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朝核问题

形势与政策朝核问题篇1

长期以来,朝鲜因为其僵硬呆板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造成了国内经济一直萎弥不振，外交环境也日益恶化，使国内人民生活长期处于十分贫困的状态。中朝之间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和政治联系，出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中国对朝鲜一直给予了大量的财政支持和经济援助，并首倡了“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新机制，目的是继续维持东北亚局势的稳定，维持朝鲜政权稳定，给朝鲜创造改革体制，振兴经济的机会。但朝鲜政权却拒绝在国内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无视人民生活贫困，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以至于悍然进行核试爆，这是对国际社会和东北亚安全的公开挑衅，尤其是此举肯定会引发东北亚新的军事竞赛，给了日本制造核武装以有力的借口，这是中国绝对不希望看到的现象。中国政府如果对此不拿出适当的对应措施，将被疯狂的朝鲜政权拖入被动局面。

朝鲜发展核武器，必将冲击东北亚地区现有的力量平衡和安全格局，引起中国周边局势的动荡，这与中国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全心全意搞建设的目标是相悖的。第二，朝核问题极大地冲击着国际防核扩散机制，对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不利，与中国倡导的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背道而驰。第三，作为拥有特殊历史联系的邻国，一旦朝鲜拥有核武器，原有的中朝双边关系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谁也说不清。第四，如果引起连锁反应，东北亚地区出现核军备竞赛，必将极大地恶化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第五，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上，中美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间接地影响到台湾问题的解决。

鉴于现在朝鲜的局势，出于维护东北亚的安全稳定考虑，中国对朝鲜现政权应该有个综合性的解决办法。要很好地应对这场危机，中国必须明确自己的战略目标，做好应对各种情况的多手准备。以应对各种可能的发展态势。第一目标是朝鲜半岛无核化。朝鲜半岛核试验再次成为热点,如何应对局势的发展和走势已成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重大课题。中国一贯立场是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中方多次表态,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并希望朝鲜半岛核问题能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和平解决,维护和实现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对朝政策已经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进一步调整对朝政策已提上议事日程。在朝鲜进行核试验以后,中国对朝政策进行了调整,从“特殊关系”向“正常国家关系”迈进,把对朝政策纳入到中国全球战略的轨道上来,[2]从国际战略的高度,审视和处理朝核问题以及东北亚的安全与稳定问题

一、维护朝鲜半岛“无核化”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坚定的立场原则

朝鲜半岛核试验再次成为热点,如何应对局势的发展和走势已成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重大课题。从目前走势上看,有关各方在半岛利益上的博弈将进入新的局面,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更显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中国一贯立场是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中方多次表态,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并希望朝鲜半岛核问题能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和平解决,维护和实现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对朝政策已经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进一步调整对朝政策已提上议事日程。在朝鲜进行核试验以后,中国对朝政策进行了调整,从“特殊关系”向“正常国家关系”迈进,把对朝政策纳入到中国全球战略的轨道上来,[2]从国际战略的高度,审视和处理朝核问题以及东北亚的安全与稳定问题。

二、坚持通过协商与对话方式和平解决问题,反对武力威胁

六方会谈是化解摩擦的最佳途径。自2003年以来,“六方会谈”对推动朝核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各方提供了多层次、多形式、多级别的对话与合作机制,成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框架。“六方会谈”是目前有可能解决朝核问题的唯一的多边构架,也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尽管朝鲜又再次宣布退出六方会谈,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但“六方会谈”毕竟为外交解决朝核争端打开了大门,所以,朝方终究会选择多边协商机制。朝鲜半岛问题涉及数个大国的核心利益,始终牵动国际社会的敏感神经。目前,在东北亚地区除“六方会谈”外,尚未有一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这显然不利于该地区的稳定与安全。随着“六方会谈”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美、日、韩、俄、朝均对中国的作用和这个进程进行肯定。在此基础上,各国都以不同的形式表示,愿意巩固与进一步发展这个机制。[2] 很显然,在满足了朝鲜核研发之外的援助等条件之下,经过灵活变通的“六方会谈”,依然是各方能接受的主流路径。如今,对立双方剑拔弩张之际,不能期待重启“六方会谈”问题立即取得突破。在朝鲜半岛,除了有关“弃核”与防止核扩散问题外,还有建立“和平机制”、相关国家关系正常化、促进经济合作及谋求半岛统一等一系列问题,惟有通过“六方会谈”方能一揽子解决。此外,还应当认识到,实现半岛的无核化,绝非是“六方会谈”的终极目标,它只不过是建立东亚安全框架的第一步而已。

三、极力劝阻朝鲜弃核,对其施加压力

朝鲜虽然在中国副外长武大伟2009年2月19日访问时,提出了让“六方会谈”的其他各方帮助其建设轻水反应堆作为接受全面验证的条件。2009年10月5日在会见中国温总理时也表示,朝鲜愿意就核武问题进行双边、多边会谈,包括重新举行“六方会谈”,但前提是,美国必须改变对朝政策,把敌对的双边变为和平关系。朝鲜外务省发言人也在2009年1月17日的谈话中反映出朝鲜不会放弃核武器的意图,或者它提高了弃核的筹码。因为它明确表示,朝美关系正常化和核问题是两码事,美国的核威胁一天不消失,即使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朝鲜也不会放弃核武。也许在朝鲜看来,尽管朝鲜目前面临重重困难,但是只要在核武器上取得突破,不但可以改善朝鲜的战略态势,增强朝鲜的国际地位,增加朝鲜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主动权,使朝鲜的国家安全获得更加有力的保障。这个看似合理的逻辑,在当前朝鲜的内外环境和特定的国际时空背景下是不现实的。朝鲜发展核力量即使能短期内起到对内鼓舞士气,对外增加讨价还价筹码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它并不符合其根本利益。国际社会不但不可能承认朝鲜核试验的合法性和朝鲜的核地位,而且将对朝鲜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

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核心利益是半岛的无核化,因此不能姑息迁就朝鲜的极端冒险政策。2006年10月,朝鲜首次核试后,中国政府立即高调严厉谴责,首次使用“悍然”一词,既凸显朝鲜冒险行为的严重性,也充分表明中国的鲜明态度。对朝鲜2009年再次核试验,中国在严厉谴责的同时,毅然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范围更广、力度更强的制裁案,特别是承诺自己也要诚实履行相关义务,这次中国对朝外交上已不再一概否定、排斥制裁和施压,这无疑是对朝政策上一次更具分量的施压,显示出中国外交应有的原则性和坚定性。对于局势的未来走向,如果朝鲜继续试射远程导弹,对韩国发出战争威胁,让东北亚面临更危险的境地,那么中国政府的态度应该更强硬、更明确;当然,如果朝鲜将来有变化,比如说重回“六方会谈”,重新进行无核化,那么中国的态度也将随之调整趋缓。

四、缓和美日韩对朝的过激举动

朝鲜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后,美韩日等国都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强硬态度。奥巴马誓言要保护韩国,在联合声明中,美国首次以书面形式表示要给韩国提供“核保护伞”。韩国总统李明博6月1日表示:“对威胁国民安全和国家安保的事情,绝不存在任何妥协”。日本国会全体通过决议抗议朝鲜进行核试验。与此同时,美韩日的行动也在紧锣密鼓进行着:美国最先进的F-22战机飞抵冲绳,韩国在黄海分界线一带增加部署了3500吨级的驱逐舰,美日韩三国军方相续启动了各自的“危机应对预案”,相关军事单位提升警戒水平等军事措施,这都使得朝鲜半岛重现战争的猜测。美韩日盟国的举动虽然显得十分协调,但强硬的姿态并不能推进朝核问题的解决,还有可能制造出新的紧张。朝鲜方面已就此做出强硬表态。实际上,朝鲜半岛近年来的局势演进已表明,说狠话,较狠劲只会使危险螺旋升级。

中国向来反对使用强制战略,而且中国认为经济制裁是无法奏效的,只能恶化局势,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及更多的难民等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制裁也可能使得朝鲜采取极端的行动增加区域紧张,甚至诉诸战争。在朝鲜核危机中,每当美国宣称要对朝鲜进行制裁时,朝鲜就强硬地回应“制裁就意味着战争”。因此,中国不会轻易地使用经济和政治军事制裁来对朝鲜施加压力,而是寄希望于劝说朝鲜,缓和美日韩,使各方能在融洽气氛中进行会谈。

五、与俄罗斯合作,争取在解决朝核问题中的主导权

与中国一样,俄罗斯在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同时,也希望朝鲜核问题能得到和平解决。为此,俄也付出了不少努力。2009年4月9日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涅斯捷连科指出:“对朝鲜进行更加严厉的制裁,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会对六方会谈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使朝鲜更加孤立和怨恨,进而迫使其采取完全相反的对应措施。”[3]俄外长拉夫罗夫4月14日说,俄罗斯认为除2003年开始启动的六方会谈以外,没有必要就朝核问题建立新的对话机制。“不必就朝鲜半岛局势问题建立任何新的国际对话机制,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应当继续进行下去,六方都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2]归纳起来,俄方立场如下:希望有关各方本着相互妥协和让步的精神,共同促成六方会谈取得进展;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对朝鲜进行惩罚,强调应用和平的、政治的、非武力的方式解决朝核问题;肯定六方会谈对解决朝核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并表示愿意为会谈取得进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解决朝核问题上,中国应与俄罗斯合作,争取在解决朝核问题中取得主导权,极力劝阻朝鲜避免采取过激行动,缓和美日韩的先发制人,激励有关各方对朝鲜的安全要求给予足够的重视而非激化矛盾,通过六方会谈为朝美进行建设性对话营造气氛,通过各种方式力促双方达成共识,避免危机升级;有关国家应加强与朝鲜在经济领域的互利合作,通过密切经贸关系来化解矛盾。

六、积极推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立推动问题的合理化和平解决,更好的发挥多边外交的作用,减少多边外交存在的不稳定性等局限性因素,只有通过寻求机制化的建设,可以说多边外交的机制化建设是多边外交更有效的展开和深入推进的保证,这也是朝核问题得到可能性解决的一大重要途径,也是未来东北亚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

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应包括两个层面: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与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在一般意义上讲,东北亚安全机制产生的基本前提条件和直接动力是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进展和“六方会谈”进程中形成的合作模式和逐步形成的信任状况。

东北亚安全机制可借助“六方会谈”内的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工作组和经济与能源合作工作组内部的磋商工作的深化,根据有关协议和原则形成组织性的结构,定期召开会议、设立常设机构、建立一定的规章制度与协议、明确目标和方向,成立相应的协议机制和监督机制,规定参加人员的等级。其定位的功能不是去解决某一特定问题,而是就广泛的安全与合作问题进行协商,各成员国应根据实际情况和不同议题,变换合作对象,以双边牵制多边;以多边制约双边或单边进行各种形式的协调与沟通。

形势与政策朝核问题篇2

一、朝核问题是引发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因素之一

2011年1月5日,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在五角大楼联合发布了《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军事战略报告, 提出美国将大幅调整其全球军力部署, 增加其在亚太地区的兵力投入, 从而高调提出重返亚太战略。之后帕内塔又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 指出美国将在2020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 届时将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

朝核问题是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的因素之一。朝核问题是东北亚地区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如果爆发战争或者核武器被恐怖分子所利用, 很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由于朝鲜是世袭独裁国家, 一旦出现突发的、不可控的政权更迭, 核武器可能会失去控制和保护, 对亚太地区安全产生严重威胁。美国在军事上增强亚太地区的兵力部署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还可以彰显美国的强大实力, 提高朝鲜核问题的话语权。

此外, 利用朝鲜核问题可以增强与美韩、美日之间同盟关系的紧密程度。在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中, 美国联合日本一道给予了韩国强力的支持, 并频繁展开海上联合军演, 加强了美日韩之间的同盟关系。朝核问题也是威胁到韩国、日本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美国可以借此利用联合军演和其他军事合作拉拢已出现离心现象的韩国与日本, 强化美日韩之间双边和三边的合作关系, 提高两国对美国的依赖度, 并借助美日、美韩同盟的力量平衡中国等亚太新兴国家力量, 达到一种均势与平衡。

二、朝核问题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试验场”

在朝核问题上, 美国已经在使用“制衡”手段, 以达到美国主导的均势格局, 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试验场”。美国希望利用朝核问题中各国间复杂的矛盾和利益纠葛形成以美国为主导、多国相互制约的均势格局。具体而言, 主要通过三种方式。

1、借助联合国制裁朝鲜

美国利用作为联合国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优势, 促使联合国通过了许多制裁朝鲜核试验的决议, 包括1718号决议 (2006年) 、1874号决议 (2009年) 和2094号决议 (2013年) 。并通过了制裁朝鲜发射卫星的决议, 如1695号决议 (2006年) 和2087号决议 (2012年) 。

2、通过六方会谈构建制度性均势

从2003年8月27日到2007年9月30日, 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朝鲜在北京先后举行了六轮旨在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谈判, 即六方会谈。在朝核问题上, 美国通过多边谈判的方式, 可以利用其它四国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心理, 以及五国之间的矛盾构建一种由美国主导的均势格局, 从而实现对其他国家的制衡。

3、以军力实现亚太地区再平衡

目前美国在日本和韩国均设有军事基地, 在东亚地区有10多万的驻军。而且美国还在该地区部署了核动力航母、核战略轰炸机、核动力潜艇、F22战斗机等多种先进武器。美韩还定期举行代号为“关键决心”和“乙支自由卫士”的两大军演。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的庞大军事力量可以威慑朝鲜, 也为美国在六方会谈中增加谈判的筹码, 独一无二的军事实力是美国制定和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有力后盾。

三、中国的应对之策

1、深化与其他国家的同盟关系

以前的霸权国无一例外地都把自己置于世界的对立面, 美国则成功地把世界主要和多数国家变成自己的盟友或战略伙伴。各大国均把修好对美关系视为外交的优先考虑, 纷纷向美国的价值观和行为偏好靠拢, 以期为本国力量的提升创造最优条件。尽管近年来中国整体国力逐步上升, 随之影响力也日趋凸显, 但除巴基斯坦之外, 中国几乎没有可以充分信赖的战略盟友, 这使得中国成为近代历史以来战略上最为孤立的崛起国家。因此, 我国应深化与其他国家的同盟关系, 以和平发展为基石, 加强与各国间的战略对话, 找准利益共同点, 谋求在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上的战略性合作, 在捍卫本国的核心利益的同时, 发展更加紧密的战略磋商关系。

2、发展自身实力

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 通过在劳工、环保、知识产权和政府采购等方面的高门槛而把中国自然地挡在门外, 同时又给其他亚太国家设立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标杆”, 吸引它们向其靠拢, 实现主导亚太政治经济秩序的目标。因此, 中国应加强自身的实力建设, 在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上提升自身的水平, 加快产业升级、提高创新产品建设, 借外部环境的压力倒逼国内的改革, 向高标准靠拢。同时, 要积极构建中国主导的经济组织与贸易协定, 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而制定规则的权力也依靠于自身的实力, 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外交实力等等, 只有不断提升国家自身实力, 才能在国际社会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3、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

朝核问题的发展与东北亚的和平篇3

朝鲜、美国、中国于四月进行了三方会谈，继而，韩国、日本、俄罗斯也加入进来，于八月进行了六方会谈。通过持续对话，紧张的局势有所缓和。可是，六方会谈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很难说通过六方会谈就解除了危机。在第一次六方会谈后，由于美国没有承诺保障朝鲜的安全，因此朝鲜表明只能保留核武器，而美国则主张对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开发和出口进行国际制裁。

为什么朝美双方始终处于对立？这种对立关系该如何解决？而周边国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又能起到哪些作用？以六方会谈为契机，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进行得十分热烈。然而，以往的讨论并没有充分地反映出朝核问题对于东北亚安定局面的意义，这也是本文对这些问题再次进行论述的原因。也就是说，朝核问题并不是朝鲜的问题，只有在维护东北亚安定局面的大框架下来审视这一问题，才能找到实现和平解决的方案。

冷战体制的解体以及朝核问题的登场

朝核问题的出现，可以说是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和朝鲜对于生存的强烈要求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冷战时期，美国安保政策的焦点集中于同苏联这样的军事强国进行军备竞赛上。可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则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看作是威胁以美国为中心的新世界秩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同时，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复存在，特别是苏联的解体，朝鲜越来越感到危机的存在。在与逐渐成为惟一超强军事大国的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情形下，朝鲜认为核武器这张牌是能够与美国的威胁相抗衡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

当然，朝鲜在核问题上并非一味地站在对立面上。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的南北高级长官会谈当中，朝鲜发表了放弃核武器以及再处理设施的《韩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此外，从一九九二年五月开始，朝鲜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申报的核设施进行视察。它期望通过在核问题方面开始逐渐作出让步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从而保障自身的安全。另外，韩国分别在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二年与前苏联以及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因此，朝鲜的这种期望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在一九八○年以前，美国和韩国承认朝鲜，而苏联和中国承认韩国，这种相互承认的方式主要是为了消除朝鲜半岛的紧张态势。

可是，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这种相互间的承认也不复存在，而朝鲜也越来越孤立了。特别是从一九九二年十月开始，美国决定于第二年春天在韩半岛进行名为“协作精神”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决定对朝鲜的未申报设施进行特别视察，这样问题又变得复杂化了。朝鲜认为美国无意与自己改善关系，并且在推行将朝鲜困死的政策，因此，于一九九三年三月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在核问题上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从此，朝鲜开始将核武器这张牌作为了重要的外交手段。

美国曾经考虑对朝鲜的设施进行轰炸，但是由于担心这会引发全面的战争，最终采取了协商的态势。结果，美国与朝鲜于一九九四年十月签订了《日内瓦核框架协议》，这一协议的内容主要是以支援朝鲜的轻水反应堆核电站建设为条件，敦促朝鲜放弃正在进行的核电站建设，从而使两国的关系趋于正常化。由此，似乎随时将触发战争的朝鲜半岛核危机终于暂时消除了。

这一过程充分地说明了，朝核问题就是在东北亚地区的势力均衡形式被破坏后出现的问题。即，随着前苏联的解体，朝鲜感到自身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因而打出了核武器这张牌。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消除朝鲜对自身安全的顾虑，承认朝鲜是建立东北亚新秩序的成员国中的一员。如果只是一味地主张必须防止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开发与扩散，则很难顺利地解决朝核问题。实际上，《日内瓦核框架协议》将朝美建交作为最终目的之一，使朝核问题的解决有了可能性。

然而，局势的发展却事与愿违，对于如何将朝鲜融入东北亚秩序中这一问题并没有进一步达成任何协议，结果又造成了最近的新的紧张局面。

《日内瓦核框架协议》后的朝美关系变化和新的核危机

《日内瓦核框架协议》并没有成为维护朝鲜半岛安全的新保障，其原因是多种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国内对于《日内瓦核框架协议》的不足抨击声不断。首先，《日内瓦核框架协议》无法确保朝鲜签署该协议之前核武器开发的透明度。朝鲜只是承诺在签署“日内瓦核框架协议”后终止核武器的开发，而美国国内的强硬派则认为，在签署协议之前，朝鲜可能已经提取了足以制造三至四个核武器的钚原料。此外，《日内瓦核框架协议》并没有对利用浓缩铀技术等其他方式的核武器开发行为加以限制。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决定由韩美日提供的轻水反应堆核电站内也有提取钚原料的可能性，因此主张修改《日内瓦核框架协议》。

当时，参加日内瓦核框架协议会谈的美方代表也承认该协议还存在问题。只是他们认为，在协商的过程中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在是要战争还是要和平的情况下，《日内瓦核框架协议》的签署打开了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大门，因此，这一协议的签署还是有意义的。可是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的议会选举中，共和党取得了胜利，美国国内强硬派的主张也随之占了上风。这样一来，包括《日内瓦核框架协议》在内的美国取消对朝鲜的经济制裁，改善朝美关系等承诺都没有兑现。相反，强硬派还坚持朝鲜已经建立新的核设施的说法，从而加强了对朝鲜的钳制。

克林顿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任命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为对朝政策协调员，重新评估对朝鲜的政策。佩里在一九九九年九月提交了所谓《佩里报告书》。在报告书中，佩里指出，朝美双方应进行对话，从而敦促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逐步使两国的关系走向正常化。此后，南北又进行了高级长官会谈，就美国与朝鲜两国间的导弹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协商。二○○○年十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了平壤，并与金正日进行了会谈，介绍了克林顿总统的对朝政策。然而，随着布什在二○○○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胜出，朝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又回到了起点。

布什在就任后的二○○一年三月与访问华盛顿的韩国总统金大中进行了首脑会谈，并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正在召集相关的会议，而且要以与克林顿政府不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布什政府将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以及削减原有武器作为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实际上等于否认了《日内瓦核框架协议》。虽然鲍威尔等稳健派人物提出了以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朝美协商作为新对话协商基础的建议，但由于强硬派的反对，也不得不转变了自己的看法。即，为了解决核武器、导弹问题，朝美两国间的对话是可能的，但这种对话并不是以某种代价换取的“协商”。布什政府的态度使人感觉到，美国并不承认朝鲜是东北亚地区的主权国家，而是要促进朝鲜政权的更替。

布什政府之所以对朝鲜采取强硬的立场，并不仅仅是由于以上的原因，与美国积极推进的导弹防御系统（ＭＤ）也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在东北亚地区积极推行导弹防御系统的情况下，来自朝鲜的威胁可以为美国这一国防政策的存在提供合理化的理由。因此，布什政府完全放弃了几乎已经达成妥协的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话路线，开始强调朝鲜的威胁性。在二○○一年“九一一”恐怖事件后，美国对于朝鲜的态度变得更为强硬。布什在二○○二年二月的年初国情咨文中将朝鲜和伊拉克、伊朗划归为“邪恶轴心”。此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二月十三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听证会上指出，朝鲜的轻水反应堆建设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朝鲜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日内瓦核框架协议》签署前的核开发行动进行全面视察，则有可能废除该协议。但是，参加日内瓦协议的美方代表加卢奇则认为，布什政府的早期视察主张不包括在《日内瓦核框架协议》内。也就是说，朝鲜在移交轻水反应堆设施的核心部件时，美国已经对朝鲜过去的核开发情况进行了检查。

对此，朝鲜也认为，美国只是企图削弱朝方的军事力量，因而对《日内瓦核框架协议》不再抱任何希望，重新又打出了核武器这张牌。朝美关系的恶化将会威胁到整个地区的安定，一些周边国家对此深表忧虑。迫于这些周边国家的压力，朝鲜同作为布什特使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进行了对话。朝鲜在这次会谈当中表明，如果美国继续施加压力的话，朝鲜可能会开发比核更为危险的武器。美国将朝鲜的这一态度看作是朝鲜承认了利用浓缩铀技术来开发核武器，并摸索制裁朝鲜的方案。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二○○二年十一月，美国以朝鲜有核武器开发计划为理由，决定对《日内瓦核框架协议》的当事方朝鲜终止重油供给。由此，朝鲜也于十二月决定重新启动核设施，驱逐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小组，并于二○○三年一月撤回了对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的保留计划。这样，朝鲜就将所能够押上的砝码都推了出来。

从对立到对话？

从二○○二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置核危机的不断升温于不顾，敦促朝鲜放弃核武器开发计划，以此作为进行对话的先决条件。同时，还通过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强硬派表明，为了解决朝鲜的核问题，必须将所有的方案都摆在桌面上。虽然不排除动用武力解决的可能性，但布什总统还是努力寻求通过外交来解决问题的途径。美国之所以摆出这样的态势，主要是因为美国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伊拉克问题上，同时，这与韩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对于采取军事手段的强烈反对也不无关系。然而，美国所主张的外交手段却并不意味着与朝鲜进行协商，而是企图通过经济制裁等国际共同行动来强化对朝鲜的压力，从而削弱朝鲜核武器筹码所具有的力量。为此，美国从去年开始就不断主张为解决朝核问题而进行多方会谈。相反，朝鲜则认为这是其与美国双方的问题，因而拒绝进行多方会谈。但对于朝鲜来说，核问题是达到其他政治、经济利益目的的手段，因此，朝鲜对于对话的本身是并不反对的。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朝鲜核武器开发以及美国威胁动用军事力量深表忧虑的中国政府作为仲裁者，将朝美双方拉到了谈判桌上，积极促成了四月的三方会谈和八月的六方会谈。但从目前的会谈进展情况来看，与会各国间的立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会谈的前景不容乐观。首先，美国想通过多方会谈来达成反对朝鲜核开发的国际协议，但并没有提出能够说服朝鲜的具体方案，仍然坚持将朝鲜放弃核武器作为对话的前提条件。对于朝鲜来说，朝核问题并不仅仅停留在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层次上，而是从美国得到安全保障承诺以及解除经济封锁，获取实际利益的谈判手段。在六方会谈的过程中，朝鲜也提出要逐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最终放弃核武器与导弹，实现朝美关系的正常化。因此，朝鲜对美国这种态度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提出了多方会谈无用论。也就是说，双方虽然坐在了谈判桌上，但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并没有开始。

因此，现在的谈判随时都有决裂的可能。而美国国内强硬派和稳健派的对立也一直在持续着，很难在短期间内提出解决朝核问题的方案。特别是一部分强硬派认为，没有必要在短期内解决包括朝核在内的东北亚问题，适当的紧张反而有利于巩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地位。只要能有效控制朝鲜的核武器外流，他们更乐于将朝核问题所带来的外交负担转嫁给周边国家。此外，从长远来看，他们还保留着在应付完伊拉克的战后处理以及明年的总统大选工作后再重新介入朝核问题的机会。另一方面，如果朝鲜一旦认为美国对于谈判毫无诚意，只是在争取时间，就会更加执著地将筹码都押在核武器上。这无疑会使朝美之间的军事紧张升级。

朝核问题和东北亚的和平

除了朝美双方立场上的差异之外，六方会谈这种形式本身也分散了对话的焦点，由于参加会谈的各国间存在着复杂的利害关系，所以此次会谈很难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也是悲观论的根据之所在。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悲观论也确实具有充分的依据。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在东北亚秩序转换的过程中，朝鲜半岛就成为了决定这一秩序确立的舞台。不幸的是这一切都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决定的。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战争和一九五○至一九五三年的朝鲜战争都是如此。五十几年后的今天，在秩序确立的过程中，朝鲜半岛军事冲突可能性的增大也绝非偶然。在这里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朝鲜半岛的战争绝不仅仅是给朝鲜半岛本身同时也给周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痛楚。如果这次朝核问题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那么与其说这是在解决问题，还不如说是在制造新的紧张和矛盾。

从这一方面来看，朝核问题的讨论通过六方会谈取得了进展的说法，也是有其客观依据的。也就是说，朝核问题的解决与代替冷战体制的东北亚稳定秩序的建立是密切相关的。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在处于转换期的东北亚，将六方会谈变成通过对话及合作来建立新秩序的契机。与过去相比，现在东北亚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更加热爱和平，因此，并不是没有避免悲惨历史重演的可能性。

然而，参加此次六方会谈的各国虽然对会谈结果给自身带来的政治影响极为敏感，但对于如何在东北亚地区确立安全稳定局面的问题却并没有认真去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使坚持各自立场的美国和朝鲜达成妥协。所以，东北亚地区的有关国家应当明确地向朝美双方提出建议和要求，以此次六方会谈为契机，在东北亚地区建立没有军事对立的和平稳定秩序。

形势与政策;台湾问题篇4

随着蔡英文的当选，她对两岸关系的立场已经无法回避，必须有个交待。这将直接影响大陆未来的对台政策和两岸关系的走向。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原则问题上，我们的态度始终如一，立场从未改变，意志坚如磐石。十一年前，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为遏制“台独”分裂、争取和平统一前景提供了坚强法律保障。今天，《反分裂国家法》依然是遏制“台独”强有力的法律武器。正如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负责人发表的谈话中所说：“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决心未变，能力更强，将坚决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和图谋。”“台独”势力如果误判形势、铤而走险、逾越底线，下场必定是可悲的！中国大陆2013年全国人大与政协“两会”揭幕式上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论及对台政策的未来方针时，用不及百字的简短扼要篇幅，表明要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等。在去年11月中共举行十八大之后，已经非常明朗。中共十八大的政治报告，已明白地陈述了“两岸关系全面发展”的新论点，即要推动两岸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社会交往、政治互信等方面的全面性开展。

过去8年来，两岸关系实现和平发展，关键在于两岸双方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中核心意涵的“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经两岸双方明确授权认可、两岸领导人共同确认。它表明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不是“一中一台”。“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在涉及两岸关系根本性质的原则问题上，我们的底线是清晰的，立场是坚定的，没有任何模糊和妥协的空间。回到“九二共识”所体现的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来，继续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光明大道，还是一边高喊“维持现状”，一边明里暗里推行“两国论”、“一边一国”、“去中国化”等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主张，重走挑起台海紧张动荡的老路？不同道路的选择攸关两岸关系的前景、攸关两岸同胞切身利益、攸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台湾当局如何以实际行动作出回答，两岸人民拭目以待。

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始终牢牢掌握在大陆手里。毋庸讳言，民进党在台重新执政，让两岸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但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大陆方面的意志坚如磐石，有决心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图谋，铤而走险者，其下场必定是可悲的。民进党当局若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就必须在是否认同“九二共识”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给出明确答案。蔡英文、民进党何去何从，两岸同胞都在看，国际社会也在看。“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台湾政局变化，在两岸关系历史进程中不过是过眼云烟。从根本上说，决定台湾前途、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大陆的发展进步。发展是硬道理，只要把大陆自己的事情办好，面对台湾变局大可处之泰然。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两岸同胞携手同心，一定能维护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基本稳定，一定能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克难前行，一定能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步步变成现实。

随着中国大陆的实力崛起和自信心的越来越强，两岸间共同利益的扩大，不但能促成双方经济和民生的紧密结合，而且会强化双方民众携手合作的意识。当今中共领导人颇为强调的“两岸共同振兴中华民族”理想，实应从扩大两岸共同利益来做起。除此之外，现时可着手加强推动两岸社会交往，及两岸文化的交流合作。至于政治课题方面，可以先由学界进行研讨与意见交流，以从中查找问题及厘清双方的异同点，俾为将来两岸正式的政治协商打基础和创造条件，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台湾是大陆的核心利益，大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从未动摇过。台湾必将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全党的共识，也是大陆十三亿七千万全体人民的共识。台湾是中国大陆的核心利益，但并不是唯一的利益。中国大陆目光在全球，着眼于全球性的利益部署，在很多方面，如金融、经贸、国际政治等方面，中国大陆参与的越来越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开始在有些方面发挥主导地位作用。

当前，台海局势严峻复杂，但两岸关系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对台大政方针是明确的、一贯的，不因台湾政局变动而变动。我们将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坚决反对“台独”，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继续努力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促进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拉近两岸的心灵距离，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两岸同胞携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台湾当局新领导人的“5·20讲话”，虽然提及要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但对“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刻意回避，对两岸关系根本性质态度模糊。在必须明确接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这道必答题面前，她交出了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双方建立政治互信、实现良性互动的前提和基础。国台办与台湾陆委会建立联系沟通机制，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恢复协商谈判机制，两岸签署了23项协议，推进了两岸经济合作及各领域交流，减少了双方在对外事务上的摩擦和内耗，成就有目共睹。当前，要和平不要冲突，要交流不要隔绝，要协商合作不要零和对抗，已成为两岸主流民意。广大台湾民众迫切要求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因台湾政局变动而改变。台湾当局新领导人要“维持现状”，要继承和扩大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就必须对两岸关系的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作出明确回答。只有确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两岸关系制度化交往才能得以延续，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才不会得而复失。台湾当局新领导人必须完成没有完成的答卷。

对台湾当局新领导人，我们不仅看她怎么说，还要看她怎么做。是把两岸关系拉得更近，还是推得更远？是以民众的福祉和利益为依归，回到“九二共识”所体现的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来，继续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光明大道，还是一边高喊“维持现状”，一边明里暗里推行“两国论”、“一边一国”、“去中国化”等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主张，重走挑起台海紧张动荡的老路？不同道路的选择攸关两岸关系的前景、攸关两岸同胞切身利益、攸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台湾当局如何以实际行动作出回答，两岸人民拭目以待。

今年以来，台湾岛内“台独”势力蠢蠢欲动，“去中国化”动作频频，各种“台独”苗头不断滋生。两岸人民对此要密切关注、保持高度警惕。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原则问题上，我们的态度始终如一，立场从未改变，意志坚如磐石。十一年前，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为遏制“台独”分裂、争取和平统一前景提供了坚强法律保障。今天，《反分裂国家法》依然是遏制“台独”强有力的法律武器。正如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负责人发表的谈话中所说：“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决心未变，能力更强，将坚决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和图谋。”“台独”势力如果误判形势、铤而走险、逾越底线，下场必定是可悲的！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16日下午4时结束。当晚出炉的计票结果显示，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陈建仁当选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得票689万4744张，得票率为56.1％。另两组候选人中，中国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王如玄得票381万3365张，得票率为31％；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徐欣莹得票157万6861张，得票率为12.8％。同时举行的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选举结果也于当晚揭晓。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总共113个席次中，民进党获得68席，国民党获得35席，时代力量党获得5席，亲民党获得3席，“无党团结联盟”获得1席，未经政党推荐者获得1席。

依据台湾选举事务主管机构“中选会”公布，本次投票有正副领导人、民意代表和政党3张选票。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共有3组候选人，分别为国民党的朱立伦及王如玄、民进党的蔡英文及陈建仁、亲民党的宋楚瑜及徐欣莹。在民意代表选举部分，总席次共计113席。

不畏浮云遮望眼且谈如何看待台湾“大选”投票结果。

其次，应该看到，维护和发展两岸关系仍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选举期间发布的诸多民调均显示，大多数台湾民众认同国民党当局的两岸政策路线，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不因台湾政局生变而改变，不愿看到两岸关系“和平红利”得而复失。即便是声势一路领先的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在此次竞选过程中也不敢公然否认“九二共识”，而是提出“维持现状”的主张，始终刻意回避“台独”议题。她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百般矫饰，是因为深知“台独”乃票房毒药，岛内主流民意反对“台独”、坚定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由此可以看出，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主调的大陆对台政策深受台湾同胞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与肯定，不仅没有失败，反而成功导引了台湾民意走向，在岛内形塑了“不敢独”、“不能独”、“不要独”的共同认知。这样的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无论哪个政党、哪位政治人物都不能视若无睹，都不敢倒行逆施，冒天下之大不韪。

形势与政策朝核问题篇5

一、台湾问题的由来

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已归还中国。之所以又出现台湾问题，与随后中国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内战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外国势力的介入。台湾问题与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和其它爱国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战争胜利后，两党本应继续携手，共肩振兴中华大业，惟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依仗美国的支持，置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与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于不顾，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人民内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被迫进行了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由于当时的国民党集团倒行逆施，已为全国各族人民所唾弃，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的一部分军政人员退据台湾。他们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隔绝的状态。

二、台湾问题现状

现状台湾问题发展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纯属中国内政问题的本质仍没有改变。2005年3月4日，胡锦涛主席在对台“四点意见”中就两岸关系现状做了定位。他说：“1949年以来，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这就是两岸关系的现状”。对此，有学者评论说，这种对两岸关系现状的阐释，把1949年以来两岸尚未统一的状况明确限定在绝非主权和领土的层面，定义为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没有因为两岸尚未统一而出现割裂，完全符合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的客观现实。既坚持了一个中国原则，同时也关联到台湾过去数十年在岛内行使的相关政治文件，提醒台湾当局必须尊重两岸政治关系的历史与现实。

“台独”势力上台，力谋分裂中国蒋氏政权时期，蒋介石誓死宣称“汉贼不两立”，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究竟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国号，即是用中华民国还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统一中国的问题。1988年，蒋经国逝世，李登辉攀上台湾权力顶峰。在其任期前期，即20世纪90年代初，两岸关系突破种种阻力，曾取得重大发展，一度处于70年代初以来发展最为快速与互动较为良好的时期，不仅经济、文化等各项领域的交流不断突破与发展，而且事务性、经济性商谈取得了一定进展，主要体现为“九二共识”的取得和“汪辜会谈”的成功举行。

内因：“台独”势力上台，力谋分裂中国。

蒋氏政权时期，蒋介石誓死宣称“汉贼不两立”，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究竟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国号，即是用中华民国还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统一中国的问题。1988年，蒋经国逝世，李登辉攀上台湾权力顶峰。在其任期前期，即20世纪90年代初，两岸关系突破种种阻力，曾取得重大发展，一度处于70年代初以来发展最为快速与互动较为良好的时期，不仅经济、文化等各项领域的交流不断突破与发展，而且事务性、经济性商谈取得了一定进展，主要体现为“九二共识”的取得和“汪辜会谈”的成功举行。

但是，自1995年以来，李登辉的“台独”面目逐渐暴露于世人面前，力谋分裂中国：在两岸关系上，鼓吹“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岸分裂分治”，并以此作为处理两岸关系及对外关系的基点，阻挠两岸关系的发展，拖延统一进程；在国际上，则千方百计推行“务实外交”，鼓噪“参与联合国”，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并试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两岸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台湾问题呈现出新面目。

2000年，前任台湾“总统”陈水扁第一次登台，沿着李登辉的“台独”路线一路直走，拒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愿意回到“九二共识”立场上来。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还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的立场，一意孤行“去中国化”的政治路线，挑衅大陆，挑起两岸之间的紧张与对立，甚至提出与推行“公投”、“制宪”与“建国”的“激进台独时间表”，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的对话及协商机制陷于停顿，使两岸关系陷于空前危机与紧张局面。台湾问题演变成为分裂与反分裂的问题，焦点是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以及“台湾独立”的斗争。2005年5月14日台湾“任务型国大”选举结束后，围绕“修宪”问题，陈水扁更是全力动员，以确保包括“公投制宪”内容在内的“修宪”方案得以通过，从而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制造阴影。这也是台湾问题在内因上达到一个顶峰阶段。

外因：美国等国家对台湾的干预。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本不该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然而，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国领土台湾被美国当做其国际棋盘上的一个棋子来摆布，台湾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末期，国际格局中苏攻美守、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残酷事实，以及中苏关系的破裂催生了三个“联合公报”。美国宣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同意最终从台湾撤出武装力量和军事设备。但中美建交三个月后，美国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为台湾提供法理保障。这表明，中美建交以后，美国一方面表示遵守中美联合公报，执行一个中国政策，但同时又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继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扶植台湾，阻挠着中国的统一。至此，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形成了“以台制华”、维持两岸“不统不独”的局面的政策。也正是在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支持下，台湾问题才迟迟难以解决。

日本与台湾问题日本是台湾问题形成的最初原因所在。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拉开现今台湾问题得以形成的序幕。虽然台湾回到了中国人手里，但是日本重新染指台湾的野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战后初期，日本在对华关系、台湾问题上紧紧跟随美国，大谈“台湾归属未定论”，谋划“两个中国”，干涉中国内政。70年代中日两国建交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干涉程度有所收敛，基本遵守了中日“联合声明”和“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精神，基本履行了日本政府对中国所做的承诺，把日台关系限定在经济、文化领域民间的非官方层面上。

现形势下我们要处理好台湾的问题，就要处理好以上的两个方向。

连宋登访大陆 2005年的春天将永远镌刻在史页上。在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2005年4月，中国国民党首次回到大陆，令普天下无数华人华侨为之激动、欢呼。继这之后，亲民党也组团回到祖国大陆祭祖、拜谒黄帝陵等。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等方面都负有重大的责任。美国应该了解：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并没有伤害美国的国家利益，而美国所伤害的正是中国最重大的国家利益和最根本的民族感情。冷战后，国际关系中有一个“合作安全”的新概念，即认为“合作”必须建立在“相互安全”之上。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美双方不应再损害彼此最为根本的国家利益。

形势与政策朝核问题篇6

——形势与政策论文

在本月8日举行的中国外长记者会上，南海问题再度成为焦点。面对外媒轮番“进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祭出详实的论据、形象的手势和有力的语调，配合一连串的“不”给出中国的态度：南海军事化的指责中国“不背锅”、航行自由“不等于”横行自由、变味的仲裁中国“不奉陪”、搅浑南海局势中国“不答应”、针对南海所有图谋都“不会有结果”。

长期以来，古老的中华民族世袭陆土，依赖耕耘，形成了以陆为生的传统习惯和根深蒂固的大陆观。明朝中叶之后，正当欧洲殖民主义列强纷纷东涌之时，中国的统治者竟然下达了“不许片板下海”的禁海令。禁海不仅限制了对外贸易，限制了明朝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而且还严重阻滞了海权思想的发展。一直到近代，我国的海防和海权思想，留给人们的始终是沉痛的教训。历史表明，拥有海权则兴，失去海权则衰！

中国需要海权，但作为陆海兼备的大国，更应该注重海陆权并重。毋庸置疑，海洋既是大陆的自然延伸，也是大陆的战略屏障，凭借岛礁和海上平台设施可使海上纵深进一步加大；而大陆则是海洋的战略后方，是其坚实的依托，陆基设施或力量能给海上力量以强大的支援。

南海身处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之一，位于亚洲与大洋洲、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十字路口”，是连接欧、亚、非、大洋洲等地区的重要国际海上枢纽和商业往来的交通命脉。而人类对南海的地理认识是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我国古代航海家在一次次途经南海的通商活动中，对于南海哪里有岛屿，哪里有暗礁，从一无所知到渐渐明晰，使南海开始有了自己的地理坐标。而我国的渔民也在一次又一次出海打鱼时摸清了南海的气候，何时会吹东北季风，什么时候会来台风，甚至南海岛礁的数量也渐渐趋向准确。

早在1947年，中国政府特别颁布了关于中国南海的海疆线的法令，宣布了南海岛礁沙洲的名称和位置，并绘制了正式地图，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尤其是中国周边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它们当时都是承认这个传统海疆线的。但在上世纪70年代，南海油气资源被发现后，菲越等国开始觊觎当地资源，以各种形式挑战中国主权。

海洋安全问题从21世纪初以来就变得日益突出，有关国家围绕海洋权益争端不断加剧。这一争端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海洋划界、岛礁归属、海洋资源开发、海洋战略通道控制保障等。在台海形势缓和的大背景下，南海面临的形势更加凸显。而且我们与8个海上邻国都有程度不同的海洋争端。

近年来，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尤为突出，又存在一定关联性，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主要是能源利益。南海问题是中国在海上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也是今天我国安全应该关注的重点之一。中国面临的其他问题，比如西藏问题、“疆独”问题总体上都在我们控制的范围之内。而南海问题比这些问题要更复杂，事实上已经国际化了。在南海，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多个国家，以及这些国家背后的东盟组织。此外，还有一些大国或明或暗地插手和涉足。美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介入不陷入”的政策。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南海政策的调整突出表现在重新认识南海的战略地位。所以南海问题解决起来难度比较大，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发展，制约中国走向海洋的重大安全问题。

南海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完全可以借孙中山先生的话一言以蔽之：“谁握此门户，则有此堂奥，有此宝藏也，人方以我为争，我岂能付之不知不问乎！”在全球战略地图中，南海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与大洋洲的要道，陆缘国要争海权，南海是必由之路，海缘国要夺陆权，南海是战略基点，在中国崛起而固有大国要强化和维护全球领导权的今天，这种战略意义尤显突出。

中国作家阿来去过南海后在文章中写了一段话：一个后发的国家，开始意识到海洋的重要，并且行动起来，开始维护自己的天然权利，却因为曾经的被殖民，因为后发，因为文化基因中海洋意识的缺乏，使自己维护主权的行为也那么航道曲折、波谲云诡，那么需要智慧和坚定。

一名南海问题研究者说，南海所拥有的资源利益固然非常重要，但海洋对于沿岸国和航道使用国而言，战略空间和战略位置才是其重要性的本原，否则就无法解释，美国海军理论家马汉怎么能在石油、天然气成为世界主要能源之前就有了“海权论”的认识，南越和菲律宾为什么在南海发现丰富油气储量之前就开始侵占南海岛礁。越南的陆地国土是一个窄窄的长条，东西方向基本没有什么战略纵深，只有占领南海诸岛才能拓展越南的国防空间和战略纵深，因此，无论当时的南越还是越南都不惜代价抢夺南沙岛礁。而菲律宾曾有人把南沙群岛比做“抵在菲律宾腰间的一把匕首”。

中国历史上一直是面向大陆的国家，更熟悉处理与周边陆地国家的关系，但缺乏与海上邻国打交道的经验。中国还与周边海洋邻国很长一段时间相互缺乏信任。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差异，政治上的冲突，以及文化上差异的拉大，各方同时都存在严重的历史包袱，很难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商谈南海的有关问题。况且一谈到南海争端，周边国家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默契地共同针对中国，中国相当被动。光中国政府表达善意，但各方却都按照自己的理解方式解释自己的观点，这对解决南海问题没有实质性帮助。

中国的政策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我认为，其原因在于：大国的介入，南海地区国际形势复杂。南海各相关国家为造成既成事实，加紧对南海资源的开发，借助美日等国家的力量抗衡中国；其次，南海是重要国际贸易通道，主要各国（美、日、印、欧）在此有重要利益。而且，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地区不稳定、中国的崛起，美国加紧对中国的遏制等因素，利益纠缠，国际形势复杂。并且南海争端复杂。南海的争端，不仅仅在于南海相关国家对南海的资源开发，更在于对我主权的侵犯，使“主权在我”的前提形同虚设。各国在所占的岛屿上修筑机场、跑道、灯塔，并通过各种海基法案，无视本国政府的一再警告，肆无忌惮地侵犯我国主权。南海各相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共同合作，抗击中国，使中国面对一个国家利益集团，外交上十分被动。显然，要解决南海问题，必须排除或者最大可能减少美、日等国的干预，加强军事建设，分化瓦解东南亚各相关国家，争取各个击破。

长期以来，中国在南海有争议地区所秉承的原则一贯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主要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路线所决定，当然也不乏我国海军一度缓慢发展，在南海行使主权的尴尬。但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际责任的加强，南海已经成为了中国无法回避的崛起门槛。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个海域的主权主张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应该增强。而行使主权的方式虽然不至于强硬到剑拔弩张，但是也应当符合中国对周边外交的需要。如果一个国家在崛起的门槛上失语，那么它不但无法跨越大国所设置的崛起屏障，同样无法跨越自我的崛起心理。

中国要成为大国，的确要跨越不少技术门槛和心理门槛。南海正是这样一个集中了发展战略和发展心理的焦点。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中，守土有责、视边疆如民族生命一直是一种神圣，这种神圣能否在一个国家的未来中继续延续和衍生，将决定这个民族未来的生存空间。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以和平方式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根据这一精神，中国已同绝大多数的陆地邻国通过双边协商和谈判，公正、合理、友好地解决了领土边界问题。这一立场同样适用于南海。中国是政治大国，但还不是强国。中国崛起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大国的遏制乃至围堵，一些中小国家的戒备和防范，都给我和平解决海洋权益之争带来了负面影响。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应持消极等待或无动于衷的态度。我认为，解决南海问题首先是要强化主权观念和主权行为，并加强有关立法。“主权属我”应作为“共同开发”的前提条件。没有“主权属我”的前提，就很难“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目标也无法真正实现。其次是加快我国领海基线勘定。这对我与其他国家的交涉以及增加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至关重要。同时，中国的领域区域都要定位坐标，并尽快向联合国提交自己的领海基线主张。第三是加强争议地区有效的行政管理和控制，整合各种海上资源和力量，统一领导和指挥，建立健全应急与应战一体化的海上综合安全保障机制。第四，海洋军事力量是大国海洋政治博弈的重要筹码，所以我们还必须不断加强海军现代化建设。

同时，媒体也应承担起责任，要引导公众建立蓝色文明，增强海洋意识。每个中国人都要建立起一个概念：中国不仅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还有4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海，1.8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将近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海洋对中国未来的生存很重要。中国必须建立强烈的海洋意识和海洋主权观念。

形势与政策朝核问题篇7

1 形势与政策课在医学院校中担负的使命

对在校大学生进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形势与政策课最早在1961年4月中宣部和教育部颁发的《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中提出, 当时的名称为时事政策报告和讨论课;在1964年全国政治理论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在高校开展形势与政策课教学;1986年7月, 中宣部、原国家教委进一步明确对在校大学生“针对性地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自此, 形势与政策课正式进入课程化建设快速发展的道路[1]。

早在2004年, 《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就明确指出: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每位学生的必修课程,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的使命,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大学生思维活跃、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强, 但由于他们年轻气盛、易于冲动, 他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容易受到时事的影响, 在一些突发事件中, 他们冲动易于被人利用, 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此,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加强引导, 及时使他们走出认识上的误区。尤其是近年来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医患矛盾、打医伤医及医疗事故等事件通过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体迅速广泛传播, 造成社会对医护工作者的误解。在医护人员的职业信念、职业道德受到社会质疑的当下, 开展有针对性、实效性、政策性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尤为必要。在校医学大学生是未来的医护工作者, 对我国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大学阶段, 医学生尚处于形成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关键时期, 当今的医患关系舆情必然会影响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所以, 对于医学院校, 开展形式新颖、实效性更强、内容更具针对性、师资更加专业化、具有医学院校特色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不仅肩负着宣传党和国家政策的使命, 还肩负着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使命。

2 医学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主要存在的问题

目前各医学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现状不容乐观, 甚至有不少医学院校的形势与政策课只是流于形式。究其原因, 主要是学校对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和课程本身要求很强的实效性、针对性特点造成的[3]。目前医学院校形势与政策课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学校对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医学院校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学校更加重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 因此医学院校在课程设计中常常把形势与政策课采用大班制集中授课方式, 阶段性学习, 且上课时间多安排在晚上。 (2) 教师不专业, 科研能力不强。在很多医学院校中, 由于思想政治课等专业教师编制较少, 形势与政策课又是集中性阶段学习, 一时需要大量师资。但在实际中, 往往只是临时征召一批管理岗位、辅导员岗位的教师作为临时兼职授课教师, 教师授课水平参差不齐。同时, 由于临时征召来的兼职教师对形势与政策课的认识不足, 导致教师科研意识淡薄, 教学能力弱。 (3) 教学管理松散, 教学考核体系不健全。由于形势与政策课采用的是集中大班制授课方式, 多为几个班级临时集中在一起听课, 管理困难, 且考核以写思想汇报为主, 平时综合考核为辅的方式, 不能有效反映教学质量。 (4) 教学内容实效性差, 缺少针对性。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政策性、实效性和针对性很强的课程, 这就决定了该课程的内容应该及时更新, 然而由于学校不够重视, 教师不够专业化, 使得形势与政策课缺少针对性、实效性, 尤其是医学生关心的和医疗相关的政策、事件。 (5) 医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认识模糊, 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医学生比其他多数专业学生多一年的学习期, 因此学习负担较重, 且由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 使得每位学生都能实时接触到最新的新闻事件, 从而认为听教师上课没有必要, 倒不如花费时间去学习专业课, 掌握医学专业技术。

3 提高医学院校形势与政策课质量的主要对策

3.1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医学院校要开展形式新颖、实效性更强、内容更具针对性、具有医学院校特色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就必须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采用固定成员和非固定成员组合的方式, 对授课教师定期组织培训, 制订教学计划, 收集教学资料, 增加形势与政策课科研课题研究。在实际操作中, 针对一些医疗政策、医疗事故等医学生比较关心的内容, 可以聘请医疗卫生部门等专业从事政策研究、医疗事故观察及调解的人员来讲授, 使课程更具针对性、专业性。

3.2 精选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 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的针对性

第一, 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的针对性。形势与政策课是以重点分析的方式讲述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或者具有标志性的事物来阐述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 但由于课程内容范围较广, 课时有限, 因此各个学校只能根据自身院校的特点选取学生更加关心、关注或者和学生专业密切相关的内容进行讲授。对于医学院校而言, 在选取国际国内热点新闻事件的同时, 要注重选取和医疗政策、医疗事件密切相关的国际国内新闻作为重点讲述。第二, 增加社会热点内容。在校大学生思维活跃, 接受新事物快, 容易受到社会思潮的误导, 因此, 针对医学在校大学生, 应增加社会热点内容, 使医学生及时了解医疗动态。

3.3 创新形势与政策课授课方式, 增强课程吸引力和感染力

授课教师必须深入研究医学生的心理特点, 了解他们的兴趣, 采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 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比如, 在授课形式上, 可以将参观博物馆、烈士陵园、工矿企业和参加军训、社团活动、医院见习等结合起来, 弥补课堂教学模式单一的不足。此外, 还可以将形势与政策课与“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结合在一起, 使学生在实践中接受教育;同时还要积极探索形势与政策课的网络教育模式, 拓展教育载体, 搭建实践育人平台[4]。

3.4 改革形势与政策课考核方式,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自主性

自主性学习是提高学习效率的有效途径。在形势与政策课考核体系中, 除了课中和课外考核外, 还要通过让学生自主搜集资料、整理热点新闻、试讲、论文答辩、社会调查等方式进行考核, 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此外, 还要增加对教师授课形式和内容的考核, 学校建立督导组对教师进行抽查, 定期组织相关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听优秀教师讲课, 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授课能力, 并建立相应的激励奖惩制度。

医学院校和其他类型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相比而言, 有其共性也有其特殊性, 医学院校的学生专业课程任务负担更重, 且医学生更加关注和医疗政策、医疗事件相关的时事热点。因此, 医学院校在开展形势与政策课时应设置更具政策性、实效性、针对性、具有医学院校特色的形势与政策课程内容, 从而实现医学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的两大使命, 即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构建和谐医疗环境。总之, 只有在牢牢把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工作的政策性、实效性、针对性的特点和医学院校学生心理特性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和改革形势与政策课的授课形式和考核体系, 才能使医学院校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工作取得良好的效果, 才能激发医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其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出优秀的医学人才[5]。

摘要：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政策性、针对性、实效性很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目前, 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存在管理松散、教学和考核方式单一、学生认知不清等问题。在医患关系紧张的今天, 开展形式新颖、实效性更强、内容更具针对性、师资更加专业化、具有医学院校特色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成为一种迫切的需求。

关键词：医学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问题

参考文献

[1]李静.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研究[D].北京:北方工业大学, 2013.

[2]王羚又.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难点与对策[J].教育与职业, 2013 (36) :122-123.

[3]高术刚, 叶红.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现状及对策[J].教育与职业, 2012 (30) :141-142.

[4]朱军, 刘德胜.增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实效性研究[J].现代教育科学, 2014 (2) :160-162.

形势与政策朝核问题篇8

关键词:社会热点;互联网;《形势与政策》课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2—0190—02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指出,《形势与政策》课要“研究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密切关注国内外大事,及时准确把握动态,不断增强教育教学的敏锐性和时效性。”[1] 大学生普遍对热点问题高度关注,为我们提高教育教学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切入点;热点问题对大学生的成长影响重大,又对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网络成为大学生认识热点问题的主要渠道

据笔者对任教的几个班级学生的调查,笔者所在学校每个学生宿舍都有电脑,甚至是人手一台,学生公寓都已经接入互联网。其他高校的情况,估计也相类似。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生们主要靠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了解社会新闻的情况不同,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在校大学生了解社会、认识社会热点的主要渠道。《形势与政策》课要做好社会热点问题教育,首先要认识互联网传播社会热点的特点。

互联网(主要指校园网以外的“公网”)对社会热点的报道,有以下特点:

1.时效性强。某一社会问题成为社会热点,要经历一个矛盾由平衡发展到不平衡,由常态发展到非常态的过程。即矛盾不斷积累、逐渐激化直至爆发的过程。与这一社会问题发展的完整过程相比,大多数媒体通常只在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热点后才关注。而此时关注的焦点则是该社会热点的最新发展(这也是人们最关注的),多数媒体没有或难以作深入的历史剖析。当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后,媒体也就失去了兴趣,即使这一社会问题并未获得解决。大多数媒体对社会热点的报道是不完整的。

2.内容缺失。在去年引起大学生广泛关注的西方媒体对西藏“3·14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事件的报道中,国内互联网对外国媒体如何歪曲中国报道较多,为何如此报道中国分析得少;对外国政要、名人谈论中国的言论报道的多,普通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介绍的少;对西方人的傲慢无知报道的多,对为何如此的文化因素分析得少;对达赖集团的藏独活动报道较多,普通外国人对西藏的认识介绍的少。互联网对热点问题的分析缺乏深度,报道内容存在片面性,必然影响大学生对热点问题的认识。

3.面向普通大众。在我国,媒体依受众不同而分化的发育程度还不高。大多数社会热点问题通常也是政治问题,网络等媒体在报道有关热点问题时,基本都是以人民网(日报)、新华网(社)等国家权威媒体的报道做依据。而这些权威媒体主要还是面向我国的普通大众的。尽管现阶段我国的网民与全体国民相比,素质是相对较高的。在千千万万的网民中,包括大学生在内的青年人又是其中最大的群体。但仍然可以肯定的是,主流媒体有关社会热点的报道、分析与大学生群体的要求仍然是有差距的。而且,在大学生之间,如文科与理科、重点大学和普通院校之间的差别也不可能用同样的东西去说服、教育他们。

4.隐秘性和互动性。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基本是单向传播,传播者或“把关人”可以对传播的信息进行有效控制。网络传播与之不同的突出特点,就是具有隐秘性和互动性。每个上网者,随时随地都可以与不知住所、职业、年龄、阶层、信仰的陌生人开展讨论,甚至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尽管也有网络管理员采用删贴,封IP等措施进行管理,但其效果根本无法与传统媒体相比。在一些知名论坛上,围绕某些热点问题的讨论非常活跃,在很短的时间里,跟贴就成百上千。其中良莠不齐,有的还表现得比较偏激。大学生参与其中,思想必然受到影响。热点问题教育面临比以往更复杂的局面。

二、改进网络环境下热点问题教育的对策

在互联网成为大学生认识社会热点的主要渠道的情况下,如何改进《形势与政策》课的热点问题教学,增强教学效果,笔者提出以下浅见:

1.还原历史,构筑背景。如前所述,由于互联网对热点问题的报道具有强烈时效性,因而往往难以避免表面性、片面性等缺陷。在《形势与政策》课讲授热点问题时,应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使大学生对热点问题形成全面、准确的认识。笔者认为,教师在讲授热点问题时,应着重向学生提供以下材料:一是有关热点问题的发展历史。热点问题有其发展历史,不了解历史,就不可能对现实有正确认识。必须让学生了解热点问题发展的完整脉络,认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各种联系。二是典型事件、材料数据等客观事实。网络传播的信息,出现失真、扭曲的几率比传统媒体大得多,还有人故意发布虚假的信息。厘清某些典型事件的事实,提供权威精确的数据,能够让学生对热点问题的认识更准确,也为说服教育奠定坚实的基础。三是与热点问题有关的一定的文化、社会背景等。如这次涉藏事件,很多同学就不理解:为什么我国政府多年来投入巨大的人财物力,使西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却得不到外国普通民众的理解?而达赖这样一个封建农奴主的总代表,却有那么多人相信他的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西方媒体几十年有意扭曲的宣传影响下,西方普通民众已经形成西藏是圣洁的香格里拉的文化积淀,这种状况短时间内还难以打破。四是理解、认识有关热点问题的理论、学说、政策等。热点问题大多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但要认识这些问题的成因,理解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往往需要具备一些相关的、有可能是专业的理论知识。如分析经济热点问题,可能就需要对学生介绍相关的经济学理论。

2.让专家讲,像专家讲。相对于普通人,专家对有关热点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他们既掌握热点问题的历史,又熟悉其现状,对其发展趋势也能做出有理有据的预测;他们既掌握热点问题的全貌,又熟悉其中的细节。他们分析到位,见解深刻,解说生动,能在短时间内使人们对热点问题留下深刻印象。高校思政课教师听有关专家的讲授也是受益匪浅[2]。甚至听完后再作“二道贩子”对学生讲,效果也明显提高。有条件时,应该尽量请有关专家来作报告。但专家之为专家正在于其专注于其专业,给大学生做报告只能偶一为之。除少数重点大学外,大多数高校难以请到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来作报告。在此情况下,就要本着“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的精神,发挥教师团队协作的作用。由于热点问题具有强烈的时效性,专业性,绝大多数教师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出很好的讲稿。尤其是面对某些突发性的热点问题,单个教师相对于学生的优势可能不明显,甚至没有。但如果以教研组的形式进行集体备课,分工合作,则有可能组合成一个“专家”,拿出相对较好的教案。

3.摸清思想,善于引导。大学生从网上认识社会热点,而网上对热点问题的观点又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能还非常尖锐、偏激。教师如果只是根据教学大纲或有关文件来备课,就不可能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教师在讲授热点问题前,可以通过上网浏览、问卷调查、小型座谈会、个别谈话等形式,了解学生中可能存在的多种观点,并进行认真分析。如果教师对学生的思想掌握不够,准备不足,课堂上就难免被动。教师在讲授时,既要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又要注意引导的方法。要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观点,教师对每一种观点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课堂讨论通常受到大学生的欢迎,教师要善于引导。课堂上不能解决问题,还可以通过课外的交流,最后引导学生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教师居高临下地肯定某种观点、看法正确或不正确,并不能让学生真正信服,必然达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4.走出虚拟,参与实践。大学生相对于社会上的其他群体而言,他们目光敏锐,情感丰富,思维活跃,摄取信息能力较强。但缺乏实际生活经验,世界观和人生观还未定型。这使得他们对社会热点的看法容易受他人影响,遇事较易冲动,行为上容易出现偏差。人们对热点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多种多样的。面对网络的海量信息,阅历丰富的成年人有时都不容易对各种观点做出正确的判断,更何况身处大学校园的大学生?因此,在热点问题教学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些社会热点问题,如三农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如果只是在网络上,或课堂上进行讨论,可能不容易分辨对错,不容易说服学生。如果能够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进行社会实践,开展社会调查,让学生接触、访问处于热点中心的人们,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他们的所思所想,了解党和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就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近年来,各高校开展的大学生“三下乡”、“青年志愿者”等活动就是较好的实践形式。

5.认识网络,利用网络。在网络日渐普及,成为大学生了解、认识社会热点主要渠道的今天,教师必须掌握必要的网络交流技术。从现状看,由于网络是新生事物,在网络技术的认识、利用方面,一些教师可能还比不上学生。还有一些教师认为,与学生进行网聊是浪费时间、各类论坛对热点问题的讨论质量不高等,不屑参与其中。胡锦涛和温家宝同志都把上网作为了解民情民意的重要手段,他们此举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许。我们要做好教育工作,首先要了解我们的教育对象,把握他们思想变化的脉络。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大学生们更愿意在网络上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因而正是我们了解大学生思想动态的一条重要而便捷的途径。通过网络与学生交流,往往比面对面谈心等最朴素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更直接、更准确。有些教师利用QQ、电子邮件、个人博客、校园网的BBS等与学生交流[3],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使交流变得更有效,取得了良好教育效果。廣大教师要积极运用互联网这一现代信息技术,丰富教育资源,创新教学方法,拓展教育空间。

参考文献:

[1]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Z].2004-11-17.

[2]刘敏.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内容定位与方法选择[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1):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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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形势与政策07-11

形势与政策--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