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辛弃疾词的异同（精选7篇）
——试论苏轼、辛弃疾豪放词的异同
摘要：苏轼和辛弃疾都是宋代豪放词的的重要作家，他们以卓著的才情、恢宏的气度扩大了词的题材，拓展了词的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得词与诗并驾齐趋。但他们的词风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别。东坡倾向于从痛苦中求超越、求解脱，跨越现实的黑暗去追寻理想的光明；而稼轩的词更多表现了对于显示的苦恨执着和挣扎奋斗，表现了悲愤的呼喊和或一样燃烧的激情。概言之，即东坡旷达，稼轩悲愤。
关键词：苏轼；辛弃疾；豪放词；区别
纵观苏、辛二人词风，他们均以其不受声律束缚，体裁广泛，笔势纵放，气象恢弘，而在宋代词坛上独树一帜，形成了词史上的“豪放”一派。作为豪放词的代表，苏轼奠定了词的基础，随后辛弃疾把豪放派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然两人的创作因其命运和人格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质，给人不同的美感和震撼。苏轼以词为诗，在词中表现了自己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以及追求失败后的洒脱旷达。辛弃疾以文为词，在词中表现了因无法实现自身报国之志而郁积于心的忧思悲壮、沉郁苍凉之情。故陈延焯在其《白雨斋词话》中曾云：“东坡心地光明磊落，忠受根与性生，故词极超旷，而意极和气。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苏、辛两家，各自不同”[1]
一、飘然旷放与沉郁悲愤
苏轼和辛弃疾出生相距百年，一个生活在北宋，一个生活在南宋；一个科举出生，名满天下。一个行伍出身，英名丧敌胆。不同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们不同的创作思想。
苏轼的豪放词风不仅源于他对艺术的领悟和积累，更重要的是来自个人的政治生活的经历。苏轼的仕途生涯中几经贬谪，又几起几落，甚至入狱，饱经人生的大喜大悲。在面临理想与现实中逐渐随遇而安，旷达自得。以诗歌赋排遣政治上的失意、苦恼。“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福祸苦乐，念念迁逝”的处世态度，又使得他在大自然中寻得自己的真正归宿。《水调歌头》中“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便是他在面对挫折前最好的诠释
相对于苏轼而言，辛弃疾人生态度要积极得多。一生主张抗金，虽遭不公平待遇，但仍不放弃，一次次碰壁，一次次的悲愤，一次次的振作。与此，他的词中总洋溢着悲壮，使人读来倍感压抑，却总不禁要为他的爱国之心击节叫好。如《永遇乐·登京口北古亭怀古》中抒发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的情感和自己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抱负，同时，借古人之状讽喻南宋皇帝之弱，手法老辣，意味深远。词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词人以廉颇自比，倾诉报国有心，请缨无门的悲愤。
二、哲韵书生与弓刀游侠
苏轼作为一个未跨出书斋之门的书生，虽也想要投笔从戎，但战场对于他来说，毕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对这个世界只能发挥他的想象去描绘。在《念奴娇·赤壁怀古》用“遥望”去想象描绘“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战争场景。词中集中笔力塑造了一位“雄姿英发，羽扇纶巾”青年领袖周瑜的形象。并用“小乔初嫁了”这一美人衬英雄的细节，更见周瑜的风姿潇洒，年轻有为，足以令人艳羡。作者借对周郎在赤壁之战建立大功的往事抒发壮志难酬之心。最后笔锋一转“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洒脱和旷达则是对人生的无限感慨和思索，融景物、人事感叹、哲理于一体，有大彻大悟、超脱尘俗的味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词中这一心理变化过程就是苏轼“眼前轻而悟更远”的人生境界和精神气质的具体体现。
辛弃疾则是一个战争的过来人，亲身金戈铁马，峥嵘岁月，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笔下有是夜下“八百里分麾下炙”的将士同甘共苦的粗犷，是“沙场秋点兵”的雄壮，是“燕兵夜捉银胡女足，汉箭朝飞金仆姑”的惨烈。在同为怀古之作，的《南乡子地啊·登京口北古亭怀古》中，“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表达对英雄如权的歌颂，更是作者将心中的抗金事业的正义伸张到了极致。将孙仲谋作为后世的表率提出，激励诸公当如孙仲谋所为，表现出他深沉的赤子之心，更是辛弃疾“眼前重，则悟不暇”的精神气质的自然表露。
三、“东坡范式”与“稼轩体”
苏、辛二人并称，但他们有着不同的精神气质和创作思想，而这两点都离不开不同的艺术手法为载体，所以他们两人在艺术手法上也各有千秋。
1、“以诗为词”与“以文为词” 明人毛晋在《稼轩词跋》中说：“宋人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善评也。” 苏轼“以诗为词”主要表现在用题序和用典故两方面上。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如《满江红》（忧喜相寻）、《定**》（莫听穿林打叶声）二词，词序用来纪事，词文本则着重抒发由其事所引发的情感，便于交代系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丰富和深化了词的审美内涵。另一方面，苏东坡的“以诗为词”也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如《水调歌头》则就表现出充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的语言风格，极具音乐美。
辛弃疾“以文为词”用词来抒发自我内心情感，又把自我一生的经历、体验以论说的形式表现于词中。他常常将古人的散文语言直接用于词中，无论是经语、史语、庄语、俚语都能“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如《贺新郎》中首句和结尾四句，都从经史中化出，而自绕心意。大量的运用典故，以古喻今，增强了词的表现力和历史厚度。又如《西江月·遣兴》“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虽多事散文化，音韵节奏依然自然流畅，活泼传神。辛弃疾不仅打破了诗词界限，并达诗词散文合流的境界。并且用韵绝不限制，不讲琢雕，随意抒发，形成一种散文化人歌词。
2、形式方面
苏轼在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不受格率限制，字由心生，形成联贯流畅的风格。用词自然流畅，读来清新，苏轼有着豪放不羁的心灵、热爱生活的情感这一切都在清新流畅、处处生春的语言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给人以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如《浣溪沙》五首中，作者置身于这种“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熏”的丰收环境中，心中充溢着无限的喜悦。这一组词，笔调极明快，写来生意盎然，兴会无穷。作者勾勒出了一幅农村耕织图，他把鸟苔虫鱼草木等自然风光，还有男女老幼活跃的姿态，都细致而有声色地写进词中，使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大量使用散文句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3、意象与意境的不同 在意象的使用上，苏辛二人也不同。辛弃疾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如《定**》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更多的笑对人生的意境，具有一种哲学美。
叶嘉莹先生对苏辛的评价：“辛词沉郁，苏词超妙。辛词多愤慨之气，苏词富旷飘逸之怀。”无论东坡词之旷达，还是稼轩词之悲愤，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豪放词风的差异性，从而在共同特征的基础上体现各自的特点和魅力，为豪放词派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陈延焯.白雨斋词话[M].北京：人名文学出版社，1985 [2] 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4] 辛弃疾，《辛弃疾词鉴赏》，齐鲁书社编辑出版，1986年。
一、词境阔大高远, 雄浑壮丽
首先看苏轼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第一句“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就描绘出了滚滚东流, 奔腾喧闹, 广阔高远的长江形象。同时又由空间的长江流水转变成了时间的洪流。洪流冲洗而尽的是千百年来的英雄人物。作者思接千载, 胸怀历史, 胸襟雄阔。下面的写景“乱石穿云, 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奔放中有层次。山石如插入空中, 峰棱好像把天上的彩云都崩裂了;波浪凶猛, 好像把石岸拍碎一般。不断卷起的浪花, 美丽如雪。三句话, 三个意象, 三个层次, 刚劲、壮阔, 雄美。《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 》中写景之句极少, 但我们依然可以见到雄浑之气。“莫听穿林打叶声”写作者穿行山林之中。山林给人一种苍茫无尽的感觉。“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 取景阔大。山势苍茫, 暖洋洋的落日居于其上, 十分壮美。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开头即写景。“楚天千里”是阔大之境, “水随天去”也是如此。“遥岑远目”眺望远山十分高远, “楼头落日”“远处孤雁”也是高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壮丽至极。“千古江山”取景雄阔的中国大地, 同时也融入了千百年的中华历史。“舞榭歌台”“斜阳草树”是词人居高远眺, 摄取大范围的空间景象。“烽火杨州路”, 路途漫漫, 烽火连天, 雄浑中有一点悲凉。总之, 这四首词取景阔大, 意境高远, 雄浑。
二、情感昂扬奔放, 苍劲悲壮
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塑造了一位面对壮阔江景而感慨万千的词人形象。词人的脑海里波涛汹涌、激荡飞扬。奸雄曹操, 军事奇俊周郎, 忠心耿耿的黄盖, 复兴汉室的诸葛, 哪一位不能激起词人的奋发之气呢?“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在感叹中, 我们能看出词人恨不生于当时, 与众英雄共同建功立业的情感。下片词人聚笔于周郎。“小乔初嫁”, 显示了周郎的年轻潇洒, 人生旅途平坦顺达。“羽扇纶巾, 谈笑间, 樯橹灰飞烟灭”, 才能奇绝, 儒雅洒脱的周郎举重若轻。词人面对早年就成就不世之名的周郎, 岂能不艳羡?被贬僻远山间, 依然雄心不减当年, 词人雄气勃郁, 自是豪放一脉。《定风流 (莫听穿林打叶声) 》词人写的是小事, 但抒发了不避艰险, 不惧危难的豪情。“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在人生旅途中, 词人缓步而行, 并不急切匆忙;吟咏长啸, 以音声高张战斗旗帜。“竹杖芒鞋轻胜马”, 虽然生活困顿但依旧乐观。“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 充满着温暖的希望。面对政治上被排挤、打击的境遇, 词人不惧不畏, 心怀乐观。这股豪气让人由衷敬佩。辛弃疾情感奔放昂扬, 就在他的一颗报国之心上, 苍劲悲壮也在他的报国之心上。《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先描绘了一幅登高远眺的图景。登高望远, 并不稀奇。让人感慨万千的是“把吴钩看了, 栏杆拍遍, 无人会, 登临意”。吴钩是一种宝刀。看“吴钩”必会激起杀敌报国的豪气。“栏杆拍遍”, 胸中必有无法吐出的郁结。词人激愤的是“无人会”, 他望到北方而激起杀敌报国的决心。下片作者运用几个典故道尽他不愿归隐, 不愿追求私利, 只想杀敌报国的志向。表明了他对时光易逝, 时不我待的感慨。最后作者以“倩何人唤取, 红巾翠袖, 搵英雄泪。”的悲愤、沉郁作结。整首词让我们感受到的是词人杀敌报国的激昂和无人理解的悲愤。《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辛弃疾的又一杰作。文中善于用典。开篇先用了孙仲谋的典故。“英雄无觅孙仲谋处”“风流总被雨风吹去。”表现了对孙权无处寻觅, 当年的亭台殿阁风韵被岁月淘洗净的良多感慨。紧接用了刘裕的典故。“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 那执戟冲杀, 勇冠三军的气象怎能不令人羡慕。词人的情感是那样炽热、强烈。这正表明了词人到老年仍旧壮心不已的气概。下片对“元嘉草草”, 好大喜功的批判;对“狸祠下”, 只贪一晌祥和的讽刺;正是欲收复大好河山的爱国之情的侧面表现。最后用老将廉颇的典故, 一句“凭谁问”蕴含了不尽的叹息、呼喊与悲愤。这首词, 在感情上沉郁昂扬, 苍劲而又悲壮。
三、语言明达简丽、奔放顿挫
苏轼用语明白如白话, 流利畅达, 没有一点阻塞碍滞。如“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没有一个词是雕琢而成的, 却表尽了词人的胸意。三个句子一气而下, 音节和谐流利, 一泻到底, 奔纵无滞。如“小乔初嫁了”更是锤炼了的市井间俗语。少一字不可, 多一字多余。但并不俗, 因为它是锻炼了的, 表现力极强的语句。“乱石穿空, 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 “乱、穿、惊、拍、卷”都是人们用滥了的字眼, 然而在这里并不陈旧。因为这些字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两岸奇峰怪石耸立, 中间波涛汹涌、白浪翻滚的景象。语言顿挫有致。上片写大江美景, 不是“大江东去”紧接着“乱石穿空”等语, 而中间加入了“人道是……”三句。使词句形成了三个层次的顿挫。《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 》也有这些特点, 就不一一赘述了。辛弃疾用词不事雕琢, 表现力强。像“楚天千里清秋, 水随天去秋无际”, “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 烽火扬洲路。”表意清楚浅显。然而辛词的语言依旧是经过锤炼的, 在平凡中蕴含奇异。“献愁供恨, 玉簪螺髻”字虽平常, 语意、境界、艺术水准却不平常。辛词语言的顿挫更不用说了。像《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两句一层, 三句一重, 层层重重而不乱, 是不多见得。
苏辛的词有共同点, 但并不是说他们没有个性。
从境界上说, 苏轼词雄浑壮丽中有澄澈, 明丽。大江东去, 波涛汹涌的壮丽中, 没有一丝阴郁。雨打林叶, 时急时缓, 时密时疏的节奏;山头斜照相迎于人的景象;雄浑中给人亮丽、新奇的感觉。辛弃疾词则不同。雄浑壮丽的境界让人感到的是阴晦郁结。词人心中的悲愁、愤激之情更多地折射到外物上。遥岑远目中的献愁供恨, 断鸿声里的江南游子, 栏目杆拍遍下的无人会, 这些都折射了词人的悲慨、愁怨、孤独。雄浑壮丽中自有着一股忠愤郁结之情。“雨打风吹”“斜阳草树”“烽火扬州路”阴晦、荒凉之景郁结着词人的悲愤, 感叹。从情感上说:苏轼的词, 昂扬、奋发、郁闷而转豁达。辛弃疾的词昂扬、奋发、悲慨而转向了郁结。苏轼在《赤壁怀古》中站在江边, 观看壮丽的江景, 联想的是赤壁之战的英雄功业, 昂扬的是建功立业的豪气。然而一想到, 自己早已过了不惑之年, 却遭贬谪, 蜗居于黄州, 心中自是郁闷。这种苦闷词人是以调侃的口吻道出的。“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让人感到的是一种表现上的轻快。最后词人寄情于山水, 以“一尊还酹江月”作结, 豁达地跳出了苦闷。《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 》中“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无所畏惧, 也无风雨也无情的淡定旷达, 也是一种豁达的境界。辛弃疾的《水友吟·登建康赏心亭》在展开高远壮丽画卷的同时, 已见愁肠。“可惜流年, 忧愁风雨, 树犹如此”更是重染了他, 时光虚度, 不能抗敌的浓浓悲慨。“倩何人唤取, 红巾翠袖, 搵英雄泪”, 把读者带到了不被理解, 报国无门的深深愁怅中去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京怀古》中的“凭谁问:廉颇老矣, 尚能饭否?”借用廉颇的典故, 呼喊出了内心哀怨与悲壮。到如今连一个前来问讯的人都没有, 这对于一个心怀壮志的将领来说是何等悲伤。辛弃疾的情感终结于苦闷忧伤, 带给读者的是愤懑。它完全不同于苏轼的词。
从语言上说, 苏轼的词直白, 辛弃疾的词隽永。苏轼的词直白晓畅不注重用典。虽然也有怀古, 但对周郎直接描述, 言辞之下没有更多的韵味。辛弃疾的词注重用典, 语言隽永, 意味深长。即使不用典的句子, 像“倩何人唤取, 红巾翠袖, 搵英雄泪。”也耐人琢磨。
苏轼与辛弃疾风格的异同, 产生于二者不同的身份和相似的境遇。苏轼生于北宋、辛弃疾长于南宋, 都有一颗建功立业的心。二者有相似的遭遇。苏轼不得志于改革派也不得志于保守派, 几起几落。辛弃疾投身于南宋王朝, 一心收复大好河山。然而多次废用, 抑郁而终。所以他们的词作以抒写怀抱、表现郁闷为主。但是苏轼受儒佛道三家的影响, 在遇到挫折后, 能够靠佛道之学, 使自己超然物外, 所以他的词雄壮、明净而豁达。辛弃疾没有受到佛道之学的影响, 更多的是收复国土的激昂和遭遇挫折后的苦闷。所以他的词雄壮、阴寒而郁结。
摘要：苏轼和辛弃疾同属于豪放派词人。他们的词境界雄阔, 壮丽;情感豪迈奔放;语言明丽简达。然而苏轼词境界雄壮明丽, 情感豪放豁达, 语言简达直白。辛弃疾词境界雄壮阴寒, 情感豪放郁结, 语言简达隽永。
关键词：苏轼,辛弃疾,豪放
参考文献
一、抒情上，由“类型化”向“个性化”转变
首先，苏词中抒情主人公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统一。苏轼以前的婉约词多是“男子作闺音”，表现悲欢离合之情，创作主体不以自我的身份向人们讲述、吐露心迹，倾诉衷肠，而常常依托他人之声言志抒情，所以抒情主人公与创作主体是分离的。而苏词中的主人公就是创作主体自我。因而词中主人公常有男子，即使主人公是女子，那也摆脱了女性的温柔香软与婉转缠绵之态，而表现出一种男性特有的深沉蕴藉、含蓄沉着。他词中所写的女子一般没有传统婉约词中的女子的那种脂粉之气、卑顺之态和婉转之辞。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中的女主人公就是一个天真烂漫、纯洁健康、活泼有朝气的少女。《洞仙歌》中的花蕊夫人也是一位美丽多情而又高贵优雅的女子。
苏轼在词中注重传达自我独特的感受和人生体验，表达自我人生追求、理想愿望及人生失落的抑郁和苦闷，表现自己人格精神，词中常以自我身份、自我口吻倾诉衷情，坦露自我心灵，剖白自己整个精神世界。所以他的词中常常出现“我”的字眼。如，“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等。即使不以自我口吻抒发感情，那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则是词人感情的代言体。另外，东坡词常常感事而发，词中所表现的情感是词人为现实生活所激荡，心灵受到撞击，郁结于心中的不得不发的情感，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苏词的抒情也是个性化的。这类作品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满庭芳》（归去来兮）等。
其次，苏轼词中表现了其独特个性气质，自适的人生观态度。苏轼以前的传统婉约词人表现离情别恨，叹老嗟卑，常常沉溺于一己的痛苦无法自拔，词中浸染着浓厚的哀伤。可是在苏轼的词中我们找不到一丝浓得化不开的愁情和哀伤。即使是表现极度的理想失落、人生失意的苦闷之情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并没有沉溺于一己的痛苦而不可自拔，并没有从精神上倾颓下来。相反，我们总能寻觅到他蔑视丑恶、消解痛苦后的超尘拔俗，潇洒飘逸，能寻觅到他通脱豁达、积极进取、直面人生的乐观向上的情怀。在词中他展现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士大夫精神世界。如《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写词人与友人持竹杖登草鞋漫步林中，天色突变，急雨穿林打叶而来，友人惊慌避雨，而词人却安然前行，阵雨很快就过去，夕阳又放出光辉。词人告诉我们：不要被春天常有的阵雨吓到，只管笑吟慢步前行，人的一生本来就是出没于风雨之中。瞬间雨过，回头看那刚才急雨萧瑟的来路，再看此时晚霞明媚的前程，也不必忧也不必喜，且安然走自己人生旅途之归程。翻阅苏轼的生平经历知他一生沉浮不定，历程坎坷。但是，他为人豁达，心胸开阔。遭贬、入狱等的苦难和不幸他都能直面正视，这首《定风波》就是有力的证明。全词旨在表达“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不介意外在环境的变化无常而一意前行的开朗豁达的心胸、乐观坦荡的襟怀、旷达通脱的情怀。这里的风雨显然有两层含义，它既指自然界的风雨也指人生中的风雨。不论是何种风雨，身处风雨中能如此潇洒、飘逸，恐怕只有在苏轼的笔下才有如此个性化的表达。
苏轼在词中将“缘情”与“言志”二者结合起来。将其士大夫的人格修养融入词中，“改变词人戴着面具做人、填词的尴尬局面，让词人昂首立于诗人行列，堂堂正正做人、填词，人品与词品得到高度的统一和融合。”传统的“缘情绮靡”的艳词，到了苏轼手里，竟将它作为一方展示自我身份，呈现自我内心世界，抒发自我性情襟怀，张扬个性的舞台，真可谓是前无古人。
二、将诗歌的表现手法引入词中，丰富拓展了词的表现手法
苏轼以其多方面的才能来创作词，因而表现手法相对于传统婉约词而言有了较大发展。他以诗为词，将诗歌的表现手法引入词中，使词的表现手法趋于完美，富于变化。
使用诗题和小序。苏轼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之体，为对词所抒之情、因何而生发，作一必要交代和说明，苏轼在词中像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而且词的题序与词本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的整体。苏轼词中的题序有的交代了词的创作动机和缘起，以指出词中情感的指向。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小序就交代了词人在中秋月夜怀子由。有的词题和词序用来纪实，词本则重抒发由其事而引发的情感，题序与词本二者相互补充。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的词序。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又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法。如，《西江月》中的“障泥未解玉骢骄”这一句就是用了晋人王济善解马性的典故，《少年游》中的“恰似恒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这一句中的“画梁”“双燕”也是诗家常用的熟典。类似的例子在苏词中还可以找出很多，这里不一一细数。
借鉴诗歌的寄托手法，词中多有兴寄。如，《贺新郎》中以美人、榴花作象喻，寄托怀才不遇、韶光易逝、美人迟暮之悲。《卜算子》中借孤鸿寄寓自己虽处困厄但不屈身随人的孤高自洁。《水龙吟》中借杨花的“抛家傍路”寄寓自己贬谪黄州时的孤独、寂寞、漂泊之感。另外苏轼也将自己的感情寄予大自然的山水景物中。
以诗为词，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苏轼以诗为词，突破词必合乐的传统观念，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所以在创作过程中，常打破词律的束缚，写出内容健康、形式清新、自然流畅的作品，为宋代词坛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苏轼词中还使用多种修辞，如比喻、拟人、烘托等，而且常常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表现手法多样，刷新了传统婉约词较单一的表现手法。
苏轼完全改变了传统婉约词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状况，为传统婉约词开辟了新的方向和道路。他对婉约词的革新和发展同他所开创的豪放词一样，对词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休去倚危阑
斜阳正在
烟柳断肠处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长娟
两个汉子，两种人生，两种胸襟，两种性格，两种境界。上阕是辛弃疾的《摸鱼儿》，下阕是苏轼的《水调歌头》。这是辛苏人生的真实写照。
虽同为宋词豪放派的实力代表，但他们的人生境界却是迥异。辛弃疾豪放悲郁，苏轼豪放旷达。
苏轼和辛弃疾的仕途经历很相近，都是抑郁不得志，空有一身抱负，却怀才不遇。人生仕途的不得志，使他们“有所郁结”，所以他们转向文学，以抒发郁闷之情。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是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是苏轼于元丰五年十二月在黄州所作。苏轼因所谓的“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自元丰三年二月至黄州，至元丰七年六月移汝州，在黄州贬所居住四年多。
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在政治上失意，孤独寂寞的悲伤心情。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这是稼轩的《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遭权臣弹劾，被罢职，长期居于信州。此词是作于此时。
词的上阕渲染环境，结语表现对国事梦寐不忘。抒发自己英雄失意的无限感慨，情调凄凉。
他们的很多作品都是表达自己政治失意的悲凉情怀。于此，二者的词都表现了凄凉悲壮的风格。这是共同之处，也是由他们相似经历所决定的。
但是，他们奔放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抒情写抑郁不得志、悲愤，都带豪放的`情感。但是，结果却不一样。东坡在抒发沉郁的情怀之后，往往能跳出悲伤心情，而转向轻松美好的情怀，走向旷达之境。而“稼轩郁勃，故情深”，可是他始终走不出悲伤压抑的情境，而是继续沉溺于悲伤之中。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这首词是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在密州时所作。这首词反映了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感情。说明作者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然当时已是不惑之年，并且身在远离京城的密州，政治上很不得意，由于政治失意，理想不能实现，才能不得施展，因而对现实产生一种强烈的不满，滋长了消极避世的思想感情。但他对现实、对理想仍充满了信心。始终表现出的那种热爱生活与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词的下阕，抒发对弟弟子由的思念之情，惆怅不能见面，但是他最后转念一想，“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是正常之事，只要能可以“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满足了。
作者虽不如愿，但是并没有陷于忧郁之中，而是善于自我安慰，这充分表达苏轼超脱旷远的胸襟情怀。正是这种“入而能出，寓意于物而不留滞于物”的庄子思想影响苏轼的词境。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淳熙六年，辛弃疾南渡之后的第十七年，他由湖北转运副使改调湖南转运副使。他的同事王正之在小山亭为他设宴饯行，他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词。
词的上阕稼轩接伤春惜春来感叹国势微弱，感情很悲凉。下阕借用汉武帝与陈皇后的夫妻故事，来比喻自己与宋孝宗的君臣关系，说皇帝开始很信任自己，但后来却远离他，很伤心，感到很失望。虽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说赵飞燕和杨玉环，那么受君王的宠幸，最终还是归于黄土，过眼烟云。似乎作者也有所安慰自己，走出悲伤压抑的心境。但是又接着说“闲愁最苦”，还是不能消解沉郁深怨之情。作者始终都没有跳出悲郁的伤情之境。最后还是怀着“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悲情看未来。稼轩的这种“坚凝执着，往而不返”的情怀深受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情境影响。
所以 ，陈廷焯认为苏轼词“极超旷”，稼轩词“极悲郁”，这是很符合二者词的感情。
摘要: 李白与苏轼相似的豪放个性体现为: 执著追求理想、人格, 性情率真, 风格雄奇;二人的内在区别表现在: 博大境界的构成及内蕴不同, 诗歌的抒情、说理功能不同, 乐观豪迈的内涵不同。时代风气与信仰追求的不同导致了李白和苏轼内在的差异。无论是李白代表的唐代充满活力的状态, 还是苏轼代表的宋代豁达睿智的心境, 都是我们现实人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关键词: 李白;苏轼;豪放;差异;时代;信仰
巴蜀自古人杰地灵, 李白和苏轼这两位出自蜀地的诗人, 作为唐、宋时代文学精神的代表, 在唐诗及宋词的发展史上同样举足轻重。后人对二人豪放风格的评价也非常相似: 清代刘熙载称苏轼的“豪放之致” “时与太白为近”；当代李泽厚也认为在飘逸的诗风上“苏轼近于李白”。
本文将以李白和苏轼性情的相似为起点, 挖掘二人作品内蕴的不同, 并进一步从时代精神及信仰追求方面探究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一
巴蜀地势险阻、文化风俗相对独立, 逐渐形成了以道教为主、儒道并存的独特氛围, 加之司马相如出蜀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 李白和苏轼就很自然地把建功立业和独立人格当作了毕生的追求。李白希望自己能使“寰区大定, 海县清一”, 苏轼也自信地认为“至君尧舜, 此事何难”;在遭遇挫折后, 两人仍保持着高昂的热情, 李白觉得“欲济苍生未应晚”, 苏轼始终“未忘为国虑也”。在求索的艰难中, 李、苏二人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人格尊严: 李白不畏皇权显贵, 赐金放还后仍坚持不“摧眉折腰事权贵”, 苏轼处于新旧党争夹缝间终能刚正不阿。苏轼评价黄庭坚时说, 读其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 不敢复论鄙事”, 流露出对李白高洁品格的敬仰, 他在《绿竹筠》提出的“人瘦尚可肥, 士俗不可医”, 也表明了自己对不俗境界的追求。
陶渊明的性情率真是李白和苏轼的共同榜样, 热爱山水风光也成为二人共有的爱好。李白总是“五岳仙不辞远, 一生好入名山游”, 寻诗中宣泄的主宰自然的豪情及被世人遗弃的愤懑已超出了对山水的描绘, 他张扬时高呼“我本楚狂人, 凤歌笑孔丘”, 悲怆时希望“狂风吹我心, 西挂咸阳树”, 甚至放浪到“天地即衾枕”、“裸体青林中”, 情感表现恣意率真, 毫不掩饰。苏轼也是追求自由、极富性情的人, 他对朋友随意说笑、口无遮拦, 对虚伪丑陋则尽情地嘲讽。苏轼遍览山水, 自称“人间绝胜略已遍, 匡庐南岭并西湖”, 画家、评论家的身份又使得他能更理性地领悟山水内蕴。他认为即使是同一处景致, 也因其季节、气候的差异及观赏者姿态、心绪的不同而富于变化, 他也很善于将景物变幻和心情变化交融起来写。如《浴日亭》中“坐看” “遥想”“已觉”“更烦”“忽惊”等一连串心随物动的描绘, 体现出和李白诗歌一致的主观之境。雄奇飘逸是后世公认的李白的特色, 也是苏轼大力提倡的风格。“除了李白, 恐怕没有人比苏轼更热衷于表现富于飞动之趣的自然景物了”, 飞瀑险滩、惊涛骇浪是他们共同钟爱的意象。李白诗中山水奇险、江河浩荡的波澜壮阔, 和苏轼诗中洪波翻腾、江潮怒卷的气势磅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李白的诗将大容量的词语迅疾喷吐, 而苏轼则“放笔快意, 一泻千里”又呈现出相似的激荡、壮观的美感。苏轼在追求与李白相同的奇幻飘逸的境界时, 同样选择了从虚处着手的写法: 李白的诗《蜀道难》和苏轼的词《满庭芳》“归去来兮”, 都通过想象、幻想同现了超越时空的历史和神话;而在《梦游天姥吟留别》和《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之中, 都编织出倘恍迷离的梦境、以梦觉后的怅惘收尾, 给人相同的美感体验。苏轼的词常被用来同李白的诗相媲美, 刘熙载认为“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 更有人将二人相提并论为“诗仙”和“词仙”。二
深究起来, 看似相近的李白、苏轼的豪放个性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 李白和苏轼作品中博大境界的构成及内蕴不同。在审美意象的选择上, 李白偏爱宏伟壮观的事物, 在现存九百八十七篇作品中, 描写宏大意象达一千一百余次, 又对其进行时空拓展和夸张描绘, 如“天台四万八千丈”、“尔来四万八千岁”以及“燕山雪花大如席”, 达到了令人震惊的效果。他善于以高处为立足点俯瞰世界, 如登上庐山看到的“白波九道流雪山”的大江和“挂流三百丈, 喷壑数十里”的飞瀑, 气势恢宏豪迈。李白诗中常采用跳跃性的情景组合, 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打破时空界限的意象连接, 以及《将进酒》中发想无端、转折无痕的情感突变, 具有了内在的张力及气势。而这种大容量情感急速喷射时, 又产生了“列缺霹雳, 丘峦崩摧”般的巨大力量, 《将进酒》、《蜀道难》一开篇就呈现出这种气势。唐人读书壮游结合的氛围, 使得李白超人的天赋及自然感受力发挥到了极致, 而这种李白式的以天分而非知识取胜的恣意表达却无踪迹可循、很难模仿。不过, 除去其天才之作的百首之外, 其余猝然而成的诗作就难免单调、粗糙, 缺乏变化了。
宋神宗说过“白有轼之才而无轼之学” , 苏轼确实学识深厚: 现存作品仅诗歌就达四千首左右, 的内容、风格丰富多彩, 诗文、书画均代表了宋代的最高成就。他对于意象全无选择、入手便用, 在细致的观察中显示出缜密的思考。在其豪放词《念奴娇1 赤壁怀古》之中, 大江壮阔、历史悠远的时空交织展示出宏大的境界, 周瑜的少年得志反衬出自己老来无成又感慨深切, 结尾的“酹江月”则更显现出豁达的心胸, 确实在豪放气势之外表现出了“细密的意境和浑然的工巧”。苏轼思索人生获取的胸襟智慧, 又使他具备了从常见现象直达内涵的穿透目光, 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惊叹于一个瀑布的壮观;《题西林壁》中, 苏轼则宏观概括出不同角度看庐山的差异后, 以理性的审视得出了“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理, 产生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不同于李白的恣肆表达, 苏轼达到了他所推崇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境界。刘熙载说过东坡词的内容丰富类似杜甫, 风格豪放则近于李白 , 显然将苏轼定位为一个博采众长的集大成者。在融会前人优点、冲破规矩束缚之后, 苏轼的作品达到了“随物赋形”的自由境界。李白天赋才情的放纵自如难以模仿, 苏轼才学胸襟的尽情流露更是无从模仿。
第二, 李白和苏轼的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不同。李白诗歌的豪放是由于承载了迅猛的情感变化;而苏轼在“豪放”之外施展才学是要寄托妙理。二人显然代表了唐宋诗歌重意兴、重理趣的不同追求。李白的感受敏锐而丰富, 无论是“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的乡愁, 还是“独酌无相亲”的孤寂, 以及“惟见长江天际 流”的离别怅然, 都描绘得细腻动人。但在无比自信和入仕无门的矛盾中, 又情感起伏、悲喜分明, 不是“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得意、“长风破浪会有时”的自信, 就是“高堂明镜悲白发”的感伤及“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的悲怆。诗中的情绪此消彼长、矛盾激荡。《将进酒》中先从青春易逝的感慨变为得意尽欢的极乐, 忽而又由痛饮美酒的酣畅急转直下为“同销万古愁” 的忧愤, 呈现出跌宕回旋的情感气势。苏轼的作品从日常选取的材料中生发人生感悟, 传达出形神、情理
交融的理趣, 表现出作者冷静思索的状态, 所谓“静故了群动, 空故纳万境”。在早年经过三峡所作的《江上看山》中, 身处疾行的舟中景物瞬息万变, 作者却仍能冷静细致地进行观察, 李白在“轻舟已过万重山”时只定格下刹那间的欢畅豪迈, 二者就有了明显的达理、传情的区别。因此, 苏轼的作品中或“雪泥鸿爪”的透彻, 或“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豁达, 或是以不同角度看问题的通达, 以及对远近、得失、荣辱等矛盾的辩证思考, 总是富于哲理、引人深思。
李白的诗《日出入行》和苏轼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显示出二人探究宇宙的思索, 但最终对待自然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李白落脚于“吾将囊括大块, 浩然与溟悻同科”, 充满了主宰宇宙的豪迈;苏轼却认可、顺应了生命缺憾, 顿悟出“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的人生哲理。《行路难》和《定**》“莫听穿林打叶声”又展示出李、苏面对仕途艰难的不同态度: 前者传达出李白时忧时喜、矛盾激荡的情感;而后者表现了苏轼无忧无喜、无雨无晴的洒脱。李白诗歌中真切强烈的情感投入可谓“入乎其内”, 具有壮观激荡的“生气”;苏轼将生活磨难升华为哲理, 记录下情感积淀后的冷静思索, 又能“出乎其外”, 当然达到了智慧旷达的“高致”。
诗文方面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
第三、乐观豪迈的内涵不同。李白的《行路难》和苏轼的《百步洪》两首诗都在人世险阻的感叹中笔锋一转, 分别以“直挂云帆济沧海”和“造物虽驶如吾何” 的乐观结束全诗, 但李白的乐观体现为无比自信, 苏轼则是圆融旷达。并未置身于政治斗争之中的李白永远处于理想化的自信状态, 晚年还热情高涨地参加李 幕府, 诗中描绘的赤子情怀及旺盛的生命力令人神往, 为王安石批评的皆言酒色的内容, 却正好体现了与此相一致的青春活力和声色之美。恰似“清水出芙蓉”的李白的诗歌, 展示出了外物最自然状态的绚丽多彩, 或淡雅、华美, 或朴野、富贵, 是洋溢着积极昂扬的青春气息的乐观奔放的旋律。而宦海沉浮、看破荣辱的苏轼, 就具有中年状态的成熟睿智。青年时“雪泥鸿爪”的感悟表明苏轼的少年老成, 坎坷漂泊的经历又给了他人世沧桑的沉郁, 其作品呈现出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老境美。苏轼从不把艺术幻想等同于现实人生, 他很欣赏儒家倡导的通过自省升华人格的精神, 被贬黄州之后, 由内部化解了与外物的矛盾对立状态, 就更显现出智慧通达的心性。李白和苏轼或永葆童心或少年老成的状态使得他们更能切合时代风气, 进而从同时代的作家中脱颖而出。三
李白和苏轼豪放风格的差异反映了唐代诗歌“动态的、进行时的、创造者”和宋代诗词“静态的、完成的、守护者”两种文化精神的根本不同。
盛唐时代的经济繁荣和政治宽松给了士人开阔的视野胸襟, 鼎盛时代的气魄精神又激发起士人强烈的功名之心。但尚武轻文的唐代, 进士录取的比例仅占考试人数的百分之二、三, 大量人才被排斥在朝堂之外。盛唐十几位著名诗人, 如王昌龄、李白、杜甫等, 都流落于草野之间。建功立业的理想同入仕艰难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导致了士人普遍的失望、愤懑的情绪, 但盛唐人又能始终保持进取的热情。李白诗中希望、失望, 自信、激愤等各种情感的冲突纠缠正集中体现士人普遍的矛盾心态。盛唐人对天赋才情、浪漫自由的追求使得李白受到举国上下的追捧: 唐玄宗赞其人, 唐文宗爱其诗, 杜甫倾慕他的品格, 贺知章赞叹他的诗风。这种认可又给了李白更大的空间, 他以更加自信、自由的状态把豪迈奔放的盛唐精神推向顶峰, 创造出盛世最强音。人们对李白的崇尚, 既是对其天赋才气的仰慕, 亦是对他展示出的盛唐气魄的追求。
宋代的科举考试却给予了士人更多的参政机会。闭门苦读、科举入仕的蔚然成风, 又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因此, “历数千年之演进”的华夏文化在“赵宋之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宋代的士人亦呈现出官僚、学者、才子三位一体的鲜明特色。然
而, 宋代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 加之党争及文字狱的 迫害, 文士在对外改变自己、顺应社会的同时, 却将自我品格的完善看作人生的最高目标, 这种始终能保持人格独立的理想境界, 在苏轼身上第一个实现, 因此“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 便自觉气索”。才情声色之美达到极致的唐人诗歌导致后人难以续貂, 冷静睿智的宋人就在诗中彰显才学、传达理趣, 形成了与唐诗迥异的审美取向;苏轼又以诗的境界为词, 在不同文体均展示出一致的时代精神和思想个性。李白和苏轼豪放个性的差异还缘于二人儒道信仰的不同。首先体现为儒道之间的关系不同。从未真正入仕的李白热衷于儒家的成就功业;其无拘无束的道家思想又和仗义疏财、任侠杀人的侠士精神深层契合。他构画着儒道并存的理想状态, 将范蠡、鲁仲连的功成身退视为人生榜样, 把“待吾尽节报明主, 然后相携卧浮云”的先儒后道的人生道路作为毕生追求。但李白的儒道思想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 他不屑科举却希望一鸣惊人, 根本不符合儒家的入仕道路;而“天子呼来不上船”及戏弄权贵所体现出的政治上的幼稚,和儒家的入仕目标又产生了巨大冲突。功业未成的李白很难从山水行乐中获得解脱, 再好的美酒也只是 “销愁”的工具, 总处于“功未成、身难退”的非儒非道的尴尬状态。李白的一生都在理想、现实、自负、愤懑的矛盾中痛苦挣扎, 杜甫就深刻地指出他“佯狂真可哀”, 他本人却在对外部世界不懈地追求、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执著与活力, 这也成为其诗歌创作中饱满激荡的情感的源泉。苏轼是宋代文人外儒内道的典型代表: 从未真正退隐却厌倦了官场, 他赞赏方山子摒弃富贵的超然, 更仰慕陶渊明的恬然归隐。即使任翰林学士期间, 苏轼依然提醒自己“莫忘小桥流水”。被贬黄州接受禅宗思想后, 苏轼的儒、道思想更完美交融:人生苦难在道家的任运自如和禅宗的看空思想的合力下, 成为诸如“人生如梦”的空幻体味;儒家造福于 民和自省修身的的追求, 又使得他既能始终关注黎民苍生, 又一直保持着潇洒、乐观的情怀。面对 “日炙风吹面如墨”的农人生活, 苏轼却依然热忱地赞美长江鱼美、竹山笋香, 在日常生活的细微过程中获得喜悦, 肯定了现有生存状态的价值;又常常反思“孰为得失”而超越得失之心, 肯定了不同生活方式各自的意义, 充满“日常生活的智慧”, 苏轼在人生磨难中不断提升人格修养, 找寻到了一条仕隐之间、游刃有余的心灵出路, 达到了儒、道、禅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
————辛弃疾词的艺术成就
刘克庄《辛稼轩词序》：“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郑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辛弃疾的词成就在“以文为词”，“以文为词”使稼轩词具有以下艺术特色。
1、悲壮激烈，发扬奋厉的英雄主义色彩
辛词的基调是英雄主义，坚定的抗战决心，炽热的爱国热情，顽强的斗争精神，豪迈的英雄气概，构成了辛弃疾最有价值的优秀歌辞的基调。他善于创造多种生动的抒情艺术形象，是前代词家所没有的。这些形象大都体现了上述基调。抒情主人公具有鲜明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的特色。如：《破阵子》中“挑灯看剑”的将军、《水龙吟》中登赏心亭的江南游子。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廉颇、孙权，刘裕等，可以说也是词人奋发有为、雄姿英发思想性格的体现。即使是客观景物，也具有活力激情。词人在描绘自然景物时赋予它们英雄的性格和思想精神，如《沁园春》写山：“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
2、豪放而凄美的风格
稼轩词豪放之中蕴含着一种婉丽凄美情致，形成豪放而凄美的风格。如《永遇乐》（千古江山）、《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摸鱼儿》（更能消）等，悲壮激烈之情，洋溢纸上。豪放之中，又能沈咽蕴藉，空灵缠绵，深得浑融深厚之妙。
3、以文为词的形式解放
范开《稼轩词序》：辛“果何意于歌辞哉，直陶写之具耳。故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无它，意不在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耳”。
唐诗宋词, 中国古典文苑中的两株最璀璨夺目的奇葩, 以其美轮美奂, 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世人的崇高推崇与广泛传颂。唐诗有李白、杜甫这两座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诗歌“高峰”;宋词也出现了苏轼、辛弃疾这两座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词里“大山”, 可谓后先辉映, 共灿文苑。
词兴于隋唐, 盛于两宋, 即使明清也词人辈出。它由最初的依附于音乐的瓦栏唱词, 擢升为文情并茂的独立文体;由当初的娱宾遣兴的文字游戏, 提高到表现家国命运的时代华章;由原来的专写男女恋情、离合悲愁, 转为抒写人生万物和慷慨豪爽, 其中, 苏轼和辛弃疾是其伟大旗手。本文就最能代表两人词作风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对两人的生平、思想及创作作一扼要分析。
二
苏轼 (1037——1101) 字子瞻, 号东坡居士, 眉山 (今属四川) 人。仁宗嘉祜二年 (1057) 进士, 嘉祜六年授凤翔府节度使判官厅公事, 由此开始了他一生坎坷的仕宦生涯。
苏轼的入仕, 恰北宋中叶, “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为上”, 范仲淹、欧阳修的“庆历新政”刚失败, 王安石变法正“胎动腹中”, 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暴露, 阶级矛盾尖锐。苏轼在政治上属保守派, 他呼吁改革, 要求变法, 但取温和态度, 所谓“德相因则事易成, 事有渐则民不惊”。 (《辩试馆职策问札子》) 熙宁三年 (1070) , 苏轼与老师欧阳修等因反对王安石新法, 卷入上
及各种炫技来显示出激动的内心和高昂炽热的情感。在《我愿生活在美梦中》的前奏部分中就明显显示了这一特点。在一个属七和弦上发挥了花腔的优势, 抒发了主人公的激动、羞涩、天真的情绪和欢快雀跃般的内心。进入主题后, 在一种抒情、欢快的节奏配合下, 主题旋律充分发挥, 以作曲家的抒情特长, 细腻的捕捉到人物的内心世界。B段不断出现的大跳和半音阶上下行的锲入, 使主题材料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再次将副部的和声色彩更加完整。但是演唱这些有一定难度的花腔部分还是需要女高音有着很扎实的功底和不间断的花腔训练, 方可准确把握该曲的演唱。要演唱好该曲, 绝不仅仅是处理好某一个高音或是某一个乐句, 而是要从谱面上精读细研, 既揣摩语言的准确度, 又要根据作曲家的创作意图, 灵活的把握音乐的轻柔缓急, 更要注意音色、情绪的控制等等。只有在亲身的实践中, 才能充分体会到古诺塑造的女高音的独特魅力。故在《我愿生活在美梦中》这首小咏叹调中, 既需要找准适合人物角色的音色, 又把握圆舞曲的欢快、轻盈、流畅, 抒情性与戏剧性相得益彰的体现在作品和演唱中。笔者认为, 该咏叹调, 不宜唱得太重, 否则声音会听起来“太老气”;但也不可过轻, 否则没有音色和底气;气息一定要顺畅、深吸……因此, 女高音在演绎这首作品时, 心灵的感受度和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表达, 投入角色和情境地感受作品, 会给歌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朱丽叶的女高音咏叹调《我愿生活在美梦中》 (第一幕) 是该剧最具代表性的优秀唱段, 无论是在创作技法上还是在声乐演唱及研究上都具有很高的代表性。作曲上旋律高雅、和旋迷人;配器精细准确;声乐技巧上运用了丰富的颤音和花腔, 充分发挥了花腔女高音和戏剧女高音的特色;宣叙调、咏叹调以及独唱、层政治冲突。他主动请求外放, 先后到杭、密、徐、湖州任职。元丰二年 (1079) , 在湖州任上突捕下狱, 罪名是以诗“谤讪”朝廷,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出狱后, 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这是一个闲职, 相当于待罪发落。神宗去世, 哲宗即位, 高太后垂帘听政, 起用司马旧党, 苏轼被召还朝, 供舍人、翰林学士等职。又因不满当政尽废新法, 于元祐四年 (1089) 再次外放, 辗转于杭、颖、扬、定州。元祐八年, 哲宗亲政, 新党再度主政, 苏轼再迁岭南的惠州、海南的琼州, 直到元符三年 (1100) 徽宗即位, 才遇赦北还, 次年病死于常州。
这就是苏轼, 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我想起另外一位大诗人屈原, 他二度流放, “行吟泽畔, 形容枯槁, 颜色憔悴”, 最后投汩罗江, 给后人留下千年惋叹。“乌台诗案”, 苏轼被长途押解, 犹如一路示众, 途经太湖、长江时他都想投水, 只因看守“尽职”而未成——幸好未成, 否则, 中国文学便没有了苏轼!余秋雨先生说:“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我们真的好庆幸!
在北宋中叶多年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中, 苏轼扮演的是一种奇怪的角色。无论是新党上台还是旧党执政, 他都不讨好。他总是书生意气坚持己见, “尽言无隐”、“不顾身害”, 不肯像他人做圆滑世故的官僚。现实是残酷的, 然历史又是公正的。在永无休止的打击和谪贬中, 苏轼清楚地看到了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中的阴暗、卑劣、险恶、权谋、机诈。尤其是“乌台诗案”——那一出卑鄙的文字狱, 使他经历了生死轮回。因而, 在
重唱、合唱的对比、结合与运用, 细腻的心理刻画以及诗一般的抒情语言, 使朱丽叶以及剧中人物的音乐形象和艺术特征更加鲜明、准确和突出。因此, 在演唱这首作品之前, 必须熟读乐谱, 分析和研究作曲家的创作特征和作曲技法, 明白作曲家真正的创作意图, 了解作曲家的音乐语言和主题旋律, 熟知该曲在全剧中的位置和作用, 了解剧中人物关系等, 还要多听、看、读相关音像和图书资料, 熟悉伴奏音型和和声织体, 在优美的旋律和伴奏中去感受一个真实而又平凡的朱丽叶的内心情感世界。只有熟悉了莎翁和古诺笔下的朱丽叶的形象特征之后, 才能够进一步根据自身的演唱实力进行作品的准确把握和“二度创作”。
古诺生活在一种激烈的社会变革、一种很激进的思想和非常保守的思想的一个中间地带, 象征这一种古典与浪漫的斗争和妥协。而他是法国动荡时期的一种高档文化的代表, 是时代和历史环境下的产物, 他的创作风格反应和代表了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潮和理想化追求。因此他的创作风格在他的那个时代是非常的受欢迎和大众易于接受的。他是个属于本国文化的音乐家, 保留和发挥了法国的传统音乐, 比如:芭蕾等是法国歌剧的典型特征, 虽然为符合大众很显得累赘, 但是符合大众的口味。与其它作曲家不同的是, 他的创作中, 没有异国题材, 而其它伟大的音乐家比才、威尔第、普契尼、莫扎特等, 都采用过异国题材, 因为在西方人看来, 东方文化是神秘的、不可知但有想象的世界, 他们代表的是一种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文化和思想。比才是一种双向的完美的结合, 很健全。既有戏剧又有音乐, 既有冲突, 又有抒情, “真”和“美”的体现十分充分, 所以《卡门》成为一部成功的“一流作品”。但是古诺的那个时代和那个历史背景, 人们更喜欢和选择古诺的歌剧而未必接受得了比才的风格。
黄州, 在赤壁, 他对人生顿然大悟大彻;无论是艺术, 还是人生, 都获得了一次蒸馏与升华, 从此进入澄澈透明空灵之境。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 就在此种背景下喷薄而出了。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 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 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发。羽扇纶巾, 谈笑间, 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人生如梦, 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作于元丰五年 (1082) 黄州任上。当时苏轼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可用他写给友人李端叙的一封信来回答:“得罪以来, 深自闭塞, 扁舟草履, 放浪山水间, 与樵渔杂处, 往往为醉人所推骂, 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好友, 无一字见及, 有书与之亦不答, 自幸庶几免矣。”
在给好友李常的信中说:“吾侪虽老且穷, 而道理贯心肝, 忠义填骨髓, 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颤于时, 辽事有可尊主泽民者, 馒忘躯为之, 祸福得丧, 付与造物。”
由此可知, 到黄州的苏轼是觉悟的苏轼, 是蒸馏与升华后的苏轼。
词一开篇就置上下几千年、绵亘数千里的宏大背景中展开, 将江山、历史、人物一笔推出。笔力之雄健, 概括之强劲, 气势之充盈, 而又十分自然, 此等笔力、才情, 千载而下, 难出其右者。亘古华夏, 多娇江山, 英雄纷出, 尤其是那“羽扇纶巾”、“雄姿英发”的周郎, 内结连理, 外托君臣, 以三十四岁飒爽年纪, 被委以大任, 统帅三军, 击破强敌, 建不世功业, 这叫人何等的钦羡和追慕啊!而早年提出过“丰财”、“强兵”、“择吏”等建议的词人, 如今早过不惑, “尘满面, 鬓如霜”、“早生华发”, 可功名安在哉?“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嘲诗》) 至此, 词人由历史人物联想到自己风波人生、未酬壮志, 似乎油然而生无穷悲与愤。然此苏轼非彼苏轼, 此苏轼已涅磐再生、脱胎换骨。“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 他以自嘲轻淡的口吻告诉自己不应该为往事陈迹而多愁善感才是。结句“人生如梦, 一尊还酹江月”, 将适才引发的一缕人生短暂、功名虚幻、壮志未酬等感叹引向天地永恒, 消解在时空的浩渺苍茫里。读罢此诗, 掩卷细思, 电视剧《三国演义》杨洪基那苍凉沉郁的主题曲与白浪滔滔的画面, 顿觉充盈弥漫开来……
三
辛弃疾 (1140——1207) 字幼安, 号稼轩, 历城 (今山东济南) 人。辛弃疾生活的时代, 正是北方沦陷、南宋小王朝偏安一隅、不思收复、屈辱苟活的年代。他早年亲眼目睹了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 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绍兴三十一年 (1161) , 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北方人民亦不堪金人严苛重榨, 奋起反抗, 纷纷起义。时年二十一岁的辛弃疾趁势聚集了二千人的队伍, 并加入到另一支声势更浩大的义军耿京部, 任掌书记。绍兴三十二年金人因内乱北退, 辛弃疾奉命南下与朝廷联络;北归, 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 于是他亲率五十骑突袭敌营, 生擒之, 带回建康交朝廷处决。他的勇敢和果断, 使其名重一时, “壮声英概, 懦士为之兴起, 圣天子一见三叹息。” (洪迈《稼轩记》) 高宗任命他为江阴签判, 时年方二十三岁。
燕赵有奇士, 惜嗟无用时。高宗朝, 是投降派秦桧把持朝局。孝宗初立, 面对危局和举国同仇敌忾气, 于1163年任命张浚督师北伐。然张大败.不久孝宗消沮退缩。时北方金世宗完颜雍亦加强内治, 于是南北处于相对和平对峙状态。故一代爱国志士“报国欲死无战场” (陆游《水泷头》) , 只得抱恨而疾。
千古江山, 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 寻常巷陌, 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 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 封狼居胥, 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 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 佛狸祠下, 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 廉颇老矣, 尚能饭否?
这阙《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作于宁宗开禧元年 (1205) 。宁宗嘉泰三年 (1203) , 已经六十四岁、赋闲在家十多年的词人, 突然被召任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起用他的是当时执掌大权的韩胄。其时蒙古已在金人后方崛起, 金政权已显衰败。韩想于此机会伐金, 立一场大功, 巩固地位。嘉泰四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 镇江正濒临前线。莫道桑林晚, 正是夕阳浓!“男儿到死心如铁, 看试手, 补天裂” (《贺新郎》) 。赋闲多年的把“栏干拍遍” (《水龙吟》) 的老将军, 精神焕发、豪情壮志地一方面积极备战, 一方面上疏宁宗和韩, 阐发他对金用兵的建议与看法, 结果遭来忌恨, 于开禧元年 (1205) 被调离镇江, 重回故宅闲居。
辛弃疾不是一般的文人, 义端说他如“青兕”, 陈亮说他如“真虎”, 姜夔说他是“前身诸葛”。他青年时代便“登高望远, 指画河山”, 著有《美芹十论) 》、《九议》等。他是个有才有略的英雄人物。淳熙七年便 (1180) 在湖南创置飞虎军, “雄镇一方, 为江上诸军之冠”。刘过说:“中原事, 纵匈奴未灭, 毕竟男儿。”谢枋得评价:“公有英雄之才, 忠义之心, 刚大之气。”词人从1162年 (22岁) 在山东起义, 到今1205年 (65岁) , 怀着一腔报国热忱与壮志归南, 一呆就是四十三年。其间数度被排斥打击, 致使他那最后施展抱负、图谋大业的机会与愿望也化为泡影, 文人加英雄的他怎能不忧愤扼腕啊!词一开头, 就从镇江的历史人物——孙权和刘裕说起。孙权, 以不到三分之一的天下, 打垮来自北方强大的侵略者;刘裕, 京口起兵, 讨桓玄, 平叛乱。他们驰骋疆场, 弄潮时代, 是何等的风流英雄!在这, 词人借他们, 既表达了他对古代英雄人物的仰慕, 也隐约传达出自己渴望抗敌救国心情。下片以刘义隆好大喜功, 打无准备之仗, 结果一败涂地, 隐指当朝对金用兵须做好充分准备, 切忌草率, 蹈前人覆辙。实事是, 韩于开禧二年北伐, 大败而归, 次年被诛, 正中词人“赢得仓皇北顾”预言。结尾引廉颇事, 再次表达出词人老骥伏枥、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
四
词于苏轼手中创造出一种豪放阔大、雄朗高旷的风格, 如海雨天风, 横放杰出, 独具一格, 一扫婉约的柔媚纤巧, 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到辛弃疾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并增添了英雄豪杰气概, 显得更加深沉、浪漫、高昂。
苏词和辛词都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但毕竟二人所处的时代不同, 政治文化环境不同, 所经历的生活道路也不同, 因而区别也是明显的。
苏轼, 他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 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与文化建设, 并坚持自己的观点, 不惜与当权派发生冲突。当他的这种独立不屈的精神和人格受到节制、阻碍、行不通, 并屡遭迫害时, 便从精神上寻找出路, 求得解脱。苏轼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文人, 而且才情横溢, 学识丰富, 儒、道、释皆通, 因而在挫辱后, 远儒近道, 能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时空观来体验人生, 表现哲理式的感悟, 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晚年的苏轼, 是深井, 是大海。
辛弃疾, 尽管他大多时间身在仕途, 但严格说来, 他还不属封建士大夫阶层。此点, 与苏轼不同。他是从沦陷区来南的游子, 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毕生事业, 并在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 民族的热情与愤慨。作为一个英雄豪杰, 他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 他的作品更多地表现英雄的感情与英雄的悲愤。这种不甘沉沦、不甘平庸的英雄本色, 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 永远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出的是宋代、宋词的最强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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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第四册, 人民教育版,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