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红包的作文（精选8篇）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9日以《20xx中国新年：传统礼物数字化》为题进行报道。文中说，传统上，中国人在春节期间见面习惯说一句“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红包拿来”的吉祥话，随后送出一个装满崭新钞票的红包。今年，阿里巴巴和腾讯的电子红包让这个传统习俗发生了“数字化”的转变。
27岁的上海居民毛慧(音译)说：“这样方便多了……带着现金出行并不是最安全的，特别是带着钱上火车。”她认为，发送电子红包可以在忙碌的春节假期中节省不少时间。在西班牙卡纳利斯公司工作的妮科尔·彭(音译)则认为：“很多中国人在城市工作，远离亲人……用这样的形式传递红包很容易。”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网(CNBC)日前报道指出，中国人有在春节期间向父母、未婚青年、儿童发红包的传统习俗。现如今，人们用智能手机传递电子红包，成为红包文化的一种新风尚。
26岁的广州居民黄静(音译)告诉CNBC记者，虽然她还单身，但她已然开始和朋友们交换红包。她说，电子红包数额可以低至1元，她和她的朋友在微信群里散发红包，然后看谁的运气、手气。
【背后是商业大战】
法新社报道了中国春节“抢红包”现象，认为这背后是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商业大战。20xx年，腾讯旗下拥有超过4亿用户的手机应用软件微信推出了电子红包业务，很快获得成功。今年，阿里巴巴旗下加入电子红包大战。
报道称，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曾认为微信的电子红包是对的“偷袭珍珠港”。
最近几周，阿里巴巴和腾讯的电子红包大战愈发激烈。允许它的1.9亿用户通过阿里巴巴占股的新浪微博传递电子红包。腾讯禁止通过微信发送红包，称这些红包可能造成“安全威胁”。近期，微信还屏蔽了阿里巴巴旗下的虾米音乐。
为争夺市场，两家公司拿出巨额资金，通过在线游戏、电子红包的方式向用户发钱。腾讯表示会通过微信和QQ平台在超过十天的时间里发送8亿元的红包。每个用户收到的红包数额可能低至几分或高达几千。阿里巴巴则承诺发出近6亿元红包，此外还有价值几亿元的电子优惠券等。
法新社指出，腾讯和阿里巴巴不只是在扮演“圣诞老人”的角色，慷慨散钱的背后是推广需求，目标是占有更多用户。
一、当下中国社交媒体的发展现状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 是指人们通过一种工具或者平台,彼此进行交流意见、分享经验、撰写评论等。比如用户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写个人简介,上传照片、音乐和视频,即时聊天,发表个人观点,向朋友发出邀请,得到确认后形成朋友圈。有学者说,社交媒体背后的理论依据是“六度分隔理论”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一个朋友的网络,最多只需要六步的过程,就可以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你要找的人。这种人际联系网络论虽然有争议,但却表达了一种重要的概念:任何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之间,通过一定的中介方式,总能够产生必然联系,并由此形成社会性网络。[1]正是社会性网络与生俱来的社交性、互动性,让社交媒体在Web2.0技术上构成了网络互动社区,也让这个中介迅速地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社交媒体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来看,经历了早期的点对面交流的BBS时代;2005年的人人网、2008年的开心网,这些复制线下真实人际关系到线上的休闲娱乐模式让社交有了跨越式的发展;2009年8月,新浪推出140字及时表达的微博产品,迅速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微信息社交产品迅速占领了社交媒体;而2011年微信的推出则让社交媒体的强联系、圈子化的概念不断放大,基于此概念形成的垂直社交网络让社交媒体更具有粘附性和社交性。建立在Web2.0技术之上的社交媒体本来是让距离遥远的人们得以互动,但随着网络时代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 人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与好友视频,搜索到好友,了解好友的动态,线上的交流互动也可以延伸到线下交友、聚会等。这种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里的同质化和交叉性让社交媒体逐渐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一种社区生活。从目前几个主要的社交媒体来看,腾讯QQ是目前最多人使用的通信软件社交媒体,2014年4月11日,QQ同时在线用户数突破2亿。作为“公共议事厅”的新浪微博则以“140字微言”的模式迅速走红社交媒体,截至2014年3月,微博月活跃用户1.438亿, 日活跃用户6660万。而以垂直社交网络著称的微信通过“扫一扫”、“搜索号码”、“摇一摇”等方式添加好友和关注公众平台,同时可以将内容与定向好友甚至广众的朋友圈好友一起分享。2014年10月,微信在全球拥有超过约6亿注册用户, 其中包含约4.4亿活跃用户。中国网民平均每天使用社交网络的时间超过6小时。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社交媒体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
在一份2011年的尼尔森报告中,笔者看到60%的用户都是从社交网站上了解到一个品牌或者零售商的,70%的社交网络活跃成人用户都在网上购物。而在2015年的普华永道调查报告中显示:90%的中国消费者表示,在社交媒体中与他们喜爱的销售商互动,已经驱使他们购买了更多的产品。从这两份报告中可以看出,社交媒体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信息搜索、联系方式的改变,更多地也在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在数字化时代,移动支付被高度地应用,这些都让线上线下变得更零距离,也更便捷。然而,基于“人际确认”形成的社交媒体,让人与人之间增加了信任度,消费者更愿意相信朋友推荐的产品,NM Incite的调查也表明,60%的社交媒体用户会评论产品和服务,而他们也偏爱通过查看评论了解想购买产品的相关信息。也就是说社交媒体不仅仅是一种数字化工具,而是已经成为一种数字化生活,成为中国购物的一种日常模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如今,“社交” 与“媒体”已经不是两个生硬凑在一起的词汇,它们之间的融合日趋紧密,媒体的社交化在提升,社交的媒体化也在改善, 这两者的融合正以一种很强大的参与和引领方式带动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
那么,让社交媒体在用户中普及开来的因素都有哪些? 我们注意到用户使用社交媒体主要用于搜索新闻、发表言论、与人交流、娱乐游戏,而其中社交和娱乐的比例占了社交媒体功能的60%以上,社交因素在这些应用内容里较强,手机社交游戏也因此得以活跃。娱乐,无疑成为社交媒体上的一个关键因素,而诞生于网络并在社交媒体上演绎成“现象级”公众行为的“抢红包”就是一项从线下搬到线上的娱乐。 春节派红包的习俗流传至今至少有近千年历史了,这种压岁钱的风俗原本是指长者向幼者表达爱护祝福之意,祝福孩子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事事平安、快乐成长。而今年的网络红包却让人们着实体验了一把网络时代的别样年味。时代在变,年的形式也在发生着现代性的变化,上个世纪末,拜年从串门和信件的方式变成了电话方式。进入二十一世纪,拜年又从电话变成了短信。如今,网络已经成为人们拜年的首选方式,微信和QQ的拜年以及今日的用网络红包表达心意,可以说拜年的这些变化让年味与时俱进,更现代化,究其背后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应该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数据显示,截止到2014年底,中国网民的规模达到了6.49亿,其中手机网民是5.57亿,占到网民总数到85.8%。手机上网、发祝福都已经是很普遍的事, 顺便发个红包也就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是当“抢红包”的娱乐在社交媒体上呈现病毒式的传播时,我们不得不思考“抢红包”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社交媒体思维。
二、抢红包:商业利益驱动下的社交行为
红包,这种带有喜庆色彩的东西,在春节这样喜庆的日子里自然而然成为中国人春节中最标志性的符号。虽然社交媒体上的红包不同于现实中的红包来得真实、有触摸感。但是两者之间却有着一种特别的联结关系,相通的元素。从社会学角度来说,现实中的红包体现的是一种正式的人际契约,而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的网络红包则更多的是体现一种非正式的“人际确认”。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心理学家李松蔚认为“如果你在群里点开了一个红包,忽然感受到久违的节日喜庆感,这并不是因为你的‘贪婪’,而是它激起了潜藏于我们心底的,对联结的渴望。我们成功地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为网络关系增加一丝现实的分量。”[2]这正说明了这种非正式的人际确认是在人际联结之后的确认,社交媒体上的红包正是这种“确认”,而这种确认就像一种潜藏的怀旧感,被“红包”在不经意间激发出来了,流行于移动互联网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确认”正是基于社交媒体的社交性。社交,顾名思义就是熟人之间的联系交流。这里不得不先提到一个“熟人社会”的概念,“熟人社会”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一个概念:“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 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实践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3]对“熟人社会”,笔者认为就是形成一个以血缘、亲缘、地缘、物缘为纽带的“面对面的群”或者“圈子”。在这样的群里或圈子里的社交可以称为是熟人社交。从熟人社交方面来看,微信的朋友圈是基于微信通讯录的好友关系,这可以算是人际间一种比较紧密的关系链,通常被称为“熟人圈”,在这种圈子里,人们之间有着基本的联结需求。 众所周知,微信红包的主战场还是微信朋友圈,也就是在“熟人圈”里抢红包,家人朋友之间,你来我往,这红包收发总量一下子就上去了,更有在群里玩起了红包接龙等等,红包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瞬间缩短了不少。圈子里扔一个红包,让圈内人都来抢的同时,也让你与圈内人再次实现了一种联结。根据微信的官方数据显示:除夕当天,微信的红包收发总量惊人地达到10.1亿次,除夕到初五,微信红包收发总量为32.7亿次。从社交性上来看,每一次的红包收发都是人际间的一次互动,而每一次互动对应的则是社交关系链的又一次激活。如果说微信红包是一种熟人间的关系联结,那么微博这种广场式的社交工具则体现的是大众间的关系联结。虽然微博在今年的红包数据上不及微信和支付宝,但微博的收获着实不小。除夕当天,微博日活跃用户超过1.02亿,比去年春晚增长46%。一个长久不联系的微信好友,可能会因为春节时收发的一个几块钱的红包,重新唤醒了这段交情,而微博上的一个红包,引来的不仅仅是人际联结的确认,而是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微博用户的围观,这种社交关系已经不再局限于微信朋友圈上的相对封闭的社交网络,而进入一个更为开放的弱关系网络,微博上汇集的大量信息源以及明星效应,让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效率更高,这就促成了社交关系链的激活。春晚红包数据也可以佐证这一点,春晚直播期间, 有3470万微博网友参与春晚互动,讨论春晚的微博达到4505万条,相关话题总阅读量更达到41.5亿。因此,抢红包不仅仅是社交关系联结的确认,更是社交关系链的激活。而社交媒体上的红包与其他媒体红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 “社交基因”,可以说关系链是其最大的杀手锏。
与传统红包相比,社交媒体上的红包则是从相对疏离的关系中获得收益,这种惊喜带来的幸福感让人感受到更广泛的关爱和社会认同,因此社交性俨然让社交红包火了。然而 “抢红包”并不是今年才有,为什么今年能这么火?以微信红包为例子,是“红包”牛,还是“微信”牛?笔者认为根本原因还在于微信6亿的用户及其中的帐户关系,关系链是微信最大的杀手锏。通过社交关系,把90后、80后、70后,甚至60后、 50后的用户都拉入了社交圈里。当这样的社交圈形成稳定化之后,商业利益的植入就显得水到渠成了。反过来,在社交圈子的形成过程中,商业利益的驱动也是功不可没的。首先,不论是微信红包里的“自娱自乐”,还是微博上商家、企业的红包大战,我们看到的都是真金白银的钱,人民币,无论大小, 都是可以拿来花销的,这样的游戏不得不说有些刺激。其次, 我们看到微信红包的扩散者、使用者都开通了微信支付。朋友的一句“给你发红包了,关联一下银行卡,收下吧”,这比任何广告都有效果,让用户在自娱自乐的同时,轻轻松松地交出了银行储蓄卡,加入微信支付的大军。短短的几天春节假期中,微信支付成功地实现了新增绑定2亿银行卡,而这个数字是支付宝整整用了8年的时间才完成的。也就是说,社交红包的背后是有一场电商大战,而红包,俨然成为了一门新的经济学———红包经济学。也正是在这种“红包”的刺激下,依托熟人社交联系在一起的网民们很自然地把自己的钱袋子交给了移动支付端,从而正式进入了移动支付、移动生活的时代。当下,基于移动支付而流行开来的微商渐成气候, 中国也进入了“互联网 +”的时代。毋庸置疑,中国人的生活已经与社交媒体联系地越来越紧密。
三、抢红包:社交媒体娱乐性和互动性并重
为什么掉在地上的一毛钱没人捡,而网络红包的一毛钱却会让大家抢破了头?可以说红包年年都有,但是在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时代,不同的却是红包的玩法在更新换代, 它已经不再是单向的派发和赠与,因为多了“抢”的环节,电子红包更增加了娱乐性和互动性。“我抢了1.05元,一个小时摇一次,每次都有小收获,这个太好玩了。”数据显示,除夕到初五,微信红包收发总量为32.7亿次,除夕当日收发总数为10.1亿次;除夕当天6.83亿人次使用了支付宝红包,收发总金额达到40亿元;微博方面则有1.02亿小伙伴一起刷微博过春节,同比增长46%。毋庸置疑,在今年羊年的春节里, 春节派红包已经演变为一种”现象级“的公众行为。从产品性质来看,抢红包就是社交媒体上的一种娱乐产品,为什么这项娱乐产品能引起如此大范围的互动?
(一)“抢红包”的娱乐性
首先作为娱乐产品的“抢红包”,其创意如何而来?它是腾讯旗下产品微信于2014年1月27日推出的一款应用,此应用基于微信5.2版本运行,功能上可以实现发红包、查收发记录和提现。这款产品设计最初的构想缘于腾讯老板马化腾的新春红包:每年春节期间,马化腾都会在腾讯都办公大楼里发红包。这个关于红包的企业文化被产品设计开放人员在一次头脑风暴中很随意地运用了,这就是现在微信红包的雏形。
其次,设计之初,微信红包团队曾经只是想到“要红包”, 即一个用户向其他用户讨要红包,但是这种接近AA收款的索要必然会引起被讨红包者的反感,甚至产生抗拒。而把 “要”转为“抢”,则让发红包和讨红包的双方都能接受,所以, 最终上线的红包就从“要”转成了“抢”。产品的创意不仅仅是把“要”改为了“抢”,更精彩的还在于怎么“抢”。2014年1月26日,微信红包上线,细心的用户就会发现,微信红包里面有两个按钮,一个是“普通红包”,一个是“拼手气红包”。普通红包就是按照等额发放红包,而这个拼手气红包却大有文章, 发红包的只要发放金额和发放数量填好,而每个红包的金额则采用随机产生的方式。随机算法,在微信早期开发的产品中,就有石头剪刀布和摇骰子这两款都是基于随机算法的模式开发的游戏,因此,随机发放这种技术对微信团队来说并不陌生。现在,这种随机算法被运用到了微信红包中,一个固定的发放金额会随着发放数量的不同,随机产生各种不同金额的红包,甚至由于份数被设定得足够多,还会产生0.01元的红包情况。这样,抢红包者每次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抢到红包,也不知道抢到红包的金额会有多少,一切都只有在点开红包的那一时候才会有炫耀、有懊恼、有话题。你“抢”到的红包,就像一个包装好的礼物,拆开之后才知道里面有多少, 这样一个带有“运气”的红包,正迎合了人们好奇的内心体验,这样的创意才会激发用户主动地去体验,主动地去分享和传播。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抢”红包具有不确定的因素, 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抢到,也不知道自己能抢到多少,这些都要在点开之后才能收获意外的惊喜,这种期待更使得人们会按捺不住想要抢红包的冲动。
第三,要让一切都能主动起来,除了创意新鲜之外,还要给传播能够广泛普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将一切做到最简单”。一个娱乐项目能够被更多的人所娱乐,不仅仅是年轻人的专利,老年人、小孩也能参与到娱乐中来,这就需要这个娱乐项目做到“简单”,人人都会。“抢红包”游戏因为是和金钱直接挂钩,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环节———支付,也就是说能参与抢红包的游戏平台就一定具备支付的功能,我们观察微信和支付宝都具备支付的功能,但是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微信作为一个社交产品,用户需要的是简单的收支就够了,所以支付只是微信中的一个功能,而支付宝钱包则要跨越繁多的功能按键才能达到支付。虽然有人会说从功能设置上支付宝支付比微信支付更多了几层的安全保障,但是从游戏层面来说,这些安全保障却成了阻碍用户娱乐的一道道坎。这就使得微信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新增绑定2亿银行卡,而这个数字是支付宝整整用了8年的时间才完成的。这样,每个参与的用户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参与,抓住了人们既要玩又要简单的心理,这样的红包就不是年轻人的专利,上至老下至小,全民皆可“抢红包”。
(二)“抢红包”的互动性
一个“抢”的创意吊足了用户猎奇的心理,但是红包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它好玩,有娱乐性,而是通过社交关系把其价值传递出去,影响更多的人。“朋友圈里不停地发提醒,大家都在抢,10元的红包就能把大家乐坏了,100元的红包已经是土豪了……”在微信红包中,当具备娱乐价值和现金价值的红包通过社交关系网络传递到每个用户的时候,红包无疑完成了单向传递的功能,但是因为有了“抢”的环节,红包的传递就变成双向性甚至多向性。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本质问题就在于,红包是在朋友圈的“熟人”里,也就是说“抢”的是熟人的红包,当娱乐价值和人际确认价值重叠的时候,红包自然而然就带动了“熟人圈子”的互动。只抢不发非君子, 有来有往最绅士。既然大家都是“熟人”,总不能博了熟人的面子,也不给自己脸。要“抢”别人的红包,也要发红包给别人抢。既有“抢”的游戏,又有你来我往的互动,甚至还有“红包接龙”的游戏,那些抢红包中赢得头彩者,就像中了彩票一样,群里众人为你高兴,也鼓掌请你把好运继续。游戏不停, 红包不断,互动仪式就这样在继续,甚至在红包的这种你来我往中,群里面平时不怎么往来的,多年没有联系的,也都在这一个红包的刺激下出现了你抢我发的景象。有人笑称,扔一个红包就可以知道这个群里“潜水”的有多少。笔者认为, “抢”带来的更多是人际间的互动仪式感,可以说在虚拟社交网络中的这个“抢”,和现实社会中“抢”的关系一样,都满足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需要,是一种将线上娱乐与线下生活完美结合的运营模式。网络接轨现实的模式加上“熟人圈”的亲密与信任,这都促成了社交媒体上用户之间的互动形成。 2004年,美国社会学家兰达尔·柯林斯在《互动仪式链》一书中提出了“互动仪式理论”,他认为:“互动仪式是互动参与者通过资本和情感的交换而进行的日常程序化活动,而参与者是否拥有共同的关注点,是否能在最大程度上完成感情的共享,是互动仪式的核心。纵观当下,不同移动社交媒体之间的博弈,争锋点正在于谁能构建一条更稳固、更具黏性的关系链,从而将碎片化的用户串联成互动网络粘附于社交平台上。”[4]也就是说,用户在社交媒体上互动时必须有一个情感的因素来作为动力,使得其能够进一步转化并投入到下一次的互动仪式中,这种情感动力无疑就是互动仪式中的核心所在。我们来看下“抢红包”的游戏,因为有了“抢”,增加游戏趣味性的同时,也让用户在游戏的体验中感受到了彼此的情感能量,而且这种情感动力又诱发了新的互动,因此,“抢红包” 毋庸置疑地成为了这场互动仪式中的核心。正因为有了互动感很强的“抢”的环节,通过社交媒体提供的这些互动行为, 让人与人之间在网络上实现了现实社会中的“互动体验”,这样的充满仪式感的互动更是激发了人们内心自然互动的需求,情感的进一步交流的需求等等。也正因为有了“抢红包” 情感因素的互动,社交平台上的用户们搭建起了更为稳固、 更具有黏性的关系链。
四、传播学视域下的“抢红包”分析
传播,顾名思义就是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进行信息的传递。社交媒体是基于“熟人圈”形成的点对点,点对多的链接。这种社交性使得人人都是主动传播者,你的每一次打开或发微信红包都使它传播到更多的人,而且今年春节微信红包的玩法还设置了群发要求,即当一个用户抢到红包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红包分享到群里,这个时候红包就具有自动裂变功能,一个变5个、10个、N个,这就带动了更多人一起来抢,这无疑将传播裂变效果又提升到一个高度,辐射式的传播,进一步加强了传播的效果。4亿的微信用户让微信红包很轻松地就拥有了这些用户。然而,不管微信红包的传播如何裂变,它提供的主要还是局限于用户之间的玩法,仅仅是传统红包的阵地转移而已。那么,要从小圈子转化为现象级的活动,这还需要更大的事件来推动,微信就在今年春节选择了央视春晚来合作。整场春晚在几个整点时刻主持人都不忘提醒观众拿起手机准备抢红包,借助主持人的引导, 微信春晚摇一摇互动次数则达到110亿次,当晚十点半左右峰值达8.1亿次/分,零点峰值,每分钟也有165万个红包被拆开。这个数据同样也说明一个问题,微信正是借助了春晚这样的传播平台,才能达到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传播效果。 微信红包“火”了,有三个关键元素:“钱 + 游戏 + 社交”。这三个元素让每个网民都热衷地投入到这场“抢红包”中去,大家在成为游戏的一份子的同时也成为了传播者。
相比较于微信的圈子文化来说,微博体现更多的是大众传播的效应,体现的是粉丝经济的势能。从传播的角度来说, 微博的开放性,以及它本身有着强烈的媒体属性,让微博在一些重大社会性事件上的传播力远高于微信。[5]活动上线第一天,已经有100万人在微博塞钱,金额达到500万,说明大家已经玩起来了,这样红包就有了自传播的效应,而微博本身具有强大的自传播能力,很容易就能形成红包刷屏的场面。微博作为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其蕴含的裂变传播势能还是势不可挡的,尤其是微博中的名人、大V的参与更是让微博红包的传播效应获得提升。每个名人大V在微博这个天然的宣传阵地都能拥有自己的粉丝,因此,众多明星大腕都把微博当成拜年和发红包的首选,参加春晚的明星中,有39人在微博上发红包,明星名人的参与数量超出其他所有社交平台的总和。而企业家也在这场红包活动中任性了一把,2月6日,新浪董事长兼CEO、微博董事长曹国伟送出红包,一石激起千层浪,仅仅两天的时间,江南春、杨元庆、王长田等各位大佬就不断接力,在微博上隔空“塞钱”,甚至还引发了名人、大V的加入。这种玩法很像去年微博上的“冰桶挑战”,以名人为引爆点,让兴趣节点发挥影响力,打通社会的各个环节。明星、大V、名人等的大量参与,从而带动了网友的热情。 两种效应相结合,当“红包飞起来”的时候,中国六亿多的网民也沸腾了。除夕当天,微博上有1.02亿小伙伴一起刷微博过春节,同比增长46%,其中1541万微博网友分享了由央视春晚及39位明星与商家送出的1.91亿个红包。上线第10天已经有5600多万人次在微博抢红包,相当于每天560多万人次。据观察,微博上已经出现了专业抢红包党,抢红包攻略,甚至有第三方开发抢红包软件,这些都从侧面证明了微博的影响力,当然,这也再次证明了广场式的社交平台更有利于“让红包飞”的传播。
当然,社交媒体上的“抢红包”又是一个病毒式传播的案例。就拿春节期间来看,年轻用户与亲朋相聚的时候,微信红包已经在一个家庭里、直系亲属中,乃至更大的家族中传播开来;不仅如此,朋友、同事、共同爱好的群里都在传播着“抢红包”,毋庸置疑,“抢红包”引爆了新年的一个全民娱乐话题,每个用户在接受红包的同时也成为了传播者,红包也就病毒式地通过社交圈扩散开来。这种传播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地让人开通微信支付、开通支付宝等移动支付。与之前投入数亿元、借滴滴打车等来培育用户的习惯不同的是,社交媒体上的抢红包几乎是零成本地让用户交出了钱包。
综上所述,中国的社交媒体兴起不过十数年的光景,如今已渐成燎原之势。社交媒体改变了我们的交流方式和思维方式,甚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消费方式,形成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生活的网络社区。从人人网到腾讯QQ到新浪微博再到现在的微信等社交媒体,虽然功能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发展路径,也就是社交和娱乐是其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也是每个社交媒体走向大众不可或缺的因素。“抢红包”或许正是社交媒体中的一个引爆点,运用上社交、娱乐、互动、传播的社交媒体思维,“抢红包”让网民进入了移动支付的数字化生活时代。随之而来的O2O平台、“互联网 +”等也开始进入并影响着网民的行为、生活。随着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产品出现,社交媒体必将在“互联网 +”时代中不断创新和尝试,创造出更多的奇迹,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摘要：今年春节期间,爆发于虚拟网络世界中的“抢红包”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建立在Web2.0技术上的社交媒体,依靠人与人之间快捷的交流、便捷的沟通等方式,“抢红包”的游戏迅速地传播开来,甚至成了一场全民“社交”的公众现象。为什么“抢红包”遇到了“社交媒体”之后会变成一种“现象级”的公众行为?笔者从社交媒体的社交性、娱乐性和互动性、传播性等角度来分析,“抢红包”究竟诠释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交媒体思维?
手机发烧友抢红包抢出恋情
今年26岁的何忠俊是重庆市郊县人，2014年大学毕业后，在重庆市江北区一家广告公司从事平面设计工作。平时，他的爱好是玩手机，对市面上大多数手机的功能、特征他都如数家珍，人送外号“手机大王”。比何忠俊小1岁的周红也是一个手机发烧友，在重庆市渝中区一家超市从事财务工作。
何忠俊和周红是2015年春节时认识的，当时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有一个观众互动活动——抢红包。何忠俊的手气不错，抢了不少红包，高兴之余，他心血来潮，就想知道此时有多少人在参与这个活动。于是，他就拿出手机点开微信摇一摇功能摇了起来，这一摇就摇到了周红。他查看周红的位置，发现两人只相距2公里。于是，他主动加周红为好友。但当时春节联欢晚会还没结束，他也没顾上与周红聊天。
“五一”假期后，周红清理自己的手机，发了“加了我不说话的人，我立即删除”这样一段话，给自己聊天少的好友。这段话何忠俊也收到了，他马上与周红打了招呼。就这样，两人开始东拉西扯地聊了起来。聊了一段时间后，两人的话题就转移到了各自的兴趣爱好上。两人的年龄相差不大，爱好、志趣也基本一致，何忠俊就约周红出来见面。一见面，周红就被何忠俊帅气的外表和幽默风趣的谈吐吸引了，何忠俊也为周红清秀的气质而心动，两人互生爱慕之情，顺理成章地谈起了恋爱。
确定恋爱关系后，只要有空，何忠俊和周红就会一起出去看电影、逛商场。上班的时候，两人就偷偷在微信上聊天。何忠俊嘴甜，经常在微信上发红包或送玫瑰花给周红，他的小资情调让周红很受用，也给两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不久，两人在渝中区大阳沟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开始同居。下班没事的时候，两人就各玩各的手机。
2015年8月，何忠俊向父母坦陈了自己恋爱的事，父母就让他将周红带回来见见。一周后，何忠俊带着周红回到老家。父母见过周红后，对周红很满意，于是就催何忠俊安排与周红的父母见面。又过了一周，在何忠俊和周红的安排下，双方父母在重庆一家酒店见了面，将两人的婚事纳入了议事日程。
考虑到渝中区房租比较高，周红就对何忠俊说：“租房不如买房，我们现在一个月的房租要1800多元，不如将房租拿来还房贷，几年后，房子就是我们自己的。”何忠俊觉得周红说的有道理，但他刚工作不久，之前由于“追机”，自己的收入基本上用在了购买新手机上，没什么积蓄。于是，他把买房的想法告诉了父母。
何忠俊是家里四代单传的独子，儿子结婚在何家看来是大事。何忠俊的父母拿出毕生积蓄20万元，给何忠俊交了首付，让他按揭了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不过，父母也给何忠俊讲好，以后他按揭的房子贷款就由他和周红自己承担。这样，何忠俊每月的工资还完房贷后所剩无几，在微信上发红包的时候就少了。
因抢红包一对恋人生嫌隙
2015年9月3日，何忠俊到大学同学那里玩，看到同学正在一个QQ群里玩一种叫红包接龙的游戏。好奇心驱使，何忠俊也加进了这个QQ群。在这个QQ群里，何忠俊发现大家玩的红包接龙游戏是这样的：由群主发10元钱，分成6个红包，由网友们抢，谁抢到最大金额的红包，谁就是“运气王”。然后，再由“运气王”发10元的红包，由其他的网友抢，再产生一个新“运气王”。这样循环下去，红包就可以不停地发下去。
由于何忠俊玩手机的时间长，眼疾手快，不管是群主还是“运气王”发的红包，他都能抢到。而且他的运气很好，那天他总共抢到了300多元红包，却一次“运气王”也没当，没发过一分钱的红包。
当晚，何忠俊用抢红包得到的钱给周红买了一束玫瑰花，把周红感动得尖叫起来。看到周红兴奋的样子，何忠俊觉得自己找到了一条发财的路子。接连几天，吃过晚饭，他就开始在QQ群里抢红包。几天下来，他抢到了近千元的红包。可是他的举动令周红有点不满，于是，他把周红也拉进了这个QQ群，一起抢红包。案发后，何忠俊如实说，在他的潜意识里，他希望能靠抢红包赚点外快。
最初几天，何忠俊和周红的运气不错，几乎没怎么当“运气王”，抢了不少红包。一天晚上，何忠俊在群里向群主提出，“运气王”把红包发大一点。他的提议得到了网友们的支持。但气人的是，自从何忠俊的提议被采纳后，好运气却不再青睐他和周红，他俩总是输。一天晚上，他俩抢红包时屡屡成为“运气王”，两个小时不到，不但把他们之前抢到的红包钱全发了出去，而且还从自己的银行卡里发出去不少钱。为了把发出去的钱收回来，他俩一有空就到这个群里参加抢红包游戏。
9月中旬，银行扣房贷不成功，给何忠俊发来了催款通知短信。无奈，何忠俊找了好多借口，才从父母那里要到一笔钱，还上了当月的房贷。
抢红包老是当“运气王”，何忠俊心里很不爽，他开始盘算着如何规避，不再当“运气王”。一天晚上，他无意中发现QQ里有一个隐身功能，就启动了这个功能，看到自己头像的颜色在群里变暗了。此时，刚好另一个“运气王”发了一个红包，他立即动手抢，居然抢到了最大的金额。按理说，自己应该是“运气王”，但何忠俊发现“运气王”却是一个抢到金额排名第二、没有隐身的网友。这一发现令他欣喜不已。他隐身在群里，不停地抢红包，只抢不发。眼瞅着红包不停地向自己飞来，何忠俊开始飘飘然，很为自己的聪明得意。
然而没过几天，何忠俊隐身只抢红包不发红包的伎俩就被识破了。原来，在QQ群里抢红包还有另一个功能，就是红包发放者可以看到抢红包的排行榜。何忠俊只抢不发的秘密就此被揭穿。因为何忠俊坏了规矩，引起了网友们的不满。有的网友就骂他，说他小气；有的则上升到人品的高度，认为他人品不好；还有人建议群主把他踢出群。
周红不甘男友受辱，开始不停地替何忠俊帮腔，或者帮他发红包，自己的钱发完了还让闺蜜转账给她，接着帮何忠俊发。但网友们不依不饶，不停地在群里喷何忠俊。周红见自己的努力没有效果，就干脆与大伙对骂。周红的做法，很快让网友们猜到了她与何忠俊的关系。大家就开始拿他们二人调侃，有的说：“有老婆就是好啊！没钱用了自然有老婆给。”有的却说：“何忠俊是妻管严、粑耳朵。”更多的人则说：“何忠俊没家庭地位，可能是个吃软饭的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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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何忠俊对大家的言语攻击没怎么放在心上，心想只要自己得到了實惠，这些话就完全可以当耳旁风，反正自己和这些网友也不认识。他的无动于衷，渐渐激起了网友们的愤怒，网友对他的攻击上升到了人品高度。有人见攻击何忠俊无效，就开始拿周红开涮。
抢红包引发血案谁之过？
2015年10月，QQ群新增了一个“口令红包”功能，即发红包的人发出口令，抢红包的人必须点一下这个口令，口令通过对话框，以这个人的语气在聊天窗口里显示出来，才能抢到红包。
10月24日晚上，一个网友最先发现了红包口令这个功能，他在发的红包中输入了这样一句话：何忠俊是财迷。当时周红看到有人发出红包，立即去抢，“何忠俊是财迷”的话就显示在对话框里，她一按回车键，这句话就立即出现在聊天窗口里，红包就打开了。就这样，“何忠俊是财迷”这句话，从周红开始，被网友们刷了整整一屏。这让大伙如打了鸡血般兴奋。于是，大家开始利用红包口令功能，不停地发一些对何忠俊进行人身攻击的话，而且说的话越来越难听。刚开始，周红还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是当一整屏的“何忠俊靠抢红包给他老婆买卫生巾”之类的话出现后，周红终于坐不住了，对线下的何忠俊说：“都是你惹的祸，小气！我跟你这么一个小气的男人谈恋爱，真是晦气！”
接连几天，周红对何忠俊都不理不睬，认为是他伤了自己的自尊心，让自己很没面子。一开始，何忠俊还哄哄周红，后来听周红唠叨多了，心里也来气了。渐渐地，他开始任性地和周红针锋相对。
网友们对何忠俊和周红的矛盾并不知情。有的网友开始故意挑拨他俩的关系，时不时地给周红发个私包（单独发给某一人）。最初周红悄悄笑纳，而且还给网友回复一个笑脸或是玫瑰花。对此，何忠俊非常不满，周红却解释说：“我‘红品’好，人品自然也好，就该享受这种待遇。你坏了人品，活该被别人骂！”
见周红欣然笑纳网友发的私包，有些网友的话就越来越大胆，越来越轻佻。10月27日晚，有网友在发给周红的红包口令中写道：“何忠俊没钱买安全套，我送个红包给你买安全套。”当周红点开红包口令后，何忠俊在旁边看到这话时，脸色立即变了，他立刻跳起来，对周红吼道：“你真贱呀，这样的红包你也要，你信不信我给你一耳光！”周红也不甘示弱：“你打一下试试！”何忠俊便一巴掌打在了周红的脸上。没想到何忠俊会真的打她，周红把手机一扔，与何忠俊厮打起来。周红当然不是何忠俊的对手，只几个回合，就被何忠俊打倒在床上。她一边哭，一边收拾东西，当天晚上就搬出去住了。
随后几天，周红对何忠俊发来的微信均不回应，也不接何忠俊打来的电话。11月3日，何忠俊专门请了假，到周红的公司去找她，希望两人能好好谈谈。但周红坚称何忠俊人品不好，两人见面没说上几句话，就又开始吵架，直把何忠俊噎得气血上涌。
当天晚上，周红给何忠俊发去一条分手短信，同时，她在QQ群里还把这事给其他网友讲了，称自己和那个自私的守财奴没有任何关系了，求私包（即私发红包），也求疼爱。大伙对周红大加赞赏，不停地有人在群里发出“顶”的表情，还有人发红包口令：祝贺美女迷途知返，重新做人。也有人发红包口令：祝愿守财奴一辈子找不到老婆。看着QQ群里满屏针对自己的难听话，何忠俊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不禁怒火中烧。
11月7日，何忠俊给周红发去短信：“周红，我们就算要分手，也应该把事情说清楚，今晚我在枇杷山公园门口等你，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就让我们在那里结束吧。”接到何忠俊的短信后，周红想彻底做个了断，就同意与何忠俊见面。
当天晚上8点多，何忠俊和周红相继来到公园门口。何忠俊还特意买了一束鲜花，试图做最后的挽留。然而，因言语不和，何忠俊和周红又发生了争吵。何忠俊扔掉鲜花，讥讽道：“看来你真的被群里某个愿意给你发私包的男人勾走了，你可真贱啊！”周红反唇相讥：“对，发得起红包的人肯定比发不起的人有品！现在我要你把我之前替你发红包的钱还给我，少说也有上千块了。”这句话彻底激怒了何忠俊，他拔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周红捅去。周红没有防范，脖子上连中两刀，鲜血直流。她捂着伤口，一边跑一边大声呼救。
听到呼救声，周围的群众立刻赶来解救，并拨打了电话报警。很快，何忠俊被赶来的群众制服，并被接警赶来的大阳沟派出所民警拘捕。周红被紧急送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抢救，因颈动脉被割破，她大量失血，直到两天后才脱离生命危险。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
（摘自《妇女生活》）
先看看老妈那边微信里，左一个右一个的红包扑面而来，躲都躲不过去，而且都是大大滴包，有的甚至快达到微信红包上限金额200元，我不禁想起了一句话：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再看看老爸这儿的战线，因为老爸大年三十喝醉了酒，于是抢红包的重任就托付于我了!我拿到手机火速打开微信，只见平时冷冷清清的群都变得热闹非凡，经常有好多群同时发红包的现象，搞得我手足无措，但经过了一小时的经验积累与分析，我将先抢那个群以及后抢那个群都制定了严格的规定。第一个抢的群90%都是大包，有着浓浓的土豪味;而后者大包的几率少于0.00…01%!但不管多与少，抢了最佳就得发。有一次我想发1.80元，结果发成了18.00元，我的心啊……
最后说说我们小学生群里的情况，我们小学生虽然小，但比起流行我们却毫不逊色，因为钱少，我们只是下的是小到中度的“红包雨”，而且99.99%都是自发自抢，所以一个寒假我才抢了0.02元……
在春节这个喜庆的日子里，大家当然也离不开它，而且，在这个本该喜庆的日子里，个个都成了“低头族”，手中不停地点着，时不时有人发出胜利的欢呼声，却也时不时有人发出失败的懊恼声。这又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现在网络发达，十分的方便，在QQ、微信啊什么的.上面都有红包，大家也就都图个乐趣，在一起发发红包，抢着玩。
我们家里也一样。除夕那晚，大家都洗的干干净净的，穿着新衣服，焕然一新。电视上播着春晚的节目，但却无暇顾及，还不是怕一个晃神间，家庭红包群里就有人发来了红包，给错过了。于是，大家都目不转睛的盯着手机屏幕，似乎快要把手机看出个洞来，只待一个红包过来，便迅速伸手点去，抢到了个零元几分钱的红包也都开心得不得了！嘴中还不停地说着：“YES!我抢到红包了，有xxx钱呢！”，我也不甘落后，迅速点了一个红包，得意洋洋的向大家炫耀着，收了一个晚上的红包，终于得来的回报：“快看快看，这是我今晚的战果，嘻嘻！”
可是，正当我们大家抢红包抢得不易乐乎的时候，又有谁注意到，沙发上的那一道孤独、落寞的身影，她只是看着我们年轻人在关注着手机红包的乐趣，而苦涩一笑，自己一人对着电视正在直播的春晚，那人正是我的奶奶。本该是欢庆的除夕夜，该是愉快的看春晚，该是说笑的聊天、喝茶，可都化为泡影……
手机，固然是个好东西，但却有让人着迷的魔力；抢红包，能让人感到开心、满足。但是，这真的比得过比金还真的亲情来的重要吗？相信大家心中也是有答案的。老人不缺金钱，他们想要的也不是钱，不管身在何处，他们心中都是挂念着子女们的，只要有孩子的关怀，那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对于姐姐为说，春节联欢晚会已经过时了，用英语来说，就是Out了，要是不玩电脑，不抢红包――那才不正常呢!听姐姐这么一说，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呵呵，我就没有抢红包，我就没玩电脑，我就不正常了吗?姐姐在春节到来之前就下载了好一款抢红包的神器，据说此款神器威力十足，只要到了抢红包的时段，手机会响个不停，直到开机为止。
除此以后，只要你去抢，别人就没有抢的份，这叫什么呢?姐姐得意地说，这叫什么，你懂吗?我摇摇头。姐姐朝我打了一个响指说，这这这叫陪抢。天呀!本人只听说过陪考的，陪抢还是头一回听说，真是新鲜了。姐姐才不在乎我的新鲜感呢，她打开支付宝，咻咻咻――咻个不停，要是她咻到福，她会立即从沙发上弹起来，等她点开看了之后，发现不敬业福，她又万分失望。不过，失望只是暂时的，姐姐很快就调整了状态，继教咻咻咻。
一、微信“抢红包”的互动仪式分析
(一) “同时在场”和“设定界限”
通过互动仪式的四要素分析, 微信“抢红包”是在微信所建立的群内部进行的活动, 参加者一般都是熟人朋友, 用户之间关系私密黏合程度高。一般抢红包或由其引出讨论的话题涉及群体内部人员, 内部传播具有私密性, 也因此对群外人设定了界限。柯林斯认为, 仪式本质上是一个身体经历的过程, 人们的身体聚集到同一个地点, 开始了仪式的过程。[1]
而微信“抢红包”的用户并没有聚集在同一个真实的地点进行交流, 又如何满足“同时在场”呢!但微信“抢红包”的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文字、表情包等一系列的符号进行及时交流, 用户可以在几秒内接收信息并理解他人的信号, 捕捉他人的姿态和情感, 确定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 从而达到主体间性状态。这样, 神经系统能够直接远程产生连带作用, 其效果与亲身在场将是一样的, 打破传统媒体的时空束缚, 凸显了信息传播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二) 共同关注的焦点
柯林斯认为, 有节奏合作与情感连带是互动仪式的构成要素, 但相互关注的焦点也是不可缺少的。[1]微信“抢红包”用户通过在群里发放红包, 并在红包上写上祝福语或用途, 迅速引起群成员点开红包。首先, 红包作为一种利益的象征, 具有物质性, 契合用户心理。其次, 抢红包具有趣味性, 在抢的过程中, 人们可以随机抢到金额, 这样刺激了用户玩的欲望, 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其中。最后, 抢红包具有互动性, 在发放红包的过程中, 传播者和受众的身份是不断互换的, 当传播者发出一个红包, 有成员没有抢到, 就会觉得不过瘾, 便会刺激其他成员再发红包来调动气氛。而在现实中, 微信是依靠“强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交媒体, 红包作为关注焦点, 其所带来的互动分享可以是学习、工作、具体事务的交流, 也可以是生活中柴米油盐的小事, 一般都能激发群成员的共鸣和表达的欲望, 纵然有时空限制, 用户共同关注的焦点建立, 互动也就随之展开。
(三) 情感能量
“互动仪式链”理论的核心组成要素与结果就是情感。情感原本在心理学领域被看成是一种“个体”的情绪和心理态势, 而在柯林斯的互动仪式中, 情感却成为主导人际关系、影响人际行为以及构成整个社会的基础和力量。[2]从媒介功能属性来看, 微信“抢红包”是在熟人建立的朋友群中进行, 每个个体在现实世界中都有稳固的感情基础和情感纽带, 当红包作为共同关注的焦点所引发的话题在群里持续升温时, 他们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群讨论中。这些话题在不同的情景中构成不同的互动场域, 如家人日常生活的唠嗑, 同学、同事之间工作学习的交流。现如今人们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 在现实世界又受时空的限制, 缺乏交流。但是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人的需要分为5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心理需要、自我实现需要。[3]所以, 用户内心渴望社交、渴望友谊和情感, 而微信红包作为一种刺激物, 让平时联系不是很紧密的亲朋好友参与其中, 使用户都集中关注同一件事情, 并且意识到彼此关注的焦点, 通过语言、图片以及各种各样的表情包来表现, 这样他们被彼此的感情所吸引, 活跃了群气氛, 彼此之间的感情状态也就瞬时大爆发。正如柯林斯所说, 当互动的焦点变得逐渐协调一致, 参与者知道彼此的节奏后, 就会赶上“事态的步调”。[1]参与者在群里进行一轮轮的发红包、抢红包, 就带动了更多的人参加和讨论不同的话题, 由于群成员关系的平等性, 在讨论中彼此会感到更加欢娱, 会话节奏变得更加轻松, 用户在彼此互动仪式中建立了情感基调, 产生了团结感。
(四) 代表群体的符号
符号是信息意义的外在形式或物化载体, 是事物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4]微信“抢红包”所形成的符号是多种多样的, 红包、文字、图片以及各种表情都能作为一种交流符号, 引起群体共鸣。其交流符号已打破以往符号的限制, 表现出共享符号的特征, 被群成员所接受并使用。在传统媒体中, 媒介传递的符号带有个性化色彩, 每个人对符号的理解是建立在个人主观认识基础上的, 每个用户关注的焦点具有分散性。而抢红包作为一种互动交流符号, 再加上用户相同的身份背景, 易产生共同的关注焦点和情感共鸣, 主要表现在成员争先恐后加入讨论互动或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抢红包游戏。
二、结语
本文以“互动仪式链”理论为基础, 分析了抢红包能够赢得受众喜爱, 主要是因为微信“抢红包”提供了关注焦点, 激发了个体在参与活动中的情感能量, 并不断创造新的群体符号。因此, 在新媒体发展过程中, 我们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 注重挖掘人类传播行为在社会心理学层面上的根本动因——获取情感能量。[5]
参考文献
[1]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林聚任, 王鹏, 宋丽君,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93-125-160.
[2]韩璐.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的移动社交媒体互动传播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 2014:23-24.
[3]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66-70.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92-99.
数据显示，农历除夕到农历正月初五，微信红包总收发次数达321亿次，相较于羊年春节6天收发32.7亿次，增长了近9倍。除夕当天，微信红包参与人数达4.2亿，收发总量为80.8亿个，是2015年马年除夕的8倍；共有2900万张红包照片发出，产生了5300万个红包。从支付宝统计数据看，除夕当晚，支付宝“咻一咻”互动平台的总参与次数达3245亿，这一数据是去年春晚互动次数的29.5倍；共有791405位用户集齐了“五福卡”，平分了2.15亿元大奖。
多维解读
春节抢红包自有其宏大叙事
实际上，包括支付宝在内的电子红包，改变的只是红包的发放方式，但寄予在红包之上的传统而美好的意头，并不会受到弱化。如果说互联网是一种使得大多数人获得了更多权利的技术进步，那么寓意着移动支付与平等共享精神的手机红包，则不啻是一种关于“互联网+”的启蒙。不可否认，手机红包的新年俗加上春晚这样一个“传统年俗”，已经让除夕有了关于时代发展的内涵。
红包通过春晚平台，最大程度地接触到用户，其已经是一次对民众最大的启蒙与黏合。尤其是，当红包只是一个触发点，一旦使用它的人们可以通过支付宝享受到更多的普惠金融服务之时，其意义已经是一场关于生活方式的革命。所以这虽是一个关于宗族社会一脉相承的古老约定，也必然是一场关于社会变迁与生活方式转型年代的碰撞与交融。我们为什么需要红包？因为它既有着社会深层次的发展愿景，也有着关于人性哲学的美好祝愿，更有着生活方式转变的快乐和意义。牵动如此多国民的事件，肯定蕴含着一定的宏大叙事。在“互联网+”的浪潮之下，我们也不必对大家热衷于手机红包的现象耿耿于怀，应该乐见一种更开阔、更自主的改变。
春节追捧年俗别“喜新厌旧”
我们在接纳春节新年俗之时，也不能抛弃了老年俗。现在的春节，涌现出了哪些新年俗呢？其一便是抢红包，微信“摇一摇”、支付宝“咻一咻”、QQ“刷一刷”，都是人们抢红包的方式。但也可以想见，此后每逢大小节日，朋友圈必有人索要红包、疯抢红包。一来二往，本是增进友谊和信任的电子红包，就可能成为“道德绑架”的工具。其二便是网络隔空拜年。几千年来，人们过春节都会亲自上门，互致问候、互拜新年，在辞旧迎新之际表达美好祝愿。到了如今的网络时代，人们纷纷热衷于用微信、QQ等拜年，无论言辞多么华丽，却再也找不到以前面对面拜年的那股亲热劲儿了，甚至连诚心诚意的感觉都找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