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教育制度比较

中法教育制度比较（精选5篇）

中法教育制度比较篇1

法国是历史悠久且经济发达的国家，法国的教育体制沿袭了拿破仑时代的典型的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法国是世界上普及小学义务教育最早的国家之一，全国采取统一的教育制度，学制为“5－4－3”制，即小学5年、初中4年、高中3年。1959年颁布的《教育改革法》规定实行10年义务教育（由原来的6－14岁，延长到16岁），称为基础教育阶段。

一、旧制时期的中小学课程（1780年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前）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以前，法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封建君主专政国家，天主教会的高级僧侣和封建贵族居于统治地位，学校教育基本上由天主教会控制。直到现在，法国绝大多数私立学校仍是以天主教为主的教会学校。当时的初等教育由城乡文法学校实施，由专门的神职人员进行读、写、算、历法等方面的基础教学，贵族子弟进入大寺院开办的学校。中世纪大学的文学院承担着今天的中等教育，教学内容以“七艺”为主，学生来自城乡的文法学校。当时法国的课程内容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二、近代时期的中小学课程（大革命时期至19世纪末）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也促使法国教育进一步发展，并开始向世俗化过渡。拿破仑执政后，采纳了孔多塞提出的关于由国家举办世俗性学校的教育计划，由此，法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教育领导体制。

1833年，法国颁布了《基佐教育法》，决定发展初等教育，规定每市镇设立1所小学，在600人以上的市镇设立1所高等小学。这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1881－1882年，两个《费里法案》规定6－13岁为义务教育阶段。到19世纪末，法国教育实现了世俗化。《基佐教育法》将小学分为两级，即基础小学和高级小学。开设的课程包括道德、阅读、书写、法语语言（朗读、拼写法、语法）、算术、直观课、图画、手工劳动、唱歌及体育。

三、现代时期的中小学课程（20世纪以后）

进入20世纪以后，法国教育开始了它的现代阶段，自1912年起，法国规定禁止教士在公立学校任教。在20世纪初确立了中等教育初中4年、高中3年的学制。1925年开始实行小学阶段的统一教育，1931年开始实行中学免收学费，1936年将义务教育延长1年到14岁，入学人数特别是女生人数显著增加。1947年，“朗之万教育改革计划”提出建立单一的前后连贯的学校教育制度，并规定6－18岁为义务教育阶段，各级教育实行免费，这一改革计划奠定了法国以后历次教育改革的思想基础。继而，逐步取消了双轨制，同时职业技术教育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二战以后，法国中小学课程基于时代的要求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课程改革

二战后，法国教育始终面临着技术知识迅速更新的挑战，因此，不断地革新陈旧的教学内容，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使整个教育体制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成了最为迫切的任务。

1969年，法国进行了以“学会学习”为宗旨的小学课程改革，设立了“三分制”课程，即在小学各年级，打破传统的分科教学法，将小学各年级设置的27个学时分为三大板块：1）15学时的基础教育，包括法语和数学；2）6学时的启蒙教育，包括历史、地理、手工劳动、公民教育、艺术教育；3）6学时的体育教育。其目的在于改变以往过于刻板、分割的传统教学法，改变过去过于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试图通过综合性的启蒙活动实现学科间的融合，帮助学生自觉地了解周围事务，培养学生的观察和发现的能力，发展学生的思维、智力和情感。同时，改革也削弱了某些学科的教学，打乱了学科内部知识的连贯性与系统性，反而导致小学生文化知识水平的下降。“三分制课程”是法国小学课程结构的根本变革，也是法国课程现代化的标志。然而，这种课程的实施更多关注的是课程结构表层的变革和各学科之间的分配与协调，并没有对学科内容的结构和安排加以理解和关注。

1975年，法国国民教育部部长哈比，提出了“教育体制现代化”为主旨的教育改革。主要内容为：1）增加数学、启蒙学科的课时，减少法语和体育的课时；2）各年级课程各具特色，加强了从小学到中学各学段的衔接；3）突出个体概念，实施“支援教学法”；4）将现代科学知识引入教育领域，加强综合性，使

启蒙学科更为丰富；5）增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次课程改革可以说是1969年小学课程改革的继续，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三分制课程”的弊端，使小学课程更为制度化、合理化、灵活化。

（二）20世纪80年代的课程改革

法国自二战后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其教育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严重的问题，比如，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使得学校依然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机械、僵化和责任心不强，重学术、脱离实际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毕业生的适应性较差。淘汰率高，导致教育浪费。法国教育的淘汰率、留级率之高是举世闻名的。据调查，法国中小学目前面临着严重的质量问题。法国初等教育中存在不平等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地区和家庭背景上。

鉴于此，法国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组织了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全国性的专门委员会，对全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就改革措施向政府或总统提交了研究报告或方案。在此期间，国民教育部还多次组织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人士参与教育改革的广泛讨论。在初等教育领域，此次改革的目标是使法国“拥有强有力的和高质量的小学，而且使完成小学学业者可以被认为已具备初步知识”，改革废止了自1969年开始实行的“三分制课程”教学计划，重新恢复传统的分科教学，以便加强基础学科教学。1985年秋季开学，小学的五个年级被划分为3个阶段：第1年为第一阶段，称为预备班；第2、第3年为

第二阶段，称为初级班；第4、第5年为第三阶段，称为中级班。同时，国民教育部颁布了全国新的教学计划，将原来小学的5门课程增加到7门课程，即法语、数学、科学与技术、历史与地理、公民教育、艺术教育、体育活动。此次课程改革的特点是课程的综合化和课程安排的灵活化。

（三）世纪之交的课程改革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继续坚持对中小学课程进行改革。强调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应获得现代社会的自主公民所应具备的文化素质和能力。此外，其教学大纲结构混乱，难以给教师以清晰的整体目标，缺乏指导性，使得教师在教学实施中出现负担和困难。

1990年2月，法国国民教育部公布了“小学新政策”，阐述了小学学科教学、教学组织和课程改革的具体措施。小学新课程的总目标是：为培养未来能适应21世纪生活的成人，教授现代化知识与技能、社会与职业所需的基本常识和工作方法；培养儿童继续接受更多教育的意愿和探索精神，奠定从事高深研究的基础。根据新的教学大纲的要求，法国小学课程开始向减轻化、集中化方向发展，突出重要知识，实现各个学习阶段的和谐发展。

四、法国中小学课程发展的趋势

1．为保证教育质量，法国中小学课程将更加注重各学段的衔接，按学习水平分组，强调基础知识的传授，加强个别化教学，在课程结构、课程设置、课程政策以及课程理念上追求基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2．为培养学生的能力，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中小学高中生将压缩必修课时间，增加选修课、活动课的比例，且每一年级都规定了每周最大课时数，以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

3．为提高学生的素质，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变化，中小学课程将加强探究性学习，强调科技实践，积极开展“动手做”的实验改革，这不仅可以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教师的教学方式，而且能够有效调动科技界和社会的力量，提高了教学质量。

4．为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给地方和学校更多的自主权，课程政策将更趋弹性化，逐步扩大学校和地方的权力。

5．为适应国际化、现代化需要，课程内容上将更注重加强信息技术、外国语以及“公民、经济、政治、法律”综合课等方面的教学，同时将开设更多的实验课，以及通过“手把手”的教学方法，引导更多的学生学习现代科学。

五、借鉴

二战以后，法国的课程改革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从深度和广度来说都是空前的，这也可以为我国的中小学课程改革提供些许借鉴。

1．课程观念的变革是课程改革的基本前提。课程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它与课程思想、课程政策、课程结构、课程实施等多方面因素紧密相关。当我国面临21世纪的挑战，力图建立中小学新的课程体

系时，必须变革传统观念，通过培训学习，使广大教师具备创新意识、课程改革意识，以提高他们的职业素质和能力，使之积极地投身到课程改革之中。

2．课程改革要使教育质量和教育数量协调发展。二战后，法国教育的大众化、民主化措施，使得法国教育在数量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法国进行课程改革时将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它的一个优先目标，90年代又继续将其作为首要关注的重点。，我国在教育改革中，要注重兼顾数量与质量的发展，把握好度，特别是处在当前我国高校扩招、高中也在扩大发展的阶段。

中法教育制度比较篇2

近年来, 中国在土地征收、耕地保护过程当中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 如征收目的界定不清, 损益分析不足等等。因此分析世界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的法国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成功经验, 对中国的耕地保护制度构建与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耕地保护的现状及其制度演变

(一) 中国的耕地保护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激发了农村生产力。1978-1985年, 农业总产值从1117亿元增长到2506亿元, 但耕地合计净减少330万公顷, 年均净减少47.14万公顷, 其中仅1985年一年, 全国耕地净减少量就到达了100万公顷。1986-1997年, 农业总产值从2771亿元增长到13852亿元, 年均增长率高达15.75%, 但耕地净减少310万公顷, 年均净减少34.49万公顷。1998-2003年, 农业总产值虽然从14242亿元增长到14870亿元, 年均增长率仅为0.87%, 但耕地因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建设占用和灾害损毁而减少量高达877.98万公顷, 这期间国家通过开荒围垦等途径增加了257.62万公顷耕地, 但增减相抵仍然净减少310.38万公顷, 年均净减少34.49万公顷。2004-2009年底, 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结果显示, 全国耕地面积为13538.46万公顷, 相比2004年的13003.92公顷增加了534.54万公顷, 农业生产总值也从18138亿元增加到30777亿元, 年均增长率达11.2%。2010-2013年, 中国耕地面积变化不大, 仅仅减少了10.49万公顷, 为13516.34万公顷, 农村生产总值从36941.11亿元增长到51497.37亿元, 年均增长率达12.2%。

(二) 耕地保护的相关制度

中国耕地保护制度主要体现在用途管制, 占用补偿, 基本农田保护以及退耕补贴等四个方面。通过对中国耕地保护制度的研究可以发现, 其变化有着较为明显的时间变迁线索。而通过立法手段对耕地进行保护则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 并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耕地资源逐步减少, 为此先后通过了一系列的土地政策来对耕地资源进行保护。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明确了农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1983年的《国务院关于制止买卖、租赁土地的通知》加强了耕地的保护, 对耕地的乱占滥用和破坏进行行政上的约束。随后, 1986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中明确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 切实保护耕地”的要求, 并把耕地保护制度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从此对耕地的保护一直是中国政府的核心任务之一;同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对土地的用途以及耕地占用补偿制度;之后的8月份正式成立的国家土地管理局负责全国土地的管理工作。1987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农业结构调整中严格控制占用耕地的联合通知》《建设用地计划管理暂行办法》, 199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强调“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建设用地计划, 严格审批建设用地”的同时, 明确要求“各地方凡因建设占用农用土地的, 原则上应承担土地开发的义务”。1991年国务院发布实施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3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其中着重强调了, 如保护粮食生产能力、建立耕地保护制度, 重点扶持粮食主产区等耕地保护措施。随后的1994年国务院制定并通过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 促进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并于1998年、2002年对该条例进行了修订, 标志着中国通过法律制度对耕地进行保护进入了正式的轨道。在接下来的1997年、2000年中国在刑法中加入了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 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 破坏耕地等法规, 进一步加强了耕地保护制度。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28号文件《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 2005年国土资源部先后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农田保护有关工作的意见》《关于开展设立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工作的通知》《查处土地违法行为立案标准》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至此, 中国耕地保护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法律、法规制度。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则进一步加强了有利于耕地保护的相关规定, 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做出了“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红线”的要求。2009年以及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分别强调了要实现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等一系列制度。2013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土地流转要在公开市场进行, 为土地交易提供了政策保障。2014年颁布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方式, 规范了土地流转和经营权流转的行为。2015年颁布的《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强调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建立建议农业信贷体系, 推动农业由数量向质量的发展。而最新的政策则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在明确强调了“稳定农村承包关系, 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 深化农村金融改革, 保证粮食安全,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坚守耕地红线, 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等相关政策。

二、法国耕地保护的现状及其制度内容

鉴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法国政府将农业放在“国家战略”的层面。作为发达国家, 法国更加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在政府和欧盟双重政策的保护下, 农业经济繁荣, 国民经济基础稳固。

(一) 法国的耕地保护现状

据法国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 法国是欧盟最大的农业生产国, 也是世界主要农副产品出口国, 粮食产量占全欧洲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 农产品出口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随着法国人口城市化进程, 农村人口不断减少, 2013年, 法国农业用地面积约2774万公顷, 约占法国国土面积53%, 其中耕地约占62%, 草地约占34%, 农业用地的96%为家庭所有。

如同中国一样, 一方面由于人口增加和家庭收入增长,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活动的需要 (如通信网络的建设、土地上的活动、管理等) , 加之人们习惯于在自己的生活领地扩张, 导致了法国对于建筑用地及基础设施用地需求的不断扩大, 而森林的扩张也导致了农业用地的不断减少。据统计, 法国每年约有3.5万公顷的农业用地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消失, 其中5000公顷被用来作为基础设施及公路的建设, 此外每年还有大约20000公顷的可用作生产性的农林用地被用作私人花园和休闲性质的绿地。据法国农业部的统计显示, 1981-2013年, 消失的耕地面积近7%, 约平均每年消失0.23%, 累计近二百万公顷。在农业部看来, 家庭规模的下降趋势 (离家出走、老龄化、离婚等) 、城市化政策 (个人与集体住房、基础设施的类型) 以及一些地区发展第二套住房, 都是土地消失现象的主要原因。

然而具体来看, 不同地理位置的地区差异很大, 土地消失现象最严重的地区是法国东南部, 而在一些低人口密度区域则不明显, 但土地消失现象在近年来有所加剧。在上世纪90年代, 平均每年消失土地0.26%, 尽管在20世纪初期, 消失率曾一度降到0.22%, 但在2006-2008年间, 消失率达峰值。而自2008年以来, 耕地消失率重回历史水平, 在2008-2010年, 耕地减少了52000公顷, 2010-2012年则减少了42000公顷。婴儿潮的第一代人达到退休年龄, 同时2003年, 法国总理菲永法规定的退休年龄和允许提早退休, 都是用来解释2006-2008年间耕地损失达到高峰的理由。但在过去的三十年内, 林地、荒地或自然裸土等自然空间则基本保持稳定。实际上, 那些被人工占用的自然空间, 也因人工栽种而有所弥补。在2012年末, 耕地面积仍占市区的51%, 自然空间占40%, 而人工化的耕种区间 (内置土壤、道路、公园等) 占9%。

(二) 法国土地保护制度的内容

1. 土地征收制度

法国土地所有权形式是私有制, 但也通过了相应的立法手段来对农业用地进行保护。自二战后先后通过立法手段, 如1960、1962、1968年的“农业指导法”限制农地的使用、交易以及租赁。目前法国土地的征用与补偿制度则主要受《公用征收法典》 (1977) 所约束。

在法国, 公用征收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 按照法定形式和事先公平补偿原则, 以强制方式取得私人不动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制度。公用征收的法律原则形成于大革命和第一帝国时期, 如今受《公用征收法典》影响进行了调整。按照《法典》的规定及行政法院的判例, 公用征收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才合法有效。

首先, 有权发动并实施公用征收的主体范围有限。只有国家具有土地征收权, 但国家可以应公、私法人的请求批准征收土地。在公用征收程序的启动环节上, 原则上只有国家、地方团体和公务法人等公法人作为项目人才可以申请公用征收。私人只有在其所从事的活动具有公共利益性质且法律赋予其公用征收权时才可以诉诸公用征收程序。如有些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的受特许人 (通常为私营企业) 基于法律规定, 为特许业务的需要, 享有公用征收的权力。

其次, 公用征收的对象原则上限于不动产, 具体包括不动产和不动产物权两类。作为公用征收对象的不动产, 只能为私人所有, 行政主体的公产不能成为征收对象。

另外, 公用征收只在达到公用目的必要时才能采取。何谓“达到公用目的”, 法律和判例认为, 只要能够满足公共利益, 就是达到公用目的。然而, 随着行政审判实践的深入, 公用目的的衡量方式与方法日益成熟, 突出表现为项目损益对比分析机制的出现与广泛应用。

2. 政府土地优先购买制度

为了在农地流转中把握农地流转的方向, 保证农地的农业用途不改变, 政府优先购买流转中的土地。优先购买权制度自拜占庭时期的罗马法于租佃关系中确立之后, 被法、德民法典继承, 并得以完善和发展。法国是土地优先购买制度比较典型的国家, 所谓“土地优先购买”, 即土地所有者在出卖自己的土地时, 政府或政府指定机构有权优先购买其土地;只有在土地所有者表示同意让出土地时, 优先购买权才起作用。法国政府于1968年开始实行优先购买权, 地方政府定期公布因优先购买权所得利益, 或其他土地所有者在其他地方自由出售的利益。通过设立政府优先购买权来限制农地的非农化转移, 达到保护耕地的目的。

3. 农业环境保护制度

2010年通过的农业现代法案要求各省都要成立农业空间消费委员会, 对所有城镇化相关的农业用地转化的规划及草案进行管理。为了确保农业、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农业生产资本, 尤其是农业用地的保护就显得至关重要。为了更好地控制农林用地流转以及自然区和森林的保护问题, 于2009年和2010年颁布了农业、渔业现代化法案 (LMAP) , 其目标之一是使得未来十年内农业用地流转速度减少50%。2014年颁布的《住房与城市翻新规划法案》则旨在通过加大城市建设密度以减少土地流转从而达到保护农业用地的目的, 该法案首先废除了当地规划方案所规定的最小建筑面积, 同时也废除了土地利用系数, 增加了建筑密度较低的地区使用率;其次, 该法案也强调了在PLU中所规定的、未满足先决条件的待城镇化地区 (2AU) 的开发, 必须在当地证明其必须性才可进行。同时, 该法案也加强了农业空间消费委员会的权利, 明确指出没有城市化规划草案覆盖的地区的城镇建设必须获得该委员会的批准证明该建设符合该地区公共利益, 不影响农业自然空间及景观, 不影响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并不会导致公共支出的显著增加。

4. 农业现代化制度

受二战影响, 法国农产品产量大幅下降, 至1945年, 降至战前水平的2/3, 使国内农、牧产品严重短缺, 供给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政府开始大力整顿农业, 并在短期内完成了农业现代化, 使法国成为世界农业强国。从1960年开始, 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如《法国农业指导法》和《农业指导补充法》等。例如《法国农业指导法》强调要“依靠发展和普及技术进步成果提高农业生产率”。为此, 法国建立了数量众多的不同类型的农业研究机构, 拥有大批的农业科研人员, 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时还设立了国家级的农业会议常设委员会, 设有专门为培训农会工作人员而成立的职业培训中心以及一所农业工程技术高等学校, 可以向农民提供技术信息和管理知识, 并进行新技术的推广。政府还重视对农民的技术技能培训, 为了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在全国建立了一批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高等院校, 在每个省建立了农业中学。同时还鼓励农民参加职业培训, 并规定只有获得农业职业培训证书才能成为合格的农业经营者。目前, 农民一般都具有农业技术高中或农业专科大学的文化程度, 对发展农业经济起了决定性作用。

三、法国耕地保护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法国还完全属于经济发达行列中农业落后国家。但自二战后, 仅用二十多年时间就在农业方面实现了历史跨越。法国农业的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 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借鉴意义。

通过对比中法两国的耕地保护制度我们可以发现:一是, 相对于法国针对性较强的耕地保护制度, 中国耕地保护制度有着较大的随机性, 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国土面积远远超过法国, 而且耕地分布较为分散;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制定制度的不连贯性有一定联系。二是法国的耕地保护制度非常注重公共利益的保护, 尤其是法国的土地征收制度, 政府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有政府成立相关机构, 对土地流转前后对公共利益的影响有着较为科学、详尽的评测机制。三是在土地流转过程当中, 法国通过相应立法, 尽量保持土地用途不变, 确保了国家“粮食生产安全”。四是保护耕地的目的即在于保证农业生产的有序进行, 也在于确保农业、环境、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而我国耕地保护政策更多的是关注“粮食安全”, 并没有很好地把城市化进程、农业生产、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五是农业的现代化不能仅仅靠法规来规范, 更重要的是耕地收益以及注重农民素质的提高。可以通过建立相应的培训中心提高农民自身素质, 从而从侧面提高农民自主保护耕地的意识。

综上, 纵观世界各国耕地保护的动因, 大多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保证“粮食安全”;其次, 确保耕地可以持续为社会提供公共自然福利效应;再者, 有效遏制城镇的无序扩张;另外, 保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虽然中国与法国由于土地所有权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理、自然资源条件不同, 而且中法两国的耕地保护制度也不尽相同, 但通过两国耕地现状及相关法规制度的对比, 我们可以发现, 专项立法是保护耕地的有效手段, 土地利用规划是保护耕地的基础, 而政府主导则是耕地保护的动力保障。因此, 中国应借鉴其成功经验, 进一步完善耕地保护制度。

参考文献

[1]Wang, J., Chen, Y., Shao, X., Zhang, Y., Cao, Y..Land-use changes and policy dimension driving forces in China:present, trend and future[J].Land Use Policy, 2012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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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2005.Loid’Orientation Agricole.Paris,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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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教育制度比较篇3

关键词职教体系；第四级教育；中国；法国

中图分类号 G7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10-0085-05

在改革与发展、规划与统筹的大调整大发展时代背景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指导性文件，着力强调建设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促进中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是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础性工作，而两者有效衔接是促进协调发展的核心任务[1]。其中，人才成长途径的有效衔接——拓宽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面或进入高一级学校相关专业继续学习的渠道、探索中高等职业教育贯通的体系结构是实现衔接的前提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需要确立、发展在职业教育体系中起过渡作用的第四级教育层次。

一、问题的提出

职业教育结构体系是职业教育系统性的外在表现，各个子系统间的协调、衔接和沟通对于职业教育能否为社会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现已形成初、中、高三级层次，学校教育、职业培训两种形式，农、工、商、服务等多种门类，职业启蒙、职业准备、职业继教三个阶段，国家、地方、城乡区间分布的职业教育网络。

我国职教体系在取得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如各层次之间衔接不畅、教育断层、内容重复、效益不高等。具体来说，我国实行的是初中后（即高中阶段）分流，参照《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属于三级分流。第三级教育进一步细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前者为进入高一级教育（第五级教育）作准备，教学计划中没有特定职业方向，后者主要是针对进入劳务市场就业的学生，学习有关专门知识及实用技术。由此可见，我国教育结构体系存在一定的断层，即缺乏第四级教育或称高中后教育（即高中后的非高等教育）其导致的后果包括：第一，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继续深造渠道不畅，造成想学无门的局面；第二，普通高中毕业生升学失败转而就业，缺乏进入劳务市场的职业能力；第三，第四级教育性质的教育形式实施不规范，功能定位模糊。

二、中法职教体系中的第四级教育

（一）第四级教育的涵义

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在教育级别分类中新增设了第四级教育，即高中后教育，学制为6个月到两年[2]。该级教育是为完成第三级教育的人在通向第五级教育和进入劳务市场就业的道路上架设的桥梁，其为参加高考进入第五级教育和学习有关专业知识技能进入劳务市场就业作准备。完成第四级教育可由主办机构提供学习证明或颁发有关方面认可的就业资格证书。根据后继教育或去向，该级教育可以分为4A/4B/4C教育，具体内容见表1[3]。

表1 第四级教育分类及内容

由表1可以看出，确立第四级教育的价值主要是面向人人、满足人人、服务人人。第四级教育考虑到了在升学或就业之前毕业生们非常需要进行此阶段的过渡教育，从而为自身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也注意到了如今提倡教育公平、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虽然教育资源有限，学习者存在多元智能差异，每一阶层结束都必会分流出一部分人，但是其在保证培养少数精英的同时也重视了高中后这部分仍然渴望学习的人群。

（二）我国第四级教育的现状

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随着经济的腾飞而蒸蒸日上，职业教育也备受重视，这其中就包括对职业教育各层次衔接问题的关注。

1.国家政策大力支持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要优先对口招收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要努力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相互贯通的体系，使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与培训相互衔接，并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1999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调整中等职业学校布局结构的意见》提出，要建立起统筹规划、相互沟通的中等职业学校布局结构，要淡化中专、职高、技校的界限；2002年教育部再次强调：“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进入高等职业学校继续学习的比例，适当增加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毕业生接受本科教育的比例，根据专业实际需要，适度发展初中后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随着职业教育的深入发展，教育部办公厅自2006年3月发出《关于中等职业学校面向未升学高中毕业生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见》（教职成[2006]3号）之后，又连续几年出台《关于切实做好中等职业学校招收未升学高中毕业生管理工作的通知》，并提出，符合高中毕（结）业及同等学力的应往届学生，经过学制为一年的中等职业教育，毕业时颁发学历证书及相应的职业技能证书。虽然国家没有明确提出来，但这种教育形式从性质上看就是第四级教育。

2011年9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可以看出，国家虽未明确提出确立第四级教育层次，但这些积极举措为确立第四级教育提供了政策先导和坚实基础。

2.地方院校尝试实施

按照《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界定准则，第四级教育的主要内容为职业技术教育和补习教育。根据这一标准，我国现有的第四级教育形式有：我国高中后半年和半年以上的高考补习及职业培训；现行的四年制中专，前三年属于第三级，三年以后属于第四级教育；高中起点的中专，高中阶段属于第三级，以后的中专教育属于第四级；高中毕业生接受的一年制中职教育；自考助考班；中高职自考衔接（“3+1”,“2+2”等）中前阶段均为中职教育，后阶段即其中的“1”和“2”是接受高职自考的全部理论课程的学习，属于第四级教育；少数民族预科班；大学预科班等。

解放前我国在一些学校专设过一年制预科，后逐步取消。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院先后开设了一些民族预科班，在其他一些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也相继举办了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预科班。后来还针对以破格方式录取的大学少年班学生、高水平运动员、高校直接从高中二年级学生中招收的优秀学生、学生干部和特长生等开设大学预科班。我国的预科班涉及范围有限、受众面窄，但是这种形式的确起到了良好的衔接作用。

3.其他形式的第四级教育缺失

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等专业学校（以下简称四类学校），2000年招生408.3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44.8%；毕业生476.66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总数的59.46%（不包括成人高中和中等教育自学考试）[4]。2010年招生870.42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50.94%；当年中职毕业人数665.29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总数的45.3%[5]。对比发现，十年间，四类学校的招生人数和毕业生数都有了较大提高。由于国情需要，中低层次的技术人员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同时，很多中职毕业生也想升入高职继续学习，以提升就业竞争力。因此，中职升入高职且规模逐渐扩大是客观趋势。目前这种升学大致有九种模式：对口升学，中高职连读（联合办学），专升本，专本沟通，高职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综合高中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五年一贯制高职，普高升入高职[6]。但是这些模式存在一定的不规范和限制因素，如我国中等职业学校与成人自考教育结合办专科，造成专科办学下移，虽不能说此种形式完全属于第四级教育，至少是因缺乏第四级教育所为；高考制度和录取方式不完善的制约；专本沟通尚在试行；中高职连读必须在本校有此项政策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扩大对口升学名额和专升本比例固然是一种解决办法，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升学途径的不畅，更不能解决学生就业前岗位不适的问题。另外，据统计，2010年全国有职业技术培训机构12.94万所，比上年减少2.37万所[7]，减少的原因与职业培训机构社会地位不高、不能与正规的学历教育等值、国家职业资格认定制度不完善不无关系。中职后的继续教育与高中后就业培训这类第四级教育在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实施和鼓励。

（三）法国职教体系中的第四级教育

法国拥有约6380万人口，分布在法国大陆22个省和4个海外大区（190万）。在法国大陆，学生总数达到1500万人，占人口的1/4，初等和中等教育层次的学生约1211万人，其中职业高中学生有72万多人，普通和技术高中学生有151万人，这三类学校学生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数的30%，高等教育层次学生约有227万人[8]。还有部分高中阶段学生，分布在法国的各种综合高中、学徒培训中心、短期补习班等教育机构中。虽然法国职业教育起步较晚，但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不断改革下，职业技术教育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突出表现在其实现了纵向各层次间灵活升学和横向各类型间转换沟通，层次清晰，功能互补，如图1所示。

法国职业教育体系中第四级教育的主要形式有大学预备班、短期补习和高中会考文凭课程，学徒培训中心也承担了部分第四级教育的责任。无论是从职业高中还是技术高中毕业，抑或是从学徒培训中心结业，成绩合格者都可以取得相应的“职业学习证书（BEP）”和“职业能力证书（CAP）”，此证书为法国5级证书，并成为技术员或职员。

取得证书者如想继续进修有六种途径：第一，可以通过一年学习取得“职业证书（BP）”。第二，通过两年的学习，即参加职业高中会考文凭课程，获得“职业高中会考文凭（Bac P）”。第三，再进行一年的补习获得“补充证书”，以提高就业竞争力。实施以上三种教育的机构一般不单独设置，而是在职业高中进行。第四，通过三年学习取得“技术高中会考文凭（Bac T）”或技术员证书（BT）。第五，成绩优秀者可以进行两年的大学校预备班学习，经过选拔考试合格后可以升入大学校，接受工程师教育，成为工程师。第六，学徒培训中心也有开设高中会考文凭课程和进行短期补习的资格，并颁发相应证书。这六种方式可以使毕业生们从初级技术员成为中级技术员，获得法国4级证书[9]。这就是法国职业教育体系中第四级教育扮演的重要角色。当然是法国不同层次、不同类型职业教育之间文凭互认才实现了学生升学就业的独特优势；国家将毕业文凭与技术职称挂钩，使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的毕业文凭和劳动就业中心的技术职称实现了吻合[10]。这样相互融通是“一校多能”的体现，更是体系成熟的表现。

三、法国实施第四级教育的特点及启示

对比中法职教体系中的第四级教育，可以看到，架构教育“立交桥”是职业教育体系追求的共同目标，两国的职业教育起步都比较晚，但是都努力建构适合本国国情的职业教育体系。所谓立交桥是相对于独木桥而提出的。千军万马闯独木桥是对我国高考的形象描述，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我国的教育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立交桥是多渠道的沟通与连接，架构教育“立交桥”不能只是把思路限制在高校扩招、学校升格、增加学校数量上，这只是铺宽独木桥，而不是构建立交桥。我国的实践经验和法国的第四级教育经验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一）在意义上，将过渡教育与补充教育相联系

“过渡”词典解释为事物由一个阶段逐渐发展而转入另一个阶段，过渡教育就是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教育，主要强调对原来内容的强化，重在课程内容的接续，使进入另一阶段的困难降低；而补充教育则强调通过学习获得新的知识技能。中高等职业教育要协调发展，第四级教育不仅要为解决中高职间的衔接问题作出贡献，还应积极为高中阶段毕业生进行适当的补充教育，将“毕业就失业”变成“毕业后接受补充教育然后更好地就业”。正如法国职业教育中的短期补习，结业后颁发相应的“补充证书”。这种教育形式符合我国倡导的对职校毕业生“双证书”甚至“多证书”的要求。

（二）在功能上，将取得文凭与考取证书相联系

透过法国的第四级教育的实施可以看到，法国第四级教育的施教机构仍然是各类高中和培训中心，受教人群也多是应届毕业生，其充分利用了原有资源，在明确的升学与就业目标指引下，为这些学习者提供再进步的机会。法国第四级教育开设的“高中会考文凭课程”是最为主要的教育内容之一，这主要是因为“职业/技术高中会考文凭”是进入高等职业教育的通行证，取得此文凭就成为中级技术员，既能升学又能就业，是双保险。另外，法国第四级教育还拥有颁发证书的权利，而且其颁布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在社会上有极高的认可度，学生就业有保障。第四级教育既可以授予文凭又可以颁发职业技能证书，这样将两种功能联系在一起，充分提高了教育效益。目前我国的中职和培训机构也可以积极尝试开设这样的过渡教育，在仔细分析现状的基础上，把握规律，灵活实施。

（三）在形式上，将预科教育与升学就业相联系

我国的预科教育开展较早，但是规模不大，其功能也没有完全发挥。预科教育具有预备、准备的作用，更深入地理解是引领、启发。中职和培训机构可以设置两类预科教育：升学——设置的专业、课程、教材体系、教学、考试评价要与高职衔接但应避免过多重复；就业——专业与产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增强就业竞争力。

我国职业教育中虽有相当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第四级教育作用的一些教育形式，但这些教育形式在学制上没有脱离中等或高等职业教育，没有将其作为第四级教育的地位和功能突显出来。第四级教育承担着多种教育功能：一是可以满足中职毕业生继续深造的需求；二是可以满足每年400多万高考落榜生接受升学补习和就业前职业教育的渴求；三是可以通过这一级的过渡教育为众多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二次机会”，拓宽青年发展之路[11]。缺乏独立性，就相对降低了针对性。所以，要真正发挥第四级教育的作用需要首先确立其在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此外，要优化职业教育层次结构，发展各种形式的补偿教育，使中职毕业生有经过中间教育机构进行文化补习、继续学习的机会，使普通高中毕业生也有接受职业培训通向劳务市场就业的机会。还应坚持学校教育与各类职业培训并举、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并重，发挥中职的基础作用和高职的引导作用，通过确立第四级教育架设我国职业教育的“立交桥”[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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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教职成[2011]9号《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A07_zcwj/201109/xxgk_124851.html.

Comparison and Reference on the Level 4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MA Ji-fa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Hebei Teachers’ College of Technology,

Qinhuangdao Hebei 066004, China)

Abstract France has set up the level 4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which links transition education with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links getting diploma with getting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s, links preparatory education with education and careers, and is significant for constructing the interconnected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e level 4 education also exits in education system of China, but it is not an independent education level. Therefor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ion and linkage of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should borrow the experiences from France to actively develop the level 4 education.

中法登山户外救援体系的比较研究篇4

关键词：登山户外,救援体系,中国,法国

1 前言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登山户外运动从从一项少数人从事的专业运动, 逐渐发展成为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积极参与的运动, 成了群众体育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面对每年几千万人参与的登山户外运动, 安全如何保障是登山户外运动发展的关键。我国是世界山地和高原资源大国, 对全球户外运动和旅游爱好者具有不可抵挡的吸引力, 从体育产业和旅游行业来说也拥有全球最大的开发潜力, 但近年来户外运动爱好者遭遇安全意外、旅游者罹患高原病等消息却屡屡见诸报端。以往事故发生时多是临时抽调相关人员组成救援队, 缺乏专业的救援队伍, 非专业队员实施的救援, 都很难达到满意的救援效果, 有时还会贻误时机, 错过最有利的救援时间。因此建立完善的登山户外救援体系对于促进体育产业和旅游行业的发展, 将会有很大价值和非常积极的意义。

2 中国、法国登山户外救援体系比较分析

2.1 救援组织结构的比较

2.1.1 中国的登山户外救援的管理体系

中国登山户外救援工作取得了一定进步, 但和登山户外运动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 与自身日益发展的山地资源大国形象也不协调, 迅速建立覆盖全国的登山户外救援体系建设已经势在必行。中国在西藏、四川、青海和新疆等登山运动比较集中的省区, 利用地方登山协会和景区管理当局等, 建立区域“互救机制”, 以便在山难发生之初, 能够及时有效地救援。此外, 中国还将在深圳、杭州和北京等户外运动开展活跃的城市, 建立城市救援体系, 与区域“互救机制”共同形成中国登山户外区域救援体系和救援机制。目前, 我国西藏、青海、福建、四川、新疆已建立登山户外救援培训基地, 民间救援队有40多个, 陕西、甘肃和云南在方面的工作做得较好[1]。

2.1.2 法国登山户外救援的管理体系

在法国政府和私人企业共建救援组织, 由政府出面, 私人企业经营管理救援直升机公司, 保险公司提供相应费用, 形成了政府提供政策和条件, 社会力量参与经营管理, 保险公司提供经费保障的救援体系。目前, 在法国提供登山户外救援的专业救援直升机公司就有10家。

2.2 保险体系建设的比较

2.2.1 中国登山户外保险现状

登山户外保险的设立可以为户外爱好者减少后顾之忧, 为救援队救援工作提供经费保障, 推动山地救援工作规范化、商业化运作, 保障登山户外救援可持续发展。中国登山户外保险的特点是“三少一高”:提供登山户外保险公司少、设立登山户外保险险种少, 参与登山户外人群参保人数少, 保险费用高。目前国内提供专业的登山户外保险的公司只有北京中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中体保险) 和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一个“登山户外运动专项保险”。在中国参加户外运动的爱好者当中, 大部分人不愿意加入专业的户外俱乐部, 因为专业俱乐部组织的活动, 通常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所以他们宁愿选择一些网友自发组织的活动, 以至发生意外的概率增加。而政府和民间团体的专业救援队伍以及应急救援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

目前中国每年5万多参与户外运动爱好者中绝大部分处于无保险或无有效保险的状态, 这大大影响了户外运动的健康发展。我国近年来的登山户外运动风险事故统计结果显示, 绝大部分重大事故都发生在爱好者或非正规机构组织的活动。因此, 加强登山户外参与者的风险意识, 使其积极参保, 是保证参与者利益和救援组织建设的重要环节。

2.2.2 法国登山户外保险现状

法国登山户外运动历史悠久, 参与人数众多。法国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之一, 保险业历史较长, 也相当发达。专业登山户外运动的险种也很多。目前我国很多保险经纪公司代理的登山户外运动保险大多是法国的保险公司。他们的提供的险种多, 保障好。例如, 法国安盛保险公司针对中国客户, 为不同的户外运动爱好者提供不同的保险品种, 品种多, 保障到位。

法国保险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已占有重要位置。在保持社会稳定方面, 法国保险业的作用是重要的, 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大量开办的生命与健康保险, 不仅为法国人民解除了后顾之忧, 更为法国政府省去了许多麻烦。法国保险密度高达2541.13欧元/人, 而中国保险密度反为318元人民币/人, 按1:10的汇率来计算, 法国保险密度相当于中国保险密度的79倍[2]。

在法国不仅参加保险的人数多, 而且保险的险种也多, 我国保险费对于紧急救援和自然巨灾险几乎为零, 而法国的紧急救援险占了总保险经费的2.2%, 这意味着与我国相比, 法国有大量的救援经费保障山地救援活动的开展。在法国对于严重的登山户外事故一旦出现, 法国的救援直升机公司直接进行专业救援, 保险公司支付所需的救援经费。

2.3 救援培训形式和内容的比较

2.3.1 中国登山户外救援培训形式和内容

中国救援培训形式有行业协会组织的培训班和民间团队组织的培训班。根据培训的对象以及目标的不同, 培训班的形式和要求也各不相同 (见表1) 。

虽然各部门职责不同, 培训内容也不尽相同, 但都是中国救援培训的核心力量。近年来, 由于国家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频发, 各地的救援培训发展迅速, 效果明显。江苏、河北、广西、重庆、北京、内蒙、贵州、浙江、安徽、广东每年相关救援培训就超过10万名。各地救援培训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 政府购买服务:北京、上海等;第二, 行业委托 (主要是公安消防、交通运管、民政部、红十字会、中国登山协会委托培训) :西藏、重庆、河北、贵州、云南等;第三, 市场化运作:各地救援队广泛开展, 自愿参加。

最近五年, 仅从中国红字会组织的应急救护员培训而言, 全国平均每年培训救护员300万, 救护普及人数超过1000万 (2011年培训救护员365万, 普及人数超过1900万) 。这些参加过专业的培训的救援人员活跃在社会各行各业, 参与了历次的灾害救援和重大活动服务工作, 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和赞誉。

2.3.2 法国救援培训形式和内容

就山地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方面而言, 阿尔卑斯山区已有近2个世纪的经验了。法国是山地、乡村旅游、户外运动方面救援培训最为先进的国家之一, 而它成功的经验及其中一些失败的教训都尤其值得像中国这样, 处于旅游、户外运动业发展初期的国家借鉴。在法国的山区和农村, 许多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都从事着山地向导, 接受了系统的山地户外救援培训, 从事漂流、滑雪教练等工作。在法国除了有法国民防学院培训专门的救援人员外, 针对法国山地资源丰富的现状, 有专门的法国警察救援学校培训各类救援人才。

3 建议

山地救援体系建设面临的问题:各地区海拔差异大;地区间地形差别大;救援队建设差异大。因此需根据我国国情和实际情况开展登山户外救援, 保证户外运动爱好者生命人身安全, 促进登山户外运动健康发展。

3.1 加强法规建设, 注重政策的落实。

国家体育总局为了加强登山户外运动的组织和管理, 保证登山户外运动爱好者生命安全和健康, 规避登山户外运动安全事故的发生, 特别制定了《国内登山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各地部门高度重视登山户外安全工作, 严格执行和各地方有关登山户外运动的法规及大型体育活动的相关规定, 建立各种登山户外运动中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管理措施, 落实突发山难紧急救援工作。一旦发生险情, 要立即组织救援, 并按规定向有关部门和单位报告[3]。各地政府应加强应急救援法规建设, 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国家应急救援和民间登山户外救援相结合的登山户外救援法制体系, 做到登山户外救援有制度、有宣传、有监督。同时注重相关政策的落实, 保证各地登山户外救援组织的合法化、正规化和网络化。

3.2 建立登山户外风险控制体系, 探索登山户外救援的商业保险。

目前国内的保险公司对登山户外运动的认识不足, 保险费用较高, 险种较少。政府部门应该为国民健康安全出发, 引导保险公司介入户外运动, 利用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以及各种慈善资金设立专业的险种支付户外救援队进行救援的费用。与保险公司进行合作, 将高山探险、户外穿越以及救援系统纳入商业保险体系。[4]

3.3 与部队合作, 探索直升机救援的可行性。

3.4 加强全国救援系统网络化建设, 实现及时就近救援。

通过加强救援系统网络化建设, 实现只要有人呼叫, 就有相应的救援队在最短的时间到达。首先从救援演习和比赛入手, 宣传登山户外救援的理念和知识;其次是在大众初步具备了登山户外救援的理念和知识之后, 按照区域救援的思想, 推动建立区域救援体系;最后在完善登山户外区域救援体系和救援机制的基础上, 以局部带动整体, 逐步在全国建立形成登山户外救援网络, 并且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筹划建立以政府为指导的、以基金会为基础的全国登山户外救援组织;建立登山户外救援组织机构, 最终目标是在全国建立山难预防和登山户外救援体系[5]。重视和加强登山户外救援技术设备的研制、救援技术的普及和培训。同时, 加强登山户外救援技术设备的研制、救援技术的普及和培训。

3.5 加强与国际救援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利用政府和福利机构提供经费, 积极开展国际组织, 特别是欧洲和北美多年来山地救援方面的经验和实力, 可在技术教学和制度建设方面提供支持。

3.6 注重专业救援人员培训, 提高救援队伍整体素质。

在对专业救援人员培训方面, 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和公安部消防部队、中国民政部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的联系与合作, 建立更多的登山户外救援培训基地, 整合各方资源, 培养出更多的地方性、民间的专业救援和救护人才。并且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召开更多山难调查及救援技术培训研讨会, 给与会人员提供一个深入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通过研讨会逐步建设和完善各地救援网络, 推动中国登山户外救援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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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龚君良.中国户外运动立法现状及对策研究[J].中国校外教育 (理论) , 2009 (03) 210-212.

中法教育制度比较篇5

[关键词] 法律法规出版价值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6） 02-0064-05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Guidance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Publication Value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Ye Cui Xu Jie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The specification and guidance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public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arket economy， which is determined not only by the attributes and functions of publication but also by the essence and the character of laws. The France’s guidance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publication value is different from China’s in values， legislative levels， law enforcement and law abiding environment. What’s more， the west’s experience is worth for China to learn. China can achieve effective guidance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publication value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Chinese publishing through four channels： broadening the range of punishment and improving the self-regulated degree of publication， quickening special legislation and perfecting the law guidance system， deepening the supervision efforts and clarifying the enforcement collaboration network and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training and creating good law abiding environment.

[Key words] Laws and regulations Publication value Comparative study

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要求，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1]。依法治国涉及各领域，出版领域也不例外。出版肩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重任，出版价值取向影响着国民价值取向，对出版价值加以法律引导意义深远。

1 法律法规引导出版价值的原理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出版发展和繁荣离不开法律法规的规范和引导，这既是出版的属性和功能决定的，也是法的本质和特征决定的。

1.1 出版的属性和功能决定其需要价值引导

1.1.1 出版具有意识形态属性

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集团的价值观念体系，对整个社会文化具有主导、支配作用[2]，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作为精神产品的出版产品，肩负传播知识和传承文化的重任，对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作为生产出版产品的文化活动，出版无疑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3]。为保证优质的、符合国家发展需要和人民需求的出版产品得以生产创作，对出版价值进行引导无疑十分必要，这是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所决定的。

1.1.2 出版具有价值导向功能

意识形态能建构社会价值体系、确立社会价值导向[4]，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其具有价值导向功能，肩负引导社会健康发展的重任。正确的意识形态净化人类心灵，引人向善，凝聚人心，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错误的意识形态易使人类堕落，诱人向恶，离散人心，导致出现各种社会问题[5]。为保证社会稳定发展，创造和谐社会，自然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确保出版的价值导向功能有效发挥。而出版的价值导向功能的有效发挥必须建立在出版本身具有正确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这就使得对出版价值进行引导很有必要。

1.2 法的本质和特征决定其必然引导出版价值

1.2.1 法的本质和社会主义法的本质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是法的本质。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其必然要体现国家意志，为统治阶级服务，这与法的本质不谋而合，通过法来引导出版价值也便自然无可厚非。特定的法的本质取决于社会的性质，社会主义法是工人阶级领导下广大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6]。与社会主义法的本质一致，我国出版也应体现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这让我国社会主义法通过告示、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和强制等规范作用来引导出版价值顺理成章。

1.2.2 立法和执法是引导出版价值的根本选择

对出版价值进行引导，除了法律手段之外，还包括行政、经济、行业、新闻舆论、书评、文艺评论、社会监督等多种手段。但法律手段始终是引导出版价值的根本选择，因为其他各种手段的有效实施都要以法律为依据，不能与之相抵触。这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需要，也是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健康发展的本质要求。事实上，法律手段对出版价值的引导通过立法和执法实现。我国立法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而引导出版价值；我国执法对国家意志的有效贯彻促使出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对出版价值的有效引导。

2 中法两国法律法规引导出版价值的区别

中法两国法律法规对出版价值的引导都有目共睹，但由于价值取向、立法层次、法律执行、守法环境的不同，二者对出版价值的引导存在区别。

2.1 价值取向不同

2.1.1 法国：出版自由

“正义”是西方法律所追求的理想，在西方法律文化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与价值，而自由作为正义的核心[7]，自然为法国等西方国家法律所重视，法国引导出版价值的法律法规注重出版自由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当然，为避免被滥用，出版自由还必须受到一定限制，这也是法国引导出版价值的法律法规所要求的。法国《宪法》中的《人权宣言》明确指出，“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除此之外，法国还专门制定《出版自由法》来倡导出版自由，以事后追惩代替事前审查，引导出版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为保护未成年人对青少年出版物采取事前审查制度，这并非对其出版自由价值取向的否定，而是体现其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 [8]。

2.1.2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归根结底就是法自然、法和谐，这是传统中国文明的一个必然[9]。随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首次提出，其主导作用逐渐凸显，在中国整体社会价值体系中开始发挥作用，决定着整个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10]，也成为中国引导出版价值的法律法规所遵循的方向，这与中国法律无讼、和谐的价值取向一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发展方向和根本目的，具有科学性、先导性、时代感，以及民族性和开放性，中国引导出版价值的法律法规以其为价值导向是促进出版发展的必然选择。当然，中国也注重出版自由，但就价值取向而言，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2.2 立法层次不同

2.2.1 法国：效力层次较高，相关法律繁多

法国引导出版价值的法律法规，立法效力层次相对较高。法国有专门针对出版业及出版活动的法律，比如《著作权法》《出版自由法》《关于面向青少年的出版物法》等，这些专门的法律对出版价值的引导作用明显。其中《关于面向青少年的出版物法》就规定：禁止在青少年读物上刊登抢劫、谎言、奸杀、懒惰、仇恨、荒淫行为和可能诱使青少年道德败坏，能使之干出有悖于伦理的事情的各种文章和图片[11]。这实际上是通过禁止性规定引导青少年出版物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在引导青少年出版物健康价值导向方面，还有一系列法律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法国还有大量相关法律，发挥着引导出版价值的作用，比如《宪法》《刑法》《民法》等，这些都对出版物的内容起到规范和引导作用。

2.2.2 中国：效力层次较低，法规和规章居多

与法国相比，中国引导出版价值的法律法规，立法效力层次较低。中国专门针对出版业及出版活动而制定的法律只有《著作权法》，多为行政法规和规章，包括《出版管理条例》《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等。国务院制定的《出版管理条例》虽在一定意义上扮演出版法的角色，但其尚存不足。一方面，无法全面规范出版活动中形成的所有法律关系；另一方面，所规定内容存在问题，包括相关规定所对应的法律责任不完善；内容审查标准不够明确，执行难度大；偏重行政管制，而轻视权利保护[12]，等等。也正鉴于种种原因，中国学者一直在呼吁出台《出版法》。当然，《宪法》《刑法》《行政法》《海关法》等法律也对出版价值的引导有所涉及，但内容不及法国丰富和完善。

2.3 法律执行不同

2.3.1 法国：权责分明

法律是衡量一切出版行为规范的重要依据，法国除有着较为完善的引导出版价值的法律法规体系之外，还设有专门的出版管理机构，即法国文化与交流部下设的图书与阅览司，负责制定国家图书出版的有关政策和法规，对出版业进行管理。值得一提的是，法国还专门成立“审读委员会”，负责对青少年出版物进行管理。除此之外，法国政府各部门共同协作，对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出版发行违法行为进行管理。具体包括警察机关查处色情、淫秽出版物，打击盗版行为；海关、邮政机构监管色情、淫秽出版物的进口和国内的邮寄；情报、国防等部门检查涉嫌泄密出版物；教育部门监管教科书内容，等等[13]，呈现多部门“齐抓共管、权责分明”的局面。

2.3.2 中国：多头管理

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出版执法机构的界定比较模糊，比如，《出版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中讲到的“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有关的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就存在出版行政机构与其他政府部门的交叉关系，造成“多头管理、权责不明”的局面。以“扫黄打非”为例，各级“扫黄”办的行政隶属关系不统一，虽绝大多数是上下贯通放在新闻出版部门里面，但也有为数不少的省、市把“扫黄”办设在宣传部门、文化部门或政府办公室里面[14]；而且，其作为引导出版价值的法律法规有效执行的主要手段之一，也还需要会同公安、工商、文化部门一起参与完成[15]。除此之外，引导出版价值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等原因，都使得执法权责不明、难以严格。

2.4 守法环境不同

2.4.1 法国：守法环境良好

法国引导出版价值的法律法规深入人心，拥有良好的守法环境。法国的法律法规对出版价值的引导以追惩制为主，通常出版单位的设立不需要政府许可，出版物发行前也不受管理机构任何限制和干预；但出版商能够清醒认识到，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悖于国家引导出版价值的法律法规，他们将要负相应民事或刑事责任，因为出版单位的出版行为受到事后检查的约束，追惩制保留了对出版物内容进行事后追惩的权力，一旦发现违法现象，政府有关机构即依法惩处[16-17]。此外，法国政府专门就出版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包括培训机构、计划、内容、时间、经费、职工工资等问题进行立法规定[18]，无疑有利于规范出版从业人员的出版、营销等行为，这实际上也是在间接促进良好守法环境的形成。

2.4.2 中国：守法环境不佳

在中国，虽然设立出版单位需政府审批，且出版活动受到法律法规的规制与引导，但现实情况中仍不乏违法行为。比如，2008年北京正豪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非法出版物，是正规印刷厂参与制黄影响恶劣的一起案件[19]；2009年《知音》杂志社刊登的一篇署名为“毕淑敏”的《毕淑敏母子环游世界114天：眺望更高远的人生》文章不仅系伪造，并且严重侵犯他人隐私[20]；2013年查处的制贩非法宗教出版物案，其背后“推手”竟是某出版社营销科副科长[21]；2014年与2015年接连查出新浪网读书频道、网易云阅读栏目与百度手机客户端小说栏目传播淫秽色情信息[22-23]，等等。可以看出，出版从业人员法律意识淡薄、文化素养较低，守法环境不佳是造成出版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3 法国法律法规引导出版价值对中国的启示

虽然中法两国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化背景都不尽相同，中国不可能照搬法国的模式，但法国通过法律法规引导出版价值的成功经验仍值得借鉴。

3.1 加宽追惩范围，提高出版自律程度

针对出版业的管理，法国以追惩制为主，同时也实行预防制中的某些措施，给予出版业极大的出版自由，保证了出版业的健康发展。中国以预防制为主，同时实行追惩制，在出版单位设立、重大选题备案等方面实行预防制度；在出版物出版方面实行事后追惩 [24]。事先预防不仅监管成本过高，还降低了出版自由，有碍出版业发展。并且，预防制也难以适应数字时代人人均可成为出版者的环境。因此，中国的出版监管制度亟待变革，应在预防制与追惩制相结合的基础上，加宽追惩范围，逐步从以预防制为特征的政府管理模式向以追惩制为特征的社会监督模式转变[25]，提高出版自由程度。当然，针对诸如青少年读物等特殊类别出版物的出版实行审查制是必要的，因为这些出版物的使用者心智不成熟、辨识能力差，容易被不良出版物侵蚀。

3.2 加快专门立法，健全法律引导体系

中国虽已具备引导出版价值的基本法律法规体系，但与法国相比，立法效力层次较低，法规规章居多，这样的现实情况难以保障出版价值的引导得以落实。健全引导出版价值的法律法规体系是确保出版价值的有效引导的必然要求。首先，虽然专门的出版法并不是必须的，但在中国充当出版法作用的《出版管理条例》尚存诸多不足，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因此从长远来看，《出版法》的制定仍是引导出版价值应给予重视的问题。其次，法国为保护青少年而制定一系列针对青少年出版物的法律，以促进青少年价值观的正确引导，这也是中国健全引导出版价值的法律法规体系应该重视的内容。最后，健全引导出版价值的法律法规体系还应确保各法律法条、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所规定内容完备合理、协调一致、标准明确，具有可操作性。

3.3 加深监管力度，厘清执法协作网络

执法是贯彻法律法规对出版价值引导的必然步骤，只有严格、规范执法，才能保证法律法规对出版价值的引导落到实处。法国在执法方面取得成效，除有完善的引导出版价值的法律法规的支撑之外，还要归功于执法人员很强的执法意识和执法能力，以及有效的监管体系、协作网络等。法国在执法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但鉴于国情、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发展阶段、法治理念等方面的不同，我们应从实际出发，加深监管力度，厘清执法协作网络。一方面，厘清系统内部、不同系统（如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安部门等）之间出版执法部门和机构的协作网络，明晰各执法单位的权责，规避多头管理；另一方面，通过上级、新闻媒体、舆论、内部监督等多种途径加深对执法机构和人员的科学监管和考评，落实执法机构和人员的法律责任，增强其责任意识。

3.4 加强教育培训，创设良好守法环境

法国出版领域法律意识较强，守法环境良好，除了其本身引导出版价值的法律法规完善、执法严苛之外，还得归功于其注重对引导出版价值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具体表现在重视出版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并对此进行立法规定。这为中国创设良好的出版守法环境提供了参照。出版价值的实现和引导与出版从业人员息息相关，只有在普及引导出版价值的法律法规知识的基础上，以“强化出版机构各级领导引导出版价值的全局意识；培养编辑人员正确价值取向和良好文化素养、媒介素养；提升出版营销人员对出版物价值的鉴别、筛选能力；激发出版执法人员执法正能量和责任感”为目标，加强对出版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才能从根源上防范出版从业人员对引导出版价值的法律法规的无视，创设良好的守法环境，保证出版价值引导落到实处。

注释

[1]观察者.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会议公报公布（全文）[EB/OL].[2014-10-23].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4_10_23_279026.shtml

[2]杨军.出版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诠释[J].出版发行研究，2014（11）：24-27

[3]向洪，江涛.出版产业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34

[4]朱兆中.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纵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8-29

[5]王迎新.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51

[6]张国华.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厦门：鹭江出版社，1986：31-32

[7]松晓芳.中西方法律文化价值取向的比较[J].天府新论，2008（S2）：180-181

[8]曾荣鑫.法国出版传播领域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134-137

[9]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36-341

[10]苏文航，王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西方国家的价值取向比较[J].金田，2013（5）：58，100

[11][16]杨贵山.国际出版业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3，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