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交诉讼费条件

缓交诉讼费条件（精选6篇）

缓交诉讼费条件篇1

申请人：李敬华，男，生于1959年11月14日，汉族，住济南市天桥区韩家窑17号楼3单元502号。

申请事项

缓交诉胡智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的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为与胡智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申请人即将向贵院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胡智祥依法赔偿各项经济及精神损失。

但是，申请人原本就是下岗多年的老职工，一家三口又系特困家庭，妻子于近年又身染重残，孩子还在求学，加之这次被被告打伤住院治疗又花费巨额费用，巨大的生活负担已使申请人陷入极端困难境地，实在无力交纳依法本应当交纳的诉讼费用。

无奈，特向贵院提出申请，恳请贵院能准予缓交诉讼费用。使申请人能够依法维权。

此致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

缓交诉讼费条件篇2

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性质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定性的关键点在于“环境”、“公益”和“民事诉讼”, 而这些概念的界定为诉讼适格原告设定了两道门槛:一是起诉主体范围的划定, 二是纳入范围内的主体应当具备的适格条件。

(一) 何为公益

公益, 即公共利益, 其抽象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益内容的抽象;二是受益主体的不确定。立法上对于公共利益的不同表述 (1) , 以及以往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三者在法律条文中并列提出的作法 (2) 容易使法律人在“公共利益”的界定上出现分歧。

本文认为,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公共利益是一种社会公共利益, 不包括国家利益, 因为在环境公益中, 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并不一致, 甚至存在相冲突的情况。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表述只是政治上的概念, 是对我国所有制的客观描述, 不应作为普适性的利益划分方法。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 其中公共利益是“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要求或希望, 并被断定为这一组织的权利, ”社会利益“即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的自由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 (3) , 事实上其所述的公共利益更偏向于国家利益 (4) , 是掌握了国家政权的阶级所代表之利益, 而社会利益则为现代所述的社会公共利益, 它包括了一般安全、个人生活、保护社会资源的利益 (5) 。庞德的这种分类说明了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而“这种不一致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会消灭, 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和人的利益不是彼此对立而是一致的”。 (6) 在环境诉讼中, 政府是国家利益的代表 (7) , 由政府提起的环境诉讼是基于国家对环境要素的所有权 (8) , 这种所有者权益属于国家利益或政府利益, 并非社会公共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并非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政府, 而应当是直接受益的社会公众。

(二)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性质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是指为维护环境公益, 由有关公民或组织依法对侵害环境公益者提起并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本文提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是建立在其责任承担方式的特殊性上, 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产生的是民事责任, 而这种民事责任有其特定的承担方式, 足以使其与其他环境公益诉讼相区别。另外, 公共利益概念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模糊性, 因而它与私益也很难有清晰的界限, 一些私益也可以升格为公益, 一是如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 二是具有特定性质的私益, 例如涉及私人健康与生命方面的利益 (9) , 这点在环境公益中尤为明显, 环境公共利益具有自然人独立享受性 (10) , 虽然其受益主体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 但享受主体则具体到每一自然人, 从这点上说,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保护公益的同时也兼顾了私益, 并不完全违背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

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法律规范

民事诉讼的原告资格并非权利也非义务, 而是调整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相关法律所规定的特定诉讼主体在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关系中所具有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身份。目前有关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立法可分为全国性法律规范和地方性法律规范。

(一) 全国性规范

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决定》提出了推动环境公益诉讼, 但目前有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全国性规范并不多, 主要为2012年8月31日通过的《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决定》第55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条规定于《民事诉讼法》范围内, 因而涉及的也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此条用语概括,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未将公民个人纳入原告范围, 但对于何为“有关”组织并未予以明确。

(二) 地方性规范

尽管全国性立法寥寥无几, 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近几年发展迅速, 除理论界的百家争鸣外, 得益于地方环保法庭基于司法实践而制定的法律规范, 其中较为典型是无锡、贵阳及云南等设有环保法庭的省市。江苏无锡市认可的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包括检察机关和环保组织11;云南省昆明市认可的适格原告包括环保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和环保组织12;贵阳市认可的适格原告范围最广, 包括检察机关、环境行政部门、环保组织和公民个人。13虽然各地方之间有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有所差异, 也无专门涉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 但将某一主体排除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之外, 也就否认了其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地方司法实践对于检察机关、环保组织和行政机关原告资格予以认可, 但对于公民个人却予以排除, 这与理论所提倡的赋予公民个人环境公益诉讼资格的观点有很大不同。

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的适格原告

(一) 国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践中的适格原告

从本文收集的2000-2012年间主要的20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 行政机关作为原告的案件共5起, 胜诉4起;检察机关作为原告的案件10起, 其中胜诉6起, 4起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环保团体起诉案件4起, 其中胜诉1起, 双方达成和解1起, 法院未予受理2起;由公民个人提起诉讼2起, 其中1起法院已受理但未宣判, 1起法院未予受理。

在上述公民个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例中, 北大法学院教授及研究生向黑龙江省高院提起的松花江污染赔偿案法院并未予以受理, 严格意义上说, 该案的原告并非公民, 而是自然物, 法院并未明示不予受理理由;而蔡长海诉清镇市屋面防水胶厂水污染案中, 法院对原告公益诉讼资格的认定是基于其作为环保志愿者, 认领了相关河流水域, 对相关河流水域的环境保护负有责任。14

(二) 域外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以美国公民诉讼制度为例

除了传统普通法的妨害法等诉讼, 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在于保护环境, 维护公民和其他法律主体的环境利益上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公民诉讼制度中的“公民”并不仅限于自然人, 从判例来看, 其原告范围包括了民间环保团体, 检察官, 联邦、州和城市以及公民个人。就公民个人而言, 法院在United States v.Students Challenging Regulatory Agency Precedure (以下简称SCRAP案) 案中肯认了五个法学院学生作为环境生态诉讼原告的资格, 因其事实上受有损害, 至于损害的程度及范围并不能成为否认原告资格的理由15。也就是说, 无论是公民个人还是环保团体, 都必须证明其本人或其成员事实上受有损害方能获得原告资格, 但这种损害是质而非量的判断。然而, 在之后的Lujan v.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案中, 法院严格了环保团体当事人适格的条件, 否认原告的起诉资格, 法院认为SCRAP案所设立的当事人适格条件只用于驳回而不适用于原告寻求的简易诉讼情形, 原告必须证明其受到内政部变更土地用途所造成的具体损害事实 (specific facts) , 而原告所主张的坐落于土地附近 (in the vicinity) 不能满足该要件。16

美国法院在当事人适格判断方面经历了由放宽到严格的变化, 但无论何种情形, 对公民诉讼原告资格条件的限制都存在, 如《清洁空气法》中规定公民提起诉讼前60天需通知行政机关、违反行为所在州或违法行为本人17;再如限制对非重要的环境违法行为起诉以及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等。

四、公民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适格重构

基于上述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性质的分析, 从适格原告的“第一道门槛”即主体范围而言, 应当将公民个人纳入其中。但出于防止滥诉和投机行为的考量, 公民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也并非任意, 还应当满足进入诉讼程序的“第二道门槛”, 即原告资格条件。

(一) 公民原告适格理论基础

我国立法上并未承认公民个人环境明示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但理论和司法实践18都肯定了公民个人的原告适格。理论上有将公共信托和私人检察长理论作为依据19, 然而公共信托的前提是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 人们只能成为环境的受益者而非所有者;私人检察长理论针对的是行政违法行为, 更多体现的是对公权力的监督, 不适合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我们肯定公民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适格, 主要基于以下正当性及合理性的考量。

公民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当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 法律规定了公民享有环境权益○20, 这为公民诉权提供请求权基础。我国虽然没有在法律中明确表述公民享有环境权益, 但《宪法》第9、10、26条,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法》第6条○21都有所涉及, 可以作为公民环境权益的权源;其次, 民事诉讼法从直接利害关系人到程序当事人的理念变迁为公民原告适格提供了理论支撑。公民虽然享有广义上的环境权益, 但不是所有环境损害行为都直接侵犯个体权利,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起诉要件成为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障碍。本文认为现行法律中的起诉要件存在逻辑上的不合理, 实体权利的确认应当在进入审判程序后进行, 如果在起诉时就因未有直接利害关系予以否认, 就等于未进行审理而进行实体权利上的确权。民事诉讼中的程序当事人理论将诉讼当事人与实体上权利关系主体分开, 不以实体法标准来判断谁是案件中的当事人○22, 无论其是否与所主张的利益有关, 只要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或应诉并且符合诉讼行为能力的基本要求, 法院就应当承认其原告适格;最后, 我国法律明确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而环境公益是一种社会公共利益, 公民是社会公共利益的所有者, 允许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符合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法律精神。

公民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适格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首先, 允许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环境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必然需求。虽然公民可以通过申请信息公开申请、听证、行政复议等行政程序参与环境管理, 但这些方式是通过“由行政中间人组成的结构插入到公民和他在环境质量方面的利益之间, 而这种结构降低了我们对作为公众成员的公民本来就享有某项权利的敏感度”, “没有在根本上对权利作出重新调整, 仍然把公民视为局外人, 亦即最终的受益人, 而不是一个有权影响权利天平的积极发动者。”23允许公民以诉讼的方式参与环境保护, 能够使公民绕过复杂的行政机构和程序设计, 成为环境公益的“捍卫者”而不是“乞求者”;其次, 允许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能够提高环境公益保护的效率。即使是天衣无缝的制度设计, 如果不跨出行政机关“内部视角”的范畴, 环境公益的保护仍然会面临永无止境的行政拖延, 而司法过程一旦启动则受审理期限限制而随之跟进并且必须作出裁决。并且, 公民作为环境利益的直接受益者, 较之国家机关或环保团体等法律拟制主体应当更具有维护环境公益的动力, 在对环境违法行为的监督惩罚上, 国家机关存在滥用或怠于行使职权的情况, 公民个人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将作为其他救济手段的有益补充。

(二) 公民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适格条件

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把双刃剑, 它有可能鼓励公民为谋取一己私利而滥用公益诉权, 甚至损害整体的环境公共利益, 这也是有学者反对赋予公民原告资格的理由之一24, 因而必须加以限制。笔者认为公民个人除了满足民事诉讼法上正当当事人的要件外,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还应当设置其他程序性的限制条件。

1. 穷尽救济原则

首先, 承认公民原告适格应当遵循“穷尽救济原则”, 这种救济包括其他主体诉讼和非诉救济方式的穷尽。就非诉救济方式而言, 可以借鉴美国1972年颁布的《清洁水法》 (Clean Water Act) 第505条 (b) (1) 的诉前通告制度, 设置公民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通告期, 如果公民在起诉前60天内将起诉通告通知行政机关或违法者本人由他们采取补救措施, 则禁止起诉, 只有在通告期满后, 行政机关行政行为违法或其他违法者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 才可提起诉讼;诉讼救济穷尽实际上涉及起诉主体的诉权行使顺位问题, 即当检察机关、环保团体都不起诉或拖延起诉时, 才允许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由于环境损害常具有严重性和不可逆性, 此时也应设置合理宽限期, 如自环境损害行为发生之日起30日内, 以确保公民环境公益诉讼能够及时发挥效用。

2. 公民个人资质的诉前审查

论民事公益诉讼立案条件篇3

关键词：公益诉讼；民诉解释；立案登记制

公益诉讼通常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根据法律的规定，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院依法审理，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与国外渐趋成熟的公益诉讼制度相比，我国的公益诉讼从理论到实践均处于起步阶段。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規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也是我国首次在普通程序法中列入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

由于理论和实践的不成熟，公益诉讼在民事诉讼法中仅仅做了条文化的概念叙述，其具体实施仍需要更加详尽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细则来指导。2015年2月4日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解释》）的第十三章中对公益诉讼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其中，《民诉解释》第284条规定：公益诉讼的成立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一）有明确的被告；（二）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三）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文结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拟就民诉解释中关于公益诉讼立案条件做出探讨。

一、公益诉讼立案条件与立案登记制

为了有效化解我国长期存在的“立案难”顽疾、切实保障公民依法行使诉权，在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于2014年10月28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中明确提出了“健全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的要求，以期实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等目标。与此相配套，在《民诉解释》第十章中初步规范了民事立案登记制，并明确了对恶意诉讼、虚假诉讼、滥用执行异议之诉等非诚信行为的规制措施。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4月15日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立案意见》），为立案机制改革提供了权威的法律基础。

在立案登记制的背景下，公益诉讼的立案条件则显得较为特殊。较之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民诉解释》第284条规定的公益诉讼立案条件则更为具体。明显的不同是《民诉解释》将民诉法中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描述为“（二）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三）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将原先规定的事实条件，转化为具体的证据条件。这无疑使得公益诉讼的立案条件更为明确，更具有司法实践性。在立案登记制下审查公益诉讼立案条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益诉讼的受理不等于公益诉讼的立案

起诉，是指当事人要求法院对诉讼请求行使审判权的诉讼行为。受理，是指人民法院对起诉进行审查，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予以立案的审判或诉讼行为。而立案则是诉讼正式开始的程序起始点。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受理与法院立案往往被视为同一含义的不同表述，但事实上两者意义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受理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而是一个程序过程。当事人的起诉行为通常以起诉状的递交开始，通过起诉状，当事人向法院表达了其诉讼请求以及将讼争提交法院依法裁决的意愿。此时，法院接收起诉状就被视为受理。司法实践中，人民群众集中反应的正是“诉状无人收，告求无人理”的受理难问题。《决定》中关于案件受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便直接针对这一环节：“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立案意见》明确指出，人民法院仅仅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自诉，当场予以登记立案。因此公益诉讼立案条件不是对受理的阻碍，而是对立案程序审查的要求。

（二）对公益诉讼立案条件的审查应是程序性的审查

立案审查工作通常由法院的立案庭进行，人民法院接到原告的起诉状后，应及时依法进行审查。首先审查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其次，要审查原告起诉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如果起诉状内容欠缺、程序文书不全的，人民法院须告知当事人补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也应当在7日内做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原告对不予受理的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第13-15条的规定，审查起诉的审判人员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或者报立案庭庭长审批是否立案；重大疑难案件应报法院院长审批或者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立案后，应当编立案号，填写立案登记表，向原告发出案件受理通知书；应该在通知书中告知原告应预交的案件受理费。对于公益诉讼立案条件的审查应着重于程序性事项，而非实体性事项。应着重于相关条件的存在与否，相关文书手续是否完备，而无需审查证据的是否真实可信，当事人信息是否准确无误。

（三）对于“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应做区分性理解

对于相关证据实事实的审查，不需要如庭审阶段一般，严格审查证据事实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而只需要确定其是否存在可能的证明力即可。相关材料的真实性需要在庭审过程中经过质证认证和相关证据链条的检验，由法官依法认定，不需要在立案阶段由受理人员提前审查，越俎代庖。而相关材料的合法性更是只能由法官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确定其证据资格。对相关证据材料的立案审查，应着重审查其与诉讼的关联性，即证据材料所要证明的事实是否与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有关联性，或有因果关系，或可以直接证明损害后果，或可以直接证明导致损害的行为，至于证明力大小，关联性强弱，则在所不问。立案审查仅仅是形式性审查，只要这些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无明显违背自然规律，社会常识和公序良俗等明显不真实的情况即可。而对于证据的形式，则需要严格遵守民诉法的规定。《民诉解释》将民诉法中的“事实、理由”更加明确的规定为“证据”，就是通过立法明确地指出，在对公益诉讼进行立案审查时，对能够证明“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事实和理由必须符合民诉法第六章证据章节的规定，其表现形式必须是民诉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八种证据类型。

二、公益诉讼立案的原告资格

《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我国对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首个明确的法律规定。《民诉解释》第二百八十四条也重申了此规定：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提起公益诉讼，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虽然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公益诉讼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将与具体案件不存在“利害关系”的法定机关和有关组织规定为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体现了立法的进步。然而，从我国现行诉讼类型和司法实践中，对起诉主体的规定均要求原告当事人必须与起诉对象具有“利害关系”，并对“利害关系”作缩小解释，即认为应当存在“直接利害关系”。这可以说是传统私益诉讼理论和实践的必然结果。

在宪法对国家政治权力和公共事务管理权力安排框架下，这种管理性事务涉及在由国家机关担当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授权，《民事诉讼法》第55条并没有对国家机关作“相关”的限定，在按照该条授权由专门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机关的情形下，调整专门的社会关系和事务的法律、法规会设定该专门社会关系和事务的管理职责及其相应的职权机关；通常由该法定的职权机关担当公益诉讼的原告是具有对于欲保护的公共利益的熟悉性、联系性以及取证等方面的便利性的。

就我国《民事诉讼法》55条规定的“组织”而言，因为该条未对其作限定，其范围就比较广泛，一般理解是机关以外的组织，包括法人组织、非法人组织、法人中的企业组织和非企业组织，等等，均是这类组织。根据职能相关性原则的要求，一般来讲，首先，提起公益诉讼欲保护的公共利益属性与类型与有原告资格的组织的宗旨须有联系性，即要求宗旨相关；其次，相关性原则要求提起公益诉讼请求承担损害公共利益民事责任的行为类型与具有原告资格的组织的合法活动范围具有一致性、类似性；再次，发生损害公益的行为与具有原告资格的社会组织的活动区域范围一致。

参考文献：

[1]李义松.检察机关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定位.兰州学刊.2015（1）.

[2]孙洪坤.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李富赛（1992～），男，汉族，山东青岛人，法学硕士，广西师范大学，主要从事訴讼法研究。

缓交诉讼费申请书篇4

申请人：，女，1974年12月4 日出生，汉族，住，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

请求事项：

请求缓交诉讼费。

事实理由：

申请人诉返还财物纠纷一案，现申请人依法向你院提起诉讼。因申请人与财产纠纷诉讼多年，导致家庭困难，无力交付人民法院依法应当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为此，依照《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诉讼费交纳办法》，关于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诉讼费的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出缓交诉讼费的申请，恳请贵院依法核准。

此致

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