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历史上

在中共历史上（精选8篇）

在中共历史上篇1

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多平反

人民网 2014-02-25 08:07 跟贴 1298条

郭德宏：评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

作者现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组党史党建学科小组（学科评审组）成员。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这些人既有非共产党人，但更多的是共产党人；既有一般的干部、党员甚至群众，也有中共中央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既有入党不久的新党员，也有20世纪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既有文化、教育界的人士，也有党、政、军、公安、政法等领域的人员；既有已经被平反的，也有结论至今未变的。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因为很敏感，至今没有人系统研究过。下面，就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对这个问题作一点探讨。

一、“反党集团”概况

按历史时期划分，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延安整风时期：“反党集团”开始出现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共党内的斗争虽然很激烈，很多人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被打成形形色色的所谓“集团”，例如“AB团”[1]、“社会民主党”[2]、“改组派”、“第三党”[3]、“托派”[4]等等，但一直没有使用“反党集团”的名称。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打成“反党集团”的，应该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即陈传钢)与中央妇委的王里(即王汝琪)、中央研究院的潘方(即潘蕙田)与宗铮(郭箴一）两对夫妇，与王实味之间本来只是同志或同学的关系，但因为在毛泽东发出整风的号召以后，成全向毛泽东写过—封信，提出要“整顿人风”，即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王里和潘方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前后发表过一些与王类似的看法，在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后，他们便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5]

（二）1955－1956年：“反党集团”扩展到高层和其他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始在中央高层和其他领域打“反党集团”。由于这方面的材料开放很少，下面主要根据《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加以介绍。

从《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看，建国后最早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高岗、饶漱石集团。不过当时的名字不叫“反党集团”，而叫“反党联盟”。在1954年2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被揭露出来。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社论，第一次公开宣布他们是“高饶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后来也称为“高岗反党集团”[6]，并扩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7]。这是第一个在中共中央高层打成的“反党集团”。

高岗、饶漱石被打成“反党联盟”不久，接着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胡风等人。胡风，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因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见，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还为此写了编者按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8]。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并在全国各地逮捕路翎、牛汉等92人。从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打成的第一个全国范围的、牵连广泛的“反党集团”[9]。

在这个时期，基层也开始打“反党集团”。例如河北省武清县，1955年县委派工作组整顿县社供销时，将刘旭中、徐洪儒、陈巨元、阎永会等人视为“反党集团”，并让他们停职检查。[10]

（三）1957－1958：打“反党集团”进入高潮，“反党集团”遍及全国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一大批在“整风”运动中曾发言甚至根本没有发言的人，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还被打成“反党集团”。

当时打“反党集团”最多的似乎是文艺界。早在1955年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就将著名作家丁玲、陈企霞定为 “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陈明。[11]1958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作了《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处理意见的报告》，将对丁玲等人的处理有不同意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黎辛等打成“反党集团”。7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个报告。定案结论中说：“这个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主要是以阴谋手段推翻中央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以及否定肃反运动，执行保护坏人、打击积极分子的恶毒政策。”[12]

在反右派斗争中，很多地方都在文艺界中打了一批“反党集团”。例如在河北省文联，有以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刘艺亭为首的“反党集团” [13]。在辽宁，有沈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市文联主任王化南、《芒种》主编郭墟、《芒种》副主编吴山组成的“反党集团” [14]。在吉林，有以导演沙蒙、郭维、吕班等为中心的长影“小白楼反党集团”[15]，以及长影乐团“反党集团”[16]。在安徽，有文联党组委员王影，《江淮文学》副主编、文联党组委员石青和《江淮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共产党员钱锋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17]，以安徽省文联主席、中共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省委文教部副部长戴岳为首的“文联右派反党集团”[18]，省文化局有以陈仲、张熙才、佘建民为主要成员的“反党集团”[19]。在浙江，有以黄源为首的文艺界“反党集团”[20]。在广东，有以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音乐协会广州分会主席、中共音协分会临时党组书记李鹰航为首的“潜伏在音乐、美术界的反党集团”[21]。在广西，有民进广西省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省文联副主席胡明树，民盟广西省委委员、省文联副主席、广西师范学院语文系主任林焕平，民革广西省委委员、桂林市文联副主席李文钊结成的“反党集团”[22]。在四川，有以《星星》编辑石天河为首，包括流沙河、白航、丘原、储一天、陈谦、遥攀、白堤、晓枫、徐航等一大群右派分子的“反党集团” [23]。

在新闻出版界，当时也打了一些“反党集团”。例如人民铁道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范四夫为首的“反党集团”[24]；通俗读物出版社打了以蓝珏、于干等为首组成的“右派反党集团”[25]；在《鞍山日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李惠众为首的“反党集团”[26]。

在高校，当时也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中央美术学院的“江丰反党集团”[27]；东北工学院以右派分子、民盟支部委员陈尚炯、岳从风和王裕生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以九三学社成员、工艺系教授许冶同为首的“反党集团”[28]；浙江大学由吴隆延、包德炜、李德进、史孝成、朱文伟等五人组成的 “‘春雷’反党集团”[29]；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的“董时光、罗容梓反党集团”[30]。

在民主党派中，除了最著名的“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外，还有“陈铭枢反党集团”[31]。在各省的民主党派中，也有不少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例如在江西，不仅有中国民主同盟江西省主委许德瑗、副主委刘九峰等组成的“许、刘反党集团”，还有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漆裕元组织的“反党集团”。[32]在广东省农工民主党内，有包括云应霖、丘哲、李洁之、陈卓凡、廖嗣兰、杨飘棠、黄大锵等七人的“右派反党集团”。[33]

在中央机关中，这时也打了不少“反党集团”。例如司法部有以副处长王左平（共产党员）为首的“反党集团”[34]，监察部有以王翰为首的“反党集团”[35]。

各个地方打的“反党集团”就更多了。例如在安徽，有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 “右派反党集团”[36]；在广东，有“云应霖反党集团”[37]、“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38] ；在广西，有以民主促进会的成员胡明树（省文联副主席）、刘牧、秦黛、陈宪章为核心的“反党集团》[39]，以前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包括前省委常委王梦周，前省委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40]；在四川省水利厅，有以农工党员叶嘉禾为首的九名“反党集团”[41]；在云南，有以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42]；在贵州金沙县，有以副书记李乃蔚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43]；在甘肃，有以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陈成义，原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44]，以及“陈时伟、杨子恒、蒋云台等反党集团”[45]。

（四）1959－1965：在“反右倾”等运动中继续打了很多“反党集团”

在1958年8月于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被打成 “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46]后，很多机关和地方也都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水利电力部党组打了“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47]；外交部打了“张闻天反党集团”[48]；福建在“反右倾”中把省长江一真、副省长魏金水打成了“反党集团”；1959年10－11月，中共正定县委打了以杨才魁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49]。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反党集团”的罪名更多了。例如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被诬蔑为“反毛泽东思想”，被打成 “反党宗派集团”，撤销了他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50]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51]；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冶方、张闻天等因为提出预告尊重价值规律等问题，被打成“孙冶方、张闻天反党集团”[52]；提出重庆市萧泽宽、李止舟、廖世俊（廖伯康），因向中央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53]。

（五）“文革”时期：打“反党集团”进入第二个高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彭真、罗瑞卿、陆定

一、杨尚昆就被打成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54]。接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因写《三家村札记》，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55]。不久，整个中共北京市委被打成“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56]。在这之后，各地打成“反党集团”的就更多了。

到“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来把无数人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党集团”[57]和“江青反党集团”[58]。

二、“反党集团”的结局

历史上被打成的那些“反党集团”，最后的结局大体上分为三类：

（一）彻底平反

这一类最多，绝大部分的“反党集团”都已经得到彻底平反。例如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为听渭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平反。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国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59]

又如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的“习仲勋反党集团”，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习仲勋等同志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所以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应予以彻底昭雪平反。[60]1980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认为所谓“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提法，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一概推倒。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认为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他们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61]

再如关于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中水利电力部打的“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水利电力部党组在1979年作出《关于对“李锐反党集团”平反的决定》，明确指出：“当时部党组对上述同志是以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党集团’来进行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的。这些同志被错误定为‘反党集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把他们对水利建设、水电建设和三峡规划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技术课题的不同意见，视为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把他们之间的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视为非组织活动的‘集团’，以致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其结果，不仅使这些同志长期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使水利电力事业(主要是水电建设)受到不应有的损失……”[62]

又如广东打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1979年8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还附去省委《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明确指出： “1957年至1958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省委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63]中共中央1979年10月19日对广东省委的请示作了批复，认为“广东省委通知中对过去反地方主义的分析意见是正确的”[64]。1982年4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又向中央纪委并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建议中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原处分决定，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65]，从而为他们彻底平反。

对于由毛泽东亲自定性、牵连甚广的“胡风反党集团”，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后来也逐步平反。1978年底，有关部门撤销对胡风关于无期徒刑的原判，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认为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人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牵连的，要彻底纠正。[66]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室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说有关部门近年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作了复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意复查结论，对其文艺思想、宗派等问题作了澄清和说明。[67]这样，“胡风反党集团”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平反，文艺思想等方面也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二）作为“反革命集团”已经平反，但对其中的主要分子没有彻底平反

属于这种情况的，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1982年2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于作出《关于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全文如下：

郭德宏：评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2)

潘方、宗铮、阵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因与王实味来往较多，他们对党内某些现象、某些同志有过一些议论，被认为是“五人反党集团”，受到批判和审查。1945年、1946年中央社会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分别对潘方、宗铮和陈传钢、王汝琪四同志做了甄别结论，否定了一些政治问题。但仍有不实之词。

毛主席J950年7月在陈传纲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方、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对因他们的问题受株连的亲属子女，一律发出通知，以消除影响。

这个决定回避了王实味本人的问题，但明确说明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是不存在的，从而为“五人反党集团”平了反。[68]

关于王实味的问题，李维汉虽然在1980年就提出要把他的问题搞清楚，“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反仍然要平反”[69]，但迟迟没有平反。1986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对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王实味作注释时说：“关于他是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70]这实际上非正式地为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问题平反。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其中指出：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一九三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71]

这个复查决定，虽然对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平了反，但可以看出仍然认为王实味是有政治错误的，定王实味为托派分子似乎也有根据，说明对他的平反并不彻底。

（三）仍维持原结论的

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有三个，即“高饶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江青反党集团”。

对于“高饶反党集团”，除了高岗、饶漱石两人以外的其他主要成员虽然很快就安排了工作，实际上为他们平了反，但对于“高饶反党集团”及高岗、饶漱石两人始终没有平反。

对于“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也一直维持原来的结论，并于1981年对其主要成员进行公开审判，除摔死的以外，都判了刑。

三、关于“反党集团”的几点思考

从上述情况来看，中共历史上打的“反党集团”是很多的，而且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于什么是“反党集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党纪规定或法律的界定。按理来说，要打“反党集团”，首先应该对“反党集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或法律的界定，达到了这样的标准才能叫做“反党集团”。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反党集团”的规定或界定。既然没有明确的规定或界定，那就没有限制了，只要领导人认为什么人与自己看法或行动不一致，就可以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从而把无数根本不是什么“反党集团”的人打成了“反党集团”。

从实际情况来看，那些已经平反的“反党集团”，毫无疑问都不是真正的“反党集团”。即使有的仍维持原结论的“反党集团”，严格来说也不能叫做“反党集团”。例如“高饶反党集团”，作为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真的会反对中国共产党吗？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他们还能谋取更高的职务、更大的权力吗？实际上，他们的活动不过是为了谋取更高的职务、更大的权力，并不是在反对中国共产党。高岗、饶漱石也没有多少组织上的联系，很难说他们是一个“集团”。因此，还不如说他们是进行非组织活动或阴谋活动更好。

至于“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这两个集团完全是由一批野心家、阴谋家等组成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罪恶累累，犯下了滔天罪行，给国家、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造成深重的灾难，称他们为“反党集团”或“反革命集团”，并不能准确反映出他们不可饶恕的罪行。

第二，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按理来说，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反党集团”，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即只有掌握这种权限的人或机关才有这样的权力。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史上的“反党集团”是由各种各样的人或机关打的。其中有中共中央委员会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部门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打的，有中国共产党的省委、县委打的，有国家机关或党组打的，有群众团体的党组打的，还有很多说不清是什么人、什么机关打的。既然什么人、什么机关都可以打“反党集团”，那打成的“反党集团”当然无法控制了。

第三，对于要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按理来说，要打“反党集团”，只有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根据其确切的罪行才能确定，不能什么人、什么机关不经过法律程序，就可以随随便便地将别人打成“反党集团”。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史上的“反党集团”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经过法律机关审判的。经过法律机关审判的，只有“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但对他们的审判，都是在他们被定为“反党集团”很多年之后才进行的，那只不过是对他们罪名的法律认定而已。既然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领导人和领导机关就可以随便把别人打成“反党集团”，那打成的“反党集团”当然就无法控制了。

第四，中国共产党打“反党集团”，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深刻影响。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大搞肃反扩大化，打了很多“反党集团”。其中比较早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党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又打了以皮达克夫、拉狄克为首的“反苏托洛袄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前国防副人民委员图哈切夫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以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主席李可夫为首的“右派一托派反苏联盟”，由叶戈罗夫等苏军元帅组成的“平行的军事中心”，由科西奥尔等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平行的布哈林中心”等。这次运动混淆了敌我关系，错杀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于部和知识分子。[72]到l 938年底，联共十七大中央委员中有2／3(83人)被捕和处决，l 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遭到逮捕或关或杀或流放。[73]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又把苏共中央领导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打成“反党集团”。苏联共产党的这种做法，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的反“托派”的斗争，就是直接受苏联“肃托”斗争的影响开展起来的。

除了“反党集团”外，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内打“反党集团”是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出现的历史现象。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多少人被打成“反党集团”。这是社会的进步。愿这样的历史现象以后不再重演。

2010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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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成立后仅三个月就宣告解体。后来，中央苏区领导人怀疑敌人的一些破坏活动是“AB团”所为，从1930年夏天开始在在党政机关和红军中广泛开展肃清“AB团”的运动，据有的材料说，当时被错杀的有７万人。

[2]反所谓“社会民主党”坏死在闽西苏区进行的。因为红十二军在开会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时有人喊错了口号，部分领导人便认为闽西存在“社会民主党”，于是开始大规模的肃反。结果，被错杀６２００人，连闽西苏维埃政府中近半数的执行委员，也被当作“社会民主党”杀掉了。

[3] “改组派”是汪精卫、陈公博等在国民党内组织的反蒋派别，标榜重新改组国民党，被称为“改组派”。“第三党”是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在第一次大规模失败后组织的，主张是进行“平民革命”，推翻南京政府的统治，建立“平民政权”的国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但他们也反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因而被称为“第三党”。从１９３１年开始，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等苏区怀疑“改组派”、“第三党”混入了苏区党政机关和军队，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改组派”、“第三党”的运动，２万多人被错杀。

[4] “托派”是“托洛斯基派”的简称，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怀疑“托派分子”渗入了解放区，于是开展了“肃托”运动，使很多人被错杀。其中最典型的是山东“湖西事件”和“泰山事件”，分别有３００多人和２４０人被错杀。

[5]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226页。

[6] 《烧毁高岗反党集团的招魂幡——评反动影片<红河激浪>》，《人民日报》1968年4月14日。

[7] 《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普照祖国西南边疆西藏自治区和拉萨市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人民日报》 1968年9月7日。

[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75页。

[9] 《人民日报》刊登的舒芜《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中，已称为“胡风反党集团”，见《人民日报》 1955年5月13日。

[10] 中共武清县党史大事记编辑委员会编：《中共武清县党史大事记 1949-1998.》，中共武清县党史大事记编辑委员会1999年印，第221-222页。

[11] 何载《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12] 李向东、王增如《文人之痛：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13] 《河北省反右派斗争扩展到各行各业中间人士同右派划清思想界限积极投入斗争》，《人民日报》 1957年9月8日。

[14] 《毒草丛生的“芒种”被摧毁王化南郭墟反党集团崩溃》，《人民日报》 1957年9月3日。

[15] 《长影“小白楼”反党集团穷凶极恶沙蒙郭维吕班率队向党冲锋》，《人民日报》 1957年9月3日。

[16] 《钟惦棐在党内里应外合放起右派向党进攻的第一把火》，《人民日报》 1957年8月5日。

[17] 《妄图取消党的领导要党对修正主义投降安徽文联反党集团阴谋败露》，《人民日报》 1957年7月26日。

[18] 《指挥一些叛徒、流氓、胡风分子等到处点火戴岳是安徽文联反党集团的主帅》，《人民日报》 1957年12月5日。

[19] 《近万人投入反右派斗争群众觉悟不断提高安徽省级机关展开大论战》，《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3日。

[20] 《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

一、彭瑞林、孙章录党籍的决议》，《人民日报》 1957年12月27日。

[21]林里《“音乐城”的魔影》，《人民日报》 1957年9月24日。

[22] 《在反右派斗争战线上广西文艺界揭露一批右派分子》，《人民日报》 1957年8月8日。

[23]姚丹《在“草木篇”的背后》，《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6日。

[24] 《铁道部反右派向纵深发展原来隐蔽很深的右派分子不断被揭发出来》，《人民日报》 1957年9月5日。

[25] 《不容右派分子篡夺人民出版事业领导权文化部负责人谈首都出版界反右派斗争经过》，《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4日。

[26] 《批判右倾思想克服温情主义鞍山反右派斗争扩展到基层》，《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6日。

[27]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捷报频传江丰反党集团败露》，《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5日。

[28] 《沈阳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深入一批反党小集团被揭发出来》，《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3日。

[29] 《浙江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搞得好右派骨干显露原形，积极分子受到表扬》，《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3日。

[30] 《“特殊盟员”》，《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0日。

[31] 《在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上陈仰之陆侃如等受到尖锐驳斥》，《人民日报》 1957年10月10日。

[32] 《挖掉章罗联盟在江西的巢穴许德瑗刘九峰右派集团崩溃》，《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1日。

[33]黄向青《云应霖的丑恶活动是掩饰不住的》，《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5日。

[34] 《司法部反右派斗争大有进展揭露出四个右派小集团右派分子被驳得哑口无言》，《人民日报》 1957年9月20日。

[35] 《人民日报》 1957 年12月5日。

[36] 《安徽反右倾思想大辩论大胜利肃清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从李世农反党集团手中夺回了专政职能的刀把子》，《人民日报》 1958年3月10日。

[37] 《在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右派分子被驳得抬不起头来》，《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日。

[38]区梦觉《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的胜利》，《人民日报》 1958年6月6日。

[39] 《制定行动纲领阴谋篡夺领导广西文艺界揭露一个反党集团》，《人民日报》 1957年8月4日。

[40] 《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彻底扫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垃圾广西党代表大会开除陈再励右派集团的分子出党》，《人民日报》 1958年7月15日。

[41] 《叶嘉禾组织反动集团拒不交代四川水利厅职工同他坚决斗争》，《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5日。

[42] 《云南省委揭露一个反党集团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被开除出党》，《人民日报》 1958年5月26日。

[43]赵广玉《放得透鸣得深辩得清改得狠》，《人民日报》 1958年6月17日。

[44]张仲良《要革自然的命，必先革思想的命》，《人民日报》 1958年5月17日。

[45] 《反右派斗争形成一条广阔的战线甘肃千余右派分子陷入群众重围》，《人民日报》 1957年8月5日。

[46]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1959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1967年8月16日。

[47] 宋晓梦著《李锐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48]程中原著《张闻天传》（修订版），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428页。

[49] 中共正定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正定县历史大事记 1949．10-1966．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50] 董宝训、丁龙嘉《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51]张宏儒《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710页。

[52] 《刘国光文集》第１０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56页。

[53]林雪《我向中央讲实情——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访谈录》，向继东编选《2007中国文史精华年选》，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42页。

[54]张宏儒、长弓、筱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典 1949－1988》，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

[55]鲁天明《“三家村”反动面目的大暴露》，《人民日报》 1966年5月22日。

[56]安徽省批判反动小说《风雷》战斗组《反动小说<风雷>出笼前后》，《人民日报》 1968年7月10日。

[57] 思化、军红《林彪反党集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革命大批判文章选辑《林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耻叛徒》，江苏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7页。

[58]刘吉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 1921-199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1页。

[5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60] 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496页。

[61] 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页。

[62] 宋晓梦著《李锐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63]《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编《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64]《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编《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

[65]中共海南区党委党史办公室编《冯白驹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0页。

[66]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16页。

[67]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440页。

[68] 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254页

[69] 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炎黄春秋》1992年第4期。

[70]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0页。

[71] 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72] 赵德水主编《社会主义知识辞典》，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9页。

在中共历史上篇2

一、正确把握国情, 理解思想政治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

1. 意识形态领域与社会存在复杂性特点相联系的各种思

想观念多样并存, 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千差万别。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地位和各种思想多样共存的关系, 是思想政治战线一项长期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基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国情, 以及人们思想活动的新特点, 我党提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从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出发, 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 “根据不同对象的情况, 不同时期的实际, 讲究道德的层次性, 注意工作的渐进性, 明确区分应当提倡的、必须做到、允许存在的和坚决反对的, 既照顾多数, 又鼓励先进”, “努力寻求道德建设与经济政策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性、方向性与务实性、灵活性高度统一起来, 彻底克服和纠正了长期以来脱离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及工人思想实际的单一化、简单化、条款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2. 意识形态领域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始终存在, 正

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复杂课题。三大改造完成后,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毛泽东一方面指出革命时期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 要求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另一方面, 他又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 还没有真正解决”, “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很尖锐”。

3. 正确开展党内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 善于识别思想战

线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 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 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从十年动乱结束到改革开放起步, 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过程中, 我党在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中, 坚持从实际出发, 有“左”反“左”, 有“右”反“右”, 不搞运动, 不随意上“纲”, 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政治教育, 开创了正确进行党内思想斗争的健康局面。在此基础上, 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左、右”错误的主要表现、危害和区分原则。“中国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成为全党的共识。

二、统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局, 认识思想政

治工作的战略性、能动性, 明确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是事关革命和建设事业全局的决定性因素, 才能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正确的目标依据

中共八大对当时中国主要矛盾的分析, 实际上提出了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 保证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是思想政治工作能动作用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我党先后提出“思想战线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条极端重要的战线”,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 我党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指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战略地位。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 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其中“思想建设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 “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要求从整个世界的大局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的高度认识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战略意义, “这是保证我们党始终做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三、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规律, 体现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人们运用科学理论指导, 自觉改造主观精神世界的实践活动, 具有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科学体系及发展规律。1951年刘少奇首次提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概念,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思想政治工作这一特定概念才得以确认并广泛使用。我党明确指出, 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 是党的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求“努力摸索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 使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科学化。”《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情况, 阐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针原则、规律和方法。从而大大深化了对思想政治工作本质特点和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

正规化、制度化建设是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执政后, 立即着手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级学校普遍建立党组制度、宣传网制度、高校政治工作制度。1951年初,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与调整各级党委宣传部的工作机构的指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 初步形成了思想政治工作运行操作机制。

思想政治工作科学的确认和建立是新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史上的里程碑。20世纪50年代, 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曾提出“政治工作是科学”的命题。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拨乱反正, 20世纪80年代初期, 在全国范围掀起一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的讨论, 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对象、规律、特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一致确认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的论断。1983年初, 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宣部、中组部、全国总工会、妇联、共青团等联合召开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组成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中国职工思想政治研究会, 创办《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刊物, 全面启动了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进程。

四、立足人的思想行为活动规律, 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 研究掌握人的思想认识特点和行为活动规律,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建国初期整风整党运动中, 刘少奇提出:“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 我们还应该注意另一些党员情绪的变动”, “重新给他们以革命的教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 我党把握中国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种积极性”和“两面性”特点, 把人的思想改造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有机结合起来, 在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同时, 实现了剥削者向劳动者的历史转变, 成为我党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的又一伟大创举。新时期开始后, 胡耀邦提出要求从思想政治工作最基本和最本质的问题入手, 深入系统地研究人的思想认识特点及其规律。《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 (试行) 》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 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原则作为“检验我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是否真正相信、依靠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标志”。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调整人们思想行为来实现工作目标的能动方式, 必须重视人的生理、心理、物质和精神需求这些支配人们思想行为的基本因素。物质利益是人的思想行为产生变化的经济根源和物质基础, 充分运用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 把发扬革命精神同坚持物质利益, 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是建国以来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毛泽东曾严肃批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忽视群众物质利益, 极大损伤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从而导致党与农民之间关系紧张的错误, 要求“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 一定行不通, 一定要失败。”改革开放后, 我党提出“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 “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教育必须同实行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紧密结合, 必须同现阶段按劳分配和其他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

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思想政治工作实现形式和途径探索中取得的重大突破。通过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职工业余读书活动;双拥共建活动;文明城市、村镇、行业、家庭创建活动;企业、村镇、社区、校园文化建设;“讲文明、树新风”活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等一系列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 充分开发调动群众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动精神, 把说理教育和形象化教育、有意识和无意识教育、灌输教育和自我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凝聚力、感染力。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表率作用和人格魅力是影响受教育者思想认识、行为方式的关键因素, 也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核心问题。新中国建立后, 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的高度自律精神在全党人民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作风的化身”。建立在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上的党的崇高威信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们党能够经受严重困难考验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 影响是很大的”, 只有“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要求群众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 以实际行动为群众作出表率”才能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 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具信服力和感召力。“我们的困难在这里, 我们的希望也在这里”。这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又一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

摘要：思想政治工作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完成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之后, 开始并正在经历着两个新的转变:一是从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从单向灌输、注重号召到双向交流、注重引导的转变。这两个转变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外部环境和工作对象的深刻变化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推进两个转变的进程中, 适应新形势新变化, 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不断探索新途径新办法, 开创了新的局面。总结各地各部门的生动实践和新鲜经验。

关键词：中国革命,思想教育工作,理论成熟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633.

[2]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417-418.

[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787.

中共历史上的三中全会篇3

“三中全会”，一个烙在我们民族意识中的记忆与想象，温暖而深刻。

除了一至五届以及九届党代表大会后没举行三中全会外，中国共产党一共举行了11次三中全会。今年11月，即将召开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

纵观中共党史，历次三中全会往往具有特殊意义，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性的决策，多是在三中全会上做出。

六届三中全会：结束立三路线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于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召开。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向忠发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指出：“中央的错误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而是在正确路线之下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李立三对中央过去的策略与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作了检查发言，他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党的总路线，苏维埃区域，党内斗争等九个方面，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以后，坚决表示“要分析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得到教训。”会议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7月对中国问题议决案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对于中央政治报告的决议》、《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等。会后全会还补发了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出的《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和《苏维埃苏区土地农民问题议决案》。

全会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全党的统治。

七届三中全会：为财政好转而斗争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于1950年6月6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召开的中央全会。这次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即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年多的工作。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毛泽东的报告提出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确定的党在当时的战略策略方针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会议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这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错误思想。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不要把他们推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

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会议提出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对于开展各项民主改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国民经济，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八届三中全会：“大跃进”发端

为了总结整风反右的经验，解决经济方面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农业生产的问题，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了党的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和会议的总结发言；陈云作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

这次会议，对1956年党中央所采取的反冒进的若干正确做法，再一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并提出要恢复这三个东西。这个批评，实际上是后来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和酝酿发动“大跃进”的开端。

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复出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于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

华国锋在会上继续宣扬“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邓小平对此做了重要讲话，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要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要坚持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是第一次同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直接交锋，为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开了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会议。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在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的开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掀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在此后的六年间，即从1978年12月到1984年10月，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启动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主战场是在农村。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为发端，在整个农村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农村体制改革的浪潮，也就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改革的同时，城市里的工商企业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试点，即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这一阶段的改革特点在于正逐步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探索一种全新的体制模式。

在中共历史上篇4

这次市委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南通市委全会和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回顾总结一年来的工作，确定明年工作目标和思路，动员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团结和带领全市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乘势而上，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跨越发展。下面，我代表市委常委会，向市委九届八次全体会议报告工作。

一、今年三个文明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体会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围绕“勇当南通市跨越发展先行者”的总体目标，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增强执政能力为保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新理念，积极应对宏观调控新形势，全市三个文明建设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预计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１２０．１５亿元，增长１６．３％，增幅居南通第一；完成财政收入１０．６亿元，增长２５％；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１３８元，增长１６．９％；实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８７６２元，增长１４．７％；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１１０亿元，增长１５．４％。

——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工业主体地位进一步凸现。工业经济加快发展。预计全年完成全部工业产值２７５亿元，增长３７．２％，其中规模工业产值１３５亿元，增长５１．３％。建筑业经济长足发展。预计全年施工产值８０亿元，增长２９％。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预计全年完成增加值４２．５亿元，增长１３．５％，增幅居南通第一。三次产业结构明显优化。由去年年底的１９．２：４３．８：３７调整为１７．０１：４７．６９：３５．３；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３９．４％，同比增长３个百分点。

——招商引资双超历史，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截至１２月２８日，全市新批外资项目８８个；增资项目２７个，是去年的３倍；新批协议注册外资５．０８亿美元，比去年增长１３０．７％，超过了改革开放２６年来的总和；到账外资１．０２亿美元，比去年增长６４．５％。利用外资质量明显提升。外资项目平均单体规模５１７万美元，比去年增加２３８万美元。外商投资领域进一步拓宽。投向一、三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项目协议注册外资首次突破１亿美元。招商引资主阵地作用进一步凸现。两个开发区新批协议注册外资和到账外资分别占全市总量的５４．９％和６８．８％。外经外贸工作取得新成效。预计全年自营出口总额２．３亿美元，增长３６．７％；新派出国劳务人员２５３０人，增长３０．６％。

——项目投入高速增长，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投入总量超过前五年总和。预计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７４亿元，增长７０．７％，其中工业项目投入可望达到５４亿元，增长１３８．９％。规模项目数量大幅增加。全市已实施的规模工业项目３００个，超千万元以上项目１５０个，超亿元项目１１个，分别比去年净增１０９个、６３个、６个。投入质量进一步提高。工业项目科技含量明显提升，投资强度得到较好控制。工业小区建设步伐加快。预计全年完成小区基础设施投入２．２亿元，新进区企业２００家，完成区内项目投入工作量２２亿元。金融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全年新增工业贷款占新增贷款总额的7０％。

——沿江开发成绩斐然，后发优势进一步凸现。沿江经济成倍增长。沿江经济快速崛起，招商引资、项目投入、工业经济、财政收入等均呈现翻番或数倍增幅。基础设施建设负重奋进。全年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工作量８亿元，导流堤工程基本结束，皋张汽渡、疏港公路、精细化工园区、新型居民小区正在加快建设。产业集群正在形成。华大、诚晖等大石化企业的落户，推动了石化板块的初步形成。精细化工园的快速推进，吸引了一批化工企业进区落户。

——民营经济迅猛发展，主流地位进一步显现。经济总量持续扩张。截至１２月２８日，全市新增个体工商户４．８万户、私营企业４１７４家、私营企业注册资本６５亿元，分别增长７．２倍、４．５倍、６．９倍，稳居南通市民营经济“第一方阵”。板块特色初步显现。全市已形成民营经济特色板块５７个，预计年产值超亿元的２０个，其中超１０亿元的２个。贡献份额明显提高。预计全年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规模民营工业现价产值、销售收入分别占全市总额的９５％、９２．６％、９２％。组织方式不断创新。今年组建市级同业商会１０个，行业发展活力明显增强。

——环境打造难中求进，城市形象进一步提升。投入力度继续加大。在宏观调控环境下，全年完成城市建设投入６亿元，交通建设投入５亿元。有效推进重点工程。如皋大剧院基本竣工，区域供水工程顺利推进，城区路网改造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完成了如港一级公路建设，沿江一级公路、江曲线北延等重点工程正在抓紧推进，农村公路建设预计全年可完成８６０公里。大力整治城乡环境。以“文明创建”为抓手，综合整治市容镇貌、道容路貌，城乡环境明显改善。农村“三清”工程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民收入进一步提高。农业结构更趋优化。农业六大特色主导产业快速发展，全市新增花木面积６．２８万亩、外向果蔬２万亩。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大幅提高。全市共有３０家农业龙头企业销售收入超过千万元，江苏长寿集团被评为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花木大世界成为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点。项目农业开发势头良好。全市新增３０万元以上农业项目２７１个，投资总额４．５亿元。农民现金收入增长较快。预计全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４９５１．７元，增长１４．３％。

——综合改革卓有成效，体制机制进一步创新。国资商贸系统企业改革全面结束。９４家改制企业中，除３家正在扫尾外，已全部实现“产权关系清，劳动关系清，法律关系清”。供销粮食改革成效明显。供销社系统今年共变现资产１．７亿元，超过了前三年资产变现总和。粮食企业改革完成了抵押资产清偿和职工身份置换工作。教育卫生改革有序推

进。稳步实施办学体制改革，创办了９所民办学校，组建了如皋市职业教育集团和远程教育集团。加快市属医院改革步伐，上海仁济医疗管理公司顺利托管经营新合并的市人民医院，磨头等６家中心医院完成产权转让。税收征管机制进一步健全。推行社会综合治税，税务登记率、申报率分别达到９７％和９９％。

——党的建设不断加强，政治保证作用进一步发挥。着力提高领导班子的科学决策能力，修订了《市委常委会议事规则》，在各镇、各部门推行了《重大决策行为规程》。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全省县市中率先进行了正科职领导干部的公推公眩创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机制，首次在境外举办了领导干部培训班，在市外联办了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实施了“百千万”培训工程，提高了领导干部的执政素质。选派机关干部服务非公企业，深化机关与社区的“结对共建”，启动“双强”型村党组织书记建设，全面推进“双带”型村干部队伍建设，顺利完成了以“直驯和“一肩挑”为主导的村两委会换届选举，强化了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入开展“效能革命”，大力推行“五条禁令”，机关作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深入学习两个《条例》，加大违法违纪案件查处力度，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新成效。突出招商引资、全民创业主题，进行广泛宣传，在全社会营造了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浓烈氛围。～、人武、双拥、群团工作卓有成效。

——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事业不断进步，统筹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全面启动学习型城市建设等系列文明创建活动，市民素质和城乡文明程度得到提升。人大、政协职能作用充分发挥，民主法制建设得到加强。深入开展“法治如皋”、“平安如皋”创建活动，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教育现代化工程取得新进展，普通高考取得历史性突破，综合考核结果位居全省县级市前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建立。农村改水率达到９８％以上，率先在全省完成任务。有线电视推广成效显著。切实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完善了“五保合一”工程，企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率达９９％。

今年我们在“紧运行”的宏观形势下，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主要得益于我们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紧紧抓住执政能力建设这个“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实现了执政能力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步并进。我们的主要体会是：

准确判断形势、高点定位目标是我们实现跨越先行的前提。我们综合分析如皋具备的基础条件、面临的发展机遇、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自加压力，挑战极限，提出了“乘势而上，负重奋进，勇当南通市跨越发展先行者”的目标定位。面对宏观形势新变化，我们坚持加快发展不动摇，坚持聚焦重点不动摇，积极调整思路，创新工作举措，充分挖掘广大干部群众在困难中抓机遇、在挑战中谋发展的潜能，努力寻求服从宏观调控与发挥自身优势的结合点，实现了全年目标任务的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

坚持科学发展、狠抓关键环节是我们实现跨越先行的根本。我们认真学习领会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江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市跨越先行新实践，在坚持“五个统筹”的同时，始终突出经济建设中心，扬苏南之长，取浙江之经，狠抓招商引资和全民创业“双引擎”，取得了开放型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历史性突破；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在推进改革和征地拆迁中切实维护了广大职工、农民的利益，在加快经济发展中显著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水平。强市与富民的互动并进，有力地推动了跨越先行目标的顺利实现。

发挥政治优势、凝聚各方力量是我们实现跨越先行的关键。我们注重用党的先进性凝聚人，从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始，建立了常委分工片、班子成员挂钩镇和联系重点项目工作制度，并制订了考核办法，为全市各级干部作出了表率。我们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力开展“效能革命”，机关部门服从服务于发展大局的理念进一步确立，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我们注重发挥新闻～的正面导向作用，大张旗鼓地宣传了一批创业典型，调动了广大党员带头创业、带民致富的积极性，全市形成了“户户竞相创业、人人争当老板”的生动局面。我们创新经济工作的组织方式，通过组建同业商会等途径将数百名企业主集聚在加快发展的旗帜之下。我们充分发挥～、群团的作用，调动社会各个层面投身跨越先行大业的积极性，促进了全市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

锤炼干部队伍、增强执政能力是我们实现跨越先行的保证。我们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强化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不断提升政治素养、精神境界，打牢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基矗我们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发展经济的责任意识、奋发有为的进取意识，注重在经济建设主战场锤炼干部，增强了党员干部发展经济的能力。我们创新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干部队伍的活力进一步焕发。我们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从源头入手，标本兼治，拒腐防变能力进一步增强。卓有成效的措施，锤炼了干部队伍，各层各级特别是农村基层涌现出一大批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善于攻坚克难、勇于争创一流的党员干部，为跨越先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我们今年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对新形势下开放型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上还有差距，组织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与新型工业化的要求还有差距，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干部作风建设与如皋全面跨越的要求还有差距，开拓创新、化解难题的本领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切实加以改进。

以上报告的是市委常委会一年来的主要工作。需要强调的是，在今年困难多、矛盾多、挑战多的复杂形势下，我市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全市各镇、各部门、各级干部，特别是在座的同志们，为此付出了比以往更多的心血和汗水。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全市广大镇村干部处在改革发展稳定工作的第一线，直接面对群众，直接面对大量矛盾，承受的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南通市委全会和经济工作会议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推进招商引资、项目投入、沿江开发、全民创业、环境打造等重点工作，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力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市人民，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提高执政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跨越发展。主要经济指标预期是“三个突破、三个高于、三个达到、三个加快”，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部工业产值和规模工业产值实现历史性突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１万元，全市达到１４５亿元，增长２０％以上；全部工业产值突破４００亿元，增长４７％；规模工业产值突破２００亿元，增长４８％以上。新批协议注册外资、注册外资实际到帐和工业项目投入的增幅均高于５０％：新批协议注册外资确保７．５亿美元、力争８亿美元；实际到帐外资确保１．８亿美元、力争２亿美元；工业项目投入确保８０亿元、力争１００亿元。全市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在总户中的占比分别达到２０％和２％，新增私营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的占比达到２５％以上：全年新增个体工商户２２０００户新增私营企业２２００家。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继续加快增长：财政收入达到１２．５亿元，剔除农业税增长２６．４％；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４８４０元，增长１７％；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１万元，增长１４．１％以上。

三、实现明年经济社会全面跨越发展的措施

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跨越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以又快又好的发展统揽全局，大力提升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更加注重招商引资的务实性和有效性，实现开放型经济的新跨越。

开放型经济是我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也是我市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力，全市上下必须高度统一认识，毫不动摇地走吸纳型、集聚式发展之路，毫不动摇地抢占新一轮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的有利地位，毫不动摇地通过扩大开放提升我市经济发展的层次和水平。

１．在全市上下齐抓共上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主阵地招商。近两年来，各镇、开发区、各部门整体联动，四面出击，形成了招商引资全面推进的喜人局面，我们要保持这种良好势头，并力争在主阵地招商上寻求更大突破。发挥主阵地和主体力量作用。个开发区要进一步发挥主阵地作用，如皋港经济开发区要力争完成协议注册外资２亿美元、实际到帐外资８０００万美元；如皋经济开发区要力争完成协议注册外资１．５亿美元、实际到帐外资６０００万美元。招商局要进一步发挥专业化队伍作用，力争完成协议注册外资１亿美元、实际到帐外资４０００万美元。“两区一局”在全市招商引资中的贡献份额要力争达到７５％以上。夯实基础力量。如城作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要做各镇招商引资的领头羊，力争完成协议注册外资４０００万美元、实际到帐外资２０００万美元；丁堰镇要发挥工业重镇的产业基础优势，力争完成协议注册外资３０００万美元、实际到帐外资１５００万美元；柴湾、石庄、下原、吴窑、搬经等镇要力争完成协议注册外资２０００万美元、实际到帐外资１０００万美元；白蒲、林梓、东陈、九华、长江、江安、磨头、桃园、皋南、袁桥等镇要力争完成协议注册外资１５００万美元、实际到帐外资８００万美元；雪岸、高明、常青、黄市、夏堡、郭园等镇力争完成协议注册外资６００万美元、实际到帐外资３００万美元。激活社会力量。充分发挥企业联结市场的源头优势、与客商直接接触的感情优势、承载项目的平台优势，突出“嫁接式”招商。凡年出口创汇５００万美元以上的企业，要力争引进一个５００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年销售超亿元的企业要力争引进一个４００万美元以上的项目。要通过“保姆式”服务，激发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以外引外、增资扩股的积极性；要充分利用如皋籍在外能人资源，调动他们为家乡招商引资的热情；要对侨眷、侨属、台属予以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实现以侨引资、以台引资。

２．在全员招商和专业招商并举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专业招商。全党动员、全员发动是近两年我市招商引资连续“撑杆跳”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要在继续激活每一个招商细胞的同时更加注重专业招商。项目包装专业化。在精心筛选项目的前提下，组织专业人才进行项目包装；在做好企业包装、产品包装的同时更加强化我市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的整体包装。组织推介专业化。完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组织方式，探索专题招商、推介招商的策划组织专业化。招商人员专业化。招商局要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集聚作风正派、业务精湛、工作踏实的正规化招商专业人才，使之成为如皋招商引资的主体力量；两个开发区要加大招商力量的整合力度，不拘一格招揽招商专业人才，并探索建立为我所用、市场化运作的专门招商组织；各镇都要探索建立能够激发招商主体活力的企业化招商主体。

３．在行政推动和市场化招商并举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市场化招商。实践表明，招商引资不断取得新突破离不开强有力的行政推动，我们要在继续坚持高效组织推进的同时，积极探索市场化招商的新途径。开展节会招商。坚持市场化运作，按照“简朴、务实、有效”的原则，高频度开展宣传推介、集中签约活动；精心组织第三届沿江经济洽谈会和经济技术洽谈会，以～作为招商引资过程控制的时间节点，集中展示上半年和前三季度招商引资成果。推进委托招商。与各类行业协会、国外驻华机构、企业驻外办事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以及专业招商人员乃至社会自然人建立招商契约关系，委托他们进行招商。实施中介招商。心选择资信好、实力强的境内外招商中介机构为我们进行招商引资，同时要注意学习和借鉴他们在信息搜集、项目包装、项目推介等方面的技巧和经验。

４．在优惠政策招商和内在优势招商并举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内在优势招商。对我市而言，营造招商的“成本洼地”仍显必要，在完善功能配套，机电工业园区重在标准厂房的建设，物流园、生态园重在开放市尝引进资金尽快启动。加快项目投入进程。建立与业主的互通机制，对在谈项目落实专人跟踪，千方百计促成合作；对签约项目强化“一条龙”服务，推动项目迅速转化；对在建项目实行定期走访制和服务责任制，通过高效组织、高质服务促进企业早日形成效益。针对服务沿江项目的专业性和特殊性，继续租用、雇用、柔性引进规划设计、商贸经营、外语等方面的专家型人才，从根本上提高整体服务能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临港型项目投资额必须控制在１０００万美元或亿元人民币以上，后方腹地利用标准厂房的企业必须达到规模以上。进一步建立健全业主码头共用机制，确保岸线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

３．以功能开发为突破口，加大环境建设力度进一步提升集聚生产要素的能力。继续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思路，负重奋进，重点抓好沿江一级公路、疏港路长青沙段、主城区骨干道路、长青沙大桥、皋张汽渡等重点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尽快形成区内联网、区外通达的交通网络。重点突破功能配套建设。着眼长远，立足当前，着重抓好热电厂、输变电工程、污水处理厂、公用码头、星级宾馆、行政中心等重大工程建设；推动建立海关、海事、商检、边检、航道管理等港口办事处；尽快设立金融、保险、电信、邮政等服务机构；超前包装居住小区、沿江综合性二级医院等重点城市功能项目对外招商，力争早日取得突破。全年基础设施和功能配套建设投入总量力争达到１０亿元。

４．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证，加大组织协调力度，进一步提升共开共发水平。牢固确立“大沿江开发”的思想，正确处理好港口开发区与省级开发区、港口开发区与后方腹地的关系，真正形成共开共发的良好格局。两个开发区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互动开发、错位发展。如皋经济开发区要以建设中心城市新城区的定位，实施高水平开发，快速提升形象，增强集聚能力；以基础设施、功能配套的加快完善，强力吸引具有城市工业特点的大项目、好项目，注重引进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项目；以开发区的建设成果惠及百姓，推动区内村（居）率先实现现代化。明年要确保完成基础设施和功能配套建设投入１０亿元、工业项目投入１０亿元。各镇要打好沿江牌，更加重视引进与港口开发区主导产业相联系的配套产业，进一步提高招商的有效性和全市产业的关联度。市沿江经济开发指挥部要进一步完善组织领导机制，适当充实成员单位和人员，从相关部门抽调专业型领导干部充实到指挥部，进一步提高指挥、协调、服务沿江开发的能力。

（四）更加注重产业板块集聚，实现全民创业新跨越。

民营经济是民本经济，是规模经济的“孵化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抓手和突破口。我们要在进一步扩张总量的同时，更加注重产业板块集聚，努力提升民营经济发展的层次和水平。

１．走联动式发展之路，进一步构筑全民创业的广阔平台。实施市镇村三级联动，强势打造民营经济服务平台、发展平台和组织平台。市级注重构筑服务平台。通过建立民营经济网站，为全民创业提供及时、快捷的信息服务；通过组织银企合作、建立互助型民营融资担保机构等途径，为全民创业提供资金融通服务；通过大力引进各类适用型人才、定期培训企业管理人员，为全民创业提供智力支持；通过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为全民创业提供科技支撑。各镇注重打造发展平台。各镇和两个开发区要继续加大投入，进一步完善园区的基础设施和功能配套。高标准、高质量地推进标准厂房建设，全市完成１００万平方米。如皋经济开发区力争建成３０万平方米、如皋港经济开发区力争建成１０万平方米；重点镇力争建成５万平方米，一般镇力争建成３万平方米。要加快完善集镇功能，加快建设和改造专业市场，加快实现集镇、工业集中区和村组道路的联网联通，吸引更多的创业者进镇入区。村级注重夯实组织平台。大力加强“双强型”村党组织书记、“双带型”村干部队伍建设，发挥“两委会”成员在全民创业中的组织、引领和带动作用；大力发展农民经纪人队伍，发挥能人、大户在全民创业中的示范作用；大力开展争创“民营工业亿元村”、“小康示范户”活动，发挥活动载体对全民创业的推动作用。通过市镇村三级联动，进一步形成全民创业的铺天盖地之势。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强化质量意识，在提高开业率的基础上，大力提高个体工商户向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向有限责任公司、规模以下企业向规模企业的转化率。

２．走集群型发展之路，进一步打造全民创业的板块特色。发挥产业规划的指导作用。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全市民营经济发展的产业规划，引导民营经济健康、有序、集聚发展。各镇要充分发挥特色产业优势，制定民营经济板块发展规划；区域相连、产业类同的镇要加强横向联合，共谋发展，做大板块，形成一镇一品或数镇一品的集群特色。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进一步从～上引导、政策上鼓励、要素上倾斜，推动龙头企业拉长产业链，实现外协件本土加工，催生一批上下游配套企业和加工户，形成产业集聚。着力培育以东方、焯晟、阳鸿为龙头的石化板块；以英田、上海轮胎、庆华为龙头的汽车及配件板块；以力星、高压、昌升为龙头的机械板块；以金元、丁纺、泰慕士为龙头的纺织服装板块；以融翔、宏茂为龙头的钢铁板块；以九鼎为龙头的新材料板块；以上海制皂、双马为龙头的精细化工板块；以华冠、皋鑫为龙头的电子板块；以长寿、银燕、玉兔为龙头的食品板块；以华东铸业为龙头的液压件板块。发挥同业商会的凝聚作用。进一步拓宽领域，加快同业商会的组建步伐，提高行业的凝聚力和扩张力。在发挥好同业商会维权、自律、沟通等作用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行业加快发展，壮大规模，提升层次，凸显行业的聚合作用。通过以上途径，市级重点培育２个超２０亿元、８个超１０亿元的特色经济板块，镇级、村级要分别培育５亿元以上和亿元以上特色板块，全市培育民营经济亿元村３０个。

３．走规模化发展之路，进一步放大全民创业的旗舰效应。激励联合重组。引导

企业开放重组扩规模，着眼长远利益，积极投大靠强，在更高层次上加快发展；引导中小企业横向联合扩规模，加快兼并、联合、重组步伐，增强竞争力；引导企业多元发展扩规模，发挥主业优势，延伸发展触角，形成一主多元的发展格局；引导企业外向开拓扩规模，到市外、省外、境外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充分利用好“两个资源”和“两个市潮。强化内涵发展。推动民营企业创新运行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推动民营企业寻求科技支持，通过自主研发、对外联合、购买专利等途径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增强核心竞争力，２００５年全市新培育民营科技企业３２家、新培育科技亿元企业１８家、与高等院校合作新建研发机构４家、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１００个、开发科技项目１００个；推动民营企业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塑造人本、诚信的现代企业新形象。实施强体战略。开展品牌创建活动，２００５年全市争创省名牌产品２只、南通市名牌产品３只；引导企业走资本运作之路，推动九鼎集团加快上市步伐，加大对南天集团等重点骨干企业的扶持力度，力争早日进入辅导期，同时培育力星、英田、昌升、神马、江中等一批上市梯队。

（五）更加注重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经济新跨越。

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跨越，基础在农业，关键在农村，希望在农民。必须更加注重解决“三农”问题，始终坚持以农民增收为中心，创新思维，调整理念，跳出农业发展农业，跳出农村繁荣农村，跳出农民致富农民。

１．坚持以产业化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提升农业比较效益增强农业综合竞争力的有力之举。加快发展特色主导产业。在继续强势推进花木盆景产业发展、打造江苏花木经济第一市的同时，进一步突出外向果蔬、栽桑养蚕、优质生猪、如皋黄鸡等产业的发展，明年全市花木盆景面积力争达到２０万亩，外向果蔬达到１４万亩，桑园面积达到１２万亩，优质生猪出栏６０万头，饲养如皋黄鸡１８００万羽；加强种养基地建设，注重规模发展，全市新建市级农业园区２个、镇级农业园区３３个；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进一步放大长寿品牌优势，新增１０万亩无公害农产品基地、１０个无公害农产品、２５个农产品注册商标。加快培育做强农业龙头企业。认真落实扶持龙头企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促进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重点龙头企业集聚，扩大市场占有率，延伸产业链，增强生产基地的拉动力。明年要确保新培植年销售超５００万元的龙头企业１０家、超５０００万元的３家、超亿元的５家、超５亿元的１家。加快突破“三资”开发农业。要积极引导境外资本、工商资本和民间资本开发农业，推动我市龙头企业与外来资本、先进技术和国外市场嫁接，迅速扩大规模，提升档次，增强竞争力。明年全市“三资”开发农业总额必须突破５亿元，合同利用外资５０００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２０００万美元，各镇至少新增１个投入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农业项目。

２．坚持以城镇化繁荣农村。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高起点规划、高品位建设、高水平经营小城镇，完善功能配套，促进人口向城镇集中、企业向园区集中、居住向社区集中。要科学制定农村现代化发展规划，大力推进如城镇陆桥村、红星居、经济开发区新王庄村、柴湾镇镇南村、白蒲镇朱家桥村、丁堰镇新堰村、九华镇九华居、石庄镇永新居、吴窑镇吴窑居、黄市镇联络新村等１０个农村现代化建设试点村工作。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精心组织实施水利三年建设规划，保证河道底清、面洁、岸净、坡绿、灌排自如，满足城乡居民生产生活需要；大力推进农业资源综合开发，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步伐，拓展开发的领域和深度；努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进一步加快农村路桥建设，切实落实长效管理机制，确保农村路桥通畅美观。大力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重点推进以“清洁村庄、清洁河道、清洁家园”为重点的“三清工程”，明年要有３０％以上的村达到三清标准，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地绿、天蓝、水清、居佳”的生产生活环境。

３．坚持以非农化致富农民。积极培育市场主体。大力发展种养大户、农民经纪人队伍和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全年新增百人以上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２５家，发展持证农民经纪人２０００人以上。大力扶持勾衣结网、绗缝、宠物玩具、红木雕刻、皮革手套等传统特色产业，为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妇女创造更多的就业致富机会。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水平。充分发挥我市中等职业教育资源的比较优势和成人教育的基础作用，加大对农民自主创业能力的培训，大力提高农民素质，引导农民进城入镇。放手发展各类劳动力市场和中介服务组织，进一步扩大劳务、技术整建制输出的总量，提高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层次，全年转移农村劳动力３万人以上。大力发展建筑业。围绕跻身“全省建筑十强市”行列的目标，进一步创新机制，调优结构，开拓市场，做强企业，确保明年施工面积超过１５００万平方米，产值超过１１０亿元，收入超过３０亿元，职工分配超过１５亿元，新增２家一级资质企业，创造条件申报１家特级资质企业。大力实施规模战略，全市形成以六建、江中２个超３０亿元企业为龙头，以一建、东陈、下原等５个超５亿元企业为基础，以一批超亿元企业为依托的建筑企业集群；积极拓展市场空间，稳定东三省，扩大京津沪，主攻长三角，进军大西部，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和用人机制创新，引进新工艺、推广新技术、采用新材料，采取招聘、培训和柔性引进等多种途径集聚人才，增强企业竞争力。

（六）更加注重科学有效组织，实现环境建设新跨越。

环境建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经济工作最有效的抓手，是提高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是三个文明建设的最佳结合点，也是服务业发展的“催化剂”和“孵化器”。面对宏观调控带来的诸多制约，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百折不挠，拓宽思路，创新举措，继续大力度推进环境建设，为集聚更多的生产要素提供第一载体。

１．以科学民主为原则，精心组织城镇规划修编。根据加，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各种风险的能力。按照分级负责、归口管理的原则，切实加强信访工作，建立健全多形式、多层次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依法、及时、妥善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

２．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全面跨越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认真研究和探索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加强典型宣传、热点引导和～监督，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建设学习型城市为目标，以党员干部为重点，在广大市民中大力开展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以倡导新时期如皋“城市精神”为契机，引导全社会形成厚德笃学、文明诚信、拼搏创新、超越争先的精神风貌和行为规范；深入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教育和培养好如皋跨越发展的生力军和～人。大力实施人才战略，建立、完善和创新人才的培养引进、配置使用、鼓励激励、社会保障、有序流动等方面的政策，为全面跨越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３．加强社会事业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大力发展各类公益事业，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共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的需求。大力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加快教育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工程；按照产业发展的思路，放大名校效益，叫响如皋教育品牌；采取订单式、市场化运作的形式，大胆尝试校企合作办学，发展职业教育；建立和完善包括幼儿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社区教育等在内的立体教育网络，努力构建如皋特色的终身教育体系。加快发展公共卫生事业。进一步深化市属医院产权制度改革，规范镇医院经营管理行为，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公共卫生保障水平和医疗质量。扎实推进文化大市建设。进一步完善小城镇功能，加快群众性文化体育设施建设；运用市场经营的理念，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利用各种文化设施、各类艺术团体和文艺协会等载体，做好文化产业文章；加快有线电视发展步伐，力争明年上半年建成有线电视县（市）；以承办２００６年省十六届运动会部分项目为契机，筹划建设多功能体育馆。认真执行三大基本国策。不断改善人居环境，切实加强土地节约利用和规范管理，争创拾十五”人口与计划生育先进县（市），提高人口素质。

（八）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实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新跨越。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和谐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富民优先，实现跨越发展与加快富民的互动并进，努力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市人民。

１．扩大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坚持“三个优先”、“四个到位”。把扩大就业和再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摆在党委、政府工作的优先位置，对就业再就业资金的需求优先安排；坚持工作责任到位、政策落实到位、资金投入到位、措施保证到位。明年必须帮助２０００名以上的城镇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失业人员再就业率达５０％以上，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５％以内。建立统一公平的竞争就业机制。取消各种针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性就业政策，认真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切实维护企业职工权益。推行岗位工资制、工资集体协商制，完善最低工资制，推行欠薪保障制和灵活就业工资制，力争全年企业职工工资水平较大幅度提升。

２．重视分配，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坚持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的原则，充分运用财政、税收等经济杠杆，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净增参保人数２４００人，失业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医疗保险在推进镇机关全面覆盖的同时重点引导城镇企业参保；提高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全面落实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积极鼓励农民群众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逐步做到“失地有保、征地必保、人人参保”；进一步完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效解决农民看不起病和因病致贫问题。

３.统筹安排，高度关注群众的生产生活。努力兼顾社会不同群体利益。切实帮助失地农民、失房居民、失业职工和贫困劳模、农村“三老”、特困家庭解决生活困难，保证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解决好他们看病难、子女上学难的问题。全面落实各项帮扶政策措施。按照“多予、少娶放活”的方针，严格控减农民负担；建立健全财政对困难群体的资助体系；继续认真实施“百村万户”帮扶工程和百名农技人员到村挂职工作；认真落实土地承包政策，鼓励农民以租赁、参股等办法，参与二三产业开发，让农民从土地增值中长久得益；高度重视农村积累性矛盾的化解工作，多措并举，壮大镇村财力，有效压降债务，尽快兑付农村合作基金会股金，多渠道化解改革发展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矛盾纠纷，实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继续整顿规范市场秩序。严肃查处制售假冒伪劣等不法行为，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加强动植物检疫防疫，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四、以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加强党的建设，为经济社会全面跨越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保证

加强党的建设，重在提高执政能力。只有努力建设信仰坚定、执政为民、锐意进娶生机勃勃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最大限度地凝聚和整合党的执政资源，才能为如皋经济社会全面跨越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一）以“强干”为核心，全面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执政水平。

各级领导班子是党执政的决策者、执政活动的组织者、执政使命的担当者。党要管好党、执好政，最关键的是要把干部队伍尤其是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按照十六届四中全会要求，突出干部执政能力建设。把跨越发展当作“第一要务”，增强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在错综复杂的市场变化中准确判断形势，创新思路，破解难题，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把综合协调当作“第一功夫”，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善于既突出重点，牢牢抓住经济建

在中共历史上篇5

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市第六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刚才，六届一次全委会又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同时选举了书记和副书记，通过了市纪委一次全会的选举结果。在这光荣的时刻，我代表六届市委常委会，对同志们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年龄关系和工作需要，五届市委中的一些同志不再担任新一届市委的领导工作，但他们为**经济社会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借此机会，让我们向这些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诚的感谢！

从现在起，中共**市第六届委员会就正式接过五届市委的“接力棒”，同全市17万多党员和425万人民一道，踏上了推动**快速崛起的历史征程。面对党和人民给予的殊荣，我们深感使命神圣，责任重大。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组织的厚爱和重托，倍加珍惜全市人民的厚望和期待，不辱使命，恪尽职守，开拓创新，勤奋工作，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要求、无愧于**人民的辉煌业绩。下面，我讲几点意见，与大家共勉。

第一，政治坚定，善谋大局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大局是全局，是大势。讲政治、顾大局是对每一位市委委员的基本要求。我们必须把握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坚持政治观点，严明政治纪律，努力提高政治鉴别

1力和政治敏锐性，在任何时候都与中央和省委保持高度一致。要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把党的最高纲领与现阶段的基本纲领统一起来，紧密联系思想实际，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到党的事业中去，把个人的努力融入到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实践中去。要进一步增强维护大局、服务大局的意识，善于以全局的眼光判断新形势、抢抓新机遇、实现新突破，善于从全局的高度统一思想、制定决策、推动落实。当前，全市的大局就是把党代会确定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我们所有的决策都要围绕这个大局来考虑，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这个大局来开展。市委作为全市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要善于把握方向，抓大事，管全局。各位委员无论分工做什么工作，都要自觉把本职工作放到大局中去考虑，以推动市委决策更好落实，实现美好蓝图！

第二，牢记使命，执政为民

新一届市委从产生这一刻起，就步入了一个新考场，事业是考题，群众是考官，得分多少最终由群众来评判。能否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关键就看我们加快发展的实绩、为民工作的政绩。我们一定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经常想一想“当初入党为什么、当了领导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下什么？”要坚持把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千方百计加快**发展，全心全意谋求群众福祉，倾注心血把**的事情办好，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进一步增强群众观念，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

靠群众，让广大群众共享更多改革发展成果，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带着感情与群众相处，带头落实群众工作的各项制度，满腔热情地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干出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实绩，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第三，勤奋好学，学以致用

重视学习、勤奋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学习是取胜之道、素质之基、创新之本。学习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最根本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学习要注意领会精神实质，学会从总体上把握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并结合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和**发展的新实践，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入理解，提高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我们的思想水平和知识水平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问题上见成效，在改造个人主观世界上见成效，让学习的过程成为不断增强政治上坚定、理论上清醒的过程，成为培养世界眼光、增强战略思维、提高综合素质的过程，成为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不断推进工作的过程。学习贵在自觉、贵在坚持，要有求知若渴的欲望，刻苦钻研的精神，持之以恒的态度，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养成勤于读书、敏于求知、善于思考的习惯，努力使新一届市委成为学习型的班子。

第四，开拓创新，有为善成创新才能发展，守旧没有出路。要实现市第六次党代会确立的“加快建设川南城市群中心城市、加快建设成渝经济区新高地，努力在成渝经济区快速崛起”的宏伟目标，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是个干事业的地方，是个能干成事业的地方，是个能干成大事业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始终保持蓬勃向上的朝气，讲奉献、比作为，对人民饱含真情、对事业富有激情、对工作充满热情，才能始终保持快乐心情，以良好的精神状态、一流的标准、一流的工作，创造一流的业绩。要始终保持开拓创新的锐气，坚持不懈地解放思想，更加重视创新，积极投身创新实践，以“非禁即入”的勇气大胆探索新路，以锲而不舍的韧劲努力谱写新篇，使自己成为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典范。要始终保持奋斗不息的志气，勇于面对和善于处理各类矛盾和问题，千方百计造福**百姓，全心全意服务**人民，求好、求快，大干、真干、拼命干，以优异的成绩让省委放心！让**人民满意！

第五，团结共事，发扬民主

懂团结是大智慧，会团结是大本事。能不能搞好班子团结，是衡量检验领导干部素质高低和领导班子凝聚力战斗力强弱的重要标志。新一届市委必须珍视团结，维护团结，加强团结，带头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用市委一班人的团结凝聚党心民心，领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努力完成市第六次党

代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要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市委全委会及其常委会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凡涉及全局性、长远性的战略问题和重大事项都要经过集体讨论，真正做到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科学决策。要认真执行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制，每位班子成员既要按照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又要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做到分工不分家。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支持人大、政府、政协依法履行职责，调动各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工商联等各方面的积极性，保持风清、心齐、气顺、劲足的良好局面，形成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

第六，清正廉洁，克己慎行

清为政之根，廉为国之本。权利自觉是一种党性修养，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必备的精神境界。市委一班人作为全市的领导核心，能不能始终保持廉洁自律，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全市的党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我们每一位同志都要始终保持洁身自好、一身正气，自觉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权、慎欲、慎情、慎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身手、抗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要做艰苦奋斗的表率，牢固树立为党和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带头勤俭节约、过紧日子，坚决克服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思想的影响。要做公道正派的表率，坚持秉公办事、正大光明，使用干部重德重才、唯贤是举、不分亲疏，处理事务公平公正、合情合理、不厚此薄彼。要做清正廉明的表

率，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遵守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带头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永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要做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表率，对本地区本单位和分管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要敢抓敢管，进一步完善机制，强化监督，把反腐倡廉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以上六条，既是新一届市委常委作出的郑重承诺，也是对所有市委委员提出的要求和期望。我们一定要说到做到，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同志们选举我担任市委书记，是对我最大的信任。作为一班之长，我一定带头树立做人坦诚、做官清白、做事奋发的良好形象。我诚心诚意地希望各位常委、委员帮助我、监督我！

当前，新一届市委的首要任务是全面学习贯彻市六次党代会精神。各位市委委员和候补委员要带头组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紧密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深入学习党代会工作报告，全面领会精神实质，科学确定发展思路，明确工作措施，真正把党代会精神落到实处。

在中共历史上篇6

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白克明

同志们：

刚刚闭幕的省第七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河北省第七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刚才，省委七届一次全会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委常委会，选举我担任省委书记、郭庚茂同志和张毅同志担任副书记。这是各位委员对我们的信任和重托，是全省广大党员对我们的信任和重托。我代表新一届省委常委会同志们，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从现在起，七届省委就接过了六届省委的接力棒，肩负起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向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不断奋进的历史重任。如何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不辜负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期望，是我们七届省委每一位同志，都应该深入思考、认真回答的问题。我想就这个问题讲几点意见，与大家共勉。

第一，肩负起历史重任，我们需要加强学习。面对新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政治理论素养，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共产党人；必须进一步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努力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优秀领导干部。只有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我们才能适应岗位的要求，肩负起领导的责任。学习的首要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特别是要下功夫学习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要强化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意识，使之贯穿到改革和建设的全过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要提高领导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能力，驾驭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妥善处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我们还要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用现代经济、科技、法律、管理等知识丰富自己，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涵养自己。我们还特别要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全国各地改革建设的先进经验，加快推进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步伐。总之，我们要努力做一名紧跟时代步伐、富有时代气息的学习型领导干部，始终不脱离时代、不脱离实际、不脱离群众。

第二，肩负起历史重任，我们需要锐意创新。当前，我们面临着宝贵的发展机遇，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就能实现更快更好发展。这里的关键在于创新。一切落后都源于思想守旧，一切进步都始于开拓创新。创新是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体现，是推进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这次党代会确定的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目标，就是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重要成果。实现这一目标，更需要我们增强思想的开拓性和工作的创造性。我们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形势，以创新的思维谋求发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只要我们把探索的勇气同科学的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敢于超越，尊重规律，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符合河北实际、具有河北特色的强省之路。

第三，肩负起历史重任，我们需要求真务实。求真务实，是一种品格、一种作风、一种能力，是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反映。在这次党代会上，我们向全省人民作出了推动河北更大发展的庄严承诺，会内会外人心振奋。与此同时，人民群众也将自始至终密切关注着我们的行动。这就要求我们七届省委的全体同志，首先要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有了责任感，我们就能从内心深处升腾起一种很强的工作激情和实干精神，带着对河北这片热土的深厚感情、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历史责任、对造福人民的不懈追求，殚精竭虑，忘我工作。二是要树立科学的求真精神。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复杂的情况和问题，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悟出真谛、把握规律，从而做出正确决策，有效解决问题。越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越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以更好地指导工作。三是要树立良好的务实作风。人的一生中，真正能够为党和人民干点事情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我们要珍惜自己的岗位，珍惜宝贵的时光，多做几件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这次党代会确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必须只争朝夕，真抓实干。决不能因为工作拖沓而丧失机遇，决不能因为作风飘浮而亵渎使命。我们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锲而不舍地推动工作落实。

第四，肩负起历史重任，我们需要团结奋斗。总结历史经验，河北的希望在于干部队伍的精诚团结。我们七届省委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坚持高扬树正气、讲团结、求发展的主旋律。讲团结，首先就是要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加自觉地执行中央的决策部署，更加自觉地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讲团结，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新一届省委要更加充分地发扬民主，鼓励大家积极发表意见，形成生动活泼的局面；同时要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集体决定一旦形成，就要自觉服从，坚决贯彻。我们每个同志都要以很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做维护集体领导、维护团结的模范。讲团结，就是要形成合力。共同的理想和事业的追求，使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就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相互支持、相互包容，始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形成干事创业的合力。

第五，肩负起历史重任，我们需要清正廉洁。廉洁出了问题，不仅是干部个人的事，还会影响整个班子的形象，甚至影响一个地方的发展和稳定。能不能做到廉洁自律、廉洁奉公，是对我们每一个同志的考验。我们要强化自身思想政治修养，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思想防线，要自觉用党纪政纪约束自己，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我们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个人利益，做到为民用权、无私无欲。我们还要对配偶、子女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使他们成为我们廉洁从政的“贤内助”。

以上几点意见，概括起来就是“学习、创新、务实、团结、清廉”，这十个字应该成为我们新一届省委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要求，应该成为我们每个同志的自觉遵循。

同志们，今年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各地各部门要抓紧工作，确保今年的各项任务圆满完成，确保明年有一个良好的开局。一要抓好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的传达学习。各级党委要带头学习，深入领会、认真掌握大会精神，以大会精神为指导进一步完善本地本部门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措施。要组织好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加大宣传力度，把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大会精神上来，把全

省人民群众的力量凝聚到实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二要完成好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要对照年初确定的各项工作要求，认真检查落实情况。没有完成的，要集中力量打攻坚战，努力兑现向人民群众作出的承诺；已经完成的，要做好总结，巩固成果，继续前进。三要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现在已进入冬季，我们要把群众生产生活特别是过冬的有关事项放在心上，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对困难群众，要更加关心，落实扶贫济困措施，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要进一步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局面。

在中共历史上篇7

一、揭开了中国档案事业发展新的一页

据史料记载, 中国共产党第一批纲领性文件产生于党的创立时期, 且开始了中国档案事业发展质的飞跃, 可以说是开辟了无产阶级档案工作的新阶段。在中国档案事业发展进程中, 档案工作第一次代表和体现了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要求。党的文件无论从格式、内容、语言、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它彻底摧毁了旧的公文档案管理体制[1]488。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档案工作根本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以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制定的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党无论是档案工作的管理实践、还是档案法规制度建设, 在人民战争、社会改造、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档案工作无可替代的地位也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而日益显现, 它不再只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一个必要辅助工具, 而是有其内在规定性、区别于其他社会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由此可见,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 我党对档案工作有异于其他工作的特点, 即档案工作的独立性已有了初步的认识。

二、高度重视与关怀档案事业的建设

首先, 对档案工作以全新的认识。一是确立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档案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有关档案机构设置、法规制定、保管利用等方面一系列的论述, 全面提升了对档案工作性质、功能、作用与地位的认识。二是对档案工作作出原则性的指示和批示。毛泽东在审阅《中央机要科1943 年工作总结及1944 年工作计划》后作了多达11 处的批示, 指出档案工作“由草创到科学, 由盲目性到自觉性, 由某些不正常作风到布尔什维克作风, 继续努力, 必有大成绩”。这既是对以往我党档案工作发展历程的概括描述, 也是对档案工作人员在档案管理中取得成绩的首肯与鼓励, 更指明了档案工作今后的发展方向。三是在全党、全军统一思想认识。《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明确要求:“向全党解释, 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应纠正某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 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 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 使档案工作人员对档案工作的政治性, 档案工作与革命斗争的关系及在其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有清醒的了解, 对于纠正错误观念, 把握档案工作的主旨与任务, 具有指导意义。

其次, 党的领导人曾先后直接分管或亲自从事档案工作。抗战前夕, 大敌当前, 毛泽东任命王首道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 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 他本人直接掌握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 其他任何人不得插手, 将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之下。周恩来在早期的革命实践中, 由最初的亲自起草、经办、收集、保管文件, 发展到更多地组织文书处理和保管工作, 抗战时期建立于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 作为半公开机构, 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包围, 为简化文书处理程序, 文件的承办往往是由部门负责人直接送南方局领导批阅, 南方局文委的《调查研究材料》就是周恩来亲自审批的, 确保了文档工作的简捷、准确和安全。解放战争时期, 正是基于刘少奇、朱德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指导, 中央秘书处及材料科的同志才得以将延安保存的党中央档案顺利安全地转移。邓小平早在1927 年就曾在中共中央任政治秘书, 管理中央文件、交通和机要等项事务, 新中国建立前夕, 作为党和军队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任务, 就是接收一切旧政权的档案, 刘邓大军在解放大西南的整个过程中, 审批签署了很多针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的保护档案的忠告, 保证了档案的正常交接[2]56。

再次, 重视对档案工作人员的选择与任用。档案工作者与从事其他专业工作的同志在当时统称为“技术人员”, 属于根据地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 作为社会变革的先锋和前导, 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革命队伍内部, 我党提出了“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放手地提拔”的“三放手”原则, 并具体化为“工作上量才使用、政治上信任、物质上优待”的政策, 执行政策的具体措施又集中于《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陕甘宁边区1943 年度技术干部优待办法》、《晋察冀边区优待技术人员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规中, 运用法律的形式保障知识分子的利益。在档案人员选择上, 强调政治表现的同时也注重业务才能和思想品德;在实际工作中, 加强对党员与非党员的领导, 照顾他们的政治进步, 并在各方面帮助他们;在生活中, 尽量满足其物质需要。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档案工作及档案人员的一贯重视和关怀, 以及亲自参与档案收集、整理、保管等具体工作的实践, 为新中国建立后档案意识不断提高, 档案工作得到应有的重视, 档案人员受到应有的尊重,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管理档案

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处于严峻的斗争形势下, 环境恶劣, 交通闭塞, 信息阻隔, 又无法直接承袭与借鉴以前的档案保管经验及成果, 但我党坚持不懈地探索科学管理档案的方法, 从而使我党档案工作日益走向成熟。

1.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党能够清醒地认识和分析面临的条件和环境, 完全依据革命事业的实际要求, 制定相关制度。如, 国统区和根据地档案工作是在两条战线进行, 采用不同的方法制度[3]20, 国统区档案保管地的选择提倡“家庭化”, 档案都保存在同志家中, 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档案的安全, 减少损失。而根据地要求文件材料务必保存在机关单位, 而且由专门机构与人员负责, 并伴之以相应的制度来保障。再如, 实现公文程式及其处理规程的科学化, 有助于防止混乱现象, 保证行政管理活动有秩序、有效率地进行, 因而各地都把公文规程作为重要内容载入办事通则之中, 但公文程式改革, 不强求文化水平较低的边区干部一味用新式标点符号、革命的文风和规范化语言, 既注意引导档案工作者向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努力, 又兼顾当时的实际情况, 采取逐步改革提高的办法, 表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实践证明, 我党因时因地制宜建立起的战时档案管理方法与制度, 变通力高, 适用性强, 既合理可行, 又卓有成效。

2.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一方面, 把科学管理档案视为档案工作的基本宗旨, 科学的原则与方法成为档案工作前进的目标与方向。中央秘书处的工作路线之一就是“一切工作科学化”, 档案工作要“有原则、有方法、有计划、有系统”, 强调档案工作人员要“提高自动工作与自觉学习的精神”, 加强文化学习, 分科研究业务, 把研究与保管结合起来;而且在那样艰苦的斗争环境和条件下, 仍在档案管理工作上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要求, 倡导档案工作技术上要有“新的发现”;另一方面, 善于经常性地总结经验, 不断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中央秘书处、各边区政府秘书处、各地省委秘书处几乎每年都要进行工作检查, 并形成书面报告。1939 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工作检查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政府委员会需要的报告材料, 不能及时地加以搜集与统计, 现存的文件案卷亦未能有系统地按期整理, 各种材料无确切的统计数目”, 要求“及时按期汇集报告材料, 经常整理文件”[4]257。

3.日益健全的管理制度。从党的文件产生之日起, 有关文书档案保管的相关规定就已颁行。斗争初期更多是为适应斗争而进行的有针对性的规定, 如文件和领导人姓名用暗语, 文件要盖章、编号等[5]17, 后随着档案工作的不断深入, 摸索到一些基本规律。我党第一个关于文书档案工作的指导性、纲领性文献———《文件处置办法》的出台, 为我党重要文件的完整作了政策上和实践上的保证, 以此为标志, 管理制度日益健全[6]9。《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秘书处的组织及目前的工作》、《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关于收集文件材料的通知》、《中共西北局办公厅关于文件处理办法的规定》、《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党务材料管理法 (草) 》、《中共华东局秘书处资料室出借文件、图书规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保持机密问题的训令》等档案法规, 在档案机构设置、文件收集、整理、保管、利用、保密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定, 推动着档案工作发展。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档案工作, 无论从档案思想还是档案实践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也正因为如此, 我党的档案工作, 才可能在人民革命斗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事档案工作的指南和方向。

参考文献

[1]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2]黄梅, 陈建伟.邓小平与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J].兰台世界, 2006 (4) .

[3]刘迎红.试论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历史档案工作的特点[J].世纪桥, 2002 (3) .

[4]中央档案馆.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文件选编 (一九二三——一九四九) [M].档案出版社, 1990.

[5]费云东, 潘合定.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M].档案出版社,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