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

试论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精选7篇）

试论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 篇1

论文摘要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是犯罪的直接侵害对象，但是，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被害人权益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制的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刑事公诉中，国家并不能完全代表被害人的利益，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必须切实改善这种局面，赋予被害人与其法律地位相适应的权利和保护。

论文关键词刑事被害人 法律地位 权利保护

一、刑事被害人的条件

(一)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

要成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必须是所遭受的侵害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构成了犯罪，否则，就不是刑事诉讼的被害人。

(二)受到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

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有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受到间接影响的公民有时数量众多，如果让其参加诉讼，首先参与诉讼的标准难以把握，其次也不利于案件的及时审理。因此，刑事被害人必须是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公民，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

(三)享有刑事追诉权及其它诉讼权利

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后，可以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追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追诉过程中，被害人还有权行使一系列诉讼权利，如申请回避、申请抗诉等。

二、现行刑诉法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规定

现行刑诉法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有关规定：

1.对比1979年的刑诉法，在的新刑诉法中，对于刑事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已经赋予了其诉讼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2.在诉讼过程中，被害人有权申请回避，有权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对遭受到的物质损失，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3.对于符合条件的刑事自诉案件的被害人，有权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4.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被害人有权就案件情况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对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不服，被害人有权提出申诉或者直接向法院起诉，将公诉案件转为自诉案件。

5.对一审判决不服，被害人有权请求检察机关提起抗诉。

6.在判决生效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对生效判决提出申诉。

三、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不足

(一)被害人对案件的知情权受到诸多限制

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侵害对象，是最大受害者，本应对案件的进展过程有详细的了解，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的被害人对案件进展情况知道甚少，甚至一无所知。

(二)被害人没有上诉权

刑诉法规定：被告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有权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但被害人却并未被赋予上诉权利，而是规定被害人有权要求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一般会持着谨慎态度，如果案件不涉及重大权益，不会轻易抗诉，致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满足。

(三)被害人未被赋予精神损害赔偿权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被害人有获得赔偿的权利，但是被害人只能就物质损害要求赔偿，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而在民事侵权行为中，受损害方尚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而犯罪行为比民事侵权行为性质、后果都更加严重，却不能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显然对于被害人来说极不公平合理。

(四)被害人的经济赔偿不到位

试论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 篇2

对于刑事被害人的概念, 学界尚无统一的界定标准, 对于应包括的范围也各有不同认识, 本文采纳的被害人概念是:被害人是指合法权益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

二、我国被害人刑事诉讼中的诉讼权利的现状

1996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刑诉法》) 贯彻了既要以惩治犯罪为目标, 又要坚持保障人权的思想。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由诉讼参加人提升到了当事人, 并赋予了被害人以下诉讼权利:1、对犯罪的检举、控告权 (84条) , 2、申诉权和直接起诉权 (87条、145条) , 3、有权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 (32条、40条) , 4、申请回避权 (28条、29条) , 5、申请补充或重新鉴定的权利 (121条) , 6、参与法庭调查的权利, 7、知情权 (157条、167条) , 8、隐私受到保护的权利 (152条) 9、物质损失获得赔偿的权利 (77条) , 10、请求抗诉权 (182条) , 11、申诉权 (203条) 。

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很多权利, 但在权利保护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1、没有对被害人获得安全保护的权利作出具体规定, 出庭率过低。虽然《刑诉法》49条对安全保护有原则性的规定, 但没有对具体措施有所规定, 缺乏可操作性。被害人通常会因为害怕犯罪人的打击报复等原因往往不愿出庭。并且该条的规定更多的是倾向于对证人构成侵犯后的惩罚措施, 没有主动提前预防, 被害人其实是处于一种极度不安的状况。

2、被害人知情权存在漏洞。被害人对案件进展的程度在实践中几乎是不可知道的, 公安机关往往以为破案需要保密而不会告知被害人进展状况, 并且被害人对检察机关的控诉也一无所知。同样, 在执行阶段, 法律给予了罪犯可以获得监外执行、假释、减刑的机会, 而被害人对此却无任何发表意见的机会, 这有可能造成被害人再次受到伤害。

3、被害人隐私权保护不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对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不公开审判, 但是如果是对侦查起诉过程中及庭审中涉及的个人隐私问题的询问等则没有限制。

4、不能充分弥补被害人损失。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物质损失请求权, 对于精神请求权不予支持, 而损害途径只能通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来获得救济。附带民事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刑事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但同时也存在很大问题, 比如诉讼时效问题和执行问题。

三、被害人刑事诉讼权利保护体系的构建

现代刑事诉讼以尊重个体权利为核心, 以弘扬诉讼参与者尤其是各利益相关者的主体性为旨趣。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发展的趋势。而无论是立法方面还是司法方面, 我国对被害人的保护都存在着严重缺失。

(一) 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完善

1、获得安全保障的权利。

我国证人出庭和被害人出庭率很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没有系统的证人和被害人保护体系, 被害人担心出庭之后遭受打击报复而回避出庭。应该建立完善的证人被害人保护体系, 对被害人进行人生保护, 在开庭期间, 尽量避免跟犯罪嫌疑人的接触的可能性, 防止犯罪人对被害人形成的心理压迫。我国可以参照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 形成被害人保护的完整体系, 从侦查阶段到庭审到执行阶段, 根据不同情况, 对被害人予以有效的保护, 防止被害人再度遭受侵害。

2、切实落实知情权, 加强被害人意见的听取和重视。

在案件侦查审查起诉阶段, 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应对被害人进行案件进行程度的告知。在案件移送法院审查起诉后, 法院应当制作被害人权利告知书, 告知被害人起诉的诉状及被告人的抗辩, 并且告知被害人享有的各项权利。同时, 公检法三机关在不同阶段, 都应当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 予以正式的考虑, 并且法律应赋予被害人一定的建议权, 使得被害人的话语权有法可依, 保障被害人意见得到听取和重视。

3、加强对被害人损失的赔偿。

应当立法确立被告人财产诉前保全制度, 防止被告人转移财产。同时加强民事判决执行力度, 改革执行立法, 可以规定被告人近亲属等的辅助赔偿义务等, 保障被害人拿到的不再是一纸空文。应扩大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权范围, 增加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使得被害人能够充分得到损害补偿。

4、充分保障被害人的隐私权。

应对司法人员进行培训, 强化尊重被害人的隐私权及其他人格权。对于在侦查起诉庭审各阶段, 涉及被害人隐私权的问题, 应分清场合, 尽量保护被害人不受到伤害, 涉及隐私权的问题不公开询问, 禁止反复询问等程序性的规定, 切实落实被害人隐私权的保护。

(二) 被害人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往往靠被告人的赔偿是不能充分弥补的, 司法实践中, 有很多犯罪人根本没有可执行财产, 犯罪人被依法执行判决进入监狱服刑, 而被害人根本没有渠道去获取赔偿, 所以应当建立一个健全完善的被害人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一个系统的综合的工程, 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配合协调。首先应当建立被害人服务机构, 对被害人的援助应当由固定的机构或组织来实施。其次对被害人提供经济援助, 尤其是弱势的社会群体。可通过保险赔偿、社会捐助、应急贷款等途径对被害人给予适当的经济援助, 帮助其渡过难关。最后, 应对被害人提供心理辅导, 帮助被害人尽快平复情绪, 修补伤害而回归正常的生活状态, 减少犯罪侵害的进一步扩大。

(三) 对特定被害人的特殊保护

这里主要是指对未成年被害人和性侵害受害人的特殊保护。由于案件的特殊性和被害人本身的特殊性, 这类被害人往往心理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侵害。在犯罪发生后造成的心理创伤也比一般人要严重, 所以在被害人保护体系中, 应当特别强调对特定被害人的保护, 并且鉴于其特殊性, 给予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有力的保护措施。

摘要：传统的刑法是以犯罪人和国家为中心的, 对被害人权益未给予充分重视。刑事诉讼法同样也忽略了对被害人权益的问题, 使得被害人在遭受侵害后无法很好的获取应有的保护。本文着重探讨了被害人的概念及被害人保护的意义, 我国被害人保护的现状及缺陷, 并对被害人保护体系的构建提出建议。

关键词：被害人,诉讼权利,被害人保护

参考文献

[1]陈永革主编, 刑事诉讼法学[M],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浅谈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 篇3

关键词：诉讼权利；被害人；权利

在刑事诉讼中，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正义的天平得以平衡的保障。然而，目前来看，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维护刑事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一直是人权活动的方向标，而对于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则缺失关注。在当前形势下，我国立法、司法对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的缺憾也日益彰显，如何保障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就成为维护刑事司法公正的重要一环。

一、刑事被害人概述

被害人，亦称被害者、受害者，其词源为拉丁文中的，原义是古代社会宗教仪式上向神供奉的祭祀品。当时，这一术语仅指被杀后供于祈祷仪式上的人和物。后来，被害人一词的含义不断演化，逐渐引申为因各种原因而遭受伤害、损失或困苦的个人或组织等。对于刑事诉讼被害人的概念，许多学界从不同角度的对其进行定義，但其基本内涵都是一致的，认为被害人是合法权益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是指其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直接遭受犯罪侵害的人。”这个“被害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但本文所探讨的被害人不包括有些学者主张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被害人。同时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既应保护其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和财产权等实体权利，还应保障其在诉讼程序中的程序公正。

二、我国当前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缺失

1.未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上诉权是当事人当然的诉讼权利，是被害人诉讼当事人地位的重要标志，不可以任何理由加以限制或剥夺。”但是，我国现行刑诉法仅赋予公诉案件的被害人有申请抗诉权。相反，法律非但不限制被告人的上诉权，还赋予被告人“上诉不加刑”的法律原则予以保护。笔者认为，此种立法设计没有公正对待刑事被害人和被告人，也背离了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初衷。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是当代人权保障的两个方面，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全面的、不正确的，申请抗诉权并不必然导致第二审程序的启动，不利于维护个人利益。

2.未对被害人获得国家补偿做出规定

我国法律没有确立对刑事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的制度。司法实践中，由于被告人被判处徒刑、没有赔偿能力等，导致被害人得到很少的补偿甚至无法得到补偿。要是案件不能及时破获，犯罪嫌疑人根本就不能到案，被害人的损失更是无从要求。在司法实务中，有些地方政府、被害人单位或者某些援助团体会对无法得到赔偿而造成生活极为困难的刑事被害人给予适当补偿、救济，这些做法无疑对解决被害人实际困难和平衡其心理具有积极的作用，但这些做法只是出于有关单位、团体对被害人的同情与怜悯，并没有上升到义务的高度，而且也并不普及。总体而言被害人的补偿权未获得法律与制度的完全保障。

3.未赋予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根据《刑法》第36条、《刑事诉讼法》第77条以及《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结束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可见，立法上明确将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排除在外。这导致实践中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精神损害得不到相应的赔偿。

4.对被害人免受二次侵害缺乏相应规定

所谓第二次被害是指被害人遭受罪犯的侵害后，由于社会的歧视、忽视以及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因为不当刑事司法行为所遭受的侵害。对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不幸遭遇，人类应保有基本的同情心和怜悯之情，否则会让人怀疑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代是否精神文明也同步发展。因此，“我们不仅要在诉讼结束后继续关心被害人，更应保障其在诉讼过程中的诉讼权利，保护其免受二次侵害。”

5.对诉讼代理人及法律援助的规定缺乏可操作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刑事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刑事诉讼，但也仅规定了诉讼代理人的范围，对诉讼代理人的权限、责任等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0条的规定，被害人要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才可以聘请律师，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得不到律师的帮助。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的法律援助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较为完善的体系。然而，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问题被立法者所忽略。“同样是诉讼当事人，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在权限范围上不对等、不平衡，这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

三、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机制

1.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

在刑事公诉案件中，对一审法院的裁判结果是否满意，是公诉机关和被告人说了算的。这种否认刑事被害人享有上诉权的规定，既无法体现程序的公正性，也不符合诉讼救济的理念。笔者认为，被害人的上诉权是其天然权利，且赋予被害人的上诉权是国际通例；被害人没有上诉权，那么被害人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就处于不对等。其次，虽然法律规定被害人有申请抗诉权，但是否向上级法院提起抗诉是由检察机关自己决定的。司法实践中，公诉人员不可能具有同被害人一样的对犯罪过程的感知和对犯罪后果的感受，因此被害人的主张就不一定能得到实现。故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有利于弥补人民检察院抗诉工作的不足，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正如陈瑞华教授所说：“凡当事人就应充分参诉，而充分参诉的最主要保障是程序参与者可通过上诉或申诉获得在就同一案件复审程序中富有意义地参与的机会。”

2.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设立了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自1963年起，加拿大、美国、英格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州，陆续开始对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我国也应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在补偿对象上应为被害人本人或因被害人死亡或身心残疾的被害人的配偶、父母、子女；补偿条件应为及时报案并于公安司法机关积极合作，且对其自身被害不负责任或责任很小，而又无法从犯罪分子或其他途径获得赔偿的刑事被害人；在补偿方式上可采取一次性或分期补偿，应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对于补偿金额的确定，笔者认为应坚持“补偿”原则，即补偿以赔偿差额（法院判决金额中除去已赔偿部分）；关于赔偿的程序和受理、决定机关，笔者以为可以完全授权于审理案件的法院，使判决和补偿一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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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对犯罪人判处刑事处罚，是犯罪行为的必然结果，也是刑法功能的体现，它可以安抚受害人精神，但不能替代对受害人的精神赔偿，而且有时对犯罪分子的处罚甚至不能起到安抚受害人的作用。我国应允许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这不仅有利于调解社会矛盾，使被害人获得一定的物资赔偿，获得客观公正的心理慰藉，以减少或避免被害人的报复或过激行为的发生；而且还可以使被告人在受到刑罚处罚的同时，也承担一定的物资损失，有利于其吸取教训、防止再犯，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

4.加强保护被害人的隐私

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加强保护被害人的隐私，其主要意义是避免被害人二次受害。在有些犯罪事件中，被害人所受到的侵害涉及个人隐私，名誉受到损害，在以后的生活中对自己和近亲属造成不良影响。为此，应当在刑事诉讼法、刑法中增加保护被害人形象和尊严的程序条款和侵犯该权利的罪名。在侦查阶段中，侦查人员有义务在对被害人进行询问、检查、搜查时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防止被害人第二次被害。在审判阶段于公开的法庭上询问被害人时，法院有义务保护被害人的隐私，必要时要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被害人因面对被告人作证或回忆被害经过而再度被害。

5.完善被害人诉讼代理及法律援助制度

为确保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有效地参与诉讼，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从而使被害人能与公诉机关进行有效地配合与制约。为此，有的学者提出，当律师担任代理人参加刑事诉讼时，除具有来自委托人的权利外，还应享有一些固定权利，包括：①查阅、摘抄、复制有关案卷材料权；②收集证据材料权；③申请司法机关收集、调取证据材料权以及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权；④向司法机关了解案情权；⑤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代理律师也应有权会见被控告人，以获取更多对己方有利的信息；⑥在审查起诉阶段，向公诉机关提出意见的权利；⑦出席法庭审理的权利；⑧庭审中的发问与辩论权；⑨庭审中发表意见和异议的权利；⑩依法拒绝代理的权利。同时，法律缺失对被害人法律援助的规定，无法体现诉讼權利的平等性，为此，我国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将所有遭受人身伤害的被害人和部分财产损失的被害人都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申请法律援助应书面提出，如果书面提出确有困难的，可口头提出由承办人代写。

四、结束语

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衡量我国人权保护水平和司法公正顺利实现的重要指标。作为当事人，法律地位都应得到尊重，享有对等的权利，刑事诉讼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要进一步完善，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我国的司法公正、司法进程才能不断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5页

[2]叶淑香著：《浅谈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上的立法不足》，载《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3]王新兵、鲍锦华、张健：《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的缺陷及完善》，载《中国法院网》2004年11月

[4]周顺宝：《被害人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载《中国法院网》2004年4月

[5]柯葛壮主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制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6]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7]任留存：《浅析被害人权利保障》，载《tom网》2005年10月25日

[8]翁生荣孔园园：《我国刑事领域精神损害赔偿的研究》，载《中国法院网》2009年12月2日

[9]刘计划：《加强被害人保护可从七方面着手》，载《正义网》2006年5月30日

作者简介：

黄建森，男，汉族，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研究方向：民法学、司法制度。

试析自诉案件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篇4

论文摘要刑事诉讼设立自诉案件的目的，在于体现被害人对追溯犯罪的意志，以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由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在自诉程序中负担着沉重的证明责任，加上自身又缺乏较强的刑事诉讼能力，因此，要真正的实现自诉程序的立法意图，在刑事自诉程序中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将通过对自诉程序中被害人权利状况的现实分析，进而提出一些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措施。

论文关键词自诉程序 被害人 权利保护

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但是，人权的保障不仅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作为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也需要得到保障，否则，被害人将在诉讼程序中遭受第二次伤害。

一、自诉案件被害人的地位

所谓自诉案件是指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的案件。在刑事自诉案件中，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是自诉人，自诉人是法律规定的自诉案件中特有的当事人，其地位相当于原告。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告诉，符合法律规定自诉案件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据此开启自诉案件的程序。

被害人在自诉案件中地位较为复杂，一方面作为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主体，享有刑事案件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如控告权、申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权利、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等。另一方面，又作为自诉案件的控告者，具有原告的地位，承担着刑事控诉的职责。在自诉案件中，自诉人享有起诉权的同时，又承担着举证责任，其应当对自己的主张和请求提供证据证明。否则，人民法院将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自诉人将面临败诉的风险。

二、自诉案件中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状况

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行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犯罪追诉机制，即在对刑事犯罪实行国家追诉的同时，兼采被害人追诉主义。我国实行该种追诉机制的目的在于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护被害人等个人的合法权益。

但事实上，我们对自诉存在认识上的偏差。立法之所以设立自诉程序，是考虑到若所有案件都纳入到公诉程序，对被害人来说未必是有利的，未必如其所愿，所以拿出一些案件走自诉程序。但这种考虑是不科学的、不全面的，因为自诉程序表面上赋予被害人发动、影响、终结诉讼的权利，但由于自诉案件的证明责任需由自诉人自己承担，导致该种承担使得以上自诉人享有的权利皆化为乌有。下面简要分析自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现状。

1、自诉案件中被害人起诉权的行使问题。根据自诉案件的特征和法律的有关规定，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但是，起诉的条件之一便是有明确的被告人。如果不能提出明确的被告人或者被告人下落不明的，法院将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裁定驳回自诉。我们知道，自诉案件有三种情形，对于第一种情形即告诉才处理的情形，由于被害人与被告人有着某种特殊关系，如虐待案件，被告人只能是特定主体，因此被害人对于被告人的身份是明知的或是确定的。但对于第二类、第三类自诉案件，被害人可能并不认识被告人，此时要求被害人在提起自诉的时候要有明确的被告人，对于被害人来说是苛刻的，也是不公平的。

2.自诉案件被害人的证明责任问题。根据法律规定，被害人在提起自诉案件时，应当向法院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犯有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证据。同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害人同样应承担证明责任。而在自诉案件中，自诉人可能根本无法完成收集证明自己受侵害事实的证据的任务，他们即使知道侵害人是谁，也根本无权对其采取任何像公诉机关那样有权采取的措施，致使在控诉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特别是公诉转自诉案件，其立法原意本事解决实践中百姓告状无门，强化对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执法的监督和制约。但是，依照现有规定，被害人对这种案件提起自诉后很难通过法院的立案审查。因为现行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都要求被害人在提起自诉时要提供能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但由于这类案件的性质本身是公诉案件，相关证据材料主要掌握在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手里，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时，手中通常并没有也很难有相对充足的证据，要通过法院的立案审查自然就较为困难，而且，依据行《刑事诉讼法》第176条、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95条、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则》第30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手受理自诉案件以后才可以向公安机关或检察院调去有关证据材料，在受理以前不能调取。如此一来，对于这种案件，被害人很难通过自诉程序寻求救济，立法的初衷也难以实现。

不仅如此，由于被害人在自诉案件程序中，仅承担控诉职能，而不能像公安机关、检察院那样享有决定和实施强制措施的权利，享有调查取证的权利，以及其他追溯犯罪所必要的权利，而且，大部分被害人经济生活困难，无力承担取证费用。无钱支付调查、鉴定、代理人等的费用，导致难以胜诉。因此，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确实不甚合理。

3.自诉案件被害人的法律帮助权问题。根据法律的规定，自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代理人。我们知道，在符合特定情形下，公、检、法三机关有义务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辩护，同时，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也明确和扩大了辩护人的权利，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但可惜的是，法律对于被害人的法律帮助权没有作出类似的规定。而且，被害人大部分都是较为弱势的.群体，缺乏法律知识和素养，在自诉程序中，承受来自被告人的威胁，面对日益合理完善的辩护制度，使得对被害人的法律帮助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三、自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完善

试论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 篇5

对抗性的增强是新刑诉法的一个突出特点

日本学者野田良之在研究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文化时，强调了中国诉讼文化的非对抗性，他将中国传统的刑事诉讼称为上诉或保护性诉讼模式，而将西方的诉讼模式称为竞争性诉讼模式〔1〕。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教授进一步将中国传统诉讼形态归纳为“父母官诉讼”〔2〕。 我国法文化学者梁治平先生也指出，对抗需建立在某种文化的共识之上，而维持整个社会的和谐，构成了中国古代法的出发点。〔3〕

家国传统与和谐精神，使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缺乏竞争和对抗的要素。正是由于这种传统，加上当时的“情境因素”，近现代中国的诉讼形式，虽采用了控辩审分离的近现代诉讼形式，但具体的道路，是倾向于欧洲大陆的诉讼形式，具有明显的“职权主义”即非对抗制特征，仍然缺乏对抗制因素。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两种基本的诉讼结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即对抗制与非对抗制，存在重要的差别。所谓职权主义的非对抗制模式，其特征是强调国家机关的职权作用，由侦查阶段主张国家具有单方面侦查权的侦查职权主义，到审判阶段由法官直接调查积极审判的法官职权主义，都显示出一种国家主义倾向。它强调国家机关正确解决社会冲突的职权和责任，要求这些机关依据其法律责任查明真相，最大限度的保护各种应当受到保护的社会利益。我国过去的刑事诉讼，从包大人打坐开封府问案，到按照1979年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审案，虽然由于时代不同在诉讼程序的技术性设置上有重要区别(如是否允许“大刑伺候”――刑讯取供)，却都是采取国家司法官员依职权主动审问的方式。在这种诉讼方式中，可能因社会的进步赋予被告人自行辩护或委托他人(如律师)辩护的权利，但在法官审问和推进诉讼的条件下，诉讼的对抗性较弱，因为法官掌握诉讼的命运，被告人原则上不能也不宜与法官对抗，而因法官在庭审时直接调查案件事实，也缺乏控辩双方进行诉讼对抗的充分条件。

另一种被称为当事人主义或对抗制模式，则是以控辩双方的诉讼对抗和法官的中立听证为审判结构的基本法理。其特点是将诉讼双方视为法律地位平等的.诉讼当事人，并以抗辩即诉讼对抗的方式推进诉讼，并从诉讼对抗中发现案件真实和妥当解决争讼。首先，从诉讼关系上看，在这种结构中，检察官已从法制的“守护人”的角色走下来，实际上成为代表国家执行犯罪控诉职能的一方当事人，并与另一方当事人――刑事被告及其辩护人形成一种法律地位平等、诉讼权利对等的相对关系。其次，从诉讼双方的任务和职能看，控诉方承担在法庭上对有罪指控进行举证的责任，辩护方则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极力进行辩护举证并抨击控诉方的立证，从而使诉讼抗辩成为庭审的基本内容。再次，从查明案情所采取的证据调查方式看，对案件事实的调查不再采用法官直接审问的方式，而是主要依靠控辩双方进行“交叉询问”――在证人出庭的情况下，由一方作主询问，另一方针对主询问再作询问，以图抵消主询问的作用，主询问与再询问可以循环多次。这就是抗辩式证据调查。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既有价值上的考虑，又有技术上的动因。前者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国原刑事诉讼结构存在对公民个体权益保护不足的弊端，因此应强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为他们创造行使这种权利的机会和条件。后者则是认为原诉讼结构以检察官移送的侦查案卷为审判的基础，而且法官在正式审判前将全面阅卷，对案件作实质性审查，这样既容易形成有罪认识的先入为主，又使法庭的公开审判流于形式，形成所谓的审判“走过场”。“走过场”即制度虚置，而人们普遍认为，法庭审判，是以公平和公开的方式寻求公正诉讼结局的最重要的制度设置。这次修改刑诉法采用了由控辩双方向法庭举证的所谓“控辩式”诉讼形式，也就是说，在法庭上，讯问被告、询问证人、出示物证、宣读鉴定结论等，都不再以法官为主进行，而主要由检察官和律师从事这些活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控诉和辩护双方可以相互辩驳(过去只能在法庭辩论阶段进行辩驳)虽然保留了法官调查证据的权利，但以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为庭审中查明案情的主要方式，已经大大加强了对抗制因素，检察官在庭审中有某种当事人化趋势。这实际意味着以弱化职权主义因素、强化对抗制因素为基本特征的诉讼结构的根本

试论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 篇6

1.1 美国。

在美国, 被害人具有证人的诉讼地位, 以证人身份参加诉讼。美国法律尽管没有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 但对被害人的权利进行了具体的规定。美国1990年制定了《被害人权利及损害恢复法》 (The Victims'Rights and Restitution Act of 1990) 。该法规定的被害人权利的内容有:a.有受到公平对待及被尊重人格及隐私的权利;b.有受到保护免被他人侵犯的权利;c.有得到有关法庭程序通知的权利;d.除了被害人在场旁听证人的证词可能影响该证词的真实性外, 被害人有在公开审判本案时到场的权利;e.就有关案件情况有向承办检察官咨询的权利;f.有恢复损害的权利;g.有得到判决结果的权利。此外, 在辩诉交易程序中, 许多检察官和法官在接受最后的辩诉交易之前, 通常要征求被害人的意见, 而且如果判决本身不是辩诉交易的一部分, 被害人在判决作出之前, 常常要么到法庭上向法官提出自己的看法, 要么可要求与正在准备量刑报告的缓刑官谈话, 以期影响缓刑官的判决推荐报告。1.2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 英国开始注重被害人利益的保护, 并按照审判前、审判阶段、审判后以及审判外四个层面, 分别赋予了被害人不同的权利。1.2.1在审判前的权利。第一, 获得有关信息的权利 (被害人的知悉权) 。第二, 参与作出起诉决定的权利。第三, 参与辩诉交易决定的权利。1.2.2在审判阶段享有的权利。第一, 提供被害人陈述的权利。第二, 避免第二次受害的权利。英国法律规定, 对于性犯罪中的被告人实行强制辩护制度, 即当被害人出庭接受盘问时, 被告人本人回避, 由其律师代行对被害人的盘问或者通过闭路电视回答问题。1.2.3在审判后的程序权利。英国1994年的缓刑法 (Probation Circular) 落实了1990年被害人法 (Victims'Charter) 有关被害人的权利, 即在准备提供释放罪犯的报告时, 将被害人及其家人的意见考虑进去。1994年, 英国内政部监狱负责人联系处 (Home Office Instruction to Governors) 建立了被害人帮助热线。1.2.4在审判外有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1995年, 英国通过了刑事损害补偿法, 同年12月12日, 英国国会通过了修正案, 1996年4月1日起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生效。该法就被害人获得补偿的范围、限制及有关程序作出了规定。

2 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被害人的地位和权利

2.1 法国。

法国实行刑事诉讼中的民事原告人制度, 赋予了被害人广泛的诉讼权利。在法国的刑事诉讼中, 被害人可以不受检察官的帮助, 甚至在与检察官意见相反的情况下启动公诉。根据法律规定, 被害人对于受犯罪侵害造成的损害可以在开庭前或者开庭期间向法庭提出要求被告人赔偿的请求, 从而成为民事当事人, 享有参与侦查、起诉、审判程序并提出独立诉讼主张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享有的诉讼权利有:a.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b.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c.通过审判长向证人提问的权利。d.上诉权。但只能就违警罪法院和轻罪法院判决的民事部分上诉, 对重罪法院的判决因是一审终审, 不能上诉。e.辩论权。f.被害人在诉讼中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对证人回答中需要澄清的问题, 在证人回答法官后, 申请审判长向证人提问。g.申请发问权。h.申请重新鉴定权。i.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如盗窃罪、诈骗罪的被害人符合刑事诉讼法典第703条第3款规定的条件的, 可以获得全部或者部分的赔偿。2.2德国。按照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被害人只在部分公诉案件中处于当事人地位。享有的诉讼权利主要有:a.提起自诉的权利。遭受刑法规定的部分犯罪侵害的人, 可以在无需上诉检察院而自行提起诉讼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责任。b.查阅案卷权。被害人作为起诉人可以通过律师查阅案卷。c.获得法律救济权。依照法律规定, 被害人在提起自诉的时候, 享有公诉程序检察官享有的法律救济诉讼活动权。d.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参加公诉的权利。凡是属于法律所规定的遭受特定犯罪侵害的被害人, 可以附带诉讼原告人的身份参与公诉。e.作为附带人参与诉讼的时候, 在法庭审判中享有在场权, 申请法官和鉴定人回避权, 向被告人、证人和鉴定人的发问权, 向青少年证人的提问权, 申请查证权以及对审判长命令的抗议权。f.获得救济费用救济权。被害人如果因为情况特殊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 可以申请诉讼费用救济, 用以聘请律师。对此, 法院可以按照法律规定, 给以指定律师。g.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h.知悉权。i.上诉权。j.获得国家赔偿权。遭受故意的暴力犯罪侵害的被害人可根据德国1985年颁布的暴力犯罪的被害人赔偿法获得有关赔偿。k.取回权。被害人对于被罪犯所夺取的财产或者对于行为人因为犯罪所失去的财产利益可以行使请求权的情况下, 国家不能将这些财产依照刑法规定予以收缴。

3 韩国、日本刑事被害人的权利和地位

韩国和日本的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犯罪被害人的地位。依照韩国刑诉法第294条2款规定, 法院在因犯罪由被害人提出申请的情况下, 应当把该案被害人视为证人讯问。根据日本的刑诉法第292条第2款之规定, 法院在因犯罪由被害人就有关被害的心情或者被告的事件向法院提出意见陈述的申请的时候, 应当通知其在公判期日陈述其意见。因此, 被害人在公判程序中主要享有意见陈述权或者事实陈述权。韩国和日本的刑事诉讼法在案件的起诉制度上采用国家追诉主义。 (韩刑诉法第246条, 日刑诉法第247条) 韩国和日本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被害人自诉制度。依照日本的刑诉法第262条规定, 对公务员、法官、检事、警察滥用职权而侵犯人权的案件 (如公务员职权滥用罪, 特别公务员职权滥用罪, 特别公务员滥用职权致死伤罪) , 其告诉人或告发人在不服检察官的不起诉处分的时候, 可以向该检察官所在地的法院请求把案件移交法院进行审判。将被害人的这种权利称为付审判请求权。此外, 日本的犯罪被害人还享有对强奸罪等亲告罪的告诉权以及检察审查会申请权 (检察审查会法第22条第2款) 、上级检察官的指挥监督权、发动申请权 (检察厅法第7条、10条、第14条) 等。韩国也对一些特殊的犯罪规定了与日本相似的“准起诉制度”。依照韩国刑诉法第260条第1款规定。对公务员、法官、检察官或者警察滥用职权侵犯人权的案件 (如职权滥用罪、不法逮捕罪、不法监禁罪、暴行罪、苛酷行为罪等) , 其告诉人或告发人在接到检事不起诉处分通知的时候, 可以向与该检事所辖的高等检察厅对应的高等法院申请裁定其应当与否。将被害人这种权利称为裁定申请权。此外, 韩国的犯罪被害人还享有对亲告罪的告诉权以及对检事不起诉处分的抗告权。 (检察厅法第10条)

4 中国刑事被害人的权利和地位

在我国,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列为诉讼当事人, 并且赋予其广泛的权利:a.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九条) b.申请回避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二十九条) c.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 d.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 e.报案、举报或控告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 f.请求立案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八十八条) g.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 h.对案件发表意见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一百五十七条) i.对不起诉决定申诉和另行起诉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 j.当庭陈述、发问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五条、一百五十六条) k.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 调取新的物证, 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 l.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的案件有向法院起诉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款) m.提请抗诉和申诉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二百零三条)

摘要：刑事被害人的地位与权利保护已成为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世界各国均采取了一定措施以保证被害人的利益, 旨在通过对中外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的比较, 为在我国建立系统的被害人补偿制度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诉讼权利

参考文献

[1]杨立新.关于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比较研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 (2) :4-7[1]杨立新.关于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比较研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 (2) :4-7

[2]姚健.西方国家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权利探究[J].河南社会科学, 2005, (5) :44-46[2]姚健.西方国家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权利探究[J].河南社会科学, 2005, (5) :44-46

[3]金昌俊.中韩日刑事法中保护犯罪被害人制度的比较[J].东疆学刊, 2003, (1) :104-107[3]金昌俊.中韩日刑事法中保护犯罪被害人制度的比较[J].东疆学刊, 2003, (1) :104-107

[4]谭广旭.论我国犯罪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3) :37-40[4]谭广旭.论我国犯罪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3) :37-40

[5]杨正方:刑事被害人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5]杨正方:刑事被害人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

试论宪法与被害人权利保护 篇7

一、各国被害人保护简要发展

刑事案件是当前社会矛盾的突出、集中表现, 刑事案件所引发的被害人上访、缠诉等问题更是对和谐社会的一定程度的破坏。被害人地位和权利, 在既有诉讼格局下, 处于一种被忽略的地位, 传统观念认为, 只要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就实现了法律的正义。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 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和教育, 确实实现了刑罚的使命和任务, 但是, 对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而言, 如果其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就难以体现法律的公正。

根据联合国《犯罪被害人人权宣言》, 犯罪被害人是指由违反联合国成员国的现行刑事法律的作为或不作为所造成的个人或整体受到伤害, 包括身心损害、感情痛苦、经济损失或基本权利等受到重大损害的人。刑事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人, 是最值得国家、社会和他人同情和帮助的个体, 是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核心内容之一。如果刑事程序忽略或是疏远被害人, 势必造成被害人, 甚至其他社会成员对司法制度失望, 对社会失去信心。

“二战”结束后,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引起广泛关注, 乃至于形成了波及世界各国的被害人保护运动。1963年, 新西兰率先为暴力犯罪的被害人设立了国家补偿制度, 首开被害人保护运动之先河。1964年, 英国也设立了犯罪伤害补偿委员会。1966年, 美国加州首先制定了有关暴力犯罪被害人的补偿法, 随后其他各州也陆续建立了类似的补偿机制。20世纪70年代, 美国设立了被害人救助项目, 帮助被害人获得关于案件及法律方面的信息, 更加有效地参与法庭审理活动。而为了被害人的经济求偿权, 英国也开始将犯罪人对被害人所作出赔偿的情况作为量刑的一个依据。短短几十年时间, 不仅英国、新西兰、美国、法国、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奥地利、芬兰、德国等欧美、大洋洲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了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 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制定了有关立法。截至2008年初, 亚洲有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 我国的香港和台湾等6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了有关被害人的立法。欧盟还制定了一个强制性的标准, 要求欧盟每一个成员国政府提供:1、为被害人的基本服务;2、被害人补偿和调解制度;3、给被害人一定的法律援助, 并且强制每—个成员国政府就进展情况作出报告。

随着被害人保护理念和实践的发展, 联合国、其他区域性国际组织及有关国家和地区正在加强这方面的探索, 而且取得了实际性的效果。1985年11月, 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犯罪被害人人权宣言》 (又称为《为犯罪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 , 宣言规定, 当无法从罪犯或者其他来源得到充分的补偿时, 会员国应设法向被害人等提供金钱上的补偿。此宣言之后, 国际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

在关于保护被害人权利保护立法的讨论中, 我们注意到, 被害人保护不应仅仅是刑事诉讼法的使命,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国家司法权力的配置方面和在诉讼当事人的权益保障方面, 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有着共同的功能。所以有学者称刑事诉讼法就是彰显权力限制和利益保障的小宪法, 是实践中的宪法。我们可以发现, 无论是刑事诉讼的一些基本规则, 还是一些基本制度都能在宪法中找到相应的规定, 所以, 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绝非一个单纯的刑事诉讼法的问题, 如果把被害人权利保护上升到宪法规范层面的话, 显然能够更好地解决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

二、被害人权利保护宪法化趋势

犯罪被害人权利的宪法化始于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 被害人团体即尝试修改美国联邦宪法, 以便要求联邦和州政府更为有效地保障被害人权利。1982年, 美国就成立了“关于犯罪被害人的总统特别委员会”, 该委员会于同年发表了《美国宪法第6条修正的改正提案》, 提出了应该在宪法的规定被告人权利的第6条中增加规定犯罪被害人的权利。1996年6月25日,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 以保障被害人得到公平、正直和尊重的对待。2002年4月6日, 布什总统表明其支持通过一项旨在保障暴力犯罪被害人的宪法修正案。但是, 这些修正案因诸多因素而未被通过。

美国被害人团体在推动州宪法修改方面成果突出, 1982年加州通过修改州宪法成为美国第一个通过《被害人权利法案》 (Victims`s Bill of Rights) 的州, 至1999年共计有45个州通过了不同版本的被害人权利法案。例如, 威斯康星州宪法第1条第9 (m) 项规定了犯罪被害人的权利: (1) 尊重联邦和州法律所确定的犯罪被害人的公正、尊严和隐私; (2) 保障国家依法给予被害人的以下权利和保护: (1) 案件的迅速处理; (2) 除法院为保证被告人接受公正裁判的权利而认为被害人有退庭必要的以外, 应给予被害人出庭的机会; (3) 在刑事程序的始终, 接受防止被告人报复的保护; (4) 接受关于案件审理程序的情报提供; (5) 向检察官陈述意见的机会的提供; (6) 有关案件的裁判、赔偿命令、损失补偿的意见陈述机会的给予; (7) 接受对被告人的判决以及释放的情报的提供。

韩国1987年10月29日宪法修改时, 增加了关于犯罪被害人救助请求权的规定。 (《韩国宪法》第30条规定:“ (国家的救护) 因他人的犯罪行为而危及生命或身体的国民, 可依法受国家救护) 。俄罗斯宪法也有类似对于被害人保护的条款。 (《俄罗斯宪法》第52条规定:“犯罪和滥用职权的受害者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国家保证受害者诉诸于司法活动并得到受害赔偿”) 。

总的来说, 在一国宪法中直接规定犯罪被害人权利的例子还不多见, 在国家宪法中规定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体现了对犯罪被害人保护问题的高度关注。

三、被害人和被告人宪法权利之比较

一直以来, 宪法都被称为“被告人权利的大宪章”, 各国宪法由于直接规定了许多刑事被告人的基本程序权利而成为刑事诉讼最为重要的法渊, 以被告人基本权利为纽带而形成的宪法性刑事诉讼也由此成为宪法学界和刑事诉讼法学界最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1]把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联系在一起的除了这种“母子”法关系、即根本法和部门法关系外, 随着比较法学研究的深入, 近年来人们对刑事诉讼法与宪法的关系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 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最容易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侵害, 而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则为宪法性权利的维护提供了法律保障。反过来, 宪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权利又为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最终的法律基础。刑事诉讼法与宪法具有如此紧密的联系, 以至于被一些学者形象地称为“国家基本法之测震器”、“应用之宪法”、“宪法之施行法”。[2]如一些西方国家的宪法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很多权利规定为宪法性权利。例如, 美国联邦宪法前10条修正案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权利法案”) 就将十余项被告人权利上升为宪法性权利。

放眼世界, 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被害人权利和地位的国家确实不多见。这也反映了被告人权利的宪法保护高度成熟和被害人权利宪法保护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 不能说宪法规定的少, 被害人权利就不重要。被告人宪法权利之多, 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被害人权利入宪的努力大有作为。随着世界上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的日益高涨, 被害人权利宪法化的问题正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四、中国被害人权利保护应该入宪

为了更有效地保护被害人权利, 笔者建议, 被害人权利保护应当写入宪法, 把被害人权利保护上升为宪法性规范, 这样才能够更有效地实现被害人权利保护。2004年3月14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 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 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也必将对我国刑事政策的未来走向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人权入宪为我国的刑事政策的未来走向确定了方向, 它必然要求刑事法律适应刑事政策转变的需要, 把一些为刑事司法领域保障人权所必需的原则和精神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 同时, 修改现行刑事法律中一些不符合人权保障原则规定。笔者以为, 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出发, 当前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问题, 亟须纳入宪法关注的视野, 把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上升到宪法规范的高度, 既而通过《刑事被害人保护法》单行立法, 再结合刑事诉讼相关法律的修订, 形成一个完善的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体系。

完善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是源于法治和人权保护的现实需求, 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不足, 意味着法治的欠缺和人权保护的不足。为了重视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把其上升到用宪法规范来保护, 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同时, 从世界范围看, 被害人保护已经超越了刑事诉讼的范围, 兼有社会法的特征, 这就要求其相关立法必须有宪法上的依据。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 是国际人权公约的现实要求;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 是我国“人权入宪”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 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尽早将被害人权利保护入宪, 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卡佩莱蒂教授所言:“事实上, 将特定的权利和保障载入国际文件和宪法文件, 其主要目的之一在于, 这些文件对公民、法院具有教育上的影响, 对公民而言, 公民可以得知这些权利如此的基本, 如此的重要;对于法院而言, 必须强化保护这些价值准则的审判工作”。[3]被害人权利宪法化意义 (下转第133页) (上接第105页) 的一方面在于确认和保障被害人的基本权利, 同时向全社会尤其是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宣告被害人权利的重要性。

尽管被害人权利入宪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宪法中增列被害人权利就万事大吉, 在将被害人权利保护上升到宪法规范的同时, 我们仍应清醒地意识到被害人保护的多层次性以及权利的多维性。“宪法化只是问题的第一个步骤, 但却并不是最关键的步骤。相比于增列当事人的权利, 加强对既有权利 (哪怕并不是宪法权利) 的救济才是根本的解决问题之道。”[4]我们更要考察被害人司法实践中既有权利和应该加强的权利, 同时关注被害人权利内涵的充实与外延的扩张。

参考文献

[1]陈虎:《被害人权利宪法化问题研究——以美国经验为参照》, 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3期。

[2]陈瑞华:《刑事被告人权利的宪法化问题》, 载《政法论坛》2004年03期。

[3]苗连营:《公民司法救济权的入宪问题之研究》, 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