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借贷服务

金融借贷服务（精选8篇）

金融借贷服务 篇1

民间金融是市场化的金融体系，通过民间资金的规范有效运作，使中小企业与民间资金匹配。从2010、2011年的情况看，民间金融几乎完全陷入高利贷泥潭，高利贷俨然成为民间金融代名词，这是天大的误解。按照这一套路，中国的金融改革会被带到暗沟里去。

目前高利贷泛滥，表面原因是资金紧张，导致资金溢价过高。但资金溢价不是事情的本质，高利贷泛滥的本质是中国金融业没有风险定价体系，一味青睐大企业、大项目，惟上是从的官方金融机构没有，民间金融同样没有。

利率是资金风险指标，当高利贷月息高达四分、五分，超出绝大部分企业的承受能力，说明借贷者认为在资金紧缩周期，所有企业风险全都不可控，只能以提高借贷利率的方式控制风险、潜藏含义是让借贷者以全部身家、所有信用作为抵押物。这是自杀式的恶性的金融生态，出借者都是黄世仁，而借贷者都是杨白劳。

关键问题浮出水面，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要遭受高利贷之害，借贷者就没有办法遴选出风险程度不同的企业？

即使在资金紧缩之时，不同的企业抗压能力、市场前景、信用表现也都不同，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一个正常的金融体系可以做到筛选出高风险企业，对有发展潜力的低风险企业给予大力支持。如果说大型银行因为成本、因为政府项目出纳员的身份、因为坏帐考核机制的不同，不得不倾向于大型项目，那么深接地气的民间金融以及地方小型金融机构，却无法建成完备的风险筛选与控制体系，只能说明，中国的民间金融与地方小型金融机构已经偏离了正确的航道。体制的缺失导致民间借贷行为短期化，来不及培育出具有起码风险意识的金融专业人士。

从吴英案倒推，许多有心人观察到，中国的民间金融一直在草根中无法自拔，资金掮客的面目大同小异：没有受到多么高深的教育，拥有一定的草根信用认可度，如能说会道，如“吃得开”，如在当地大企业或者金融机构等公家人中拥有一定的关系网。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民间金融发展三十年，居然没有培育出哪怕一个金融家，就说明了问题。

2008年3月，绰号“小姑娘”杜益敏被一审判处死刑。公诉方计算，“小姑娘”从2003年起从事地下融资生意，到2006年7月，非法集资额高达7亿元。

1986年，温州民间“抬会”崩盘，一个名叫郑乐芬的33岁女子成为“首犯”，她因吸纳6200万元，被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1年9月被执行死刑，立即执行。

上述女性悲剧显示出民间金融的生存状况，法律风险高，所谓在刀口上舔血，比民国前期银行家的处境还要困难。从业者只能追求短期效应，以赚快钱为主，素质难以有较大提高，没有人疯狂到想到民间金融做成长久基业。建立风险控制体系的可能性被连根拔除。

另一方面，数年来的国进民退以及近些年外贸制造红利的消失，使民营制造企业出现大规模的利润下降，出现大规模的关停并转、企业主自杀、逃亡、人间蒸发等现象，此时，以往地方村镇银行、地方小微商业银行行之有效的基于人情社会的风险控制系统，失去了作用。人们只能假设，所有的企业都有可能倒闭。正因为风险失去控制，围绕高利贷出现了不被认可的地下秩序维持者，比如豢养家丁、雇佣打手、借助公安、司法等公权力为我所用，高利贷从灰到黑的演变过程中，性质发生巨大变化，高利贷不是民间金融，更遑论建立风险定价体系，而是企业向某一特定人群缴纳的买路钱，进入这样的体系，就不是民间借贷而是分赃行为。并不奇怪，在数个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是公务员在危机爆发之前率先收回本利。

金融借贷服务 篇2

关键词：借贷约束,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

一、引言

近年来, 我国采取了多项措施促进农村金融发展, 但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失衡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 城乡差距日益扩大, 农村金融功能日渐弱化, 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正规金融机构运行效率低下。农村金融制度严重滞后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广大农户一直游离于正规金融机构服务范围之外, 非正规金融异常活跃, 却又屡屡受限, 这种状况极大地限制了农村金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积极探索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变的规律性, 对于构建现代农业金融制度, 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质量与水平, 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国内对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这样一些领域。对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 对农村金融体制的缺陷以及改革方向的研究, 对农村金融结构的发展与变迁的研究, 对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研究, 对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本文力图结合中国当前的现状, 从农村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的变化、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的动因分析来探寻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的规律性。在分析我国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历程的基础上, 对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的内在动因进行了分析, 阐述了我国金融制度结构演进的外在趋势和内在逻辑, 提出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是在多方利益体合力的作用下推动的。其中, 突出了农户借贷约束、金融机构效率等因素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所起的诱致性作用。

二、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历程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经历了改革准备期、改革期、改革深化期三个阶段, 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还是不足以扭转农村金融资源外流的趋势, 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失衡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改革准备期, 在配合人民公社和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下, 政府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 使其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农村信用合作社从农业银行剥离出来, 只在业务上接受中国农业银行的管理。开展农村合作基金会试点, 鼓励发展民间金融机构, 开展多种融资方式的探索。1987年, 在黑龙江等试验区进行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规范化试验, 逐步建立了合作金融组织的新制度框架。

改革初期,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启动带来非国有部门的扩张, 加大了对资金的需求, 农村资金开始向非农部门和城市流动。1992年, 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商业化改革加速。在正规金融机构融资服务不足的情况下, 民间金融组织以及借贷业务发展迅速。1996年, 提出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 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政府决定全面收缩县级及以下的国有商业银行机构, 并打击各种非正规金融。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撤销, 民间金融活动受到了严格限制。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农村信用合作社一家独大的局面。

改革深化期, 从2003年开始对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进行改革。2004年完善了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农业发展银行、农村民间金融改革试点和农业保险改革试点等。2006年开始, 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降低, 开始进行农村民间金融改革试点, 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 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这些措施促进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改善, 但由于是局部试点, 所以还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农村资金外流的局面。

从对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历程的回顾中可以看出, 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的外在推动力量。同时也发现, 政府对农村金融制度的设计和改革, 对改变城乡金融资源失衡的局面、引导金融资源回流农村有着尤为关键的作用。

三、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的内在动因分析

1.农户借贷约束

(1) 农户借贷选择权约束。

在广大农村地区, 借贷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是政府主导型的, 对于政府强制安排的正规金融机构, 大多数符合借贷条件的农户却无法在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一方面, 使得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市场上吸纳的大量金融资源流向了城市部门。就此而言, 城市部门享有了农村市场所不能享有的租金。这种租金直接导致了各经济主体相对收益的不同。另一方面, 也使得非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异常活跃。

由于制度因素约束, 农户具有不同的借贷选择权。一些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能够得到借贷, 具有正规金融借贷和非正规金融借贷的双重选择权;而另一些农户由于本身不具备在正规金融机构申请借贷, 或者是具备了借贷的条件也无法获得借贷。有限的正规金融资源大多被富裕和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户所运用。[1]农行、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只能到达20%~25%的农户, [2]更多的农户不得不依赖于非正规金融。因此, 通过正规金融, 借贷的选择权就受到约束。在前者, 由于拥有双重选择权, 实质上是享受了现行制度带来的“租金”效应。这是由于制度规定下的约束, 在此制度下的农户 (资金需求方) 、正规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机构 (资金供给方) 等市场主体间的博弈互动决定了金融资源配置比重的变动, 进而影响到农村金融制度结构的变迁。

(2) 农户借贷结构限制。

同样, 借贷结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农村金融制度的运行效率以及资源的配置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主要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正规金融机构所垄断, 其所提供的金融信贷服务却不能满足绝大多数农户的金融需求。一方面, 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只能有一小部分农户中的富裕者、地位特殊者等获得;另一方面, 即便是贫困农户申请到了借贷, 但却还是不能满足该农户生产、生活对资金的需求程度, 不得不向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由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借贷的利率差异, 容易激发农户中特别群体的“寻租”行为, 导致部分利润被挤占。一方面资金没有得到较好的资源配置, 另一方面寻租行为导致的利益挤占使得正规金融机构缺乏对农村市场金融资源要素投入的积极性, 由此影响农村金融制度结构的动态演进。

在农村, 农户信贷的需求主要是生产投入与消费信贷。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求, 针对农业生产的周期性, 生产投入也不一样, 对资金的需求量和时间也不同。一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农业项目则需要大额长期贷款;农业生产周期长, 风险大, 却没有金融机构能够提供丰富的农业保险、风险投资等金融服务来分担农业中的双重风险。另一方面, 农户消费信贷需要小额信贷以满足生产、生活需要, 尤其是贫穷农户还包括教育、医疗等需求。而当前农村市场, 农户可选择的金融服务主要是以传统的存、贷、汇为主, 贷款结构主要是以短期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小额存单抵押贷款和少量的联保贷款为主, 且传统单一的金融资源信贷供给都不充分, 复合型金融服务严重匮乏甚至是空白。相对于城市居民可选择的金融服务, 农户的借贷结构受到很大限制, 根本不能实现对农户需求的较大比例满足。由此可见, 农户面临借贷选择权约束和借贷结构限制的双重约束。

2.农村金融机构的效率

(1) 农村金融市场二元分割。

尽管我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 但其实行的效果却是差强人意。信贷资源供给不足与农村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导致金融资源不能有效合理的配置。而农村非正式金融却在多次打压与取缔下异军突起, 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 信贷市场分割, 形成二元农村金融市场, 即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的局面。

以农户为代表的农村市场各经济主体的内在金融需求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村金融市场中的内在结构和制度安排, 也注定会形成农村金融市场的非正规与正规金融的二元分割与共存现状。[3]同时, 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机会主义行为会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 也是影响金融市场结构与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由于农村信用体系的不完善, 使得正规金融机构面对农村市场存在很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而用一贯的贷款监督机制又会面临高昂的成本, 导致入不敷出。在当前的情况下, 正规金融机构的逐利性受到很大限制, 未能实现效率最优。而另一方面, 各种形式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此时就信息收集与处理表现出特定的优势。它通过提供隐含保险, 以关系型信任替代实物抵押, 以自我实施的声誉机制与集体惩罚机制的社会性约束相结合的履约机制, 依靠重复博弈交易所产生的信任合作机制, 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4]依靠资金供求双方的人缘、地缘关系来获取借方的信息, 规避了正规金融机构在收集和处理这种信息方面的劣势。并且, 非正规金融机构凭借完全信息优势, 使得农户在向其借贷时的困难程度大大降低, 并且相对于正规金融机构, 程序会非常简单。因此, 在大量的市场需求之下非正规金融应运而生, 农村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正是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突出特点在金融市场的体现。

(2) 农村金融机构效率的缺失。

由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相关数据收集上存在很大困难, 因此, 本文借鉴刘仁伍的比较方式, 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与其他非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比较。选取14家商业银行, 分成三组, 分别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 (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 国资背景浓厚的其他国有商业银行 (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 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 (非国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 并将其归总为虚拟意义上的3家银行, 以2001~2004年为数据取样的时间段, 运用DEA方法测算虚拟3家银行的平均效率 (见表1) 。结果显示, 无论是技术效率, 还是配置效率或者是成本效率, 我国正规农村金融机构明显低于国资背景的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

资料来源:刘仁伍:《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问题》,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年。

面对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多的农村金融需求, 正规金融供给却一直呈现相对萎缩的趋势, 远远不能满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要, 这就是很多学者提出过的金融缺口。不但在量上存在缺口, 在质上也存在严重的单一性。从农户借贷结构约束可以看出, 这就导致了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低效率。

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由于没有政府金融监管, 在功能和制度供给上表现出较好的市场适应性、能动性和灵活性。但是, 也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脱离了政府的金融管制和正式的法律制度保障, 造成非正规金融隐含着较大的风险因素, 且对于其中的交易行为不能进行很好的约束, 容易引发一定程度的风险和矛盾。并且也由于此因素, 使得与正规金融机构不能实现正常的金融服务交流, 无法为农村金融市场提供现代金融交易的类似票据清算、异地支付等服务, 因此带来整个农村金融市场的低效率运行。

由此可见, 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各有其比较优势和劣势。在正规金融机构低效率、农村金融市场资源配置低下的情况下, 非正规金融机构正是作为正规金融机构的补充而出现的, 符合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共同演进, 适应市场需要的金融制度结构。

3.农村金融资源的重新整合

我国农村金融制度一直依赖于国家金融体制、经济体制, 是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 并且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 没能很好地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没能发挥金融的先导作用。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就是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的过程, 一方面政府在其中从外部制定规则, 另一方面农村金融体系内各利益参与主体又在内部做出行为准则, 双方不断地调整博弈, 共同推进了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当前政府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 不仅制定规则, 而且本身通过对金融资源的分配, 影响着其他参与主体。同时, 农村金融制度结构的不断演进, 使得从原有的政府完全主导已经演变成为政府和多方利益参与主体共同参与资源配置的局面。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 以及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更迭是由农村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内生和政府外部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特别强调农户借贷选择权约束、金融机构效率对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演进的重要作用, 认为农村金融制度结构是政府和农村金融体系内部各利益主体的“合力”而形成的, 并且这一结构将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当前结构下的农村金融制度运行效率不高, 建立“分工合理、投资多元、功能完善、服务高效”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鉴于农村金融制度演进中政府的作用,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科斯认为, 制度环境影响着生产激励和交易成本。我国政府在构建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过程中, 要尽量避免损害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 通过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不断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功能, 建立农村资金良性循环机制。

(1) 减少政府干预。

减少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市场管制, 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满足广大农村经济主体的资金需求。减少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行政干预, 使农村金融机构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2) 大力支持农村金融发展。

继续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财政支持, 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 为农业发展提供广泛的资金支持。为偏远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适当剥离一部分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贷款, 减轻金融机构的财务负担。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利息补贴等, 来鼓励金融机构为农村提供贷款。

(3) 加大对利率市场化的政策支持。

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建设意义重大, 应继续加大支农扶持力度, 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加大信用创建力度, 尽快提高信用水平, 有效防控信用风险。金融体系内要分工协作, 防止金融市场过渡竞争, 促进金融与经济和谐双赢发展。

2.正确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

非正规金融中农村特有的伦理道德、圈层结构、乡土文化等非市场因素的存在, 事实上是对市场信息的一种补充, 有效地解决了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5]因此, 有必要正确引导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 实现农村金融资源的高效率配置。

(1) 明确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合法地位。

扶持和引导发育比较完善、运作比较规范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 创造有利条件助其跨越发展中的障碍, 使其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放松对非正规金融的行政管制, 杜绝对非正规金融的打压和限制, 营造宽松积极的金融竞争环境, 力争让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满足农村金融市场不同层次的需求。

(2) 对非正规金融进行行业监管和法律保护。

非正规金融在行业监管和法律保护下, 可以有效降低经营风险, 确保非正规金融机构客户的利益。并且将信用关系纳入正式的制度调节范围, 相关行为可以得到有效约束, 经济纠纷也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解决, 避免农村经济社会不安定隐患。

3.提高正规金融机构效率

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 是要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结合在一起, 发挥各自的市场优势, 形成“分工合理、投资多元、功能完善、服务高效”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因此, 正规金融机构运行效率的提高关系着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服务层次, 关系着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完善性。

(1) 形成以农户需求为导向的金融服务模式。

根据农户与城镇居民不同的需求特征, 诸如当地文化、年龄结构、文化素质等, 制定适合农村市场的金融服务方式, 对申请方式、办理程序、产品设计等, 尽可能按照农户借贷行为特点, 以农户借贷需求为导向来定位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按照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周期性, 根据不同阶段生产对资金在规模和周期上的不同, 制定不同种类的融资方式, 推出不同种类的金融服务产品, 拓宽信贷资金支农渠道。

(2) 拓展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服务范围。

在传统信贷业务基础上, 针对不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建立合理的农村金融产品结构, 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建立金融机构对农村社区服务的机制, 提供保险、信托投资、租赁、信用担保、咨询等金融服务;建立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导, 商业农业保险为辅的农业保险体系;大力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

参考文献

[1]叶敬忠, 朱炎洁.社会学视角的农户金融需求与农村金融供给[J].中国农村经济, 2004, (08) .

[2]温铁军.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研究——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课题主报告[Z].中经网, 2001.

[3]林毅夫, 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 2005, (07) .

[4]张杰, 支晓津, 刘东.我国农村金融结构的二元分离和融合:经济发展视角的一个解释[J].贵州社会科学, 2006, (05) .

网络金融中信息生产与借贷行为 篇3

摘要：文章从网络信息生产的角度切入，对借贷人社会特征对网络借贷平台影响及传统金融理论在网络金融媒介上检验的成果进行回顾。结合网络借贷平台数据的研究发现，网络金融可以较少交易成本，增加违约成本，提供信用资本如信誉等功能，使得信息生产在借贷行为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从而论证网络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

关键词：网络金融；信息生产；网络借贷；文献综述

Mishikin（1995）提出金融中介存在的两个原因：降低交易成本和解决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网络金融能在很多场景下更好地带来上述便利，特别是信息生产的功能能够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效用，成为其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因此，本文以前期学者对互联网信息生产功能研究成果为切入点，对网络金融的信息生产与借贷行为的关系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一、 信息生产可以有效解决信息摩擦

从借贷人的信息出发研究其对借贷行为的影响有较长的历史。金融学相关文献（Petersen & Rajan，2002；Rajan，2002）指出软信息是成功借贷的重要因素，生产软信息从传统理论看就是金融中介如银行的主要职责（Fama， 1985）。硬信息同样重要，Mingfeng Lin，Prabhala N. R.和Viswanathan S（2009），Seth Freedman和Ginger zhe jin（2008）研究发现投资者评估借款项目收款时首要参考借款人基本信息。交易中信息不准确出现信息摩擦，造成信贷市场上借款者违约，这在理论界有广泛的研究（Stieglitz & Weiss，1981；Broecker，1990；Jaffee & Russell，1976）。当不能准确区分不同基本信息借款者时，相较最佳投资额度，一些贷款者可能过高地投资（De Meza & Webb，1987），一些投资者可能过低地投资（Mankiw，1986）。Akerlof（1986）用模型推出信息摩擦将导致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近期研究更多关注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影响程度。Karlan和Zinman（2009）实证南非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7%～16%样本出现违约。Adams等（2009）利用汽车次级贷款市场的数据证实了信息摩擦导致了道德风险（贷款规模越大违约率越高）和逆向选择（私有信息者获得大部分贷款）的问题。Edelberg（2004）也在控制了借款者的个人特质后证实借款利率与违约率有强正相关关系。Gorton和Winton（2003）通过模型论证指出在融资链条的末端贷款者面临两大风险之一就是信息的可靠性，当一部分中介能够生产借款者的信息并卖给贷款者时（使得信息生产更加经济），这样的生产并不能保证真正具有价值。即使中介保证信息的价值，但信息生产者能够容易地再次转卖信息或者标注信息价值，导致信息的生产并不具有经济效应（Grossman & Stiglitz，1980）。

在解决信息摩擦问题上，Elinav等（2013）阐述了引入新技术如信贷评分可以增进贷款的表现，评分的依据基于借款者的收入和工作地位等信息。Morduch（1999）则在更早的研究中提出，组团贷款（Group lending）将借款人更多社会关系绑定入贷款，增加借款组团的信息含量。这种基于社交关系改善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理论在传统金融领域研究中更加普遍。Petersen和Rajan（1994）发现与银行和生产商的关系能够增加小公司的贷款获得。Agarwal和Hauswald（2007）也认为依靠公共信息进行正常借贷，而依靠私有信息能够驱动关系型交易。Drucker和Puri（2007）更验证了贷款发放与持久的关系紧密联系。Uzzi（1999）研究银企双方的关系如何影响贷款获得和成本时将社交关系的理念引入了银行研究的范畴。目前以P2P为主的网络金融产生的网络社交关系更多是研究借款者的信息的网络。Miller（2014）认为基于增加借款者的超额信息，提高贷款者的信息筛选能力可解决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他研究发现，在P2P等网络平台上，虽然贷款者面临更加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通过对失败案例的学习可以弥补投资经验不足；此外，信息的改善还将吸引更多高质量的投资者进入，从而增进了贷款的整体表现。Freedman和Jin（2008）也同意贷款者在网络借贷中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并建议借款者自愿披露其前期的信贷记录或者信贷评分以达到更高的融资成功率。

二、 互联网下信息生产更加高效

互联网能够对信息的生产功能带来更大的价值。但早期电子市场的交易与传统柜台市场交易相比有更大的交易风险（Ba & Pavlou，2002），因为缺乏服务和产品质量的信息披露以及交易主体常常保持匿名状态。随着强制性信息的更多披露，互联网对信息生产的优势逐步体现，以Prosper为首的网络借贷平台不断发展壮大。（Brabham，2008；Surowiecki，2005；Kittur et al.，2007）等多位学者的研究表明，互联网能够将更多的信息留存和披露，这种信号发送模式相较传统金融机构能更好地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可以更高效地生产信息。特别地，Mingfeng Lin和Siva.v（2009）指出如果借款者的信誉被他人熟识，则借款者的项目对应当风险相应减少。得到和转换这种信息在常规的金融借贷中是很难的，但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能够克服这一难点。另一个应用社交网络的视角是基于其搜寻成本。银行等中介在匹配借贷双方是可以降低成本从而增加价值，而互联网能够更大程度低降低成本（Malone，Yates & Benjamin，1987），互联网使得信息资源的生产和转换更加高效，从而能够加速借贷网络的去中心化发展。

三、 互联网信息中信息生产种类与对借贷行为的影响

改善借贷环境的信息可以分为硬信息和软信息。有用的硬信息如信用评级打分，贷款收入比等。Iyer等（2009）指出网络借贷平台Prosper给予借款人的信贷评分可以刻画借款人的信用水平，从而预测违约率。Klafft（2008）以Prosper平台的数据实证检验发现，借款人的信用评级提高可以有效改善其借款条件。Erzenstein等（2008）认为除了信用评级之外，较高的债务收入比更容易获得融资资金。Hildebrand，Puri和Rocholl（2010）指出，选择性地采纳认证的方式（利用信息技术将借贷人的软信息转变为信贷打分等硬信息）可以较少网络借贷中正规金融机构缺失的影响。Kumar（2007）发现，贷款数量与贷款违约率和收取利率成正向关系，说明贷款数额越大，其单位贷款的信息越少，对贷款的风险溢价越高。Meer和Rigbi（2013）指出，如果是多语言网络借贷平台，翻译为本土语言的项目的融资时间显著短于未翻译的项目，翻译成本能够显著影响融资进度。

软信息方面，Iyer等（2009）认为在Prosper网络借贷平台上，贷款者只是初略地浏览借款者的信贷评级，他们根据借款者提供的软信息，来推断借款者更多信息。Durlauf和Fafchamps（2004）认为社交网络是交换经济中获得社会资本的最佳渠道，社交网络更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工Freedman和Jin（2008）。虽然他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如朋友背书和投标的项目收益更高违约更小，而组团贷款的收益比非组团贷款的收益明显要低，无法判断社交关系对贷款表现的影响。但更多的研究指向社交网络能够提供有效的软信息增进贷款表现：Meer和Rigbi（2013）指出社交距离在融资中扮演重要角色。Mingfeng Lin和Siva.v（2009）认为更强的社交网络更可能促进融资成功，降低违约概率，获得更低价格的贷款。Schaaf（2013） 通过独立研究阐明社团关系可以显著地增加贷款量，但不影响授信的频率。这是因为，对于降低投资风险社会责任和信息传递机制均有重要功能（Shane & Cable，2002），社会网络通过信任信誉等的传递，克服了信息不对称（Ferrary，2003）。

正是基于网络借贷中缺少传统金融中介和借贷抵押物，贷款者的投资才能相对缺乏，相较传统的借贷，信息不对称情况更加严重（Klafft，2008），因此，贷款者投资中根据其他人的判断进行投资的羊群效应更为显著（Duan et al.，2009，Eunkyoung Lee，Byungtae Lee，2006）。Eunkyoung Lee和Byungtae Lee（2006）更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前下注者的边际效应在不断减弱羊群效应也会随投资者学习能力提高而减弱。Duan等认为网络借贷的羊群效应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网络信息超载，网络的使用者很难理解和使用全部的信息（Brynjolfsson & Smith，2000），因此，跟从别人的投资可能是此种情况下最理性和高效的选择。其二是投资人很容易从网络中观察到其他人的选择。就像在网上书店买书时，出了能看到对于书的介绍，很容易看到其他人的买书记录，从而影响自己的行为。根据Herzenstein等（2008）的数据，项目成功融资的平均投资人数为62.6，而不成功融资项目的平均投资人数仅为1.6，数量差距之大，说明在投资人理性判断之外存在着显著的羊群效应。Simonsohn和Ariely（2007）研究eBay后也发现，网络投标人更喜欢在有投标过的项目上出价，尽管他们对项目质量的关注并不多。此外，这种羊群效应也说明网络投资者对前期已投资者存在着盲目信任的倾向（Eunkyoung Lee & Byungtae Lee，2006）。Wang和Greiner（2010）更明确指出，网络借贷P2P平台上的羊群效应将导致更低的投资回报、更高的违约风险和对信贷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信誉研究也是电子交易中十分关注的问题（Ba et al.，1999；Brynjolfsson & Smith，2000），如同传统交易一样，个人信誉以及品牌效应在电子交易中也有重要作用。因此，有不少学者通过研究基于制度的信息体统来研究电子商务中的信誉问题，（Greiner & Wang，2010； Gefen et al.，2003；McKnight et al.，2002）研究发现，电子商务中最重要的就是信誉体系的建立，它可以减少网上交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帮助消费者在网上更主动地进行信息交流。Xiong和Liu（2003）指出网络借贷平台上可以提供机会和威胁，将威胁降低到最小不是基于制度而是基于团体的信誉体系，从而更好地评估同行的信誉和他们未来的行为。Gefen等（2003）也认为这种网络信任的建立需要使团员保持一种信念，即团体中如果出现欺骗行为将一无所获，他们有直觉或者容易发现他们所在的体系存在着安全的机制。对于组团贷款这一形式能否改进信息摩擦，从而降低违约概率和贷款利率，实证文章主要得出否定的结果。Kumar（2007）发现贷款者增加了组团贷款成员的风险溢价，因为其违约率和实际贷款利率更高，因为在早期prosper网站组团贷款中组团领袖有更大的激励（费用奖励）增加组团获得贷款的成功性，他会引入更多低质量的借款者，从而增加了违约概率，贷款者也通过事后学习增高了以后对组团贷款成员的利率。

对于借款者个人特质影响P2P借贷行为的研究不断增加。Pope和Sydnor（2008）研究了2006年～2007年P2P网站数据后指出部分投资者对于黑人、超重者和老年人项目存在直接歧视，他们更偏好妇女和战友相关项目； Ravina（2008）实证发现对于长相好看的更容易获得贷款、付出更少的成本，但这些借款者并不会减少拖欠的概率，但其他学者如Herzenstern，Andrews，Dholakia和Lyandres （2008）的研究认为种族、职位和性别对能否成功获得贷款影响不大。同时，上传借款者的头像能够显著地提高借款成功率（Matthieu，2009），项目性质如扶贫和帮助妇女和社会公益的项目也会获得利率折扣从而获得更大的成功可能性；长相看起来更可信的人更易获得贷款融资（Jefferson，2012），而他们确实获得更高的信贷评分，违约率更低，因此，外貌信号属于金融交易中预判贷款双方的重要信息。此外，Jenq等（2012）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贫困、诚实和守信的借款者的需求更能被满足。

四、 互联网信息的事后监管功能对借贷行为的影响

除了事前信息生产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不少文献也提到了事后信息监管的重要性。Diamond（1984）指出银行能够产生规模经济在于对事后行为的监管成本控制。当然这有带来“监管监管者”的问题，分散投资也许是解决的方法之一（Gorton & Winton，2003）。而事后监管也是网络金融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Mingfeng Lin和Siva.v（2009）认为网络借贷中虽然可以对还款、违约等信息予以记录，但是网络技术却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降低监管成本的问题。个人监管成本过大，代理人监管又有道德风险。但是嵌入社交网络关系的互联网借贷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借款者的朋友加入投资方，借款者的违约声誉成本将增加，这种成本通过社交网络的传播更增加压力去减少贷款违约，这也符合Diamond（1991）的理念。

五、 国内互联网信息对借贷影响研究

国内文献对网络金融的研究以偏理论的研究为主，对信息功能的研究更是凤毛菱角。谢平、皱传伟（2012）通过理论模型，证明出互联网中传播的本质就是私人信息变为公共信息的过程，信息在互联网传播中具有自愿分享和共享机制，从而使得信息能够反映在均衡价格中，因此网络金融依靠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能偶实现信息处理的高速高效，具有更强的信息供给功能。赵岳、谭之博（2012）也同样通过理论模型，验证了引入电子商务平台的网络效应，可以增加企业的违约成本，采集企业信息，构成信用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帮组企业实现自己的信用类型。

实证方面，陈建中和宁欣（2013）用人人贷平台交易数据实证，借款人基本信息对借款成交影响较大，信用分值、学历、年龄、已婚、有房等与借款概率正相关，性别无显著影响。王会娟和廖理（2014）也是借助国内人人贷平台的数据，发现项目信用评级越高，借款成功率越高，借款成本越低。并进一步分析认证指标和认证方式，发现对借贷行为影响较大的是工作认证、收入认证、视频认证和车产和房产等认证。线下与线上结合的认证方式更能揭示信用风险。

六、 现有研究成果的评述

生产和管理信息是金融中介存在的必要意义。传统中介正是由于在信息加工上具有成本优势从而维持持续经营。相较于传统金融机构，网络金融能够带来更大的信息生产优势。虽然网络金融中也不乏出现羊群效应等不理性的投资行为，并且在早期的发展中，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披露，电子交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仍然很突出。但在数字化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等工具的使用，使得传统的借贷行为被重新定义，金融搭上网络的快车后出现了信息生产、留存和传播的新途径与更广阔的影响。

因此，在解决信息摩擦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上，发展网络金融金融成为了一种新的方向。不论是增加图片、增加项目说明还是增强网络关系，互联网以其独特的平台价值使得借贷双方信息能够更多地披露和互动交流。学者通过理论证明，网络金融可以较少交易成本，增加违约成本，提供信用资本如信誉等等功能，使得信息生产在借贷行为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当随着借款人信息的增加，借贷的效果（收益率、违约率）均有更好的提升。借助P2P平台的发展，学者们也通过交易数据实证了以上的判断--互联网作为可以增加借贷双方的软信息的重要途径，如变现社交网络的价值，在结合硬信息使用的基础上，增加已投入的投资者的回报，也吸引更多优质的投资者加入。

当然，网络由于其信息的宽松性和关系网的非约束性，在实际交易中仍出现了高诈骗高违约等情况，这就需要事前信息披露和事后信息监管协同管理。在这方面，我国学者的研究还尚不深入，实证检验相对较少，理论探讨多停留在互联网模式研究之上，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质量上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

参考文献：

[1] 王会娟，廖理.中国P2P网络借贷平台信用认证机制研究——来自“人人贷”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4，（4）.

[2] Mingfeng Lin.Peer-to-peer Lending： An Empirical Study[J].AMCIS Doctoral Consortium，2009.

[3] Jaffee， D.， Russell， T.， Imperfect information， uncertainty， and credit rationing[J].Quart.J.Econ，1976，90（4）：651-666.

[4] Michal Herzenstein，Utpal M.Dholakia and Rick L.Andrews.Strategic Herding Behavior in Peer-to-Peer Loan Auctions[J]，2010.

[5] 谢平，邹传伟.网络金融模式研究[J].金融研究，2012，（12）：11-22.

[6] 赵岳，谭之博.电子商务、银行信贷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12，（7）.

作者简介：粟勤（1956-），女，汉族，湖南省长沙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金融组织与金融中介；王雨（1983-），男，回族，四川省德阳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金融中介。

金融借贷服务 篇4

民间借贷再度火热 灰色金融规模庞大

记者调查发现，民间借贷这种古老的直接融资形式，在我国农村地区仍然有着巨大市场。尤其是在湖北、江西等“三农”问题比较突出的省份和浙江、江苏等民营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受税费改革、金融改革和宏观调控等因素影响，一度有所缓和的民间借贷又活跃起来，且规模庞大。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前不久对20294个农户进行的调查显示，通过民间借贷获得的贷款占这些农户贷款总数的69.41％，平均每户为1008.56元。据测算，我国农户一年从民间获得的贷款高达2000多亿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研究专家黄孝武说，我国农村民间借贷规模已远大于正规信贷规模，并正以每年20％左右的幅度快速增长。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一份研究报告曾明确指出，中国农民来自民间金融市场的贷款是来自正式信贷机构的4倍。湖北省农调队去年对3300个农户进行监测的结果显示，农民一年里向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借款占借贷总额的比例超过50％。

民营经济领域是民间借贷的活跃区。采访中一些专家透露，2000年以来，全国企业间直接拆借或借贷的金额每年不低于1000亿元。在一些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企业间特别是民营企业间临时拆借、个人间直接借贷，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在这些城市的中小企业资金来源总额中，80％左右来自民间金融。

去年3月以来，温州市民间借贷利息和发生额都不断攀高。平均月息从8‰月月攀升，已突破15‰，最高的甚至达30‰。仅去年5月，民间借贷发生额就有6492万元，比上年12月增加964万元，增幅近18％。目前，温州民间借贷资金在中小企业运作资金总额中的比重已从2004年初的6％回升到10％以上，民间借贷规模估计超过200亿元。

金融盲区盲点增多 企业农民求资若渴

湖南省委党校副教授詹花秀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起，农村金融机构大量撤并，各大商业银行纷纷从“规模不经济”的农业信用领域退出，现在金融机构为农民服务的覆盖面不足农户总数的20％，农村地区的金融盲区越来越多；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则是各金融机构眼里的“二等公民”，成为城市金融中的盲点。

据了解，从1998年至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共撤并3万多个县及县以下机构。工农中建四大行已基本取消了对农业的放贷。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由于定位和功能的狭隘，无法发挥正常的支农作用。作为“三农”信贷“主力军”的农信社，服务网点有限，信贷投放不足，支农明显力不从心。有统计资料显示，农户从正式金融机构得到的贷款占其借款总额的比重，1985年以前约为40％，下降到了近年的大约只有20％。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便得以在农村发展壮大。

以湖南省的一个市为例，其下辖的7个农村县（市）金融服务网点，2004年比2000年减少了101个。农业银行剩下的51个营业所，大部分相当于储蓄所的职能，只揽存不放贷；支行也存在职能弱化的情况，有一家县支行5年来只发放贷款3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农民都是靠亲朋好友凑钱借钱，甚至靠高利贷来搞经营、搞生产。

江西省1998年以来金融机构从县域地区撤并的营业网点达2790多个，不少乡镇成为金融盲区。当地人行的一份调查显示，某县金融部门每年只能提供信贷资金1亿多元，而同期的资金总需求量达到5亿元。目前，这个县的个人借贷只有15％得到满足；企业借贷只有20％被授信，能得到贷款的只有7％，而且被严格限制了用途。因经营资金紧缺，县城的30家企业一年要有5至7次民间借贷行为。

我国个体私营经济中99％是中小企业，却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近80％的中小企业资金短缺，求“资”若渴。湖北省企业调查队的一份调查显示，有70％的中小企业把“融资难”选为首难，希望“从银行获得长期或短期贷款”的认同率高达61％。而银行普遍存在着所有制和地区歧视，2002年上半年，武汉地区金融机构累计投放的1025亿元资金中，只有27.53亿元投向了中小企业，仅占2.69％。

记者在武汉光谷采访时，这里的许多民营高科技企业为贷款之难叫苦不迭，不少企业称迫不得已从民间融过资。武汉光谷的一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副总监汪先生说，去年初国家宏观调控，银行停止给他们贷款，公司一下子陷入资金紧缺状态，如不跟进投入，企业将损失惨重。后来他们只有以4000平米的厂房和设备抵押，向一家投资公司借了1000多万元解燃眉之急。

无序交易纠纷频发 负面效应不容忽视

民间借贷作为游离于监管之外的“灰色”交易行为，很容易发展成为非法吸储放贷的私人钱庄和组会。在浙江省宁海县，“抬会”、“标会”等民间金融组织十分活跃。据当地银监办调查，参与各种组会的人数接近全县人口的7％。由此引发的民事纠纷也明显增加，去年宁海县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约有200起，占了所有执行案件的30％左右。温州市民间借贷有一种职业中介称为“银背”、“呈会”，前者为联系资金供给与需求的中介人，后者为邀集若干亲朋参加、筹集会金轮流交会员使用的资金互助组织。温州曾对瑞安莘藤区作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个区的30个行政村中，平均每村都有一个“银背”在活动。

在武汉市，许多典当行、寄售商行都暗中开展吸存和放贷等金融活动。汉口前进四路被称为“典当寄售一条街”。这条街上有典当行、商品调剂行和寄售行数十家。记者暗访时发现，有不少从事违法融资行为。据业者透露，有的大行吸存和放贷金额以百万元计，甚至高达上千万元。事实上，全国许多省市都曾发生过典当行、调剂寄售商行高息揽储、违规发放信用贷款的大案。去年6月底，温州泰顺县查封的一处大肆吸储放贷的非法典当机构，其90％以上的贷款都是只凭一纸借款契约或借据进行的，没有正规的借贷合同，也很少有抵押、担保措施。天津社科院教授陈柳钦说，民间金融的确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解决个人、企业生产及其它急需，弥补金融机构信贷不足，加速社会资金流动和利用，起到了拾遗补缺的正面作用。但如今民间借贷行为已演变成一种群体性的社会游资行为，其负面效应显而易见。

一是影响社会安定。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和适用的法规支持，容易引起纠纷；民间借贷涉及人员广泛，且多发生于社会基层，一旦发生欠债不还，容易发生暴力收款行为，民间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追债公司。

二是影响国家货币政策实施。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价格由国家确定，而民间借贷的利率是双方自发商定，两种定价方法存在天然矛盾。且民间借贷大都是在资金需求紧张迫切，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基本上是一个卖方市场，利率水平通常畸高，民间借贷形成的货币流量也难以预测和控制。

三是加重企业负担。民间借贷一般是高利贷，受高息负债带来的有限效益制约，企业往往得不偿失。支付不起到期债务时，不得不再通过新的高息借贷来偿还旧债，使企业资产被挖空并形成恶性循环。

四是危害正规金融体系的收益性和流动性。在民间借贷活跃的区域，银行吸收存款相应困难。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并未根本摆脱“以存定贷”的模式，资金来源决定资金运用，资金运用决定资金收益。大量银行存款流失到民间市场，必然影响银行存款规模和经营收益。

民间资本积累丰厚 亟须接纳融通规范

据保守估计，国内民间资本超过12万亿元，已从剩余资本发展成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由于我国民营金融的发展一直处于抑制状态，这些民间金融资本，只有极小部分是合法进入正规金融体系融通的，绝大部分游离于国家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直接进行资金交易。

据陈柳钦教授介绍，我国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但迄今为止真正的民营银行在国内只有民生银行一家，其它都以参股形式介入。全国现有的11家股份制银行中的其它10家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没有一家是民间资本控股的。由于民间金融未能纳入国家正规金融体系，一方面自身经营存在巨大风险，另一方面，大量无序非法交易也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危害和隐患。农村合作基金会自1984年在少数地区试办以来，由于政府支持在全国发展很快，但由于一度成为乡镇政府的“第二财政”和村级组织的“钱袋子”，造成严重亏损，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中央政府不得不下令关闭。

另外，我国地下钱庄控制的资金保守估计也有上万亿元，私募基金总额超过8000亿元，一级半市场上有数百上千家所谓的“拟上二板企业”股票以变相公募的方式进行私募。大量民间资金没纳入管理视野，形成资金暗流，潜伏着巨大金融风险。因此民间金融屡屡成为整顿的对象，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先后作为非法机构而

予以清理，浙江省曾有三家私人钱庄领取了营业执照，最终还是被金融监管部门认为非法而取缔。

尽管如此，民间金融活动因民间资本强烈的扩张冲动从未中止。相反随着国家宏观调控、鼓励“三农”和民营经济发展，呈现不断发展壮大势头。虽然标会抬会、私人钱庄等旧的形式不断地被取缔消失，但新的更高级的形式在不断产生，不规范的私募基金、灰色的一级半市场等快速滋生。这些新的形式可以在更大范围、以更快的速度，获得更多资金，以满足城乡个体私营经济不断增长的资金需求。

金融借贷服务 篇5

苏高法审委[2009]45号

各市中级人民法院、各基层人民法院、本院各部门：

……………

三、经批准开展借贷业务的非金融企业所涉借贷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

10、依法设立的典当企业依据《典当管理办法》签订的以房地产、财产权利、动产为其向债务人出借款项设定质押、抵押担保的典当合同，应当认定为借贷合同性质。

11、典当企业出借款项未依法设定抵押或者质押的，其性质属于违反《典当管理办法》关于典当企业“不得从事信用贷款”规定的非法金融活动，借贷合同应当认定无效，借款人应当返还借款本金和孳息，孳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但因抵押登记机构未及时办理登记、城市建设规划调整等非因当事人过错原因导致典当企业未依法取得抵押权、质押权的除外。借款人仅向典当企业提供保证担保的，借贷合同和保证合同均应当认定无效。

强化金融品牌,优质金融服务 篇6

回首2010，我们看到的不应该仅仅是这个数字，而是在过去的时间里包含的东西。2010年7月15日上午9时28分，“金融巨舰”农业银行正式驶入资本市场，自此中国银行业也迈入新的改革与发展时代。股改是农行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是机遇也是挑战。时间跨入2011，在银行业竞争日益加剧的经济环境下，我们更需要在过去经验和成绩的基础上，强化金融品牌，优质金融服务，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网点形象，以更加优质的服务赢得客户的认可。

东街支行处于宜宾市商业中心，尤其需要树立良好的品牌和网点形象，而事实上每一个东街支行的员工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从每天早晨的晨会开始，每一位员工都以饱满的热情和优质的服务准备好迎接每一位客户。岁末年初，都是网点最繁忙的时候，而在这个时候3拖2的工作作息更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验。站在客户的角度，我们能够理解等待的心情，所以我们更需要微笑服务、优质服务来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在大堂经理的协调下，大多数客户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品牌是一个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石，优质服务是我们提升同行业竞争力的源动力。在东街支行每一位员工心中都树立起整合营销的观念,以最优质的服务宣传银行品牌形象。柜面业务是最基层也是最直接面对客户的一线工作，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客户评价我们一个网点的标准，进而达到宣传农行品牌形象的效果。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才会真正得到客户的认可，获得最大的满意度。在面对客户的抱怨时，我们的工作人员耐心的讲解和疏导，力求把客户的不满降低到最小值。在对每一位客户进行服务时，我们也微笑的倾听并满足客户的需求。很多客户往往对自助设备的了解不够，因此，我们在遇到客户可以利用自助设备可以完成的业务时，我们也建议客户下次再办理类似业务时就不用排队等候了，可以自己去自助设备办理。同时，我们每一位员工在为客户办理业务时，都会针对客户的实际情况和相关需求为客户提供相关理财产品的建议，力求在有限的时间内让客户更多的了解农行的相关业务和金融产品，为金融产品的下一步营销打下基础。

新年新希望，新年新挑战。2011，我们在祝贺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绩时，更应该归零跨越，以全新的精神风貌迎接新一轮挑战，以更加优质的服务，强化我们的金融品牌，提升竞争力，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非正规金融与农村借贷关系研究 篇7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庞大,随着经济的发展,私人钱庄等民间金融组织在农村金融中的影响增强。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尤其是防止农村“影子银行”的不利影响,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发展。十六大以来,我国在促进农村金融健康发展、加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需求不断增加,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具体体现在:首先,由于我国经济区域发展失衡、农业单位经营规模较小,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难以通过市场化改革适应传统小农经济的发展,农户小且分散的资金需求和农业不稳定造成的还款风险增加了向正规商业银行贷款的难度;其次,农村信贷不足导致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体系中的不足,满足了农户的资金需求。调查中发现,大量农村人口在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资金时,会求助于非正规金融,其存在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与正规金融不同,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制度供给上表现出了很好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通过实行重复交易机制和隐含保险、自律、亲友信任(代替实物抵押)、社会性约束的履约机制降低交易成本,这两种机制有效满足了当前的短期资金需求;最后,与正规金融相比,非正规金融的成本通常更低廉、信贷取得时间更短,运行的方式也更有弹性。

基于上述背景,选择了湖北、河南以及重庆三个省份,研究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主要表现形式(借贷方式及途径)存在的原因与对策,以期促进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完善,缓解农村金融短缺。

2 调查范围和对象

本次调研围绕着农村借贷现状,走访了湖北、重庆、河南等省的农村地区约80位农户,了解其家庭借贷情况。

通过调研,发现社会网络即亲友关系在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调查内容

3.1 调查方式

实地走访。分别调查家乡地区的借贷活动现状。

3.2 调查内容

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借款人个人基本情况调查,影响农户借贷的因素主要为年龄(X1),银行利率私人借贷利率比(X2),性别(X3),职业(X4),关系广阔与否(X5),借钱用途紧急程度(X6),金额大小(X7)。

第二部分:农户借贷经历调查,包括资金来源和利息收支情况。在被调查的80人中,61人有过借贷行为,其中通过非正规金融借贷的有46人,占75.40%。私人借贷收息存在两个极端,一是不收息即零息借贷,二是收高息。前者占比较大,约为65.2%。见表1。

第三部分:借贷原因调查,农户选择借贷方式的动机。显然,银行借款利息较低,资金成本较低,但代价较高,主要体现在时间成本上。农户在试图取得银行借款时,要通过繁琐的审批程序,资金需求与应用的时间差较长,这对急需资金的农户来说并不实际。相比而言,亲友关系与面子文化使得农户间的“互帮互助”成为常态,快速的资金获取渠道使得农户退而求其次,因此非正规金融得以发展。

综上所述:

(1)借贷经历上,在这61户有过借贷行为的农户中,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借钱的有46户,占75.4%;

(2)借贷者年龄上,有51户年龄大于40岁即X1>40,占83.6%,风险厌恶与年龄正相关;

(3)借贷者性别上,被调查的80户农户中,男性比重稍高于女性,占62.6%,年龄在45~50岁之间的比重最大约为53.2%,35~40岁之间的次之为24.7%,职业为农民的占近50%,接着是个体户或外出打工者;

(4)借贷利率上,有28户表示银行利率高于私人借贷利率即X2>1.5,占45.9%;

(5)借贷者上,收入低、应变能力较差的农户占49.2%,而收入较高、应变能力较强的个体户由于资金周转需要,借贷较频繁,占比38.7%;

(6)借贷者关系广阔程度上,亲友较多的农户更倾向关系借贷,在61人中亲友数量众多的有38人,占62.3%;

(7)借贷金额大小上。61人中,急需用钱的有47人占77.0%,24人借贷金额较大,占比39.3%。见表2。

4 现象概述

4.1 借款基本无须抵押,口头协议和约束是主要手段

农村借贷通常为农户间面对面的借贷行为,知根知底的关系使资金出借者选择忽略风险。相互间的信任让农村借贷摆脱欠条或书面协定的束缚,全凭口头协议,并以农户的个人信誉作为还款保障。家庭关系作为隐性的道德约束制约着借款者行为,因此借款人通常会按时还款。调查中,只有3人有出借资金时写欠条的要求,仅占5%。反之,有43人表示从不要求书面承诺。见图1。

4.2 社会网络及亲疏网络影响借贷金额和成本

农村非正规借贷不同于正规金融的严格审批和资质要求,人情关系重于资历背景。社会网络越广,人脉圈越大,获得资助的可能性就越高;借贷资金的取得多依靠亲友关系提供资金支持,即所谓的人情关系网。

4.3 借款用途偏好为生活所需

农户借款多用于满足生活所需,建房、嫁娶和医疗是资金消耗的主要方式,而创业生产方面的大额资金需要则转向正规金融机构。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通常低于非正规金融组织,所以农户在借款时首先会寻求正规金融的支持,但其严格的审批要求总是让农户们望而却步。调查中发现,61户农户中21人借贷是为建房或买房,占比34.4%;17人是为婚姻嫁娶,占比27.9%;13人遭遇意外事故如家人重病时借款交手术费,占比21.3%;其他商业性用途10人,占比16.4%。见图2。

5 促进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建议

5.1 增加资金供给,发挥农村“影子银行”的积极作用

根据国际金融组织定义,影子银行是指具有类似银行的功能但又无法直接获得中央银行流动性和公共部门信用担保支持的金融中介。合会、典当行等非正规金融组织,为农村提供资金支持,客观上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体系,从供给侧解决农村信贷资金短缺、“融资难”等问题。

5.2 减少资金需求,实行“互联网+”农业,增加农户收入

将互联网引入农产品销售渠道,缓解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农产品滞销贱卖问题,通过创收降低农户对小微资金的借贷需求,同时增加农户的还款保障,降低借款中的信用风险。

5.3 促进正规与非正规金融体系合作,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非正规金融在农村借贷中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满足农村特殊资金需求,而对于正规金融则可适当“放手”,通过与非正规金融合作为农村提供金融支持,二者相辅相成,优化农户借贷手续,促进农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

参考文献

[1]卢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非正规金融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7.

[2]李成业.让“影子”在阳光下运行——“影子银行”对农村金融改革创新影响及其监管初探[J].中国农村金融,2011(7).

金融借贷服务 篇8

当社交遇到金融，能想象它们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吗？

不管答案是Yes or No，现实的情况是，它们不仅相遇了，还产生了不少圈子里的生意。

一方面，通过积累的社交用户，社交平台发力金融：微信、QQ嫁接了一系列金融服务；人人网推出了“人人分期”和“人人理财”；天涯透露即将上线“天下财富网”……

另一方面，金融平台植入社交沟通工具，增添社交元素：在平安银行推出“壹钱包”后，厚泽贷推出的“财金圈”、先花花推出的“先花一亿元”等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尽管两者的展现形式不一样，但有一点它们是相通的：以熟人间的社交关系，满足双方的借贷需求。

当社交遇上金融，谁捆绑了谁

社交与金融能够打上交道，就不得不提及微信。

2013年，上线两年多、用户超过3亿的微信，在5.0版本里加入了“微信支付”。用户不仅可以通过微信与好友沟通交流，还可以通过微信支付购买合作商户的商品及服务。

从此，社交平台开始与金融捆绑。拥有微信、QQ两大社交平台的腾讯，在2014年再接再厉，继微信支付之后推出了QQ钱包。

彼时，社交平台仅仅是想办法将社交与金融联系在一起。通过挖掘自身用户，在微信推出“理财通”金融理财服务，QQ上线“现金贷”小额贷款服务之后，腾讯正式宣告社交平台与金融服务开始融合。

看到腾讯将社交与金融进行融合，本来就在社交平台节节败退的人人公司和天涯社区并不甘心。

在2014年上线人人分期、开展大学生分期服务后，人人公司于2015年上线人人理财，意图通过人人网的2亿多用户，为金融服务提供基础，并将用户在人人网上的社交行为作为提供金融服务的参考依据。不仅如此，人人公司还对《支点》记者透露，未来还将在社交金融领域开发更多新项目。

天涯社区董事长邢明近期也谈到，将上线“天下财富网”，在运作上采取与人人公司相似的路径。

事实上，在社交平台发力金融服务的同时，金融平台也欲植入社交沟通工具，增添社交元素。

这其中，2014年上线的平安壹钱包属于开拓者：不仅具有支付、理财、信用贷款等功能，还有多重社交元素，用户可以添加朋友实现日常沟通，还可以在朋友群发起群活动等。壹钱包近期推出的一款“任性理财”产品，则添加了“收益加速”社交分享机制：鼓励购买用户通过壹钱包等社交网络分享给朋友，若实现一个新用户注册并购买任意金额的理财产品，老用户分享该产品收益率提升0.3%，累计最多能提升至100%。

壹钱包的出现，鼓励了众多金融平台进一步融入社交元素。

2015年上半年，采取和壹钱包相似路径的平台不断涌现。只是，此时的社交金融又有了新变化，除了在平台中增添社交元素，熟人间的社交关系开始被利用起来。

厚泽贷旗下的“财金圈”产品，在每个用户注册成功后，会要求用户上传手机通讯录。当用户决定投资时，手机通讯录里面的好友可以通过捧场或反对的方式，提醒投资人决策，同时好友也可获得捧场分红。

先花花推出的“先花一亿元”小额借贷产品，熟人可对申请人的信用进行评价，而熟人的评价则成为平台放贷的重要参考依据。另外，熟人之间的信用评级还可对外借贷，也就是用户可以向熟人借用信用额度。

社交金融的核心还是金融

利用熟人间的社交关系发展金融，到此为止了吗？

非也！这仅仅是开始！

熟人之间不再只是“捧场”或是“借信用”，他们之间也可以相互借贷。当前，熟人借贷生意正被越来越多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盯上，呈现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典型代表是“熟信”、“朋友范”、“靠谱鸟”等熟人借贷产品的相继问世。

为何这种模式广受青睐？

在靠谱鸟CEO邬财浩看来，社交与金融结合是为了更好地做金融，社交可以为金融添彩。但同时，他也对《支点》记者强调说，社交金融的核心还是金融。

“金融的核心是对风险和信用的评估。”“熟信”CEO曾军对《支点》记者补充说，传统金融多是陌生人之间的借贷。显然，熟人之间的借贷对风险和信用的把控都要好很多。如果能将熟人间的社交关系用来评估风险和信用，这才是社交金融最有意义的地方。

“这是因为，一个人的信用状况、还款能力如何，传统金融平台只能靠硬件或用户个人的社交数据来衡量。”“朋友范”CEO王华伟对《支点》记者说，但实际上，真实的情况往往熟人间最能知悉，熟人之间的借贷能降低信息不对称，进一步降低风险。

这些做熟人之间借贷生意的社交金融平台，具体是如何把控风险的呢？

“其实，风险把控权在出借人自己手上。”王华伟说，因为授信和出借都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是最重要的风控。

在“熟信”和“朋友范”，当用户在平台注册时，首先会被要求导入手机通讯录，以识别好友。如果用户是借款方，可向其好友发出借款邀约，出借方可根据自身判断，接受或拒绝借款；如果用户是出借方，则可根据了解程度分别对好友授信借款额度。当然，用户也可以是双重身份。

为了督促出借方理性判断授信及出借邀约，以及顾及熟人间的“面子”问题，平台采取的是匿名方式。

一种是单向匿名模式，即用户是借款方，其好友并未对其授信，此时他可以选择向其手机通讯录里的至少两个好友发出借款邀约，好友可以通过App、微信、短信等收到其实名借款信息。当有好友愿意借款给他时，他只知道有位好友借款给他，但并不知道具体是谁。

另一种是双向匿名模式，即用户A对B、C、D分别授信，刚好B有借款需求，不过B知道有一位好友给自己授信了，但不知道具体是谁。B发出借款邀约后，A也知道是B、C、D中的一位。双方均不知道对方是谁，但可以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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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发生违约，平台将启动借款方的通讯录，告知所有熟人其信用有问题。不用出借方出面，平台会帮助其收回出借资金。

“熟人间社交关系的约束力，能降低违约率。”曾军举例说，若一个人欠银行100万元，大家并不会觉得有多大问题，但如果他欠的是熟人的钱，就相当于被自己的社交网络开除了，相当于在亲戚朋友面前待不下去了。

除了进一步降低风险，在这种模式中，借款方和出借方还可通过平台自由设定借款额度、期限和利率，并可通过私信、评论等社交方式最终达成交易。

“平台只是起信息中介作用，自身不参与借贷，借贷由双方自愿完成。”邬财浩说，这使得交易成本大大降低。

这些平台一般收取1%的服务费，个别还收取1%的风险预备金。加上借贷双方自由设定的利率，年利率在6%-16%之间。

向熟人的熟人借钱

关于熟人间的借贷市场需求问题，曾军和王华伟并不担心。据他们观察，现实生活中熟人之间的借贷需求并不少。让他们比较忧心的是，作为汇聚借贷双方需求的中介平台，规模是阻碍平台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单个用户的熟人圈规模毕竟有限。

不过，他们并未坐以待毙。

下一步，“熟信”和“朋友范”都将推出转介绍（或称担保）功能。

根据“六度空间”理论，地球上的两个陌生人，都可以通过六个中间人取得联系。这也就意味着，通过转介绍或担保，一个人可以借钱给素不相识的人。通俗地讲，就是出借人可以借钱给熟人的熟人，借款方可以向熟人的熟人借款。

当然，这其中的风险控制还是建立在出借方身上，即他对熟人及其转介绍熟人的把控上，可拒绝也可接受。

“此外，我们也会通过建立信值数据库，帮助用户扩展人脉。”王华伟透露，比如某用户是借款方，我们会根据他的还款情况，以及对他授信的人数和额度计算出他的信值。用户之间可以根据信值判断，从而结交新的好友。信值越高的用户，在平台内就越容易扩展更多的人脉关系，这会大大扩展用户的熟人圈范围。

在“靠谱鸟”，邬财浩则从平台上线之初就选择了做熟人和间接熟人之间的借贷生意。“熟人之间的圈子不能太小，否则难以做大。”他说。

正因如此，不同于“熟信”和“朋友范”，“靠谱鸟”的熟人范围更为宽广——可以纵深到几十年的校友圈，即校友与校友之间的借贷生意。他们可以是直接熟人，也可以是间接熟人。熟人间也不是通过导入手机通讯录取得关联，而是上传毕业学校、工作和个人身份信息等，由用户去寻找校友，从而满足借款或投资需求。

在借贷等其他环节上，“靠谱鸟”的操作模式则与“熟信”和“朋友范”基本相似。

平台推广是最大瓶颈

圈子大小的问题虽然得以解决，但以熟人间借贷生意为主要代表的社交金融模式，还面临平台推广的问题，因为熟人借贷并不是一个人就能玩的事儿。如前所述，要满足熟人之间的借贷需求，借款方和出借方都必须使用同一平台。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往往只有一方在使用。

“我授信的人没有人找我借钱。”

“我发出的借款邀约没人搭理。”

多位使用这些平台的用户向《支点》记者诉苦说，身边熟人如果不使用跟自己相同的平台，就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曾军对此也颇为无奈。他透露说，目前“熟信”的用户数在2万人左右，但有相关联系的仅有一半。此外，截至6月23日，上线半年的“熟信”虽然有超过8万笔的授信，但实际交易仅为113笔。

“这与社交金融模式兴起时间不长有关。”邬财浩解释说，大家对这种模式并不了解。他还提出，作为互联网金融的一种新兴模式，当前行业不够规范，存在鱼龙混杂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社交金融的接受度。

邬财浩表示，好在近期国家出台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能够促进行业规范发展。但他同时认为，最终能不能解决互联网金融目前存在的问题，还要看相关部门制定的具体细则，比如不允许P2P设立资金池、如何抽查等问题应在细则中有明确规定。

但在曾军看来，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让大家都参与进来。“我们很努力地寻找敏感人群进行推广。”曾军说，比如大学生、白领和小老板，他们对新生事物接受度高，相互之间也有需求。先将小用户群一个个做起来，建立起来的小用户群会自动向外扩张。

曾军还透露，“熟信”也采取了以用户吸引用户的方式，比如鼓励熟人用户之间相互邀请，给予两者相应的奖励。尽管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如何进一步获得用户，并使这些用户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依然是摆在曾军面前的难题。（支点杂志2015年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