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基因研究及其技术应用的伦理思考(精选6篇)
人类基因研究及其技术应用的伦理思考
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及其技术的应用,对人类的伦理道德产生了很大冲击,在基因的冲击面前,人类的`伦理道德已显得苍白无力.面对这一冲击,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科学地看待这一新的科技及其成果,冷静的深思人类基因研究及其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伦理问题,使人类具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心理接受能力.从人类基因的研究及其技术应用着手,探讨其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是我们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作 者:李合亮 LI He-liang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刊 名: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11(5) 分类号:B82-057 关键词:人类基因 伦理 思考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主要有人工授精、体外受精、代孕母亲等。人工授精[4]是指将精液 (丈夫或他人的) 输入受方体内, 使之受孕。体外受精[5]是指用人工方法取出卵母细胞, 在体外条件下加入经过处理的精子, 待卵子受精后, 将胚胎从体外移植到受方子宫内促其继续发育成长到分娩时期, 这种技术生育出来的婴儿称为“试管婴儿”。代孕母亲即代理母亲[5], 是指无子宫、子宫切除、子宫破裂或宫腔严重粘连的女性借助他人的子宫使受精卵得以着床妊娠获得新生儿。以上3种技术均打破了生育常规, 不可避免地引发伦理争议。
1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引发的伦理争议
1.1 人工授精的伦理问题
1.1.1 人工授精对传统婚育观的挑战
传统观念认为生儿育女是婚姻的基本目的, 是维系婚姻的纽带。体外授精技术为不孕不育家庭带来福音, 而有人认为人工授精改变了生育途径, 切断了生育与婚姻的必然联系。罗马天主教教义持“生命从受精开始”的观点[4], 认为生殖控制技术打乱了自然规律, 孩子应该是婚内性活动和性结合的结果, 没有孩子的夫妇不应以机构操作代替爱的结合。
1.1.2 人工授精对血缘关系的冲击
关于人工授精产生的亲子关系问题, 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生物遗传亲子观, 提供遗传物质的生物学父亲才是真正的父亲;另一种观点认为, 根据社会赡养亲子观, 人的权利与义务应当归属于其社会属性, 承担了抚养义务的社会学父亲才是真正的父亲。多数国家 (包括我国) 的立法都肯定“社会父母”的合法地位, 但是由于“社会父母”和孩子之间缺乏生物学关联, 传统的基于血缘关系的道德基础被动摇, 给家庭稳定和孩子身心健康带来威胁。
1.1.3人工授精对后代辈分的影响
供精、供卵、代孕等因素的加入, 使得孩子与父母的血缘关系变得复杂[6]。同一精子库中的精子所造成的同一精源子代间的亲婚问题, 使出生婴儿辈分混乱;献精者的献精次数不加限制可能造成许多同父异母的后代, 增加近亲婚配的危险, 给人类遗传带来灾难。
1.2 体外受精的伦理问题
1.2.1 胚胎的人权之争[7]
一些宗教组织认为胚胎是人类生命的开始, 销毁或者损坏胚胎无异于谋杀人的生命, 这是对人权的亵渎和不尊重, 因此强烈反对对胚胎进行体外操作。但是, 目前大多数国家没有将胚胎视为民事主体, 认为胚胎虽然具有发育成人的潜能, 但不完全具备人的自然属性, 更不具有人的社会属性。所以, 胚胎不具有人的法律地位和民事权利。多数人认为胚胎虽然不享有人的权利, 但应予以尊重, 学术界对利用胚胎开展试验研究要采取谨慎态度。
1.2.2 胚胎的减胎与挑选之争
为了获得较高的成功率, 在体外受精后会同时移植多个胚胎, 导致多胎妊娠显著增加。目前大多数生殖中心通过形态学评分挑选胚胎, 为孕妇进行选择性减胎。选择性减胎术可以减少母婴并发症, 符合我国优生优育政策, 得到肯定和支持[1]。有的国家由于宗教因素对减胎持反对态度, 认为损毁剩余的胚胎意味着毁掉了人的生命。同意减胎技术的人群也存在挑选方法是否科学的疑问, 毕竟是关系着只有一个婴儿出生成活的重大选择。
1.3 代孕母亲的伦理问题
1.3.1 代孕商业化与“卖孩子”问题
2012年7月的数据显示已有5个国家将代孕合法化[8]。美国纽约州认为代孕合法, 规定除去医疗费用不许付钱给中间人, 但应当给代母身体不适和务工补偿1~2万美元。所以有人认为代孕是在“卖孩子”, 代孕母亲是为钱出租自己的身体, 但也有人认为她们有责任去帮助他人过更好的生活。
1.3.2 代孕母亲是否是被剥削者
经调查, 中高等收入的妇女是不愿意做代孕的, 只有低收入或无工作的妇女因为需要钱才去做, 那这些妇女是否是受有钱人剥削呢?有人认为在一定限制下, 妇女有权对自己的身体做任何选择, 如果妇女因钱而代孕, 不应该指责她, 这和男人用力气做工是一样的。
2 基于唯物辩证法视角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思考
2.1 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客观认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对立统一规律[9]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主义辩证法体系的实质和核心, 它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和永恒发展的内在动力, 从根本上回答了事物为什么发展问题, 它提供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矛盾分析法。矛盾分析法是我们认识事物、解决矛盾的根本方法, 包括一分为二看问题、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观点。很显然, 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这一有关生命科学的伦理问题, 对立统一规律仍然适用。首先, 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视角分析,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必然是一把利弊共存的“双刃剑”。辅助生殖技术对于人类和社会发展既具有积极作用, 又具有消极作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同自然受孕一样帮助人类实现生育下一代的愿望而获得更多幸福感, 但同时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和伦理争议。因此, 只有在矛盾双方平衡、协调、合作情况下, 事物才能出现和谐状态。只有使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理念与社会价值观相统一, 才能确保该技术的生存发展。其次, 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视角分析,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带来的各种争议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避免一刀切的硬性规定, 各国、各地区要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及民族信仰, 本着以人为本、以德为上的原则客观对待。
2.2 运用质量互变规律理性思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质量互变规律[9]揭示了事物发展渐进性和飞跃性的统一, 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 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一个量变的积累过程, 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质量互变规律提示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这一新兴事物, 不要期待一项技术一出世便是完美的、绝对正确的, 任何事物都是在发展中逐步完善和提高的。我们要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发展过程中, 不断积累经验, 明确医学标准与管理规范, 重视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 加强政策调控与法律保障, 让科学技术成为人类谋求幸福的通道。
2.3 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辩证审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否定之否定原理[9]揭示了事物发展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在否定与肯定的反复循环中一项事务才会得以进步和发展。这一科学规律告诉我们, 学术争论和社会争议是推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进步的必由之路, 有助于我们以更加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更加严密的科学研究发展该项技术, 解决社会价值观方面的争议, 使其在不断扬弃过程中兴利除弊, 造福人类。
2.4 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伦理的辩证关系
技术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实践活动, 它在人的存在中起着根本的不可替代的作用[10], 在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科学技术是求真、求善和求美的[11], 但是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 不只是纯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而在科学研究目标选择和科学成果应用方面存在着善恶问题, 因此, 科学与人、社会之间存在伦理道德关系。如果科学研究只顾眼前利益和实用主义, 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将被扼杀。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 有责任用科学研究成果服务人类, 努力促进科学的善用而防止科学的危害。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发展中, 应根据科学造福人类的准则, 通过制定法律, 组织医学伦理委员会讨论, 当事人签订知情同意书, 加强医务人员社会责任感培养等方法, 保证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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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意义重大,然而与此同时,一系列与人类基因组相关的伦理问题也接踵而至。因此,要想正确而充分地利用人类基因组计划,就需要整个社会对此理解、规范和支持,并构建一系列社会伦理规范。
关键词:人类基因组计划;基因决定论;基因测试;基因歧视;基因专利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认识你自己。”古往今来,这一伟大的召唤令无数先哲大师殚精竭虑。1865年,奥地利神甫孟德尔(Mendel)通过豌豆杂交实验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使遗传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分支诞生。1909年,丹麦植物生理学家、遗传学家约翰森(Johannsen)称遗传因子为基因(gene)。1910年前后,遗传学家摩尔根(Morgan)和他的学生用果蝇作材料,得出连锁交换定律,确定基因直线排列在染色体上。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人们逐渐认识到核酸是生物体的遗传物质。1953年,沃森(J.Warson)和克里克(Crick)提出了DNA双螺旋模型,将遗传学研究深入到分子水平。
此后,遗传学的发展为人类认识基因与疾病的关系提供了可能。人们发现,镰刀形细胞贫血症是一种遗传疾病,也是基因突变的结果。1986年,美国分子生物学家达尔贝克(R.A.Dulbecco)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癌症研究的转折点——人类基因测序》一文,首次提出“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的概念。他在文章中指出了零敲碎打开展肿瘤研究的局限性,认为“癌症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使我们认识到癌症与其他疾病的发生都与基因直接或间接有关”。之后,其他科学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吉尔伯特(w.Gilbea)和伯格(P Berg)等,也纷纷撰文或组织会议支持人类基因组计划。
1990年,以“全球合作、数据共享”为主旨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启动。这一耗资30亿美元的计划旨在为人类基因组的30亿个碱基对进行精确测序,绘制出完整的人类基因图谱。2001年2月,美国塞莱拉基因研究公司和国际人类基因组织(HUGO)分别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人类基因组测序数据。2003年4月14日中午,美国联邦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项目负责人弗朗西斯-柯林斯(FCollins)博士宣布,人类基因组测序图绘制完成,由美、英、日、法、德和中国科学家经过多年努力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所有目标全部实现。
“人类基因组计划”对生物科学和生物产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然而,与此同时,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伦理学问题也接踵而至。
一、优生学(Eugenics)与基因决定论
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效应所产生的疑虑是基于遗传学发展的历史教训的。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优生学”成为法西斯主义反人道的实践纲领。它片面夸大了基因的作用。把人类的疾病、特征和行为都归结为基因决定。其典型观点包括:1,学生学习失败不从教育学上检讨,而归咎于“学习低下基因”的存在:2罪犯认为其犯罪是“暴力基因”作祟而非其个人所能抗拒;3,人类对社会进步的追求不再依靠社会政治和制度的变革,而是依靠增强人们的智力和行为能力的遗传水平。
希特勒于1933年7月颁布的《防止具有遗传性疾病后代法》,使成千上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癫痫病患者、盲人、聋哑人、肢体畸形者及酗酒者失去了生育能力;1935年10月颁布的《保护德意志民族遗传卫生法》,严禁遗传病患者结婚,疗养院的病人需进行“遗传生物学方面特有的”内容登记。从对残疾人强制绝育的道德斜坡开始,纳粹德国一直滑向他们所谓的“最终解决”。屠杀了600万他们所谓的“劣等民族”犹太人。因此,战后“优生学”声名狼藉,以致1988年在我国召开的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决定,在科学文献中不再使用“优生学”一词。
基因的确决定了人的很多先天性状。然而,人类后天生长的环境对自身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人是生物、心理、社会的统一体,相同的遗传因子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呈现多样性,比如癌基因,在未活化之前是无害的,一旦激活,就有很强的转化能力,使正常细胞癌变。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进化并没有引起遗传物质的改变,而参与形成人们意识的社会遗产体现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其起源和内容是社会的而不是生物的。因此,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主要负责人、美国人类基因组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Collins)说。遗传的确对我们的疾病风险甚至某些行为和性格特征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具有完全相同DNA的同卵双胞胎却往往有着不同的行为和思想,这就体现出了学习、经历以及自由意志的重要性。
二、基因测试与基因歧视
2007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沃森(J.Watson)得到了全世界首张个人基因组图的DVD。而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的"2008年度最佳发明”中,“个人DNA测试服务”荣登榜首。如今,一个人只需支付399美元,通过互联网订购“23和我”公司提供的个人基因测试服务,将唾液样本寄送至制定地点,就可对自己身体90多种特征和状况进行未来患病几率的评估。随着对基因与疾病关系的研究的拓展和深入,越来越多的个人有可能通过基因测试获知自己的遗传信息。
支持者认为,及早获知遗传信息可以提醒有遗传病倾向的个人寻求医疗帮助,一旦疾病变得严重,就可以早日获得相应的治疗,也可以使患者及时规避可能引发疾病的环境因素。但是,反对者认为,获知遗传信息并不能给个人以理性安排自己生活的确定结果。一个人携带有某种基因,并不表明这种基因就会引发疾病。而且,目前尚缺乏对一些遗传疾病的治疗方法,如对亨廷顿舞蹈病(HD),通过基因检测很容易诊断,但目前还没有针对此病的有效疗法,而这种情况下获知遗传信息只会增加个体的情感负担。有引起心理伤害的危险,还会有导致精神抑郁和自杀的倾向和可能。此外,由于基因检测还会出现很多“假阳性”,其结果不可能完全准确。
同时,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出现一种新的歧视——甚因歧视。正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伊纳·罗伊指出:“如果我们有能力像借助指纹一样使用遗传材料去可靠地鉴定一个人的身份。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根据基因对某些人加以歧视。”2001年2月11日。美国出现首例工作场所基因歧视案。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将美国北圣菲铁路公司告上法庭,认为其从部分雇员身上采集血样进行基因缺陷测试,这种把基因检测结果作为雇人基础的做法违反了美国相关法律,应立即禁止。随后,美国的基因歧视案例有增无减,那些被诊断携带致病基因的人已经遭到了保险公司和雇主的歧视。前者不允许拥有基因缺陷的人投保,后者则不愿聘用这样的人。
如果这一趋势不尽快加以遏制,就很可能会导致一部
分人以自己“基因上的优越”为由享有社会与政治上更多的特权,进而使整个社会出现新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因此,基因测试的应用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所进行的测试必须是可靠的,诊断必须明确;对人体进行的测试必须遵循让受试者知情同意的原则,使受试者清楚地了解测试内容,并对其可能带来的后果有所准备;所进行的基因测试应该能给受试者带来益处;每个人都有权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但基因测试必须在受试者自愿的前提下进行,并对这一信息保密,任何人都有权永远拒绝了解自己的基因状态。
三、基因专利
对DNA序列申请专利的争论始于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NIH)对ESTs序列的专利申请。ESTs被称为表达序列标签(expressed sequence tags),它并不是完整的基因。而是基因上300b0-500bp大小的一个个片段,这些片段就像基因海洋中的一座座灯塔,能够帮助研究者确定所研究序列的区域。而问题在于,ESTs序列只是完整基因中的一个个片段,目前其所在的原始基因的功能大多未知。那么申请人是否能为未知功能的基因片段申请专利呢?
反对者认为,专利只授予发明,而不授予对自然的发现,DNA序列是对自然的发现,因此不应被授予专利。对人类基因组进行专利授予,可能会限制某些领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把研究成果与利润结合。另外,商业公司拥有专利,就可能使常规的医疗技术变得价格昂贵,一部分人负担不起,使遗传服务远离穷人,造成社会的不公平。而赞成基因专利者认为,基因定位、分析、分离或克隆等方面的工作促进了序列的发现,不是纯粹的发现而应该是发明。从专利法的规定看,经人工改造后的自然发生物可以申请专利。专利的排他性可以促进研究者的发明创造和技术进步,基因专利可以使研究者从中获得补偿和奖励,以用于进一步研究。对发明人垄断地位的保护,以及禁止其他竞争者未经许可制造、使用及销售该发明,将极大地鼓励对遗传研究的投入。
尽管各国专利法在对人体基因可否专利的问题上态度不尽相同,但全球对待这一问题的主流思想是:人类基因组完整测序及图谱绘制属于科学发现,不应授予专利。而通过技术手段从人体中分离得到的如细胞系、基因和DNA序列等产品,属于带有发明性质的发现,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授予专利。同时也应看到,世界各国专利法规定不尽相同,况且现今社会界定专利并非完全以发现还是发明为依据,而是看该发现或发明是否具有实用性。因此。基因专利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基因专利法的不断完善,以及各国专利法的统一。
除以上几个问题外,人类基因组研究中还存在其他伦理问题:例如:在人类基因专利和商业化趋势下,发达国家利用先进技术和雄厚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进行掠夺,而原住居民区的受试者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利用人种、民族之间的基因差异制造具有针对性的生化武器进行恐怖活动;等等。
爱因斯坦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给人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于人类自己。”拉普说:“有两种办法可以在技术潜力和道德标准之间保持平衡:或者技术缩减到先前道德规范允许的水平,或者是相反,制定反映当前问题的道德规范。”既然科技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返回到原始的水平,那么,适时建构面向基因技术发展的新型基因伦理便成为唯一的选择。
本文位于苏教版说明文第一板块“科学之光·探索与发现”的第二篇,属于自学选教课文。文本侧重于人类在科学领域的探究,对客观世界内在规律的把握,同时对科学的价值进行认识与思考,享受发现与探索的无穷乐趣。编者的意图是,借该篇培养学生自主阅读科学说明文的能力。本文的阅读也没有什么难度,教学时以自读把握信息为主。
目标要求:
1、能够筛选主要信息,把握文章脉络。
2、继续了解说明文的特点,理解说明方法,体会说明文的语言特色。
3、了解科学探索应该具备的品格,并培养自己良好的素养。
课时设置:
1教时。
过程:
一、导入(本文的属性与教学要求)
本文的属性——学术报告,演讲稿,所以语言通俗易懂。文章在结构上,也为了适应学术演讲的需要而安排得条理清楚,纲目分明。学习中,要善于筛选主要信息,把握文章脉络;理解说明方法,体会说明文的语言特色。
二、解题
20世纪初期,人类发现了生命的基本规律之一--遗传规律。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家提出遗传物质DNA的双螺旋模型,打开了人类认识生命奥秘的大门。70年代开始的DNA克隆技术和后来蓬勃发展的转基因技术、动物植物克隆技术.让人类对生命奥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此同时,人们还发现,几乎人类所有的疾病都与基因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类基因组计划诞生了。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类健康问题,并以此带动生物信息产业的发展。
人类基因组计划最早在1985年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的杜尔贝克提出。1990年10月,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启动。中国于9月获准加人人类基因组计划并承担了l%的测序任务。本文作者杨焕明教授为争取和主持完成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1%序列的测定立下汗马功劳。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这一计划尤其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意义作了详细的说明。
三、指导阅读理解
1、先自读课文,再和同学合作,试制作出作者演讲时放映的提纲幻灯片,再看看文章呈现怎样的逻辑结构。
2、学生上讲台投影展示提纲幻灯片
一、(1-2)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启动及其宗旨与目标。
二、(3-10)计划的意义。
(一)规模化
(二)序列化
(三)信息化
(四)医学化
(五)产业化
(六)人文化
三、(11-18)这一计划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
(一)基因平等,需善待他人
(二)遗传平等,需善待自己
(三)基因属于隐私,需要尊重
(四)促进人性文明、社会和谐
1、知情权
2、基因组研究的非和平使用的可能性
总分结构。条理清楚,一目了然,归纳总结,纲目清楚。)
3、浏览课文,看看本文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请举例说明。
(下定义:“人类基因组计划……重大工程。”
列数字:“人类基因组计划……技术人员参加。”
举例子:“这些细微差异……极为少见。”
这些方法的使用都使得说明更清楚、通俗。)
4、体会本文语言通俗的特点。本文语言通俗性表现在哪里?
(除了绕不过去的专业术语外,尽量用大众化、通俗形象的语言,收到很好的科普效果。)
四、课堂练习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7~10题。
第三是信息化。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是借助了生物信息学,也借助于把地球变小的网络。没有它们,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协调与全世界的及时公布是不可能的。没有全部的软件与硬件,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一切都不可能。序列一经读出,它的质控、组装,以至于递交、分析都有赖于生物信息学,而从现在开始,序列的意义完全决定于生物信息学。没有电子计算机的分析与正在爆炸的信息的比较,序列又有何用?而且信息化又改变了整个生命科学,改变了实验对象存在的方式。今天的生物学实验可能大部分工作是分析序列信息。
1、文中加点的“它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生物信息学和“把地球变小的网络”)
2、文中加点的词语“质控”“组装”“递交”“分析”能否调换顺序?为什么?
(不能。“以至于”表示递进关系。)
3、文中加点的“可能大部分”去掉行不行,为什么?
(不能。体现说明文语言的严密性、科学性。)
4、文段中划线的句子的含义是什么?
一、科学伦理学( 应用伦理学) 与传统伦理学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便是科学技术涉及伦理道德问题,也不过是科技工作者个人的职业道德问题,但是这种职业道德却是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从业者都应当遵循的,它并非科技工作者所独有,因而也不能称之为“科技伦理”,不能把科技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当作科技伦理问题。
我们认为,虽然任何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但是科技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有其自己的特殊性,因此,科学伦理研究的议题中自然应该包含科学家的职业道德问题,科学家的伦理责任是科学伦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科学技术发展史来看,科学技术原本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一旦科学技术的发展背离了人类的根本利益,它实际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正如世界科学大会通过的《科学与科学知识的应用宣言》所承诺的,科学要对人类的未来负责,要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要扎根于社会并服务于社会。如韩启德所说: “科学研究活动是人类对真理不懈追求和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技工作者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形成一定的关系(科研生产关系)、一定的社会建制(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构成具有相同或相近价值观和追求取向的科学共同体。为了确保科学共同体正常有效地运行,客观上需要科技工作者遵循一定的规则,其中,科学道德规范占有重要的地位。科学道德规范是人类一般道德规范在科学技术研究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其核心是对真理负责、对同行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人类负责。”
实际上,关于传统伦理学与现代伦理学(应用伦理学) 之间的区别,德国哲学家奥特弗利德·赫费在《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德》一书中作过较为系统而有创意的分析。他指出: 科学伦理学所指的是自然科学—技术—环境三位一体的伦理学,是一个多学科的行为。
科学伦理学的怀疑论至少出现了两个变体。一个变体借助于科学实用主义的论证使道德中立化,另一个变体即社会理论的和系统论的变体,科学与道德是不相容的。所以他们常问的问题是: 以道德的眼光审视科学是合理的吗?因为,在科学伦理的怀疑论者看来,以道德眼光看待科学,因而控诉科学,根本就是不恰当的。与科学伦理学的怀疑论相抗争导致了关于现代性工程的争论。科学本质上只是在现代才服从于道德上的可错性,而在现代早期人们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无论原子研究还是基因研究都以实例表明: 科研越现代化,就越深入地进到物质的基石之中,越深入地渗透到生命的基因中,就越严重地出现道德的可错性。” 从科学内部来说,科学是自足的,在此范围内它涉及单纯的客观性,并保持独立性。
二、作为实践哲学的科学伦理学的研究纲领
从科学实践的角度看,解决当代科学实践中的伦理问题需要一个基本的伦理决策模式,这种模式从理论上讲,应该是程序和方法的统一体。为此,我们可以借用美国行政伦理学家特里·L. 库珀在其《行政伦理学: 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一书中阐述的伦理决策模式。按照特里·L. 库珀的解释,这个基本的伦理决策模式,大体的`过程是: 首先,描述任务,超越个人情感的影响去描述事实真相。其次,从伦理学的立场和角度出发,界定相关的伦理问题。再次,考虑采用各种不同的、可供选择的伦理学的方法,即采取发散性思维或头脑风暴法,尽可能多地设想各种有关解决伦理问题的方法(例如,功利主义、美德伦理学、康德义务论、自由主义伦理学、道德多元论、道德相对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这些方法都是解决该伦理问题的若干个解,但是,哪些是最佳解还需要对方法进行评估或评价。又次,设想各种可能的后果,其中包括不采取任何对策的后果以及采取各种解决方法的各种不同的可能后果,同时比较各种后果的“损益值”(类似于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在这一阶段,拥有丰富的道德想象力是十分必要的技能,这是一种用现时现实的演员、可信的剧本和清晰的画像生产“脑子里的电影”的能力; 最后,在各种可能后果比较的基础上,综合考察各种不同的因素,遵循美学的审美逻辑,确定某种或几种方法的组合,作出具体的伦理决策,并对之进行伦理学辩护。
三、科学伦理学研究纲领的“应用”
据英国《自然》网站 年4 月22 日消息,中山大学的科研人员修改了人类胚胎的基因,属世界首次,相关成果已经在学术杂志《蛋白质与细胞》上发表。此举在学术界引发了伦理争议。在中山大学副教授、基因功能研究员黄军就的带领下,科研人员利用CRISPR - Cas9 技术,试图修改人类胚胎中可能导致β 型地中海贫血的基因。黄军就的团队用了86 个废弃胚胎做实验,并发现,DNA 编辑只在其中28 个胚胎中成功,也就是成功率大约30%。实验结果说明,从基因编辑到基因疗法技术,中间有明显的障碍,在达成任何临床应用之前,仍有许多问题要研究清楚。黄军就说,希望和全世界分享研究数据。他还表示,有关研究论文曾被《自然》和《科学》拒之门外,道德争议就是原因之一。所谓基因编辑技术,是指对DNA 核苷酸序列进行删除和插入等操作,换句话说,基因编辑技术使得人们可以依靠自己的意愿改写DNA 这本由脱氧核苷酸而写成的生命之书。长期以来,对DNA 的编辑只能通过物理和化学诱变、同源重组等方式来进行。然而这些方法要么编辑位置随机,要么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操作。因此,能够方便而精确地对DNA 和核苷酸序列进行编辑,是科研工作者们长期以来的梦想。CRISPR - Cas9 系统的诞生和成熟标志着这一梦想逐渐变为现实。 年4 月15 日,隶属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世界著名生物医学研究机构Broad 研究所宣布,美国专利局批准了由他们所申请的基于CRISPR - Cas9 系统的基因编辑技术专利。这是目前世界第一例获得专利保护的基于CRISPR - Cas9 系统的基因编辑技术。
美国《科学》杂志将基因编辑技术评选为2015 年度热门性的技术突破。这项技术过去两次入选《科学》年度十大突破,2015 年“晋升”到头号突破。黄军就因在“基因编辑”方面的研究同时入选《自然》年度十大人物。黄军就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引发了严重的道德争议。科学家警告说,改变人类精子、卵子或胚胎的DNA 可能会对未来几代人产生未知的影响,因为这样的修改将会遗传给后代。他们认为,这类所谓的生殖细胞系基因工程不同于改变非生殖细胞以修正患病基因的技术。文章在线发表后第四天,科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期刊之一《自然》杂志的新闻组以《中国科学家遗传改造人类胚胎》为题深入报道了此篇文章的发表及其意义。此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独立报》《连线》《科学》杂志等都撰文关注此事。这场讨论,虽然没有20 世纪90 年代科学大战的热闹,却也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涟漪。由于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人类胚胎基因组编辑技术态度不一,支持者认为,修改人类胚胎基因能够在婴儿出生之前就清除致命疾病,因而拥有广阔的未来。反对者则表示,修改后的基因可以遗传,将来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科学》杂志发文表示,反对人胚胎基因组编辑的临床应用。鼓励CRISPR - Cas9 在基础领域内的研究,探讨其在模式生物中的编辑特异性,评估该技术的应用前景。而《自然》杂志发表评论,坚决反对人胚胎的基因组编辑。我个人倾向于《科学》杂志的观点,因为这个观点是可以得到伦理辩护的,也是符合科学精神和科学发展目标的。
一、安全问题
美国某研究中心的实验报告指出,与一般的大豆相比,在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中,防癌的成分——“异黄酮”减少了。我国学者贾士荣、刘谦等也从转基因食品的毒性、过敏性、抗性标识基因的抗性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认为转基因食品短期内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不大,对生态环境却有一定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们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的安全与否存在较大的分歧,并形成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支持和反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的发展,双方都持有相关的证据来加以证明各自的观点。
从双方的争论中,不难得出以下结论: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的发展的确存在问题,只是目前的科技还不足以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并对它们进行审判。它对人类短期的、直接的健康问题影响较小,但长期的、间接的影响依然很难定论,同时,它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的可能性较大,如果没有控制好,很可能会引起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同时,转基因技术人的控制性和危险性甚至更大,对人性的消解也是相当明显的。人性在基因技术的挤压下可能变得更加扭曲,人的生存质量和生命价值也受到转基因技术的严峻考验。
因此,关于转基因技术及食品是否安全的结论,取决于特定社会环境下,人们究竟把哪些价值目标置于优先的地位来加以考虑。在如今这个人们普遍对健康和安全的考虑优先于对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追求的时代,围绕着诸如转基因技术这类充满风险的高新技术所产生的伦理争论的热点问题,人们亟需找到一条解决这类伦理争论的具有决策指导作用的伦理原则,而不是要求人们彻底放弃技术,否则就是人类的退步。
二、风险收益和利益分配问题。
斯蒂芬诺蒂哈姆认为,转基因食品是一个风险与收益并存的统一体,人类应该合理权衡它的风险和收益。找出风险—收益评估的合理方法势在必行。转基因食品伦理争论产生了两个主要问题:(1)代内伦理问题:即如何在不同的利益主体(如跨国公司与消费者、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与规模较小的农业公司)之间公平地分配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风险与收益;(2)代际伦理问题:即如何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地分享并承担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利益和风险。[1]
1 代内伦理问题
就目前而言,利益的获得者主要是科学家、大的跨国公司、生产者与销售者、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中小公司、农民、消费者获益甚微。这些都严重违背了伦理学的利益分配公正的原则。事实也证明了,转基因技术及其食品的商业化使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众所周知,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仍然具有不确定性,明显存在风险;另外,生产者和消费者会公平地承担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风险吗?这些都是我们已经面临的代内伦理问题。
2 代际伦理问题
转基因技术确实让我们当代人按照自己的欲望和需要创造出了许多新物质来满足我们的各种需要,给当代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该技术给一些动物的后代和生态环境带来的长远影响,也许要等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后才可能有所显现。到那时,当代人已不存在,而后代人则要不公平地为当代人的福利买单。当代人享受益处,后代人承担不合理的风险,这势必产生代际间的伦理冲突问题。
三、环境伦理问题
环境伦理问题:即如何保证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3]。越来越多的转基因生物进入生态系统,而这些性状都已发生变化的生物极易给生态系统带来影响,势必产生新的生态结构及压力。例如,科学家新研制的转基因动物,可以大幅度地缩短生长周期、增加产量,极大的造福于养殖业。然而一旦出现某种原因使这些转基因动物进入原有的野生生物系统中,因为其特有的生命体征及性状,很大可能会逐渐淘汰原有的野生动物资源,造成该类品种的单一化。因为经过转基因技术改造的生物体,它们在性状与品质上很大程度上优越于其他自然生物体,将它们释放到原有的自然环境中,根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与竞争机制,转基因生物会间接消除群落中的野生群种,必然通过食物链影响群落结构,威胁生物多样性。[2]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和技术应用已经建立在了人与自然分裂的境遇中,完全忽视了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它的根本缺陷在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而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直接给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这种价值观产生的结果是:工业革命时代的科学技术一路高歌猛进,但人类最终面对的是大气污染、水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各种环境污染,这些都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的未来,巨大的代价迫使人类反思技术的本质,反思人类生存的价值观。
“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种重大技术革新的引入给自然界带来良性的结果。新技术使人类为了短期利益而开发和侵犯自然。在此过程中,人类都付出了例如污染、流失和生物圈的部分不稳定的代价。以全新的方式转化、重塑和开发自然的这股力量,最终必然造成生物技术革命对地球环境的特有形式的损害。”[4]基因工程的风险就好像悬在人类头上的一颗“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因此,走现代技术的老路,只顾发展技术,提高经济效益,却毫不关心技术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人文价值的转基因技术显然行不通,有且仅有走技术化生存和生态化生存的双重发展道路才是唯一路径。否则,后果不仅仅是生态上的失败,甚至可能是生态环境的毁灭。
四、结语
基因时代并不是支持者们所倡导的“牧歌时代”,更不是反对者产所形容的“世界末日”,它仅仅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罢了,现有的伦理道德规范没有为其设定一个使人们欣然接受的既定位置,这是新事物诞生于人世间的正常表象。为此,构建新的伦理道德体系,确立新的伦理道德观念,是目前阶段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我国《专利法》第五条也明确规定:“对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在许多国家的专利法和相关法律中都有“伦理道德条款”,就是要排除某些有可能危及人类的伦理道德和尊严以及对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危害的生命物质或方法的可专利性,以此筑起一道伦理道德的保护屏障。
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商业化应用的社会本质,蕴含着对人类传统习俗、价值观念以及伦理道德的冲突。同时,科技的发展不仅控制了物质生产过程,而且也加强了对人的心理、意识的操纵与控制,人沦为了一个功能性的部件,丧失了自由和人性,成为被操纵的对象和客体[5]。因此,要让转基因技术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成为绝对有益于人类的帮手,必须有伦理道德文化对其进行约束和引导。在转基因技术应用的领域中,科学家们应该做到,不仅让消费者更多更好地正确了解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实质,更要注明该技术的特性;生产厂家也应该在产品的包装上明确打印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的相关标识,尊重所有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各国更应制定适合各国国情的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产业发展规划和安全管理政策,同时相关部门要予以严格监督,从而更好地促进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健康快速发展。
摘要:转基因技术的应用,的确给人类带来了较多的方便与利益,但与此同时,它也对社会伦理道德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本文通过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三方面的伦理问题进行分析,旨在唤起我们对它的高度重视,以便更好的促进转基因技术及其食品推广应用的健康发展,使之更好的造福于人类。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伦理,食品技术
参考文献
[1][3]杨通进.转基因技术的伦理争论:困境与出路[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5):53-59.
[2]阎维毅等《基因经济:分割绿色黄金》[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4]里夫金.生物技术世纪:用基因重塑世界[M].付立杰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1762177,8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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