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教学反思

十年教学反思（共8篇）

十年教学反思 篇1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第二单元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的第三课的内容，本课对“文革”性质的把握是理解历史事件及历史现象的突破口，为了让学生理解“文革”实质，我对探索中的两次失误进行复习，让学生了解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性，使学生明白党的工作应作出调整。

关于这段历史，学生并不熟悉，而且知识头绪多而且杂，学习起来很困难。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首先向学生介绍有关历史背景。当时，苏联在建设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即修正主义，用资本主义思想否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国内形式，认为阶级斗争凌驾于经济建设之上，错误的发动了进行“文革”的决定。矛头直指进行经济建设的刘少奇、邓小平身上，路线本身是错误的，再贯彻执行更是错上加错。

教学中注重理清知识线索，提纲挈领，梳理知识脉络。文革开始的标志是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它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严重践踏民主和法制，“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错误的路线加之错误的人来执行，必然导致错误结果的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掀起夺权风暴。老一辈革命家不能也不会坐视不管，出现了“二月抗争”，反被污蔑为“二月逆流”，同时在“文革”中形成了两个互相勾结的反党反人民的集团，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解释了这次运动的性质。特别是介绍林彪、江青的特殊身份的介绍，有助于对文革性质的理解。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粉碎标志着文革的结束。这样使“文革”形成了一定脉络，有助于学生理解。

鼓励学生扩展思维，学生也提出一些个性鲜明的问题：（1）什么是修正主义？回答：“是用资本主义思想否定社会主义思想”。（2）毛泽东对“文革”成员的看法、态度？回答：“毛主席认为阶级斗争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抹杀了人民的作用，利用„文革小组‟成员打击所谓的„走资派‟，毛泽东很重视阶级斗争，所以„文革小组‟权利很大。是文革变成了一次夺权运动。

（3）四五运动的历史意义？回答：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

十年教学反思 篇2

一、五届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的基本情况

自2001年《课程标准》实施以来, 由中国教育学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等单位组织的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观摩研讨活动共五届。其基本情况见下表:

二、海宁观摩活动:初识课标、寻觅标杆

回眸:“海宁观摩活动”是自2001年9月《课程标准》进入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以来, 首次由民间组织的全国性体育教学观摩活动, 它是在全国中小学教师对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思路不清、方向不明、行动不力的情况下, 能引起反思、争鸣、总结的一次导向性会议。组办方经过层层选拔, 推出了15个省市自治区30选手现场做课, 原来估计600人左右的观摩规模一下子扩大到1800人, 可谓盛况空前。杨贵仁赞扬在浙江海宁市举行的“全国中小学体育教研课展示评奖活动”是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有益尝试, 具有示范意义。这一届全国观摩的特征是“初识课标、寻觅标杆”。

反思:第一届观摩活动的重点放在了“如何在体育教学层面上落实、突出两个思想 (健康第一的思想和素质教育的思想) 实现三个转变 (重竞技、重技能向重整体素质发展转变;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主体转变;中小学体育器材由成人化向学校化转变) 上。这届观摩活动突出表现有四个方面:第一, 教材内容十分丰富, 各地非常重视对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诸如蒙古舞、定向运动、竹竿舞等进入了课堂, 但在教材资源开发中缺乏科学性的问题比较突出。第二, 教学课堂气氛相当活跃, 老师们注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堂上师生的笑声、欢呼声不断, 但出现了游戏与休闲型的体育课型。第三, 教学过程自主、合作、探究的机会明显增多, 但有作秀之嫌, 自主不充分、合作不实在、探究不深刻, 问题型课堂教学课题简单, 流于形式。第四, 评价形式多样, 评价内容丰富, 但虚假的评价过多, 一味追求鼓励性评价, 经常让学生不知可否, 失去公信。

三、肇庆观摩活动:渐入角色、初现疑惑

回眸: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报送的105节录像课, 特别是这次所展示的31节课来看, 基本上反映了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与贯彻实施《课程标准》) 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在第一届全国观摩的基础上, 全国各地的体育教师学习热情高涨, 带着很多疑惑前去参加观摩。这一届的观摩的特征是“渐入角色、初现疑惑”。

反思:在第二届全国观摩活动中, 还没有摆脱“浙江海宁”的影子, 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 对教材理解的问题。 (1) 教材与素材混淆, 本届出现了珍珠球、木球;七彩泡泡球;多彩的呼拉圈; (2) 教材与情境错位, 本届出现了“小青蛙学本领”“小动物比本领”等; (3) 教材与传统体育开发无序, 本届出现了“舞龙”“踩高桥”等。第二, 快乐学习的问题。在教学组织过程中, 儿童化的课堂氛围太浓。为了迎合学生的兴趣, 出现了降低动作难度, 以游戏性练习为主, 忽视课堂实效。第三, 淡化运动技能教学的问题。 (1) 教材选用偏重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单一教材; (2) 运动技能教学中缺少必要的技术指导; (3) 对学习运动技能的质量不敢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 (4) 安排学生学习运动技能的时间偏少。本届观摩活动可以看出, 不少体育教师仍处在“混顿”期, “回归”、“纠正”、“纠偏”、“矫正”、“倒退”、“否定之否定”等评语不绝于耳。

四、无锡观摩活动:课标渗透、百家争鸣

回眸:本届活动全国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31个省级行政单位选送了238节体育录像课, 从中评出了一等奖62节、二等奖92节、优秀奖83节;推出了有一定特色的16节体育课进行现场展示。主要教材包括跑、篮球、排球、橄榄球、手球、支撑跳跃、双杠、健美操、武术、跆拳道、侗族摔跤等项目。本届录像课, 比上一届参评课的质量有所提高, 基本上反映了近两年来中小学体育教学改革所取得的进步。

反思:本届观摩活动, 教师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组织者推出的几节示范课中, 我们看到教材内容的开发与选择上更注重了具备较好锻炼价值的体操类、武术类等传统体育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利用。在教学组织上重视了体育课堂的整体结构的把握, 注意了以身体锻炼和技能教学的关系。在运动量的安排上注重了课堂教学中的运动负荷的把握, 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既注意了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 又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教师对体育教学过程中的“自主、合作、探究”有了更深的理解, 不再流于形式, 真正做到了“自主”目标明确、“合作”成效显著、“探究”讲究实效。也是从这一届观摩后, 我国《课程标准》的实施进入了转型阶段, 广大体育教师的教学思路进一步明晰。

五、大连观摩:反思总结、思路清晰

回眸:这次展示报送了550节体育录像课, 来自农村的体育课有59节, 占10.7%.推出的小学、初中、高中各4节有一定特色的12节体育课进行现场展示。主要教材包括跑、跳高、技巧、双杠、支撑跳跃、健美操、集体舞等项目。授课教师对体育课程的性质与体育教学的基本规律有了较好把握, 并积极探索组织教法的改革, 教学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 体育教学改革继续向纵深发展。在实施《课程标准》的几个方面思路更为清晰, 一些极端、浮躁的做法很少再现, 回归体育教学本质的景象初现。

反思:本届观摩活动, 使大家的思想进一步统一, 思路更加明晰。多数体育课都比较重视学生的实践练习, 有些体育课还在课的结束部分安排一定的身体素质练习, 尽可能使学生得到充分的锻炼。较好地继承了我国体育课的优良传统, 并注意将运动技能的学习与运动兴趣的培养有机结合起来, 学生的学习效果明显提高。教师能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 有目的地选择与运用了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与探究学习等学习方式, 注意给学生恰当的提示和引导, 努力提高学习效果。本届观摩活动还有三个创新: (1) 首次出现了体育教学片断的展示, 让观摩教师学到了更多提高体育教学效率的方法; (2) 与高校体育专业的教师专家联手搞理论探讨与实践研究, 让《课程标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走向深入; (3) 制定了《对中小学体育课的基本要求》, 让广大体育教师上课找到依据。

六、宁波观摩:方向确定、继承发展

回眸:本届共收到31个省级教育部门报送的自定教学内容优秀体育课479节及指定教学内容课115节。选出参加现场展示的自定内容体育课共20节, 指定内容教学研讨课共18节, 其主要教学内容包括跑、跳、技巧、单杠、双杠、支撑跳跃、韵律活动、健美操、武术、足球、篮球等;还精选了73节有一定特色的体育课录像光盘作为会议资料, 以进一步扩大展示活动的效果。

反思:在这一届展示活动中, 我们感受到了体育课堂教学的回归, 充分体现了体育课程改革必须坚持继承与发展才有出路。展示课在内容选择上和处理上注重适宜的技术难度和运动负荷, 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 并具有较强的教与学的因素;重视对教材的钻研和把握, 技能教学的步骤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由易到难, 层层推进, 教法手段丰富而有效, 较好地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体育教学的优良传统。教师能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 有目的地运用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与探究学习等学习方式, 并与讲解、示范、模仿等传统的教学方式相结合。

七、《课程标准》实施十年来教学变革的理性分析

通过全国五次课展, 让我们看到了实施《课程标准》十年来课堂教学发生的巨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课程价值观正在重新构建, “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 以体育与健康知识和技能为主要学习内容”的教学行为得以实现。 (2) 课程理念向操作层面转移, 老师们积极探索体育课堂教学实施课程理念和实现领域目标的新途径。 (3) 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思想初步形成, 选手在继承传统体育教学方法的基础上, 运用建构主义理论尝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师生互动等新颖的教学方式方法。 (4) 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理念充分展现, 给学生更多的学习时间和练习时间, 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同时教师驾驭课堂的主导作用变得清晰可见。 (5) 课程资源开发向纵深方向发展, 教师们重视开发出与学生实际生活相关的教学资源, 一些民间传统体育的引进使课堂使课程资源中的教材内容丰富多彩。 (6) 课堂教学评价多元化, 很多老师注重教学过程中的即时评价, 评价的形式多样、内容全面,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使学生得到了比较全面的锻炼。

通过全国五次课展, 也让我们看到了实施《课程标准》十年来存在的不足,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培训工作的错位, 重视了对体育教师的培训, 忽视了对学校体育管理干部的培训。 (2) 理解目标的偏差, 不少老师把模块目标、单元目标、课时目标相混淆。 (3) 专业引领的落后, 部分教师把培训的理论到教学行为的转化率低, 他们仍习惯于运用传统教学模式。 (4) 专家表态随便, 每一次观摩都会有一批国家级的权威专家到会讲学, 让我们不解的是专家们的意见不统一, 有的大相径庭。

综上所述, 《课程标准》实施十年来, 成绩是显然的, 问题是存在的, 这需要我们大家不断明晰思路, 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全面提高体育课堂教学的质量。

摘要：《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施十年来, 共举办了五届全国性的中小学体育教学观摩活动, 笔者从亲历各届教研活动的视角, 对体育课堂教学的变革及特征, 作了系统的回顾和辩证的分析, 反思了改革十年的成功与不足。

关键词：体育教学,课程标准,十年,述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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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黄金十年” 篇3

一个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还沉迷在其中，但那些曾经的弄潮儿，已经痛切感受到巨大的失速和失落。

2008年，无疑是这样一个时代的转折点。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从“黄金十年”，转到“萧条三(五)年”。入世前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黄金十年”、 “白金五年”，涌现出了蒙牛、分众、百度等一大批新兴创业企业。拜黄金十年所赐，从0到1，从1到100，从创业到闪亮上市到公众明星，他们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但是，在2008年，这些黄金十年的明星企业，纷纷开始经历过山车式的跌落，而且这个跌落还在进行中。《创业家》杂志刚创刊，我们就注意到了这一批“新领袖的危机”，以及他们背后共同的资本结构。未来3-5年，很可能是一个危机之后缓慢的萧条时期，而习惯了高增长的明星企业，最难忍受的就是缓慢。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相信每个跌落中的明星企业都在反思和总结自己，江南春在本期《创业家》杂志里就做了深刻的自我反思：

——对经济形势一直持太过正面的看法。天然地相信未来是乐观的。“我们黄金十年起来的一代，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存在天然缺陷，完全没有料到经济会急转直下”。

——太过相信资本杠杆的力量，总是希望用收购的方式消灭竞争对手，获得垄断地位。“在对手上市前的最后一天，买下它”。

——忽视盈利巨大的商业模式里可能存在的道德缺陷。只考虑盈利模式的可行性，没考虑价值观的正确性。“我是一个非常生意化、商业化的人。我研究的永远是商业模式、盈利方式”。

江南春的反思，是我们所能听到的黄金十年新一代创业领袖所做的最深刻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江南春也说出了这一代创业家思维方式和商业逻辑上存在的共同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同样身陷危机的牛根生、李彦宏等新兴领袖的反思，每家企业、每个企业家的具体情况也不尽一致，但是，只要仔细推敲，你会发现用江南春的反思来分析另外一些企业危机。同样入木三分。

一代人有一代人成功的路径，一代人也有一代人思维的局限。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白手起家的中国创业家们兴起了一波接一波的“反思潮”，吴晓波的《大败局》一再再版修订。从现在起，又轮到“黄金十年”的明星一代开始集中反思了。

反思是为了走向更大的成功。江南春在经过近一年的反思之后。毅然决然做出了和新浪合并的重大选择。站在局外的角度，肯定有人替他惋惜，但这真的可能是江南春可能作出的最明智的选择了。当判断创始人自己无法独自再把企业推向更高境地，于是，就尽量在局势变的不可收拾之前，主动把企业交到一个值得托付和更大更可靠的平台上去，这是新一代创业家和老一代创业家最大的区别所在。从何伯权到朱新礼到江南春，《创业家》杂志一直在关注着这样一种创业家新境界。

十年教学反思 篇4

教师不仅是课程的实施者，更是反思性的实践者。学会反思是每个教师职业成长的必经之路。那些喜欢反思，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努力提高自己教学效果的教师，也会成为胜人一筹的教师，同时，也为教师集体备课、资源共享、交流体会提供了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信息平台，因此我们许多一线教师都积极倡导进行教学反思，以期改善自己的课堂教学，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反思方法，教师往往就事论事，导致反思停留在表层，没有深度，反思效果大打折扣。怎样使教学反思能力得到提升，真正促进课堂教学行为的改进，实在值得反思。我认为要提升自己的教学反思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一、从教学的不足之处中反思

教学的不足之处是反思的起点，不针对教学的不足之处的反思是没有实效的反思，因此从教学的不足之处出发是反思走向深入的前提。我们发现，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不是没有不足之处，而是不知道怎样从教学不足之处发现问题。个人觉得，可以采用“自我反省法”，对数学教学现象进行针对性分析，挖掘隐藏在数学教学行为背后的教学理念方面的种种问题，找出学生学习行为方面的共性问题，然后围绕问题，进行多层面多角度反思。比如，我们时常感到课堂时间紧，数学教学任务不能完成。可反思即知，这种情况可能是我们的教学行为失当造成的。怎样避免重复提问?怎样避免重复学生的回答?怎样做到精讲?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刻反思、深入探究。再比如，我们经常发现课堂上学生答非所问，针对这种现象，通过课堂观察和课后分析，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提高课堂提问的有效性。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提问内容的设计、提问对象的确定、提问方式的选择以及教师的引导策略等方面进行全面地、理性地反思。我们还要主动捕捉典型的教学问题，用心感悟、用心反思，从而，拓宽教师的教学思路，并且不断强化自己有效教学的意识，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

二、从教学理论水平中反思

教学不足之处的解决需要教学理论的支撑，基于教学理论对课堂教学中发生的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和深刻的反思，才能找到针对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们发现，有些教师缺乏教学理论的支撑，教学反思仅仅停留在教学经验层面上，不能深入到问题的本质，致使教学中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针对教学中的问题，查阅书籍或上网查找相关理论，围绕教学问题学习理论。站在理论高度去剖析教学问题的成因，提出教学问题的解决思路和方法，可以避免反思在同一水平上反复。比如，小组合作学习有没有流于形式？有没有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发展？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种“形式化”的讨论。如何使讨论有序又有效地展开，即是我们应该反思的问题。问题确定以后，我们就可以围绕这一问题广泛地收集相关的资料，运用理论分析产生这一问题的真正原因，提出相应的策略和教学的新方案。基于教学理论进行反思，不仅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效对接，而且使教师更加理智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三、从对比中反思

提升教学反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要求教师能够跳出自我，另眼看“我”，做清醒的旁观者，做明白的自知者。比如，在观摩优秀教师课例后，我们教师应分析优秀教师是怎样组织课堂教学的，他们为什么这样组织课堂教学；我上这一课时，是如何组织课堂教学的；我的课堂教学环节和教学效果与他们相比，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从他们的教学中我受到了哪些启发；如果我以后教这一课时，会如何处理……通过这样的对比反思，从他人的教学中得到启发、得到提高。我们也可以将课堂教学与自己以往听过的名师课例进行一番比较，找出问题和差距，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探求解决策略，在比较中学习借鉴他人的成功做法，在反思中改进自己的不足之处。比如，我们在听完一堂好课后，对人家精彩的教学设计羡慕不已，有时不禁困惑：自己也天天在研究教材教参，也能把文本读得非常通透，为什么就不能上出精彩的课呢?反思之后，我们才明白，这里还有个人的阅读积累问题。一个教师所呈现出的每堂课都与他自身的文化积淀有关。学识浅薄，无以支撑。自然会和优秀课例产生差距。还可以将自己的看法与专家的点评加以比较，想想专家为什么会这样说，说得有没有道理，有比较才有鉴别，把别人的点评与自己的判断比较一下，收获肯定会更大。

四、在合作研讨中反思

要使自己的教学水平得到提高和更新，就必须多与其他教师合作研讨，来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使自己清楚地意识到隐藏在教学行为背后的教学理念，进而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实践证明，教师专业成长不仅需要教师个人的学习与实践反思，更需要在教师群体中交流与探讨反思。因此，教师应经常与同事及时交流、与专家共同研讨，以期得到支持和帮助。教师可以就某一问题与其他教师和专家进行交流；也可以邀请其他教师到自己的课堂听课，课后一起研讨，请他们指出自己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还可以在听完其他教师的一堂课以后，针对这堂课进行讨论交流。这样不仅可以反观自己的意识与行为，还可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从而在合作反思中进步，在互补共生中成长。

五、从写作中反思

反思的最好方式，就是多写教学反思笔记，可以使散乱无序的想法上升为较集中、较理性的思想观点。在教学反思笔记中，可以写自己最深的感受，可以写获得的启示，可以写自己的困惑，可以联系自己的实践写想法。比如，使自己喜悦的教学现象、满意的教学效果当中，自己实践了怎样的教学理念?以后的教学应该奉行什么样的理念或者做法?实际的教学现象、教学效果与自己预想的情形、预设的教学目标有怎样的差距?差距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学生的原因还是教师的原因?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要用怎样的理念来设计实施教学?今后的教学中，要解决这个(或这一类)问题，需要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作怎样的设计?等等。通过撰写教后反思，追问自己的教学行为和具体问题的成因，总结问题的解决思路和方法，以研究视角反思教学。

教学反思是教师成长的阶梯，不少教师面对“教学反思”不是不想为，而是不会为、不能为!面对这种现状，一方面学校要对教师的反思进行有针对性的、操作性强的指导或培训，切实提高教师反思能力，让每一位教师不但想反思，而且能反思、会反思；另一方面教师自身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增强问题意识和反思意识，养成自觉反思的好习惯。只有这样，教学反思才能真正达到提高课堂教学水平之目的。教师也才能在不断反思中成长，使自己真正成长为一名科研型、学者型的教师！

（作者：王孝健

单位：江西省南康市赤土民族中心小学

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十年回顾和反思 篇5

中国当前电力行业格局

97年以来，我国的电力体制经过一系列改革。除设立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外，原有大型电力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市场整合，构建成11 家集团公司，包括：两大电网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电网下设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和西北5个区域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则由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及海南的电网资产重组而成。五大发电集团———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两大辅业集团———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形成当前中国电力行业格局。

回顾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历程

如果从2002年开始计算，电改已经进行了10年，电力产业市场化改革的复杂性超出了最初设计者的想象，漫漫长路，不堪回首：

1)1997 年开始对针对电力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成立了国家电力公司，原电力部行使的政府管理权移交给国家经贸委，电力体制政企分开。这算是预备。

2)2002 年开始在电力市场引入竞争机制，打破电网的垂直一体化垄断模式，在发电端开放竞争。实行“厂网分开”，将国家电力公司管理的电力资产按照发电和电网两类业务进行划分。

3)2003年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正式成立。国家电监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4)2011年将进行电力“主辅分离”。两家电网公司的勘测设计企业，火电、水电施工企业和电力修造企业剥离，同时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十年电改评价 改革的历程表明，电力产业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改革既可能获得巨大收益，又潜伏着各种风险。十年过去，电力改革当初提出的改革方针“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开、竞价上网”只完成了前一半。即使对这一半的改革，业界也都一致认为不彻底。

1)厂网虽分开，但原本分离的本意是在发电侧展开竞争，可是由于上网电价和发电额度仍然控制在发改委，初衷并没有实现。反而成了夹生饭。

2)主辅分离不彻底。原目标是剥离电网的电站设计建设、电力装备制造、三产等辅业，只保留输配电主业。可是国网利用2008年冰灾，提出的辅业重新界定，并于2009年逆向收购许继平高两大领先电气制造集团。

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于电网和其相关利益集团，步步为艰。一句话：不彻底、不坚决、没触动核心。一个被规制企业利用规制者的自利动机进行寻租活动，使规制者成为被规制者的“俘虏”，并共同分享垄断利润，从而导致规制的失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电改注定无法成功。

为完成国家2002年提出的“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开、竞价上网”的目标，显然当前这个格局还需要进一步拆分：剥离电网的配售职能，成立独立区域电网公司;剥离国网的电气设备制造的辅业;成立第三方的电力调度和交易中心。电改进入攻坚阶段。

二、中国当前的电力运营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电力产业自然垄断属性的由来

电力系统是由发电厂、输电网、配电网和电力用户组成的整体，是将一次能源转换成电能并输送和分配到用户的一个统一系统。

输电网是电力系统中最高电压等级的电网，是主网。配电网是将电能从枢纽变电站直接分配到用户区的电网，是辅网。

发电厂将一次能源转换成电能，经过电网将电能输送和分配到电力用户的用电设备，从而完成电能从生产到使用的整个过程。电力产业的产销与其他产业相比显著不同，其产品一般不能大规模储存，(储能还不成熟)，电力生产过程是连续的，发电、输电、变电、配电和用电是在同一瞬间完成的，因此发电、供电、用电之间，必须随时保持平衡。

电力关系到国计民生，是重要的基础性产业，是世界公认的公用事业，其规模经济效益显著，具有强烈的自然垄断特性。自有电力以来，世界各国长期对电力企业实行公共管制，普遍采用垄断经营和国有产权形式进行运营。

电力行业某些环节的自然垄断属性已不再成立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传统的管理和经营体制制约了电力的进一步发展，电力工业面临着严峻挑战，导致了各国电力企业从垄断经营、计划经济向市场化转化。尤其是，随着科技发展，电力工业实现自动化、信息化，电力系统的控制技术、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技术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制约发电、输电、配电和售电等各环节分离的技术瓶颈已不存在，为电力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技术基础。某些原来被认为具有自然垄断性的业务或环节，其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己经被逐渐克服，使得某些环节的自然垄断性不再成立，从而为引入竞争创造了条件。

首先发电环节引入竞争是最容易的，输电环节由于高压线路不可能重复建设必须是垄断的，配电环节可以是垄断性的，也可以是竞争性的，售电环节完全是可以竞争的。

全球电力市场经营的五种模式

根据电力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可以分为发电、输电、配电、售电等四个环节，因此电力市场的运营模式可以根据这些环节的市场开放程度而分为五个模式*。

1)垂直统一垄断模式

发电、输电、配电和售电四个环节都是捆绑在一起，由一个公司来统一管理和垄断经营，各个环节中都不存在竞争。法国、日本和美国的一些州是这种模式。

2)发电竞争上网模式 输电、配电和供电仍由一个电力公司统一管理和垄断经营，竞争在发电环节展开。这是打破电力工业体制垂直垄断模式最为初级的形式。中国目前就是这种模式。

3)限制性趸售竞争模式

发电、输电、配电完全分开，成立多个发电公司、一家电网公司和多个(配)供电公司。每个供电公司在其供电区域内具有垄断供电的性质。电网公司负责调度运行，从发电公司购买电力并向供电公司趸售。电网公司是电网覆盖区域内各发电公司电力的唯一购买商，也是各供电企业电力的唯一供应商。目前，英国、美国大多数公司均为此模式。

4)完全趸售竞争模式

发电、输电和配电三个环节都分别成立独立核算公司，并开展完全竞争。供电公司直接向发电公司购电，输电公司仅起输电作用，收取过网费，不再起买卖电力的中介作用。这就象交通运输中的“公路”一样。这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完全趸售竞争模式。这种模式要求有先进的电力计量和电费结算系统以及很高的管理水平。供电公司仍然在其供电范围内垄断经营。目前，瑞典、阿根廷、捷克、美国的加州、新爱尔兰州都采用此模式。

5)零售竞争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允许所有的用户任意选择供电公司，供电公司不再进行垄断专营。可以成立电力服务机构，它们不拥有配电网，但这些机构可以经营电力趸售和零售。供电公司或服务机构，没有固定的服务区域和服务对象，相互之间开展争夺用户的竞争。这种模式要求输电网和配电网都对用户开放。在这种模式下发电公司与供电公司、电力服务机构以及与大用户之间都存在双边交易。这种模式己在挪威、智利、美国的纽约州等电力充足、电网完善的国家和地区逐步推行，是竞争范围最广、竞争程度最深的电力市场模式。

*《电力市场模式、竞争性及其引入期货交易的时机分析》倪迎春

中国目前所采用的电力经营模式-发电竞争上网

2002 年按照电力改革要求实行“厂网分离”，电力经营模式从(第一种)电网的垂直一体化垄断模式过渡到(第二种)发电竞争上网模式。输电、配电和供电由国家电网统一管理和垄断经营，电网作为单一购电方向发电厂买电，作为单一卖电方向终端用户售电。这是打破电力体制全垂直垄断最为初级的形式，这种输配不分的单一购电机构模式在市场化改革中只能是一个过渡模式，因为该模式存在四个问题：

1)买方单一，无法实现充分竞争。发电公司没有选择的余地，无法保证市场交易的公平性;

2)单一购电机构的市场缺乏需求侧对市场的响应，市场价格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3)电网承担全部买电风险，而市场机制强调风险分散;

4)无法适

应电力生产的分散化趋势。随着新能源的发展，除了专门的发电厂之外，家庭和企业也将可能成为电能的提供者，将自己生产的富余电能通过电网出售给其他用户。电网往往利用在输配的垄断地位排斥分散化电能提供者。中国正在向完全趸售竞争的电力模式迈进

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所采取的模式各不一样，但是总的趋势是全方位引入竞争。不同的运营模式反映了市场竞争和选择的不同程度。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选择何种运营模式，除了决定于经济运行体制和市场发达程度外，法制化程度、企业管理水平和自动化水平等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此，我国应根据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状况和自动化水平的高低以及相应的配套法规、制度来选择我国的电力市场运营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电气自动化水平突飞猛进。已具备实施输电和配售分开，建立多买方-多卖方的充分竞争市场的条件，向第(四)种完全趸售竞争模式迈进。目前国家正在启动的下一轮电改方案正是“输配分离”，剥离电网的配电、售电功能，回归其输电职能，在用户侧引入竞争。

日前国务院批转了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其中两次提及“输配电”，一是提出“稳步开展输配分开试点”，二是要求“开展竞价上网和输配电价改革试点”。电改进入打破电网垄断的核心攻坚阶段。

三、电网就是电改的最大阻力

电网拥网自重，削藩势在必行

目前电网垄断了中国电力工业除发电外的，输电、配电和供电整个环节，独享覆盖中国国境具有完全自然垄断属性的高压输电、中低压配电网络资源。作为单一购电方向发电厂买电，作为单一卖电方向终端用户售电。电网拥网自重，有恃无恐，一直在抗衡国家电改，制衡国家的新能源政策。在近十年的电力体制改革进程中，电网曾经三次公然开倒车，和政府决策背道而驰：

1)电改在2003年完成“厂网分离”后，即进入“主辅分离”阶段。目标是剥离电站设计建设、电力装备制造、三产等辅业，只保留电网输配售电主业。可是国网利用2008年冰灾，提出的辅业重新界定，并于2009年逆向收购许继平高两大领先电气制造集团。“主辅分离”无法彻底进行。

2)2002年按电改计划成立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国网下设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和西北5个区域电网公司，为将来拆分国网打下伏笔。可是进入2011年后，国网开始逐步对区域电网收权，将电网规划、电力调度等管理职能收回公司总部，将区域电网的主要经营性资产按属地化原则分解到省网公司，区域电网公司实际被架空。

3)国家电力改革大方针“主辅分离、输配分开”是在2002年就确立的，2012年初电监会发布《输配电成本监管暂行办法》，为下一步“输配分开”作准备。可是今年4月，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刘振亚发布新书《中国电力与能源》，公开表示坚持输配电一体化和电网调度一体化，和国家电改大唱反调。

电网之五宗罪

垂直一体化垄断输电、配电和供电的国家电网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这种落后的电力运营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国民经济的需要。

主要问题表现在五个方面:

1)电网建设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

电力必须先行，“电力事业应当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当超前发展”《电力法》。目前电网长期垄断，缺乏竞争意识。规划布局和建设发展没有依据市场经济规律，输配电网络长期缺乏统一规划，电荒和弃电同时并存，配电网发展落后，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要求。

2)滥用垄断地位，转嫁经营负担，背离公共服务企业性质

作为唯一买方对上游电厂压低上网电价，发电公司没有选择的余地，无法保证交易的公平性;对中游地方电网利用电力调度权利进行压制，阻碍电量调剂消纳(内蒙古每年放弃的发电量可供应北京一年用电量的约82%);对下游终端用户缺乏服务意识，动辄采用行政手段拉闸限电。背离作为自然垄断属性的公共服务企业性质。

任何国家的自然垄断性的产业，都应该是微利并以公共服务为第一目的。垄断产业必须接受政府规制，既保证企业正常生存发展和合理回报，又防止消费者的利益受损害，同时防止因缺乏竞争发生资源配置低效化。

3)排斥新能源并网，制约新能源国内市场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脚步。

电网以网络安全为借口，消极配电侧智能化改造，通过在项目审批上设置障碍，变相抵触《可再生能源法》，排斥新能源并网，拒绝接收分布式光伏发电，严重制约了国内新能源的市场空间。逼迫光伏生产厂舍近求远，80%产品必须寻找海外市场，仰人鼻息到处受气，而国民无法真正享受到光伏产业增长的益处。

4)绑架政府，强上特高压项目

特高压之与电网，相当于高铁之与铁路。确实高科技世界领先，但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远水难解近渴。配电侧智能化改造，投资小、周期短、见效快。分布式光伏在用户侧就近接入，不需要远距离输送电力，成本低、效率高。电网知道输配终将分离，配电网迟早要被剥离，不愿意把钱投在配电网智能化改造升级上，强推特高压项目。特高压电网投资总额将达4060亿元，相当于两个三峡工程。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巨额工程，并未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竟然越过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的决策与监督，直接获得了国家发改委的批准。

5)拥网自重，明里暗里抗衡国家电改

在近十年的电力体制改革进程中，电网曾经三次公然开倒车，和政府决策背道而驰。详见上。电网拥网自重，野心勃勃，制衡改革。以电网安全为借口，处处排斥新能源并网，将一己之利凌驾于国家战略之上。电网是就是电改的最大阻力，也是新能源的绊脚石。

四、电力体制改革向何处去

电改方向：输配分离，剥离电网的配电、售电功能

改革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输配分开”。剥离国家电网的配电、售电职能。

1)将各省级中/低压的配电网络改制成地方供电公司，独立核算。将配电环节从资产、财务和人事上从国家电网剥离出来。

2)国网仅保留跨省间(特)高压输电网络，作为输电通道和电力交易的载体。国网不再参与电力交易，只收取过网费，就相当于高速公路的过路费。

3)国网对发电公司、配电公司和大用户开放，允许配电公司和大用户直接从发电公司购买电力，在用户侧引入竞争。改变单一电力购买方的市场格局，培育多家市场购电主体。

4)输电网络是一个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系统，国家对国网收费进行管制，确保收费的公共服务属性并能回收投资及得到一个合理的回报。

5)取消国网电力调度权,成立第三方独立的区域电力调度中心作为电力调度交易平台。开放输配电网，形成统一的区域电力交易市场。

6)各省级配(供)电公司仍然在其供电地区范围内垄断经营对零散用户售电。

电改必须先理顺国家电力监管权力体系

电改十年，成效微薄，反而电网更加垄断和强势，电力从发电到售电各环节市场化影子荡然无存，电网和发电厂及地方电力集团矛盾日益激化，以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受到传统能源的压制。

痛定思痛，电改最大的败笔是改革没有理顺和触动国家电力体制的核心-电力监管权力体系，而是只是在细枝末节上作文章，游走在电力的发输电运营环节。面对顽症，没有直击病灶，躲躲闪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怎能见效?

现在电力监管权力分散，政出多门。电价权和电站项目审批权在发改委(部级)，电力监管和电力业务许可证在电监会(部级)，新能源规划和能源节能的政策、光伏电站特许项目招标在能源局(副部级)，电力调度权在国家电网(部级)，规划许可在电力设计院(国网直属)。另外不同地方，机构设置还不完全一样, 责任分配还有差别。不要说咱们光伏人，就是连体系内地方官员很多都对审批环节蒙灯转向。审批环节过多，给权力寻租留下充足的操作空间，必然导致腐败和低效率。同时，国网和电监会平级，比能源局还高半级，你说到底是谁能管谁?所谓监管不就是名存实亡吗。

电改必须首先从上到下理顺电力监管权力体系，匹配权力和职能的关系，简化审批环节，才能做到提纲挈领，事半功倍，各种阻力迎刃而解。上层如果真心电改，就必须先从此下刀，绝无他法。

电改必须渐进式的完成

电力产业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潜伏着各种风险。为确保改革的平稳进行，必须采取用渐进式的方式，不可能一蹴而就。

渐进式体现在三方面：

1)在市场模式的选择上采用渐进式过渡。从当前发电竞争上网模式向限制性趸售竞争模式和完全趸售竞争模式过渡，上述约束缓解后最终过渡到零售竞争型电力市场。

2)在结构重组过程中，各环节逐步分拆。先完成“主辅分离“，拆分电网的电力装备制造业务，然后将各省级配电网络改制成地方供电公司，独立核算，在区域电网建立统一的市场交易平台，完成“输配分开”。逐步扩大交易品种和竞价范围，试行较大的用户向发电企业直接购电的交易范围，实现“竞价上网”。售电与配电环节的分拆放在最后阶段实施，售电环节全面引入竞争机制，实现用户的购电选择权。

3)在产权处置上采用渐进式方法，对现有电网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逐步放松对私人资本的进入限制。

结语 为适应国家新能源的战略要求，为保证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无论如何电力体制必须与时俱进，坚持继续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引入电力的市场化竞争，彻底打破发电、输电、配电、售电哥环节的垄断。最终将我国电力市场建成一个开放、公平、自由竞争的电力市场。

一个理想的电力市场是怎样的?

1)不管是发电侧还是售电侧，存在许多买方和卖方，没有任何一方具有市场势力，地位平等

2)供需双方都有价格响应能力

3)透明且运作有效的电力交易平台

4)独立于电网的第三方电力调度机构

5)任何电力源只要满足并网技术标准就能够被电力网络平等接入

6)发电方、配电方、用电方三方之间都能双向互动，实时传递信息

十年教学反思 篇6

【论文关键词】教育技术管理 现状分析 学科建设

【论文摘要】对至，教育技术5种主要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数统计结果表明，有关教育技术管理文章数仅占1.85%教育技术管理及其研究未能得到应有重视，与观念混乱、教育技术管理的独特性有关。而有效的应对策略包括:更新观念，端正认识，确立教育技术管理应有地位;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以有效指导教育技术管理实践;认真分析教育技术新特点，借鉴新理论、把握新动态、确定新任务，重新架构适应时代要求的教育技术管理学科体系。

一、研究背景

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1994年的定义将教育技术的研究范畴界定为设计、开发、利用、管理与评价等五类，而最新的aect’04定义则给出了三个:创设、使用、管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管理一直被认为是教育技术领的主要研究范畴。在我国也不例外，早在20世纪80-90年代，电化教育专业建立初期，《电化教育管理》即被作为主干课程，其理论也是我国电化教育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技术管理是教育技术系统的各级管理人员，通过计划、组织、协调和监督等一系列的方法、手段和制度来调度所有资源、协调各种关系，以便有效地达到既定目标的教育活动过程。它对整个教育技术工作起着计划、决策、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的作用，是提高教育技术各项工作效率和质量的保证，是推进教育技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教育技术管理在该学科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那么，教育技术管理的发展现状怎样?存在哪些问题?未来又将如何?带着这些问题，笔者通过对主要几种教育技术专业学术期刊20一20间所发表的有关教育技术管理方面的文章进行分析，展开探讨。

二、研究设计

1研究目的与方法

通过对教育技术管理近10年来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揭示该范畴研究与实践、乃至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为探求促进其健康发展的应对策略提供依据。本研究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内容分析法和文献法。内容分析法旨在对特定研究对象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科学、系统的量化，进而对量化结果进行多维度统计、分析的一种研究方法。本研究将着重开展特征分析与比较分析。

2数据来源

为了准确把握教育技术管理及其研究的现状与特征，本研究遴选教育技术学科内5种主要学术期刊《中国电化教育》、《电化教育研究》、《现代教育技术》、《中国远程教育》、《开放教育研究》作为数据源，从中筛选出有关教育技术管理的文章作为分析对象。

3类目划分

传统的电化教育管理研究内容包括基本理论、组织管理、人员管理、设备与器材管理、电教教材管理、教学与科研管理、电教用房管理、电教评估等。而aect“94定义将教育技术管理的研究内容界定为项目管理、资源管理、传送系统管理、信息管理。在科技不断进步与社会加快发展的今天，教育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更加明显，教育技术管理的研究内容也在发生改变。鉴于此，在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基础上，本文将教育技术管理的研究划分为本体理论研究、软件资源管理研究、硬件环境管理研究、教学教务管理研究、知识管理研究、其它管理研究等7个方面，作为分析的类目。其中，本体研究主要是对教育技术管理学科自身的研究，如:关于教育技术管理的目的、任务、本质、性质、过程、原理、方法、模式等理论研究。知识管理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与教育技术的信息管理接近，一经出现，很快受到广泛关注，并成为研究热点，因此单独列为一类。其它研究类包括较多方面，有项目管理、网校管理、组织管理、人员管理等。

4获取数据

本研究通过中国知网“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一cnki系列数据库”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首先，用篇名=“教育技术管理”，匹配方式:“精确”，在整个库中检索，得到20条记录，其中出于上文所述5种期刊的只有6篇。看来这种方法不能获得全面的数据，因为大多数相关文章不一定在篇名中完整包含“教育技术管理”。于是，我们扩大搜索范围，用诸如篇名=“管理”and刊名=“中国电化教育”、时间为2000年到2009年、匹配方式为“精确”来检索，并逐一检查，剔除其中的公告、资讯等文章，最终得到以下结果:《中国电化教育》69篇、《电化教育研究》57篇、《中国远程教育》70篇、《现代教育技术》24篇、《开放教育研究》25篇(参见表1)，再按照年份进行统计从而得出如表2所示的研究文章数量在不同年份的分布情况。其次，对搜索结果按照上文所划分的类目进行分类并统计，结果如表3。

三、现状分析

1发展趋势分析

用表2中“合计”栏数值建立折线图(参见图1)，借此可反映近10年有关教育技术管理研究文章数量的变化情况。总体上呈平稳发展的态势，在2000年到之间一直处于低位上下波动、停滞不前的状况，20到2009年文章数又重新呈上升趋势。仔细分析得知，《中国电化教育》、《电化教育研究》和《中国远程教育》文章数的波动十分相似，均是在2007年形成低谷;而且所占的比例也十分相近，分别是28.16%,23.27%和28.57%。《开放教育研究》则一直比较平稳，但是占比较低，只有10.2%这是由于它是双月刊的缘故。而《现代教育技术》自2007年开始关注教育技术管理研究起，发表该领域的论文数量逐年上升，虽然占比只有9.8%，但这只是三年的贡献值，可见，相对而言其对教育技术管理给予了很高的关注度。

其实，虽然图1真实地反映出了2000-2009年间业内对教育技术管理的关注度变化情况，但并不能反映出在整个教育技术研究中有关教育技术管理研究的状况。我们初步统计发现2000-2009年间上述5种期刊总的学术论文数(剔除了广告、通知等)分别为《中国电化教育》3161篇、《电化教育研究》2739篇、《中国远程教育》4628篇、《现代教育技术》1575篇、《开发教育研究》1119篇，而关于教育技术管理的文章数所占比例分别只有2.18%,2.08%,1.51%.1.52%.2.23%，总平均占1.85%。可见，总体来说近10年中教育技术管理的被关注度是非常低的，这也与孙祯祥的研究结论完全吻合。

2子领域研究状况分析

就教育技术管理子领域研究的情况，我们透过表3即可看出存在一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对教育技术管理本身的研究(包括相关的基本理论研究)文章数最少，只有8篇，占比为3.3%，说明业内对教育技术管理的基础研究缺乏热情，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尚待开垦的荒原”。究其原因，笔者以为除了观念问题外，与教育技术管理的学科性质和特点不无关系。我们知道，教育技术管理是普通管理学在教育技术领域中的具体应用，而这种应用的层面又特别广泛，因此研究的范围就显得十分繁杂。大的维度方面包括理论研究、要素研究、过程研究、应用研究;要素方面包括人、财、物、事、信息、时间的研究;具体方面包括研究组织、人员、事务、软件资源、硬件资源、教务、项目、知识管理及评估等等。这就要求涉足该领域的研究者必须具有与其他教育技术人员“不一样”的学术背景，而且还特别要有广泛的教育技术实践经验。

第二，信息化教与学的管理、教务管理是最受关注的领域，其研究文章共66篇，占27%，这是令人欣喜的现象。其中多数是针对远程教育、网络教学中学与教的过程、模式、质量、评价等管理研究，及其学籍、考试、身份认证等管理研究。《中国远程教育》在这方面的贡献值最大，共29篇文章。

第三，文章数排名第二的是其它类研究，这也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与常理不合)，这与前文曾提到的教育技术管理应用范围十分庞杂有关。其中远程教育、网络教学项目管理占据较大比例，此外包括:质量管理、成本管理、营运管理、绩效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领导与政策、管理模式、管理体制、时间管理、风险管理、服务管理等等。

第四，知识管理及其应用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统计显示自黎加厚的《知识管理对网络时代电化教育的启迪))(上)(下)(《电化教育研究》第8,9期)和张屹、祝智庭的《知识管理在现代远程教育中的应用研究》(《中国远程教育》第3期)的陆续发表，很快掀起了一个研究热潮。实际上，教育技术领域中的知识管理己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信息管理的范围，更多地关注信息技术环境下知识的类型、产生、表达、传递、创新等机制、原理与方法，以及基于知识管理的各种应用，如应用于资源建设、信息化教学、教师专业发展等。

第五，对软件资源建设与开发管理的研究重视不够。人们常说，教育技术就是“拍片子、做课件”的，虽然失之偏颇，但也反映了软件资源的建设与开发一直是教育技术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其中如果缺乏管理、缺乏管理研究是很不正常的，应引起我们的警觉。

四、问题与反思

1存在的问题

在上述研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对教育技术实际的考察，我们认为，2000-2009年间教育技术管理及其研究的状况不容乐观，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一是认识不清，观念混乱。在教育技术行业内，有一些人认为管理只是做一些琐碎的事情，属于实践应用范畴，理论性不高:也有一些人认为，管理的道理非常浅显，没有多高的学术价值:还有一些人认为，管理只是领导者关心的事，与普通教师关系不大。诸如此类的偏见导致了教育技术管理没能被引起足够重视。实际工作疏于管理，理论研究忽视管理，这是一种十分令人不安的状况。二是理论研究严重滞后，远远不能满足对教育技术管理实践的指导。上述的文章数统计结果表明，关于教育技术管理的理论研究是很贫乏的，不仅表现在文章的数量上，而且更表现在研究内容与质量上。如何将普通管理学的最新理论成果有效地应用于教育技术，并形成一整套具有特色的教育技术管理理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三是重新奇，轻基础。这几乎是在教育技术整个行业都或多或少存在的现象。勇于创新、追求新颖固然必要，但轻视基础研究也不可取。

2反思与建议

鉴于教育技术管理及其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采用以下措施，以期扭转目前不良局面。

第一，更新观念，端正认识，恢复教育技术管理应有地位。2000-2009年间，教育技术管理不被重视，有逐渐被边缘化的危险，这至少从下面两个方面得以看出，一是20新一轮教育技术学科建设中，规定的8门主干课程不再包括《教育技术管理学》;二是上文所述近10年的相关研究文章只占总数的1.85%。为什么会出现了这种情况?是不是教育技术管理真的不那么重要?实际上，不论是从aect’94定义与04定义都将管理界定为教育技术的重要范畴，还是我国教育技术实际工作多性质、多层面的`复杂性使然，管理都毋庸置疑地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在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后科技时代”的今天更加明显，正所谓管理出质量、管理出效益、管理出人才。鉴于此，首先应恢复《教育技术管理学》主干课程的地位，当然这不一定非要自上而下发通知/文件来规定(当然这样做更好)，更主要的是各院校教育技术系要更新观念、提高认识，加强课程建设和师资队伍的培养，并自觉地将教育技术管理的原理、方法应用于本单位实际工作中，以提高工作质量与效率，有效推动教育技术事业的发展。其次，教育技术的学术期刊要给予大力支持，增设管理栏目，增加管理类文章的录用数量。最后，在业内各种学术会议、科研项目、论文征集等活动中给教育技术管理的论题以一定的空间，关注并促进其发展。

第二，认真分析形势，把握新动态、新特点，确定新任务，架构适应时代要求的教育技术管理学科体系。先前的《电化教育管理》等教材虽然在特定时期内对我国的教育技术管理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教育技术增加了新内容，呈现出新特点，客观上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管理理论为指导。目前该课程建设严重落后，教材出版举步维艰，数量寥寥无几。因此，应尽快在原有课程体系基础上革旧增新，重新厘定课程内容，组织撰写新版的《教育技术管理学》教材。在新版教材中应系统地增加以下内容:国内外管理思想与理论、项目管理、信息与知识管理、软件资源管理、硬件与环境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理、质量管理等等，同时应注意针对性和实效性，注意结合教育技术特点来阐释管理原理、方法的实践指导作用。

第三，进一步加强教育技术管理理论研究。教育技术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肯定会发生改革，但改革需要相应的管理理论来指导。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论研究作为指导，改革也可能会出现偏差。可见，加强对教育技术管理思想、管理原理、管理方法、政策法规、管理对象、管理过程、管理模式等的研究，不仅是建构科学、系统的管理学科体系的前提，更是顺利开展教育技术工作的基本保障。

第四，兼顾全面，突出重点，有效提高教育技术管理水平。目前，我国教育技术发展虽然很快，但还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硬件环境的利用率偏低，软件资源开发周期偏长、软件产品实效性、适应性低，教育技术应用过程缺乏有效控制，等等。解决的根本办法之一就是要加强管理，在充分落实常规管理任务(如实验室管理、人员管理等)的同时，突出重点，进一步强化工作立法和制度化建设;重视软、硬件资源建设与使用管理:研究以网络平台为代表的新型教学系统运行特点与规律，探索管理新机制;不断创新工作模式，加强业内交流，促进外部沟通，协调各种关系，实现优势互补;注重工作计划性、规范性，提高教育技术工作实效。五结语

信息技术教材十年:回忆与反思 篇7

●“乱”——信息技术教材十年总体印象

2000年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上公布了《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 (试行) 》, 拉开了从计算机教育向信息技术教育转变的序幕。2003年, 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 (实验) 》 (信息技术) , 2004年全国有4个省份进入高中新课程改革, 全国总共审定了5套高中信息技术教材。新的信息技术课程指导文件的颁布意味着新教材的编写也自此开始了。但是, 在信息技术教材表面“繁荣”的现象背后, 我们却看到信息技术教材呈现出的“乱”象。

全国各地的信息技术教材本着“一纲多本”的原则, 从最初的几十套, 一下子涌现出上百套, 到如今全国的中小学信息技术教材不下200套。鼓励信息技术教材多样化, 这本来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的一大历史性进步, 但是由于信息技术教材市场的开放与巨大的需求量, 使之成为众多机构关注的焦点和追逐的目标。信息技术教材虽然数量庞大, 但是总体来说, 高质量、高标准、符合时代发展和信息技术课程特色的教材并不多见。低水平重复、缺乏特色, 甚至科学性都受质疑的教材却层出不穷。

编写人员的资质混乱, 没有得到监管。信息技术教材的编写者队伍大致上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大学信息技术教育的专家学者 (包括权威出版机构的教材编写者) , 还有一类就是一线的教研人员和教师。应该说两种人结合起来, 是编写信息技术教材最佳的组合方式。但是由于各地自身的利益考虑, 往往孤立地进行教材开发, 这必然会影响到教材开发的质量。

信息技术教材的“乱”象, 其根源之一就在于课程地位的不确定。2000年以来, 各地区都在中小学把信息技术作为必修课程逐渐开设起来, 根据笔者的实地考察, 信息技术课在义务教育学校的开课率初步达到了80%以上。但是在国家课程体系中, 却仍然把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定位为综合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 信息技术教材面临着无国家审定的局面。各省 (市) 基本上是把义务教育信息技术教材作为地方教材加以审定。各地的信息技术教材审定和选用缺乏国家的监管, 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优质教材资源难以得到共享。

信息技术教材内容混乱。由于2000年至今, 国家并没有出台新的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指导性文件, 而《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 (试行) 》已经逐渐不能适应信息技术课程发展的现况。这就导致很多义务教育信息技术教材在编写前言中不得不说明:“本教材按照《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 (试行) 》, 参考《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编写。”如此也属于无奈之举。由于目前信息技术教材并无真正实用的指导性文件, 所以信息技术教材开发者自然就自行确定教材内容, 导致内容体系混乱、结构不清晰等现象涌现。由于国家没有十二年一贯制的课程标准, 很多信息技术教材都采用了零起点方案, 即在小学、初中, 甚至高中都从零开始讲授信息技术的知识与技能。这样, 学生在小学阶段学过的内容, 初中要学, 甚至高中还要学, 造成了大量的知识重复, 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

●“变”——信息技术教材十年的编写

从2000年至今, 随着信息技术教材的大量涌现, 信息技术教材的编写也呈现出了一些变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于信息技术课程认识的逐渐深入, 信息技术教材的内容从最初的只是简单地介绍信息技术操作, 到如今的注重信息处理能力的培养;从最初的“微软说明书”到如今的信息处理体系的建构,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当学生的信息技术水平逐渐提高以后, 人们认识到信息技术教材不能够仅仅教授学生一些操作的内容, 还需要让学生掌握一些信息处理的技能与方法。同时, 由于信息技术教材逐渐渗透人文化和生活化等取向, 信息技术教材的任务设计等逐渐强调和实际生活相联系, 并且除了操作内容外, 也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从教材编写形式上, 信息技术教材也从最初的操作说明书的形式, 走向了“知识+活动”的新形式。在2000年初, 有一些教材基本上属于传统的计算机教育教材的翻版, 根本不能体现出信息技术课与计算机课的区别, 一翻开书就是计算机知识与操作界面, 仍然给人“信息技术课=计算机课”的印象。教材体系基本上还是沿用传统的计算机课程的思路。大多数教材实际上只是对某个软件知识点的罗列, 信息技术课基本上是对某个软件的功能介绍, 和讲解。而随着2003年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的颁布, 信息技术教材逐渐强调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 将信息技术的知识与技能的学习逐渐与活动结合起来, 至少不再是单纯的软件功能介绍了。记得笔者2004年见到上海师范大学黎加厚教授时, 他热情地介绍起他所编写的小学信息技术教材采取的“游戏化、故事化”的形式, 充分说明了信息技术教材编写形式的转变。

无论呈现如何的“乱”象, 在十年之间信息技术教材依然发生着许多的改进和变化, 信息技术教材在逐渐地成长。

●“用”——信息技术教材的使用

评价信息技术教材不仅仅在于编写, 更在于其在教学实践中发挥的价值, 所以信息技术教材的问题更应集中于“用”。当然信息技术教材的用, 不仅仅包括教师在课堂上的使用, 也包括地方教育部门的选用等。

在教材选用体制上, 由于利益驱动, 有些地区通过下达行政命令、统一考试等手段, 强行推广本地区编写的信息技术教材, 限制其他教材进入, 在教材“多样化”的幌子下大搞地方保护主义, 导致许多优秀的信息技术教材不能正常推广和使用, 出现了地方上的“小一统”, 其危害不可低估。根据笔者的了解, 义务教育的信息技术教材, 由本省教研部门编写, 或选用本省教材的省份在全国占到50%以上。还有一些市级单位, 也有自己编写的信息技术教材。因此, 要实现信息技术教材的合理选用, 就必须打破地区封锁, 为优质教材打开流通渠道。

信息技术教师在信息技术教材的使用上, 应该采取“用教材教”的态度, 而不是“教教材”的态度。信息技术教材应该是信息技术教师的教学资源之一, 而不是信息技术教学内容的规定。信息技术教师在课堂上要用活信息技术教材。首先要对教材内容灵活处理, 即根据具体学生、具体设备情况等灵活设定教学内容;其次要对教材使用灵活处理, 即在教学环节中将教材作为一种教学资源, 可以采取学生自学教材, 结合教师讲解等。

其实, 根据实际情况来看, 很多信息技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并不使用教材。究其原因可能是教材并不符合教学实际, 使得教师无法应用教材。同时, 也可能是教师还无法适应教材, 所以抛弃教材, 仍然采取旧的内容和旧的方式教学。前一种情况应该是改变教材, 后一种情况则要改变教师。

●规范、特色、科学——信息技术教材的发展之路

信息技术教材走过了十年, 面向未来, 信息技术教材必须要坚持规范、特色、科学的发展之路。

“规范”就是要规范信息技术教材的编写和选用。义务教育信息技术教材虽然不是国家规定的审定教材, 但是随着全国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的广泛开设, 信息技术课程已经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国家课程。面对此种状况, 迫切需要国家出台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指导性文件, 对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加以指导和规范。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也需要对义务教育信息技术教材的编写和选用规范化管理, 限定信息技术教材编写人员资质, 国家审定义务教育信息技术教材, 规范信息技术教材选用模式。

“特色”就是要在国家规范化管理的基础上, 根据信息技术课程发展特色、地方特色等, 编写出符合各地地方特色的信息技术教材。规范不等于无特色, 特色不等于无规范。信息技术教材必然要走特色之路。

“科学”就是要科学, 合理地编写信息技术教材。信息技术教材的表达方式要符合学生的心理和认知特点, 按照由近及远、由浅入深、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等教学原则来安排教学内容。教材贯彻“以学生为主体, 以教师为主导”的方针, 不仅适合教师的教, 也适合学生的上机实习和自学, 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信息技术的能力。信息技术教材要体现素质教育的目标, 即信息技术教育应重点培养学生的信息处理能力及综合运用能力, 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及综合素质。

秋菊二十年：反思“法律与文学” 篇8

不过，遗憾的是，过去二十年对《秋菊打官司》（简称《秋菊》）的方法论反思并不充分，以致许多争论不过是学者们在不同的频道上“自说自话”。学者们往往基于不同的法律观念和立场讨论、使用“秋菊形象”。而且，《秋菊》的文学理论研究的方法和立场也存在着多样的歧异。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否支持 “秋菊的困惑”，研究者需要追问一个“法律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我们在讨论秋菊时是以什么态度和方式进行怎样的讨论？

秋菊的困惑：法盲与法治

“我就是要个说法，怎么把人给抓走了？”从《秋菊》的戏剧性结尾入手，苏力建构了“秋菊的困惑”的基本命题：根据（西方）“普适权利”构建的当代中国正式法律制度无法容纳和回应秋菊的“讨说法”，反而损害乡土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社会互惠关系，造成悲剧性结局。

“秋菊的困惑”挑战了当代中国的主流法治理论。这种理论主张每个中国公民都应该敢于“为权利而斗争”，强调政府官员必须依法行政，不得侵犯秋菊们的个人权利。于是，要实现这个大写的“法治”，需要普通公民和政府官员都具备“法治意识”—法治的前提是民众“理解”乃至“信仰法律”。“秋菊的困惑”则提出了一套与主流法治不同的叙事模式：秋菊“讨说法”的目的并不是通过法律实现个人权利（无论是民事赔偿还是刑事惩罚），她要的是村长道歉，并继续为西沟子村人服务。从乡公安到市人民法院的法律程序并没有给秋菊一个“说法”，但是村长救助难产的秋菊和秋菊的顺利生产，已经让西沟子村一度紧张的官民冲突得以“自然弥合”。然而在影片结尾，国家法律的介入带走了村长，反而破坏了乡土社会的互惠秩序。

在主流法治叙事看来，秋菊不过是个“法盲”。在苏力看来，“秋菊的困惑”意味着中国法治需要摆脱基于普适主义的“法律移植”的诱惑，认真理解和对待“秋菊的困惑”。理解的第一步是听懂秋菊充满乡土气息的“说法”。由此出发，有论者深入分析了“说法”背后的“本土资源”：中国农民传宗接代的生活信仰，乡土社会中“气”和“面子”的生活逻辑。也有论者强调现代法律体系必须理解中国民族的“生育本能”，因为这是维持秋菊一家与西沟子村的安定团结的根本原因。作为“生育制度”的家庭及其价值，也理应成为理解中国法律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立足点。更有论者从“秋菊的困惑”转向“村长的困惑”和“李公安的困惑”，讨论电影反映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官民关系变迁、基层治理困境及其根源等“中国政治与法律的根本性问题”。

当然，也有不少论者质疑苏力的基本命题。“秋菊的困惑”在什么意义上构成真实世界“法律与社会”的冲突，抑或只是苏力建构的一种巧妙的修辞？——现实法律实践中很少出现这种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于是，秋菊不依不饶地要求村长道歉本身是不是就是一种不合理的请求？现代法律制度，无论是民法的“赔礼道歉”，行政法的“依法行政”，还是刑法的“依法审判”，对“秋菊的说法”可能是不完美但是后果更好的替代解决方案。更进一步来说，如果说在改革开放早期“秋菊的困惑”尚属寻常事件，那么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的今天，“秋菊的困惑”是不是早已被现实解决，或者成为理应进入“历史的垃圾箱”的过时命题？

秋菊的逻辑：法律与社会

其实，第一个自觉反思“秋菊的困惑”的学者正是苏力本人。在《从文学艺术作品来研究法律与社会》（一九九六）一文中，他讨论“法律与文学”得以成立的四个理由：第一，《秋菊》是“现实主义流派”电影；第二，“秋菊的困惑”的真实性在于生活的逻辑建构及其背后的普遍意义；第三，已有许多以文艺作品作为素材来研究法律的成功范例；第四，文学故事解释相对于法律解释更具开放性，可以提供区别于主流法学理论的多元视角。

苏力式的“法律与文学”，研究素材是文艺作品，研究方法是文学（故事）的生活逻辑建构及其开放性，研究对象是法律与社会。二十年来，从“秋菊的困惑”命题出发，学者们讨论了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权利与情理”“现代与传统”“法治与法盲”等二元对立的法律冲突与矛盾，主张中国法治应当建立在尊重“秋菊”为代表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法律需求的基础之上。因此，以“秋菊的困惑”为代表的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与苏力提倡的“法社会学”“社科法学”分享着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将“中国（社会）经验/价值”带回中国法学研究。在这个意义上，“秋菊的困惑”是一个立足于中国语境的学术创造，而非西方“法律与文学”既有理论的简单套用。毋庸置疑，这是苏力对中国法学研究的独特贡献。

沟通中国“法律与文学”的是“中国社会”，或者说立足于解释中国社会特定经验的法社会学理论。因此，“秋菊的困惑”对《秋菊》电影的使用当然是素材意义的。这种“法社会学”的文学素材使用与文学解释存在区别。文学解释并不必然受制于社会科学限制，一个成功的文学解释并不必然依赖于外部社会解释。如果仅仅把文学故事当作“法社会学”的素材，那么这样的解释对于文本而言就是外在的。在我看来，“秋菊的困惑”命题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超越“法社会学”等“外在理论”对文艺作品内在形式和整体结构的“素材化/对象化”束缚，从而超越“法律与社会”等“法社会学”命题的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进而思考更具建设性的新的法律思想和实践的可能。前者意味着需要重思文学故事建构法律命题的方法论，后者决定着“秋菊的困惑”仅仅是一个“批判法学”的特殊性命题呢，还是更具建设性的开放性的法学理论问题。

推进对“秋菊的困惑”的反思，首先需要超越对文艺作品的“素材”式（因而是法社会学理论先行的）方法论预设。换言之，不是用一种外在的“法律与社会”理论裁剪《秋菊》，而是力求文学的叙述形式与社会语境的统一。在《秋菊》的电影形式中寻求语境化的理解和解释，在此基础上连接更为广阔的“理论问题”。相比纠结于秋菊故事的真实性或代表性等实证主义问题，不如直接把《秋菊》视为一部虚构作品，从秋菊故事的隐喻中寻求不同主体对于当代中国法律和政治的不同想象。因此，秋菊故事的意义首先在于论者的叙事建构，尽管其“可信性”依赖于更为广阔的社会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有理由认为，讨论“村长的困惑”和“李公安的困惑”等命题的学者推进了《秋菊》的文本与语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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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菊的隐喻：超越“法社会学”

从“秋菊的困惑”视角出发，国家法律的“入侵”必然导致秋菊和村长 （也就是乡土社会）的双重悲剧。“秋菊的困惑”之所以是悲剧性的，是因为背后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本身蕴含国家与社会、法律与伦理、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城市”，面对以普适话语出现的现代国家法律，代表着传统社会伦理的秋菊必然遭遇悲剧，而且秋菊们的个体命运无法逃脱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普遍逻辑。

“秋菊的困惑”受困于“二元对立”之处，正是“法律与文学”的开放性和可能性能够推进的地方。尽管遭遇了现代法律带来的戏剧性结局，但是《秋菊》的结尾并非秋菊故事的必然结局。

到《秋菊》，在讨论“秋菊的困惑”“欧·亨利式”的结尾之前，需要回到电影的核心情节：秋菊为什么百折不挠地“讨说法”？在讨说法的过程中，除了坚持和挫折，新的经验（特别是城市经验）带给秋菊什么超越“传统农民”动力和主体意识的可能？追问和推演秋菊的“生活逻辑”需要解释和重构秋菊的“生活世界”。在我看来，秋菊之所以走出乡土社会进入镇里、县上和城市讨说法，其动力不仅是生儿育女的乡土伦理，而且包含着平等的尊严和要求村长“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政法伦理，以及家庭联产承包后通过种辣椒—市场交易而获得的财产—经济权利。换言之，这三种因素都是秋菊讨说法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秋菊多次（在多个瞬间）以为“社会主义政法伦理”（李公安—严局长）和“市场经济—法治”（法院）能够帮助她讨个说法，让村长道歉。

在讨说法的路上，秋菊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主体”。传统伦理、政法传统和市场法治这三种“社会逻辑”共同塑造了秋菊，使她超越了传统农村妇女的生活局限，成为万家新的家长、西沟子村人重视的“能人”。从秋菊的主体性出发，她与村长之间的矛盾未必不会以和解告终，尽管她可能遭遇新的挫折。秋菊的主体性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和法律的理论可能性。

透过秋菊的隐喻，可以发现当代中国“法律与社会”的复杂性：纠葛在乡土伦理、政法传统和市场法治等多种“社会逻辑”之中，蕴含着悲喜剧的种种可能。反之，这也意味着某种单一的“社会科学”不可能建构一个完美的“法律与社会”秩序。今天我们之所以没有跟秋菊说再见，是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再见秋菊”。只要随便百度一下，秋菊已经不再是传统农村妇女的法盲形象，而成为向政府/法院讨说法的代言人，甚至成为当代的“法治英雄”，普法宣传的正面典型。法律实践中的“讨说法”常常意味着老百姓与政府打官司，但与秋菊一样，现实社会中司法判决本身往往不能让“秋菊”们心服口服，因为他们“讨说法”的目的并不局限于法治教科书所提倡的“为权利而斗争”。如果判决结果在根本上不符合“秋菊们”的“理”，判决的权威和执行力就会大打折扣。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秋菊就是理解秋菊讨说法的叙述形式背后的社会“道理”。进言之，虽然不是所有“理”都应当被国家法律认可，但是一个忽视社会共识的法律体系注定外在于民众的真实生活。

《秋菊》的故事必将继续，续写秋菊的故事，需要我们勾连文本形式和更广阔的社会语境，思索秋菊的未来。秋菊们的未来，可能不在西沟子村，而在城市。因为九十年代初种辣子能让秋菊一家奔小康，但家庭土地和小农生产的局限让秋菊们不大可能通过种植经济作物实现真正的富裕。因此，秋菊的未来似乎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国家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转型的大潮中。假设秋菊来到城市打工，当她再次遭遇法律纠纷的时候，她还愿意信任国家法律和政府官员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她会用什么办法来讨回自己的公道呢？

秋菊之后：推进“文学与法律”

从“秋菊问题”出发，“法律、文学与社会”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法律与文学”运动的核心要素。因此，讨论秋菊的意义至少有三重：首先，建构“秋菊的困惑”，挑战主流法治的“皇帝新衣”；其次，追溯秋菊讨说法的动力及其社会历史传统；最后，反思秋菊的隐喻如何从“法盲”到“法治英雄”。

诚如冯象所言，改革开放“新法治”或法律自主，意味着社会生活中法律占据中心，而文学自甘边缘。处于社会中心的“法治”既需要文学（艺术）为法治话语的大众普及服务，也需要社会实践服从“法治”的权威。在人文和社会科学日益“西化”和专业化的时代，“法律、文学与社会”既批判基于“西方移植”的现代化法律体系，也反思“去社会语境化”的文学—审美标准，还试图超越社会—国家、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社科理论模型。

就此而言，“法律与文学”真正推进，需要在“法律、文学和社会”三方面分别超越各自的学科限制。对（中国）法学而言，文学—社会既是反思和批判现代法治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工具和视野，也是构建不同于“主流法学”的多元法律图景的中国语境。对（中国）文学而言，法律—社会既是文学阐释的语境和思路，也是评价文学价值的参考标准。对（中国）社会而言，法律—文学既在社会语境中实现各自的权威和功能，也是重新激活对中国社会的多元性和可能性阐释的必要中介。

从中国“法律、文学和社会”的复杂关系和多元传统出发，有两类文艺作品值得进一步的“法律与文学”研究。

第一类是“新法治”建立后被放逐或遗忘的法律经验和法律传统，特别是两种“文学经典”的再阐释。在“新法治”建立之前，法律与伦理并不分离，通过法律伦理化和伦理司法化紧密联系。首先是以儒家礼法代表的中国法律传统兴起和衰落的得失教益，包括经史中“刑罚”“复仇”“婚丧”“清官”“循/酷吏”等“法律故事”的礼法意涵，以及唐传奇、元杂剧、明清戏曲和小说等“通俗文学”所反映的礼法原则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冲突与调适。其次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兴起和社会主义政法传统的“再发现”，包括鲁迅等现代经典作家的小说，从延安时期到土改阶段的文艺作品（如赵树理小说和《白毛女》等戏剧），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以样板戏为代表的革命—政法文艺作品。

第二类是“新法治”建立过程中被压抑或忽视的法律斗争和法律想象，特别是“主流文学”之外的“大众文化”。“新法治”建立，意味着“诗人”被剥夺了教化者的权利。正如奥登在《悼念叶芝》（一九三九）所叹：“诗歌不能让任何事发生。” “新法治”的统治地位，或许可以排除非“法律人”参与法律讨论的合法权利，但是不可能排除大众文化中的各种“法律想象”。如何发现那些被压抑的主体的法律故事？可以阅读“底层小说”，尽管我们已被再三警告：“底层”之名并不等于“底层”之实，因为代言“底层”的创作者是知识分子。又比如，中国电视剧一向擅长“伦理与社会纠纷”题材，在剧中“法治”多半服务于伦理主导的社会生活。近几年，当代商业电影越来越多涉及法律题材，其中“非法”的社会犯罪（如宁浩导演作品）和法庭剧的兴起（如《全民目击》）都展现了新生代导演和城市观众的“市民社会的法律想象”。当然，还有想象未来社会可能图景的科幻小说，刘慈欣的《三体》系列描绘了地球与三体的“文明冲突”，反思了现代社会和政法制度赖以成立的基本道德观和法律观的脆弱性。此外，一个更“大众化”的法律想象来自网络小说特别是“历史穿越”小说：几乎每一部主流历史穿越小说都关涉穿越者对政治和法律的评判和重构。在点击率超过一千万的《新宋》和《宰执天下》两部穿越小说中，作者分别设计了“封建南海”和“大议会”等宋代文明基本宪制，对当下中国宪制也不无启迪。

上述两类文艺作品的“再阐释”和“再发现”，意味着在中国讨论“法律与文学”的广阔前景，也预示着中国法治的新的可能性。最后，带着“法律、文学与社会”的新思路，让我们思考一个秋菊的“版本学”问题。在《秋菊》上映后的十多年间，原著小说《万家诉讼》的作者陈源斌陆续创作了《秋菊杀人》《秋菊打假》和《秋菊开会》等“秋菊系列”小说，然而反响平平。在这些故事中，“懂法”的秋菊打完官司又打假，而且成为人大代表，甚至“让高官人头落地”。作者陈源斌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作者成为某省文学院院长，甚至担任过某市市委副书记。或许秋菊的“开会”和“打假”的“法律实践”，与作者成名之后的经历有关吧。不管怎样，这些以“张艺谋”“巩俐”大名自抬身价的“秋菊系列”不属于西沟子村，也不属于文学史或法律史。而坚持要“讨个说法”的秋菊，会与中国的“法律、文学与社会”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