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精选7篇）
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把文化分为显型文化和隐型文化。文化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按照他的理解, 显型的法律文化的体现是法律制度、法律设施、法律组织机构等, 而法律思想、法律心理和法律意识就是法律文化隐型的体现。
张文显教授在他的《法理学》一书中这样解释, “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社会物质条件决定作用的基础上, 国家政权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以及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及理论学说的复合有机体。”
张中秋教授这样认为: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通过内化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表现出来, 并在精神上和原则上引导或制约它们发展的一般观念及价值系统。它内在于思想、制度、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并通过它们体现出来。
付子堂教授这样定义法律文化:“法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认同的, 相对稳定的, 与法律和法律想像有关的制度、意识和传统学说以及由此产生的与法律活动相关的器物的全部内容。”
从以上的各种表述中可以明确:“法律文化是人们在历史和现实中创造的, 内隐在法律理论、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当中并通过人们的观念、习惯、心理等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法律因素的总和。法律文化中蕴涵着一个民族或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积累起来的民族习性、民族心理与传统和习惯, 是人们对法律的情感、理解和需求的某种行为模式的沉淀。”
二、文化哲学中法律文化的特征
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具有超越性和创造性内涵的生存方式, 是代表着人的生存的自由维度的价值规范体系;文化还可以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 在这几种中的精神文化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 它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 集中体现了人的活动的超越性和创造性, 而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外显与体现。法律文化作为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的层次, 它本身暗含着一种哲学的理论内涵。
首先, 法律文化是抽象性、静态性、超主体性的结构。法律条文、法律制度、法律设施等都是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对于法律文化的静态理解:社会制度是传播与演化文化的真正要素, 它以人类生活为基础, 也以人类的文明为基础。人们在社会的交往中产生了需要—合理的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断的促进法律文化制度化、体系化, 同时, 这些制度化、法律化的东西折射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例如, 中国古代的宗法关系蕴含了宗族的礼制文化;西方的契约法律制度再现了理性主义文化和自然主义文化的结合。
其次, 文化是人创造的, 因而它具有主体性、内在性的特征。法律文化是历史积淀下来的被群体所共同遵循并获认可的共同的行为模式。法律文化所包含的法律观念、法律心理、法律习惯等内容体现它的主体性。衣俊卿认为可以在文化哲学的视野下对文化从本体上加以理解:文化不在于与经济、政治、科技、自然活动领域或其他具体对象相并列的一个具体的对象, 文化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 它影响人、制约人、左右人的行为方式的深层的、机理性的的东西。因而, 法律文化中的法律意识体现了人们在感性与理性过程中对法律现象的不同认识阶段。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以及法律习惯又通过意识和文化的教化内化在人的思想深处, 形成一种文化积淀。
再次, 法律文化蕴含着逻辑的动与静的统一。文化具有内在的自由和创造性, 是一种生命的活动的过程, 它不但是物化的成果和产品, 也是沉淀在人的意识中的深层的心理结构和对象划的规范。文化所代表的人对自然的超越的维度或者是自由和创造的维度是人的特殊的生存基础。人们不会满足于已有的文化创造, 人们总是不断地更新、超越、重建已有的文化样态。因此法律文化是动态的发展过程。人们应该在律动中把握法律文化的精神和内涵。
三、多元化的法律文化的哲学依据和表现
哲学是人类文化的表现, 哲学也总是通过一定的文化模式表现出来, 因此, 不同的文化精神蕴含着不同的文化哲学的形态。一个社会的文化模式总是以内在的、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和规范着每一个体的行为, 给人们的行为提供根据和意义。人的生存的深层维度就是文化模式的内化。大体上,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多元化法律文化的哲学依据。
首先, 哲学是人类的理性事业的一部分, 它不但具备通性的特征, 同时, 它也具备地域特征、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其实这也是某种文化内涵的哲学表现, 这种哲学表达了某个地区或某个民族或某个时代的文化生存模式, 特定的文化内涵总是不自觉的影响哲学的视野, 而哲学也会规定着某种文化的模式, 因此, 不同的文化的本质都可以在哲学中找到答案和解释。每一种文化都有一定的类型, 而这种类型是群体的、历史的参与的结果。群体的参与形成了某种特定的文化的共同体, 而这个共同体又受一定的社会经济方式的制约, 所以, 不同的文化结构会出现多元化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社会群体在不同的历史事件中所体现的心理不同, 法律在也会形成不同的表达方式, 例如有奴隶制时期的法律文化的模式、封建时期的法律文化的模式, 以及资本主义时期的法律文化的模式。
其次, 同一个时代的法律文化由于民族和地域的特征, 也都会呈现不同的特点和风格。由于实践的主体具有不同的心理、不同的语言等, 法律文化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在封建主义时期, 西方的的法律文化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而中国的法律文化呈现了人文主义特征。需要说明的是法律文化还呈现民族的特征。这种民族是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的人组成的共同体。他们的的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被某种民族心理主导和支配着。在他们的法律文化的灵魂中形成一种稳定的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巨大的惯性。这种深层的表现及法律观念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最后, 中国的法律文化面对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是世界各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因此, 各种差异下的法律文化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冲突。西方的法律文化的产生是一个内生的过程, 是自身社会文明的成果。中国的法律文化是一种后发式的混合, 这种混合既有外在的动力也有内在的动力, 这种模式中包括传统的法律文化、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从法律文化的全球化中可以发现这种冲突就是把特定时空中的其他法律价值的东西从人们的思想中剔除, 使得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化的支配结构中变成一种单一的理想维度。还有就是哪一种文化是采用的标准、哪一种文化是根基和基础。这都是法律文化所面临的全球化境遇中的挑战。面对着这样的境遇, 我们中国的法律文化应该坚持几个方面的态度:
首先, 强调自己的主体性, 不能出现自己的文化任人宰割的现象。其次, 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借鉴西方的法律文化中的精华之处, 法律文化本身是一个与价值相关的体系, 因此, 也要采取审视的态度, 要在西方的法律文化的主体中来理解西方的法律文化, 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简单的客体。
在现代社会, 我们应该弘扬传统的道德、个人的德行和人性的发展, 同时要剔除西方传统法律文化中对自然需求的物欲观念。我们也应该在法律文化中强调幸福、自由、和人的主体性, 使之回归人的心灵深处。我们应该在科学与人本的两种价值中使法律文化走向多元化, 使法律文化呈现出健康与和谐的发展方式。
摘要：法律文化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 它影响人、制约人, 并深入人的行为方式, 作为文化的一种, 暗含着哲学的理论内涵。文章从文化哲学的视野下探讨了法律文化的内涵、法律文化的特征, 以及多元化法律文化的哲学依据、表现和应有的态度。
关键词：文化,文化哲学,法律文化
参考文献
[1].张中秋著.比较视野中的法律文化[M].法律出版社, 2003
[2].刘作翔著.法律文化理论[M].商务印书馆, 1999
[3].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法律出版社, 1997
[4].韩冰.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化构建 (下) ——从中国法律文化的现状谈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构建[J].前沿, 2005 (3)
学校文化 变革 建构 文化哲学
一、学校文化建设的案例分享：宜昌实验小学的“首善”文化之旅
三峡地区是巴楚文化的交汇之地，歌舞盛行，三峡民间文化艺术具有自己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当地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重要资源。宜昌实验小学坐落于此，学校充分意识到这一资源的巨大价值，开发以三峡文化艺术为特色的课程体系，在推动课程建设的过程中，逐渐生发出学校文化建设的理念。
1.从项目到研究
1989年春天，宜昌实验小学成立了宜昌市首个校园艺术团，同时学校艺术教育中心也相继成立，并开展了一系列的艺术教育实践探索。2008年，学校将“新芽艺术团”升级为“七色花艺术团”，进一步提升学校艺术教育品牌，开展“三峡文化艺术进校园”的课题研究，分别在教育目标、教育方法、教育渠道、教育手段和教育策略五个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艺术教育经验。
2.从学科到学校
在宜昌实验小学艺术教育逐渐实现特色学科教育系统化之后，学校也开始不断反思“特色”背后的教育价值深度取向问题。首先，就艺术特色教育学科而言，其本身的发展已经趋于成熟，但是单项特色项目就学校整体发展而言，缺少总体的架构和长远的设计。其次，从对区域文化的汲取过程来看，文化资源的吸取还停留在表层直接利用层面，对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涵尤其是核心价值理念的理解上，还没有深入挖掘。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提出了“首善”的文化理念，意为“学校为育才首善之地，教化所从出，非行法之所”，确立了学校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框架，提出了艺术特色到“首善文化”建设的构想。
3.从校园到组织
宜昌实验小学在确立了“首善”文化作为学校的核心办学理念和育人价值理念之后，在学校的管理与领导方面，管理重心逐渐由物转向人，以尊重人、发展人、成全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学校针对班级的组织文化建设开展学生自主管理实践探索，调动学生的主体性，营造浓厚的班级文化氛围。
二、案例反思——文化哲学的视角
学校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西方社会学家开始关注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青年颓废问题及其文化成因问题。1932年，美国学者沃勒（Waller.W）从社会学中结构主义的视角分析学校这一社会体系的结构和功能，指出学校是一种形式的社会雏形，由于同质的学生参与学校，学校必然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体系”，有独特的社会性格，有一定人口，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有独特的文化。[1]学校文化在我国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在理论上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关注，90年代之后逐渐扩大到各个层次的学校教育系统之中，伴随着课程改革中对学校建设及人才培养问题的思考，文化考察的视角成为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取向和研究领域，学校文化的研究也逐渐取代校园文化的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教育实践研究场域。顾明远先生借鉴张岱年和程宜山对“文化”概念的阐述，将“学校文化”定义为，经过长期发展、历史积淀形成的全校师生的教育实践活动方式及其所创造的成果的总和。[2]
学校文化与社会大文化的关系以及学校文化自身的规定性决定了学校文化的总体特征。学校文化作为社会大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社会大文化必然会影响、制约学校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其次，学校文化对社会大文化有反作用力，表现在学校文化对社会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有一定的导向性。但是由于社会大文化的笼统性和泛化，仅以文化的社会大传统作为学校文化建构的整体参照，只会使得学校文化呈现出内容上的空洞、形式上的不稳定以及文化符号语境的模糊。宜昌实验小学的学校文化建设之路正是在社会文化转型和学校变革的双重背景下，探索以校为本的文化建设之路，并表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代表了我国当前学校文化建设的一种发展模式。通过这样一个学校建设的案例我们发现，就目前学校文化研究的关注点来看，学校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所使用的文化概念，还是对学校文化的概念、分类、建设等问题，关注点仍然是文化学分类中制度文化、组织文化、管理文化方面，所探讨的领域还是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范畴内。如果以此为学校文化建设的架构的话，那么它与学校教育的区别何在？是否二者之间存在基本的一致而非本质的差别呢？我们的问题是，学校文化的研究是否在研究旨趣上借用了文化研究的概念，而事实上并未真正走进一个文化的问题场域？在去除学校文化现象的外衣，作为学校中特定主体的教师和学生，他们的独特生存方式和实践活动背后的结构模式、生成过程、价值选择等问题的追问，却是引导我们从哲学终极意义上对学校文化研究的一种观照。
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世界越来越呈现为文化世界，文化问题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哲学主题。如果不从哲学研究层次上予以深究，研究者通常多是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或“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基于这样貌似“包容性”极大的概念出发，对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其实是潜藏某种研究的边界危机的，它极易混淆某一特定学科的研究边界，如教育文化与教育理论的研究，其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很难严格区分。因此，必须对特定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作具有前提性的追问，这样才能对文化的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进行学理性的揭示。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文化研究，应采用历时性思维与共识性思维相结合的方法论视角，将社会个体特定的精神性的自由追求，通过具有表现形式的文化符号的起源、生成过程、基本内容和感性特征的揭示，来阐发其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价值与意义。这样的文化研究，才具有终极性的定位和解释力。
三、文化哲学视野下学校文化变革与建构的维度
人们对教育的关注，离不开对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尤其是当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活动，其运行过程中不断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困惑，如知识的无限性与个体发展的有限性的矛盾，个体潜能的无限性与教育的可能性的矛盾，教育中的科学主义取向与人文主义取向的矛盾，如此等等。教育中的人不得不寻求从自然世界和文化世界获得根本性认识，继而生发出对解决教育中矛盾和困惑的方法，因此教育中的哲学诉求也就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
文化哲学的出发点，是对人的认识，人是文化哲学语境中的关键要素。学校是学生和教师日常实践活动的发生地，学生又是学校教育中的核心，作为特殊场域下的人的群体，他们的自我活动和自我行为的实现过程，必须借助所在文化世界的结构。因此，学校文化构建中，不应当仅仅停留在文化现象的层面做文章，还应重视文化本体性问题的考察，即学校文化的独特发展模式、学校文化的实践性本质和学校作为特殊的场域对人的发展的文化价值。学校文化的研究应采用历时性思维与共识性思维相结合的方法论视角，将学校中个体特定的精神性的自由追求，通过具有表现形式的文化符号的起源、生成过程、基本内容和感性特征的揭示，来阐发其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价值与意义。文化哲学作为当代哲学的转型范式，对学校文化的研究同样具有范式转换的借鉴意义。在文化哲学的视野下，学校文化的建设和研究可以从以下维度给予观照。
1.学校文化的本质结构——共时性的基准模式构建
学校作为一个文化场域，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特有的文化世界。这个文化世界里包含学校中的人所有意向性活动的时空条件和物理条件，人的活动是这个世界的基本运动方式。生命存在的表象不是文化哲学所应把握的对象，而真正的对象是作为这种表象的基础的它的内在结构，即它的内在模式。因而在文化的结构中，作为文化要素的个人的存在是表象性或者偶然性的，而真正有意义的是如何使个人联结为一个文化体的那种结构方式或构造方式。[2]
学校是以人为中心的活动场域，学生和教师在共同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他们共同完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和必然性特点的文化系统的构建，在这个结构中，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内容是组成结构的要素，而远比这些要素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和联系。在学校教育产生初期，学校还是一个刚从生产和生活中独立出来的机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还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教育内容是日益成熟中的知识和技能，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联结关系是将教育内容控制性地进行传递，其中，教育者和教育内容是学校文化结构关系中的主要要素。到了近代工业化时期，学校教育发展和衍生的物质基础获得了极大丰富，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学校教育的发展无论是在种类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趋势，各种学科的快速分化、人才培养规格的层次化要求，催生了现代制度化的教育出现，在这一阶段中，培养合格的人和合格的技能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受教育者和教育内容成为学校文化结构中的主要要素。现当代随着信息技术在学校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学校教育的理念中广泛融入了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教育内容从静态文本走向动态的信息提取过程，因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成为当代学校文化教育结构中的主要因素。可以看出，对学校教育的文化基准机构的分析，可以更加明晰学校文化发展的本质，而非仅仅是在人类学和社会学视角下的文化事物的研究。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学校文化研究还主要停留在教育思想、教育目标和教育方法的浅层“文”的维度建设上，对作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化”的过程探究不足，学校文化的深层结构改造显得不足。
2.学校文化的基本内容——文化交往
文化的中的“人”的探讨是一个群体意义下的概念，个体的文化也是以群体文化为保障的。在由个体联结的文化统一体中，人际关系所构成的现实的文化性质，统称为“交往的文化”。[3]在西方，个体交往关系的意识基础是“个人自由”，由此产生的道德准则便是平等基础上的文化能力的发展。基于这样一种文化哲学视角考察的文化交往关系，是一种人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人人都是文化主体，而非传统认识论中意识哲学中的“主-客体”的关系理论。教育作为完人的实践活动，正是在这种特有的存在方式和交往方式下，完成学生个体的自我文化养成，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实现文化的人、功能性的人以及现实与理想统一的人。学校中的规则是将学生社会关系在学校交往文化中的“形式化”，习得规则是学校文化的重要内容，而学生和教师作为学校中的文化主体，他们在彼此的交往中正视对方的角色性质定位便是其伦理道德的构建过程。那么如何构建这样一种理性的道德文化哲学系统呢？只有进行系统的人格教育，同时使得这个教育成为人自觉的文化成长的迫切需要，并把外在的系统教育“内化”为“自我反思”，把外在的思想资料转变为人自身的意识内涵，只有达到这种程度，教育成为人的自我教育和自我修养，道德法则变成自觉的道德意识，成为自己的文化行为的内在律令，才是可能的。[3]
3.学校文化的生成过程——历时性的符号获取过程
“符号”是文化哲学中另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他认为符号是人与动物的边界。卡西尔的符号论实质上是对人的本质的探讨，是“人论”，在他的符号形式哲学研究中，任何问题都是在研究人的本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在卡西尔看来，符号的研究是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研究，他指出，“心理学、人种学、人类学和历史已经积累了丰富得令人惊异并且仍在不断增长的大量事实……然而我们似乎还没找到一个方法，能够控制和组织这些材料。……事实的财富并不必然就是我们的思想的财富”[4]。符号正是具有这样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功能，能够以整体性的方向引领人们对人类文化的一般性格的把握。这里我们所说的符号，不是单纯的“形式”性的符号，而是包含着某种“意义”的可感形式，即具有抽象性和概念性。[3]语言、文字、信息都是符号的形式，因此，卡西尔通过对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问题的考察，以功能型的定义模式，建立起他具有整体性知觉取向的符号哲学体系。
学校文化应当是具有教育性的。学校文化的生成中，正是学校中的“人”不断建立与符号之间的关系的过程。学生和教师在教育教学的交往中，不断借助已有的代表文化符号的学科知识教育内容，获取自身存在和发展意义，完成自身的符号化过程，同时也就实现了人、符号和文化的共生机制。而我们的教育过程如何体现这种文化过程的特质呢？近年来众多的“反教育”现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学校文化当中存在的问题，即对学生作为个体的人的文化过程的忽视，对学生成长中真正文化需求的满足欠缺。我们的学校并没有让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感受到自身发展的意义，所有的教育内容很大程度上只是既有的符号存在，却没有真正建立与人的互动关系，习得这些符号的过程是技术性和工具性的，对教育内容的符号价值开发得极少，学生的学习和受教育过程不是一个意义的生成过程，这也导致了学校难以有一种成就学生生存和生命价值提升的氛围，我们认为这是学校文化建设中具有本体性意义的思考。
4.学校文化的感性特征——文化时空下的价值追求
文化价值指的就是人对自己生命存在的文化意义的理解和确定。[3]文化活动是极其复杂的活动现象，人以自身生命体的优化作为价值目标，同时，人又是这个价值目标实现活动的参与者。在这一个统一的活动过程中，我们在进行学理的分析时可以发现，个人的生命存在得以优化是一个绝对的价值目标，或者说是一个终极的价值选择，而人同时又以活动参与者的身份出现，这时人的角色又具有了工具性的色彩，表现为功能价值的实现。在现实的文化分析中，二者有时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经常会出现一种二者之间的分裂现象，主要表现为人作为劳动者被迫地放弃自己的生存价值目标而为异己的他人的价值目标劳动。[3]文化价值的实现过程具有过程性和空间现实性的特点，在现实的文化选择中，就表现为文化在历时性维度上的继承和超越，以及在共时性维度上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
学校文化的演变过程，清晰地展现了学生特有的活动场域中的文化价值选择、融合、冲突等问题。学校作为一个微型的社会形态，既具有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需要，同时也是文化冲突和融合的场域。杜威在他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论述中指出，“教育的价值的讨论集中在讨论课程中特殊科目所要推动的各种目的上……详细讨论教育价值可以提供一个机会，一方面回顾一下有关目的和兴趣的讨论，另一方面，考察一下有关课程的讨论，把这两个方面互相联系起来”[5]。这表明，在学校文化的价值追问中，课程等具有符号特征的教育内容是学校文化价值的一个载体，同时，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的文化意象的表达更为重要。因此杜威指出，我们决不能把课程的许多科目分成欣赏的科目，即有内在价值的科目和工具的科目，即在他们本身以外有价值或有目的的科目。[5]杜威还指出，给每门科目指定独立的价值，同时把整个课程看作由各种独立的价值聚集而成的混合体，这种趋势是社会团体和阶级隔离孤立的结果。所以，民主的社会团体的教育任务，在于和这种隔离孤立的现象做斗争，使各种利益能相互支援和相互影响。由此可见，在学校文化的时空下，文化价值的追求应当是通过个体的知觉体验而产生的与生活世界的文化融合过程。当今学校教育中经常被追问的问题，就是教育的价值迷失问题，即本体价值与功能价值的本末倒置。
基于以上从文化哲学视角对学校文化发展维度的诊断，我们认为，学校文化建设不应只是停留在对各种文化事项的具象理解，学校是人的发展场域，这一点恰恰应该给我们启示，要从作为人的本质这一问题出发，从本体意义思考学校文化的构建问题。
参考文献
[1] 朱亚红.构建学校文化，打造学校品牌[J].教学与管理，2006（11）.
[2] 顾明远.论学校文化建设[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
[3] 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 [德]恩斯特·卡西尔.论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M].刘述先，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 [美]John Dewey.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企业的成功取决于把职工的积极性和才干与企业的目标结合起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目标应始终围绕“顾客”这一中心做文章，也就是说企业应使其提供的产品或劳务让顾客满意。树立这一理念就是管理哲学的范畴。企业管理者是否遵从这一管理之“道”将是企业成败的关键。
现代企业对“顾客”的概念已有延伸，分为内部顾客（企业员工）和外部顾客（用户）。企业管理所表现出来的成果应使企业的内外顾客都感到满意。从而，现代企业提倡人本管理思想，提出企业管理要以人为中心，尊重人、关心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依靠全体员工发展企业。作为
代表人本管理思想的最高层次，深刻体现人本思想的企业文化建设也越来越受重视。我们知道，文化是人的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一种反映。企业文化是以企业管理哲学和企业精神为核心，凝聚企业员工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人本管理理论。同时，它又是以企业规章制度和物质现象为载体的一种经济文化。正因为企业文化的内涵包含企业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因此构建企业文化对于管理者来说很重要，它可以把管理者的管理理念逐步渗透到全体员工中
间，从而引导全体员工主动去实现企业目标，促进企业的发展。
所以，管理哲学和企业文化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于企业管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管理哲学指导管理工作，以管理哲学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把企业管理者的理念培育成全体员工的共同价
值观，形成推动企业走向成功的强大动力。
在上述管理理念的指导下，企业的管理体系的建立应以营销导向为依据，企业的一切工作目标应使用户满意。而目前大多数生产性企业采用职能型的横向部门和层级制的纵向划分这样一种组织机构，其主要不足是：狭窄的职能眼光，不利于满足迅速变化的顾客需要；一部门难于理解另一部门的目标和要求，职能部门之间协调性差等（暂不讨论这种组织机构的优点）。因此有必
要进行组织变革，主要是组织整合及组织运行机制的再设计。
之所以需要进行组织整合，是由于生产型组织在工作上相互依赖，在组织上纵向划分为几个层级，横向上分化为多个职能部门，甚至有些企业其下属机构的设置在地理上还不在同一空间。传统的企业组织整合与协调方式是由简单到复杂不断演化和发展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工作复杂性的提高和劳动分工的细化，企业的整合和协调机制也不断发生变化，其序列关系一般为：
↗工作过程标准化↘
相互调整→直接监督→工作成果标准化→相互调整（项目小组或矩阵组织）
（简单的直接接触）↘工作技能标准化↗
而这些组织整合方式取得效果的程度又受限于企业组织体制的设计，即各部门，各单位的责任中
心形式的确定和工作绩效考评维度的设计
现代企业作为独立法人，一般采用投资中心责任体制，而企业内部的整机厂及元器件厂则分别采用模拟利润中心和成本、费用中心；销售部门采用收入中心。虽然各个层级及部门的责任中心体制之间有联系，但由于侧重点不同，目标管理的结果并不总是适应满足顾客这一企业管理的最终目标，而带来的结果还可能造成企业人力资源的浪费（即可能发生某一部门的工作超前或推迟完成，以至影响相关部门工作的有序运转。一般，工作超前的部门其成员的积极性较高，但是
这种积极性产生的结果并不是企业所迫切需要的，因此不可能对这种积极性进行激励，所以说超前的工作行为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同时这一部分员工的积极性由于得不到激励，进而会降低其工作动力，又可能造成工作推迟完成，这同样使相关部门的员工得等待，而这种等待也是人力
资源的一种浪费。）
正由于存在上述现象，我们试想能否对现有的组织运行机制进行再设计，而在这方面日本的准时生产制的管理思维为此尝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保持现有的职能部门的架构，依据营销导向的管理理念的指导，重新设计各职能部门在企业的管理体系中的层级，保证每一层级的部门的工作成果输出准时满足于上一层级部门的输入需求，并以此设计各部门工作的考绩维度。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并考虑管理哲学及企业文化，尝试
建立如下的生产性企业组织运行机制：
顾客的需求
R↙↗OO↖↘R
内部顾客的需求外部顾客的需求
↓↑↓↑
企业文化建设内、外营销部门
↓↑
整机厂或总装厂
↗↙↘↖
设计部门元件厂或零部件厂
↖↘↙↗
各职能部门
注：R：需求，O：工作成果输出；
该运行机制的中心思想是处于上一层级的部门制导下一层级部门，而下一层级的部门必须准时提供上一层级部门所需的工作成果输入，并保证工作成果合乎要求。（上述的层级划分有时候也会有点变化，如可能整机厂直接对职能部门提出要求，这时相应职能部门的上一层级就变成整机
厂）
摘要：尽管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中国不同企业的文化建设层次不同，但是总体上，可将各类企业文化大致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物质文化、第二层是行为文化、第三层是制度文化、第四层是核心价值（理念）文化。而构成4个层面的基本要素有八个：口号、旗帜、榜样、图片、音乐、仪式、竞赛（PK）、分享。
关键词：企业 文化 管理 要素
一、企业文化与管理哲学的关系
企业文化指企业全体员工共有的观念、信念、价值和行为准则，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模式。这种共同的认知系统和习惯性的行为方式使企业员工之间能达成共识，形成心理契约。企业文化强调了战略、结构、体制、技能、作风、沟通、人员关心等管理的软要素，它表述了一家企业如何选择正确的战略、采取正确的方法、获取组织成员共同支持的行为方法等。
企业文化缩小到个人，称之为个人魅力；放大到国家，称之为民族精神！如果把企业文化移植到军队中，则是《亮剑》中称之的“军魂”！因此，企业文化代表着企业的软实力，往往比资金、设备、技术水平、科技含量、人脉、优惠政策等硬实力更能代表企业未来的价值评估。
企业文化实质是以企业管理哲学和企业精神为核心，凝聚员工归属感、提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人本管理理论。优秀的企业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以价值观塑造为核心的文化管理，是对人的管理与对物的管理的有机结合。
由于管理哲学蕴含着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因此，借助企业文化的巨大能量，企业能有效地实现预定的管理目标。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的灵魂，它为企业构建有竞争力的管理与运营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二、中西方企业文化差异
【2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企业文化具有典型的地域性思维差别，由此形成了价值观体系、评价标准及约束机制的差异。
从价值基础来看，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企业里，企业文化的价值观强调个人英雄主义，追求个人能力、奋斗、进取等，在这些企业的员工，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衡量标准，而很少关注别人怎么评价。而中国的企业更多强调别人怎么评价，推崇集体主义，认为个人是集体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有“人怕出名猪怕壮”的普遍情结。
从价值目标来看，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企业里，追求卓越的价值观是社会认同的标准，富人在社会得到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则存在商人“重义轻利”的思维，较少强调物质利益，普遍推崇自我修身，无为，禁欲。“知足常乐”、“小富即安”成为中国企业员工的普遍心态。
从实施路径来看，欧美国家企业员工的表现理性，管理是建立在科学、逻辑、系统分析的思维基础之上，正确与错误的判断标准非常明确，他们以结果作为评判标准。中国的企业管理充满感性，“独善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普遍追求的价值观。在中国的企业里，对错标准很模糊，既要考虑结果，还要考虑伦理、时间、地点、背景，缺乏管理的科学“尺度”，实践可操作性差。
从约束机制来看，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的主要假设是：人性是恶的，它强调法律、制度对人的行为予以规范。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契约关系，市场原则是主要的价值倾向。中国儒家文化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强调人与人之间和谐，在中国的企业里，关系、面子相对于法律、市场和制度来说，有时候更显得重要。中国企业的市场经营，关系和人脉非常重要。等级观念、长官意志等普遍存在。
三、中国古典管理哲学在现代企业文化中的具体表现
现代企业很多管理理念与中国文化、管理哲学相呼应。中国文化主要有三大思想来源：道家、儒家和法家。其中：【1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提倡尊重客观规律，减少人为的干涉。儒家倡导“人之初，性本善”，强调教育和感化。法家则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强调法律的惩戒。
现代企业管理的三个层级：高层、中层和基层管理者总体可对应我国古代文化的不同哲学管理理念，其中：企业高层应以道家思想管理下属，要善于发现并遵循客观规律；企业中层管理者要以儒家思想管理下属，善于进行道德教育和示范带动作用；基层管理者应以法家思想为主导来管理下属，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强调执行力。
四、IT领域的企业文化管理哲学 成都任我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著名的企业管理软件提供商，她对“三好企业文化”的诠释就是，业务好才能生存；管理好才能发展；文化好才能长久！这种把企业文化上升到业务与管理层面之上的意识和行为，是这家企业短短10多年奇迹般成长壮大的关键因素！
施振荣创办并将宏基打造成世界上股权最分散的上市公司。施振荣认为，宏基的崛起是“所有企业员工共同努力的成果。施振荣坚持“人性本善”的管理风格，不以控制为目的，他主张“师傅带徒弟”式的员工培养与成长，淡化管理级别。施振荣的管理实践体现了管理哲学中儒家思想的“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淡化管理等级，推行“仁政”，使员工的凝聚力得到加强，确保企业快速发展。
联想集团的创始人柳传志秉持中国式“妥协”哲学。他认为，大环境不好，就求助于小环境；小环境不好，就试图改造小环境，改变不了，宁可不做也不当改革的牺牲品。他采取了战略妥协策略，实行了亲情文化，并将联想分拆并获得了成功。柳传志的企业分拆、环境妥协等管理实践也体现了儒家思想“以人为本”的儒家文化核心，注重人的因素，突出人的地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情感的联系。
上述IT成功企业，企业风格不同，但是企业文化都秉承了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以儒家、道家为指导思想，以法家为行为准则，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五、实现企业文化与管理哲学融合的要素
尽管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中国不同企业的文化建设层次不同，但是总体上，可将各类企业文化大致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物质文化、第二层是行为文化、第三层是制度文化、第四层是核心价值（理念）文化。而构成4个层面的基本要素有八个：口号、旗帜、榜样、图片、音乐、仪式、竞赛（PK）、分享。
企业文化的四个层面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辅相生。有的企业做到了一、二层，有的做到了三、四层。而往往是最成功最优秀的企业做到了第四层，也就是统一了全公司的核心价值文化。这四个层面的文化如何做到？多数企业是盲目的不清晰的。下面，我将如何实现企业不同层次文化的长期的实践经验和途径做以下总结：
1）口号
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孙中山：”驱逐鞑虏、复我中华”！董存瑞：“为了新中国，前进”！。。。
这些脍炙人口、热血沸腾的口号，激励了几代中国人和无数的英雄儿女！一句有力的口号，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代表着一个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的行为准则。因此，一句简短有力的口号，能够振奋人心，团结一切力量，这是企业文化的精华！
我们看看任我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文化口号： 厂商一体化，抱团打天下！
以一帮人成就这个企业，以这个企业成就一帮人！行侠何须仗名剑，我自成佛不念经！在企业文化墙上看见这样的口号，如何不让人心向往之？如何不产生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动力？
2）旗帜
还记得几个美军把星条旗插上硫磺岛上的照片吗？还记得《英雄赞歌》里，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可以说，在某些具体的事务中，旗帜是一帮人的精神领袖。旗帜象征着荣誉、先进和地位。因此，在企业先进部门、在各项活动中，举行隆重的授旗仪式，对于激发员工的斗志，提升员工的精神力量具有积极的意义！
3）榜样
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中国社会，出人头地、衣锦还乡是每个人的梦想，而梦想的产生与实现，是与榜样的作用分不开的！因此，在现代企业文化中，榜样、英雄是必须树立甚至打造的。成果由行为决定，行为由信念产生，而信念的产生往往是因为英雄榜样的示范！所以说，现代中国企业，对于不同时期塑造英雄榜样是必须的功课。这对塑造企业核心理念价值观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4）图片
企业文化的传播，不仅要靠嘴，还要靠眼睛。公司历史、个人形象、团队出游、工作点滴、个人及团队获奖等照片，无不传递出企业的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因此，公司的文化墙中一定要有丰富的照片（要精挑细选）来体现企业的价值观念。
5）音乐 音乐是最美丽的语言。即使一段平铺直叙的文字，配上合适的音乐，也能令人心旷神怡，甚至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企业文化的传播，不仅靠嘴和眼睛，还要靠耳朵。而最能打动内心深处的，绝对是震撼人心的音乐。因此，每个现代企业，都应该而且必须有自己固定的音乐或歌曲，来实现企业的向心力和感召力！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音乐制作功不可没。《亮剑》激昂的音乐，最能令人提气、提神！
6）仪式
大到国家、小到企业和个人，都会有仪式的应用。外国元首来访、企业年会、高干出巡、个人婚庆等等，都有自己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仪式。仪式代表着企业的制度文化，也代表着企业的核心价值文化，如隆重欢迎销售精英的仪式，隆重的嘉奖仪式，给战功奖获得者戴大红花、喝壮行酒等。仪式既体现重视，又体现庄重与庄严。
7）竞赛
要竞赛不要竞争，要竞争不要斗争！企业员工的竞赛，是典型的行为文化引导制度文化。一个企业应该有良好的竞赛制度和氛围，这样的氛围最能产生榜样，最能激奋人心，也最能激励员工达成目标，达到劳资双赢的目的。当前最火的电视节目，如《超级女声》、《星光大道》、《非诚勿扰》等，都是PK竞赛氛围下的产物。企业员工之间的竞赛，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是双赢，都是英雄和胜利者。
8）分享
所有理念的传播，莫过于故事深入人心！一个好的演说家，往往是讲故事的高手。一个信念，可以通过故事的形式深入浅出的进行表达。英雄榜样的故事，可以创造企业员工的梦想。而榜样员工的分享，则能激励其他员工的同理心和上进心！
企业文化的传播，要靠嘴、眼睛、耳朵等感官来刺激大脑进行思考，各种要素有时候单独使用，有时候综合使用。企业文化围绕着企业目标，以提升员工主观能动性为目的。【3企业文化管理哲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领导与员工、员工与消费者、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各种矛盾等，而哲学在人的思想中居统帅地位，对人的一切活动具有指导作用。因此，优秀的企业管理者首先应成为一个懂得哲学的人。企业文化的核心信念和价值观，是由企业的领袖来主导的，以企业领袖的信念为核心理念，综合运用八大要素来传播和传承，必能使企业达成目标。
近年来文化哲学研究述评
近年来文化哲学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关于文化哲学的总体把握与建构,涉及对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与主题、理论形态、历史演进、未来走向等问题的思考;关于人类精神的.演进与走向,主要是从人类文化精神的总体进程来进行运思;关于哲学理性精神的重建,着重于从人的存在和文化批判等向度出发进行探索;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主要是从转型的内涵、途径、意义等方面展开思考.
作 者：李小娟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编辑部,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刊 名：教学与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TEACHING AND RESEARCH年，卷(期)：2000“”(6)分类号：G02关键词：文化哲学 文化精神 哲学理性 文化转型
经过讨论, ××集团的企业文化着重打造基础管理、注重各级团队建设, 其案例被建议命名为《将军之道》, 文化特色为“团队型文化”;××烟草专卖局地处儒家文化发源地, 并注重文化营销, 其案例被建议命名为《再造儒商》, 文化特色是“新儒商文化”。
以上只是一次会议的插曲, 但是反映出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企业文化建设主题不突出, 缺乏价值观背后的哲学指导。很多企业模仿《××基本法》、《××文化大纲》等一些范本, 在未领会其文化真谛的情况下, 编写成册制的文化文本, 价值观种类繁多, 经营管理原则全面, 行为规范系统。但在执行过程中, 这些面面俱到的文化理念却往往面面不到, 员工只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企业文化归根结底是企业在处理最基本矛盾时的价值倾向, 这些基本矛盾可以概括为对外关注与内部关注的矛盾、集权控制与灵活自主的矛盾、长期发展与短期效益的矛盾等。作为外部咨询人员, 透过企业利益相关者对这些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期望与落差, 可以梳理出企业的文化脉络, 进而提炼出企业基本哲学, 用以指导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建立。这如同找到一条线索, 将珍珠串成一条美丽的项链, 使企业哲学贯穿企业文化始终, 打通企业文化体系经脉。
企业哲学的提炼, 是中国企业在当前管理阶段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企业文化管理基本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
1, 无知而为阶段——依靠习俗进行管理;
2, 哲学理念/制度化阶段——依靠权威、哲学、制度进行管理;
3, 系统化/量化阶段——依靠系统能力进行管理;
4, 无为而治阶段——依靠共识进行管理。
中国多数企业与西方先进企业的本质差距, 体现为达到的管理阶段不同。中国很多企业处于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依靠企业家群体的哲学思考, 指引企业组织的发展与变革。
张瑞敏总结了海尔集团的企业文化:海尔的未来在于海尔的企业哲学, 海尔的企业哲学是“中正之道”。惠普公司的“惠普之道”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用“以人为本”统领惠普文化。在咨询实践中, 我们在服务一家山东最大的零售企业集团文化项目时, 抓住其主要矛盾, 即如何传承儒家文化并结合西方市场经济规律, 提炼其企业哲学为“仁智合一”, 客户认为这正是自己文化的精髓。在做一家电力三产企业集团文化项目时, 我们抓住其市场化发展与集团化运营的企业主要矛盾, 提炼其企业哲学文化“竞和之道”, 客户认为这抓住了企业文化的核心。
[关键词]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09)03-0023-04
“和”是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和谐”是中国文化的价值目标和最高追求。
和谐文化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而且是一种哲学思维、哲学思考、哲学方式。当代中国哲学关于和谐的再认识和重新定位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总的看，1949年以来比较集中的有代表性的讨论主要有三次：1964年由杨献珍讲课的相关内容而引发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争，1990年由冯友兰发表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的有关论述引发的关于“和的哲学”与“斗的哲学”的讨论，2004年前后由中共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引发的关于矛盾论与和谐论、矛盾论思维方式与和谐论思维方式的思考与探讨。本文的论述将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
一、“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
1964年5月到1965年6月，我国哲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论战的焦点是矛盾到底是一分为二的，还是合二而一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到底谁反映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本质。这场论战是围绕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规律展开的，但是实际上已经初步接触到了关于矛盾与和谐的认识问题。只是由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认识水平，具体的表述不是“和”，而是“合”。
我们知道，“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借用古语对矛盾现象的一种通俗表达。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1963年12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作了一个题为《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所面临的战斗任务》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扬用“一分为二”的原理，分析了从克思时代直至当时的历史发展。这篇报告恰好是在毛泽东诞辰70周年时公开发表的，显然，它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对于“一分为二”这个命题，并没有产生多少分歧，问题是在后来提出的“合二而一”这个命题上。明代学者方以智在《东西均》中已经表达了关于“合二而一”的思想。但是导致1964年论战的“合二而一”则是杨献珍提出的。他关于“合二而一”的阐述，经历了一个过程。
1962年11月，杨献珍在中央党校以《怎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为题，给党校学员作了长篇报告，报告强调要尊重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要尊重辩证法反对片面性。他提出，快与慢，缓与急，劳与逸，苦战与休整，都是对立的统一。就是说，对立的双方都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抓住一头，丢掉一头，就是片面性，就是破坏了对立统一的规律。他认为，形而上学就是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其公式是：是-是，否-否，休整-休整，苦战-苦战，联合-联合，斗争-斗争。辩证法则是对立面的统一，其公式是：是-否，否-是，休整-苦战，苦战-休整，联合-斗争，斗争-联合。这些论述，为提出“合二而一”做了准备。
1963年11月11日，杨献珍给中央党校学员发了一份材料，题为《“是-是，否-否；是-否，否-是”是什么意思》，在该文中，他曾经使用了“合二而一”这个概念。他指出，“对立统一，一分为二，合二而一，是一个意思。”
1964年4月，杨献珍给中央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在讲《实际工作中的辩证法》时，他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合二而一”问题，后来他在其他文章中又多次论述了这一问题。杨献珍认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和“统一物由两个对立面组成”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两种说法，前者立足于分，后者着眼于合。他认为方以智《东西均》提出的“合二而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的简明表达，它同“一分为二”一样都是表达“对立统一”的。“1963年，方以智的《东西均》出版……在看《东西均》这本书时，我采取了‘合二而一的提法。”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师艾恒武在听了杨献珍1964年4月的讲课后受到启发，他约林青山合写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这篇文章。他们把文章交给本教研室辩证唯物主义组组长黎明(黎明当时兼任《光明日报》哲学版编辑)，黎明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然后把文章推荐给《光明日报》，该文于1964年5J129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到人类社会、思维等等，没有一种事物不是‘合二而一的，‘合二而一正是表达了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文章强调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必须“合二而一”，把对立着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这对于反对当时那种强调对立、忽视统一，强调斗争、忽视团结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无疑具有积极意义。虽然文章也有不够完善之处，如认为“客观事物是‘合二而一的，认识它的时候要‘一分为二”。但是，对于这些学术观点完全可以通过平等讨论的方法来解决。康生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却认为这是宣扬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他下令中央党校追查“合二而一”是谁先讲的，并要《光明日报》以“讨论”的形式出现，然后组织批判。6月5日，以项晴为笔名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开始了。
1964年6月初，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康生利用这一机会，将艾恒武和林青山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和项晴的《“一分为二”不是辩证法》一起交给江青，请她送给毛主席看。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指出，“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号召开展对“合二而一”的批判。”康生有了尚方宝剑，精心策划与布置对‘啥二而一”的批判。从1964年6月24日到9月23日3个月内，他先后9次召开会议或用其他方式布置“战斗”，逐步把“合二而一”问题由学术讨论引到政治讨论上来，并且不断升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合二而一”更被指责为调和矛盾，取消斗争，否认转化，反对革命，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唯心论，实质就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结合在一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它就是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理论基础。“合二而一”在理论上被判死刑，许多赞成“合二而一”观点的人惨遭打击，有的甚至被迫害至死。
在矛盾分与合的问题上，毛泽东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及其前后的一些谈话中，还是比较注重结合的作用的，强调要用兼顾、结合、协调、并举的方法处理矛盾。但是后
来，毛泽东越来越强调“分”的作用，明确提出“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是辩证法的观点。从“一分为二”出发，他提出了“两点论”、“两分法”、“两条腿走路”等，这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的不断发展，对“分”的强调，越来越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相结合，“一分为二”最终取代了对立统一，演变为斗争哲学。从20世纪30年代的矛盾论，到50、60年代的“一分为二”，再到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哲学，“一分为二”扮演了桥梁和中介的角色。矛盾论经“一分为二”，最终走向斗争哲学。
二、“和的哲学”与“斗的哲学”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又名《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将其概括为“和的哲学”与“斗的哲学”。其要点主要是：
首先，冯先生认为客观辩证法有两个主要范畴，一个是统一，一个是斗争。有两种理解，一是中国古典哲学，一是马克思主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用张载的话说就是：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四句话的前三句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也同意的，但第四句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它要怎么说呢?我还没有看到现成的话可以引用，照我的推测，它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
其次，冯先生所以会概括出“仇必仇到底”，是从毛泽东的一句话引发而来的。他说，毛泽东是个革命家，他要推翻旧制度，当然不可能讲“仇必和而解”，照我推测，他应该讲“仇必仇到底”，“他常说‘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什么叫‘到底，‘底在那里?一个革命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处的那个统一体。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同归于尽，这就是‘底，革命到这个程度就‘到底了。原来两个对立面的人仍然存在，不过他们转化了。革命者转化为新统一体的统治者，其任务就不是继续破坏，而是维护新统一体，这样就必须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转向‘仇必和而解的路线。”
再次，冯先生强调“和”并不排斥矛盾，在中国哲学中“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不等于“同”。“同”是没有差异和矛盾的一致，“和”不仅包含差异和矛盾，而且是以此为前提的。即所谓“和而不同”，如果没有差异完全一致，那就不是“和”而是“同”了。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
最后，冯先生指出“现在的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的方向发展的。……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在冯先生看来，“和”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哲学对人类的贡献，还是未来世界文化的走向。
冯友兰先生上述关于“和的哲学”和“斗的哲学”的见解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也有许多争议。这实际上涉及四个重要问题：第一，能不能用“仇必和而解”概括中国古典哲学。第二，能不能用“仇必仇到底”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三，如何理解“仇必和而解”和“仇必仇到底”的关系。第四，如何理解“和”是中国哲学的贡献和世界哲学的未来。我觉得，作为学术问题，冯友兰先生的表述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和斟酌。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而导致的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褊狭理解，并在“文革”中形成了所谓“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的斗争崇拜，这个教训，毫无疑问应当好好吸取。同时，冯先生关于“和”的论述中也包含重要的合理内核与价值，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从政治理论层面看，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条件和基础。改革开放30年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而最根本的还是思维方式和执政理念的变化，即根本变革了两极化的思维方式和斗争哲学。所谓两极化的思维方式，即认为：要么是香花，要么是毒草；要么是敌人，要么是朋友。所谓斗争哲学，即认为：斗则进，不斗则退、则垮、则修，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等。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思维方式由两极化到多元化，由压倒型到共生型，由你死我活到和而不同，由两军对战到合作共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果断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取代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最伟大的历史转折。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改革开放30年最基本的历史经验。这30年国际国内发生了多次重大事变，但是我们党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以“—百年不动摇”的决心坚持改革开放，才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以人为本、全面小康、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执政理念的提出，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呈现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
从学术理论层面看，中国传统哲学历来重视“和”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关于融合、和谐、和睦、平和的思想和观念，内容十分丰富，其主要内容：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天人合一、阴阳合一。二是和实生物的辩证法。强调同则不继，和实生物。如果事物都是单一的，就将失去发展的活力和生机。三是和而不同的价值观。2000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发展的真谛。四是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中国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的话语，以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有序的社会秩序，和谐的社会关系。多少年来，中华文化的和谐精神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心理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现在人们常说“软实力”、“巧实力”，其实中华文化中的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巧实力”，其中“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就是具体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使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三、矛盾论与和谐论
当代中国哲学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理论问题十分关注，其中关于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问题，特别是关于矛盾论与和谐论、矛盾辩证法与和谐辩证法、矛盾论思维方式与和谐论思维方式的问题，是和谐文化研究中颇为令
人瞩目且又十分复杂的问题。这一问题既触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深层次，又关涉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点，其重要意义决不可低估。
如上所述，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90年代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中关于“和的哲学”和“斗的哲学”的论述以及“仇必和而解”和“仇必仇到底”的概括，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我们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提出和平、发展、合作是世界的潮流；提出安邻、睦邻、富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提出要照顾彼此的关切，合作共赢；提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如此等等。这就使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问题彰显出来，从而也使和的哲学与斗的哲学、和谐辩证法与矛盾辩证法、和谐论思维方式与矛盾论思维方式的问题再一次突出出来。笔者认为，对于和谐文化建设所引发的哲学思维方式变革应当予以充分的注意，和谐文化从多方面深化了辩证思维，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矛盾对立统一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尤其是教科书中的相关论述)，与以“和”为主要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有新的认识。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中庸与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矛盾和斗争，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又是两者结合的互补点。另—方面，由于时代发展和社会转型，马克思主义以前一些较强的话语，如革命战争、阶级斗争，现在要弱化；一些以前较弱的话语，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现在要强化。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思维方式和文化理念都会发生变化，即由压倒型到共生型，由你死我活到和而不同，由两军对战到合作共赢，由阶级分析到利益整合，由批判抽象的人道主义到以人为本，由阶级斗争为纲到构建和谐社会，由世界革命到和谐世界。
第二，对矛盾学说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内容有新的思考。列宁说过，“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同一的”。这就表明辩证法是关于对立面统一的学说，而不是无限扩大与激化对立面的学说。据此，关于矛盾的斗争性与统一性，关于矛盾的分与合，关于矛盾对立面的结合与设置，关于矛盾的平衡与不平衡，关于矛盾发展动力论，都有了新的思考与把握。
第三，对和谐作为哲学范畴及其在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新的探讨。我觉得“和谐”应当成为哲学范畴，在西方哲学中，古希腊哲学家就提出过“美是和谐”，是从哲学视野研究和谐的。在中国哲学中，许多关于“和谐”的论述，也是从哲学角度出发的。当然，把“和谐”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它与联系、运动、发展、矛盾、静止、平衡等概念的关系还要进一步研究。
第四，对和平发展时期解决矛盾的方式有新的理解。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也曾提出过统筹兼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等很有价值的思想，可是由于“左”的错误的发展，后来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最终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国际来看，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的时代潮流。从国内来看，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当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无矛盾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正视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化解矛盾的持续过程。但是对于解决矛盾的方式要有新的理解，比如利益协调，统筹兼顾，比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比如互谅互让，合作共赢，就是和平发展时期解决矛盾的基本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