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道德关系论文

法律道德关系论文（精选8篇）

法律道德关系论文篇1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法律与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其性质与作用方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法律与道德也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同时两者之间又相互依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据此，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主要可作如下表述：

生成形态并列。法律与道德都是社会的重要行为规范，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但是，两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一论断不仅深刻地概括了道德的本质特征，而且指明了道德与法律的根本区别。从性质上看，道德体现的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它包括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形态，也包括与这些观念相对应的伦理行为规范。道德的规范作用来自于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精神力量，实际上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自觉性来发挥作用的。而法律表现的是“国家意志’’的他律，具体而言，它是由国家机关根据占社会领导地位或主导地位的阶级意志而采用规范形式制定的，同时又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即法庭、警察、监狱等来保证施行的。所谓法制即是上述法律规范体系及有关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一系列环节的制度。以上说明，在社会规范系统中，法律与道德是两个并列存在的对立面的统一。就其生成形态来说，法律主要是一种制度形态的上层建筑，道德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它们在基本内涵、表现形式、调控方法等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调控范围交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对立面的排斥，而且存在着对立面的过撞与转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法律与道德的交叉与渗透，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法律意识与道德观念具有同一属性而相互联系，二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控范围有所重叠而相互包容。一般来说，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所禁止和谴责的行为；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所培养和倡导的行为。反言之，许多道德观念也体现在法律之中，许多道德问题也是可以诉求法律解决的问题。不过，从规范作用的范围来看，法律与道德对人们行为有着不同层次的要求。前者一般只能规定最起码的行为要求，而后者可以解决人们精神生活和社会行为中更高层次的问题。例如，道德可以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法律只能规定人们不许损人利己或损公肥私。

社会功能互补。在社会规范体系中，法律与道德是两种不同属性的行为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尽管两者手段不一，但其功能却相互补充。道德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诱导，其实现方式主要依靠舆论督促、内心修养和习惯驱使，因而道德在社会职业和家庭生活中影响广泛而深远。但道德也有

局限性，它对严重危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行为只能谴责而不能制裁。而法律则不然，它明文规定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既有引导、推动作用，更有惩戒、防范作用。但法律并非万能，其设定的“中人”(即一般人)标准不同于道德倡导的“圣人”标准，因此对虽“缺德”而不犯法的行为往往无能为力。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他律约束作用与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才能达到建设社会文明的良好效果。

二、社会规范调控体系中的法律与道德

社会规范调控体系或系统，是指在一定的国家、地区、领域内存在的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社会规范而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体。系统整体性理论告诉我们，处于某一系统的单一要素并非孤立地存在系统之中，而是与其他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系统整体的良性运行和发展，离不开各个要素的协调运行和发展。在社会规范体系中，法律与道德作为两种重要的调整手段，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通过不同机制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发挥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为了治国安邦，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既抓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又抓道德建设，坚持精神文明。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我们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及系统论的方法，反对片面夸大或缩小任何一方作用的论调，反对将两者割裂对立或混为一谈的观点，对法制建设、道德建设以及两者的协调发展作出科学的思考。

法制建设与“法律万能论”。历史和经验表明，法令行则国治国兴，法令弛则国乱国衰。保持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宁，最根本、最靠得住的措施是实行法治。这是因为，法律最具稳定性、连续性，不会因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不会因领导人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法律最具统一性和唯一性，规范明确，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律最具权威性，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党的主张、国家的意志。依法治国的这些特性是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因此，在实现国家职能、管理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法制的主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必须注意的是，强调依法治国，并非将其与道德建设对立起来，采取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态度。法制建设需要接纳道德的要求，寻求道德的支持，依靠道德的辅佐。我们强调法律至上，但并非主张法律万能，忽视道德建设。应该看到，在一些西方国家，由于整个社会调控体系对法律过分强调，导致道德等其他社会控制力量的削弱，出现了过度依赖法律的“社会法律化”现象和道德冷漠的“吉诺维斯“综合症”，从而造成西方国家一边是高度的法律化，另一边却是道德沦丧的结局。对此，我们应引以为戒。道德建设与“泛道德主义”。如同法制在治国方式中的地位一样，道德对于精神文明有着同等的重要意义。精神文明的核心是思想道德，这就是说，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同时，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道德建设在精神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范畴无法取代的。从“国治”的意义上看，法治是治国的根本方式，但德治也是治国的一个条件。所谓为政

不得不用道德，不以德即乱，道德教化是治国安邦的基础。就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来说，法律离开道德就可能变成恶法，法治离开道德就可能失去必要的社会条件。但是，在强调道德上述作用的同时，还必须正确把握法治实践中的道德定位。在立法中，应充分考虑道德因素和道德标准，以适当方式使某些道德规范法律化。法律对道德规范的确认和转化固然十分重要，但我们切不可将其泛化，滑向立法伦理主义，将一切道德规范法律化，从而导致法律对良心、思想的恐怖统治；在司法判决中，由于立法已对道德予以充分考虑、筛选和吸纳，就应当避免道德标准对司法判决的介入，不能用道德标准代替法律标准或是兼采双重标准。司法活动中的泛道德主义，将对严格依法办事、正确处理法律纠纷带来负面影响。

“德治”、“法治”之争与法律、道德协调发展。作为治国方略的法律与道德，究竟是“以德去刑”，抑或是“不务德而务法”，或者是“法德轮换”以至“法德合流”，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引起长期的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偏重“德治”，强调“德主刑辅”。孔子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希望通过“德治”、“礼教”去掉刑杀”，达到“无讼”的境地。法家倚重“法治”，主张“以法为本”。韩非子认为，“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韩非子•显学))。他认为，只有实行严刑峻法才能止奸，才能防止违法犯罪。儒家重视“德治”，法家重视“法治”，各有其合理的积极因素，可供我们借鉴；但儒家的轻法思想和法家的轻德思想，则是应该批判舍弃的。我们应该走出传统，不能拘泥于历史上的“德治”、“法治”之争，而应赋予法律与道德以新的时代意义，坚持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协调发展。强调两者协调发展，在现阶段并不是意味着法律与道德等量齐观，同步发展。其理由是：第一，解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突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和腐败问题，主要凭借两种手段，一个是思想道德教育，一个是法律。但法律具有主导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第二，法制变革与道德观念更新，在由计划经济向甲杨经济转轨时期，表现为两种不同速率的发展过程。前者可以由国家运用政权力量和社会资源，根据规划加快速度予以推进；而后者虽可设定目标但教化过程是渐进的，使新的道德思想成为社会的普遍观念和人们的共同认识，有待于更长时期的努力。由于他律与自律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了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不可能齐头并进而保持同步。在这种情况下，两者的协调发展应是指法律与道德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与相互推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即是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

三、依法治国的道德基础

系统理论表明，各个孤立要素性能和功能的总和并不能反映系统的整体性能，换言之，系统的整体性质和功能只存在于各个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根据这一要求，组成社会规范系统的要素即法律与道德，不仅应考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而且要着眼相互间的关联与配合。法律道德化在哲学意义上即表

达了社会规范的最佳结构及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依法治国是依照既定法制治理国家与社会，使国家成为法治国家，使社会成为法治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精神文明状态，从观念形态和行为规范来说，道德是人们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和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础。一句话，道德是法制建设的精神支柱。这即是法律道德化的实质意义所在。

立法活动的道德指引。依法治国所依据的法必须是反映人民意愿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法，是合乎理性、正义、公平观念的法。要制定这样的法，从参加人员、制定过程到内容都必须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并将某一部分道德规范变成法律规范。具体说来，道德在立法活动中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道德是立法内容的重要渊源。在立法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道德因素和道德标准，以适当形式将道德的根本原则、主导内容法律化。现实的法律与道德在调控范围上多有交叉，就是因为立法认同或吸收了许多道德规范。可以认为，法中有德，法律作为国家制定的行为规则，不能不反映社会普遍遵守的价值取向，并将一些道德原则具体化，从而使得法律具有相应的道德意蕴。第二，道德是制定法律的指导思想，任何法律规范都包括有立法者关于善与恶、是与非的价值判断，反映立法者允许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的价值取向。立法决不能违背正义观念、公共利益和其他道德基本原则，否则即是恶法、坏法。这种法律不仅难以实施，而且会使立法者失信于民，使法律权威受到破坏。可见，不道德的法律己失去其存在的本来价值。

执法主体的道德能力保证。执法活动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法律的正确贯彻和公平的实现，不但要求法律规范实现“合法性”与“合道德性”的统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主体的道德能力，即执法者道德水平的高低与执法质量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一般认为，执法主体具体适用法律规范的行为，代表了正义、公平、秩序的道德观。执法者在其执法活动中道德水平低下，其后果较之执法者法律水平不高要严重得多，它直接影响执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因此，执法主体需要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具有可行的道德能力保证，才能够在履行法律职务过程中忠于职守、唯法是从，刚直不阿、廉洁公正；才能不惧以权压法、以言代法，避免徇私枉法、贪赃弄法。必须看到，这种道德能力的获得和提高，并不是法律职业本身所赋予的，而是依靠执法主体对职业道德要求发自内心的体验和认识，形成强烈的正义感、责任心和气节来维系的。

守法心态的道德制约。依法治国的直接目的是法的实现。法的实现是法律规范在人们行为中的具体落实。法律所具有的一体遵行的效力，表现为权利被行使、义务被履行、禁令被遵守、责任被承担。法律要实现这种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目标，必须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自觉信仰与普遍遵从。一般而言，社会成员道德水准越高，守法意识就越强；法律的效益就越见明显。守法是一种道德义务，大

多数社会成员并不仅仅是因为法律的强制力而守法，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于他们的道德习惯而守法。健康的守法心态，是社会道德要求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和积淀，其实质内容主要是对法律遵守的义务感和对违反法律的羞耻心。质言之，法律可以利用其威慑力量迫使人们就范或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但无法保证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守法者，只有道德上的知耻才是守法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法律“治标不治本、治端不治始”，需要通过道德弥补其不足。可见，守法的自律心态，是法律他律性目标实现的基础。

四、道德教化的法律保障

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社会规范系统要求法律与道德诸要素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合理结构，其中包括它们相互间一定的比例、一定的秩序、一定的结合方式等。道德法律化即是通过这种结构的合理化，以实现规范系统的功能优化。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决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它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的问题。在当前情况下，道德建设应做到教育与管理有机结合，强化道德行为的训练，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是适当引入硬约束机制，重建现代道德文明和伦理精神，这是在当前道德评价失范、价值取向紊乱、道德教育扭曲变形、道德生活不甚理想的状况下，强化道德风气、树立道德精神的疗救之途。所谓硬约束机制，即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和社会资源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通过法律的手段提高社会机构和社会成员行为的道德水准。概言之，法律是道德建设的权力支柱。这也是道德法律化的真正含意。

法律的规范一强化作用。通过立法手段可以选择和推动一定道德规范的普及，即以法律规范形式确认和吸收某些道德标准，使之成为法律标准，从而推进法律目标的实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我国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民商法确认交易活动中诚实信用的道德原则，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教师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青少年权益保障法)中得以反映，若干职业道德准则、市民行为规范被赋予行规、民规的法律意义，等等，无一不是道德规范法律化的具体表现。作为法律化的道德，既包括实体性内容，即对社会倡导的主体道德行为、现阶段容许的道德行为和社会责罚的非道德行为作了分层次规定；也包括程序性内容，即对非规范行为设定了惩罚性措施及实施机关。这样，通过法律对其倡导或禁止某些行为的宣示，有助于产生社会共识，形成新的道德标准。

法律的监督一保障作用。道德的生成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法律环境。法律既能扬善，又、能惩恶，即通过监督保障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禁止直至惩罚不文明道德行为。首先，法律辈以国家的名义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它不仅反映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价值取向，而且为人们提供了识别是与非、好与坏的判断标准。更重要的是，法律激励人们履行法律义务、担负胎责任，是他们同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行为和坏人坏事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其次，法律酗国家强制力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制裁，使违法犯罪分子在认罪服法时进行思想改造，洗心覆面，重新做人；使道德不稳定分子在法律强制时受到教育和震慑，悬崖勒马，弃旧图新。这对牙净化社会风气，维护道德环境无疑是有力的保障。

法律的识别一批判作用。法律对道德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对新道德的强化与保障，而月谅表现为对旧道德的抵制与批判。中国是一个有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出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一套庞大而严密的道德文化体系。在这种伦理精神中，不乏作为中国．传统文明价值的合理内核，存在着体现东方人文性格的传统美德。但勿庸置疑，以往的伦理道德在现代社会中也具有消极的影响：宗法家庭伦理的倾斜导致对个人权利自由的压制，人伦道德精神的偏差导致人们民主、法制观念的淡漠，道德规范的固有弹性导致整个社会生活的效率低下。加强法制建设，既是对道德文明固有缺憾的弥补，又是批判继承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手段。这即是说，法律能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对传统道德的精华和糟粕作出明确的辨别，尤其对那些腐朽的、落后的、反动的成份予以剔除。法律所具有的内在批判能力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机制，总是一头连着特定社会的历史传统，一头连着未来的理想王国。可以说，法律在道德建设中表现了继承批判传统与促进文明发展的统一。

法律道德关系论文篇2

1. 道德的内涵

第一,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 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恩格斯讲:“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 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 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 有着不同的道德观, 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 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地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和, 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

第二, 道德的特征。道德是以善恶为评价方式把握现实世界的。从道德上把握就是识别善恶;道德不依靠国家强制力来执行、实施, 而是依靠人们的观念、社会的舆论和善良风俗来维持。强制力的不同, 源于保证其实施的力量相差异;道德在调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时候, 不像其他的社会规范那样强调人们的个人利益, 而是强调他人的利益和社会集体的利益。

第三, 道德的功能。道德的调节功能。道德的调节功能是指具有通过评价等方式来指导和纠正人们的行为和活动, 以协调人们之间的能力。道德的教育功能。道德的教育功能是指道德能通过评价和鼓励等方式, 造成社会舆论、形成社会风尚、树立道德观念、塑造理性人格, 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观念。道德的认识功能。道德的认识功能是指道德反映在自己的特殊对象——个人同他人、社会的利益关系, 反映的结果表现为道德标准、道德理想等。

2. 法律的含义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 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今天的世界, 代表不同利益的统治集团仍然还存在, 但是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对立的。不同的统治集团各有各自的阶级利益, 以及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道德。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 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 而道德当然属于意志范畴, 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

从侧重道德的角度, 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在主观方面, 法律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 法律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律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 后者体现了法律的物质制约性。法律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道德的关系是法学研究的永恒命题。耶林:“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称之为法理学的好望角。法律与道德是人类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 二者之间联系密切。法律与道德早期并无严格的界限。起源上, 法律和道德都从古代社会最原始的风俗、习惯等演化而来。“所有或大多数社会都以某种方式把法律规则同道德箴规区别开来, 但这两类社会规范之间的界限总不能明确、清楚地划出来。”

近代出现的实证分析法学, 将法律与道德分开。西方法学分析法与道德关系, 大致存在两个对立学派, 即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前者认为法律与道德不可分, 富勒、罗尔斯、德沃金等自然法学家认为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并与道德要求相一致, 认为道德原则是法律的灵魂, 没有道德的法律是不可想象的。而奥斯丁、凯尔森、哈特等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则主张法与道德相分离, 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认为“法律问题, 作为一个科学问题, 是社会技术问题, 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在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 笔者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立场, 认为二者联系不可分割。法具有道德性, 法律包含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外在道德指对实体法在价值上进行道德评价, 即法律的目的与道德的目的具有同一性, 都以公平、正义等为目标;内在道德指对法律规范本身进行评价, 即道德的原则必须内含于法律的要领和内容当中, 否则便不称其为法。即便分析实证法学派 (哈特) , 对法与道德的关系也承认:“法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的发展, 事实上既受特定社会集团的传统道德、理想的深刻影响, 也受到一些个人所提出的开明道德批判的影响, 这些个别人的道德水平超过流行的道德。”

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处理, 如分析法学者将二者完全分裂, 或者像自然法学者把它们等同一处都是颇为极端的。法律与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 二者既相互独立, 又相辅相成。法律最初源自道德习俗, 随着不断发展和作用加强, 才与道德并列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法律通过对人们的行为的调整达到规范社会的目的, 而道德是通过对人们思想的约束调整社会关系。二者在各自领域发挥作用, 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和最终目的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维护公平、公正、正义、人道的社会目标, 最终为社会的良好秩序服务。

三、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

历史和现实中, 立法者不可能摆脱传统或更新的道德观念的影响, 将道德原则在法律体系中显现出来。大量的法律规范在确立的过程中, 也伴随着道德的辩论, 如安乐死的合法性、堕胎、同性恋、死刑存废等问题, 道德观念的变化和更新可以直接影响法律规范的更改废立。由此出现:许多行为从公共道德的领域中进入强制性的法律范围, 即道德法律化;一些从前被法律所禁止的行为, 也会游离出法律领域, 转入个人道德领域, 即法律道德化。

道德法律化, 某种意义上是道德立法, 是指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道德规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 是自律性的规范, 而法律规范则是一种强迫性秩序, 是他律性的规范。当道德上升为法律, 就成为对社会的硬性要求, 道德得到强制实施。当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道德性规范被赋予强制性后, 道德原则约束力随即增强。每个时代总是将该社会重要的道德准则法律化, 《宪法》规定:爱护公共财产, 遵守劳动纪律, 遵守公共秩序, 尊重社会公德等;《民法通则》把诚实信用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进行活动的基本原则;刑法中的禁止杀人、抢劫、强奸等, 都是将道德观念转化为法律规定的体现。任何一种法律体系的建立, 离不开道德基础。缺乏道德支持的法律就会与社会价值冲突, 丧失其存在意义。法律因为蕴涵道德才有生机。各国法律及其发展的历史表明, 法律无不包含伦理道德内容, 道德观念原则往往渗透到法律中, 法律体现的公平、平等、自由、诚实信用等道德价值观已被普遍认可。国家法制是否体现上述价值观, 是评判法律良劣善恶的标准。

许多行为规范随着社会发展, 逐渐退出法律领域、重归道德范畴, 即法律的道德化。这种趋向日益显著。遵循法治原则, 建立法治国家, 必须完成法律的道德化过程。法律道德化的过程, 是使法律内化为道德上的权利与义务的过程, 更是法律得以被社会主体普遍遵守乃至信仰的过程。道德是法制建设的精神支柱, 法律道德化形成社会规范的最佳结构及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 把法律的要求内化为自身道德观念上的行为准则, 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强调立法过程, 是后者的前提, 后者强调守法过程, 是前者的必然要求;前者是社会主体由自律到他律的过程, 后者反之;前者着眼于法制, 遵从于法律义务, 后者着眼于德治, 遵从于道德义务。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 将法律意识建立在自身道德自律基础上, 使守法从被动变为主动, 是人治向法治转化、他律到自律飞跃的漫长过程。

摘要：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命题, 一直是法学界中诸多学者思考与研究的重要问题。法律与道德是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 是社会规范领域的两个基本维度。本文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比较法学流派对二者关系的各种观点, 研究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 分析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区别。

关键词：关系,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律的概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初探篇3

关键词：实证主义法学；现代自然法；拉德布鲁赫公式

一、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理论界争论

实证主义法学的兴起，使得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其中实证主义法学主张法律与道德不存在必然联系，现代自然法主张描述法律普遍需要某种道德评价。两种理论之争，突出表现在哈特与富勒之论战。

哈特在《实证主义与法和道德的分离》一文中阐述了实证主义立场的五种观念，其中第二项“法律与道德之间或者法律实际是什么与法律应当是什么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被视为实证主义法学的根本特征，也被称为实证主义的“分离命题”。[1]哈特就是在论述“分离命题”的基础上确立了实证主义法学的立场，明确了法律与道德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他认为，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的道德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法律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法律与道德并不存在逻辑上的依附关系，法律效力不以是否符合道德为存在依据。但他也并不绝对反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他从重要性，非有意改变，道德罪过的故意性和道德强制的形式等四个方面论述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2]

富勒作为现代自然法的代表，坚持法律与道德不可分，认为法律本身的存在也必须以一系列法制原则为前提，这些原则就是法律的“内在道德”，即“程序自然法”。这种“内在道德”包含八项原则：法律的一般性，颁布，溯及既往型法律，法律的清晰性，法律中的矛盾，要求不可能之事的法律，法律在时间之流中的连续性，官方行动与公布规则之间的一致性。[3]在他看来，法律就是使人类服从于规则之治的事业，这项事业是有目的性的，那就是通过不断的努力实现人类服从于一般性规则指导，这就是法律“内在道德”的追求。富勒的论证摒弃了传统自然法寻求外在依据的思路，从法律自身出发，以法律存在“内在道德”的论点，论证法律与道德不可分。

实证主义法学与现代自然法学的这次交锋，可以说双方都有其合理性的论断，也辨明了许多问题，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仍难得出确定性答案。

二、实践中法律与道德的复杂关系

（一）法律与道德的互动关系

实践中法律与道德多有重合的情形，比如关于杀人放火的规范。在尚无法律时，杀人放火是通过道德规范的。直到道德对此种现象无力调整，需要法律这种强有力的规范，于是就有两种规范共同调整杀人放火这类行为。可见有些法律的内容直接源于道德規范。

再看计划生育政策，一国因人口、社会环境等因素，为了可持续发展而实施相关法律。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形成了一种以少生、优生为内容的道德意识。此时若有人不顾法律超生，不仅受到法律惩罚，还会受到社会道德谴责。可见法律同样对道德有重要影响，一种道德风气的形成，或许就是当时的法律促成的。

因此，现实中法律与道德存在一种互动关系，法律会借鉴道德，道德意识的形成也可能受法律影响。

（二）法律与道德的冲突问题

实践中法律与道德的规定相冲突是个难题。当有权威的法律与正当性道德标准冲突时，实证主义法学仍坚持法律有效，“恶法亦法”；而自然法学认为该法因违背道德标准无效，“恶法非法”。较好解决该问题的是拉德布鲁赫，他提出如下公式：①法的安定性原则上优于合正义性。这是因为实在法的存在本身即有一种价值：有法总好于无法，它至少产生了法的安定性。所以通常情况下，安定性处于优先地位。②当法律违反正义的程度已经达到无法容忍的程度时，这个法律就不再是法，而只是权力的运作。如果具有安定性的实在法与合目的性和正义之间存在严重的对立关系时，那么实在法就应当让位于正义。③为补充原则二，可提出另外一项判断标准：立法者在立法时如果有意地不承认正义的核心原则——平等原则时，这个制定法就会丧失法的资格。因为凡正义根本不被追求的地方，凡构成正义之核心的平等在实在法的制定过程中有意地不被承认的地方，法律不仅仅是“非正确法”，它甚至根本上就缺乏法的性质。[4]

拉德布鲁赫公式的提出，调和了实证主义法学和自然法学在解决法律与道德冲突情形时的对立态度。“恶法”究竟是不是法，仅依实证主义法学或者自然法学的思路来判断是不够的。因为“恶法”的“恶”是性质问题还是程度问题，是主观性问题还是客观性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拉德布鲁赫的解决方案应当肯定，他在论证中对法律各种价值的考量，对立法者主观意志的分析，全面地把握了这种冲突中的各类要素，为其解决提供了更好的途径。由此我们得出在最极端情形下法律应当服从于道德的结论，但这并不推导出法律与道德就存在逻辑上必然联系的结论。

三、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初步结论

通过对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分析，我们的结论是：在逻辑上，如“分离命题”描述的那样，法律与道德不存在法必须始终反映道德基本要求的关系，法律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作为两种相互独立的体系，各有其自身的规则结构、实施方式和影响后果。而现实中，法律与道德有多种密切联系。在其重合的部分，存在一种互动关系，法律可能直接源于道德，法律的具体内容变化受到道德影响，相反某类法律规定也可能促从某种道德规范的形成。在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不是一概否认法律权威，也不是否认道德效力，而是具体分析冲突内容，全面考量冲突的性质和程度等方面，最终获得较好解决。

参考文献：

[1]徐显明主编：《法理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2]（英）哈特著：《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174页.

[3]（美）富勒著：《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7页.

[4]徐显明主编：《法理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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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道德篇4

很多观众对于结局是很满意的。虽然有不少感情丰富的人会为王薄煽情的死法而流泪，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认同导演的观念。冯小刚很聪明，这种聪明可以用票房计算出来。原著作者赵本夫也承认，冯小刚很聪明，把一个原本皆大欢喜的结局（王薄只受轻伤，夫妻俩双双把家还）改成有点灰色的光明尾巴，用黎叔狼狈的下场、王薄的死亡、王丽的身怀六甲和警察的法网柔情赚足了观众的感情。法律和道德在最后的冲突中以后者“道高一尺”体面地收场了，观众们在感情得到宣泄的同时，灵魂也得到了升华，的确是一场很划算的电影。

冯导的聪明也仅限于此。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两者的冲突，不惜让警察渎职做一个全知全能的看客，只在最后关头出来收拾残局。因为他知道，法律和道德的内在紧张会消耗观众不少的精力，促使他们思考。而一部成功的商业片痛恨会思考的观众，最好人人都能像傻根那样，跟着感觉走，服服帖帖被电影摆布，时哭时笑，乖乖把钱包交出来。《天下无贼》在刻画人性方面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可惜一个商业化甚至庸俗化的结局使它无法获得更深刻的意义。

法律和道德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不能面面俱到。在此只能拣一两个方面来分析。很明显，在价值体系中，道德高于法律。法律只要求人们不要做坏人，而道德要求人民要做好人。在大部分时候，法律是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违反法律就意味着背叛道德。然而，正因为好人和坏人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楚，法律和道德才常常纠缠不清。《水浒传》就是很好的例子，里面多少无法无天的强盗、小偷、杀人魔王在人民心中却享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和人格魅力，而遵纪守法的贪官污吏却被恨之入骨。这种离奇的效果常被归咎于法律缺少“人性”，法律不公平，因此，人民在必要的时候享有“法律豁免权”，可以根据道德制定另外一种法律规则，比如“劫富济贫、替天行道”，比如“法外施恩”，以此来调和两者的矛盾。

法律有没有人性？需不需要人性？法律和道德如何协调？从汉谟拉比法典开始，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两千多年。如果把《圣经》当成历史，那还要上溯到亚伯拉罕和上帝的约定和“摩西十诫”。柏拉图最早做出系统的回答。在《理想国》之中，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黄金一代的人类不需要法律。晚年碰了不少钉子，开始重视法律，可依旧认为法律所能达到的，只是“二等好的理想国”（《法律篇》）。亚里士多德比他的老师务实，强调法律至上，用法律来规范人性，因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的时候，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页）。西塞罗大体上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路，认为法律就是道德、正义的具体化，又超越道德本身。自然法是“统治全宇宙的理性秩序在人类社会中的投影”，根植于人的本性，“法律是最高的理性”。

可是到了马基雅弗利那里，道德成了无用的累赘，无情的法律才是成熟的政治权术。（《君主论》）。霍布斯则完全抛弃了“人之初，性本善”的假设，把“性恶说”发展到登峰造极。在他看来，只有法律才是最可信赖的朋友，把人类从“人对人是狼”的可怕的自然状态中拯救出来。英美的哲学家大体上走在“性恶说”这条路上，如洛克，休谟，直至现代的波普尔，哈耶克，只是不把人性说得如此不堪。卢梭，这个从道德理想国走出的平民思想家，以其激进的革命激情重新把道德置于理性之上，建立起以道德、情感为核心和归宿的自然法论。他把理性出现之前的自然情感归纳为“自爱”和“怜悯”两个基本原理，由此演绎出一个道德基础上的法律体系，法律是“公意的宣告”和“正式表达”，服从法律就是服从最高的道德。

鉴于法律和道德在哲学史上千丝万缕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连冯导这么聪明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最后还是屈就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法律礼貌地给道德让路，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似乎完满平息了法律和道德的纠纷。然而，法律是无处不在的，正如道德的影子同样是没法摆脱的。整个故事，就是在法律和道德的冲突中一步步达到高潮的。耐人寻味的是，这时候，法律以道德的面目出现，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与法律篇5

一．考核目的。

通过教学考核，了解教学目标是否达到、教学方法是否有效。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水平，反思学习方法是否科学有效，以便发扬成绩、找到差距、明确方向；让学生看到自己的进步，由此产生成就感，激励自己更好地学习、更快地进步。使教师透过教学效果反思自己的教，以便发扬成绩，改正不足，及时调整和改进教学。

二．考核原则。

教学考核应遵循以下原则：客观、公正；激励学生进步和教学方法的创新；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全面考核。

其中的全面考核，要求对学生从知、信、行三个维度予以考核，尤其重视考核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日常行为表现和良好习惯的养成；要求既考核学生的学又考核教师的教。

三．考核方式。

考核的主体包括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实践单位的相关人员。考核学生的学，包括教师对学生的考核考核、学生的自评互评、家庭和社会的考核。其中，教师对学生的考核考核，包括日常表现考核、学习成果鉴定、纸笔测验、学期评语等方式；学生的自评互评，包括学生的自我反思、收获和进步的总结、学生之间的相互考核等方式。考核教师的教，包括听取学生反映、教师自我反思、征求其他教师意见、教学督导评估等方式。

四．考核标准。

学习考核分为认知考核、情感态度观念方面的考核、行为表现考核。

认知考核分为“了解”、“理解”和“运用”三个层次。“了解”指知道有关的知识和原理，能够再认或再现；“理解”指对有关知识和原理能较全面、较深入地把握；“运用”指在理解的基础上，能恰当地举例说明所学的知识和原理，运用知识对具体问题做出分析和判断，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情感态度观念方面的考核，以与具体情境相适应的正确情感、态度和观念为标准，考核学生不良情感、态度和观念的变化情况，正确情感观念的体验和内化情况，以引导学生积极进步。

行为表现考核分为课内外学习表现和日常生活践行道德和法律的实际表现。以道德、学校纪律和法律为标准，实事求是地考核学生的学习表现和日常行为表现。发现学生的优点并激励其进步；指出存在的问题，使之明确努力方向。

浅谈法律与道德的促进关系篇6

一、道德与法律的学理含义

恩格斯说:“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 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 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 有着不同的道德观, 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 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的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合, 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

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在主观方面, 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 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 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

二、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

道德是立法的价值基础。道德是执法和守法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 法律是道德提升的外在条件。任何法律都不可能跨越道德的底线, 因为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道德是法律的基础, 法律要服从道德的正义性价值取向。法律能使道德规范化, 使其上升为法律规则或者法律原则, 使其具有强制执行力或者威慑力、权威性。

法律是道德的制度化实践。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者个别的法律原则, 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 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但是这样说并不是说法律就是道德, 道德就是法律。一方面道德和法律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体, 法律有赖于道德的存在, 但是又是独立自主的, 不完全依附于道德规范。另一方面不是承认每一条法律规则都要有与之相对应的道德规范, 也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可以转变成为法律制度的范畴, 之左翼称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其实质是在总体上, 道德支撑着法律制度的建立, 维系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普遍认同感。

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 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 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无法可依”的, 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法官在审理一个案件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正确适用和解释法律, 而不能仅仅以道德或者社会舆论作为判决的依据。然而, 在立法出现空白或者矛盾时, 道德和习惯等社会规范本身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民事法律的渊源。

三、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历史渊源及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中国的历代以及西方, 法律与道德关系也早已经被重视。早在西周时统治者就提出“明德慎罚”的思想。西汉统治者总结了秦亡的教训, 提出“礼法并重”, 继而董仲舒论证了“德主刑辅”的思想, 认为“刑者德之辅, 阴者阳之助也” (《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无论是“明德慎罚”、“礼法并重”, 还是“德主刑辅”, 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封建的“法治”是人治下的“法治”, 是泛道德主义, 是把法律作为手段来配合推行封建的伦理道德。

西方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探讨也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就认为, 法律是维护正义的手段, 正义就是以善待友, 以恶对敌。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主张守法是人的道德责任, 法律的制定必须着眼于德和善。西方许多著名法学家都认为, 人对社会道德理想的追求是通过法治体现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多哥学派的自然法, 它对罗马法和罗马法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自然法的核心就认为法律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 自然法构建了自然、理性、正义、平等的价值体系。

从中西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发展中可以看出:东方伦理法与西方自然法都主张把外在的法律内化为人们自觉的意识, 法律只有成为人们的心理、情感需要才能得到普遍自觉的遵守, 法律总是代表着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追求, 法律与道德两者之间始终是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

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时代必然性和实践应用

法理学有关法与道德相互关系的原理告诉我们, 一方面, 法对道德具有有效的传播作用。另一方面, 道德对法律具有评价和推动作用。法律规范要有道德作为价值基础。法的制定, 要考虑道德的要求, 失去道德价值, 就失去了判断法律善恶好坏的标准。道德的发展, 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推动了法制的进一步完善。另外, 道德对于法不能调整的社会关系, 积极调整, 弥补法的不足, 使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更加圆满。法与道德是相互渗透, 相辅相成, 协调发展的。将法与道德相互关系的原理应用于治理国家的实践, 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否则, 必然影响和阻碍社会的进步。

总之, 法律与道德两者在整个社会的调整机制中是缺一不可的。在新的时代我们要弄清两者的关系, 分清楚两者的轻重, 合理的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在现代社会里, 法律与道德的结合也是势在必行的趋势。当今, 我们必须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同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道德, 构建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和框架, 使传统美德和新型规范相渗透, 法制和德治相辅相成, 把依法治国不断完善, 使以德治国深入人心, 为改革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摘要：法律与道德是法学上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是人类社会特定经济关系的产物, 都是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 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 社会的发展需要的是两者相互的促进, 相互的补充。我们要以崭新的眼光审视.法律与道德, 弄清楚他们之间的新型关系, 将其有机结合、协同发展, 促进社会的和谐安定, 为经济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与道德环境。

关键词：法律,道德,相互促进,法治,德治

参考文献

[1]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2]刘新国.论道德在法的运行中的作用[M].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出版社, 2003.02

法律在亲属关系内外的道德选择篇7

关键词：法律道德亲属

一、引言

法律和道德作为现代性社会的两大规范体系在不时的冲突和亲合。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最原始组成部分。也正是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法律原则才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摒弃此类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缺陷的。如此，我们从刑事诉讼法当中的强制作证角度来入手分析法律对于亲属关系在法与道德两个方面的规范选择。

二、刑事诉讼法强制亲属出庭作证的弊端

刑事诉讼法立法以来，强制亲属作证之立法体例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是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强制亲属证人出庭作证导致亲属证言存在如下缺陷：1、证明力不强。在证据制度中，证明力就是证言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程度和可信度，出于亲情的考虑，被告人的近亲属一般不愿意作证，或者虽愿意作证，但只愿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证言。在这种法律与亲情相冲突的窘况下，亲属的最终选择往往是倾向于消极作证、以至于逃避作证。因而，其证言证明力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2、导致法律与伦理道德的冲突。中华民族历来注重伦理亲情、亲属间的和睦，而强调亲属作证义务却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推向极为尴尬的两难境地：一边是法不容情，一边是道德的不义。亲属要么破坏法律，固然为法治社会所不容；要么背上不忠不孝、背信弃义的骂名，也为道德所不纳。

现代社会在日益进步和实现民主，人们的公正、平等观念在不断地得到加强并逐渐深入人心，打击和惩治犯罪就不能不择手段地进行，而必须认可和维护其他社会关系和群体利益的存在，比如家庭亲情、个人隐私等。法律不外乎人情，刑法的规定不能无视人类基本的情感和人性，这是刑法应有的情怀。因而，我国进行了《刑事诉讼法》的重大修改，该法第6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辩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可见，依照法律只要知道案件情况且具备作证能力的人，不管其身份如何，与被告人有何关系，皆有作证义务。同时该法第188条第1款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也就是说，我国已经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等亲属出庭作证。进行了这样的重大修改不得不说是立法的极大进步。

三、排除配偶、父母、子女等亲属强制到庭作证的历史渊源与理论基础

亲属之间可以互相隐瞒罪行，这是儒家一贯提倡的道德原则。孔子就曾宣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至汉朝时，子女隐瞒父母的罪行、妻子隐瞒丈夫的罪行、孙子女隐瞒祖父母的罪行，都不视为犯罪；唐代不仅继承了这一规定，将其引入正式的律文，而且还扩大了适用范围。此后，宋、明、清法律也都基本上保留了这样的规定。可以认为，亲亲相隐的立法意蕴产生于中国古代政风民俗的深厚土壤，并为维护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度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属性，即社会关系。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家庭，在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亲情联系是家庭关系得以维持和延续的最基本成因。亲情联系也是人类最基本的、最不可逃脱的联系。法律通过规定众多的规范来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最终实现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的目的。因而，制定法律也就不能不考虑亲情联系，法律的内容不能不反应和体现亲情关系。其次，儒家主张“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以反对株连，亲属之间因其特殊的亲情关系和身份关系，相互之间了解对方往往远胜于他人，法律若不正视亲情关系，宽容亲属之间的相互容隐，却反其道而行之，规定任何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犯罪嫌疑人的亲属也不例外，无异于株连。国家要长治久安，要维持稳定，就必须要有淳厚的民众关系、和谐的社会基础，这样才使得公民遵法、守法。要达到这一目的，法律就必须考虑人情，不能强人所难，尤其是强亲人所难。若法律必须将民众大义灭亲并指证亲属犯罪作为一项义务来执行，势必会造成比放纵一般案件中的几个为亲属所庇护的罪犯更为严重、更为危害许多倍的后果。贝卡里亚也曾言：“道德的政治如果不以不可磨灭的人类感情为基础的话，就别想建立起任何持久的优势。任何背离这种感情的法律总要遇到一股阻力，并最终被其战胜。正如一种虽然极小的力量，如果不断地起着作用，就能战胜任何传入肌体的强烈冲力一样。”因此，法律必须立足于人情。“亲亲相隐”观念，正是基于对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和人性的照应，在刑法中导入亲亲相隐制度有利于在刑法与伦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而使刑法可以得到更好的实施效果。

四、结语

我国刑事诉讼法排除强制配偶、父母、子女等亲属出庭作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義和理论价值，体现了道德与法这一长期以来争论不休问题的历史变化。事实上，尽管法律和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然而在促使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上，两者有很大部分的重叠。推行法治的目标就是要确使人们对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道德规则的遵守。因此，尽管法律和道德的范围不可能有个清晰明了的界定，但是努力去最大程度的界定道德与法的范围对一个社会法治的现代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项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 CX2011SP35)

参考文献：

[1]韩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刍议[J].新视野，2009，(6).

[2]孙笑侠.法律与道德:分离后的结合[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3]郝铁川.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M].2001年版.

[4]葛洪义.法与实践理性[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出版社.2002年版.

[5]严存生.近代西方法律与道德之争[J].比较法研究．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