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近义词

批评的近义词（推荐8篇）

批评的近义词 篇1

议论

驳斥

攻讦

评述

品评

指斥

挑剔

评论

谴责

唾骂

指摘

褒贬

批驳

反驳

责备

指责

批判

批评的反义词

赞扬

表扬

赞美

称赞

勉励

称颂

颂扬

褒扬

鼓励

夸奖

用批评造句

1. 他因浑俗如光的沉默而受到人们的批评。

2. 本书作者恳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3. 孩子有缺点要批评教育，不能一味迁就。

4. 他批评时政的文章往往能切中要害。

5. 老师可以批评学生，但是不能斥责学生。

6. 对犯错误的同学，要做适当的批评。

7. 不能把善意的批评说成人身攻击。

8. 王老师批评社会的丑恶现象往往是一针见血。

9. 你批评人家，也要容许人家辩解。

10. 开展批评要动真格的，不能讲情面。

11. 同志之间开展批评要和风细雨，不能简单粗暴。

12. 他常爱疾言厉色批评做错了事情的人。

13. 我们不能拒绝别人的善意批评。

14. 做了错事要敢承认，大不了挨几句批评。

批评的近义词 篇2

方法论热——缺乏科学意识的批评

“文化大革命”之后, 中国社会基于“现代化”的目标和进程的需要,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 出现了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化思想的持久热潮。1985年中国理论界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理论:文艺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原型批评、新三论 (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 和数学等, 引起了方法论革命的高潮, 这一年也被称为“方法年”。从引进的理论在文学批评中取得的实际效果看, 中国的文学批评缺乏应有的科学意识是显在的事实。

新时期以来, 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文化寻根文学、现代观念文学、新潮文学、纪实文学等文学的出现, 批评家总脱离不了将西方文学批评方法拿来一用, 并众口一词地赞誉每一种文学。如对“新写实”小说的批评, 批评家认为:新写实小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 是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表现, 是最具现代性的解构主义表现。但是仔细分析起来, 新写实小说是以悬置所有的价值判断来达到对意义的消解的, 既有的价值判断有问题不等于不要价值判断, 新写实小说创作昭示出的是作家个人的价值判断缺席的文化现象, 批评家却用最具现代性的解构主义批评话语来阐释, “方法论革命”中的“批评主体自身素质”的革命被遮蔽了。当赞美的欲望大于一切的时候, 批评家更多的是靠感性的审美经验和表达能力支配自己的批评行为, 批评家应具有的理性品格, 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当批评家发现批评方法与创作实际脱节时, 批评家就开始或反思、或沉默, 赞词却永远成为历史。批评家既不能以科学态度从事批评, 也不能对批评本身像尊重科学那样予以崇敬和爱戴。

批评与科学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科学是一种客观世界特别是自然界的自身发展的规律, 人只能尊重它。人类讲科学是人类理性地想通过对客观世界规律的发现、把握和研究, 来促进人类自身更好地发展, 这是人类面对世界应具有的科学意识。科学意识一方面使人摆脱盲目自大、绝对相对主义、情绪冲动型的破坏, 另一方面使人对对象予以尊重, 并在其中实现主体和个体的价值。在具体的批评中, 个体因为科学的渗入而尊重对象, 努力去发现其规, 律继而找出适合它的方法, 而不会崇拜所有的方法, 不知如何针对具体作品选择批评方法;或只崇拜自己擅长和熟悉的方法, 造成对作家作品的不尊重;或只崇拜作家作品而忽略方法论意义, 产生对作品的依附和吹捧;也不会放纵自己的“个人”状态, 粗暴地裁决作品的价值。这样, 面对中国文学现象, 区分不同的对象继而找出适合它的批评方法, 就成为重视批评科学化的具体体现。方法的唯一性和方法的泛滥, 本质上都属于非科学性批评。

人文精神大讨论——缺乏独立意识的批评

1992年至1993年间, 由上海学术界引发波及全国甚至海外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很大程度上是将人文精神的重点放在对传统文化观念、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物欲对精神追求的遮蔽的清理和反思上, 以期建立起当代中国转型期知识分子独立的批判立场。但是, 从人文精神大讨论所取得的成效看, 批评中独立意识的缺乏使人文精神危机批判只能停留在对现实不满的话语运动层面上。

“什么是人文精神?”在大讨论中一直是莫衷一是的概念。有人认为人文精神的核心是“自由”, (1) 有人强调“人文精神”是在宗教精神的超越意义层面上的批判与否定精神。 (2) 有人认为人文精神意指知识分子的“道统” (3) 等。讨论参与者对具体批判对象认识上的混乱, 显示出对什么是独立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混乱认识。如果说独立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是在既定的政统、道统和学统之外, 从既定的政统规范中提出问题, 经学术自身的独立思考, 对既定的道统产生怀疑和批判, 从而产生对新的道统的探求, 并以这种探寻的成果, 再对现实产生影响, 那么, 西方近代、现代既定道统也应包括在其中。 (4) 人文精神讨论中, 对西方近、现代话语不加学理性反思, 如既不考虑“自由”是指西方式的人文主义自由, 还是中国传统的随心所欲的自由;也不考虑西方式的自由适合中国国情否, 讨论成为简单化的批判行为, 既解决不了自己的立场问题, 也不能对社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批评只能是话语运动了。

如果说人文精神大讨论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反思, 市场经济下物欲横流对精神追求的遮蔽应该批判, 进而提倡人文精神的重建, 以对社会施以影响, 已经涉及了知识分子如何批判社会的问题, 但是, 如何实施批判始终是大讨论没能企及的问题。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认为现代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追求是相当功利的。这样的反思没能意识到知识分子是用西方立场批判自己的传统文化来体现自己的独立性。由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不可批判性, 造成批判对现实影响的有限, 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非独立性就非常明显地显现出来。大讨论中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商业和大众文化的泛滥是造成当下“人文精神”失落的主因之一。仔细分析中国当下的现实会发现: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 已经使中国文化结构支离破碎, 人伦关系受到影响, 西方各种思潮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混合成了无序的思想世界。向西方标准看齐, 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普遍问题, 而不是大众文化的问题, 使得只讲批判不考虑建设的“批判理论”成为社会发展的大忌, 由此, 人的独立性问题已远远大于物的问题才成为中国现实最关键的问题。人文精神大讨论没能对当下作合理的现状分析, 没能对自己信奉的、掌握的知识作应有的批判, 理论建设无从谈起, 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无以体现, 对社会施以影响更加不可能。总之, 独立的批判意识的缺乏是“人文精神”大讨论收效甚微的症结所在。

失语症——缺乏哲学意识的批评

1995年曹顺庆先生在《东方丛刊》第3期发表文章《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提出“失语”论至今, “失语”论话语一直引发不少学者的关注与论争, 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文论建设的焦虑。从论争的实效看, 如何重建中国文论一直处于莫衷一是的状态, 其根源在于批评的哲学意识的欠缺。

曹顺庆先生及其弟子的一系列文章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中国文论“失语症”的症状是:“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 而没有自己的话语, 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 (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 表达、沟通 (交流) 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所以要“确立中国文化自己的话语。” (5) 二是确立话语的方式应该“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 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 (6) 三是注意到立足中国的现实来重建中国文论。 (7) 这几个问题已经涉及文论转型、如何转型和转型的基点等方面的问题。

我们的现代文论中西方色彩浓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造成中国传统的断裂, 但是并未能改变中国人注重现实生存智慧的文化元理解, 用西方话语来阐释中国当下文化具有中西方文化上元理解的不可通约性, 建立中国文化自己的话语成为必然。退回到中国传统立场, 通过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的方式来重建中国文论, 又如何面对五四以来反传统形成的西化色彩浓重的文化现实, 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物欲对人的精神追求遮蔽的现实?可以说凭借西方思想, 退回传统立场都不能解决中国当代学者的“失语症”, 唯有原创一个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传统的文论才能担当建立中国自己话语的重任。那么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传统的文论的生存根基是什么呢?仔细分析一下20世纪繁荣的西方文论的形成原因, 不难发现每一种文论背后都有其哲学根基, 文论的繁荣就是哲学的繁荣, 就是理论家对世界理解力的增强和认识的多元化。建立自己的对世界的独特理解, 即建立自己的哲学, 并在批评中贯彻自己的哲学意识, 或许是解决“失语症”的唯一方法。

综上所述, 中国文学批评的成熟有赖于批评家深入分析当下现实, 积累自己发现中国现实问题的能力, 增强批评的独立意识、科学意识和哲学意识。

摘要：有什么样的批评意识就会有什么样的批评, 成熟的文学批评必须具备科学意识、哲学意识和独立意识。上世纪80年代以来, 我们的文学批评不同程度地欠缺科学意识、哲学意识和独立意识, 分析其缺陷, 找出症结所在, 为形成中国自己的文学批评积累有益的经验。

关键词：批评意识,独立意识,哲学意识

参考文献

[1][3]张汝伦、王晓明、陈思和、朱学勤:《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 (笔谈) , 《读书》, 1994 (3) 。

[2]王彬彬:《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 《读书》, 1994 (6) 。

[4]吴炫:《穿越中国当代思想》,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 第75页。

[5]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东方丛刊》, 1995 (3) 。

[6]曹顺庆:《“话语转移”的继续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文艺争鸣》, 1998 (3) 。

《批评万科》引发的“批评” 篇3

主流媒体全面开“批”

“或许媒体都特别喜欢搞人的眼球，号称就是‘挑事’……‘批评万科’没有锚，但不能总去批评，也别总拿人家万科说事，提建议或许会更好。”北京住总天麒投资公司市场部总监陈辉为万科鸣不平，但《华夏时报》的书评作者则认为：对“领跑者”万科近年扩张、异动情况的深入观察，仅仅是老蔡选取的一块“切片”，从中透视出的是，房地产10年超高速发展的背景因缘，以及近两年楼市大起大落的幕后动因。无论反驳或支持，至少表明一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批评万科》，也会有更多人去批评万科，在批评中摸清房地产市场变换的本相。

《批评万科》从3月中旬面市开“批”后，已在全国新华书店、当当网、卓越网等渠道全面铺网发信，北京西单图书大厦日前上架后已有多人问寻，而此前该书早已在《社科新书目》、《中华图书商报》上做了全国范围的图书征订，甫一开“批”，即引发全城热议。

纵览近日各大主流媒体，包括《华夏时报》、《京华时报》、《北京晨报》、《中国消费者报》等在内，相继推出了《批评万科》一书面市的相关报道，报道均评价此书“除了检讨分析中国房地产行业及市场近年‘过山车’式的变动外，更从中国城镇化战略布局、城市规划、政经体制及社会人文角度反思房地产出现的问题及未来应对的办法”。

名人名博“评”万科

自《批评万科》广泛在业内散播开来，众多牛博与媒体评论人纷纷落笔抒发心中所感。其中不乏异议者，对“批评”的言论不甚苟同。

《华夏时报》慈冰名为《为什么要批评万科》的书评开篇即质疑：“如果让万科选一个最不喜欢的媒体人，估计蔡鸿岩就是首当其冲的那个……更何况，老蔡最近写了本新书，标题四个大黑字就是——《批评万科》。即便书的副标题表明，本书的主旨是对‘中国房地产发展的反思’，老蔡也从城市化布局、城市规划、政经体制以及社会人文等角度提出16大反思，求解房地产发展的趋向大计，但不能否认的是，最先触动读者神经的依然是‘万科’二字，或者是，老蔡究竟意欲何为?”

这显然让众多手捧《批评万科》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心里多了疑问：为什么要批评万科?对于已被娱乐化、榜样化的地产大佬及其所折射出的整个房地产市场该如何客观判断?读罢老蔡于书中阐述的观点后，各人心中也有了自己的解答。

网友热议

“王石到底得罪了谁?”

相比于以上诸位名博和媒体人，网民言论更多代表了草根阶层的呼声，也许带头降价的万科、在地产界叱咤风云的大佬王石多年来在楼市百姓中树立起的亲民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批评”万科的字眼对他们来说过于敏感。目前网络中的民众观点大部分仍持较为抵触的态度，无论在搜房论坛中对《批评万科》一书的集体探讨，还是众人任何有关此书言论博文的评论，都还可以看到不少网民不理解“批评”万科的情绪，试图探清“王石到底得罪了谁”。其中有少部分网友能够较理性地抛开所谓争斗，客观分析当前房地产发展的形势变化。

尽管大众言论还更多停留在对“批评”字眼的反驳上，但相信抱着平和的心态仔细嚼下去，会慢慢体味出著者的良苦用心。对于大众，最好的方式是潜移默化逐步渗透，一旦有了关注，今天还在纠结字面和现象的人，未来会客观分析。

事实上，老蔡醉翁之意不在万科，在乎房地产发展反思也。《批评万科》看起来是有“得罪”大佬王石之嫌地广泛开“批”，细数连年来万科在房地产市场瞬息变换中的种种举动，并加以深刻剖析，但该书旨在透过对万科扩张、异动的观察，对中国房地产近十年发展进行反思。老蔡近日于个人博客中写道：“至今我以及我的同事都依然坚信，万科的实力、业绩和未来发展空间很难会有其他房地产企业能够逾越。但是我们仍然对万科提出批评。因为在我们看来，多数人已不把万科当做一个单一的企业品牌，万科代表的是整个地产行业。作为行业性媒体我们担当着对其进行监督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同志的自我批评与小组批评 篇4

自我批评

一、不足表现：

1、不能系统地学习理论知识。搞教育工作，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更需要用科学的理论知识武装自己。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开始放松理论学习，常用旧眼光、老经验、老办法去对待和处理新问题，对于一些具有前瞻性、指导性的理论学习不够，理解不深。

2、平时只觉得自己只是一名普通教师、普通党员，只要上好课，遵纪守法，其他的事好坏与我无关，因此不太注意周围发生的事情，也没能更热情更主动地关心年轻教师，与其他老师交流不够，很少能热心地帮助周围的同志有针对性地去学习有关教育教学理论和方法。

二、原因分析。

1、我对政治学习“走过场”，停于形式，敷衍了事。思想上未引起高度的重视，学习目的不够明确，学习时缺乏思考。只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使学习变得形式化、教条化。

2、作为一个党员，对自己的要求不够高，认为自己尽心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了，没有主动、热情地与群众多做交流。

3、开拓进取精神不够，入党时那种敢为人先的精神，而今已大不如前。

三、整改措施。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通过学习，不断用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断提高个人政治修养，增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辩别是非的能力，并注意与实际结合起来，指导实际工作。

2、尽可能地更热情主动地关心群众，与其他老师多做交流，热心地帮助周围的同志分析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去想办法，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3、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紧跟时代脉搏，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要自觉地加强党性锻炼，在工作中学会善于总结和观察，增强开拓创新意识。提高党性观念，要做到经常自查、自省、自警、自励。孙殿华对其他同志的批评意见

一、对徐凤敏同志的批评意见：

业务专研不够，对新事物，新知识学习不够积极。特别是近几年，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平老经验，老方法可以应对每堂课，因此对新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不能积极地学习

二、对白莲同志的批评意见：

工作缺乏创新意识，教学上不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以及动手操作能力，只是为完成教学大纲安排的教学进度，忽视了对学生能力的训练。对政治理论学习还不够深刻。不能深刻体会精神实质。

三、对孙静同志的批评意见：

工作态度还不够积极，还缺乏奉献精神，缺乏开拓进取精神，安于现状。对待教学，虽然学习的机会比较多，但不能很好的把学习的知识真正很好的应用到教学中去，没有把先进的理念分享得大家。

四、对高文娜同志的批评意见：

不能及时学习新知识，老是满足于现状。虽然对学生有爱心，但教学方法上缺乏先进性，只凭老经验，老方法。平时对政治理论学习只浮于形式，不能深刻领会精神实质。

五、对王晓霞同志的批评意见：

工作热情不够积极，缺乏开拓精神。平时教学与老教师交流不够，缺乏教学经验，虽然学习了一些先进理念，但没有很好的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去，对学生思想教育不够。

六、对叶淑女同志的批评意见：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能丢 篇5

按语：2012年第7期《中华魂》杂志刊登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能丢》一文，该文结合历史实际，站在一定的政治高度，深刻阐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和怎样开展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问题，对于我们加强认识、端正态度，修正错误、干好工作，具有积极的教育和指导意义。现将全文转发，望各支部、各单位认真学习。

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克服重重困难，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锐利武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克服和战胜各种错误社会思潮，不断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保持党的先进性，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进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

（一）坚持批评的武器不能丢，是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我国虽然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是，由于国际上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各种途径更加变本加厉地加强了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企图颠覆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地位；在国内，由于经济成分多元化带来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一些人利用我国在深化改革的时机，不断削弱、攻击、丑化马克思主义，企图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来指导我国的改革。有些时候国际和国内的因素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对这些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批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这方面我们党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就清醒地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他指出，正确的东西是在同错误的东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所以，毛泽东在建国后十分注意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评和斗争，以此来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后来由于认识偏差和方法不恰当，造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在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为了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僵化理解，邓小平支持并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那些“左”的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批评，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要提倡百家争鸣，“辩证法嘛，不‘辩’怎么能‘证’呢？经过‘辩’才能‘证’。”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革的进程中，对待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他一再强调：“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一个时期一些人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一批评就有人说打棍子的现象，邓小平就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他强调，解决这种问题，中心的办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理论上的争鸣。“允许宣布资产阶级这一套，不允许共产主义者出来争？现在是共产主义者不出来争。”“既然叫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至少算一家嘛。”

针对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兴起的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多次警告全党要警惕这些错误思潮，他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邓小平这些话现在听起来还是掷地有声，依然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坚持不丢批评的武器，对错误思潮敢于斗争，保证了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使我国最终经受住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的冲击，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

（二）坚持批评的武器不能丢，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内在要求。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总有一个过程，在没有认识客观规律以前，人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种认识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就不免会违背客观规律，行动就难免会出错误、干蠢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如此。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对实践中证明错误的东西进行批评和反思。对待错误，“别人批评了要欣然接受，别人不批评，也不能安然无事，也要做自我批评，‘自己骂自己’，并真正引以为鉴，从而变得更聪明一些”。认识到不足，在实践中加以改正，这样才能推动实践的发展。中国的民主革命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依然需要这样的精神。正如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指出的：“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要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

败的比较，才能比较主动、比较自由。”建国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十年探索中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保持着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而一些建设的失误，特别是一些大的失误，是与在实践中听不得不同意见、听不得批评有关的。虽然如此，党内总是存在着不断努力总结、批评、纠正实践中的错误的积极力量。即使在文革期间，这种积极因素也还是始终存在的，并没有完全消失，正是这种力量为结束文革、总结文革的教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点总结了“左”的指导思想给国家和党带来的深刻教训，在各个领域批评和纠正了长期“左”的错误，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使我们党的中心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上来。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非常注意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始终关注实践中的问题，并进行及时的批评纠正。改革开放开始不久，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人提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经济犯罪现象也逐渐增多。有些人认为这些现象是改革不可避免的，应该听之任之，否则会影响我国的建设。邓小平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有一种议论，说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惩治严重经济犯罪分子，会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种议论是没有道理的。听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的党员、干部，把我们的党员、干部改造成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还怎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严重经济犯罪分子进行斗争，正是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有坚决制止他们在各种领域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的破坏，只有毫不留情地把犯罪活动打下去，我们的建设事业才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顺利进行。”邓小平始终强调，我们改革的前提是社会主义，不能为改革而改革。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我们的改革就会走向资本主义，就会出现两极分化，那样可以使少数人富裕起来，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都不可能解决。在他晚年，他尤其关注改革中分配领域出现的问题。他敏锐地指出：“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批评过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错误和危险倾向，不少至今依然存在。

（三）批评的武器不能丢，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也是我们党能够保持自身的先进性的重要条件。首先，党的性质本身要求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其根本利

益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其追求的事业是伟大的、正义的。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经常检查、审视自己的方针、政策是否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群众敢于说真话，只有善于倾听群众的批评、意见，党才能实现好、维护好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依靠群众，为人民服务才能落到实处。毛泽东曾经指出：党“要让群众讲话，让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犯了错误，就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人家讲”。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是善于总结群众的意见和经验，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开拓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其次，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是发扬党内民主，保持党的活力，充分调动党员的积极性的必然要求。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不是“一把手”的独断专行。而要发扬党内民主，首先就是要让每个党员敢于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并从制度上来进行保证。“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跟党内民主生活日益不正常有密切的关系。邓小平就总结说，“四人帮”和林彪等的破坏，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他提出，一定要打破这种不良的风气，“要改变那种看气候，看风向说话的倾向”。只有人人敢讲真话、实话、心里话，真正地发扬民主，才能更好地集中正确的意见，更好地加强党的领导，培养好的党风，从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

二

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正本溯源、纠正错误、提高认识，有利于党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保持清醒头脑。在如何开展正确的批评的问题上，我们党也有非常丰富的历史经验。

（一）坚持批评的武器不能丢，不搞群众运动。首先，不搞运动是因为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工作中的是非问题、正确和错误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拳头、不能用咒骂、不能用刀枪，唯一可用的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用民主的方法，不能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建国后历次反对错误倾向之所以出现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法，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其次，不搞运动是因为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过程。一方面，一些错误的思想、观念不会自己退出历史

舞台，对这些错误东西的批评和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邓小平就说在实现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既然这是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就不能搞运动，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当然，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的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另一方面，工作中的是非问题，不正确的方式、方法问题等也不会自动消失，只有长期地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够提高认识，减少错误的发生。

（二）坚持批评的武器不能丢，领导要勇于带头承担责任。这方面我们党有着优良的传统。在一些错误和失误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是带头搞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勇于承担责任的典范。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不少的失误。毛泽东首先作了检讨，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认为“近几年所犯的错误，国务院要负主要责任。”

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的时候，邓小平多次强调：“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总结1989年的政治**时，邓小平指出：对于这场**“我们从未责怪学生、青年，主要问题出在党内，甚至是党内某些高层人物。没有什么理由责怪青年，对青年工作做得太少了。”这种中央领导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的精神，展现了共产党员宽广的胸怀，有着巨大的示范作用。

（三）坚持批评的武器不能丢，就要勇于改正错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不管批评别人还是接受批评，目的都是为了纠正错误。我们党正是在重要的历史关头，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推动了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犯了错误，就严肃地认真对待，勇于正视，努力纠正，这是一个郑重的政党的标志。邓小平指出：“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正是有这样的认识，所以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

了认真的反思，努力纠正那些“左”的错误，同时，警惕“右”的错误的危险，对文革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重新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以后的改革过程中，更是注意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批评，并有错必纠，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失误，给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保持先进性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还是辩证地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典范。他既强调不要在什么问题上都进行无原则的批评与争论，也强调在重大问题上共产党员要勇于开展批评与争论。有些人僵化地看待邓小平思想，认为在什么问题上都不要批评与争论，只要经济发展，可以不问改革的方向如何，不问姓“资”姓“社”，不问姓“公”姓“私”，甚至连对改革反思都不行，认为这是在反对改革、否定改革、否定党制定的基本路线。这其实是与邓小平的思想相违背的。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对那些在一切问题上都要问个姓“资”姓“社”，以至于使改革迈不开步伐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后，他接着就说：“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可见，邓小平在一些涉及我国改革的根本方向问题的时候是一定要问个姓“资”姓“社”的，是要批评、是要争论的。

邓小平一再指出：我国的改革，如果“放弃社会主义，中国就要乱，就丧失一切”。因此，我国的改革要“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是必要的”。这种回头看就是要认真反思以前的改革，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现在我国的改革正处在关键时期，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适时推进，就会有回到体制僵化、失去活力的危险，但如果贸然推进，也会有蹈苏联覆辙，造成国变衰、党变色的危险。如何推进改革不断深化，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主张，让不同的观点之间进行争论，对于深化对我国改革的认识很有帮助，但是如果放弃批评的武器、反对争论，只让一种声音说话，甚至给那些批评者扣帽子、打棍子，都是百害而无一益的。那些认为在我国改革中可以不问姓“资”姓“社”、不问姓“公”姓“私”、对改革不能进行反思的人，不仅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放弃了党保持先进性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对于错误熟视无睹，最终只能害了党、害了人民、害了国家。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 篇6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应对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这“四大危险”的有力武器，是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四风”的苦口良药，是实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民务实清廉”价值追求的有效路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达到“为民”目标的重要路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党的宗旨在执政条件下的集中体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为民”目标的具体体现。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和所在班子的执政实践是否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始终坚持了群众利益高于一切。只有真正实现执政为民，才能赢得群众的支持、信任和拥护，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达到“务实”状态的必要手段。当下，不少党员领导干部热衷于搞“花架子”、“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官架十足、喜欢摆谱、爱说空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比较严重，而对于事关群众生存和发展的民生事务则漠不关心或轻描淡写。在民主生活会上，领导干部首先要在借鉴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对自身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缺点和不足做出自我批评，并剖解原因，提出应对之策。自我批评不能避重就轻、含糊其辞，必须重点突出、触及思想、简洁明确。在批评他人时，要有理有据，不能空穴来风;要指出要害，不能“顾左右而言他”;要克服好人主义思想，不要怕得罪人、“引火烧身”。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把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摆到台面上，引起大家的注意，在群众的监督下努力整改，把自身言行和执政行为引导到“务实”的正确道路上来。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实现“清廉”操守的尖锐利器。腐败问题事关党的肌体的健康，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在十八大上，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把反腐败斗争上升到“亡党亡国”的警醒高度。权力产生腐败，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腐败。党员领导干部应经常对照党纪国法，“正正衣冠”，自我体检，自我把脉，开展自我批评，看看自己在廉洁自律方面存在哪些问题。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还要善于发现本单位、本部门其他领导干部有违廉洁自律要求和八项规定等的行为及苗头性的倾向，有责任、有义务及时提出批评、作出提醒，对严重违规违纪者，必要时诉诸法律的制裁。与此同时，本人也要用正确、积极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批评和提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领导干部避免腐败、保持清廉的尖锐利器。

批评的近义词 篇7

周作人每次正式发表的文学见解都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考，都是一种创见，他在五四时期发表的《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都颇具眼光，是为代表，不得不说，在这一方面他是高人一筹的。

《人的文学》大约六千字，文章一开始就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文章结尾则表明：希望通过“人的文学”的提倡，使人们“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封建时代的载道文学是陈独秀、鲁迅和周作人等新文学先驱者首先要打倒的对象，但他们在思想上尚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文学不能做载道的工具，也同样不能做其它任何目的的工具，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周作人之所以主张人的文学，是因为他以为文学无非是人生的表现，就应该用来批判改变人生。提出自己上述的激进主张不到一年，周作人就有所察觉，于1923年在《自己的园地》中对自己在《人的文学》一文中的很多观点进行了修正。

周作人1920年前的文学批评作品基本上都收录在1926年出版的《艺术与生活》一书中。1920—1923年的作品集中在1923年出版的《自己的园地》和《雨天的书》中。为什么1920年前出版的作品拖到1926年才出版，而1920年以后的作品却在1923年就出版了呢?具体的情况我们尚不得而知，但观其内容可以发现，《艺术与生活》里面的内容是周作人已经放弃了的观点，而《自己的园地》和《雨天的书》则是周作人大彻大悟之后的认识。

二

周作人在当时客观形势的影响下，虽然开启了文学功利主义之门，但他似乎一开始心里就不是很塌实，觉得有些道理还没有弄清讲透。例如周作人在1920年1月6日的演讲：《新文学的要求》中就说了这样的话：“对于艺术的主张，大概可以分为两派：一是艺术派，一是人生派。艺术派的主张是说艺术的独立的价值，不必与实用有关，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这‘为什么而什么’的态度，固然是诸多学问进步的大原因，但在文艺上重技巧而轻情思，妨碍自己表现的目的，甚至于以人生为艺术而存在，所以觉得不甚妥当。人生派说艺术要与人生相关，不承认有与人生脱离关系的艺术，这派的流弊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坛上的说教。正当的解说，是仍以文学艺术为客观的目的，但这文艺应当通过了作者的情思，而与人生有接触。换句话说，便是作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到艺术与人生的外貌。这样说来，我们所要求的当然是人的艺术派的文学。”其实，文学根本不必为什么，作者只要把个人的情思，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用文字作媒介，艺术地表现出来即可。这样一谈文艺，人生和艺术就都在其中了，因此为人生、为艺术也就都是偏曲之见。这些道理，周作人到了三十年代才圆熟通透。

1920年12月他在所拟的《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就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同人以为今日谈革新文艺，非徒事模仿西洋而已，实将创造中国之新文艺，对世界尽贡献之责任。则预备研究，愈久愈博愈广，结果愈佳，即不论如何相反之主义咸有研究之必要。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周作人由一个为人生而艺术的人，逐渐变成了两无所袒论者，其文艺思想的演化轨迹清晰可寻。

1921—1927年是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觉醒和建树阶段。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处于绝望和激进相互交织的循环之中，那时，最冷静的人也难以保持理性。例如胡适，竟也附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周作人当然也未能免俗，但他觉察较早，反省较快。

这个时期有关周作人文艺思想的文章主要收集在《自己的园地》(1923年)、《雨天的书》(1923年)和《谈龙集》(1927年)三本散文集中。《自己的园地》这本集子的书名就是周作人的文艺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他与功利主义文艺观决裂而又找到了个人的园地，迎来了个性的风光。

这时期周作人文艺思想的主要观点有：第一，自我的个性的文学观;第二，民族的或国民性的文学观。关于第一点，周作人在《文艺的宽容》中有这样的话：“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亦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我表现，其余思想与技术的派别都在其次。”周作人在确立文学是自我的表现后，认为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两种观点都不合适。周作人对它们进行了批判整合，虽然做得不是很彻底，但已打下了不可动摇的基础。所以他在《自己的园地》中说道：“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它隔离人生，又不必使它服侍人生，只任它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对于此，司马长风感到周作人做得不彻底，因为他还拖者一条功利论的尾巴，一触及功利论，艺术的独立性便不稳固了。关于第二点，周作人在《国粹与欧化》中主张尊重个性，对于个性的综合的国民性一样尊重，而且很希望它在文艺上发展起来，形成有活力的国民文学。同时，周作人也指出不要害怕欧化，只要有自觉的国民性，欧化就是强化国民性的必要手段。

个性与民族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是社会的一分子，而民族是国际社会的一分子。个体应有个性，民族也应有个性。因此，文学需有个性，也需有民族性。个性与民族性是文学艺术的生命，是创作的前提。如果只是一味地模仿，那么就永远不能融入世界文学潮流之中。

个性与民族性的连贯性、文学创作的独立性和作家的创作自由，都是周作人关注的内容。他在《地方与文艺》中谈道：“我们所希望的便是摆脱了一切的束缚，任情地歌唱。这样的作品，自然具有他应有的个性，便是国民性、地方性和个性，也即使他的生命。”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一文中曾借用尼采的话向人们呼吁：“我恳求你们，我的弟兄们，忠于地。”这便大力倡导了文学的地方性和民族性，他觉得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中，他希望人们能够脚踏实地写出有个性而且具有民族性的文学作品来。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是由于他模仿任何外国名家，而是因为他的作品真实地表现了日本的民族传统。缺乏鲜明的民族性的文学作品，在国际文坛上永远不会有一席之地。周作人在文学上这种自觉的个性意识和民族意识出现在欧化思潮高涨的20世纪20年代是难能可贵的。

三

周作人1928—1935年间的文艺思想既成熟而又存在不足。这一时期能够反映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著作有：1932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散文钞》和193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对中国新文学史的一次系统的梳理。本书着重探讨新文学的与中国传统文学的衔接贯通，颇可见作者的学术功底。《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则是周作人对自己文艺思想的一个总结，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互为表里。《周作人散文钞》里的《陶庵梦忆序》、《草木虫鱼小引》、《莫须有先生传序》几篇都包含有重要的文艺思想。

这个时期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有两方面可圈可点：一是对两组关键名词的阐释：言志与载道，即兴与赋得。周作人用即兴阐释言志，用赋得比附载道，使自己有关个性的文艺思想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周作人毕生追求的显然是即兴的言志。二是研究新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传承，他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看作是中国明朝末年公安派的复兴。

周作人谈文学理论或有关见解的文章很少有浪漫主义诗人的激情喷发，也没有繁复的形象，夸张的词句，以及凌厉的气势或震撼力。他一再申明自己不是情热的人，凡过火的事情他都不以为好，一切都应出于自然流露，随意抒写，才能既有诚意又有风趣。这一理念，使得周作人的文章在家常式的谈话中有一种平等亲切之感，“亦未可知”、“亦未见得”之类不确定的委婉语词随处可见。他的态度不是玄学的，而是谦虚与真诚的二重内美，这使他的理智放了光，博识致了用。

周作人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平和冲淡，这并不是说周作人没有激情，只是说他的激情是内蕴的。正如他在《苦口甘口·自序》中所说：“总之，我是不会做所谓纯文学的，我写文章总是有所为，于是不免于积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是以美文家名于世的，这与他在评论文学时没有板着批评家的面孔有很大关系。

四

出类拔萃的追求达到高度境界的时候，人们的思维往往会趋向朴素、真挚的回归，从而唤起一种自查式的清醒和自觉式的检索，这时人们极愿意正视自己的缺憾与不足，置自己于平实淡泊的境地，一切自诩、得意忘形都消解化作对自我的客观审视，也正是在这时，大家气度萌发了，大师风范出现了。

周作人对文学的看法渗透着人情物理，知识变成了智慧，成就了一种明净的观照。周作人1918年提倡“人的文学”，20年代初开辟“自己的园地”，到30年代又推崇“言志的文学”，都继承了五四时期的人学传统，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张扬自由、平等的博爱精神。而他对文学个性的推崇，文学趣味的提倡，平民意识与贵族意识的区分也无一不体现了周作人“以人为本”的理性精神。

美国当代解构主义大师哈特曼继德里达消解文学与哲学的界限之后，提出“把文学批评与文学文本同样看待”的观点，从而消解了批评与文学的界限。哈特曼认为文学批评也是一种文学文本，因为它具有创造性、充满激情、具有理性，也是作者心灵的表现，与文学文本并无区别。可以说，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实践就是哈特曼这一理论的最好注解。

参考文献

[1]小说月报.1921.1.

批评的近义词 篇8

一、“新批评”——文学内部研究的开启

“新批评”学派发端于二十世纪20年代，是英美文学批评界影响较大的一支批评流派，它得名于美国现代文学批评家约·兰色姆在1941年写的论文集《新批评》。在这本著作中，兰色姆论述了艾略特、瑞恰兹、温特斯等人的批评理论，赞扬艾略特等人的批评见解和以文字分析为主的批评方法，称之为“新批评”，以别于十九世纪以来学院派的传统文学批评。二十世纪初英国作家休姆和美国作家庞德提出的强调准确的意象和语言艺术的主张是新批评派理论的开端。

从“新批评”学派的理论层面来看，它提出了比俄国形式主义更系统的文本理论。在二十世纪初，文学批评的新纪元开启，文学理论家们认为以文学的“外部研究”为主的批评观念都以实证主义的方法，或注重作家的传记考察，将其社会语境与文本做外部联系；或从作家的情感体验角度去探讨文本的内在思想，过分重视作家的主体作用。类似种种如直觉主义、表现主义、精神分析学等理论都不约而同地把文学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作家的心理或意识等层面，而忽略了文学文本内部地研究。这样的文学研究在根本上是文学“工具论”和文学“他律论”的理论延伸，这种文学观念随着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内部研究浪潮的来临而逐步土崩瓦解。

在这样的理论趋势下，西方文论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反驳传统理论的浪潮。英美“新批评”借助于二十世纪初语言学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文学性”的探究为核心，促使了文学研究的“本体论转换”。

从理论方法上看，“新批评”学派仍然延续着俄国形式主义的“本体论批评”的理论轨迹，完成了文学“内部研究”的转折，也深化了文学自律论的观念。兰色姆的学生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在新批评学派的理论建构过程中提出了“本体论批评”的方法，强调借助语言之途“回到文学本身”，并引领了欧美学界在二十世纪60年代之前的文学研究。

二、细读批评——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

“新批评”学派为了完成文学批评内部研究的转折而积极地寻求着文学自身的主体性价值，他们认为“文学性”才是“能够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因此“新批评”学派的文学本体论变革的理想最终落实在“文学性”这一概念上。新批评学派的“文学性”指的是文学的语言、结构、形式、手段、方法等形式要素的综合，正是由于对“文学性”的探究，“新批评”学派将文学研究的视野建立在作品本体论之上，进而将文学本体论批评视为一种由文学语言所构成的自足自律的“本体”。这种观念毫无疑问致力的是纯粹文本研究的批评范式，其基本的方法论主张就是“细读批评”。

对于读者来讲，“细读”的字面意义并不深奥，我们古人早有“读书百遍其义自现”的体会，所谓文本细读就是仔细地、认真地阅读。古今中外，一切负责的、敬业的文章批评家都会赞同并实践细读；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文学教师，都要求学生细读。因为关于文本的一切独到的见解、高深的理论，从根本上说都是基于文本的细读与深入的理解。

对于批评家而言，“细读”则是将文本封闭孤悬，在对文本进行多重回溯性阅读的基础上，像榨汁那样重点对文本语词的意义进行挤榨，尽可能把语词的每一点滴意义都挤压出来。使“细读理论”得到发展并被广泛接受的是上文提到的布鲁克斯。他的《精致的瓮》是“细读理论”精彩的批评实践。布鲁克斯认为，“细读法”首先需要预先设定作品本身是独立的，是一个封闭式的空间，应在批评实践中搁置作者与读者因素的介入；其次，文学是隐喻、朦胧的，在本体论层面上，文本即是由语言的冲突构成的张力结构。文学批评的目的就在于分析诗歌这种语言张力结构，诠释文学作品的语言是如何成功地形成了一个富有张力的、和谐的整体，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又具有怎样的相互关系，最基本的操作方法是从文本中找出由悖论、隐喻、反讽、象征等形成的诗歌语言的张力结构，以完成具体的批评实践。

总体来看，在批评家对文本进行反复阅读的过程中，由于阅读经验的不可逆性使作品在重复阅读中呈现了“差异”，文本将因而呈现开放性状态，这样的过程中，“细读理论”所提倡的阅读方式体现了对文学作品的充分尊重，是文学批评者应该具备的一种批评态度。以这种方式，“新批评”的“细读理论”成了一种影响最大的批评方法论观念。在“新批评”的理论实践中，“细读理论”贯穿于“语义分析法”、“词义分析法”、“双重情节分析法”等批评方法之中，着眼于文学的“本体论批评”实践。在这种方法论原则下，“回到文学本身”的文本理想不再是一个大而无当的说辞，这正是“细读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启示。

三、“回到文学本身”之后：文学批评将走向何方

在批评方法论的层面上，“细读理论”将传统文学批评的作家生平、社会环境、时代精神、历史背景等等的研究彻底剔除了，它认为这些批评研究都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这些文学的“外部研究”并非文学批评的目的，也不是评价作品优劣的尺度，更不是分析解释作品的依据。在“新批评”学派的“细读理论”的影响下，文学批评的内部研究传统影响深远，而就具体的批评实践而言，“细读理论”对文本内部研究观念的强调，将对作品的探究放在了文学批评的首要位置，也不失为一个合理的主张，它提醒我们文学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在于文本，批评实践必须以“文本”为“基石”，尽管不同读者对同一作品可能会有不同的阐释，但所有作品以外的因素都应来源于作品自身，所有的文学批评实践都必须在回归文本后才能有所作为，这种理论见识是应该肯定的。

在理论观念的层面上，“细读批评”对批评的具体实践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这对文学理论研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很长时间以来，文学理论研究忽视文本实践是一个通病，特别是在西方文论的大量引入下，理论化的建构常常代替具体的实在的文本批评，这些“唯理论是从”的观念其最大的弊病就是文本阅读的相似性和理论演绎的盲目性，有时甚至造成了对不同文本进行批评实践的相似性。对于这种观念，“新批评”的“细读理论”是有所警惕的，在文学研究中，虽然理论思考总是不可或缺，但具体的批评实践仍然是最终的目标。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学作为人学来讲其实是一种人性的表现，批评家通过文本细读最终还是要指向对人性的探讨与分析。有些追随新批评方法的人，对文本的分析确实相当精细、科学，可惜找不到对人性的充分理解，这样的批评逐步变得机械、琐碎，难以突破其自身的局限性。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和所有曾风靡一时的批评理论一样，新批评的细读理论也会受制于批评家自身的观念立场，在文学研究中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的“细读理论”也仍然要面对“回到文学本身，文学研究要走向何方”这样严肃的追问。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已经预示着文学内部研究观念的终结，而“新批评”学派的文学本体论追求也不断地承载着理论偏狭性的指责，缺乏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理论的支撑，“细读理论”最终仍难以逃脱“片面的深刻”的理论宿命。

然而，文学批评不应该是片面的，而应该是对文本系统而全面地观照和分析。单纯的审美批评如形式主义的批评并不是十分可取的，文学是历史的，也是社会的，它有着自己发生发展的文化领域。弗莱推崇一种“系统的批评”，即“内在批评”（审美批评）和“外在批评”（文化批评）的有机结合。他在《批评之路》中强调，批评必须在文学内部培育一种历史感，以补充那种把文学同其非文学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历史批评。同样，它也得根据文学内部而不是外部的东西培育自己的历史观察形式。批评家不是使文学适应事先制定好的历史结构，而是应该视文学为一个连贯的结构，它被历史地限定但却形成自己的历史，它以自己的形式对外部的历史过程做出反应但又不为其所决定。当批评培育一种恰如其分的文学历史感之时，超越了文学的历史并没有停止存在或者同批评家断绝关系。同样，把文学本身视为一个整体并不会使它脱离社会语境，相反，我们能够更容易地看出它在文明中的地位。批评将永远有两个方面:一个转向文学结构；一个转向组成文学社会环境的其它文化现象。它们在一起互相平衡，当一个发生作用排除另外一个时，批评的观点就会失去中心。

弗莱的观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有其文化语境，比如后现代小说的社会语境是“中产阶级”和“新新人类”，网络文学的社会语境是电子媒介和数字技术，儿童文学的社会语境是儿童文化和成人文化，等等。所以，文学的审美批评和文学的文化批评互相补充与有机统一的“系统批评”，是有助于全面表现文学的地位的。

当然，文学批评是对真理的追寻，是文学真相的发现，是文化的传递。如果批评失去了其应有的建设作用，那么它就只能推进文学的无效化。此外，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知道了如何做批评，并不意味着批评家是完美无缺的法官，每一个批评家都可能拥有独特性的错误，这种错误不是伤害文学的因素，而是使批评生动活泼并且值得一代接一代去做的理由。文学的正常生态得以建立，几乎一边是作家，一边是有道德的、有修养的、有耐心的批评家与读者，没有健康而具有活力的文学批评，就没有温暖、幸福而美感的文学家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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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M].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

[3]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4]茨维坦·托多洛夫.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5]瑞恰兹.实用批评.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6]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M].商务印书馆，1999.

[7]弗莱.批评之路[M].王逢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