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工作汇报

枫桥经验工作汇报

枫桥经验工作汇报 篇1

司法所学习枫桥经验工作汇报材料 人民调解工作是维护和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司法行政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司法所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深入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防范和化解了大量的矛盾纠纷，为“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着力探索和建立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新机制的过程中，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不断健全组织网络，努力提高基层调解队伍素质

按照“哪里需要人民调解，人民调解就在哪里发挥作用”的工作要求，我们积极

探索，不断创建适应新形势要求的人民调解组织巩固和完善村、居、企调委会等传统人民调解组织建设。主要是召开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交流工作经验。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使调解队伍综合素质不断优化。

二、不断强化防范机制，努力构筑“大调解”工作格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农业、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人民内部矛盾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矛盾纠纷呈现出复杂性、多发性、群体化和深层次等特点，特别是一些涉及法律问题、干群关系和百姓利益的社会矛盾纠纷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针对人民调解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未雨绸缪，认真开展矛盾纠纷的预防和排查解决了许多“村里管不了，法院管不着，部门管不好”的棘手问题。调解中心调处大量的复杂矛盾和纠纷，强化了超前预防功能，使种种不安定因素明显下降，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工作目前，全镇已基本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大调解”格局。

“枫桥经验”萌发新芽 篇2

中央综治委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司法部部长张福森，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翼平，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和浙江省领导李金明、周国富、王国平、张曦、章猛进、王辉忠、葛圣平以及省法院院长张启楣、省检察院检察长朱孝清出席了会议。

枫桥经验形成于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中。

1963年11月，枫桥区社教运动试点基本结束，公安部派员赴浙江了解到试点中没有捕人的情况，即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指示公安部总结枫桥区的经验。11月22日，毛主席在报送文件上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1963年12月，诸暨市公安局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发言，介绍了枫桥经验。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极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批示》，批转了枫桥经验。从此之后，枫桥经验得以在全国推广，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枫桥经验老枝发新芽，发展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经验：党政动手，依靠群众，加强基层，化解矛盾，维护治安，促进稳定，保障发展。

伴随着40年风雨历程，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把握和继承枫桥经验的思想精髓，紧密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在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上做好文章，把“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引入到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中，把职务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赋予了枫桥经验新的内涵，使枫桥经验在反腐败的道路上建功立业。

枫桥经验的本质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是实施枫桥经验的目的所在。检察机关要做好预防这篇文章，首先要确立新的预防理念，即惩治腐败遏止职务犯罪不能以打代防，必须以打促防，以打固防；不能重打轻防，必须打防并举；不能孤军作战，必须整体联动；不能速战速决，必须深入持久。

“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依靠群众，实行群防群治”是枫桥经验对党的群众路线在新形势下的创造和发扬，也是其经久不衰的重要法宝。该院借鉴枫桥经验在组织保障体系方面的成功做法，积极探索建立党委统一领导、网络单位协同作战、检察机关发挥主导作用的预防网络和工作机制，处理好党委统一领导与社会化大预防的关系，形成预防工作组织体系的核心。该院主动把预防工作置于党委的领导下，纳入全市反腐败工作的总体格局之中，积极谋划预防职务犯罪的思路和对策，为党委开展反腐败斗争当好参谋、助手。同时积极争取党委、人大的重视和支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孟法明、副市长阮建明、人大副主任林朝松对该院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十分关心，多次参加有关会议，并在会上作出重要指示。

检察机关抓预防，只是社会预防的一个方面，但是如果各个单位都具有了自防意识，那么必将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形成专门机关预防与社会化预防良性互动的整体预防网络。自从2001年检察机关与金融系统联合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以来，院里不断与金融系统各部门加强联系，主动上门访问，进行法制宣讲，以积极提供法律服务、解决相关法律问题等形式，取得被访单位领导的认同，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该市金融系统所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通过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建立健全防范机制，违法违纪苗头明显减少，各项工作成绩显著。

“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建立一个反应灵敏，能及时发现矛盾纠纷的预警体系”，是枫桥经验“四前工作法”的主要内容之一。为了及时发现和消除职务犯罪发生的隐患，该院积极探索建立一套完善的职务犯罪预警机制，及时了解各网络单位的预防信息，消除他们担心“揭疮疤”、“被监视”等疑虑。预警机制的建立使该院有针对性地对这几年来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分析研究，开展预测性调研，建立了预防职务犯罪信息库。检察机关将1995年以来曾经查处或者虽未被查处但有前科的人的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加以分类归档，储存于电脑中，并由专人负责管理，既有利于把握犯罪的新趋势、新形式、新特点和热点行业，以及案件多发部位和群众关注的问题，又为案件的侦查工作提供了对策和方向。

对各类社会治安问题实行综合治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枫桥经验的又一法宝。职务犯罪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诸多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枫桥经验启示我们：对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这样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实施社会综合治理，才能形成合力达到预防目的。该院的做法是：一是发挥职能作用，开展个案预防；二是发挥先导作用，抓实行业预防；三是发挥监督作用，实施专项预防；四是发挥潜在作用，加强宣教预防。

枫桥经验工作汇报 篇3

篇一

“枫桥经验”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深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致经历了“管制——管理——治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正在走向“善治”。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枫桥经验”集中体现了社会治理领域的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实现了两次历史性变革和飞跃。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也踏上社会治理新征程。从基层治理来看，新时代主要面临四对突出的矛盾：第一，基层社会矛盾日益多元化与政府解决矛盾主要用行政化手段之间的矛盾;第二，基层群众民主法治意识日益高涨与政府“人治惯性”之间的矛盾;第三，“互联网+”时代高效性治理要求与政府传统低效手段之间的矛盾;第四，基层社会治理日趋精细化与政府缺乏专业性人才之间的矛盾。因此，“枫桥经验”必须加快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既明确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指向，也为新时代“枫桥经验”要解决的四对难题提供了对症下药的良方。55年来，“枫桥经验”一直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领头羊，新时代要继续引领基层治理新走向，必须在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方面有新的建树。

首先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这是最能体现“枫桥经验”特色的。因为“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动员广大社会力量参与。

其次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这是“枫桥经验”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单纯依靠动员群众已经无法解决当前涉及重大利益冲突、体制机制引发的矛盾，因此要运用现代化国家普遍适用的法治方式来定纷止纠。

再次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这是为“枫桥经验”插上互联网的翅膀。传统“枫桥经验”主要是手工式、面对面地解决矛盾，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来提高治理效率。

最后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这是“枫桥经验”最为薄弱的，也是重点要突破之处。原来“枫桥经验”主要依靠机关干部、村干部解决问题，部分人员因缺乏专业知识，在治理过程中往往是事倍功半，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善于通过专业的人、专业的机构解决专业的事。

篇二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枫桥经验”的本质特征。让人民做主，与各项基层治理相结合的同时，始终重视坚持党建引领的作用，以党的引领力为基层治理指对方向，以精细化的专业服务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从而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了带头作用，对标先锋模范，服从大局指示，使“枫桥经验”不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行之有效，更因其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成功方案而与时俱进，影响深远。

以党的领导为关键因子，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启示。“枫桥经验”经受住了时间和人民的检验，历久弥新，这给与了党的建设诸多启示：

强化党的领导可以健全社会治理机制。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本空间，基层治理的核心便是党组织。事儿干的成不成、事儿做的好不好都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党的领导贯穿治理始终，这才是保障和统筹引领基层治理的首要因素。

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可以“反转”形成治理优势。基层党组织是奋战在一线的堡垒，基层的党员干部则是奋勇向前的“排头兵”，增强党的组织号召力，使其能够服务群众、汇聚人心、防止风险、化解矛盾，这样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效用既合情又合理。

枫桥经验调研 篇4

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根据县司法局的统一安排，我所学习了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枫桥经验”。通过学习了解，感到枫桥是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楷模，他们的许多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一、基本情况

枫桥镇地处“西施故里”——诸暨市东北部，是一个有着1000多年建镇史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镇域面积165平方公里，辖84个行政村、2个居委会，总人口9.6万人，其中常住人口7.6万人。2007年全镇实现生产总值19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995元，跻身浙江省发达乡镇行列第24位。

二、“枫桥经验”的主要特点

自1963年以来，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枫桥经验”不断发展和完善，目前已成为具有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新经验。“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是：努力化解矛盾，就地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工作机制是：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

一是整合资源，健全联创网络。建立健全联创网络，实行同

责、同权、同利；设立司法、调解、信访、维权等四个服务窗口，做到统一力量、统一办公、统一运作，形成了各个机构一个场所办公、各类案子一个口子受理、各项工作 一个目标的综治工作“大格局”，实行综治工作驻村指导员制度。

二是健全机制，规范联创轨道。枫桥镇主要建立健全了五个方面的机制，具体是：联勤机制、联调机制、联防机制、联治机制、联创机制，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党政领导，中心牵头、条块结合、上下联动”的规范联创格局。

三是创新方法，注重联创实效。建立干部维稳工作 “三包”责任制，实行分管领导“包线”，党政领导“包片”，机关干部“包村”。探索出一套预防和就地化解矛盾的“四先四早”工作方法。在安置帮教工作中，创造了“三帮三延伸”工作方法。在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中，探索出了“抓住诉前环节，进行普遍指导；抓住诉时环节，实行跟踪指导；抓住诉中环节，进行个别指导；抓住诉后环节，进行案例指导”的四环调解工作指导法，实现了法院审判与人民调解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

三、学习收获

“枫桥经验” 历经45年不断总结和创新，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抓基层，打基础，紧紧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就地解决矛盾纠纷。我作为政法战线的一名司法行政工作者，学习“枫桥经验”的目的就是，查找我镇司法行政工作的差距和不足，发展创新“枫桥经验”，推动我镇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增强司法所整体工作效能，提高服务党委、政府工作大局、服务于人民群众、服务于社会的能力。

基层司法所，是司法行政机关服务大局、服务群众、服务社会的一线组织和前沿阵地。它和基层派出所一起，担负 着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履行着法制宣传、法律保障、法律服务等重要职能。加强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对于加快我县依法治县进程、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提高认识，增强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我们要把“枫桥经验”放到司法行政工作大局中去统盘考虑、整体推进，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保发展，用发展的思路谋划司法行政的各项工作，用发展的理念解决影响稳定的各种问题。一是要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深化“三个认识”。要进一步提高对新形势下司法所性质、地位、作用的认识，明确肩负的重要政治和社会责任；要进一步提高对司法所现状与新形势下任务要求不相适应问题的认识，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现；要进一步提高对执政为民、执法为民重要性的认识，把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筑牢维护稳定第一道防线。二是紧密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做到“三个结合”。要把理清思路与推动具体问题的解决相结合；要把依靠国家、上级与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争取最大社会效益；要把上级的决策部署与本地实际情况相结合，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逐步推进，务求实效。三是加强领导，务实苦干，抓好“三个落实”。切实把组织建设落实到位，全面把握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主动权；切实把作风建设落实到位，真正把司法所建设成设施完善、机构健全、人员充实、管理有序、工作规范、保障有力、职能作用充分发挥的基层政法组织；切实把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尽快制定本地司 法所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方案和发展规划，全面提升基层司法所的工作能力和水平。

（二）明确目标，加快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步伐。

发展创新“枫桥经验”，我们要牢固树立“固本强基”的思想，强化基础抓落实，进一步实行工作重心下移，为基层基础工作提供有效保障。我镇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要以筑牢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中心，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科学规划，稳步推进。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一是总体规划，分步实施；二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三是量力而行，适度超前；四是积极推进，注重实效。

（三）开拓创新，狠抓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各项措施的落实。

发展“枫桥经验”，就要坚持以民为本，依靠群众，就要坚持完善制度，注重长效。根据我镇实际，重点从三个方面全面推进。

第一，加强业务建设，发挥职能作用，进一步活跃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司法所工作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第一位，进一步完善调防体系，健全人民调解工作网络机制，加强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努力探索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大调解”格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要建立紧急预警机制，有效控制矛盾纠纷。按照“预防在先，警示在前”的原则，建立了纠纷信息定期报送制度。健全排查机制，积极预防纠纷发生。强化调处处置机制，预防纠纷扩大升级。继续加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稳妥开展社 区矫正工作。推进和深化法制宣传教育、依法治理等预防和治本工作。积极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法律服务网络和机制，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领域，大力开展法律援助。充分利用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资源，以“百姓说试点”为依托，逐步将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服务、安置帮教、法律援助和社区矫正工作整合在一起，构建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综合服务平台。同时，加强与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等基层政法机关的配合，协调联动，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强大合力。进一步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建立健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情报信息网络机制、疏导调解机制、齐抓共管机制和领导责任机制，全面提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加强队伍建设，强化教育管理，不断提高队伍素质。大力加强司法行政队伍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素质教育。进一步完善队伍管理体制，严把入口，畅通出口，建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要认真分析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发现和把握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找准司法行政职能与服务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维护稳定的切入点和结合点，切实做到执法为民，以良好的形象和一流的业绩赢得全社会的信任和尊重，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枫桥经验心得体会 篇5

改革开放以来，“枫桥经验”并不能照搬，但可以被赋予新的内涵。在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和实施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社会管理创新等方面建立健全依靠群众进行源头治理的行之有效的做法。我们今天重温“枫桥经验”，可以获得创新社会管理的若干启示：

创新社会管理必须重视源头治理，强化基层基础工作。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同时进行，社会矛盾不断涌现，稳定风险因素普遍存在。我们并不存在所谓的系统风险，但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却不可忽视，如果不重视从源头上处置问题，不重视在萌芽状态化解不和谐因素，不重视基层基础工作的突出地位，就会失于被动，错过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导致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声誉受损、社会秩序受损、群众安全与利益受损的“多输”局面。努力化解矛盾，就地解决问题。这是“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当前，类似孟连、瓮安、乌坎、启东、什邡等事件，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矛盾集中点、利益冲突点，也应当成为事件解决点，要认真分析事件原因，及时应对事态发展，争取在事发当地积极及时妥善解决事件、化解矛盾纠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贵在坚持，贵在落实。平安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要求将平安建设融入“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布局和总任务中统一考虑，充分发挥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推动维稳转型，形成开放、动态、韧性的稳定。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要求从静态有序的稳定走向动态有序的稳定。即从绝对的超稳定状态走向充满活力的动态稳定状态。动态稳定架构下，将形成稳定的政权体系、合理的权力结构和有序的政治过程三个不同层次。动态稳定观要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允许存在矛盾纠纷但能获得及时解决，允许存在不同利益诉求且可以有健全完善便捷的表达通道和利益协调解决机制。要推动堵截式维稳向疏浚式维稳转型、运动式维稳向法治式维稳转型、被动式维稳向主动式维稳转型、刚性硬维稳向刚柔并济式维稳转型。开放、动态、韧性的稳定观要将维稳与维权统一起来，而不能将维稳与维权视为冲突不可调和，更不能一提维稳，就是做加法——加权力、加机构、加人，而要适度做减法——减少矛盾，减少对抗，给群众减负，给社会减压。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方式必须改变。稳定作为硬任务，绝不能离开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这也是社会管理创新从“枫桥经验”发展互动获得的第二条启示。

“枫桥经验”50年辉煌成就 篇6

内容摘要：‚枫桥经验‛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亲自批示并在全国推广学习的基层治理样板，这个样板经久不衰，延续了50年的辉煌。这50年的辉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作为改造‚四类分子‛样板的阶段、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典范的阶段、作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范例的阶段。透过50年辉煌成就来审视‚枫桥经验‛，可以发现，其一直是我国不同阶段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引头羊，引领着全国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

关键词：枫桥经验 50年 辉煌成就 社会管理体制 变迁

‚枫桥经验‛诞生于1963年，是共和国历史上极少数创造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但在今天依然保持着活力的典型。经考察，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了不少经验，其中最著名的经验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改造四类分子学枫桥经验‛、‚学雷锋‛等，现在这些经验大多数因为没有随时代变化而创新发展，最终都被淘汰了。唯有‚枫桥经验‛和‚学雷锋‛等极少数经验与时俱进，成为经验中的‚常青树‛。50年来，‚枫桥经验‛ 不但是全国政法系统的一面旗臶，而且是我国不同阶段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引头羊，其延续了一部基层治理的辉煌史。

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枫桥经验‛是改造‚四类分子‛的样板[1] ‚四类分子‛是‚地、富、反、坏‛（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四类人的统称。这是一个人数以千万计，实际受影响的人口超过一亿人的庞大社会群体，是一个从1949年到1984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活生生存在了35年的贱民阶层。[2]这个贱民阶层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再次被推上风尖浪口。1962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作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中共浙江省委根据《前十条》，会同中共宁波地委，抽调省、地、县三级大批干部和一批大学生，组成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队，进驻诸暨县枫桥区的7个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3]在上级的指导下，枫桥区干部依靠群众对‚四类分子‛进行‚全面评审、重点斗争‛，根据他们的实际表现区别对待：对于守法的给予适当的鼓励；对于基本守法的，指出好的地方，批评不好的地方；对于有一般违法行为的，给予严肃的批评；对个别有严重违法行为、在评审中又不低头服罪的，才列为重点对象，依靠群众进行说理斗争。而且在斗争中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并允许斗争对象申辩。[4] 1963年10月，公安部领导把这个经验汇报给毛泽东同志，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关注，说‚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指示要好好总结枫桥的经验。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枫桥区7个公社在社教运动中对敌斗争基本告一段落后，省委工作队即部署各工作组总结试点经验，省委领导指定吕剑光组织参加社教的省公安厅干部组成专门班子对经验进行总结，经过反复提炼，最终形成《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经验》一文并上报给中央。[5]1963年11月22日[6]，毛泽东亲自批示经验，要求‚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毛泽东这样性格刚毅的领袖，为何会偏爱柔性的‚枫桥经验‛？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多灾多难，历经朝鲜战争、与苏联断交、三年自然灾害等，已迫切需要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毛主席这位一辈子提倡斗争哲学的领袖，也担心社教运动过激，而‚枫桥经验‛采用温和改造路线，既可以保证政治运动正常开展，又可以保证政治运动不过激不过火，这正符合当时的治国方略。‚枫桥经验‛被推广初期，对全国确实产生了‚捕人少、治安好‛的效果。在六十年代的公安部文件中，多次提及了推广‚枫桥经验‛给治安和敌情工作带来的作用。公安部党组在向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指出，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推广‘枫桥经验’，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监督，就地改造敌人‛的指示，在实际斗争中已大见成效。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捕人、杀人最少的一年，治安情况比历年都好。而当时‚枫桥经验‛推广得最为广泛的浙江省，成效则更为明显。1964年和1965年，全省刑事案件发案率为万分之2.7和万分之2.3；捕人率为万分之0.53和0.25，都是建国以来最低的，确实出现了‚捕人少，治安好‛的安定局面。[7] ‚文革‛开始后，‚枫桥经验‛被作为砸烂的重点，受到冲击并中断。但到了1971年，‚枫桥经验‛又被全国公安战线最高会议（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全面肯定，再次回归到主流的政治生活行列。[8]1973年底，公安部派人到枫桥蹲点，恢复推广‚枫桥经验‛。1975年11月，公安部由副部长带队，再次到枫桥指导调查总结工作。在广泛听取汇报后，公安部领导指出：毛泽东肯定的‚枫桥经验‛，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要求推广落实‚枫桥经验‛，并把‚枫桥经验‛总结概括为：‚依靠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有效改造；依靠群众，教育改造有犯罪行为的人；依靠群众，查破一般性案件；依靠群众，搞好防范，维护社会治安。‛[9] ‚文革‛结束后，枫桥区的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在全国率先给改造好的‚四类分子‛摘帽，并勇敢地突破摘帽比例。到1978年底，枫桥区的绝大部分‚四类分子‛已摘帽，这为全国给‚四类分子‛开展摘帽工作提供了经验。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1979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诸暨县枫桥区对‚四类分子‛摘帽的长篇通讯：《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记诸暨县枫桥区落实党对四类分子的政策》，文章指出‚1978年底，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使至少2000万人结束了长期受歧视的生活。‛

‚枫桥经验‛在此阶段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一是政治上的贡献。建国以来，我国对‚四类分子‛采取政治上压制、身份上歧视的政策，这一贱民阶层不但本人不能享有社员待遇，而且累及直系亲属在入团、入党、就业甚至联姻上的权利。这种歧视性政策严重打击了‚四类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不是消沉就是抵抗。枫桥区突破禁区率先为‚四类分子‛摘帽，继而全国各地效仿，促使了贱民阶层‚四类‛分子的提前消失，这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铲平了政治障碍。二是国际声誉上的贡献。国民党溃败时，许多人逃到了境外国外，仅枫桥籍的就有160多人逃到台湾、香港、澳门，有70人逃到国外。这些外逃人员知道自己的直系亲属在国内被当成贱民阶层，普遍对大陆充满着仇恨，一有机会就要贬低新中国和共产党，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陆的国际声誉度。后来全国效仿‚枫桥经验‛为‚四类分子‛摘帽，这改善了大陆与国外侨胞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国际政治影响。三是治安上的贡献。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全国各地普遍出现对‚四类分子‛斗打、乱捕、乱杀等过激行为，而枫桥区却‚一个不杀，大部不捕‛，采取说理方式‚教服‛，最终得到了中央的认同。因为上层也考虑到，中共已经从一个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不能再随意动用国家机器捕人甚至斗人的手段，否则又会影响刚刚平复的国内治安形势。四是经济上的贡献。枫桥区为什么不选择打、斗、捕、杀‚四类分子‛？这体现出浙江人‚理性人‛的特征，经过成本收益分析，他们认为如果把‚四类分子‛关押起来，不利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经济。据统计，枫桥全区历年戴帽的3279名四类分子，他们的直系亲属就有23000多人，其中在外地工矿企业、国家机关工作的就有5800多人，大多数‚四类分子‛的家庭已经有了第三代、乃至第四代。如果关押有违法犯罪的‚四类分子‛，一方面要给‚四类分子‛本人及其老人小孩吃‚白饭‛，另一方面还会影响参加工作的直系亲属的积极性。因此，枫桥区选择经济化的策略，把‚四类分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员，使他们加入到生产队伍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977年提炼的‚枫桥经验‛，在‚捕人少、治安好‛后面增加了‚产量高‛，这是肯定了‚枫桥经验‛的经济价值。

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本世纪头十年，‚枫桥经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

1979年，枫桥区的‚四类分子‛基本改造结束，‚枫桥经验‛面临存废抉择[10]。幸亏时代又赋予了‚枫桥经验‛新机会，因为正准备迈上改革开放新道路的中国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个犯罪高峰期，刑事犯罪尤其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相当严重。全国刑事案件发案数自1979年首次突破60万起大关后，1981年一举跃升到89万起。[11]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扭转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为经济建设这一新重点工作保驾护航，成为摆在中共中央和政法部门的重要之事。

公安部调查组对‚取消枫桥经验论‛做出了明智的表态，即农村的治安问题更加复杂，‚枫桥经验‛依然适用。得到上层的支持后，枫桥区逐步探索形成融打、防、教、管集于一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的新经验。首先，在打防结合方面，探索了制止犯罪方面的经验：一是总结帮教新经验，以维护社会秩序，预防和减少发案；二是总结制定治安公约的新经验，运用村民自治的形式，制定村民自律性的守则，使全区人人遵法守约，从而起到一定的预防犯罪的作用；三是切实做好基层单位的安全防范工作，把预防社队企业被盗、被诈骗作为重点来抓。四是做好社会面的控制，发现犯罪苗头，及时打击。其次，在教管结合方面，不断创造和完善‚教育人，改造人‛的内容和形式：一是强化教育，挽救帮教对象。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不推一把拉一把，帮一时更帮一世‛，坚持以政治教育为主，辅之以实际问题的解决，不仅做到了过去的‚管头、管脚、管肚子‛，而且还帮助他们成家立业，勤劳致富。二是对外来流动人员坚持实行情感式管理，既严格管理，又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12] 枫桥区创新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颇有成效，从1980年到1989年10年中，枫桥区刑事案件平均年发案率占总人口的万分之2.96，年平均捕人数占总人口的万分之1.46。全区754名帮教对象中，已经改好或基本改好的又有635名，占71%，有113名成为各类专业户。[13]1985年诸暨县出现了让方方面面激动不已的变化，就是当年刑事大案大幅度下降。

1990年5月，浙江省公安厅和绍兴市公安局对经验进行了总结，把‚枫桥经验‛ 称为‚具有浙江特色综合治理的典范‛。1990年9月，中央政法委员会转发了调查报告，并向全国推广。1991年2月和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解决中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1991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1991年5月，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组成记者团，到诸暨枫桥区实地采访。随后，大量媒体均对‚枫桥经验‛作了宣传报道，再度掀起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热潮。[14] 1993年11月，诸暨市委隆重召开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30周年纪念大会，这次会议的规格大大提高，中央综治办副局级调研员和中国警察学会常务副会长等领导参加会议并讲话，提出‚枫桥经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1998年，浙江省公安厅、绍兴市委和诸暨市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在枫桥蹲点调查，总结出了‚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时代特色经验。12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立足稳定和发展——浙江诸暨‚枫桥经验‛纪实》的文章，并配发《‚枫桥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的评论员文章，向全国再次推广介绍。2003年，‚枫桥经验‛中‚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做法向全国推广。2008年，‚枫桥经验‛的内涵又有新发展，逐步形成村民自治、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经验[15]。但在1998年、2003年、2008年之间，‚枫桥经验‛虽然不断创新发展，其仍然主要是围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展开。这十多年间，‚枫桥经验‛对全国的辐射作用越来越大，中央的重视度也越来越高。40周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综治委主任罗干，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司法部部长张福森，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领导等领导都出席了会议。罗干同志亲自作了《学习创新‚枫桥经验‛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的重要讲话。45周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等领导都出席了会议。***同志亲自作了《坚持并发展‚枫桥经验‛ 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的重要讲话。

‚枫桥经验‛在此阶段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一是首创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个新名词。虽然公安部提出‚统筹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思路在先，但综合治理这个新名词是浙江首创的，当时是省公安厅的徐贤辅等同志在总结‚枫桥经验‛提出这个新名词，后来被中央采纳，并推广至全国。二是创设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调解经验。这个经验能有效就地化解矛盾、降低司法成本，从而广被全国各地效仿。三是形成了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枫桥经验‛结合中央提出‚严打‛的要求，创设出融‚打、防、教、管‛于一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对缓解全国严峻的治安形势产生了重要作用。从上世纪90年末到本世纪头十年，‚枫桥经验‛针对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矛盾，创设了‚四前四早工作法‛、‚矛盾化解五分法‛、平安建设机制、大调解机制，有效地就地预防和化解了矛盾，广被全国各地效仿。可以讲，从1991年到2011年这二十年间，‚枫桥经验‛独领风骚，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由此，‚枫桥经验‛及其发源地也获得了一系列荣誉，仅全国级的荣誉就达20多项：如，枫桥镇先后四次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并于2009年捧得代表全国综治工作最高荣誉的‚长安杯‛；枫桥镇派出所在1999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人民满意的派出所‛，并先后有五位民警获得‚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枫桥镇司法所和诸暨市司法局先后荣获司法部颁布的‚集体一等功‛，诸暨市荣获了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县市称号。[16]

三、本世纪一十年代开始，‚枫桥经验‛逐步成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范例

进入本世纪，社会转型力度加大，社会矛盾处于高发期，社会管理这一重要命题进入中央高层视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从改善民生的角度，都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2010年，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率先在政法系统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并确定了35个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单位，全面启动了试点工作，社会管理创新由此进入全国性实质推进阶段。

2010年8月，诸暨市成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单位之一，其能获选正是依靠了‚枫桥经验‛这一亮点。在试点中，诸暨市先是着力构建六大工作体系，形成具有诸暨特色、县域特色的社会管理新经验。六大工作体系即‚系统化的社会管理组织体系、构建人本化的社会管理服务体系、构建多元化的社会矛盾化解体系、构建立体化的社会安全防控体系、构建立体化的社会安全防控体系和构建网络化的社会管理信息体系‛。枫桥镇是诸暨市的试点单位，着力推进以‚五大重点推进项目、六大综合提升工程‛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形成了具有镇域特色、时代特征的社会管理新路子。五大重点项目指‚推进规范的农村群防群治队伍建设、构筑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推进现代化的基层综治信息平台建设、加强农村社区矫正和安臵帮教工作、加强对农村闲散青少年的教育帮助‛；六大综合工程指‚构建多元化农村社会矛盾解决机制、健全综合性农村社会治安防控机制、完善农村重点人群服务管理机制、加强农村‘新社会机体’服务管理、提高农村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深入推进和谐新农村社区建设‛。

2011年，根据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以及省里对社会管理的新部署，诸暨也调整工作思路，在完善社会管理创新六大工作体系的同时，重点围绕‚基层基础、公共服务、公平正义、社会环境、民生福祉等源头性、根本性、保障性难题，深入推进‚五大建设‛，不断把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推向深入。枫桥镇也调整工作思路，形成‚注重以人为本，推进民主管理规范化、注重组织建设，推进综治力量社会化、注重创新机制，推进矛盾调解多元化、注重现代管理，推进治安防控一体化‛四方面的新工作思路。这一年，绍兴全市各个县（市、区）基本按诸暨模式推广，形成具有绍兴特色、‚枫桥经验‛特色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2012年，诸暨根据《浙江省社会管理创新13项重点任务分解落实方案》，结合本地实际和区域特色，共系统梳理20个重点项目加以推进实施。同时，根据中央省市统一部署，对综治委进行更名，并把诸暨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成员单位增加到52家。而同年，绍兴市为迎接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也进行了积极准备，2月份，绍兴市公安局组织人员对枫桥派出所的警务模式进行蹲点调研。5月，绍兴市公安局在枫桥派出所召开‚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全面加强基层派出所建设‛现场会，在全市范围内打造‚枫桥式‛派出所。6月份，绍兴市政法委开始筹建绍兴市‚枫桥经验‛研究会，以加强全市范围内对‚枫桥经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2月5日，绍兴市‚枫桥经验‛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绍兴市首个专门研究‚枫桥经验‛的社会团体。

‚枫桥经验‛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由此也获得了荣誉和上层领导关注。2011年2月，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新春调研首选到诸暨调研社会管理创新工作。2011年3月，在中央综治委召开的两个《决定》颁布20周年座谈会上，枫桥镇作为全国唯一的基层代表作了发言。2011年5月，‚枫桥经验‛荣获浙江省首届公共管理创新‚特别贡献奖‛。2011年3月和7月，中央综治委副主任陈冀平两次赴诸暨和枫桥镇考察社会管理创新工作。2011年7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等到诸暨和枫桥镇调研。2011年9月，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国家信访局局长王学军到枫桥镇调研信访‚三诊‛机制。2012年8月，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办、诸暨市人民法院承办的扩大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工作部署会在诸暨召开。2013年5月，枫桥镇第五次荣获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并第二次捧得代表全国综治工作最高荣誉的 ‚长安杯‛。

2013年2月，绍兴市召开‚枫桥经验‛与社会管理创新理论研讨会，会议共收到了市直及各县（市、区）递交的130篇论文，这代表着‚枫桥经验‛在全市范围内有了进一步推广。研讨会上还聘请了来自中央党校等十所党校和高校的21名知名专家为‚枫桥经验‛研究会特聘研究员。这些专家畅所欲言、各展宏论，为‚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问诊把脉。2013年4月和6月，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等人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等人到诸暨市和枫桥镇调研，为‚平安中国‛建设、‚枫桥经验‛50周年作准备。10月份，中央政法委和浙江省委将在杭州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主题是‚坚持群众路线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而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是发展‚枫桥经验‛的重要载体。

此阶段的‚枫桥经验‛，历经时间较短，对社会管理的贡献度还显示不多，但也初步彰显出来：一是形成了县域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种模式。2010年中央确定了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单位，其中9个为副省级单位、7个为地市级单位、19个为县域级单位，诸暨市是作为县域级单位进行试点。经过三年多的探索，目前诸暨已经形成具有县域特色的社会管理模式，具体做法已通过中央政法委通报和媒体宣传，可以为全国2800多个县域提供借鉴。二是提供了社会管理创新的考察基地。目前全国各地有大量人员来枫桥镇考察学习。据统计，2010年至2012年，枫桥镇共接待了参观人员549批次计16489人。这些人员返回本地后，许多把‚枫桥经验‛应用到本地工作中，如天津宝坻区、安徽肥东县芜湖县、山东日照、广西百色、河北秦皇岛等多地学员，考察‚枫桥经验‛后进行实质性借鉴。三是率先在全国成立县级调解总会。诸暨市调解总会是由人民调解员以及从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管理指导工作的专门人员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的联合社会团体，是跨部门、跨行业处事协调的牵头部门，有效协调全市六大专业调解委员会，这为全国县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大调解‛模式。附表一：历届举行的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周年大会 时间 主办单位 地点 出席的领导

1973年10月8-12日，10周年 诸暨县委 枫桥区

公安部；省人保组、地区公安处负责人，等等。1973年10月21-25日，10周年 绍兴地委 枫桥区

绍兴地委相关领导。1975年11月22日，12周年 诸暨县委 广播大会 / 1976年11月22日，13周年 诸暨县委 广播大会 /

1977年11月22-25日，14周年 省公安厅和诸暨县委 枫桥区

全省所有地市及一部分县级公安局负责人；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农办；公安部驻枫桥工作组和省公安局；绍兴地委、诸暨县委的主要领导以及枫桥区干群代表1200人。1978年11月22日，15周年 诸暨县委 枫桥区

绍兴地委；浙江省公安局领导；全省各地市公安局及绍兴地区各县公安领导；检察、法院的领导；杭州铁路公安分局和部分省属单位保卫部门的代表及枫桥区广大干部群众代表共1100余人。

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没有召开周年纪念活动

这十年是‚枫桥经验‛相对沉寂的时间段，因为这个时期全国‚四类分子‛已经改造结束，‚枫桥经验‛逐步淡出上层和媒体视野。枫桥镇虽然已经在探索融打、防、教、管集于一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新经验，但还没有引起关注。1990年11月20日，27周年 诸暨市委 枫桥区

省委常委、公安厅长夏仲烈；绍兴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傅缨；诸暨市市长、市委副书记等80余人参加座谈会。1991年11月21-23日，28周年 绍兴市 绍兴市

召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交流会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28周年会议。1993年11月22日，30周年 诸暨市委 诸暨市

中央综治办副局级调研员佟福星；中国警察学会常务副会长王文仝；公安部三局副局长骆志强；省委副书记刘枫，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斯大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夏仲烈，等等。1998年11月22日，35周年 浙江省公安厅、绍兴市委和诸暨市委 诸暨市

省委常委、省人大副主任、省政法委书记斯大孝；副省长李长江；省公安厅厅长俞国行；司法厅厅长沈雷；中央综治委综合组处长季勤；绍兴市、诸暨市、枫桥镇主要领导，等等。2003年11月25日，40周年 中央综治委和浙江省委 诸暨市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综治委主任罗干[2]；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司法部部长；中央综治办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和枫桥镇主要领导，等等。2008年11月24日，45周年 中央综治委和浙江省委 绍兴市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综治委主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司法部副部长；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和枫桥镇主要领导，等等。2013年9月 50周年

中央综治委和浙江省委 杭州 待定

附表二：‚枫桥经验‛发源地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获得的一系列荣誉 时间 荣誉名称

获荣誉的单位个人 颁荣誉的单位 1992，2000 2004，2008 连续四次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 枫桥镇政府 中央综治委 1998年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枫桥派出所杨光照 公安部 1998年 人民满意派出所 枫桥派出所 公安部 1999年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枫桥派出所阮晓 公安部 1999年

人民满意的派出所 枫桥镇派出所 国务院 2000年 集体一等功 枫桥镇司法所 司法部 2001年

‚三五普法‛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 诸暨市司法局 中宣部、司法部 2002年

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人民调解工作先进单位 诸暨市司法局 司法部 2002年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枫桥派出所朱建阳 公安部 2003年

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县区司法局 诸暨市司法局 司法部 2003年 全国十佳法官 枫桥镇法庭张学军 最高人民法院 2004年

中国十佳人民法庭 枫桥镇人民法庭 最高人民法院 2004年

中国优秀青年卫士 枫桥派出所朱建阳 公安部 2006年

全国公安机关基层基础建设先进单位 枫桥派出所 公安部 2006年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枫桥镇党委 中组部 2006年 集体一等功 诸暨市司法局 司法部 2009年 长安杯 枫桥镇政府 中央综治委 2009年 嘉奖

枫桥镇张晓冬、蒋志军、周关穆 中央综治委、中组部 2011年

‚五五普法‛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县市称号 诸暨市

中宣部、司法部 2011年

作为全国唯一的基层代表发言 枫桥镇党委书记张晓冬

中央综治委两个《决定》颁布20周年座谈会 2011年

全国政法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 枫桥派出所 中央政法委 2012年

全国人民调解能手 诸暨市医调委主任 斯友全 司法部

附表三：‚枫桥经验‛在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方面获得的荣誉和关注（2011-2013）时间

获得的荣誉和关注 2011年2月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新春调研首选到诸暨调研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2011年3月和7月

中央综治委副主任陈冀平两次赴诸暨和枫桥镇考察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2011年4月

省委副书记夏宝龙赴枫桥镇调研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2011年5月

‚枫桥经验‛荣获浙江省首届公共管理创新‚特别贡献奖‛ 2011年7月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到诸暨和枫桥镇调研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2011年9月

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国家信访局局长王学军赴枫桥镇调研信访‚三诊‛机制 2012年8月

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办、诸暨市人民法院承办的扩大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工作部署会在诸暨召开

2012年12月

绍兴市‚枫桥经验‛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绍兴市首个专门研究‚枫桥经验‛的社会团体 2013年2月

绍兴市召开‚枫桥经验‛与社会管理创新理论研讨会，会议收到120篇论文。会上聘请了来自中央党校、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浙江大学、等十所党校和高校的21名知名专家为‚枫桥经验‛研究会特聘研究员。2013年4月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训秋到诸暨市和枫桥镇调研

2013年6月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永清，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到诸暨市和枫桥镇调研 [1]1999年之前的数据来源于诸暨市公安局和诸暨政协编写的《‚枫桥经验‛实录》，2003年和2008年的数据来源于网络。

[2] 2003年，十六大选举新增了2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共9名常委。其中，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综治委主任罗干同志是新增常委，由此可见中央对全国综治和维稳工作的重视。当年，新任常委罗干同志亲自参加‚枫桥经验‛40周年纪念大会，体现出党中央、中央综治委对综治典范‚枫桥经验‛的重视。参考文献

[1]绍兴市公安局：《绍兴市公安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0月。

[2]政协诸暨市文史资料委员会、诸暨市公安局编：《枫桥经验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3]许根贤：《枫江红叶》，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4]汪世荣：《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法律出版社，2008年出版。

[5]赵义：《枫桥经验：中国农村治理样板》，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俞红霞：《‚枫桥经验‛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

[7]吴锦良：《‚枫桥经验‛演进与基层治理创新》，《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8]陈一新：《‚枫桥经验‛的新发展和新启示--关于浙江诸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调查与思考》，《政策瞭望》，2011年第5期。

[9]卢芳霞：《中国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之路径与模式初探--以‚枫桥经验‛为例》，《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

[10]中共绍兴市委党校、绍兴市枫桥经验研究会主编：《枫桥经验与新城镇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9月。

[1] 这个阶段，‚枫桥经验‛还有一个全国关注的经验，即对流窜犯和违法失足青少年进行帮教的经验，但本文的研究重点放在改造‚四类分子‛这项工作。

[2] 李若建：《毛时代中国贱民阶层‚四类分子‛》，来自中国改革论坛网，http://。[3] 许根贤：《枫江红叶》，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4] 政协诸暨市文史资料委员会、诸暨市公安局编：《‚枫桥经验‛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5] 吕剑光：《‚枫桥经验‛的产生过程》，来自公安部网站，2006-12-07。[6] 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的日期，到底是11月20日还是11月22日？这有一番争议，具体详见金伯中：《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日期考》，《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第3期，第8页。[7] 吕剑光：《‚枫桥经验‛的产生过程》，来自公安部网站，2006-12-07。

[8] 赵义：《枫桥经验：中国农村治理样板》，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9] 俞红霞：《枫桥经验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

[10] 谌洪果：《‚枫桥经验‛与中国特色的法治生成模式》，《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11] 赵义：《枫桥经验：中国农村治理样板》，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12] 俞红霞：《‚枫桥经验‛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

[13] 政协诸暨市文史资料委员会、诸暨市公安局编：《‚枫桥经验‛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14] 俞红霞：《‚枫桥经验‛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载《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

[15]2008年诸暨市人民政府与西北政法大学合作完成《‚枫桥经验‛与法制建设》项目成果《‚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同年，赵义也出版了《‚枫桥经验‛：中国农村治理样板》一书。这两本书都将‚枫桥经验‛的内涵向基层治理方面作了全新提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