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参观

中共一大参观（共8篇）

中共一大参观 篇1

赵飞

12月1日，我有幸参加了公司党委组织的参观中共一大会址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参观“一大会址”,以前对一大的认识停留在革命史教科书中的印象，这次参观使我更加了解了中共诞生初期的历史。

外墙青红砖交错，乌黑的木门配着一对沉甸甸的铜环，拱形的石雕门门框四周由米黄色石条围成。中共一大会址位于上海兴业路76号，一处普通的石库门两层老楼，底层的18平方米房间就是“中共一大会址”。

栽满梧桐的马路一度见证来自全国各地的13位代表在此初创伟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来自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明、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及陈独秀指派的包惠僧共十三人，代表全国53名党员出席了大会，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决议，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它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

进入馆内，我立刻被庄严的氛围所感染。鲜红的党旗像一片火焰般布满了我的双眼，感觉是那样的神圣和高尚，让我发自内心地崇敬和激动。我们翻阅了80多年的历史画卷，感悟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在这里每一位参观者都放慢脚步，眼眸中饱含着追思和敬仰，用心去体会、去品味一件件展品中铭刻的光荣与辉煌。屏幕上是一大会址中展出的一部分实物，从泛黄的报纸到保存完好的旧照，以及先辈穿过的旧外套无不让我们感慨万千。空气因为历史的重负变得凝重和肃穆，我那年轻的心随着参观的脚步越加凝重平添了一份责任。那栩栩如生的蜡像定格了这伟大的时刻，这些仿佛又让我回到了1921年。

一大会址纪念馆的二楼存放着数百件珍贵的历史资料，向人们展示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不同的阶级都没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和独立，是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和自由。我仔细地瞻仰了这些真实记录着党和国家发展历史的重要文物，使我对革命先辈为共产主义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事迹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刻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会址按纪念馆原貌修复,室内布置维持了当年的原样,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馆内还辟有三个陈列室展出我党创立时期的史迹和文物。几百件珍贵的历史文物映入眼帘：土炮、手枪、匕首、警棍……还有那“一大”会议的场景、南湖的游船，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我一边观看展出的实物，一边细读一旁的文字介绍。对中共“一大”会议的重要性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句家喻户晓的话，而共产党便是在这个地方诞生的。1921年7月21日，当时还只是个几十个人的组织，但是由于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共产党注定要给中国带来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风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诞生的意义是让当时黑暗中国、处于苦痛之中的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继失败，中国进入了黑暗的军阀混战时期，民不聊生；幸而五四运动等一系列爱国救国运动如火如荼地在神州大地展开了，而共产党同时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成立了。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它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而今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综合国力大在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党在不断成熟壮大，已经由初期几十人发展到了今天的几千万人。看过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再想想今天的党，不禁感叹，这一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背后是多少鲜血、汗水，有多少艰辛困苦，我们今天能后进者身份的骄傲和自豪有多少背负和责任！通过参观，我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

中共一大参观 篇2

中共“一大”文件外文版的来源

中共“一大”文件的俄文版, 来源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资料。1956年, 当时的苏共中央向中国共产党移交了早年共产国际保留的中共档案。整理这些档案时, 找到了中共“一大”通过的三个文件, 都是俄文译本。

至于中共“一大”文件的英文版, 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发现的。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1960年韦慕庭教授得知哥伦比亚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 从尘封已久的旧纸堆里, 发现一篇1924年1月该校的硕士论文, 论文用英文打印, 题目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署名为“Chen Kung—po”。后经韦慕庭教授考证, Chen Kung—po即陈公博。陈公博早年参加过中共“一大”, 这篇论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经过。这篇论文后面还附录了六篇重要文献, 其中第一篇便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1921年) 》。

对中共“一大”文件外文版的存疑

其一, 来源可疑。一直以来, 来自苏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资料是中共“一大”文件俄文版可靠性的直接证据。但众所周知, 共产国际驻远东和中国代表马林与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 全程只参加了两次会议, 没有广泛参与对“中共一大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的深入讨论。而最后一天的嘉兴南湖会议他们都同时缺席, 正是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代表们讨论通过了中共“一大”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可见中共“一大”的最终文献不可能来自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那么中共“一大”文件俄文版只能来自其他中国代表, 李汉俊和刘仁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即席翻译, “他们在‘一大’上对共产国际代表的讲话进行即席翻译”[1], 他们有无可能呢?而刘仁静在自己的早年回忆中, 对向共产国际报告会议内容只字未提。那么李汉俊的可能性最大。《湖北档案》2007年第6期《李汉俊在建党前夕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文认为, “大会第二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继续进行, 于7月31日胜利结束。会后李汉俊还受大会委托, 向共产党国际写了一个报告”[2]。但是据刘仁静回忆, “最后这一天的南湖会议, 陈公博、李汉俊、马林、尼科尔斯基都没有参加”[3]。陈潭秋也回忆说, “这是大会的最后一天。李汉俊和陈公博没有出席, 因为在搜查后, 在他们后面有人盯梢”[3]。《李汉俊对组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一文也认为, “李汉俊没参加最后的会议, 他仍在上海”[4]。笔者认为李汉俊缺席最后一次会议是可信的。那么, 李汉俊在没有参加最后一天南湖会议的情况下, 又如何向共产国际写报告呢?

另外中共“一大”文件的英文版是发现在1960年, 在中共“一大”文件俄文版被公布之后。同时笔者认为陈公博参加中共“一大”的态度和与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怀疑的, 据刘仁静回忆, “周佛海和陈公博是另一类型, 他们不是专程来开一大的。陈公博带着夫人顺便到上海来度蜜月, 住在上海南京路上豪华的大旅馆, 举止阔绰”[3]。并且据刘仁静和陈潭秋的回忆, 陈公博也没有参加最后一天南湖会议, 因此陈公博的英文版也是存疑的。另外对俄文版和英文版进行比较, 两者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但是有趣的是, 两份文件都遗失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第11条。笔者推测从来源来看, 两份文献最有可能就是来自最早的原始稿本, 而非真正南湖会议最后讨论的定稿。这都给后来的研究者留下很大的猜想空间。

其二, 中共“一大”文件来源本身的未定性。1956年, 当时的苏共中央向中国共产党移交了早年共产国际保留的中共“一大”通过的三个文件。这些档案都是俄文译本。1957年, 中央档案馆将其译成中文, 并于1959年呈送董必武鉴别真伪。董必武仔细阅读后, 认为这些文件“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 是“比较可靠的材料”。这里就留下一个问题, 董必武本身也没有完全确定文献的可靠性。

中共“一大”到底有没有通过“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笔者认为中共“一大”确实通过了“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 并且代表们都曾经进行过十分激烈的讨论。这一点几乎所有关于中共“一大”的回忆录中都有所指证。另外需要指出, 7月30日的会议由于华法巡捕突然闯入“一大”会址, 导致会议意外中断并休会。可以说当时形势十分危急, 那么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为什么仍然决定要续会呢?这只能说明会议的最重要议程还没有结束, 那就是代表们要讨论通过“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 并且组建党的最高机构和宣布建党。中共“一大”是在共产国际的政治指导和经济资助下召开的, 而且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作为共产国际的直接代表来到中国, 此行的鲜明目的就是帮助中国革命者建党, 他们必须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一大”的会议内容, 从而也说明了中共“一大”是不可能无果而终的。

那么既然确实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 但又为什么一直唯独没有发现中文版本呢?笔者认为中共“一大”所通过文件的中文版本是被人为故意地遗失了。其一, “陈独秀来到广州后, 一方面处理广东政府的教育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一大的筹备工作。他于1921年2月在广州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章, 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随后, 这份党章被寄往上海。李汉俊看了陈独秀写的党章后, 很不满意, 认为这是陈独秀要在党内搞个人独裁。这样李汉俊也起草了一份党章。”“李汉俊起草的党章也被寄到广州, 陈独秀看了之后, 极为不满, 大发雷霆。”[1]可见“一大”通过的文件是没有得到作为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完全认可的。其二, 陈公博的回忆直接证明了中共“一大”文献中文版本的失落与陈独秀有关。他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中写道, “最后宣言被通过, 但第二天的另一项议案又议决, 宣言的发表问题留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应否发出, 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 向仲甫先生痛陈利害, 才决定不发。”文中提到党内把所有文献的发表与否, 事实上交给了陈独秀领导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而后者决定不予发表, 终于使得中共“一大”文件的原始中文版本永久地失落了。

当然中文版本的失落也有一些客观原因, 比如岁月沧桑, 环境险恶, 中共的早期文献中有许多都找不到了, 越早期的越是如此。最重要的事件是长征出发时, 负责的工作人员弄错了保存档案的挑子, 把中央存档的重要文献全部遗失在瑞金。

诚然, 由于中共“一大”文献中文版的失落, 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难解的历史谜团, 也给我们对中共“一大”的研究带来很大的遗憾。我们期待新资料的发掘与开放。但现实是, 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移交的原始资料已经完全公开, 并已深入挖掘。尽管苏联解体后许多共产国际的相关资料也已解密, 但涉及中共“一大”的档案十分有限。中共“一大”的经历者皆已不在人世, 了解内情的直接当事人越来越少。如何在新史料枯竭的情况下将中共“一大”诸多历史谜团一一解开, 这需要我们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采取新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来弥补史料不足的缺憾, 以进一步逼近历史的真相。

参考文献

[1]韩泰华.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十五大 (上) [M].北京出版社, 1998.

[2]别国庆.李汉俊在建党前夕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J].湖北档案, 2007 (6) .

[3]李颖.从一大到十六大 (上) [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 篇3

1923年春，邓恩铭来到青岛进行革命活动，致力于青岛的党、团组织的创建和工人运动。8月，邓恩铭与在胶澳商埠督办公署任职的中共党员王象午取得联系，组建了青岛第一个中共党组织，邓恩铭任书记。由于邓恩铭的努力，青岛党组织发展迅速，至1924年秋，青岛党员人数增至5人以上，由青岛党组织改建为中共青岛独立组，邓恩铭任组长；1925年，根据中共四大修改的党章规定，改建为中共青岛支部，邓恩铭任书记。邓恩铭在创建中共青岛地方组织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建立了青岛团的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并任书记。

在青岛，邓恩铭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上。他深入四方机厂，通过帮助和教育，把带有封建行会性质的工人自发组织圣诞会，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青岛第一个工会组织；发动和领导了1925年四方机厂大罢工，建立了四方机厂工会和胶济铁路总工会；组织领导了日商纱厂工人三次大罢工，形成了青岛历史上震惊中外的第一次罢工高潮……邓恩铭的活动，引起了青岛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1925年4月，青岛反动当局拘捕了邓恩铭。因罪名不成立，将其驱逐出境，并勒令不得返回青岛。之后，邓恩铭曾两次秘密返青，指导罢工，并把遭敌人严重破坏的青岛党组织重新恢复起来。从1925年8月至1928年初，邓恩铭在山东工作期间，曾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山东区委委员、山东区委书记、省委常委、省委书记等职务。

参观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 篇4

外墙青红砖交错，乌黑的木门配着一对沉甸甸的铜环，拱形的石雕门门框四周由米黄色石条围成。栽满梧桐的马路一度见证来自全国各地的13位代表在此初创伟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来自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明、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及陈独秀指派的包惠僧共十三人，代表全国53名党员出席了大会，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决议，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它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思想理论。

漫步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我看到了毛泽东慷慨陈辞，董必武侧耳倾听，李达会心微笑，栩栩如生的蜡像定格了这一伟大的时刻。这些仿佛又让我回到1921年，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段。然而这样的创业维艰并不能阻挡时代前进的步伐，更不能冷却共产党人的满腔热血。当我再次仔细的端详着那些开会现场的小桌小凳，仿佛穿越时光触摸到了一种深邃的力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在这简陋的会场立坐而论到身体力行，浴血奋战，指点江山，把一个个纲领宣言变成现实，这是何等傲人的气魄！

我们的党从无至有，经历艰难曲折无数，时至今日，我也更进一步地懂得了什么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无数的革命先烈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泱泱大国所酝酿的巨变将是全人类史的伟大篇章。

时光不再，英雄虽逝，精神长存，犹如黑夜中的明灯盏盏，照亮了党前进的道路，照亮了民族崛起的前程！抚今追昔，我们踌躇满志，我们所接过的使命，是不仅仅对党的忠诚与敬仰，更是令华夏大地世代繁荣的热切期望。

而今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综合国力大在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党在不断成熟壮大，已经由初期几十人发展到了今天的几千万人。通过这次参观，我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

中共一大参观 篇5

石齐平：柯文哲赴沪参加双城论坛 参观中共一大会址

来源：2015-08-20石评大财经

葛俊：台北市长柯文哲是在本周参加“台北-上海城市论坛”，而此前对于今年的双城论坛是否能办成、他是否参加都有各种猜测。

竹幼婷：而现在答案揭晓了，不但办成了，柯文哲也参加了。石先生，您怎么看这次过程的变化以及进展？

柯文哲参加上海“双城论坛”的观察

石齐平：过去从来没有问题，办了好几届了，而今年怎么会出现不确定性呢？我想主要是因为台北市长今年换人了，而且是“蓝”变成了“绿”，而且是“墨绿”了。

新上任的柯文哲我们也很清楚，他对于中共大陆最在意的“九二共识”，他讲过这个话“你告诉我，它是什么内容？”

葛俊：这蛮有意思的，所以北京方面就比较顾虑，不过后来我们发现真的是峰回路转，论坛参加了，他也回台湾了。这是为什么呢？

石齐平：我觉得，这是大陆方面与台北方面找到了几个交集吧。

葛俊：那是什么交集呢？

石齐平：第一个交集我认为就是，大家都觉得交流是重要的，而且很珍惜过去几年累积下来的基础，而且2016年极有可能台湾又要换领导人，蔡英文上去的话，两岸当局的交流很可能会出现变数，地方交流一定要特别保护起来。

竹幼婷：那“九二共识”该如何是好？

石齐平：我觉得这就是第二个交集吧。

葛俊：这哪里有交集？一个是退让、回避，一个是强调，这怎么会有交集？

石齐平：我明白你的意思。刚才讲，柯文哲显然对“九二共识”与中国大陆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有一个“一五观点”，特别强调“相互了解、相互尊重”。既然说了“相互尊重”，说到就要做到，“相互尊重”是什么意思？你讲你特别重视某个东西，我了解，我尊重。既然这样，那么对于“九二共识”，我表现出尊重的态度，中国大陆也没有什么话好说。

葛俊：这很有意思，那么第三个交集是什么？

石齐平：第三个交集是中国共产党，就是，他特别要求去参观中共一大会址，他对于历史、中共的历史有兴趣研究的，过去访问大陆的时候也想去过很多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的地方。

竹幼婷：包括延安吗？

石齐平：是的，我记得他到延安的时候还特别讲了一句话“我想看看中国共产党当初是怎么打败中国国民党的”。你说，这话说出来以后，中国共产党怎么能够不正面看待他呢？

葛俊：这么看来，真的蛮有意思的。总的来说，您是怎么看待柯文哲这个人的？

柯文哲的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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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石齐平：你要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就想到3个Q——IQ、EQ、PQ。这个人IQ是非常聪明的，大概在157-158，这是艾兹伯格症的特征之一，EQ呢绝对低，这也是特征之一。EQ低表现在经常讲错话、得罪人，自己却不知道。

竹幼婷：那第3个Q是什么呢？

石齐平：第3个是PQ，我自己创造的，就是Political，你只要看他政治上的观点就知道了，很厉害吧。

竹幼婷：是的，那我们接下来看摩根士丹利最近列出了十个国家或地区，说它们都有麻烦，“Trouble Ten”，媒体将它们成为“麻烦十国”。

葛俊：其实我们看到，大摩经常玩这样的游戏，在2013年提出了“脆弱五国”的概念，石先生，您怎么看这些看似标新立异的观点呢？

“脆弱五国”？“麻烦十国”

石齐平：对，你看，像你刚才讲的“G7”等这些概念，我们可以归两类，一类是正面的，像“金砖国家”，一类是负面的，像“麻烦十国”。我们要注意下，有些国家同时是这两类当中的，例如印度、巴西、南非等，这说明了什么？有的时候它好，有时候它不好，甚至于“G7”中日本与意大利，现在的经济也不行了。

葛俊：这么说来，就是没有长久的好，也没有长久的坏。

竹幼婷：我觉得，长久的坏可能有，长久的好就不一定了。

石齐平：讲得非常对。

葛俊：那怎么来看最近几年国际社会的荣枯表现呢？

石齐平：说荣枯，荣真是少，而枯是一大堆。

竹幼婷：那如何来做决定？

“后金融海啸”的涟漪效应

石齐平：我觉得，2008年9月15日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大部分国家还是属于金融海啸的症候群。虽然7年了，我们还属于后金融海啸时代。

葛俊：怎么还跟那次世纪性金融危机有关呢》

石齐平：打个比方，一块石头丢到水里，它会有涟漪的。它会继续扩散的。

竹幼婷：那有没有明确的脉络可循？

三个传导过程：金融、经济、综合

石齐平：有，主要由三个传导过程，第一是金融的，首先，美国QE政策，货币大贬，各国货币大升，受不了了，于是有本事搞QE的国家像德国和日本它们也效仿，所以长此以往，天下打乱。

葛俊：噢，是这样的。那经济方面呢？

石齐平：比如说这次“麻烦十国”，泰国、韩国、新加坡，因为这些国家的出口高度依赖中国大陆，现在中国经济下行，麻烦随之而来。这是第二个传导过程。

竹幼婷：第三个传导过程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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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石齐平：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我说过，未来我预见到，这次金融危机将来会按照这个传导过程：金融、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危机。我们看到，中东和北非不是搞了颜色革命么。

葛俊：这么看，这次的危机过程是一环接一环的，影响是非常深的。

新加坡这门课怎么学？

葛俊：我们再来看，上周新加坡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石先生专门为我们介绍了新加坡的公共政策等，非常精彩。

竹幼婷：但是我们还有点意犹未尽，难道新加坡奇迹仅仅只靠这些就行么？

葛俊：是的，很多国家都想学新加坡，但是都学不好。到底这门课该怎么学？

石齐平：如果把新加坡当做一门课的话，首先我觉得，一定要抓住要点。

葛俊：我们看到包括中国大陆的很多国家都派政府官员来新加坡学习，但似乎效果不佳。

石齐平：就是没有抓住要领。

葛俊：那怎么才能抓住要领？

第一课：避免进入规模大小误区

石齐平：我觉得起码有三个要领。第一，小心。小心不要很容易进入一个误区，那就是规模大小的问题。很多人觉得新加坡发展很好，但是很小。

竹幼婷：这是事实啊。难道不是么？

石齐平：我同意这是事实，但是这与它的成功不划上等号。全世界，小的国家很多，不见得每个都做得很好，大的国家也很多，并不见得每个国家都很差。关键不是在于大和小，关键在于治国之道与治国之术。如果你只看到它的小，你就很容易忽略其他因素。

葛俊：嗯，那我们就分开来说，那治国之道什么？

第二课：治国之道

石齐平：那就是我讲的第二个要领了。我想到了一句话，中国人无人不知，“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不同意，一部都不够。

竹幼婷：也就是说李光耀治国靠儒家，又不完全靠儒家。

石齐平：说得很对。诸子百家很多，起码对内方面李光耀运用了少说四家，第一家“道家”，尊重自然规律，尊重市场，少做政府干预，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就是人的素质要好。这就要靠两家“儒家”和“法家”，“儒家”从道德、陶冶等内在方面，另外就是“法家”从外在规范你的行为。

葛俊：那第四种呢？

石齐平：最后一个就是“纵横家”，一个国家周旋了领邦之间，纵横在各国之间，当然要学习。

竹幼婷：所以，李光耀从四家中都学习了治国之道。那么治国之术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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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三课：治国之术

石齐平：这就是治国之术了。那我就想到了邓小平曾经讲过的一句话“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你们肯定知道。

葛俊：是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石齐平：我借用一下，李光耀的“一个中心”指的是人才，他特别强调精英治国，不惜花费重金聘请国外人才来治国。

葛俊：那“两个基本点”呢？

石齐平：那就是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这两方面要做得好就需要人才，所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竹幼婷：所以，新加坡这门课是这么学的，真的不好学啊。

人民币贬值：一场漂亮的突袭战

葛俊：好，我们再来换个话题。上周，人民币的贬值引起了诸多关注。上周8月11日，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是在6.2298，比前一交易日相比下跌了1.9%，第二天继续贬值1.6%，第三天继续贬值1.1%，全球金融市场为之震动。

竹幼婷：到了第四天，中间价与现货价双双收升了，这场由中国人民银行主导的汇率突袭战暂时宣告结束。

葛俊：不到几天时间，现在来看，人民币中间价在6.4左右找到了平衡。

竹幼婷：石先生，这次人民币贬值无论在香港、台湾、国际上都有很多评论。您是怎么看的？

石齐平：我想在评论之前，先强调一个现象，这几天贬值几个百分点就造成天下大乱，这在十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一个小国贬值多少，是没人注意的。

葛俊：从这个现象来看，人民币贬值凸显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石齐平：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上半年的时候你们还记得亚投行么，惊动武林的事情。后来，南海的吹填造岛也是各方关注。

竹幼婷：没错，这是突如其来的大动作国际社会正负面评价都有，我看下来好像负面评价更多。石先生，您怎么看？

人民币一贬而震天下：战役角度解读

石齐平：我的评价是比较正面的。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评价，战役、战略和战术。战役角度，虽然是贬值，其实与汇率改革是结合的。所以，我们可以谈谈这次贬值在汇率改革的意义与作用。

葛俊：所以您要从2005年的汇率改革开始说起？

人民币汇改：1994、2005、2015

石齐平：不，严格来说是1994年。背景简单介绍下，1979年中国是计划经济，之后是市场经济。汇率也是要市场经济的，没办法一步到位，一开始出现官方汇率与调剂汇率，两者经常背离，朱镕基认为这是不行的，所以进行了并轨。在1994年之后，基本上是汇率根据供需为参考、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有中间价加上浮动区间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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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竹幼婷：这看上去有一点市场的味道。那中间价是怎么确定的？

石齐平：中间价是按照昨天银行买卖价格的加权平均。但是，这个加权平均的中间价和前一天的收盘价格是不一致的。所以就出现了2005年，将中间价与收盘价一致了。其实2005年有两方面的改革，一方面是中间价与收盘价一致，另一方面就是浮动空间，最开始是比较小心，0.1%、0.5%，后面慢慢放开。

葛俊：您的意思是人民币汇率改革其实是逐渐市场化的过程。一方面是中间价的市场价，另一方面浮动空间的市场价。

石齐平：没错，一步一步在往市场化空间走，代表中国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这时候人民币开始走上国际化，这时候出现在岸价格与离岸价格背离，中间价与现货价背离，这是不理想的。

葛俊：这种情况是否说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还是不够的？

石齐平：没错，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这次上星期代表汇改的基本动机与目标。

竹幼婷：那这次的汇改距离上次经历了又一个十年。那这次的汇改做了哪些工作？

石齐平：就是把刚才两个价格背离给校正了。短短一礼拜，我给出正面评价的理由是，政府谋定而后动，出手快，对形势掌握了然于胸，对风险掌握有充分估计。这反映了中国当局对人民币的掌控越来越成熟了。

葛俊：所以，我们从战役角度来说的话，您给出的评价是正面的。那么从战略与战术角度是如何评价的？

人民币一贬而震天下：战术角度解读

石齐平：我觉得一样精彩。战役角度基本上是有关汇改与汇率调整。所谓战术角度，也是与汇率调整有关系，我们知道中国汇率正在下行，原因是传统三驾马车动力不足。

竹幼婷：那么问题的症结点在哪里？

石齐平：其实各有各的问题。它们有共同的问题，也许与人民币高估有关系。例如，出口不振是国际经济的结果，中国出口价格与人民币相对高估有关，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美元是不断升值，其他货币贬值，也就是相对人民币不断贬值，贬值的幅度很大，15%。这是很不利的，需要矫正的。

葛俊：嗯，从出口角度我们很能理解，毕竟涉及到货币交换的问题，还有包括消费与投资是如何相关的？

石齐平：这个一般人没有想到，汇率不仅影响贸易，还影响投资与消费。最近富士康在印度设厂，这说明中国的土地成本上升，当然与汇率也有关系。传统企业外移也需要矫正。

竹幼婷：那消费方面是如何影响的？

石齐平：消费呢，最近几年，中国人出国很多，国外旅游，这是因为人民币贬值，容易输出。国外消费包括马桶盖，不合理的汇率也需要矫正过来。

葛俊：您的意思是人民币贬值是能够有效而全面地驱动中国的三驾马车的。那战略角度呢？

石齐平：是的，非常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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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民币一贬而震天下：战略角度解读

石齐平：那还是我以前讲过的，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当然，汇率领域也会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

竹幼婷：可以说得更具体些么？

石齐平：这么说，人民币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国际化，就是人民币在国际间能够成为与美元、欧元鼎足而三的货币。

葛俊：那这么来说，这个过程是一直在持续进行中的。

石齐平：所以呢，要实现终极目标，必须要要完成两个阶段目标，人民币作为国际商品，在国际间流通，数量管制与价格管制要解除。数量就是资本账户要放开，价格就是人民币汇率。

葛俊：我在想，这样的改革是否会让IMF更愿意将人民币纳入SDR当中？

石齐平：是的，我同意。

葛俊：那话说回来，美国在IMF有一票否决权，这如何是好？

石齐平：我明白你的意思，美国也可能会为自身利益打压人民币。但是，如果你做得更好，做得更正当，IMF也会有更多合理的理由说你符合SDR的条件，美国打压会更没有底气了。

安倍的腹语

葛俊：我特别盯过腹语的表演者，他们实际上还是嘴巴在说话，只是很小程度上。安倍也会腹语么？

石齐平：我看是会的。这次8月15日 安倍的讲话各方十分关注，中国、韩国是希望听到什么内容。他在之前就放风了，你们说关注的那些词啊，比如说侵略、反省、道歉都有。你们不要着急。你真的会相信呢？结果，真的一个都不少。你会发现，你被忽悠了。都是别人曾经讲过的话。他都提了，是否代表自己的意思呢？他是忽悠，他觉得，日本的下一代不要像他们一样继续背负战争的原罪了。你听到了，但是他没有说。

中共“一大”幕后的故事（共） 篇6

在目前较新版本的党史书籍中，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有这样的文字记载：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出席会议的共15人(包括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会议的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并结束了全部议程。

短短几十个字的介绍，看似简单，但其考证过程却并不简单。由于“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几乎没有留下原始的文献资料，加之年代久远，具体情节在当事人的记忆中也模糊了，因而给考证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 从一桩命案查证“一大”召开日

通过分析代表行踪，党史研究人员初步确定“一大”于7月下旬召开，但具体是哪一天开幕的，还是个谜。后来，研究人员在深入细致地考证中，发现了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细节，正是对这一细节的考证揭开了谜底。

当年参加过“一大”的陈公博和周佛海，后来投奔了国民党，并当了汉奸。陈公博、周佛海都回忆说，“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的当天夜里，陈公博夫妇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睡梦中忽然听到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那案子直到下午六点多钟才被发觉，凶手早已逃走。”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提到过这件事：“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夜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陈公博的文章中最为关键的7月31日这个准确日期让研究人员怦然心动，如果能证实这个日期，就能据此推断出“一大”的准确召开日。于是，研究人员就此展开调查，他们很快找到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的《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的消息，以及8月2日的后续报道《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后面这则消息称：“日前有一男子，挈一妇女在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投宿，该男子自称姓张，当赁定四层楼32号房间，迨至昨日(即7月31日)上午，张只身出房外„„至夜十时，犹未归来，茶役乃起疑心，设法将32号房门开启，进内见妇人已被谋毙。”上海《申报》1921年8月1日第十四版则是这样报道这件案子的：大东旅馆被害者为一华丽少妇，名叫孔阿琴，起因并不是奸杀，而是带有情杀的性质。原来这个孔阿琴是同一个洋老板的跟班私奔，因二人感到无出路，便决定双双殉情。男人带了一支手枪和她住进旅馆后，在凌晨先开枪打死了孔阿琴，自己却突然又不想死，于是离房逃走。

《新闻报》和《申报》的报道，虽然在对案件性质的判断上有些出入，但就案件发生的时间为7月31日凌晨这一点来看，两则消息还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从这一命案日期往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当然，对这个日期的确认，研究人员还从其他一些渠道进行了考证。比如对法国巡捕搜查会场事件的调查以及对解放后来自国外，特别是来自前苏联的重要文献的考证。当研究人员将这一研究成果上报到中央后，得到了当时主管中央宣教工作的胡乔木的称赞，中央书记处还专门讨论了是否修改建党纪念日的问题。但中央考虑到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再加上当初毛泽东只是确定“七一”为建党纪念日，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不予改变。不过在1981年庆祝建党60周年时，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7月23日。 巡捕搜查“一大”会场

1921年7月30日晚，党的“一大”第六次会议在位于上海市望志路李汉俊的家里继续召开。晚上8点多钟，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陌生人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当即有人问道：“干什么的？”“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来人含糊地回答。

接着，来人又说是找错了地方，表示抱歉后，匆忙退了出去。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时就十分机警地说，这个人一定是个“包打听”，并当机立断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会场，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

现在，研究人员已经查清当年闯入“一大”会场的中年男子名叫程子卿。因与黄金荣结拜过把兄弟，得以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先任巡捕，后升为政治探长。1956年在上海病逝。

程子卿闯进“一大”会场看似是偶然事件，其实并非偶然。原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莫斯科绕道欧洲来上海，他的一举一动早已被几个国家的警方掌握，并相互致函通报，载入档案。几乎是从马林一进入上海开始，租界巡捕就进行了跟踪，尤其是7月下旬马林频繁出入李汉俊寓所，引起了巡捕房的警觉。程子卿闯入会场当然不是偶然。

果然，十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警车便在望志路停下，车上冲出十多人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并开始搜查。 巡捕问：“你们在这里开什么会？那两位外国人来这里干什么？” 李汉俊回答：“没开会，我们邀请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和学生，在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两位外国人来自英国，是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交流学术。” 巡捕又问：“为什么家里会有社会主义书籍？” 李汉俊坦然回答：“我是教师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翻译，必须要有大量图书作研究参考之用。”

接着，巡警又问了陈公博的职业、籍贯和来此事由，陈公博也一一做了回答。最终，巡捕房没有发现政治活动的证据，又得知此处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的李书城将军的公馆，紧张气氛才有所缓和。

当晚12时左右，多数代表集中在老渔阳里二号李达的住处，商讨下一步大会如何进行。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虽然未造成直接的损失，但是会议已不能再在上海继续开了。 “一大”闭幕日是哪天

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考证，党史界对于党的“一大”召开的日期和7月30日是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这两点，取得了一致共识；而对嘉兴南湖的闭会日期则存在较大分歧。综合起来，大体上有四种观点：一是7月31日说；二是8月1日说；三是8月2日说；四是8月5日说。

第一种观点，也是最为流行和最具说服力的一种观点。支持这种观点的文献资料很多，比如多位“一大”出席者均回忆，7月30日，在上海召开的第六次会议，因法租界巡捕房搜查而被迫中断后，第二天即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董必武在1971年回忆：“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是由李达的老婆王会悟租了两只船开的。”包惠僧在1953年回忆：“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次日黎明，我到了火车站，约10点左右我们到了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

不赞成此观点的研究者的主要理由是：第二天开会，时间太仓促，来不及安排。但有研究人员分析认为，这条理由站不住脚。因为据查1921年7月沪杭铁路行车时刻表，早上7时35分上海有快车至嘉兴，10时25分到达，而且在上海开会的代表所住地点相距都不远，当晚完全来得及会商第二天开会事宜。总之，与会代表完全有可能于第二天在嘉兴南湖开会。 第二种观点主要来源张国焘等人的回忆，“在上海第六次会议受到搜查后，第二天即停会，隔了一日再到南湖将会开完”。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大会闭幕日期为8月1日。但据1921年8月3日《申报》报道，8月1日下午嘉兴南湖曾是阴云密布，狂风大作，南湖中游船有四、五艘被吹覆。显然，这样的气象条件不适合在湖面游船上开会，此种观点难成立。

第三种观点来源于李达爱人王会悟的回忆，但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并未能提供出令人信服的印证材料来，所以，这一观点也存在疑问。

第四种观点的来源是据苏联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但由于斯穆尔基斯并不是与会者，当时他本人也不在中国，因此，这封信件的资料来源本身就成问题。

党史研究人员经过分析后认为，在未发现新的确凿的原始文献之前，仍应以7月31日为党的“一大”闭幕日为宜。 对出席人数的考证

长期以来，有关出席党的“一大”的人数问题，一直有不同说法。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有12人和13人这两种说法，其中争论最多的是包惠僧是否为“一大”代表，另外，也有人对何叔衡的代表资格提出过异议。 研究人员在考证中得知，“一大”出席者中的多数曾对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和代表姓名作过回忆，这些回忆一致肯定包惠僧的确参加了会议，但对他是否为会议代表有不同看法。如1971年董必武在一次谈话中说：“‘一大’代表，上海、济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当时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讲是12人，有的讲是13人。”后来，李达和刘仁静的回忆，也说出了同样的看法。但也有代表回忆认为包惠僧是“一大”代表，如张国焘1966年回忆说：“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周佛海在1943年回忆说：“汉口(代表)是陈潭秋、包惠僧。”毛泽东1936年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说过，出席“一大”的人物中有包惠僧。陈公博在1935年的回忆中说，他是在出席“一大”时与包惠僧认识的。

研究人员在分析了包惠僧的简历后认为，从包的初期经历来看，他参加了党的发起工作，是一个地区负责人，又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党的发起骨干有着多方面的联系，所以，他是有可能以“一大”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至于包政治立场不坚定，后来还脱离了党，那是另一回事。

揭开中共一大召开谜团始末 篇7

作为一名身着将军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邵维正数十年如一日立足三尺讲台，倾心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在党史界与全军理论界成为佳话。而这次采访，分明是一次党的历史的深度重温，也是一堂生动的理想信念教育课；同时，让记者看到一个红色理论家的德论双馨。

矢志厘清创党之时的真实

“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9个临时寓客……”这是1936年第7卷第4、5期合刊《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开头一段。篇名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作者为陈潭秋。此文用俄文发表。当时，作者在苏联莫斯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而作。

这是早期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纪念文章，颇有史料价值。但是，此文在解放后才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发现，译成中文，刊载于《党史研究资料》。陈潭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7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

就是在这座普通楼房内的一间18平方米的客厅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变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命运。这次会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然而，中共一大的出席者陈潭秋所言的“7月底”到底具体是哪一天、出席一大会议的代表到底是有多少位，几十年后一直悬而未决，成为中共党史研究者的一大心病。

1978年，解放军后勤学院（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前身）恢复重建，邵维正奉命从西北调到学院从事中共党史教学。

这年初夏，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范围蓬勃展开，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逐渐繁荣起来。邵维正初到北京，正为缺乏客观的中共党史教材发愁的时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倡议编写一套多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于是，这项重大研究课题由时任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李新主持。1979年初，邵维正接到通知，他由解放军后勤学院临时借调到写作班子。于是，他意识到自己赶上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邵维正的任务是起草党的一大这部分书稿。在收集和阅读当时所能看到的大量资料过程中，邵维正明显感到在一大的召开日期、出席人数和会议内容等问题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出于深入研究的需要，邵维正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梳理，按写作时间、刊载日期、作者姓名、发表出处和开会、闭幕日期的不同说法等，对25种既类似又有不同的意见排列出一大日期研究提要表。面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资料，邵维正感觉不知所措，书稿写作难以下手。也就在这时，他萌发了要考证一大疑难问题的意向。

然而，这时他听到的反映却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同志热情支持，鼓励他做这项研究；有的担心这是几十年都没有搞清楚的难题，怕出不了成果还白费劲；有的出于好心，私下劝他不要冒这个风险；还有的提出考据是资产阶级治史方法，我们不能用，党的生日早有定论，把叛徒、汉奸的名字列上党的成立大会影响也不好，会引起思想混乱，与中央不保持一致会犯政治错误等等。

听到不同的反映，邵维正产生了一些顾虑，也有过思想斗争，心想：“按照原来的统一口径写也无可非议，但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如实地记载下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是对党的事业负责，而回避难题、循规蹈矩不是严谨的治学态度。”他转头一想，至于是不是与中央保持一致要作具體分析，过去在没有条件搞清一大召开确切日期的情况下，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这是各项工作、各条战线的指导思想，也为党史研究指明了方向。为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了邵维正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从中吸取了理论勇气，打消了顾虑，决心解开这道难题。

下决心考证一大不易，动起手来更难。经过一番必要的准备之后，邵维正在1979年4月开始了对中共一大的考证工作。经过仔细研究，他发现所有直接和间接的材料都一致认为一大的第一次会议是与会者全部到齐，无一缺席。因此，如果把每位一大出席者1921年6月和7月的行踪查清，说明多数代表7月1日并没有到达上海，就能证明一大不是在7月1日召开的。

邵维正的查证工作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访问亲历者和知情人，另一方面是查阅原始资料。他认为，这两方面工作应在同一过程中交叉进行，便于相互启发和印证。

为了寻访刘仁静，邵维正费尽了周折。好不容易找到刘仁静在北京白云路的新居时，老人沉默寡言，十分拘谨，对邵维正提的几个问题都是一句同样的回答：“年龄大了，记不清了。”邵维正一次又一次造访，从拉家常说起，与他夫人和儿子都熟悉了。逐渐，老人也受到感染，了解到邵维正真是为研究历史而没有别的目的，开始说上一两句话。当邵维正问到“您是怎样从北京到上海去参加一大”时，刘仁静沉思片刻，冒出一句：“我记得好像先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后去的上海参加一大。”再细问动身和到达的日期，刘仁静又说“记不得了”。就是这么难得开口的一句话，给邵维正提供了一个宝贵线索。

回忆是重要的，但没有原始资料印证又往往是不可靠的。当得知当时有个《少年中国》杂志时，邵维正受到了鼓舞，跑了不少路，找了不少人，终于在一个图书馆的书库中找到了1921年出版的《少年中国》。邵维正一页一页地小心翻动着这本尘封了68年、纸张已经发黄的刊物，在该刊第3卷第2期找到了对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全过程的详细记载，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刘仁静于7月2日由北京到达南京。这次年会开了3天半，刘仁静有两次发言，而且在“会员消息”中记载：会后刘仁静赴沪。这与刘仁静的回忆相符，邵维正十分激动，认为刘仁静到上海只能是7月6日以后。

中共一大参观 篇8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13位，他们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共同为世界第一大党的建成指引了最初的方向。一大会后，他们历经血与火的洗礼，纷纷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的过早的为革命牺牲；有的成为叛徒汉奸而与我党为敌；有的脱离出党最后又回到党的怀抱；当然还有一直坚持党的最初信念而迎来最终胜利的。在路卫兵看来，由于对党认识的不同，目标理想的各异，他们走过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而他们最终的人生结局也不尽相同。

脱党或被开除党籍的7人。

张国焘：一大的风云人物，另立中央的叛逃者。

这个主持一大会议，并在一大进入中央三人局，出任组织主任的风光人物，最后却走到了另立中央与党为敌的境地。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5月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国共合作破裂后他是中共五人中央常委成员之一，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1年回国后，被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1935年6月率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反对北上并擅自率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1937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会议，清算了他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并继续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38年4月他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投奔了国民党。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他的党籍。1949年张国焘移居香港，后转赴巴西和加拿大。1979年12月因病去世于多伦多。

李达：有理论之才，却无政治之能。

一大中央三人局成员，宣传主任。一大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员，并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受到张国焘的排挤，未能选进中央，从此淡泊明志，渐渐与党疏远。同年11月应毛泽东邀请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1923年酝酿国共合作时，李达反对国共党内合作，主张党外合作，与陈独秀意见不合，又不满张国焘的行径，遂于1924年9月脱党。之后他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成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49年，李达参加并策动了湖南和平起义。建国后，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人证明，李达重新入党。历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会会长。1966年8月在武汉逝世。

李汉俊：学者型的理论家，特立独行的革命者。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一大的筹备者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家，董必武称之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1922年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存有意见分歧，离开了中共中央。1925年彻底脱离中国共产党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省党部青年部长。1927年12月在武汉被桂系军阀杀害。1952年，毛泽东为其家属签署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证”，上面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陈公博：中共一大的懦弱逃兵，叛国投敌的二号汉奸。

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唯一没有开完全程会议的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召开时，受到法国巡捕搜查，陈公博在受到盘问盯梢后受到惊吓，当夜他所住的旅馆又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惊魂未定的陈公博便于第二天便溜之乎也，没有参加“南湖会议”。回到广州后便开始与中央作对，支持陈炯明叛乱，还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声明：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纪约束。之后又在广州党组织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义务。1923年陈公博被开除党籍，1925年他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抗战时期，陈公博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在汪伪政府任立法院长，汪精卫死后，他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第二号大汉奸。日本投降后出逃日本，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被引渡回国，于1946年6月被处决。

周佛海：利欲熏心最终脱党，汪伪麾下三号汉奸。

周佛海是留学日本的海外代表，一大后，他奉党的指示，参加和领导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周佛海有着强烈的个人欲望和政治野心，1923年在他毕业回国苦于找不到工作之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邀请他去当秘书。1924年冬周佛海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战爆发后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1938年随汪精卫投敌，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代行政院长之职，汪精卫死后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

包惠僧：情绪化的性格注定了他道路上的曲折。

包惠僧实际上是替陈独秀参加一大会议的，这个被陈潭秋戏称为“暴徒”的情绪化的热血青年，在大革命时代也同样表现的狂热。一大后他出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历任中央党部党员训练班委员兼任广东大学师范部教员、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第三团党代表，参加了第二次东征，之后调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八一南昌起义后，包惠僧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并于1930年恢复国民党党籍，一度升任人口局局长要职。1948年离开国民党后举家迁往澳门，解放后回到北京。曾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病逝。

刘仁静：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御用枪手的最终回归。

刘仁静是一大中最年轻的代表，当时只有19岁，他也是最后一个离世的一大代表。一大后他和邓中夏一起创办并主编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之后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继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3年任团中央书记。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参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动，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1929年被开除出党。1948年他投靠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在其授意下发表包括《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反共文章，成为国民党的御用枪手而向共产党开炮。解放后刘仁静重又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19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1987年8月因车祸在北京去世。

为党牺牲的一大代表4人。

陈潭秋：持枪杀敌的战场英雄，宁死不屈的革命战士。

陈潭秋是一大代表中唯一持枪杀敌在疆场浴血的革命战士。一大后他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武昌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负责人。1923年参与组织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任江西省委书记时秘密配合南昌起义。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陈潭秋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执行委员，粮食人民委员，在反“围剿”中保证了部队供给，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任中央苏区，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一次突围中被子弹打中右耳。1935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留驻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９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被折磨致死。

王尽美：积劳成疾而最早离世的一大代表。

一大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山东省委书记等职。他发展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为党做了大量工作。1922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积极组织罢工运动，担任过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的成员。1925年8月，因长期积劳成疾在青岛逝世，时年27岁。

邓恩铭：用热血演绎传奇一生。

邓恩铭一大后回到山东，积极开展建党和工人运动，历任中共青岛支部书记、山东区委、省委书记等职。1925年他组织领导了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成为“五卅运动”的先导。他还参与领导了四方机厂的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1928年因叛徒告密被捕，1931年在济南英勇就义。

何叔衡：默默无闻的革命志士。

一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1927年马日事变后，在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并开展地下工作。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营救被捕同志，组织革命者去苏区。1931年11月，何叔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最终走上天安门城楼的2人。

董必武：对党忠诚一生的革命志士。

一大后历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民运部部长，湖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领导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回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伟大的缔造者。

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一大的书记员，是党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伟大的缔造者。毛泽东初期在党内几经沉浮，最终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他的正确思想得到认可，从而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从此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抗战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按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