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贪污腐败

中国与贪污腐败（精选8篇）

中国与贪污腐败 篇1

09自动化4班

丘劲松

中国与贪污腐败

以下为本人的一点点愚见，有不足和错误之处，还请老师指出。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有一岁了，在这31个年头里，祖国的经济飞速增长，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进，老百姓们的生活也富足起来了。但是，进入转型期以来，中国的腐败状况却在不断的恶化，不仅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构成了对法治社会的严重挑战，也形成了严重的社会污染，使得腐败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病。

由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高官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研究》，以副部级以上高官的腐败案件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过去二十多年(1978——2002年)中查处案件特点和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揭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腐败的发展状况和反腐败斗争的变化情况。总结起来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贪官的数量和等级以及贪的严重程度都大幅增大，贪污的花样也不断翻新，贪污腐败不再是以前那样拿点钱收点礼这么简单了，官官相护、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买官卖官、构建庞大的权利网络，另外，现在的腐败呈现出隐蔽化、间接化的倾向，影子腐败（利用自己在任时期的影响力荫庇他人或者为自己的将来铺路）、期权腐败（钱权交易，未来兑现）、裸官腐败（配偶子女全在海外，一人在国内做官，资产不断转移海外）、软腐败（不是直接进行权钱交换，而是接受各种服务、好处、艺术品等）、性贿赂、二奶腐败等越来越严重，而所有这些让司法和监督部门越来越头疼，虽然政府不断增大对贪污腐败的调查、打击以及惩处力度，但贪污腐败现象却依然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层出不穷。

网上关于中国腐败至极的描述有很多很多，于是，现在的年轻人们开始觉得中国的统治阶层已腐败至极、无可救药了，觉得是中国的一党独大制度有问题，觉得是中国的制度的问题，开始向往美国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会是又一个开眼看世界后的正确想法呢，还是在西方国家文化侵略、思想侵略阴谋引导下走向的误区呢？历史会告诉我们真相的，关于腐败问题，我是这样觉得的，中国政府不像网上大多数愤青们说的那样无所作为，政府已经在不断地加大对贪污腐败的打击力度了；共产党也不像他们说的那样腐败至极，可以这样说，大多数共产党员比我们要爱国得多，我们在一旁无所事事或者只是努力想让自己生活的更好的同时，没有资格去指责那些尽心尽力为祖国的共产党员们；外国更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如天堂一般自由民主和没有腐败，当然，这不是说，好的，美国有腐败，日本有腐败，全世界都有腐败，所以我们就让腐败继续下去吧，反正大家都腐败，即使外国的腐败现象都比我们严重，我们也应该继续我们的反腐大业，其实，这也反映了中国人的一个通病，爱拿跟别人比，放到国家的层面上就是爱拿中国跟其他国家比，比别人好了就洋洋自得，比别人差了就妄自菲薄，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做好自己，相信自己，实现我们的目标，而不是想着赶美超英，我们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不是吗，外国对于我们来说，在这个层面上，只是借鉴和参考，我们可以像他们学习，但不要觉得我们一无是处，就像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那条人尽皆知的准则一样，国与国之间也是得互相尊重的，当然也包括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祖国。扯的有点远了，还是说回中国和腐败吧。我承认，在反腐一事上，中国政府有花很大的精力去整治和打击，但是，法律和制度再完善，咱们这些聪明的中国人还是能找出漏洞进而通过这个漏洞为自己谋利，况且我们的法律和制度还远不够完善我们却没有花功夫去完善，而是只是去打击腐败然后等着下一次打击，当然，花功夫去打击腐败其实也没什么不对的，对腐败份子的严惩可以警示那些有贪念的准备贪的官员们，而且有腐败的人存在就去找到并惩处他也是必须要干的事，但这有点像田里面长草了我们就拿着剪刀使劲地剪，剪完一次又一次，当然会越剪越少，但一个贪念的春风，又会让贪官们冒着被剪的危险冒头了，何不，从根源上去解决呢。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中国的腐败，与制度无关。大陆的体制让腐败在我们这泛滥成灾，但与此同时，一国两制下，的有点葡萄牙体制的澳门腐败着，有点英国体制的香港曾经很腐败，而海峡对岸的祖国的孩子----自称“民主”的资本主义台湾，腐败的更是可称为世界之最了，这也许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海峡两岸血脉相连吧。另外，在拥有众多华人的东南亚各国腐败现象也颇为严重。这就是聪明的中国人，腐败，是我们的传统，不管什么体制，都能被我们弄的很腐败。

中国与贪污腐败 篇2

单位小金库的形成和业务招待费的管理不科学, 是经济犯罪的温床, 另外会计管理中的一些不严谨, 也为腐败和贪污在某些程度提供了基础, 这迫使我们会计人员在新形势下更应该加强我们会计制度的改革。

小金库的形成, 主要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条:第一, 我们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缺失, 没有坚守原则, 没有起到监督的作用。甚至有些会计人员主动给领导提供建立小金库的理论指导, 建立多套账目。第二, 单位的领导诱使逼迫会计人员, 给他们做假账, 建立小金库。特别有些领导不顾党纪国法, 不讲社会责任, 和一些会计人员狼狈为奸, 为了自己或者小集团的利益, 甚至用小金库的钱去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第三, 有些单位内部审计形同虚设, 缺少监督, 甚至有些内审人员根本不懂业务, 欺上瞒下工作不认真, 更有甚者内审人员即使查出来他们也不处理, 渎职失职严重。只要领导默认, 他们就会任其有之。第四, 是国家对违反财经规章制度的处置太松, 不够严格, 现行的财经法规、经费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违法犯罪成本太低。

要想处理小金库问题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从人的管理入手, 要严查严办, 要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法律会计人员责任, 对于此类经济犯罪应该把会计人员定位是主要犯罪人员, 从犯是单位相关领导以及内部审计人员。经济处罚, 行政处罚以及刑事处罚, 都要狠, 因为它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的大事, 是和谐发展的现实问题。其次是要有具体的措施;第一, 应该加强建立会计人员、主管财务的相关领导以及内部审计人员的长效的政治法规学习机制, 要让他们从思想深处认识到作为财务相关人员的职业情操的重要性。第二, 要加强建立同类行业, 会计人员的相互换岗制度, 换岗周期可设定为一到三年的时间, 要有各级财政部门统一协调管理, 具体可以分为, 纯行政单位的会计人员之间, 事业教育各学校单位之间的会计人员之间, 事业卫生各医院单位之间会计人员之间, 各企业单位之间的会计人员之间, 各村集体之间的会计人员之间, 只要各行业的会计核算方法相近, 各单位的之间的会计人员都可以按期相互换岗, 这样, 有利于单位间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 也更有利于国家对企业税收政策的监督和执行。第三, 财政部门要协调公检法以及纪检委和税务局的工作, 要做好各单位会计人员换岗时候的交接工作, 另外财政及相关各部门。每年要组织不定期的检查, 要检查好各单位财务会计事务处理的问题。另外, 业务招待费的不合理的开支也是当今民众所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各单位业务招待费标准的不明确, 乱吃乱喝铺张浪费现象严重, 国有企业账目还算清楚, 私营企业老板说了算, 业务往来招待数目不遵守会计制度, 行贿严重。国家行政事业单位以及村集体业务招待费的不按规定支付, 更是腐败分子产生的桥梁。

首先, 应该在会计科目中把业务招待费作为一个总账科目单列, 在这个总账科目下, 作为会计人员我们可以根据各单位的情况, 单列多个明细科目, 可以按各分管领导的名字, 可以按各科室分, 最好有明细台账, 以便更好的记录各笔业务招待费来龙去脉。其次, 业务招待费的原始单据越明细越好, 入账单据必须符合国家的财经制度, 要有完税发票, 对于参与的主要人员也要写进明细账的摘要栏。要在现金或银行日记账中记录业务招待的单位和必要的事项。最后, 在企业会计中, 要把购进材料的原始凭证, 不管是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 还是一般纳税人开具的, 都要标注订立的协议或合同的档案号, 便于查询购入材料的合法性。销售产品也要开具合法的标有合同协议档案号的发票。

但是, 对此会计人员也要严格遵守会计制度中的保密规定, 更要操守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这样既有利于国家相关机构的监督, 也有利于企业长远的健康的发展。更有利于当今社会的和谐发展。

各种合理合法方式的公开透明, 是广大民众监督单位企业财务收支的基础, 好的合理的会计处理, 更有利于民众明确的监督。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除小金库, 才能杜绝招待费的乱花。才能使自己的单位企业真正的和谐发展, 使国

家长治久安。[责任编辑陈凤雪]

摘要：从财务会计的理论出发, 去分析当前小金库及各企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及贪污腐败的问题, 从会计人员本身做起, 探索一些办法, 来更好铲除小金库, 去控制业务招待费的合理支出, 从而更好的遏制贪污腐败。

贪污腐败的感想 篇3

人们对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像对待“过街老鼠”一样，天天喊打，也仅仅是喊喊而已，对其毫无办法，以至于许多国家机关及领导经常表态要主动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时，人们只是苦笑。因为人民的监督是那么的脆弱，以至于在人们的心目中，人民的监督和无监督是同义词。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不好现象是：当人民的监督、人民的呐喊对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毫无作用时，人们开始变得麻木，开始认为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开始为其辩护，开始羡慕公务员这个职业，更是羡慕“当官”这个职业。

在中国“当官”绝对是个褒义词，并且是“事业有成”的代名词。“当官”并不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也仅仅是为了“有机会、有更多的机会、有权力、有更大的权力为己、为亲友谋取私利而已”。许多人们对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但这并不代表其痛恨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本身，只是痛恨自己没有机会、没有权力像“贪官”那样，毫无顾忌为己谋取私利，其一旦掌握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权力，其也会心安理得的去“犯错”。在“官位”，你不取谋私利，有人会说你是“傻瓜”；谋取了私利，这才叫正常，这才合情合理，并且越多越好，这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反而你的家庭、你的亲友会以你为“荣”。

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无一例外的有一个共同现象：那就是犯罪持续的时间较长。从初犯到被捕，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在这个“漫长的作案岁月”里，我们竟未发现“人民公仆”在为侵害人民利益之事，是犯罪手段太隐秘，我们不易发现？还是我们的监督部门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在“睡大觉”？是怠于监督？还是不敢监督？抑或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是利益联盟？若是犯罪手段太隐秘，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提高一下我们的侦查手段呢？事实上，他们的犯罪手段一点也不隐秘。在我看来，他们简直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毫无顾忌的犯罪。若是我们的监督者老是在“睡大觉”，怠于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责，那我们要这样的监督者何用？惹是监督者不敢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责，那我们就得应该思考一下监督者不敢监督被监督者如此怪现象的原因了。若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是利益联盟，那监督者当然就不会去监督被监督者了，都是“哥们儿”嘛。

我们以往、现在，或许到将来对待国家公职人员的作法是：加强教育，再教育，争取把国家公职人员教育成为大公无私的人，教育成为清心寡欲的人，教育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教育成为党和人民可以放心的人，最好能教育成为圣人。所以凡是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员，从一开始进入国家机关至直离开，时时刻刻都在接受着这样的教育。然教育活动一直在搞，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却依然有增无减地存在。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教育在防止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方面的积极作用，我们也不能否认国家公职人员当中确实存在大公无私之人，清心寡欲之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人。但现实告诉我们：教育在防止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通过接受教育的国家公职人员，一时是可以让党和人民放心的，但并不等于可以一世让党和人民放心，今天可以让党和人民放心，并不等于明天也可以让党和人民放心，有的人可以让党和人民放心，并不等于所有的人可以让党和人民放心。看来国家公职人员是无法让党和人民放心的，通过努力仅依靠教育把“党和人民不放心的国家公职人员”教育成为“可以让党和人民永远放心的人民公仆”是没有一点可能的。

建国初期的干部贪污腐败情形 篇4

中共进城后不久，官员贪污腐败已相当严重。干部特殊阶层已具雏形，高级干部享受商品特供，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建国初期干部贪腐已相当严重，“天水专区税务系统„„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

贪污腐败不是改革开放后才有,在建国初期就已相当普遍了。建国伊始，许多制度尚未完善，譬如实行的机关生产、单位小金库（又称“小家当”），供给制及工资制双轨并行等，就滋生了许多问题。各级干部大多都有涉嫌非法谋利、偷税漏税、挪用公款、损公肥私等的问题。

中共进城后不久，领导层就注意到贪污腐败的严重性，东北局书记高岗最早提出要解决这问题。其治下的东北局，在1950年前后调查官员的贪污腐败，并形成报告。报告称：“据沈阳市人民法院贪污案件逐年统计，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贪污犯占案犯总数百分之五点三，一九五零年上升为百分之五点七，一九五一年第一季度又上升为百分之一三点二。”“整个贸易工作系统的统计，去年一月到八月犯贪污错误的有七百人，而今年只第二季度贪污者即有五百余人。”（《东北局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官僚主义的报告》，1951年9月14日，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203－205）

在东北局的报告出台后，其他片区的报告也相继送往中央。毛泽东审阅了报告，便部署“三反”运动整肃腐败。“三反”运动的部署刚一下达，各地报告陆续出炉。据中央财政部、中央贸易部、中央水利部、中央轻工业部以及人民银行总行等部门的党组报称，贪污人数通常要占到机关总人数的30－40％左右。贪污者一般是新干部多于老干部，下级多于上级，但严重程度是上级严重于下级。西北局报称：“天水专区税务系统初步检查，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陕西二十七个县公安局长中，有七个贪污。泾阳县有七个区长以上干部因贪污撤职。已发现有县级、专区级重要干部贪污的，如渭南分区副司令员马华廷有很多贪污行为。”（《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的报告》，1951年12月13日，《建设》第一三六期，1952年1月9日，第1－2页）

这种严重的干部腐败现象，被归罪为“资产阶级三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

“三反”运动毫无疑问减少了官员的贪污腐败，但是这种运动式的整治方法弊端十分明显。在当时，中共把自身的腐化归罪于“资产阶级三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把整肃腐败与打击资产阶级相提并论。毛泽东把“三反”运动看做一场阶级斗争，将运动提高到“你死我活”的高度。他批评部分地区不重视，认为报告贪污情况不甚严重，贪污人数少，款数不多，都是不真实的，“不要被下面的不真实的报告欺骗了”。于是，揪出腐败变成了政治任务，迫使官员为了完成任务而罔顾事实。因此，在“三反”过程中，严刑逼供相当普遍，错案冤案更是难免了。“三反”运动并未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运动过去不到一年左右，中央就不能不提醒相关部门防止“三反”后再普遍发生贪污事件以及要求大力进行“反贪污教育”，此后也发动了多次反贪污运动。

进城的同时，高级干部也开始享受“特供”，干部特权阶层随即形成

中共进城之后，干部的特殊阶层也日渐形成。高级干部享受着紧缺和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这方面也照搬了苏联经验，严格按照等级来划分特殊待遇标准。比如几级可配厨师，几级可配勤务，几级可配警卫，几级可配秘书，几级可配专车，包括不同级别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以住房为例，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

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 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2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3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4级则只能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级只能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6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7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8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详细]

六七十年代，官员腐败关乎民众生死

在计划经济年代里，生活必需品都由掌握权力的人分配，人们为了满足生活不得不动用各种各系“走后门”；在“三年困难”里，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掠夺民众财产，官员的贪腐已经关乎民众生死。

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干部强征粮食，并借机侵占民众财产

“三反”运动结束后，我国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市场被消灭，没有类似“天上人间”的服务性行业，也没有各种奢侈品可供消费，物品基本上按等级分配的。当时社会贫富差距相对较小，大部分官员们极难有机会贪污腐败，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可贪。可是，即便如此，官员贪腐虽然数额不大，却关乎民众生死。

1959年至1962年，即“三年饥荒”期间，神州大地饿殍遍地。除了被饿死外，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就是，当年基层干部强征粮食时，“借机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间接把农民迫害致死。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的一个报告中列举了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一是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二是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三是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甚至严刑拷打；四是用“辩论”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甚至侮辱拷打；五是不让吃饭；六是强迫群众拆屋沤肥；七是强迫群众掘坟挖尸，扩大耕地面积。（魏明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全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85页）

在全国各地，残酷的案例，多如牛毛。譬如，“达县专区邻水县九龙区，在半年多时间内，共有329名干部和204名社员违法乱纪，遭到非法捆绑的群众达206名，其中13人被打死，12人被逼死，还有7人致残。950户人家被搜家、罚款，罚款金额高达15000余元，最多的一人罚了400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跃进悲歌》，韩福东，《经济观察报》，2012年04月09日第50版）

又如，“江苏省宝应县的5个生产队调查，在95名大队干部中，有贪污行为的30人，吊打过社员的23人，被打农民170人，共逼死23人。（周彪：“宝应事件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湖南省花垣县的一个公社干部，用所谓的“火烧中游”的酷刑，用柴火熏烤农民，将人活活烧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事记》，贵州民族出版社，第132页）

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粮食，许多农民则被饿死

除了干部借机侵占百姓财产外，在大跃进期间，基层干部凭借特权在公共食堂分配口粮时，多吃多占。学者刘愿分析大饥荒，指出：在饥荒年，干部和家属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加剧了粮食分配不均，没有权势的普通农民被饿死：

“既然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的经济权利是无差异的，为何农村干部及其家属、政治成分好的阶层更容易在饥荒中幸存？显然，政治权利的差异是不同群体死亡率差异的重要原因。公共食堂将口粮强制性集体化，农村干部享有支配农民口粮的特权。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干部及其家属的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导致粮食分配不均，普通农民极可能因口粮严重不足而饿死；政治成分差的地主富农在粮食分配序列中又处于劣势，往往因为微不足道的错误而被扣饭、体罚甚至殴打致死。”（《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辩——政治治权利的视角》，刘愿，《经济学季刊》，2010年4月）

三年困难时期，“走后门”、“高级干部特供”之风相当盛行

饥荒之年，农民“勒紧裤带”求生存，另一方面，国家高级干部却是另一番景象。为了应对饥荒，中央特别批示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进行“特需供应”：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拟定了一份报告，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三个月后，中央批示通过此报告，决定对前述两类人群的‘特需供应’以‘特殊供应办法’予以照顾。即根据不同职位，每户每月可享受定量供应的肉、蛋、白糖和烟，正是资中筠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的‘按级别分配的特权’。当时戏称这些特权享有者为‘肉蛋干部’。”（《变味的机关饭》，郑文，南都周刊，2011年第19期）

除此之外，当年“走后门”之风十分盛行。由于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物品的供应主要掌握在部分人手中，人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不得不通过各种关系，从掌握物品供应的人手中取得生活物品 在三年困难期间，物资供应更加紧张，“走后门”就更普遍了。学者钟健英发现“走后门”已是普遍现象。“在151个企业单位6572个职工中，‘走后门’的有4926人，占职工总数的72．87％。”“从地区看，农村‘走后门’的比重大于城市。如北京市和武汉市25个单位统计的，‘走后门’的平均占71．26％”；四川南充、陕西三原、湖北广济三个县26个单位的统计，平均占83．29％”（《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商品“走后门"运动》，钟健英，《中共党史研究》 2009年07期）

“走后门”在当时确实是非法行为，但不可否认一点，它解决了当时普通百姓生活的燃眉之急。在饥荒之年，基层干部的“特殊照顾”，可以救活一个垂死之人。

1961年，鉴于“干部特供”和“走后门”的普遍性，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需供应，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的指示》，反对干部特殊化，整顿“走后门”。自11月起，党外人士仍按原定额供应，但对党员干部实行减半供应。

“性腐败”泛滥，女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遭干部性侵犯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

时移世易，饥荒过后，我国的经济有所好转，但是很快又引来一个动荡时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8年，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女知青遭干部性侵犯相当，成为当时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尘劫·知青畅想曲》一书记载：“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期会议简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黑龙江兵团简报第十六期登载，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详细]

结语

中国与贪污腐败 篇5

网友：何东平

一个阶段以来，党和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反腐倡廉，反腐的力度也越来越大。然而，贪官抓了一批又一批，杀了一个又一个，贪污腐败仍然难以遏制，并且包括我们各种专业监督机构，如监察机关，反贪局，纪委中的一些人也被金钱俘虏，被腐败之风吹倒。胡锦涛同志说：“腐败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体现了党和政府治理腐败现象的决心，同时也反映出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应该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这是铲除腐败的关键环节。我个人认为腐败的深层次原因是信仰迷失，分析如下：

一、腐败分子只信仰金钱和利益，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和平年代少数中国共产党员是投机分子，他们入党的动机就是不纯的。他们入党为了提干，提干为了有权，有了权力就有了自己荣华富贵的资本，总之入党是为了个人名利，这些人一开始就没有共产主义信仰。也有一些党员，入党时是满怀抱负，为国为民，立党为公的，然而经不起物欲的诱惑，动摇了当初的信仰，他们成为腐败分子，他们也就不再是共产主义者了，他们的信仰被金钱迷失。

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是我们党当前和今后的一件大事，是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根本所在，切不可有丝毫含糊或疏忽。没有信仰的组织不可能有凝聚力、战斗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已经成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手段，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空前强烈，加之一些理论家崇尚西方国家的政治，贬低共产主义价值观，推波助澜，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些都对我们的思想形成冲击，使一部分人思想迷惘、信仰迷失、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祸国殃民。

二、迷失了信仰，心目没有了共产主义道德防线，一些人的思想行为就失去了准则。比如，一些党员干部公开说什么，为了搞活经济，只要不违法的事都可以做。号召人们钻法律的空子，打擦边球，消弱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教导人们实用主义、本位主义和自私自利，这些实际是极端腐朽的世界观，连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都不齿。君不见资本主义国家还在讲诚信和道义、讲社会责任感、讲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并不是不违法的事，只要对自己有利，不管多么不道德都可以做。

三、信仰迷失造成意识形态的浑噩，是一些党员干部行为不端的根源。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就等于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人，可想而知，什么荒唐的事都可能做的出来。贪污腐败，追求浮华，对一些没有灵魂的人来说就并不奇怪了。因此，我们的党应该坚持党的经典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绝对不能丢。如果在理论上摇摆不定，看不出理论是强大的精神武器，在理论上搞实用主义，就很容易导致信仰不坚定。现在一些贪污腐败分子，不信仰共产主义，去信仰封建迷信，求巫婆神汉，烧香拜佛，为自己消灾，从他们的行为中已经没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样子。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宣传共产主义信仰，在全党全国大力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宣传共产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并通过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落实到整个社会管理体系中。

四、很重要的一点，共产党还是要依靠人民群众，这是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再说，任何政党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都会人亡政熄。我们决不能搞脱离群众的“精英”治国，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精英”，只能是纸上谈兵的赵括，误国误民。脱离群众的治国方略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逻辑再清晰，语言再华丽，体系再完整都只能是空中楼阁，中看不中用，而且会使我们与基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社会中的不信任情绪也会越来越大。共产党的力量来源于人民大众，我们的一切理念都要深入落实到人民大众中去。《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提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群众路线，应该矢志不渝的贯彻下去，因为只有人民群众支持，中国共产党才有执政活力。我们贴近人民群众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深厚了，腐败的动因就小了，同时，人民群众还会积极主动地帮助我们监督和消除腐败，这样腐败的风气就兴盛不起来。社会主义中国就有了无尽的生命力。

五、说到信仰问题，有人就会提出市场经济体制与共产主义世界观能否相容的问题。有一部分人认为现在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机制与共产主义思想是相互排斥的，一个讲公而忘私，一个讲利益机制，因此，市场经济阶段共产主义思想显得较遥远。实际绝非如此，因为人类活动的进步动因从来就是利益机制在起作用，没有利益机制人类就不会有发展进步。共产主义思想也是一种利益机制，只不过这种利益机制是把人类原始的为个体物欲满足的生存需要，转化为贡献社会为大众谋利益，从而为个人获得组织归属、社会尊重和自身价值需要。马斯洛的需求层级论认为，人类皆有五种基本需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及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种需要层次递升，前两个层次是较低级的个人基本生存需要，后三个层次是较高级的社会心理需要。对社会事业的追求主要源于社会心理需要。因此作为组织的领导者应该正确把握组织成员的需要，采取有效激励方式，使组织成员为组织总体目标服务。这需要有一套科学的激励方式，激发共产党人的高层次需要，及高尚的追求，树立起全党共同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没有科学的激励方式，组织的功效将大打折扣。只要激励手段科学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依然能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激发全体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性。

六、信仰是个纲，纲举目张，抓紧这个纲，各种社会关系都会理顺，社会就会走上快速、稳步、顺利发展的轨道。只能在党的先进性上做文章，建立完善党的组织管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如果我们不抓住坚定信仰这一首要问题，在其它方面做再大的文章都会事倍功半，收效甚微。同时，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物质产品空前丰富，五光十色的社会充满诱惑力，与建党初期的社会环境已经大不相同，坚定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任务愈加艰巨，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为了中国人民稳定而幸福的生活，我们的信仰教育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中国与贪污腐败 篇6

农村村长贪钱方便，政治风险小。

1，农村的群众一般不太懂或者那么快知道国家政策及法规。2，农村的中壮年群众忙于外出打工赚钱，无暇顾及村里的情况。3，本位心理，感觉反正不是我一个人，就高高挂起，不闻不问。4，村里的账目不公开，就是上面要公开的，也往往以各种理由搪塞。

5，不怕被查账，就是被查出了些问题，就说是“招待费”反正村民也不会去问上面领导来吃过几次饭。6，村里有一帮“吃货”或利益共同体，在关键时候就会以“群众”的身份来为相关人员解围，或阻扰。

以前，村里的公款不是很多，村长贪污的表现还不是很猖狂，近几年，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对农村的政策扶持，农村的集体资产逐年增加。农村村长的油水越来越多，而胃口也越来越大。比如农村未分配的集体耕地和房产，就成立村长的小金库。这些农田租给其他个人一租就是几十年，而且价格不公开。更有甚者还改变了耕地的用途。我们村就是这样，集体的27亩农田租给他人20—30年，用了6年后遇到地方政府要建高速公路要占用农田，要收回土地。租地人向村里提出了98000元的索赔，让村民承担。最后，村民给算了一笔账，此人不但白用了6年的土地，还尽赚了钱。这一切都是村长所为，村民一概不知。更有甚者还改变了给耕地的用途，隔壁村的集体农田租给他人建成了“公墓”。农村的集体房产也是一样，租给他人成了养鸭场。这可能只是其中的沧海一栗。问了其他的几个村，得到的信息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中国与贪污腐败 篇7

受贿赂、贪污腐败行为

本报讯（张方）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区委书记魏玉峰 介绍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区委书记魏玉峰 市为全面提高人口管理和服务水平，陈来根采取积极措施争引资金，加快计划生育信息化网络建设速度。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区委书记魏玉峰 介绍人口管理的基础是准确、快捷的人口变动信息统计。为实现这一目标，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区委书记魏玉峰 市委书记市长高度重视，多年来，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区委书记魏玉峰 介绍陈来根乡镇计划生育干部将每月收集到的人口变动信息经手工统计处理后定期报送到市上，由市计生局微机处理后逐级上报。这一过程需要的时间多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区委书记魏玉峰 介绍、周期长，难免造成各类人为统计误差，降低了人口统计工作的质量和时效性陈来根，同时也增加了报送过程的差旅支出。为改变这一落后现状，省上要求2010年基本建成省到乡的信息网络和省、市、市三级平台。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区委书记魏玉峰 介绍该市计生委针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发展新形势，去年积极争取上级业务部门从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为该市计划生育信息化网络高起点、高投入建设创造了条件。09年该市投资120多万元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区委书记魏玉峰 介绍，按照省上统一要求建立了标准化的市计划生育信息中心，开通了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区委书记魏玉峰 市人口计生门户陈来根网站，在永丰、景村、石门、四皓等4个乡镇建立了计划生育信息中心，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区委书记魏玉峰 介绍为局机关各办公室增配电脑更新了办公设备，并为25个乡镇计生办、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区委书记魏玉峰 介绍计生站更新配备了50台电脑，有力地推进了人口信息统计工作规范化运行，提升了全市计划生育工作管理水平。

中国与贪污腐败 篇8

中国传统社会的腐败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制度性腐败。它的产生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是“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运转机制。

自秦朝至清末，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个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历史。而皇权专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

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这种制度安排，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袭产业。国家就是皇帝的盛筵，皇帝一家是唯一的食客，天下百官是负责上菜的服务员，而老百姓，则是餐桌上的食物。利益如此巨大，风险当然也高。为了保证

自己及后代的腐败特权，皇帝们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试图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甚至于“焚诗书，任法律，筑长城，凡所以固位养尊者，无所不至。”这就导致权力笼罩一切。

第二个原因是权力不受约束。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历来讲究人治，因此权力运用表现出极大的任意性。各地官员则是各地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地盘上，一手遮天，说一不二。虽然中国古代王朝通常都很重视监督机制建设，如御史台、都察院，但几乎每一个王朝，监察系统发挥的作用都非常有限，甚至根本就是空转。比如清代几乎所有的贪污大案，都并非监察系统监察到的，而是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或者是政治原因引发的。中国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拒绝引入民间的监督力量，因此是一种体制内的自体监督，效力自然非常有限。

第三，低薪制导致腐败的恶化。

在中国历史上，薄俸制是主旋律。低薪薄俸为朝廷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也有利于培育出一批清官楷模。但与此同时，薄俸制也有着巨大的危害：它容易诱发腐败，并导致腐败的普遍化。

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低薪制，是由于历代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导致财政无力负担。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鲜明的规律，那就是历代官吏数量呈不断扩张趋势。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数量都比较精简。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无不成倍增长。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非常单一，传统赋税又只有农业税一个主要途径，官吏数量过于庞大，使得俸禄成为财政支出的第一大项。为了节省开支，薄俸制就成为大多数时候不得已的选择。

那么由此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官僚系统为什么会不断扩张？

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官僚体系的存在虽然是为皇权服务的，但是一旦出现，它本身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自我保护、自我繁殖的特点。第二个原因，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也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官僚系统是君主专制的工具，官权是皇权的延伸，君主专制不断完善，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

低薪制体现了皇权专制的自私短视本性。皇权专制本身是一项极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它的设计原理是千方百计保证君主的利益，损害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这其中就包括官僚阶层的利益。

2．案例：大清王朝唯一不贪腐的衙门

晚清中国官场极度腐败，几乎无官不贪，无衙不腐。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海关。

本来，海关是清代最腐败的衙门。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王朝在平定台湾后重开海禁。几年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艘商船来到广州，但是一到海关，英国人就在关税问题上陷入了麻烦。

据当时中国官方公布的文件，一条大船，需要缴纳1200两关税。但是中国海关官员要价2484两。英国人多次讨价还价，中方官员遂宣布减为1500两，其中1200两是国家规定的船钞，另外300两是“活动经费”。

这就是清代海关腐败的第一个表现：关税不透明，需要讨价还价。英国人后来说，清代海关官员从来不对外商公布关税实际税率。“海关税收远远高于法定的税率，并且直到鸦片战争时，外国人一直不知道中国的税则规定。他们多次索看，均被挡回。”

其实大清海关关税是有明确税率的。大清在中国古代王朝中算是一个讲究“精细化管理”的王朝，所以对于各个税关包括海关管理有着严格而明确的制度规定。这些制度仅从文字来看，其实挺科学合理的。

首先，征税规则透明化。清政府规定，各关税率不但要公布，而且要刻到木榜上，立到路边，让每个过往商人都能看到。第二，大清关税征收实行“商人亲输”的方法，各税关在收税时应该

让商人们亲自填写文件，现场交税，不许他人特别是海关关员代为填写，以防海关关员在其中做手脚。收据要一式两份，一份给户部做凭证，一份给商人做回执，这两份要对得上，可防止关员收到税款之后私留中饱。第三是实行多重监核制度。清政府规定，户部和广东总督巡抚对广东海关实行双重领导，都有监督检查的权力。第四是规定了对关员腐败的惩处制度。但是和大清帝国的许多制度一样，这些规定大部分没有从纸上走下来，或者走下来不久就变了样子。

比如第一条，“刊行税则”，张榜公布，从康熙后期起，就流为具文，大部分税关都没有认真执行。从雍正六年上谕我们能判断出，截至当时，很多税关就已经不再设立木榜公布税率了。第二条，商人亲自如实填写税单，也很难做到。雍正年间上谕说，海关上报的账簿全是假的，都是关员填写的。到了光绪三十二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奏折当中说，广州海关的账簿已经全是经

过造假的，没有一本是真的了。第三条户部和广东督抚对海关的监管，很多时候也是流为具文。户部长官通常都是三甲进士，没有任何专业知识，搞不懂具体业务流程。至于总督和巡抚，他们都知道能当上海关监督都是皇帝的亲信，所以不愿深管。所以，第四条惩处也就基本不起什么作用了。因此广州海关成了众所周知的肥缺，海关人员的贪污腐败，在全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中国海关公开税率与当时很多国家相比很低。因为中国皇帝们考虑问题总是习惯于登高望远，从大局出发。他们认为不妨给外国人多点好处，“怀柔远人”，有利于政治稳定。中国官方宣布的平均关税率大约在4％左右，这比当时号称实行自由税率的法国还要低。

但问题是，天朝的事，往往纸上的规定与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实当中，国家正式关税之外，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陋规”。根据尤

拔世《粤海关改正归公规例册》记载，雍正年间到广州经商的洋船，每条船送给粤海关衙门的陋规多达68种名目，总计1950两白银。这些还只是可以让皇帝基本掌握并且默许的“半公开化”陋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见不得光的巧立名目和克扣勒索。加上这些陋规，也就是外国人口中所说的“贿赂”，中国的关税水平就从纸面上的4％，一下子变成了20％

以英国人为代表的外国人对中国海关的腐败极为不适应，不习惯。他们之所以不习惯，也许重点不在于关税过高。外国人真正厌恶的，是海关官员们贪婪无厌的丑恶嘴脸，是不透明的，需要费脑子不停讨价还价的过程，是肮脏的交钱方式让人感觉深受屈辱。外商们很清楚，他们交的大部分钱，都没有上缴到帝国财政。据郭实腊估计，广东地方官员以及十三行那些官商，再加上相关工作人员，每年从对外贸易中“非法所得可达300万两。”他还判断，每年外商缴付的各

类税费只有1/3左右进入清朝的国库，而另外的2/3则流入各色人等的口袋。而马士统计的数字更为惊人，他说，海关收到的钱，只有十分之一上缴国家了。

到了晚清，中国海关却一跃成了一个著名的廉洁机构，从1861年到1908年，海关基本杜绝了腐败，成为当时中国政府的唯一一块净土，甚至被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

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上海海关运转失灵。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管理上海海关。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诚实认真地收税，收到税款后来也如数交给了中方。而且，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贪污腐败明显减少，征收额明显上升。“税收大增，政府善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遂脑洞大开，很高兴地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

海关。

1863年，英国人罗伯特·赫德接任总税务司，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对中国海关的管理。

赫德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海关的腐败。晚清海关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鸦片战争之前，因为非法鸦片贸易的猖獗，海关官员最主要的来钱方式变成了庇护鸦片走私。各级海关关员都“广泛地参与了走私活动，并从中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利益。所有的人，从最高级的海关监督到最低级的杂役，都参与了这种腐败。他们定期向商人索取高额的费用，然后默许鸦片走私的进行。正是在这种放纵下，走私变得极为平常，有时竟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

赫德不想仅仅以反贪风暴来改变海关面貌。他要做的，是从制度上彻底更新，对腐败来个釜

底抽薪。

赫德建立了有效的审计制度。他专门设立了稽查账目税务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对各关财务会计制度进行监督。其中正稽核专门负责巡视各口海关，稽查方式是抽查，“他会出其不意地下去。”

赫德做的第二件事，是人事制度改革，对海关进行换血，把海关重要岗位基本上都换为外国人。换人的要点是“进人必考”。其他任何人和机构，包括他自己都不能安插自己的私人。赫德在选择海关雇员时实行全球招考、公开选拔，先后在上海、九龙、广州、青岛和伦敦等地设置考点，不管是谁介绍来的人，必须参加考试。

在处理违规行为上，赫德非常果断，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从不搞“下不为例”。“贪污，侵吞，挪用，受贿等不廉行为者，一经税务

司上报总税务司，将予立即开革”。

配合以上制度改革，赫德还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清代旧式海关各级工作人员名义上工资都极低，表面上看差不多是给大清帝国免费打工，但是实际上他们个个都是超级富翁。赫德说：“中国的祸根在于官员薪俸低微不足。”

赫德说，为了使海关改革卓有成效，必须用支付高薪的方式使关员们保持廉洁。“一切费用，不可减少。若少，则所用之人，必为奸商所买”。

综合起来看，赫德的几项管理制度是相互关连的：高薪激励机制，让关员们“不想贪”。先进的会计制度和审计监督制度，让关员们“不能贪”。严明惩戒制度，让关员们“不敢贪”。这三者互为补充，不可分离。

赫德不仅自己在海关实行高薪养廉，还把这

个做法作为一项重要建议，贡献给清朝政府。在1865年10月17日向清政府递呈的《局外旁观论》中，他建议说：

文之要，惟各官俸禄。各等官员应予以足敷用度定数，不致在外设法得钱……其民不服并非因被勒之多，因无定时，无定数而系私取。若因国家用度，新定民间应纳各项银两，必无不服。所交之银，并无格外为难，反或较少。当然，清政府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高薪养廉当然要付出代价，那就是海关经费的大幅增长。在清代旧海关时代，粤海关每年经费很低，每年不过花掉一万多两。但是赫德接任总税务司后，海关经费升至近75万海关两。在赫德任职期间，这项经费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而逐步提高。1896年为196.8万海关两。但是清政府却很痛快地批准了如此高的经费标准，因为在赫

德的管理下，关税收入迅速提高。1861年，海关税收是490余万两，到了1871年，仅仅十年，就达到1100余万两，翻了一番。到1904年，已经达到3020.65万两。

赫德主掌的海关极大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窘境。税收犹如国家经济的血液，清政府在濒死的边缘，获得了海关税收大量增加所带来的新鲜血液，让它又苟延了几十年的寿命。

不管赫德的本心如何，他管理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其廉洁程度在2000余年帝制中国的历史上确实可以说是绝无仅有。魏尔特在《赫德与中国海关》中说，“赫德任期内海关人员的违法行为没有超过五起。”具体地说，据1854-1870年十六年的统计，海关关员中总共只有4名因行为不轨，1名因经商，1名因受贿而被除名。在赫德50年任期期间，未经授权的支出滥用公款等违法行为的案件没有超过五起。这一事实说明，贪腐

在中国并不是不能治好的绝症。

1949年之后，新中国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了海关管理权。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中国海关也再一次成为腐败高发地带。在湛江特大走私案件中，有200多名海关关员涉案。在厦门特大走私案中，仅厦门海关涉案人员就达300多人。如同前清海关一样，一个单位成建制地垮掉的现象又一次出现。

3．“陋规”是一种制度性腐败

大清王朝给各级官员所定俸禄水平极低。巡抚级别，年工资不过一百五十五两。

而他们每年的实际支出，大约在八千两到两万多两之间。这些钱并非用于奢侈的生活或者特殊的享受，而是一个省级官员生活中必须的、合情合理的支出。

第一项当然是他个人和家庭的开支。第二项是社交支出。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需要应酬的地方比今天还要多。

第三是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开支。他身边的一套人马，都需要自己花钱雇用。在清代督抚衙门

中，只有总督和巡抚是国家承认的在编官员，其他人都没有“编制”。也就是说，国家不给总督和巡抚配备下属办公人员。

由督抚来负担身边工作人员的开支，这在今天看来已经十分不合理了，清代的财政制度中居然还有比这更匪夷所思的规定，那就是总督还要负担一部分地方事务支出。在督抚们的诸多不合理的负担中，有一项最有代表性，那就是皇帝与督抚们的通信费用。封疆大吏经常要派人往返京城，递送奏折，与皇帝沟通信息。奏折事关国家机密，需要多名得力干员去专程护送，这笔路费每年平均不下千两，边远省份花费更多。这些支出皇帝同样不管。

所以，陋规的产生，也有其“不得已”之处。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没有独立财政来源的情况下，督抚们只能靠他们的权力，通过“勒索下属”，来搞一点经济收入。这种“勒索”时

间长了，就形成了“陋规”。

陋规的“陋”字反映了世人对它的道德判断。因此今天的读者有一种常见的认识，认为“陋规”是贪腐的产物，并且主要都归入了官员的私囊。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综上所述，“陋规”产生的最初原因，是地方官员收支的巨大不平衡。它本来的主要用途，也是地方公务。

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演进，陋规确实是越来越“丑陋”了。也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收取“陋规”，是地方官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后来官员们发现，这份收入官不举民不究，皇帝也不好深管，所以是肥己营私的最佳空间。于是，本来收一万两就可以满足公用，他会收到两万两、三万两，甚至十万两。多余的部分，装入私囊，或者送给上级。

4．康熙应该对清代的制度性腐败负最大责任

清代的陋规体系，是在康熙一朝发展成熟的。

现代财政一般分为分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两部分。随着历代以来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中国传统王朝的中央财政占比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唐代上缴中央的租税是三分之一，留给地方的是三分之二。到了明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收入比例，已经达到了七比三，地方收入严重缩水。

清朝开国之初，基本沿袭明制，所以起运与存留的比例一开始与明代相仿。但是从顺治年间到康熙初年，统一战争特别是其中的镇压“三藩”战争还在一直进行，军饷供应成了天大的事，一

切都要为这个让路。中央政府没有别的财政来源，只有不断压缩地方开支，康熙七年，全国“起运”也就是送交中央的财政比例为86.9％，存留地方的比例仅为13.1％。地方官员手中不但没钱来进行地方建设，甚至没钱来给衙役们开支。各地官员开始普遍巧立名目，千方百计盘剥百姓，以补充经费之不足。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采取增加“火耗”的方式。

所谓火耗，就是附加税，名义上是弥补税粮运送和税银重铸时的损失。中国传统官僚办公效率不高，但在贪污肥私时所表现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高效率，令人吃惊。“州县火耗，每两有加二三钱者，有加四五钱者。”“大州上县，每正赋一两，收耗银一钱及一钱五分、二钱不等。其或偏州僻县，赋额少至一二百两者，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者有之”。本来应该在正税之外多收百分之十，最后可能变成百分之二十、五十，个别情况下甚至百分之百至二百。“火耗”加征，因此就成了清代一个著名的恶政。如果说在战争紧急之际，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可以理解的话，那么统一战争结束之后，统治者应该合理制定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配比例，但是康熙皇帝在这个时候，犯了重大错误。

收权容易放权难，历来是传统政治的一大特点。经过多年的财政集权，中央官员享受到了财政集中的好处，不愿意再把已经到手的财权拱手送交回地方。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是惰性严重，凡事一旦形成了“常态”，形成“先例”，就难以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到了康熙中期，全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比例基本固定为82：18。这个比例后来作为“祖制”，被历代继承下来。因此与明代的7：3相比，清代地方的财政占比进一步降低。

因为俸禄过低，地方官收取火耗的动力很足，除了部分用于地方开支外，还有余钱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支出，甚至可以让自己过上相当奢侈的生活。当然，对于这笔巨大的好处，他们不能独吞，有一部分还要分润上级，需要层层送礼，这就形成了陋规。

既然地方财政不足，那么康熙皇帝为什么不正式提高税率，满足地方政府经费以及官员生活支出的合理需要呢？

康熙皇帝却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任内有一个著名的政绩，叫做“永不加赋”。这是他一生最引以为自豪的“德政”。康熙认为，这一制度可以从根本上限制后世皇帝剥削天下的程度，一劳永逸地减轻了百姓负担。对于皇帝家族来说，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制度设计，康熙因此也确实成为被后世热烈颂扬的千古“明君”。但是康熙没有想到，这样的制度设计，后来实行中却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通货膨胀之后财政收支的严重不平衡。清代的通货膨胀非常厉害。康熙去世后，从雍正到嘉庆年间，全国物价涨了三倍。然而税收却不能同步增长，这也就意味着到了嘉庆年间，政府的税收相当于缩减为原来的三分之一。

第二个后果，国家一旦有重大突发事件，固化的财政系统无法支持。所以我们后来可以看到，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朝廷军费无出，咸丰皇帝格于永不加赋的祖训，不敢增加税收，只好大开卖官之门，导致吏治极度败坏。

对于这些问题，康熙本人也并不是没有认识。但是晚年的他却失去了锐气。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比例，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税收体制的根本调整，波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晚年的康熙已经调动不起这样大的心力。

5．雍正皇帝的“高薪养廉”改革

雍正皇帝在清查亏空的过程中，认识到各地亏空的成因主要不是官员们的“婪索”，而是地方财政经费不足所致。他意识到财政制度不改革，亏空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亏空问题，就只有突破康熙“永不加赋”的成例，把“火耗”由私下征收，变成公开征收，并用于弥补地方财政收入和官员生活支出的不足。雍正二年，雍正宣布进行火耗归公及养廉银改革。雍正说，过去各地官员私征火耗，银钱多入私囊，弊端很多，比如造成官吏的贪污、陋规的横行、国库的亏空和农民负担的加重等。

雍正问道：

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乎？

也就是说，百姓所交不论税还是费，本来都应该是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是现在以私征的方式进行，就变成了州县官员掏自己的腰包来养活上级，上级就不得不感他们的恩。这显然是是非颠倒。如果把火耗征收的权力上收，就变成了上级拨经费养活基层官员，这样才合政体。

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改革的效果非常良好。

第一个效果，是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火耗归公由省政府公开进行，收到的钱进不了地方官的私囊，与地方的利益并不直接挂钩，因此火耗征收率普遍降低，人民的隐形负担相对减轻。改革之后，山西省的火耗率由原来的百分之三十到

四十，降到了百分之二十，河南由原来的百分之八十降到了百分之十三，山东由原来的百分之八十降到了百分之十八。这样一下子扭转了康熙后期地方官狂征滥派的严重局面。

第二个效果，是贪腐得到了有效扼制。雍正皇帝按各级官员的官职高低、事务繁简，给全国地方官制定了不同的养廉银标准。一般来说，雍正年间总督每年的养廉银为两万两左右，巡抚为一万五千两左右，布政使为一万两左右，按查使为八千两左右，道府为五千两左右，州县为一二千两。养廉银数额超过了他们各自俸银的数倍、数十倍乃至一百多倍。

养廉银制度使官员的薪俸收入有了明显增加，让他们仅凭工资就能过上体面生活。发放养廉银数额虽然庞大，但实际上只是变暗为明，并没有加重人民的负担，也没有加大朝廷开支。

更重要的是，在养廉银改革之后，雍正就可以正式禁止“陋规”，取得明显成效。火耗归公和实行养廉银制度，使清代的税收附加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经费的不足，这是清代反腐制度建设的最大一项成就，也是中国历史上反腐制度建设的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

6．养廉银改革为什么失败了

很多讨论反腐制度建设的文章，都以雍正养廉银改革最终失败，作为“高薪无法养廉”的典型例子。但是这些文章几乎没有一篇涉及清代的养廉银制度失败的根本原因。

雍正去世之后，二十五岁的乾隆继位。

乾隆和康熙一样，也是一个“静态思维”的人。乾隆酷爱用规章制度把他治理下的一切都标准化、格式化起来，大力强化中央对地方的严格控制。

乾隆对养廉银制度进行了整齐划一的“固定化”处理。雍正皇帝设立的养廉银，本来是一个动态的可以随着需要不断调整的数字。由地方官员根据实际情况请示，由中央政府最后定夺。这

样就可以保证养廉银的数字可以适应各种变化。

但是乾隆却规范了各级官员养廉银的数字。乾隆十二年，朝廷因此对各级官员的养廉银都重新审定，公布了明确的数字，并且永为定制，轻易不做调整。

这个做法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在通货膨胀之时，官员的收入与支出不能合理调适。

如前所述，从雍正到乾隆再到嘉庆，大清王朝通货膨胀三倍，就意味着官员的收入与支出之间，至少又出现了三分之二的缺口。“官员生活支出增加，但养廉额不变，使得官员极为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没有别的选择，他们不约而同又一次开始在地方上偷偷征收“附加费”，贪污腐败又一次开始横行，陋规体系全面死灰复燃。历史又流转回到了雍正即位时面临的困境，再次燃起的腐败之火，比原来更有破坏力。

7．高薪未必养廉，但低薪一定腐败：“中国俸禄史”的启示

前面探讨了清代官员薪酬与腐败的关系，而如果将视野放大到整个中国历史，也可以看到历代的清廉与贪腐，多与其官员俸禄水平与制度紧密相关。

汉代在建立之初，经济相对困难之时，就确立了中高级官员较高的薪俸标准，这是有着明确的“高薪养廉”的考虑的。汉孝惠帝说，“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也就是说，给官员们高薪，是让他们好好为百姓工作，最终落脚点也是为了民众。

与此同时，汉代法律对贪污受贿的处罚也非

常严厉。汉初官吏接受他人宴请被举报，就要罢官。朝廷鼓励百姓举报贪污受贿行为，还把没收之物作为对举报者的奖赏。

因此西汉大部分时期和东汉前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属于官风较好的时期，中高级官员极少出现大面积贪腐现象。《二十四史》中，以汉代“循吏”即清正有为之官最多。

然而到了东汉中后期，则情况为之一变。

在战乱和灾荒的交迫之下，东汉王朝财政状况不断恶化。为了渡过危机，东汉政府采取了“最省事”，也最容易想到的办法：减少百官的俸禄。汉安帝汉顺帝均曾经下诏，“减百官俸”。桓帝时期，因为对武陵蛮的战争，还一度停发了百官俸禄。

在这种情况下，中高级官员的收入也大幅降

低，那些洁身自好的清廉官员，大都陷入了穷困之中。如汉桓帝时的名臣朱穆，长期任中高级官员，“禄仕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余财”。东汉著名学者政论家崔寔，曾经在多地担任太守，“历位边郡，而愈贫薄。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殓”。

在薄俸制下，东汉官风迅速大坏。“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也就是说，从高级官员到底层小吏，因为没有工资收入，所以就纷纷开动脑筋，把权力当成收入的资本，想法捞钱，于是一级级上贡的现象开始出现，而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大大降低，社会公正受到极大破坏，民生更加艰难。吏治腐败甚至导致人口减少，西汉大夫鲍宣就把“酷吏殴杀”列为民众“七死”之首。

当然东汉末期腐败横行的原因不仅是薄俸制。严重的党争和宦官、外戚专权也是重要原因。

东汉末年出现了“里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之厄”，权臣们“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政治腐败直接导致了东汉的灭亡。

8．不给官员工资是贪小便宜吃大亏

中国历史上不光有薄俸制，在一些历史时期，还曾经实行过无俸制。

这些实行无俸制的朝代当然大多数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比如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一般都以战争抢掠为生，所以立国之初，北魏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俸禄。当时北魏文武百官的生活来源，主要是朝廷赏赐的战利品。每当北魏王朝打了胜仗，那些随军将士和百官就过一次节。至于赏赐的内容，当然是抢到什么就赏什么给百官，所以内容五花八门，既有金银器物、马牛猪羊、衣服首饰，还有俘获的人口，亦即所谓“生口”。但是获得赏赐最多的当然是随军出征的将士及文武官员，留守 的官员所获甚少，甚至根本捞不到赏赐。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留守文职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主要收入就靠贪污受贿、“刮地皮”。史载当时无禄之官，“率是贪污之人”，“少能以廉白自立”，以至百姓视他们为“饥鹰饿虎”。北魏太武帝时，公孙轨出任虎牢镇将，“其初来，单马执鞭；及去，从車百两（辆），载物而南”，百姓登山怒骂相送。

为了惩治贪腐，北魏皇帝们也开动脑筋，想尽了各种办法。太武帝太延三年下诏，号召天下百姓和官员，举报其官长和上级。文成帝太安五年下诏书，要求对官员们实行长期追责制，虽然任满调离或者退休，但是如果发现问题，也不放过。北魏明元帝拓跋嗣的办法更为特别，他发明了类似今天财产公开的办法。他听说州县官员搜刮百姓特别厉害，就专门派出一批使节到各地巡行，任务只有一项，就是查点官员的财产。巡行

使节闯入官员家中，一项项清点财物。如果你不能证明是合法所得，那就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律视作赃物。

但皇帝们的百端治理整顿，几乎毫无成效。清代史学家赵翼对这种情形曾有过评价:“是惩贪之法未尝不严，然朝廷不制禄以养廉，而徒责以不许受赃，是不清其原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

直到孝文太和八年，北魏君主才想通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给百官发俸禄，不可能达到地方吏治的清明。因此才把制定俸禄制度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北魏孝文帝以汉化改革闻名史册，他的俸禄改革其实也是任内的一项重要举措，只不过后世注意者不多。

一个王朝，总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之举。实行俸禄制度，从短期看，因为兴革之举会导致官民一时不便，但从长远看，对国家是有好处的，因

为这一改革从制度上堵住了百官肆无忌惮地抢夺民众财产的渠道，百姓负担实际上是大为减轻了。所以孝文帝接着说：“虽有一时之烦，终克永逸之益。”

历史事实证明，孝文帝的俸禄改革，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减轻了农民负担，整顿了吏治，因此保证了孝文帝时期均田制、移风易俗、实行汉化等其他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

9．高度人性化的唐代俸禄制度

唐代俸禄水平在中国历史上属于较高时期。这是统治者在制度设计上的有意为之。唐玄宗曾于天宝十四年下诏说:“衣食既足，廉耻乃知。至于资用靡充，或贪求不已，败名冒法，实及此由。”可见“足薪养廉”是唐代统治者的明确思路。

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唐代建立起了体系完备、内容复杂的俸禄制度。唐代高级大臣的生活是非常优裕的。名臣郭子仪“岁入官俸二十万贯，私利不在焉”。大历八年，回纥人请求卖给唐朝一万匹马，而朝廷因开支不足，准备只买一千匹。郭子仪说，“回纥人帮我们平定叛乱立有大功，应该报答一下他们的支持，而且国内也需要马，我请求缴纳一年的俸禄，帮助出马钱。”请纳自

己一年的俸禄以充一万匹之马价，足见其俸禄之隆。

唐代俸禄制的另一大特点是各级政府的办公费用有明确的来源渠道，不需官员自己想办法。唐代为保证各级官员的办公条件，按不同官署级别，批给数量不等的“公廨田”，交由农民耕种，收租归各级官署使用作为办公费用。

唐代还实行了公务用车制度，各级官署都备有交通运输工具。中央机构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车坊。

和历代一样，唐代官员服制也很森严，不过唐代官员的官服费用是由国家负担，不需个人置办。

唐代官员出差费用也有保证。官员因公出行，持有官方颁发的有效证件，也就是券牒，可

以使用官方提供的馆驿。

总之，唐代俸禄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人性化。明清两代，在任官员购置官服需要自己出钱，因为官服昂贵，可能是官员年收入的数倍之多，所以清代干脆出现有的官员买不起官服要租官服穿的奇怪现象。除此之外，大臣们上班坐车坐轿、置办办公用品，从一地到另一地去赴任的路费，这些本应该政府补贴的项目，都要大臣们自己出钱。对于各级政府办公经费，朝廷也考虑甚少，地方财政收入大部分都划归中央，留下的数字只能满足需要的不到十分之一，绝大部分办公经费需要官员自筹解决，所以地方官员就只能在国家税费之外，乱搜刮乱摊派，无限度地增加百姓负担。唐代俸禄体系的成功之处在于国家不惮花费精力去进行较为完备的财政体系建设，其结果是唐代的官风远较明清两代为好。

10．宋代“高薪养廉”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以高薪闻名。有人说，“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官僚的俸禄是最为优厚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史料，我认为对宋代官俸以“最厚”一词蔽之，过于简单化了。宋朝中高级官员收入很高，低级官员收入却很低，很多基层官员的收入甚至不能满足体面生活的需要。更为严重的是，宋代的地方胥吏居然是没有俸禄的。所以说，宋代应该是厚禄与薄俸兼具的时代，高官厚禄，低级官员薄俸，而吏员甚至无禄。

宋代中级以上官员生活总体上来讲比较优裕，“国朝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元丰年间的朝奉郎、试户部侍郎苏辙，既享有寄禄官

正七品朝奉郎本俸，内容是月俸钱30千，春、冬绢各13匹，春罗1匹，冬绵30两；又享有职事官从三品试户部侍郎职钱月45千。另外还按年或月发给不同数量的盐、茶、酒、面、厨料、薪、蒿、炭、纸，给马刍粟以及元随傔人衣粮等，所以宋代中高级官员生活水平很高。

因此总体看来，宋代中前期宰执大臣官风相对较好，特别是北宋中前期，高级大臣多能“以天下为己任”，贪赃枉法者很少。有宋一代，文治大兴，百姓生活比较稳定，始终没有爆发大的农民起义，一定程度上与官僚体系的尽职尽责有关。

不过，宋代也存在着和汉代类似的问题，就是高级官员与低级官员收入差距过大。宋代官吏队伍过于庞大，财政不胜负担，广大低层官员只能承受低薪。宋代中后期，地方官税外加税、费外加费的情况司空见惯，方式则五花八门。宋代

已经出现“常例钱”的说法，所谓“常例钱”，就是官场上半公开化的礼金，性质同于元明两代的“常例钱”和清代的“陋规”。

与州县官员腐败比较起来，宋代吏员腐败更为严重，甚至与明清相仿佛。

宋代基层政府，官与吏的比例一般为一比二十左右。可见胥吏数量之庞大。但宋代官与吏的地位差别至为明显。

汉代吏员有机会升为高官。但是唐宋之后，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普及，官吏渐渐分途。唐宪宗时曾有上谕禁止吏员投考进士科。不过在唐代吏员还可以由别科（如明法科）进入官员阶层。到了宋代，官员阶层基本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垄断，吏员不论工作多么努力，也没有什么上升空间。

中央政府的胥吏，只给予极为微薄的俸禄，而地方州县吏干脆“无常俸”，不给任何报酬。

虽然没有工资，吏员们却还要承担许多不合理的负担。比如他们要负责筹备过境官员迎来送往、食宿赏玩的开支，备办官员生日的送礼等支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极少数老实的胥吏可能真的宁肯倾家荡产，也不为害百姓，绝大多数的人则注定要“蚕食百姓”。而他们蚕食百姓的机会，又唾手可得。他们得以营私的手段很多，“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

宋代胥吏贪污腐败已不仅仅局限于小范围，不是个体现象，而是形成了群体性、普遍性的现象，国家不肯给吏员发放俸禄，实际上就是默许他们蚕食百姓，其代价就是社会底层的败坏。有人说，宋代“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

宋人说，胥吏之治，是宋代最失败的地方:“汉之天下弊于戚畹，唐之天下弊于宦竖，我朝天下弊于吏奸，凡为朝廷失人心，促国脉者，皆出于吏贪。”

总结宋朝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说，局部的高薪养廉注定不能长久，没有与权力约束结合起来的高薪养廉，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的。

11．元朝俸禄制度的缺陷

和北魏一样，以战争起家的元朝开始时是没有俸禄制度的。

蒙古官兵开始是专以从战争中掠取大量财物、私属人口为生，“鞑人初未有除授及请俸；鞑主亦不晓官称之义为何也”。到中统建元之前，没有正式建立覆盖全域的俸禄制度。所以在地方治理上，与北魏初年一样，也是贪暴横行：“元初未置禄秩。无禄不足以养廉，于是地方官吏以未给俸，多贪暴。”

汉族大臣姚枢曾经进言，说实行俸禄有利于建设社会的公平正义:“班俸禄，则脏秽塞而公道开。”

忽必烈时期正式建立了俸禄体制。“世祖即

位之初，首命给之（禄秩）。……禄秩之制，凡朝廷职官，中统元年定之。”

不过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是一个蒙古旧制与中原制度相结合的统一体，管理上比较粗疏，所以元代俸禄体系发育很不完全，不合理之处甚多。比如元朝南北官员，职田分配是不一样的，江南地少人多，所以职田只有北方的一半。朝廷内外官员收入也不均，有的官员俸禄很高，有的却非常低。

元代俸禄制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俸禄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钞票发给的。元代钞法实行不善，经常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比如中统至元中年间，物价上涨8-10倍。最严重的时候，钞票几成废纸，仅能值回印刷成本。虽然朝廷多次采取增俸措施，但速度远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因此元代也属于薄俸制，大德年间，连百官之首的宰相都感到生活捉襟见肘。元代中下官吏普遍生

活困顿，如“（黄澹）在州县以清白自持，月俸不给，至鬻产佐之”（《新元史》）。这种低薪制不独汉官受害，也导致“不少蒙古官员家计入不敷出”。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吏治之腐败也是空前的。明初叶子奇对元代名目各色的“例钱”曾作过分类解释，他说:“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俸禄制度的缺陷，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

12．“官俸最薄”与“腐败最烈”的明代

宋代的高薪在历史上很有名，同样有名的是明代的“薄俸制”。论者动不动就说，“明官俸最薄”，“俸禄之薄，无以逾明者。”

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苛刻的。在制定俸禄制度的时候，朱元璋对自己的亲戚家人待之唯恐不厚，宗室贵族的俸禄异常丰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有一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这还不包括巨大的土地赏赐。但与此同时，朱元璋以开国之初，经济凋敝为由，又把官吏的俸禄定得出奇之低。

按理说在朱元璋去世之后，随着经济恢复，社会发展，明代统治者们应该大幅度提高俸禄。

但事实是，洪武之后，明代俸禄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逐步降低。

其主要原因是明代俸禄的“折色”制度。

明初俸禄主要是用粮食来发放的。但是当国库中的粮食不够用时，偶尔也会发点其他东西来代替。这就是所谓“折色”。

发什么呢？发胡椒，发苏木。胡椒和苏木，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颜料，为什么发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些是从外国进口的奢侈品，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进口多了，宫中堆积多年，眼看着要放坏了，所以拿出来给百官充工资用。成化五年，实在没钱给百官开支了，甚至发衣服被褥，将内库所存的“绽丝绫罗及书画几案、铜锡磁木诸器皿，以充俸钞。”就是说，皇宫大库存的绸缎布匹、衣服帽子、被子褥子、桌子椅子、瓷茶碗锡茶壶都拿出来发给百官。反正宫里什么东西多就发什

么。

实在拿不出银子来给百官发工资，发点东西大家倒也能理解。问题是，皇帝们的小算盘打得非常鸡贼。

成化七年，因为国库里存的棉布太多，积压久了，眼看着都快烂了，皇帝遂宣布，以后就用细布给百官开工资。什么标准呢，一匹细布折算成20石米。然而，明代最好的三梭细布，一匹也不过能换二石米。皇帝显然把布价抬高了十倍。

明代官场贪腐发展的曲线图，与俸禄高低有着直接的关系。明代贪风之盛行，恰恰发生在洪武朝以后，与俸钞折色之制同步。折色越低，贪污腐化就发展得越厉害。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总结明史，尖锐地指出:“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

13．窘迫的曾国藩：清代京官的生活水平

清代顺治康熙等前期帝王认为，明太祖开创的一系列政治制度，超越汉唐，极为完美，康熙甚至称明太祖“治隆唐宋”。所以有清一代，在国家制度上大部分沿袭明制。比如清代俸禄制度基本是照搬明代俸禄。

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清代京官，大部分生活都很“穷”。例如，晚清著名文人李慈铭在做京官时，有时候甚至吃不起饭，日记中有“近日窘绝，殆不能举火”的记载。他还记载他见到的另一个京官，刑部主事，因为经常饥饿，甚至面有菜色：“贫瘁不堪，门庭萧索，屋宇欹漏，使令不供，人有菜色。”。

我们可以以晚清名臣曾国藩为例具体分析。

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中了进士，道光二十年，被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职。

清袭明制，官员俸禄水平很低。清代一品官员正俸全年不过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从九品及未入流只有31两有零。

雍正年间地方官进行了养廉银制度改革，但是京官只是在乾隆年间改开双俸，正俸之外再开一份“恩俸”。将薪俸与公费相加，曾国藩全年正式收入为合计129.95两。晚清的一两白银约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

所以曾国藩收入很低。但同时花费很大。

一个人从外地到北京来工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住房问题。清代京官在住房问题上不享有任何福利，刚到北京就买得起房的人很少，曾国藩的选择自然是租房。

在传统时代，等级观念很严重，作为一个京官，不可能采取合租的方式，必须租四合院。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搬到绳匠胡同一个四合院，年租金160两白银。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升翰林院侍讲后，搬到上朝更为方便的前门内碾儿胡同，年租金251两。

京官的第二大支出，是社交应酬。清代《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入人数。所以当时北京城的各大著名饭庄门口，每天晚上，都停满了官员的车马。当时京官吃喝不能报销，要自己花钱。在道光21年，曾国藩给朋友的婚丧嫁娶、朋友父母的生日送的寿礼，加起来70多两白银。请客吃饭用了40

多两，这两项加一起110多两。

第三项大的开支是衣服。清代对官服的要求非常严格又非常琐碎。官服所要求的材料多较为贵重。清代又没有公款采购制度，官服要自己买。一套官服置办齐至少得五百两到八百两。

除此之外，交通费压力也十分沉重。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高级大臣一年坐轿，就要费银八百两。因为必须雇有两班轿夫，还需前有引马，后有车辆及跟骡。初入官场的曾国藩自然买不起轿子，只能租马车，道光二十一年，他在这方面花了三十多两白银。

除此之外，加上生活日用，文化生活，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一共支出608两白银，赤字是479两。由于经济压力如此之大，曾国藩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记说“昨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这并不能说明曾国藩这个人本性是多么的卑污、多么的贪财，只能说明清代的财政制度是多么的不合理。在这种财政制度下，惩罚的是清廉之员，鼓励的是贪官。

14．曾国藩的小金库：清代地方官员的真实收入

一个人之所以在北京苦熬苦挣做京官，目的就是将来能有机会外放做地方官。一旦做了地方官，就掌握了地方上财政税收的大权。清代财政没有严格的审计制度，要想获得一些灰色收入易如反掌。

咸丰十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管江苏、江西、安徽三省。

他的法定工资，按制度仍然只有区区一百五十五两。但从雍正时期起，两江总督享有养廉银一万八千两。不过，“养廉银”仍然不是两江总督收入中的大头。大头是陋规，清代总督和巡抚级别的官员，平均每年要收陋规十八万两。

但是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不光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他对家里人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曾国藩要求曾家的女人们，每个人都要参与体力劳动。而且还给她们制订了一个功课表。

曾国藩生活得如此清苦，是因为陋规中的大部分都没收。

可是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身上也有“浊”的一面。

首先，曾国藩也和一般的官员一样，也会给别人送礼。凡是外地官员经过，曾国藩会送上一二百两银子的程仪。每年他还要给京官送冰敬炭敬。除此之外，曾国藩还送过“别敬”。同治七年，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进京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二万两的银票。主要就是为 了给京官们送“别敬”。

其次，曾国藩也像其他官员一样，遵从官场上的“潜规则”。

曾国藩带兵打仗多年，军费花了三千多万两，需要到户部报销。要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各地为了顺利报销，要在户部花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就叫“部费”。

在报销前，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了封信：

“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若辈欲壑，真难厌也。”

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部费”需要四十万两。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

人，到北京讨价还价，结果是户部的书吏做了极大让步，同意只要八万两。

以上这些开支，来自曾国藩给自己建的一个“小金库”。他属下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陋规，他都收下，供官场应酬打点之用。

曾国藩是“非典型类清官”。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规律：清官办不成事。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海瑞一生没办成什么大事，因为他在官场上始终受到大家的排挤。曾国藩是想做大事的。他做事更重效果。因此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

15．刘光第和那桐：晚清京官的穷富极端代表

如果要数清代历史上最穷的京官，刘光第应该可以上榜。

刘光第是四川人，光绪九年中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中了进士之后，他却因为家庭贫困，一直没有到北京去当官，因为当时做京官需要赔钱。直到光绪十四年中进士五年后，他获得了一位亲戚每年三百两白银的固定资助，才起程奔赴北京。他在北京当了十年京官，因在京官生涯的最后几个月参与戊戌变法被杀害。

刘光第的整个京官生活，都非常穷困。一般京官为上下班方便都住城里，他因付不起高昂房租住在郊外一座废弃的菜园子。发放俸米时，中

下级官员领到的基本都是放了多年的陈化老米，“多不能食”，一般用做牲畜饲料。只有刘光第一家是领到之后自己吃掉的，刘光第在书信中说：“幸兄斋中人俱能善吃老米。”

刘光第“一布袍服，十年不易”。其夫人则“帐被贫窭”，被子蚊帐千疮百孔。几个儿女则“敝衣破裤，若乞人子”。因为住在城外，所以上班路程很远，“从寓至署，回转二十里”，因为无钱坐车，所以平时“均步行”。

他被捕之时，连抓捕官兵都惊叹他家之穷：“缇骑见家具被帐甚简陋，夫人如佣妇，皆惊诧曰：‘乃不是一官人！’”

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京官的生活水平自然不尽相同。京官之中，也有少部分人身处巨富阶层。

这些人一般分两类。一类是立身不谨的重臣权臣，因为掌握的资源广而巨，夤缘攀附者门庭若市，所以营私肥已的空间很大。典型代表当然非清中期的和珅和晚期的奕劻莫属。

另一类是“肥缺”官员。京官中有些职务，表面不显山露水，但“实惠”却非常之巨，比如内务府及户部的某些职官，绝大多数是满人。那桐就是其中的代表。

那桐是内务府世家，从青年时代起，他的生活就是极为优裕甚至奢华的。那桐的住宅是一座横向并联的七跨大院，占地25亩之多，房屋约三百多间。特别是其中的“那家花园”“台榭富丽，尚有水石之趣”，闻名京师。

从日记记载来看，那桐几乎天天都是在饮宴应酬、唱戏听曲中度过，生活既按部就班，又富足滋润。1897年有一次赴天津旅游之后，那桐迷

恋上了西洋事物，从那一年起，“那家隔三差五吃西餐，买洋货。……坐汽车、安电话，甚至买汽车，反正什么东西时髦，那家便很快拥有。”那桐日常应酬手笔也很大。

那桐的生活水平如此之高，因为他一生工作多与经济收支有关。那桐长期担任户部的职务。出任的第一个肥缺，是“户部银库郎中，佩带银库印钥”。银库一直是清代财政中水最深的部门，那桐在这个正五品的职务上每年的养廉银五千两，除此还有巨大灰色收入。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他就开始在京城繁华地段经营当铺。时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购买当铺。这两笔高达十二万余两的巨额投资显然不是他的公开收入所能承担的。事实上，分析那桐的升迁之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银库郎中一职是他宦途升腾的关键点，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中低级京官，在此之后仅仅一两年间就跻身高级京官，后更飞黄腾达成了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

那桐个人的理财水平也是一个关键因素。那桐极具经济头脑，擅长理财，他热衷于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比如，他经营商铺、置田产、地产、买房产、出租房屋，把自家的经济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资产积聚相当迅速。那桐生活优裕奢华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他的性格因素。与晚清大部分满族官员一样，那桐虽然是“能员”，但他的“能力”仅限于操办具体事物，对朝廷大政，国家兴衰，他从没表现出什么独到的政治见解或思想主张。圆融、开朗、外向和精明使他很善于构建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在国步艰难之际仍然全力经营自己的“幸福生活”。在晚清社会政治灰暗沉郁的大背景下，他的生活却是一派阳光、热闹和快活。

小结：反腐败是一连串的事情

据报道，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2014年与全国政协常委交流时曾提出，现在的惩贪措施已经让官员们“不敢贪”，他希望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制度，让官员们“不能贪”，最终做到让官员们“不想贪”。那些反腐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什么共同点呢？

第一是能满足公务人员体面生活的薪水。

第二，是透明。

新加坡总理字面收入确实惊人，但是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比起来，实际收入也许并不算高。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曾说，仅从工资收入 的数字看，“我可能是全世界政府领袖中领取薪水最高的一个人”。但是他又说，“从实际待遇看，我可能是全世界政府领袖中一位最穷的总理。”这说得也许有点夸张，不过也反映了一个实际情况，就是公开的工资收入是他们的全部收入，此外没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待遇。新加坡总理以下，国家都不配给公车和专职司机，他们日常办公都是乘坐自己的私车，自己花钱加油，自己修车，自己出钱购买房子（包括李光耀本人）。即便国家总理，也要自己缴纳商业养老费和医疗保险费。李光耀去世，贵为“新加坡国父”的他在医院并没有享受到特别优待，所住的ICU病房隔壁是欠债累累的普通病人，为他看病的住院医也一直在轮转，没有因为他影响培训计划。

因此，和某些表面上工资很低，但实际上享有巨大隐性收入和福利的领导人相比，新加坡领导人的实际生活水平绝不算奢华。

第三个成功因素，是独立的强有力的反腐机构。

我们很多人只知道新加坡高薪，却不知道，在新加坡官员腐败被抓的概率高出菲律宾40.7倍。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能有效运作的关键在于独立性。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直属总理办公室，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力，拥有绝对的权威。

第四点，是公民的反腐热情。清廉指数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反腐热情都比较高。

瑞典是欧洲税收最高的国家之一，民众非常关注自己纳的税是怎么用的，所以他们监督政府的积极性非常高。官员们会因为吃饭时自带了烈酒（瑞典禁酒）、在高速上超速行驶等“小事”遭到投诉举报。据报道，有一个国会议员，有一次乘坐出租车到周边小城办理公务。出租车司机和他聊了一路后得出结论，这个议员本来可以乘

坐公交车，所以他乘坐出租车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于是就将此事通知了新闻媒体，结果议员被曝光。瑞典的公职人员就是这样始终处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合理的薪酬，公开透明的信息，有效的权力约束制度，独立的强有力的反腐机构，有效的新闻监督，开放的民众监督，合理的公务员规模，这是廉政建设这个木桶的几块木板。有一块短板，这个木桶就存不住多少水。高薪无法独立地承担起养廉的责任，或者说只有在其他前提都具备的条件下，高薪才能很好地发挥养廉的作用。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约束和配合，高薪养廉只能起到部分作用，甚至很多时候只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不但不能养廉，反而还会助长官员的奢靡之风。原书信息

书名：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作者：张宏杰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153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