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荐6篇）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篇1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十三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金秋十月，中国胸怀世界，世界眺望中国。

“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与呼吁，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热议与共鸣。聆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足音，世界对中国智慧、中国贡献的赞赏与期待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是中国步入世界舞台中心的现实反映和责任担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形成并日臻完善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注脚。

党的十九大在国际舆论中的超高人气，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充分显示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为全球治理作出的新的重大贡献已广为世界认同。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同样心系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全人类怀抱的和平与发展愿景深度交融。“人类同住地球村，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互利共赢、融合包容”。基于这一根本认识，我们党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同时，始终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世界面临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国更加自信地拿出大智慧大担当大作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世界前途与人类命运提出历史性、开创性的中国方案。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首次在国际场合向世界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今年2月，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一不断丰富完善的中国方略及其主张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强调构建以平等公正、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秩序，为国际秩序的革新完善提供了新的话语体系和路径选择，成为应对当今时代“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的人间正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世界形势作出清晰的判断。面对霸权主义、零和思维对国际格局的长期负面影响，面对世界前途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面对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等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唯有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价值观念差异、文明之间隔阂、社会制度矛盾，以更加包容的姿态迎接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大潮，需要世界各国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共同努力，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全球发展的成果和收益。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篇2

一种思潮, 多元共生的思潮, 在全球悄然兴起;

一种呼唤, “构建人类生命共同体”的呼唤, 在世界回荡。

多元共生的思想与心灵约定, 或许以2012年夏天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的“首届全球共生论坛”为小小的标志, 彰显于人们视觉的地平线, 从而将蔓延至各个群体、阶层、政府、各社会组织和国际机构、乃至全球各地, 将达成一个最大公约的默契:多元共和, 体行共生。

构建人类生命共同体的宣示与召唤, 笃定是2012年冬季在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为发端, 撞响了人们心灵的共鸣, 已向全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宣贯、传播, 并向全世界辐射、传扬……

不知是当代哲人的相互感应, 还是人类哲思的必然耦合, 上述两种前卫思潮具有相通相契的呼应, 也有互补互融的关联:多元共生, 必然会构建人类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生命共同体, 必须要多元共生。两者有个不约而同的最大共性, 都主张以生态文明贯穿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中, 都预示并呼唤着人类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到来。

从共生思潮的精要解读中, 也许可以探寻到构建人类生命共同体、迎接生态化时代的路径与方略:

共生思潮的全球使命

我们对过往至今的秩序与文明, 依次称之为狩猎采集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

大约500年前, 随着文艺复兴的启蒙和蒸汽机发源的工业革命的推动, 现代工商文明在地球的西方, 初见端倪。在往后至今的300年间, 工商文明以其特有的市场化 (效率优先, 强势资本集团主导市场配置) 、法治化 (公正优先, 规范公权政府、社会、公民行为) 、民主化 (公平优先, 国民无分强弱平等参与选择公仆与公决) , 让人们在改造和支配世界的发展中, 狂飚突进, 创造了无比辉煌的世间奇迹。

然而, 共生学者认为:工商文明并没有消弥人类超额索取大自然的特性, 而是日趋严重地扩张了索取自然生态、群己生态、文明生态的特权, 把向权贵攀附, 转变为相互攀比纵欲, 从而始料未及地鼓励了升迁到金字塔中高层精英的惰性、贪婪和大拙若巧, 更极大限度地助长了全社会的物欲膨胀和奢侈浪费之风。使人类各种利益共同体 (Community interest) 在各说各话的超级索取和斗争中, 已然遭受着“增长、对抗、施恶”三大极限。所谓“全球性问题”和“身心灵健康问题”的诸多麻烦, 让我们的自然母亲、非精英草根和新生代在被榨取被透支中受苦和挣扎, 引发人类严重的道德危机和地球母亲的生态大危机!

上揆天机、下接地气、中达人和.上进没有错, 错在迷恋特权;进步没有错, 错在不知进退——超额索取后的奢侈浪费, 引发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三大关系全局性危机。人类文明面临方向抉择和完成当代转型的历史课题。人类从“靠天吃饭”的农耕文明, 到“人定胜天”的工商文明, 再到“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 探索和开启新的文明形态,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类新生代的心灵呼唤是——“保持人类主要需求的资源与自然的生命支持循环圈和生命支持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即保持人类生命共同体所需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动态平衡。我们正在从工商文明, 跃迁到生态文明, 从“后工业社会”, 进入“前生态社会”。

“后工业社会”, 应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多元共享, 而非“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前生态社会”, 应是全球文化价值的多样融通, 而非“文明的冲突”。一场伴随全球化、信息化而来的生态化运动, 一种健康、高尚、俭约 (低碳) 、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正在全球悄然兴起, 势不可挡。

由此可以概括共生思潮的全球使命:超越工商文明, 跨入生态社会, 共推文明升级, 永享多元共生!

多元共生的中国使命

共生主义认为: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百年不逾的主题流变, 是从民族、民权、民生, 到良知、文明、共生。今后5~10年, 是中国三千年来又一个充满魅力与希望而重塑大国风范的历史时刻。因为, 历史正赋予我们在创造人类新文明形态过程中, 引领全球发展前途的使命, 在文明转型的共生崛起中成为走向共生的生态化模范国度, 引领全球!

共生学者认为:未来5~10年, 中国的工作重心当调整为:以社会建设为中心, 以公平正义为导向, 对内行自律共生大政, 对外树善待负责形象, 共建一个公民为本、社会为基、民主法治、均衡发展、生态至上的社会主义生态化大国, 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何谓“大国”?成就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必要条件、每个人的平等是一切人平等的充分条件、每个人的尊严和幸福是一切人尊严和幸福的充要条件之国度, 是为大国。用古人的话说, 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大道并行而不相悖”。用当代人的话说, 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精神体能, 协和全生态, 协熵大自然, 协同公民、社会、政府三大自组织力之国度, 是为大国!

共生学者认为:我们要“对内实现全社会大和解, 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 轻装上阵, 去“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 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

中国公民中最近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期间积累储备的社会能量, 一旦全面有序地释放转换, 将回馈世界一个空前未有的大惊喜!

综上所述, 多元共生的中国使命是:复兴中华和合智慧, 实现中华民族和解共生, 协和全民同建生态国度, 引领全球共创共生世界!

体行共生的八大方略

共生学者认为, 公民共生体 (Civi symbiosome) 将是当今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中最公正有效的管理制度的基本组织保障。他们就中国未来5~10年的“大改良”, 提出如下八大笃行步骤或曰方略:

第一, 起点为“共”。共, 就要讲究平衡、互惠、和解、协调、协同、协和, 即以“利益让渡、共同富裕、纯洁性+赎买”三大原则, 进行平抑财富、消肿政务官队伍 (含所有准政府性组织“吃财政饭”者) 、稳定事务官 (事务类公务员) 队伍及其收入阳光化、规范化;二次分配 (公平福利) 、三次分配 (资产性收益投资、消费和公益) 、“稳底控顶”;地方特色自治 (大道并行而不悖) 与东西南北中合作互惠 (在公正契约下提供包括社会保障、教育、司法、医疗、住房、就业在内的高效率低成本公共服务) 相结合, 大致可以归结为所谓建立“政府+社会输血机制”。

第二, 重心在“生”。生, 就要讲生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充要条件, 生的起点机会、资源的法理平等, 改进税收制度, 强化预算公开制度, 促进正当竞争激励, 地方自治自救、社会自治自助;国 (官) 营企业的职能定位、现阶段必须承担的责任义务 (无论其存在多少弊端, 但其利润终将属于国民) ;民营企业的商营环境、社会组织 (包括公益性NGO) 成长;实行地方“官由民选” (“权为民所赋”) 的公正契约和地方自治之后, 中央政府减少税收, 裁撤市、乡 (镇) 两级行政建制, 实施省管县扁平化管理, 与民休养、藏富于民、重建社会, 大致可以归结为所谓健全“社会性造血机制”, 简单说, 以社会建设为中心, 顶层契约 (公平正义约定) , 从底层做起, 这是未来十年改革的重心。

第三, 厘清“民”事权与“官”事权的边界。官:宪法法律许可做的事才能做, 公权没有合法性, 就没有政治稳定性, 所谓“权为民所赋”, 就是讲“官事权”的来源和行使, 要经过授权程序, 以法治国, 治的是官, 而非民;民:宪法法律没有禁止的事都可以做, 宪法上讲人民主权, 民应当是自律而自由、喜乐而有尊严的, 民是授权程序的主体。宪法第35条, 是官、民共和而共生的法理政治基础, 是促进公正契约 (特别是司法公正) 的具体体现, 更是体行共生的制度文明底线。

第四, 重新调整和改变国民经济发展的价值评价体系, 即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参量。在中国城乡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人文生态都成为“造城造房铁公基”经济的牺牲品的情势下, 中国不能再完全照搬美国大萧条之后发明的GDP参量。看起来是个小小参量问题, 但它直接关系到“官生”和“民生”导向。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应的GDE参量, 可望成为GDP参量的替代标准。

第五, 从体行共生走出历史“周期率”。以“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体行共生”为方针, 改变中国过往那种“坐轿子与抬轿子易位”的治乱兴衰循环史。在补好体行民主之课的同时, 完成从体行专政, 到体行共生的历史性跃迁, 超越小圈子, 彰显大格局, 坚定不移地将“生态文明建设”明确为国家总体战略, 上升为最大国策, 积极主动扶持社会成长, 建立健全以公民共生体为崭新内涵的社会组织形式。确立官民共生价值观, 将“笃行信用、信托、信誉”作为全体公民、公仆、公众的第一品德, 将“顺势而为、体行共生”作为全体国民和选官用官的最高智慧标准!

第六, 创造生态产业先发优势。推动以绿色能源和绿色产业为代表的全球新技术革命, 为中国在未来数十年的发展创造先发优势。鼓励非化石能源开发、熵能循环利用和生物质再生能源转换, 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

第七, 发展生态城乡。建设生态化模范国度, 要摒弃工商文明消灭乡村生活、一味发展城市、城镇和超大城市的同质化目标套路, 保持城乡各自的特点和优长。绿色的生态城乡, 是生态文明的空间载体;而以大农业生态循环、城乡生态循环为内容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和以生物质能源转换为特征的第三代技术革命, 将为之提供技术保障。坚决叫停一切形式的官商合谋侵占农民的承包地和住宅地的土地财政政策。

“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称号获得者、全球共生研究院中国思想力实验室发起人钱宏 (右) 作客“世纪大讲堂”与著名文化学家、节目主持人王鲁湘对话共生学说与方略

第八, 转变发展战略。引领全球文明转型和生态化发展, 要求在社会形态、生产关系、产业布局上, 从消耗化石非再生资源体系的工业化发展战略, 转变到依靠熵能循环利用、生物质可再生资源体系的生态化发展战略上来。

如果说前面四大方略, 主要是解决“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和“对内实行全社会大和解”, 以及从工业化时代向前生态化时代转变的问题, 那么后面四大步骤, 则是解决“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和“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 以及全面展开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

八大笃行方略的提出, 是顺势而为, 体行共生的方式方法或路径选择。既突破了一般社会生态理论中的“对内实行生态法则, 对外实行丛林法则”局限, 又为中国走出“对外实行生态法则, 对内实行丛林法则” (慈禧定律即“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的困境, 提供了可行路径;从而为人类从工商文明的利益共同体, 到生态文明的公民共生体的组织行为跃迁, 提供了可行路径, 真正表明一百多年来, “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 已悄然转换为“中国何以处世?”

东西相融的共生哲学

共生, 是一个古老的发现, 是人类大格局智慧的源代码, 全面生成于当今全球生态化运动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三大关系。

在西方语境中, 除了“主体间性共在”的哲思, 已经接近共生哲学的表达, 早在古希腊语中就出现了Symbiosis (共生) 这个词。到19世纪, 共生概念已经赋予新的含义:共生是不同种属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普遍存在的生物现象, 是两种以上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关系。在共生关系中, 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有利于生存的帮助, 同时也获得对方的帮助。动物、植物、菌类内部, 以及三者中任意两者之间都存在“共生”关系。

到20世纪60年代末, 一个划时代的概念, 即Symbiogenesis (共生起源) , 从生物共生的观察实验中得到伟大的美国生物学家马古利斯女士的证实。且经过与新老达尔文主义者20年论战, 至1990年, 共生起源已经写进欧美中学生物学教材。与此同时, “共生”一词已突破原有意义和范畴, 不仅扩展至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文明与文明的关系, 而且在更为广泛的领域被用于阐释各种关系。各种事物的发展常态, 总是按照共生法则的行为理性演进, “自己活, 也让别人活” (live and let live) , 才不至于为了“人竞天择”或“物竞人择”, 只顾自己贪婪奢侈或独霸天下的激发对抗互斗, 最终蒙昧地同归于尽。

回到中国语境,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大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一古老发现, 应当成为现代生态学尤其文明生态学的蕴涵。因为生态学本质上就是讲共生。“并育”为生, “并行”为共, 如果“生”, 则须“共” (P→Q) , 为共生。

共生, 作为宇宙秩序, 不是一种外在于生物、生命、宇宙、人、事、物的关系;共生, 是从无机物到有机体生物进化创新和生命自组织力的根本能量源。

总之, 共生既是自然界的本质, 也是人类社会的本质, 正是这种本质属性决定了自然、人和社会处在同一个共生体、共生场中。

因而共生, 作为一种处世哲学, 正好是对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尊严主义和幸福主义传统的整合与超越。

共生是一种生态法则。一个成熟、正常的国家或地区, 其体制必是有利于同时发挥“政府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一个成熟、正常的世界, 其机制必是有利于全球各区域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的共栖、共容、共生。

共生是一种最佳社会文化结构。人类社会从工商文明到生态文明社会组织结构的整体改变, 是从谋求特权垄断的利益共同体, 到建构俭约高尚的公民共生体。公民共生体, 是生命共生体的社会展开形式。

共生是一把精神健康的密钥。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 是人的身心灵健康。在全球生态运动中, 基于共生法则 (共生律) 与共生智慧发现,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将进入人和自然界的共生、异质文化的共生, 社会各界必将真正涉及和深入到族群 (含官民) 共生、宗教与科学的共生、东西南北中左右的共生、江湖庙堂农工商的共生, 最后人必将通过反思现实中追逐权钱性陷入忙盲茫与内心坚守的信念情感理想之间的得失落差, 而跟自己和解共生。

总之, 不同领域、层次、方面、内容的共栖、共容、共生, 将构成人类世界、地球宇宙自然联系最大愿景, 形成一个全息共生场。

共生, 有着更高的智慧要求, 是在包含了经济增长、政治对抗、人性施恶在内的竞争、紧张和强权关系中建构起来的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竞和关系, 是一种价值的合众与联盟。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篇3

进入新世纪以来，两大全球性现象影响越来越广泛和突出。一是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全球性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二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信息革命等深入发展，正引起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引发世界各国的复杂反应。世界在经历时代性变革，人类何去何从？中国敏锐地看到世界越来越成为休戚相关、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一个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文明正在母腹中躁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一系列国际场合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强调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五个方面形成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波澜壮阔的中国外交实践，契合各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真诚愿望和崇高追求，引起国际社会热烈反响，正在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发展的要持续发展，发达的想继续发达。都要“发”，是真的；都要“和”，也是必须的。如果中美双方不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世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的愿景无疑就是空谈。

习近平强调，现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推进，各国利益紧密相连。零和博弈、冲突对抗早已不合时宜，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成为时代要求。中美要防止浮云遮眼，避免战略误判，通过经常性沟通，积累战略互信。要积极拓展两国互利合作，秉持共赢理念，不断提高合作水平。中美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双方要努力解决或以务实和建设性的态度管控分歧。只要双方遵循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妥善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两国关系就能避免受到大的干扰。中美两国在亚太事务上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宽广的太平洋不应该成为各国博弈的竞技场，而应该成为大家包容合作的大平台。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释义，是命运相连，休戚与共；是同一个地球，同样的经历、危机和挑战，同样的愿景——和平、发展、合作，共建、共享、共赢。

那么，究竟是什么同样的经历和危机，使今天的人类必须求同存异，走到一起？

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带领西欧走出了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文艺复兴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是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缚，向全世界扩张的前奏曲。从此，西方若干国家一度开始发达。但“福兮祸之所倚”，自文艺复兴以来，近代大国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基本模式，必然涉及对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需求，以及对市场、对资源不断扩张的需求。近代西方世界在崛起的过程中为满足这种需求，靠的是坚船利炮、圈占土地、奴役他人、肆意掠夺。这虽造就了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的繁荣，但也埋下了它与世界其他部分的仇恨和生态失衡的祸端。今天，世界到处发生的生态性、社会性的灾难，如贫困、饥荒、疾病、腐败、战争、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人口膨胀、恐怖袭击、邪教肆虐、黄赌毒、自然灾害等，很多都是人类自身活动失范造就的。

近代以来，将人与自然对立、使人类社会分裂和对抗的观念主导了世界数百年。这是当前一系列全球性危机的深刻根源，也是当前加强国际合作、化解全球性危机最大的思想文化障碍。全球性危机揭示了旧文明的不可持续性；反思旧文明的弊端，摒弃过时的旧思维旧观念，建设催生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成长的新文明，是当今世界思想文化建设头等紧迫的历史使命。

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呼唤一场新的文明复兴。它要继续人的解放，但要把过度膨胀的人改变成和谐的人；它要继续促进发展，但要实现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它要保障人类的安全，但应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因应着这个时代的要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就是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和而不同，众缘和合。其核心是“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样“斯为美”的文化，可以成为今天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撑。

中国提出建设“命运共同体”，当然是为中国谋，其实也是为世界谋、为天下谋。同一个地球，同一片天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着眼于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而不是某一部分人的文明进步，是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来超越不同国家、民族和宗教之间的隔阂、纷争和冲突，强调彼此之间要弘义融利、风雨同舟、命运共担。这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内和乃求外顺，内和必致外和”的逻辑延伸，是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利益诉求”，也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民族发自内心的“千年一叹”。

“命运共同体”以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差异性为基础。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但“命运共同体”当前主要还只是中国声音。要成为百花园中的春之合唱，成为人类共识，除了说清楚人类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根本需要之所在，还要寻求文化支撑。

中国文化讲“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反之即“人之所欲，施之可行”。 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欲人之所 欲，才有共同关切、共同语言，才能够感人肺腑、动人心弦。

（摘自《人民论坛》）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篇4

安全是实现发展繁荣的基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挑战着国际秩序。令人鼓舞的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安全稳定是人心所向。上合组织积极落实打击“三股势力”至合作纲要，继续举行“和平使命”等联合反恐演习，强化防务安全、执法安全、信息安全合作。

发展是通向安全和平的桥梁。今天，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联系更加紧密。上合组织成立来，为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所有致力于睦邻友好和共同繁荣的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习总书记指出，上合组织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强劲合作动力，根本原因在于它创造性地提出并始终践行“上海精神”。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基础越来越牢固，合作层次也越来越高，成员国合作不仅局限于经济项目合作，还有很多发展战略对接，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地区贸易便利化进程。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篇5

——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专题导入】

联合国成立70年以来，国际格局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和调整，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并不太平。局部动荡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毒品威胁、重大疫情、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挑战层出不穷。和平与安宁的生活对于世界一些地区的居民来说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共同探讨如何建设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主席首次登上联合国讲台，向世界阐述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为世界和平发展提出了中国路线图。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进程加速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世界格局加速调整和变革，却也在调整和变革中遭遇必然的分歧与碰撞。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响应时代呼唤，顺应时代潮流，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了建设性方案。

【热点呈现】

2015年，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一重要理念。随后，又提出了打造政治、经济、安全、文明、生态“五位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这是在洞察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演变大趋势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大潮流的前瞻性思考。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大主张一脉相承，互为补充，展示出中国对建设健康国际关系和美好世界的理想与追求。为此，2015年中国外交活动遍及世界七大洲，双边与多边外交齐头推进，全面开花，成果累累，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大幅提升，充分展现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功与风采。

中国外交活动遍及世界七大洲，全面开花，成果累累。

据统计，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总共出访了巴基斯坦、俄罗斯、美国、南非、英国、越南等11个国家，接待了26个国家元首以及越共中央总书记来访，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亚非领导人会议、20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中国—非洲合作论坛、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等九场重大国际性活动。出席这些活动期间，习主席还争分夺秒，开展了大量的双边活动，会见了约70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尤其在访问非洲期间，习主席除了出席各种会议外，还单独或集体会见了45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基本实现全覆盖。

2015年，我国还举办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活动、博鳌亚洲论坛、中国—拉美论坛首次部长级会议、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会议、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会议等许多重要“主场外交”活动。我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包容的旗帜，主张“结伴不结盟”，同世界多数国家结成各种战略伙伴或合作伙伴关系。2015年，又有7个国家加入到中国“伙伴”的行列，不少国家提升或深化了同中国伙伴关系的规格和内涵，使许多双边关系上了新的层次。

积极推进大国外交，互利合作不断扩大和加深。

习主席成功访问美国，为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两国元首继庄园对话、瀛台夜话后，又进行白宫秋叙，再度确认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两国高层领导人频繁会见，就两国各项合作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及时深入磋商，国际事务中相互配合与支持，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和提高。

中欧关系也展现出全面深入发展的新气象，英德法三大国同中国的关系都有崭新进展。中英两国同意建立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创了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成为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深化互信与合作的标杆。法国总统、总理先后访华，为中法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德国总理再次访华，开启首次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双方将共同打造中德合作“全面升级版”。在华首次举办的中国—中东欧会晤，16个国家的总统或总理来华，共商合作，确认共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和六大重点合作领域。另外，中国同欧洲21个国家开展高层往来，密切了双方合作关系。中欧关系已呈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共建“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展示出良好势头。

中国同发展中大国关系也在持续发展，特别是与金砖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与深化。在第七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习主席提出金砖国家构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弘扬多元文明、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伙伴关系倡议，受到各国领导人的称赞。

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平稳发展。

一年来中国坚持睦邻友好政策和“亲、诚、惠、容”方针，促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平稳发展。习主席访问巴基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越南四个邻国，14个邻国中有12个国家领导人访华或来华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其中9个国家元首参加了中国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庆祝活动。

2015年，中国成功接待印度总理访华，增进了中印两个发展中大国的互信与合作。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后，中国第一时间提供援助，尼泊尔人民亲身体验到中尼友谊的温暖。中国同哈萨克斯坦等中亚邻国密切交往，各种合作显现喜人成果。中俄蒙三边合作步入良好发展阶段。中国同中南半岛各国首次举行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合作外长会议，开启了这一新型次区域合作进程。

中韩、中澳（大利亚）自贸协定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完成谈判，中—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准备和中日韩自贸谈判的进展，都是中国推进自贸战略和打造立足周边、辐射全球自贸网络的重大收获。

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拓展互利合作的新领域、新模式。

2015年，中国同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都取得全面深入的崭新发展。在亚洲方面，一是习主席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提出新形势下深化亚非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的倡议。二是坚持与东盟增进互信、融合发展、求同存异的发展大方向，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保持健康发展。三是利用双边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渠道，大力推进同中亚诸国互利合作，使双方关系日益充实和密切。四是积极开展与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与务实合作，促使中国南亚关系迈向新的水平。

在非洲方面，除了近20个非洲国家领导人正式访华或来华参加各种活动外，2015年对 2 非外交最出彩的活动，则是首次在非洲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习主席与南非总统共同主持这次论坛，同非洲50国领导人及非盟委员会主席共聚一堂，全面规划中国与非洲未来各个领域的合作，把中非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提升到崭新的水平。

拉美方面，在构建“五位一体”中拉关系新格局的基础上，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华召开，达成构建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共识，全面启动了中拉整体合作机制。

总之，2015年，中国以崭新面貌活跃在世界舞台，由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开始向积极引领者转变。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气候变化巴黎大会等一系列重要国际和区域会议上，中国都成为会议的主要角色，其发出的倡议也都获得热烈响应，展示了发展中的中国始终不渝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积极承担自己肩负的国际责任的决心和信心。

【热点解读】

一、习近平为何屡次提出打造“命运共同体”？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已有十余次在公开场合提及“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已成为习近平外交的一抹亮色。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重要信号。打造“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战略，意味着各国需要求同存异和休戚与共，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心态谋求共同发展，以不断对话与协调来增加凝聚力，以不断建设和完善机制性合作来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外交新理念。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利益日益多元的国际背景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为国际公平公正秩序构建新的蓝图。

（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4年4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1个月后，在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亚信）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又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亚洲安全观”。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深化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我国对外交往中一直践行的重要主张。

2013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做主旨演讲强调“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此后的8月、9月，习近平分别明确提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他在会见老挝国家主席朱马里时指出，中老关系不是一般意义的双边关系，而是具有广泛共同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他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指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东盟共同体、东亚共同体息息相关。

2013年10月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又强调要对外介绍好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中国“命运共同体”外交色彩鲜明，目的就是将中国放入世界，同世界具有不同传统和观念的国家相互沟通，建立合作，争取理解。共同发展的前提，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而这一点，同样包括在“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中，体现着中国和平崛起的愿望。

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非洲展开首次海外出访。他在坦桑尼亚发表演讲时指出，中非双方始终有着共同历史遭遇、发展任务与战略利益的命运共同体。

5个月后，习近平同肯尼亚总统肯雅塔举行会谈时再次指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2014年7月，习近平会见南非总统祖马，第三次提到中非是命运共同体，并进一步表达中国愿同非洲国家分享发展经验，促进非洲和平发展和一体化的意愿。

此后，“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重洋，落脚于南美，逐渐走向世界的其他版块。2015年9月，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 3 类命运共同体。从双边命运共同体，到地区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从时代潮流的大视野审视中国、亚洲和世界，全面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涵，并勾画出了如何建设这一共同体的路线图。这一理念成为中国外交在国际舞台上的又一面重要旗帜。

（二）维护和平，谋求发展，构建公平公正国际新秩序。

“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一贯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的外交战略。长期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因地域、历史、经济等因素紧紧联系在一起，“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习近平对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思考，也给国际格局新秩序的建立带来了新气象。

现今西强东弱、北富南贫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在国际事务中，发达国家仍然掌握着更多的发言权。“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对未来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和理念，其中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都应该是平等的。中国积极构建“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话语权，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而只有互相把命运紧紧相连，携手共进，才能做到这一点。

“命运共同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战略判断，是中国基于国家安全认识和人类共同安全认识的新实践，也将开启世界外交的新模式。

“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具有高度政治共识和稳定合作预期，能够经受一定程度压力考验的关系。它在政策层面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双方不机会主义地利用国际环境变化中出现的机会，不通过向对方施压以获取利益作为优先的政策手段。比如“新亚洲安全观”，就体现了亚洲意识和亚洲责任，也就是亚洲各国应该加强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利益与共、安全与共，共筑安全、共谋发展，以集体之力、合作之力，来共同应对危机和挑战，携手维护亚洲的和平和发展。

携手并进，命运与共。21世纪，经济全球化空前拉近了国与国的距离，互联网则进一步拉平了这个世界，人类命运日益休戚与共。

打造“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人类文明走向作出的战略思考，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如何相处这个宏大课题制定出的中国方略。

打造“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国基于全球安全形势和当前国际格局，做出的外交战略新部署。

这一新论断、新理念，必将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建立国际格局新秩序产生深远影响。知识链接： 1.共同体：“共同体”的本义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共同体真正为人熟知并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概念，是在1965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时。此后，共同体逐步成为一种较高形态的区域经济合作形式，一体化程度介于关税同盟和经济联盟之间。

共同体可分为四个层次。分别为基于利益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实现利益的同时强调权责对等的责任共同体、追求在互利合作中共同进步的发展共同体和最高形态的命运共同体。

目前，世界范围内以共同体形式存在的区域合作组织，主要有欧亚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这些组织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推动了自身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外部性问题日益增多。因此，对共同体的理解和认识也应超越区域经济合作的范畴，追求更高层面、更深层次的共同发展。

2.命运共同体：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也是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其含义指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它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

亚洲一体化机遇与挑战并存，任何国家在亚洲都不可能脱离其他国家单独发展。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倡导用“一带一路”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

着力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当务之急。国家之间应加强沟通，充分利用现有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实现国家间基础设施的对接。

其次，需要大大提升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能力。优化现有贸易结构，因地制宜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深化人文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以丝绸之路精神为纽带，深化与沿线各国的人文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大互派留学生、联合办学、举办大型文体活动的力度，联合开发文化旅游产业。

最重要的是构建生态环保协作机制。推进沿线各国生态环保领域的协调协作，共同保护人类美好家园。

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已逐步获得国际共识，但是由于目前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价值观仍主要服务于不同国家的现实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仍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助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思想的丰富。面对日新月异的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外交思想与实践不断开拓创新，呈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大国关系上，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国与国相交上，要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与各国广结善缘，打造覆盖全球的多姿多彩的伙伴关系网和越来越大的朋友圈（见下表）；在地区争端上，中国倡导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必须处理好与其他大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一）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传承了亚洲传统历史文化的精髓。亚洲文明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为推进人类文明进程做出了卓越贡献。亚洲国家山水相连，友好交流源远流长，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联系。发端于中国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承载亚洲经贸人文往来的友谊之桥。600多年前，郑和率领全球最强大的舰队七次远航，足迹遍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执行“以德睦邻”的和平对外政策，输出的不是殖民掠夺，而是瓷器、丝绸和茶叶。西方学者统计，到工业革命之初，亚洲约占世界经济总量2/3。亚洲历史上也不乏战争，但和平与合作始终是地区繁荣的坚实基础。

近代以来，亚洲错失工业革命浪潮，落后挨打，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和殖民之苦。亚洲国家同声相应，书写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壮美篇章。大批精英人士开始从近现代国际关系视角审视本国和亚洲的定位，探索亚洲合作路径。两次世界大战创剧痛深，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留下了无以复加的惨痛记忆，为霸权侵略张目的“大东亚共荣圈”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二战后，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举起区域联合的旗帜，万隆会议有力鼓舞了亚洲各国联合自强。但由于亚洲处在美苏冷战前沿，分属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亚洲区域合作直到冷战结束以后才真正开始。历史经验表明，亚洲各国和则利、斗则损。亚洲复兴来之不易，联合自强才是正道。

（二）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顺应了世界和地区发展的潮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各国利益交融、休戚与共。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断调整，世界的长期发展不可能再建立在一些国家厚敛财富、一些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必须走共同发展之路。欧洲一体化走在世界前列，北美、拉美、非洲等纷纷推进一体化建设，深化亚洲区域合作是大势使然。

二战结束后60多年来，亚洲克服各种风险挑战，摆脱积贫积弱，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亚洲奇迹”，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地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5年间，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达2/3。同时，区域合作为亚洲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各国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区内贸易从8000亿美元增长到3万亿美元，贸易依存度超过50%。亚洲开发银行报告称，亚洲已成为全球自贸区 5 建设最活跃的地区，自贸协定数量由2002年的70个激增至2013年初的250多个。中韩、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不断取得新进展。以东盟为主导的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为地区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深化地区国家利益融合，实现共同发展，是地区国家的普遍期待。

（三）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和平与发展既是当前亚洲形势的主流，也是各国的共同利益和民心所向。亚洲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仍是解决重大矛盾和问题的关键，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各国头等大事。亚洲被公认为全球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但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世界经济复苏不稳，亚洲的外部环境依然严峻。美国主导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美欧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全球贸易版图面临巨大调整，亚洲要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稳定的第三极还有待努力。亚洲国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内部经济改革任务繁重，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谈判难度增大。抱团取暖，共推亚洲方案，才能在规则制定中争取主动，赢得长远。

亚洲地区快速崛起，吸引世界主要力量加大对亚洲的战略投入，为地区发展提供了巨大助力，地区合作与竞争同步上升。亚洲在安全上面临不少麻烦和困扰，既有二战残余、冷战积怨、海上争议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自然灾害、跨国犯罪、网络安全、能源和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挑战。军事同盟呈强化之势，一些国家间互信赤字严重。亚洲国家普遍希望通过加强对话协商解决矛盾分歧，以互信合作维护地区稳定，在和平有利的环境中谋求发展。

（四）倡导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昭示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方向。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完成了西方国家历时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也促进了亚洲的稳定和繁荣。中国发展与亚洲地区整体崛起相互支持，相互促进。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睦邻友好政策，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为亚洲繁荣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2013年中国与东亚和南亚国家贸易额超过1.14万亿美元，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半数来自亚洲，对外投资约七成投向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国已成为许多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重要投资来源地。中国是亚洲区域安全机制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是维护亚洲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随着中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国和亚洲的利益联系将更加密不可分。

面对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地区国家的心态悄然变化。一方面期待上升，希望更多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由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担忧加剧，害怕中国在亚洲“一家独大”，挤占别国发展空间，走国强必霸的老路。

历史经验表明，强国之路始于周边。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首先要得到亚洲国家的认同和支持，要把中国人民的梦想同亚洲人民的梦想连接在一起。中国越发展，同亚洲和世界的联系越紧密，就越需要巩固在亚洲的战略依托。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是对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睦邻友好周边外交政策的传承和创新，旨在把中国的发展和安全寓于亚洲整体发展和共同安全之中。这不仅是中国对亚洲前途和命运的责任和承诺，更是中国实现自身长远发展所必须作出的战略选择。

知识链接：

1.明朝以德睦邻的外交政策：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在大多数时期内均采取儒家传统思想，作为制订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采取以德睦邻的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和政权发展友好关系，互通有无，互相了解，增进友谊，竖立起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大国的形象。明朝初年的对外交往可以说是历代封建王朝中，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中最为成功的时期。其中以德睦邻与劝和息争成为这一时期外交的两大主题。

明初的以德睦邻，主要体现在广交邻国，以诚待人，与邻为善，全面发展与邻国关系。明朝建国以后，在外交上的首要举措是“遣使四方”，宣传明王朝以德睦邻外交政策，全力改变由于元朝时对外频繁用兵，与周边国家矛盾尖锐达到“四方遐远，信不好通”的局面，积极恢复元代以来与周边国家断绝的官方关系。永乐年间继承了洪武年间的以德睦邻政策，并且表现得更为开放。郑和下西洋，远航亚非30余国，宣传明王朝的德政和睦邻友好政策，同时健全和完善会同馆、四夷馆、市舶司等涉外机构，积极招徕外人，最多时一年接待外人竟达万余人之多，不仅建立起以明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同时也开创了外交新局面。

明初通过遣使四方，接受外国朝贡，给周边国家统治者册封，封山、颁布信诰、印章，赠送冕服、书籍等，树立起在周边国家中的威望。明朝皇帝作为大国君主，虽不免有让四夷称臣入贡的帝王思想，但并非要从政治、经济上控制那些自愿申请作为明朝藩属、朝贡国的小国，对这些依附于明朝的小国，是以诚相待、以邻为善、以德睦邻，完全有别于元代那种扩张政策，也有别于近代殖民者对殖民地的奴役控制，因此很容易得到周边国家信任，成为发展中外之间和平友好交往的政治基础。

明朝在外交上采取以德睦邻的外交方针，但并非以软弱示于外人。明朝期望与周边邻国和平友好相处，但在自身受到外来威胁之时，则并不排除使用武力对付外来威胁。明朝在反击外患的同时，也十分注意维护周边地区的和平环境，对一些恶意侵略邻国及危及周边和平局面的政权，明政府先是劝导，劝其与周边国家和好，但对以强凌弱、危害邻国以及自身利益安全者，也不得不使用武力。

明初时期推行的以德睦邻外交方针，对于国内经济发展、政治稳定、边疆安全及反击外患的胜利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大东亚共荣圈：1940年7月26日日本提出的所谓构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妄图在亚洲、澳洲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建立殖民大帝国的侵略计划。早在1936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就决定了作为长期国策基本方针的《国策基准》，把确保日本在东亚大陆的统治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作为“帝国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这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最初设想。1938年11月3日，近卫文麿政府发表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这一声明的实质是表明日本要独霸中国东北及更广大地区。

日本对东南亚丰富的大米、橡胶、锡、石油等战略资源垂涎已久，早就渴望夺取南洋作为支持其侵略战争、独霸亚太地区的基地。1940年法西斯德国在欧洲占领荷兰、法国等地，7 并威胁英国本土。日本政府认为形势对其有利,便加快推行“南进”战略和殖民侵略计划。1940年8月，近卫内阁正式宣布了《基本国策纲要》，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为“大东亚新秩序”的口号蒙上一层“皇道主义”色彩。同年，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上台后的演说中首次正式提出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政治上以“共存共荣”为幌子,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主宰的,“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基础的”，囊括印度以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北的所有地区和国家的殖民大帝国；在经济上由日本垄断“共荣圈”内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在军事上通过占领南洋地区,利用其资源和战略基地,与英、美进行争夺亚太地区霸权的持久战，建立日本的势力范围。

日本“南进”战略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方针加剧了它与英、美的矛盾，因此日本加紧与德、意法西斯勾结，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40年代，日军很快地侵占了印度支那、马来亚、泰国、缅甸、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广大东南亚地区。日本侵略者以为“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可以得逞。但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使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彻底破灭

三、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当今世界虽仍有不少矛盾冲突，但和平、发展、合作是世界潮流，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是主导性趋势。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未像今天这样与外部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联。中国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着眼于全球化时代人类发展进步的崇高事业，立足于国家长远发展和周边繁荣稳定，为亚洲乃至世界未来福祉打出的中国方案。中国倡导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依托区域一体化进程以及地区国家谋求共同发展与安全的共识，强调以命运共同体意识处理好国家间关系，实践目标更为高远，理论内涵更加丰富。

（一）以共同发展作为核心要义。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每个国家的核心任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利益深度交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同发展是唯一出路。各国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宜推动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对接，在维护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合作共赢。

（二）以互信协作维护安全环境。各国要实现共同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地区环境，这需要各方共同作出努力，共同承担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责任。在新形势下，宜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不搞零和博弈，努力实现全面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

（三）以开放包容推进机制建设。亚洲地区多样性突出，发展道路多元化。每个国家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当得到尊重，地区多样性可以转化为互补互促的发展活力和动力。亚洲应继续学习借鉴世界先进经验，发挥本地区各种合作机制的协同作用，欢迎域外国家参与亚洲地区合作，为亚洲的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各方应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矛盾分歧，构建维护亚洲长治久安的区域安全新架构。

（四）以文化互鉴凝聚理念共识。亚洲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多种文化共存于全球化世界当中。应摒弃文明冲突的思维，促进文化交流交融。亚洲国家应传承和发扬讲信修睦的文化传统，坚持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鼓励不同国家文化交流互鉴，和谐共存。

（五）以和衷共济强化感情纽带。守望相助是亚洲各国的宝贵精神财富。地球村时代的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面对国际金融危机、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问题，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合作应对，扶贫济弱应得到提倡。大国扶持小国、富国援助穷国，休戚与共，同舟共济，方是人间正道。

亚洲命运共同体是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等多领域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关 8 乎亚洲各国利益与发展方向，将决定崛起的亚洲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和内容，其内涵和外延将随着历史进程不断丰富和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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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共同体三大内涵：利益命运责任。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发表主旨演讲时，提出了构建亚洲共同体的三大观点：第一，坚持共同发展的大方向，结成亚洲利益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亚洲各国的发展，不可能独善其身，更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利合作，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甚至是“二加二大于四”的乘数效应。亚洲国家要继续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把经济的互补性转化为发展的互助力，不断扩大利益交汇点，实现互惠共存、互利共赢。第二，构建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形成亚洲命运共同体。实现亚洲共同发展，根本出路在于经济融合。创造亚洲的美好未来，要靠各国的自身发展，更要靠地区的共同进步。中国有句谚语，“单丝难成线，独木不成林。”地区国家要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在开放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系牢经济联系的纽带，抓住创新发展的机遇，掌握自己的发展命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融合发展的基本条件。地区各国应携起手来，加快推进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基础设施建设。第三，维护和平发展的大环境，打造亚洲责任共同体。亚洲的进步得益于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和平稳定是亚洲发展的基础保障。远亲不如近邻，近邻可成友邻。实现亚洲的和平与稳定，需要地区国家凝聚共识，积极作为，共同担当起应尽的责任。各国应推动安全对话与磋商，加强灾害管理、海上搜救、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积极探讨建立亚洲区域安全合作框架。

四、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机遇

亚洲的发展正在全方位地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很多人认为“亚洲半球”正在崛起，“亚洲世纪”即将到来，世界权力重心正在东移。从世界和亚洲发展的大趋势看，亚洲在新时期面临着实现整体崛起的机会之窗。

1.亚洲经济继续领跑全球。亚洲有望长期担当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的重要引擎。一些研究机构预计，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板块的亚洲，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超过欧盟和北美。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35年亚洲占世界经济比重将从2010年的28%上升至44%，2050年增至52%，人均GDP将达到欧洲当前水平。

2.和平稳定是大势所趋。和平是发展的基础。亚洲国家虽有矛盾分歧，但普遍重视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致力于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分歧，热点问题处于有效管控之中。亚洲地区安全秩序日益向合作安全、共同安全方向发展。

3.机制体制支撑有力。亚洲地区各类合作机制蓬勃发展，东亚地区建成了10+3合作、多个10+1合作、中日韩三国对话与合作、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六方会谈等一系列合作机制，涵盖南亚八国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多领域机制相互补充，协同发展，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有效的平台。

4.亚洲意识不断增强。亚洲国家各领域交流相得益彰，利益深度交融，崛起势头强劲，各国对亚洲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不断上升。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亚洲大多数经济体80%以上的入境游客来自亚洲内部。区内交流交融为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打造了日益牢固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二）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在看到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机遇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历史和现实的障碍，不能失去忧患意识。

1.亚洲多样性突出。各国发展水平、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差异明显，增加了地区一体化的难度。

2.地区局势仍有不确定因素。热点和敏感问题集中，朝鲜半岛、东海、南海、阿富汗等一系列问题敏感复杂。日本领导人悍然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挑战二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造成地区国家关系紧张。

3.地区架构建设滞后。短期内难以建立类似欧盟的单一治理机构，现存各类合作体制将长期并存，协调各方利益难度较大。诸多地区自贸协定的“面条碗”效应明显，经济一体化推进路径博弈突出。本地区安全合作长期滞后于经济合作，尚未建立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区域安全架构。

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困难和障碍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各国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本身就是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总之，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机遇与挑战交织共生。展望未来，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把握机遇、化解挑战、化危为机的运作难度同样前所未有。这需要亚洲各国精心谋划、戮力同心、共创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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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条碗”效应：又称“意大利面条碗”效应(Spaghetti bowl phenomenon)。该词源于巴格沃蒂(Bhagwati)1995年出版的《美国贸易政策》(U.S.Trade Policy)一书。是指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区域贸易协定(RTA)下，各个协议的不同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这种现象贸易专家们称为“意大利面条碗”现象或效应。例如，在每个双边自贸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中，有关“原产地规定”的条款越来越多，也变得更加复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汽车原产地规则就是一个典型。

五、中国是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是亚洲国家的共同事业。中国保持自身稳定和持续发展，促进睦邻友好合作，这将为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大正能量。中国应该也能够发挥带头和示范作用，在地区事务中更多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促进地区国家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把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作为共同目标和自觉行动。

（一）以高层交往促进睦邻友好。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本，发展繁荣之基，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起航之港。中国新一届政府高度重视周边外交。2013年，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密集开展外交活动，基本实现与亚洲国家高层交往全覆盖。中国全面深化同亚洲国家关系，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与文莱、斯里兰卡合作关系，同巴基斯坦实现在一个多月内两国总理互访，同印度实现半个世纪以来两国总理首次年内互访。中国建国以来首次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明确了新形势下周边外交的指导思想和大政方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中国将首先身体力行，还将与亚洲国家通力合作，使和平、合作、共赢成为地区国家遵循和秉持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

（二）以自身发展促进亚洲共同发展。近年来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已成为亚洲整体发展的重要牵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中国新一轮改革符合自身利益，也将促进中国的对外合作。中国推进经济转型，挖掘市场潜力，扩大对外投资规模，将给全世界带来新的机遇。“近水楼台先得月”，亚洲国家无疑将首先受益。

中国把握亚洲发展脉搏，找准地区国家的利益契合点，提出了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与东盟“2+7合作框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列重要倡议。中国将与亚洲国家密切协作，确保这些倡议落到实处、早见成效，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造福亚洲各国人民。

中国将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导加大对亚洲国家的帮扶。将继续增加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帮助他们实现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鼓励有实力 10 的中国企业扩大对亚洲国家的投资，积极参与亚洲国家的发展建设。在亚洲国家面临自然灾害等困难时，中国也将一如既往地伸出援手。

（三）以区域合作促进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合作。亚洲现有的东盟、10+

3、东亚峰会、南盟等合作机制各有发展特点和重点方向，应发挥各自优势，互补互助，形成合力。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提出中国—东盟“2+7合作框架”，同东盟国家商签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这将有助于实质性提升与东盟的合作。中国打造中国—南亚博览会合作平台，愿深化同南盟的务实合作。

中国加快实施周边自贸战略，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中韩、中斯（里兰卡）、中蒙、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我们还将与亚洲国家加强协调，共同探讨建设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合作体系和信用体系，促进地区经济融合，增强亚洲国家共同抵御外部风险挑战的能力。

（四）以安全合作维护亚洲和平稳定。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追求全面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致力于同周边国家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中国积极与亚洲国家拓展防务与安全交流，全面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做区域多边安全机制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将努力为亚洲乃至世界提供更多安全公共产品。

中国致力于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在朝核问题上，积极开展劝和促谈工作，为推动局势稳定作出了不懈努力。有关各方围绕重启六方会谈互动增多，半岛局势逐渐趋于缓和。中国支持阿富汗推进广泛和包容性的民族和解，积极参与阿富汗重建和涉阿地区合作。

中国将继续妥善处理同有关国家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在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中国将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中国也从来都是从大局出发，以最大诚意和耐心，坚持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

（五）以人文交流丰富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近年来，中国与亚洲邻国人文交流空前活跃，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交流规模持续扩大。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代表了中国的友邻之道。亲是指要巩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友好情谊，诚是指以诚待人、以信取人的相处之道，惠是指践行惠及周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容是指展示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我们要同周边国家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认同、更支持。

中国将继续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深入开展文化、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广交朋友，广结善缘。中国将根据亚洲国家的实际需要，继续向他们提供奖学金和培训项目，帮助亚洲国家培养更多专业人才。中国也将同亚洲各国交流治国理政的经验，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努力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不断谱写人文交流新篇章。【问题思考】

面对南海领域的争端和邻国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中国政府应该这么做才能推动亚洲更好地“迈向命运共同体”？ 【资料扩展】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篇6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它已融入每个炎黄子孙的血液，成为每个华夏儿女的心灵归属，展现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诗词大会中，不论是明目皓齿的儿童，还是白发朱颜的老人;不论是学富五车的才子佳人，还是走街串巷的外卖小哥，都展现着他们对古典诗歌的热爱。他们喜欢的不仅仅是朗朗上口、抑扬顿挫的诗词，更是诗词中所展现的美妙意境，所传达的喜怒哀乐、家国情思，所传递的人生哲理、处世之道。《国家宝藏》中，每件国宝都让人叹为观止，我们崇尚的不是文物价值几何，而是每个国之重器背后的民族信仰、国家精神和文化灵魂。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也让世界更加认同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自带优秀基因。以和为贵，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各国人民和衷共济，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心态、仁者爱人的风范，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同。《流浪地球》中，当人类共同的家园遭遇危机时，中国人民没有采用诺亚方舟的方式独善其身，而是勇于担当，不抛弃，不放弃，精诚合作，不畏牺牲，救各国人民于水火。此种家国情怀，展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梦想，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了最好的诠释。

中国传统文化富有生命力。任时移世易、沧海桑田、历史沉淀，五千年文明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历经磨难而愈发璀璨夺目，在世界文化长廊中熠熠生辉。如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召唤下，中国传统文化再次焕发出生机。“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是先祖描绘的天下大同的美好情景，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追求的共同目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中国传统文化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蓝图中，发挥着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文明不灭，精神不老，中国传统文化正星火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