机制

在公司清算制度中,最重要的是清算机构。清算机构负责清算事务的执行,协调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整个清算活动中处于核心位置。

关于清算机构名称的表述,存在不同的意见。我国《公司法》仍然沿用了已经在《企业破产法》(试行)中使用的清算组概念。我们应将“清算组”统一规定为“清算人”,并允许由单一自然人作为独任清算人。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清算组组建的程序,避免清算组的组建久拖不决的情况,同时也保留了股东决定清算组成员的权利,有足够的弹性。另依国际惯例,清算人与公司解散前的董事地位相当,清算人上任后即接管董事会的全部权力,对外代表清算公司表示意思,对内执行清算事务,与公司解散前的董事会地位基本相同。董事、经理的职权随清算组织的成立而解除。

实行清算人员职业化、清算活动市场化,是清算制度发展的方向。在清算人不能胜任职务或有违法问题时,应予以解任撤换。《日本商法典》第435条规定:“股份公司,有重要事由时,法院可以解任清算人。”我国《公司法》对清算组成员的解任问题完全未作规定。这既不利于公司清算的顺利进行,还可能为一些人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提供机会,故应对此加以补充完善。

3. 法院适度介入清算程序

依据《公司法》第184条规定,规定假如清算组不及时成立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组织清算组进行强制清算。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法院对公司清算的介人,即由原来的“指定清算组成员进行清算”变为“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充分肯定了法院作为局外人,在公司清算中的作用。此条款亦适用于第183条规定的法院应股东申请判决公司解散的情形。由法院判决解散的公司清算,股东之间的关系就会处于一种僵化状态,如果让他们来组织清算组,开展清算工作未免不切实际,若只判决解散而不主持清算,实际上还是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由法院出面组织才能保障清算的顺利进行。

从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来看,法院介入公司清算是必要的,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先行选定清算人。法院司法权适当介入公司清算,才能将公司统一于司法监管之下,才能切实保障交易安全、维护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4. 完善解散责任机制

目前我国公司解散不清算、导致公司解散长期无人清算,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清算过程中,清算主体不按法律规定程序进行清算,或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财产清单虚假记载,在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财产;发现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不及时向法院申请破产等现象不断出现。究其根源,便是因为解散责任制度不完善。《公司法》第190条规定:“清算组成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清算组成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财产。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法律对应承担何责任,如何承担责任,应由谁监督、如何监督,如何追究其责任,未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对公司及有关违法人员追究行政责任已不是有效的制裁手段,如某些公司从事违法行为后,人走楼空,没收非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罚措施无法实现,吊销营业执照也对其毫无意义。必须强调对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追究。尤其是民事责任作为一种经济补偿手段,对加强利益受损人的保护很必要[2]。

关于民事责任可包括以下三种:(1)清算责任。清算责任是指清算人在公司解散后终止前组织清算并以公司财产偿还债务的责任。(2)清偿责任。清偿责任是法院判定清算人在特定情况下放弃有限责任原则的保护而直接承担公司债务的责任形式。(3)赔偿责任。清算人在限定的时间内依照法定程序组织清理公司财产并以之还债后,清算人本身不需要以自己的财产偿债。但当清算人未尽清算义务或在清算过程中不正确履行清算义务,如违反了对公司的忠实义务、滥用职权行贿受贿、侵占公司财产或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公司和债权人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债权人和清算法人均有权请求清算人承担赔偿责任。

5. 建立物流公司解散回转制度

公司解散回转,是指公司发生解散事由,并非不可逆转的,在特定的情况下,应当允许经过一定的程序解除解散事由,从而使公司避免清算直至人格终止的命运,使公司人格得以存续。公司解散回转制度的意义在于减除公司解散后再行设立的不必要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原则。

但此种事由应限于以下情形:(1)公司章程规定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那么可以通过召开股东会修改章程而得以解除解散原因;(2)在破产清算的情况下,可允许债务人和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或重整协议从而解除破产清算的结果;(3)对于休眠公司,应当允许其在履行公法上的义务后得以存续,恢复经营活动等。

摘要：公司解散涉及到市场主体的退出机制,是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和实务问题。但长期以来不太为人所重视,因而存有种种的法律漏洞,在实务中常常被不法商人所利用得以逃避法律责任,严重损害了市场的诚信机制。本文以物流公司为例,深入探讨公司解散的基本原理,并比较借鉴外国公司法的有效制度,以期对完善我国公司解散制度有所裨益。

关键词：公司解散,清算人,解散责任,解散回转

参考文献

[1]蔡福华.公司解散的法律责任[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浅析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现实问题 篇8

关键词：公司法；公司解散；司法解散；公司僵局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与发展，各种类型公司层出不穷。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是指股东依法以投资方式设置，以营利为目的，股东以认缴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独立法人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然而，在实际商业活动中，往往会出现以下的尴尬情况：很多公司在组建时出资人均合作无间，但随着经营活动的进行与时间的流逝，公司出资人由于管理理念的不同或個人矛盾问题导致公司管理层的合作运营难以持续，从而造成公司经营情况日益糟粕，公司本质名存实亡。这时就会引出公司解散的问题。但在真正需要解散时，出资人对于公司是否解散的意见又往往是不统一的，这样就会导致公司解散无法顺利进行而必须动用法律程序。而我国《公司法》在公司司法解散方面的相关立法还处于相对起步阶段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会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就将以一起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的公司司法解散案件为引，从而对《公司法》中公司司法解散的相关法律内容进行分析。

二、案情

杨虎与李玉德组建成立天津市腾德工贸有限公司，工商机关于1997年12月签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章程第六条约定杨虎参股比例为32%，李玉德参股比例为68%。该公司第一次股东会会议决议选举李玉德为公司执行董事，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3年。2004年5月杨虎及李玉德在公司章程修正案上签名，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该修正案约定公司名称由天津市腾德工贸公司变更为天津腾德化工有限公司，杨虎及李玉德各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50%。在此之后，杨虎要求将法定代表人由李玉德更换为自己，双方协商未果，2006年3月该公司因此停产，停产之前公司经营效益良好。原告杨虎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散天津腾德化工有限公司，在被告李玉德拒绝同原告对公司组织清算的情况下，由法院指定清算人或清算组对公司资产委托评估，清理债权债务后清算。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查明上述相关事实后，认为原告杨虎主张解散公司证据不足，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同时认为原告杨虎作为公司的股东要求人民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于法无据，对杨虎的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据此，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于2007年做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杨虎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杨虎不服判决，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解散腾德公司并责令两股东限期清算。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经审理确认了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另查明，腾德公司自2006年3月停产，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矛盾不断加深，一直处于完全停产状态。其间，双方曾因各自聘请保安看护厂院而发生冲突。腾德公司目前已无固定员工上班。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杨虎解散腾德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原审判决据“腾德公司停产之前处于正常经营，效益良好的状态”，认定杨虎的主张不符合公司解散条件并不予支持欠妥，应予纠正。据此，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于2007年9月18日做出二审判决：1、撤销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6）二中民二初字第132号民事判决；2、解散天津腾德化工有限公司。①

三、本案争议焦点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杨虎诉请解散腾德公司的请求是否成立，即人民法院是否应当维持一审的判决——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还是确实应该做出现在的二审判决，解散公司。

原告之所以上诉请求解散公司，是因为他认为公司的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公司早已陷入瘫痪状态。双方各占一半股份，经多次协商与被告也无法达成共识，召开股东大会因意见相左未能形成决议，双方早已丧失了起码的信任，继续合作的基础已彻底破裂，公司运行机制已完全失灵，继续存续只会使股东利益受到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但从被告方的角度，公司成立时被告控股较多，公司自组建之后全部由被告主持经营，为公司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由于原告要求将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换为原告，被告没有同意该意见，之后双方矛盾公开化，原告也承担造成公司僵局的责任。原告必须证明公司僵局是其爱莫能助、无任何过错、公司不解散将给其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否则就不能适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此外，本案并没有穷尽一切的解决办法，双方依然可以通过其他途经解决，双方仅对转让价格存在异议，还可以对价格进行协商，以转让股份的方式解决纠纷，不应解散公司。

四、公司司法解散的相关规定及其适用

目前，在我国《公司法》的立法中，公司司法解散所涉及到的相关法条，除了第一百八十一条对司法解散的原因进行阐述以外，主要为第一百八十三条，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由于此条阐述较为抽象，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会造成争议。笔者根据对此条的理解与适用，总结出公司司法解散所主要的现实原因如下：

（一）公司事务陷入僵局，这也是公司股东诉讼公司解散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公司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公司的人合性，公司股东之间的人身信任关系成为了公司正常运营的一个根本保障，也是公司建立的一个基础。公司的各项重大事务的决议都需要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共同商议决定，一旦公司股东之间的信任产生破裂，那就会为股东大会的顺利展开造成严重问题，从而使公司的运营产生障碍，使公司名存实亡。而公司的一个基本属性就是为了获利而运营，每一个股东为公司的设立投入资金，这样一个义务所对应的权利便是在公司获利时能获得与自己投入成正比的分红。但公司的运营一旦产生障碍，就会严重影响公司的获利，从而影响公司股东的权利，故股东自然有权决议让公司解散。本案便是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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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遭受不公正欺压。对公司运营方式掌控主导权的股东可以决定公司的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致使那些对公司控股不如那些大股东一般庞大的小股东们在违反自己主观意志的情况下使自己的投入资本参与到那些大股东所决定的经营活动下，在这种情况中，这部分股东就可能遭受不公正欺压，使自己利益损失，他们自然有权决议让公司解散。

（三）公司法人人格被用于违法目的。如果由于大股东的独裁，使公司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股东为了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决议让公司解散。

（四）公司资产被滥用。同样，既然股东在公司设立时的出资是为获取股东自身利益而服务的，一旦公司资产的使用违反了这样一种本质，股东自然有权决议解散公司。

五、笔者对本案处理的观点

笔者认为，本案应该遵从原一审判决，不支持原告的上诉请求。不应判决公司解散，而应采取其他的方式进行解决。主要原因如下所述：

（一）遵守商法立法宗旨，尽力保证已成立公司的持续经营。从《公司法》整部法律的立法本意来说，《公司法》的立法宗旨便为尽力维护已经成立的公司的持续经营，在可以挽回的范围之内，尽力保证已成立公司的法人资格不灭失，从而保障整个宏观社会经济环境与商事领域的稳定。关于这一点，从《破产法》中的“重组制度”之中，就可以清晰地发现。本案判决的公司是否解散的法律依据均源于《公司法》，自然要尊重《公司法》的立法宗旨，在可许范围之内，保证已经成立公司的持续经营，而不应另其解散。

（二）原告方并不属于小股东，且对公司僵局的造成并非绝对无责。从本案判决的法律依据可以看出，本案之所以判定公司解散的法律依据是《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中所谓“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判决认为公司之所以解散，是因为满足这项条件。此条法规的设立本意便是维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但案例中的原告对公司控股的额度已达到50%，也就是说与被告方处于完全相同的股东地位，并不是立法本意中所要维护的小股东。除此以外，原告是认为公司已陷入僵局故应当解散，但是很显然这样僵局的发生原告方也存在责任，并非绝对主观善意。从本案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情况来看，公司在设立之初，原告方的控股为32%，对公司的建立与经营付出重大心血与发挥重大作用的是被告而并非原告，也就是致使该公司能够发挥公司本身一个重要职能——利用资本产生经济利益的主要贡献者是被告。并且，当原告控股仅为32%时，公司始终持续运营，没有产生问题。在原告股权上升至50%以后，其对公司的控制程度与责任也随之上升，但此时公司才陷入僵局，产生运营问题。由此可见对此运营问题的产生，原告方必然存在一定责任。对《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事项的，原告的行为也与其存在因果关系，所以不应以维护原告利益为由，以此条法规为依据判决解散公司。

（三）本案尚有其他解决途径。要确实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判定公司解散，还需要满足法条中的一个重要条件——“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而本案中导致公司陷入僵局的矛盾根源在于原被告双方都持有50%的股份，导致公司股东大会的任何事宜均无法取得任何决议。所以，既然原告对当前公司的状况不满意，只需要将其股份转让给被告方即可，而不应判决公司解散。虽然法院也对此事进行了多次调解，没有结果，但被告方已表示双方可对转让价格进行协商，以转让股份的方式解决纠纷。可见此途径并非不可行，只要法院合理的利用司法职权，并有足够的耐心与时间进行调解，让本案的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解决，大可不作公司解散的判决。

（四）本案中有重要细节尚未查证清楚。其中最值得一提便是被告在一审诉辩主张中所提到的“公司出现僵局是因为原告张贴公告并到其他公司生产相同产品造成的。原告在公司张贴公告，造成公司停产，还拉着公司的业务骨干、主管会计另起炉灶，经营与腾德公司同样的项目，这一切都是原告的错误。”②而整个一审二审法院的事实查证中对于该项事实都没有查明。但这一项事实因为涉及到不少案件人员，究竟是否发生理应不存在查证困难。若该项事实成立，那就代表原告对公司僵局的产生有直接关系，对公司无法顺利经营下去存在绝对恶意，那从司法公正的角度来说，法院完全不应判决公司解散，而应强行让原告将其股份以合理价格转让给被告。另外，原告一直声称“对方既不同意出让股权，也不收购原告的股份。”，而被告则声称“双方仅因为转让价格存在差异，还可以对价格进行协商，以转让股份的方式解决纠纷。”对于这一事实的查证情况也令人质疑。法院只陈述了“本案在一审及二审期间，曾就此多次组织调解，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这种陈述过于主观，也没有任何调解的书面文件作为证明，并不能以多次组织调解未果作为原告所言的证明。只要本案还存在以股权转让的方式解决的可能，从《公司法》的立法本意上来说，都不应判决解散公司。

六、从本案引发的立法思考

从本案的处理情况，可让我们看到《公司法》关于公司司法解散的立法中尚存在的不足，以及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在一些案件中处理方法的问题，以下是笔者的总结：

（一）《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应更完善。对于公司解散的问题会利用诉讼等司法途徑解决的，原告往往所依赖的法律依据是《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这一条法规的表述显然还过于抽象与笼统，公司的经营究竟到了何种地步才能称得上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满足继续存续会致使股东利益有重大损失，能判定为通过已经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公司僵局的概念即使在国外依然处于研究探讨阶段，这些问题都给司法机关在实际操作中带来了巨大的问题。虽然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中做出了司法解释，但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运用法条模糊不清的情况，所以笔者认为在完善司法解释的同时，对《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本身应该制定的更加细致全面，以避免如本文所提案件发生之后的争议。

（二）《公司法》法条应有适当补充。就如本案中所述，导致公司运营僵局而不得不解散公司的责任往往在于原被告双方，而并非单方。在此情况下，原告依然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起诉被告并要求公司解散的要求从司法公正的角度而言是不合理的。因此，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让对公司产生僵局承担较大责任的一方将其股权利用法律手段强行转让给对公司僵局相对较小责任的一方往往比判决解散公司更符合《公司法》的立法精神。所以笔者认为，《公司法》应该补充相关的法律规定，如果致使公司产生经营障碍，陷入僵局是由某一方股东的主要责任引起的，应该赋予承担相对较低责任的股东强行以合理的市场价格收购对方股东股权的权利。

（三）司法机关对案件重要事实的查证情况应更具体。从本案的情况来看，法院对于与案件相关的一些重要案件事实的查证上存在问题。作为一个司法人员，要对一个案件做出判定，所必须满足的一个重要条件便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没有做到这一点，就直接对案件做出的判定往往是无法令人信服，同时又是与各法的立法精神所违背的。所以，希望相关司法机关在此类问题的处理上，能够更加慎重。

相信，随着我国商法立法技术的不断完善与司法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今后公司解散的相关案件的判定一定会更多一些公正，更少一些争议。（作者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注释：

①此案资料来源为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民二庭民事判决书。

②此资料来源为《杨虎诉李玉德、天津腾德化工有限公司解散公司案》一审诉辩主张

参考文献：

[1]杜宁.公司僵局状态下的公司解散诉讼研究[D].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经济法[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3]范健，王建文.商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4]赵旭东.商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5]王欣新.公司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