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想象力（精选8篇）
——《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读书报告邢天璐行政管理三班2010414239
《社会学的想象力》堪称米尔斯一生学术精华的大成之作：读完这本书，第一感觉是米尔斯告诉了我们现在社会科学应该如何发展以更好地担任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家的使命，作为社会学的学习者或者将来的研究者该具备哪些素质、该注意什么。因此这本书不是对某一社会问题或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专著，而是对学科发展的反思与展望。米尔斯很犀利地揭露批判了当前社会科学发展的几种研究偏向和社会科学界的腐败现象，强调“社会学想象力”的重大意义。它以批判美国社会学界的成果作为全书的探讨主题，运用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并结合作者在社会阶层等方面的研究经验，批判传统学科的抽象与僵化的界限，由此强调社会学想象力的重大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米尔斯不是为了写想象力而想象，而是把社会学的想象力放在社会科学这一大背景下思考。《社会学想象力》是米尔斯针对他所处时代的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而提出的“社会学想象力“这一术语。米尔斯认为：确立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具有文化涵义，而这种社会科学的确立恰恰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那么，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什么？米尔斯认为：它是一种心智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我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心智是一种视角的转换能力——把个人生活与更广阔的社会整体相联系的能力；把个人命运和社会历史进程相联系的能力。简而言之，社会学的想象力是整体观和历史感的思维方式。当然，它不只是当代文化范围内的心智品质之一，对它更广泛更巧妙地应用提供了一个前景：即在其理解力上，事实上，即人类理性本身将在人类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或许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所作的最有成果的区分是”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这个区分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工具，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经典研究的一个特征。困扰产生于个体的性格之中，产生于他人与别人的直接联系之中，这些困扰与他自身有关，也与他个人所直接了解的有限的社会生活范围有关。论题涉及的事情则超越了个人的局部环境和内心世界，他涉及到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制度，以及涉及到不同环境重合并相互参透的方式。论题的本质在于不能根据普通人切近的、日常的生活环境加以很好的定义。事实上，一个论题往往包含了制度安排中的某个危机，或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矛盾或对立。也就是说：我们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有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所以，要理解许多个人环境的变化，我们需要超越这些变化来看待它们。
这本书的结构是这样的，米尔斯先后对当时社会理论的四种趋势进行了集中而充分的批判，即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形形色色的实用主义、科层制气质。米尔斯并不是对术语的争辩，他主要的是揭示这四种流行趋势的主要特征。接着，米尔斯对我们应该怎么做研究，提出了四方面的建设性意见：关注人类的多样性；探讨个人胜过、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坚持理
性、民主、自由的原则，不能回避研究的政治意义。总之，米尔斯实际是告诉我们应该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以及关注研究的意义。
米尔斯以批判美国社会学界的成果作为全书的讨论主题，主要集中在本书的第二到第六章，他严厉地批判了社会科学中的几种流行趋势。
第一种趋势：宏大理论。作者以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为例，转述社会系统的主要内容，以示证明其语言长篇大论的晦涩和难懂。作者认为这只是对概念的组合和分解。不存在什么能让我们理解社会结构的统一性的宏大理论和普遍的体系，对于古老的颇为恼人的社会秩序问题，其答案也并非只有一个。
第二种趋势：抽象的经验研究。抽象的经验研究是对方法轮的抑制。研究抽象经验主义的问题是固步自封在阐述、解答问题的武断认识中，仅仅局限于程序式的研究步骤中。就其研究结果而言，经常堆积成繁多而琐雪的细节上，却对这些细节形成一定规范形式缺乏足够关注；事实上，这样的研究忽略了任何值得研究和确信的东西，除了形式，什么都没有。
第三种趋势：形形色色的适用主义。社会科学中的混乱既是道德上的，也是科学上的，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学术性的。要评判社会科学各种学派中的问题与方法，我们必须先确认各种政治价值和学术论题，因为只有知道它是谁的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把问题陈述清楚。
第四种趋势：科层制气质。米尔斯说，抽象经验主义的技术方法及其科层式的运用，目前一般是结为一体的。并且将会造成一种科层制社会科学的发展。科层制社会科学的宣传力度相当程度上声称在哲学上它是科学的方法；它能够吸引大批人的眼球在与它培训人比较容易，并提供给他们前程光明的工作。科层制的政治含义主要是服务于社会的非民主领域——军事基地、公司、广告中介机构和政府的行政部门。其实看上很简单，由于社会科学不是独立自主的，就不可能成为对公众负责的行业。由于研究手段更浩大，费用更高，它们将遭到剥夺。因此只有社会科学家以集体性方式对这些研究手段实行全面监控时，这种风格的社会科学才会真正实现自主。如果社会科学家的个人研究依赖于科层制组织，他会丧失其个人自主性。如果社会科学包含科层式的研究，它会丧失其社会和政治自主性。
第五种趋势：科学哲学。作者对于理论与方法宏观模式进行严厉的批判，一个研究者若是为方法和理论所控制，则无法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能竭力洞察其事。米尔斯认为，每个人在研究时，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方法论，而不是通常从某种自然科学哲学形成。科学哲学式这种小把戏和其他类似的规则，更容易导致科学不可知论而非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在研究中，社会科学者不应该采用科学方法的教条模型，来富有成效地累积和发展他们的科学。因而，对问题的阐述应该包括对一系列公众论题和私人困扰的明确关注；并且这些阐述应该开启对环境与社会结构间因果联系的探求。
而在第七至第十章中，米尔斯从否定性批判走向了对知识分子本位的寻找，我不得不说，这一次他站到了社会现实的对立面上，他渴望召唤社会知识分子来教化科层制顶峰的领袖和弱智化了的普通大众——一个使徒般的理想。社会学的想像力是米尔斯战斗的武器，他将其定义为一种视角的转换，即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他认为只有这才能使人认清自身价值，从焦虑与淡漠的陷阱中挣脱出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待这个价值缺失的时代。
同时，社会学的想像力帮助社会学家回归经典的社会分析：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主旨与紧迫的公共论题和持续的人类困扰直接关联。而社会学的领域中，显然有一些与传统目标背道而驰的趋势，这种倒退不仅使社会学研究变得无益，在米尔斯眼中，知识分子也将因此被这个无知的世界所消化。
最后米尔斯讲述了他认为社会科学中应有的学术之道。在社会生活中，许多个人困扰不能仅仅当作困难解决，而是必须按照公众问题和历史塑造问题来理解。要知道在公众论题中，人的意义必须通过将这些问题和个人困扰及个人生活问题相联系才能显现出来。要充分表达社会科学问题，就必须既要包括困境又要包括问题，既要观察人物又要观察历史，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种关系范围内，个人生活和社会塑造才得以发生；在这种关系范围内，社会学的想象力才有机会影响我们时代生活的质量。
米尔斯面临的是一个万头攒动的战后大众消费社会，在这个年代里，有《寂寞的群众》，有《推销员之死》，米尔斯在自己的社会研究（《权力精英》、《白领》等）著作中也勾勒出了一幅黑色的图景：“后现代情境”带来了理性的沉沦与退化，自由和民主不再是人们追求的中心价值，权力集中在科层制顶峰，知识分子与工人领袖被收编，普通人变得弱质化。换言之说，这是一个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达到极致，人类的大地上一片信仰荒芜的时代。这个年代，与米尔斯企图重建知识分子地位的理想环境当然是极不相称的。
一、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理解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本书中, 米尔斯分别用“批判”和“构建”二种截然相反地态度来启发我们如何运用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批判”即是他批判目前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不良风气;“构建”即是他针对前面批判的不良研究风气, 提出了构建良好的社会学研究风气。
(一) 对社会学不良风气的批判
1. 宏大理论
他批评宏大理论的以下几个方面: (1) 不可理解性; (2) 思考层次太一般化, 无法从高层的一般性回到特定的历史、结构性情境, 因而, 由于其没有接触真实的历史而缺乏现实性, 宏大理论往往只是流于枯燥乏味的概念游戏。进而, 作者得出不存在能让我们理解社会结构的统一性的“宏大理论”和普遍性的体系的结论。
2. 抽象经验主义
他批评这种方法因为容易掌握而受到青睐。可从本质上讲, 这只是对已知数据的简单分类, 人们没法用它阐述社会科学问题。他在选举和对二战的研究两例的基础上, 进一步说明抽象经验主义不可能对大的框架性问题作出完整的解释。
3. 形形色色的实用性
米尔斯在本书中批判了两种实用主义: (1) 第一种是自由主义实用性。米尔斯对自由主义实用性的评价:“空洞, 没什么具体内容, 而经常是一种政治宣传, 鼓动人们服从那些与小城镇中产阶级达到理想适应的规范和特性;” (2) 第二种是新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不关心在社会低层挣扎的人们, 而和社会上层相联系。社会学研究者地位变了 (从学院到科层组织) ;面对的公众变了 (从发起运动的改革家到决策层) ;研究的问题变了 (从他们自己选择的问题到新主顾们的问题) 。总之就是:“学术叛逆性削弱、行政实用性增加。
(二) 社会学良好风气的构建
1. 需要考虑多样性
米尔斯要求我们对历史上曾经出现、目前仍然存在的社会结构有充分的比较性的理解。在选择小规模的环境作为研究范围时, 要注意其所处的大的社会结构, 特别时社会结构中最有包容性的研究单位――民族国家。比如, 我们对一个乡镇级侨乡进行研究时, 必须将迁出国和迁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及相关政策介绍清楚, 才能全面、清晰地了解侨乡。此外, 还要加强政治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融合。米尔斯特别举了个移民研究的例子, 对移民进行研究就涉及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多个学科。唯有从各个角度考察, 才能较为全面地认识移民问题的本质。
2. 需要考虑历史的运用
米尔斯在书中提出, “社会科学家关注历史的顶点是他逐渐把握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思想。”从这里他告诉我们, 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把握当代的时代主题, 同时关注人性的本质。
3. 需要真正的理性和自由
米尔斯指出, 科学技术的进步本应带来自由和理性的发展, 神话、欺诈、迷信的减少, 可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原因在于:教育普及带来的技术白痴和民族主义者的狭隘心理;向大众传输历史文化导致人们的创新能力被压制;领导者特权阻碍普通人把握整体中等。而由于人们没有认清自由和理性问题的实质, 才会出现“快乐的机器人”。这种异化的人是自由的反面, 而我们需要运用理性和自由来构建历史的人。所以, 我们有必要唤醒“快乐的机器人”。
4. 需要考虑政治
社会科学家处于阶级、地位和权力的中等位置, 他需要做的是将个人困扰转换为可直接诉诸理性的社会论题, 帮助个人成为自我教育的人;反抗摧毁真实公众的理论从而培养公众的自我修养能力。社会科学家还要努力在一个非全体民主的社会中以民主的方式行事, 即培养并支持发现有关个人和社会现实充分意义的公众、个体。要处理好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 避免理性和演讲向科层化发展。总之, 通过社会科学家的努力, 使得理性以民主方式在自由社会中与人类事务相关。
二、工程社会学所必须运用的想象力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指出, 社会学的良好风气的形成, 需要研究者考虑到多样性、历史、理性和自由、政治等等因素。工程社会学的研究, 笔者认为更加需要上述社会学的想象力。首先, 工程社会学必须具有多样性的视角。由于工程活动是工程、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综合性的人类活动, 因此工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除了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之外, 还需要从工程学、管理学、经济学、及其他各类科学和技术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因此工程社会学的研究必须具有多学科的视角。工程活动所牵涉到的利益相关者几乎遍及社会的所有阶层, 如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等等, 工程社会学必须考虑人的多样性;其次, 工程社会学必须具有历史的视角。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也进行了不少规模巨大的工程建设, 为什么那时期由工程建设所导致的矛盾没有当前这么突出, 这就必须考虑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原因了。并且, 工程建设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历史过程, 如三峡工程的建设, 从开工建设到三次蓄水, 己经历经二十年的时间, 这二十年来, 中国的社会己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 对工程社会学研究必须具有历史的视角;再次, 工程社会学更需要理性的眼光。工具理性的膨胀最终致使工程活动只关注“怎么做”而不是“做什么”, 从而导致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背离。最后, 工程社会学需要政治的眼光。工程社会学的研究者要考虑到工程活动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参与主体地位的不平等问题, 各主体拥有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是不一致的, 从而导致工程活动的影响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
三、工程社会学的想象力: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视角
(一) 工具理性Vs价值理性
在一般情况下, 工程的概念有二层涵义:狭义上的工程是指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 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而广义上的工程除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之外, 还包括人类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即社会工程, 如希望工程、扶贫工程等等。在这个概念中, 对于“工程”活动的认识, 应该具有一种象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的活动, 因为人们是通过工程活动而达到其他的目的。如三峡工程, 是通过建造三峡工程这个活动而达到防汛、发电、航运的目的。三峡工程的建设活动是工具理性的行动。
(二) 人与自然的关系Vs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但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来, 工程活动仅仅是工具性的改造自然或社会的实践活动吗?首先, 工程的开展是由人来进行的。工程改造的对象可能是自然或是社会, 但工程活动的主体必须是人 (虽然象蜜蜂之类的动物能群体地建造蜂房, 但它们的这种活动尚不是人类所进行的工程活动) 。其次, 工程活动开展是嵌入到人类社会结构当中的, 工程活动的开展不仅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 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体现了人与工程所嵌入到的社会之间的关系。
(三) 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视角
从前文对工程涵义概括中, 把工程看成是实现人的目的的手段 (改选自然的实践活动) 和人的活动。在这个概念中, 对工程是什么的回答有二种, 一是合目的的工具, 一是人的活动行为。但从工程社会学的视角来看, 工程不仅仅体现了工具性的意义, 同时还体现了人与人、人与人所置身其中的世界 (即工程社会) 之间的关系。以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眼光来看, 工程是人类的活动, 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工程不仅仅是人类为了利用自然, 不仅仅是为了“对人类有效用”的目的, 也是人对自身存在的一种领悟, 工程也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在先前的农业社会中, 农民从事着农业生产, 当他在播种时把种子交给自然的田地, 农民精心守护着种子的发育、生长和成熟, 这种对种子生长起支配作用的主要是“自然之力”。在现代社会中, 对现代工业生产起支配作用的是一种“促逼”, 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 要求自然提供能被开采的矿物、能被贮藏的能量。土地为着矿石而被“摆置”, 矿石为着某类材料而被“摆置”, 铀为着原子能而被“摆置”, 而原子能则为毁灭或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释放出来。这种促逼着的要求, 海德格尔称之为“座架”, “座架”不是什么机械类的东西, 它是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的方式, 对现代工业生产起支配作用的就是“座架”。把海德格尔的“座架”如果运用到家庭、社会、国家等社会学领域中, 这里的家庭、社会、国家不是指一个类型的“社会实体”, 而是指家庭、社会、国家运行、发展的方式。这就是家庭、社会、国家的现身方式。在工程社会学领域中, 工程的现象学意义是二方面的。一方面, “座架”促逼着工程的“发生”;另一方面, “座架”自行发生于工程的“决策者”中, 工程的“决策者”让人持存于其中, 使人成为被使用者。
海德格尔提出的“座架”概念表面是一种代表机械装置的名词概念, 而在工程的现象学分析过程中展示了“以某种方式的支配”的意义, 从现象学的视角分析工程的存在和工程的社会行动, 为我们深刻理解“工程本身”的意义提供了工程的现象学社会学的想象力。也为我们研究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提供了一个更加有意义的视角。
摘要：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用“批判”和“构建”二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来启发我们如何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借助这样一种想象力, 本文认为工程社会学要用多样性、历史的和理性的眼光来进行研究。在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视角下, 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关系方面来看待工程社会学, 分析工程的存在和工程的社会行动。为深刻理解“工程本身”的意义提供了工程的现象学社会学的想象力, 也为研究当下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更加有意义的视角。
关键词：想象力,现象学,工程,工程社会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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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脱出了宏大历史的“钦定”，倒可以多面向地呈现和考察这一事件。《一九四八年：上海舞潮案——对一起民国女性集体暴力抗议事件的研究》 (以下简称《上海舞潮案》)可说是一次富有成效的实践。
以《上海舞潮案》的考察，舞潮起因于国民党当局为“戡乱建国”而开展的节约运动。一九四七年七月，南京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了“戡乱”总动员令，宣布对中共全面开战。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随后出台了一个厉行节约的办法草案，称自抗战胜利以来，政府机构和社会在人力、物力上多有浪费，必须加以有效限制，否则谈何“戡乱”与“建国”。当年八月十五日，南京政府正式颁布了《厉行节约消费办法纲要》，其中的第二大项（乙）第六条即为“禁止营业性跳舞场”。九月初，行政院批准了内务部提交的相关细则，规定有关场所在当年九月底前一律禁绝。此令一出，立即引起了上海舞业界的强烈震荡，后经上海各界的请愿，南京当局将上海市禁舞的最后期限延到了翌年五月，而与实际的可行性仍有很大距离。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下午，正当舞业界举行第三次全体人员大会时，传来消息：上海社会局不顾原先由舞业公会自行抽签的约定，已在上午十一时单方面抽出了首批禁停名单。顿时，与会者宛若哀兵，纷纷走出会场往上海社会局涌去，继而与前来拦阻的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愤激的人们砸毁了社会局。《上海舞潮案》的工作，不仅在于从满布尘埃的各类卷宗档案中爬梳、勾勒出了“舞潮案”的来龙去脉，而且提出了对于这一事件的新的评说，认为“舞潮案”呈现的与其说是市民意识，毋宁说是国民意识更为恰切。禁舞令出台的前后，正是国民党政权由“训政”走向“宪政”的时期，就在一九四七年初，国民党政府公布了由国民大会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宣布开始进入行宪准备时期，而禁舞令（包括节约纲领）的酝酿、制定、颁布却都未经立法程序。所以，从表面来看“舞潮案”冲击的是上海市社会局，但真正对抗的则是南京当局不合宪制的政令。而如果进一步考虑到抗争的主角乃是向为社会轻忽的舞女，她们的哀婉请愿最终却发展成了一场政治风波，其间意义或可更多讨论。
芒福德曾经指出，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艺术、政治、商业等等，作为精心设计的场景，都只是为了使“社会”这出戏剧更富意义。他警告说，一个丧失了戏剧对话感觉的城市，注定有其不幸的一幕。雅各布的“都市芭蕾”说法庶几与其相同，她同样强调公民在城市中自由生活的权利，尤其注重人们对街头景象的参与（见《城市社会学文选》）。而就上海“舞潮案”所呈现的能量与引发的震荡来看，它即使算不上一部壮观的城市戏剧，但也是民国史、上海都会史和妇女史上一个不无意味的奇观，是一段难以忽略的“都市芭蕾”。“舞潮案”的结局，是数十名舞女和舞业人员被处以轻刑，而南京方面对禁舞也不再坚持，禁舞令不了了之。女性主义史学家如珍妮·沃尔芙曾经抱怨，由于现代性通常被认为仅与公共空间有关，置身于家庭等私人领域的女性因而长期以来被排除在现代性之外。而晚近的女性主义更着意于发现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存在。例如，一九○八年，便曾有五十万左右的人群聚集在海德公园，支持或观看英国女性要求选举权的游行。那些穿着白、绿、紫三色服装的女性投票运动者，高举着上千面色彩鲜明的旗帜，穿行于伦敦的各个角落——这一切，在丽莎·蒂克娜看来，何止是女性“结缘”现代性的例证，某种程度还造成了现代性的重要转折和城市在视觉上的变革。她们那庞大而富有色彩的队伍牢牢地吸引了人们的视线，示范了伯曼所谓的“最初的现代场景”——“城市街道变成了大众运动和社会转型之伟大时刻的表演舞台”（见《消费文化读本》）。上海“舞潮案”固然没有深入到城市各个角落的游行活动，所吁请的也不是参政要求，但舞女们哀婉而决绝的请愿姿态、“我们的民生主义在哪里”的提问，同样表征了社会变革的风雨欲来。晚近的女性主义意识到了历史上公共领域中女性的“存在”，但她们大都不满那些把“女艺人”等等描绘成城市风景图中典型的女性角色的论述，认为这不仅忽略了普通女性的现代性经验，且为 “放荡女性”／“堕落城市”的构想暗设了“机关”。这一洞见相当程度上切中了一些现代性论述的要害，但是，持此主张者有所忽略的是，那些有别于普通女性的“女艺人”们，由于她们的不为“常规”所拘，往往更有机会和可能令人侧目地演绎、表征出历史的“转折”，上海“舞潮案”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例。
上海“舞潮案”为女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提供了“别样”的经验。但是，当时能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反响，一个更为直接和重要的原因，或许还是因为它所蕴含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吉登斯曾以咖啡为例而释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咖啡是一种对大脑有刺激作用的饮品，但它不只是一种提神的东西；人们喝了一杯咖啡，事情却不是“喝”这个行为这么简单，而是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某种关系之中，包括数千里外的人持续不断的种植、运作和交易……上海“舞潮案”某种程度亦表现出类似咖啡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禁令之下，首先关系到的乃是“跳舞与吃饭”的问题，全体舞女在给宋美龄的公开信中这样写道：“谁忍以洁白身心，为众人轻视，然为生活鞭策，不得不强颜欢笑，以掩内心之痛，而博活命之资。”一位名叫孙致敏的舞女则这样表示：“我们穷，转业又困难，我们一日不伴舞，一日不能生活，我们不能饿死。”禁舞所牵连的其实远不止于舞女，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与南京方面交谈时，便屡诉禁舞对上海市面的影响：“在上海的舞厅中有八千名舞女，她们还有许多家属，如果我们完全禁舞，对舞女及其家属以及靠这类场所过活的小生意人来说，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乐师们、来回拉顾客的黄包车夫，以及面向舞女的鞋店与头饰店。总之，我估计有成千上万人的生计会受到影响。”一些报刊舆论也纷纷指出，节约运动不是要使有饭吃的变成没饭吃的，政府把舞女当做洪水猛兽，强行禁绝，将有治丝益紊之虑。
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舞当禁还是不当禁，而在于禁了之后相关人员的吃饭问题将怎么解决？舞女联谊会曾计划设立舞女转业速成学校，教授打字、簿记、看护、纺织、刺绣、编结等等，然而，正值社会动荡之际，各行各业的就业情况都十分困难，舞女们要在短时间里自行完成转业谈何容易。上海社会局方面曾表示考虑将禁舞后的舞女充做看护，但又认为这一改变恐非易事，舞女们最好的出路还是嫁人，回到厨房去。时任南京行政院副院长、也是禁舞主谋之一的王云五也持“嫁人”说，当有人问到舞女今后的出路时，这位当政者笑着答道：“此辈舞女均是成年的女子，出嫁以后，即解决了失业，为妻固妙，为妾亦无不可，总之以嫁人为原则。” 以此观之，“舞潮案”中暴力冲突的顷刻发生虽然不无偶然，而事态的走向激化则又是势所必然的。
《上海舞潮案》从南京当局的现实困境出发，指出禁舞令（包括整个节约运动）虽然以良善社会风气为名，实际的出发点却是经济原因。由于与中共内战的全面爆发，国统区的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生产萎缩，运输不畅，进口受限，物资供应十分匮乏，通货膨胀则日益加剧。然而，从禁令出台后的反响来看，禁舞于经济困境的解决其实未必有效，倒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而南京方面无视已然发生的震荡决意禁绝，其间难免不另有“隐情”。有人曾指出，禁舞令其实更多的是南京当局为强化战时中央绝对指挥权的一种象征性道具。那么，它又为什么非要以禁舞为“强权”的象征呢？
近期《读书》上杨念群曾举吕西安所述的法王故事说明史学研究中“感觉主义”的必要性：一个曙光微露的早晨，法王法兰西斯一世悄悄从情妇的住处起身，在回自己城堡的路上，被教堂晨祷的钟声所触动，转而走进教堂参加弥撒并虔诚地向上帝祷告，“这个故事后来被心态史家菲利普·阿里埃斯转述，用来说明‘心态’这个难以定义的概念”，而“新史学的诞生，是历史中的心态层面逐步进入研究视野的结果”（《读书》二○○七年四期）。《上海舞潮案》也力图发现历史的这种“心态”因素，作者从相关材料中“钩沉”出蒋介石之对禁舞不依不饶的心理动因：“据说与宋美龄一度沉溺跳舞，令其恼火有关。”而从伴随着禁令之出而再度引发的西方交际舞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大讨论来看，禁舞令的出台，恐怕和统治层对“身体”的恐惧有更大关联。
上海自一八四三年开埠以来，西方交际舞便作为欧风美雨的一种而传入，之后，也在天津、青岛等城市广为传播。“西方交际舞是否合乎中国国情”随之成了国人争论的焦点，并时而被提升到民族存亡的高度。“舞潮案”中，相关的讨论更是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中央日报》署名沛人的文章便认为，上海营业性的舞厅是上海罪恶的渊薮之一，其对社会道德、风俗、秩序、经济各方面的影响比鸦片更甚。这样的指认还可追溯到一九四七年五月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上河北籍参政员张之江等人提出的《请政府通令各省市严禁男女交际舞营业以端风而正习俗》，此提案强调各国有各国之风俗文化，不合中国国情者当去之，而我国向有“男女授受不亲之明训，盖以尚礼义，重范畴故也”，而“男女交际舞者，非仅受授而亲，且增强其缠绵摩擦，匪独撤除杜渐防微，竟然在开方便之门，极恣情纵欲之能事”。
交际舞的“受授而亲”、“缠绵摩擦”之所以被视作甚于鸦片的严重问题，在于身体相当程度上是社会控制的指标和手段。事实是，在上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上海都市化发展中的身体，已大大超出了国家所能控制的程度。以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一八九五——一九三七）》（以下简称《历史、身体、国家》）的考察，近代以来的中国身体经历了一个非常政治化的过程。一八四八年的鸦片战争以及之后连绵而来的颓厄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激起了近代中国一波又一波的改革运动。改革首先在国防、工业、财政等方面进行，而当对硬件的改革，包括典章制度的改革均无法实现富国强兵的期许之时，身体成了新的改革焦点。人们开始从之前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转向了“改造人作为改造一切的基础”，将“保国”的希望重重地落在了“强种”之上，由此拓展出一系列的身体改造运动。开女学、废缠足，社会尚武风气的形成和新民运动、军国民运动的发生，都无非是其中之一。而身体是一柄双刃剑，其能量在为集体性的诉求所激发的同时，也极有可能滋生出另一种游离于既定目标之外的力量。开发身体的这样一种“攻略”其内在的“背反性”，早在运动兴起之时，就已经被倡导者所意识到。新民运动中，梁启超便同时提出了“制欲”的问题。据《历史、 身体、 国家》的考量，新民学说中包含着一个浓郁的制欲与生产性并重的趋向，这一趋向不但体现在梁启超对优先群生的看重上，也显现在他对情欲必须加以道德管控的陈述上。为了避免身体为情欲掌控而游离“新民”／强种保国的方向，他不仅在公德、群利和大我等问题上多所着墨，意图以使命感的培养、确立来平衡、克服个我身体的情欲发展，还曾将身体的五种官能欲求直指为“五贼”，可见他对身体情欲的警戒之深。然而，“强种保国”的内在矛盾性并非就此克服，就西方交际舞而言，除了被归为“西洋高尚娱乐”之外，还得以借健身的名义，从而与“强种”不悖。可以看到的是，舞潮案中，主禁者亦承认“正当舞蹈，原为健身运动之一种”，不过“沪上舞场适得其反，舞场主以舞女声色为饵”，“青年不察，陷溺其间，身心遭受侵害”，“窃念强国须先强种，青年为社会之中坚，长此戕贼，即人不亡我，亦将无以自存”。
种的存亡被与西方交际舞联系起来，看似迂腐夸张，却自有其“逻辑”，不仅折射了近代以来国人对身体的期许与忧心，且透露了现实的统治危机。事实是，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身体，尤其是城市女性的身体，一直是蒋介石政权焦虑的对象，从新生活运动的“取缔妇女奇装异服”、不准烫发和穿高跟鞋，到禁舞运动中对交际舞“缠绵摩擦”的声讨，两者相隔十余年，其间的脉络却不难见出，都无非是对“失控”的身体的忧虑和恐惧。就舞女个体来说，她们的投身舞业固然根本上是为了博活命之资，但无可否认，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也获得了某种身体的自由和自信，恰如《上海舞潮案》的描述：“当然，她免不了受各方的盘剥……但她的两条细腿毕竟承担起家庭的重担，这是最值得庆幸，也是最令她心慰的事。就这样做了几个月，她已不是陋巷里原先那个羞涩、没有卖相、营养不足的少女了，而令人惊奇地一变成为轻肢柳腰的舞女。”不仅如此，她们还“诱使无知青年”和其他社会人士“恣情纵欲”，所带来的何止是社会的“风化问题”，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造成了一种不受控制的“自为”的力量或隐患——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其时百废待举、“立志”做“根本之图”的南京政权要视舞女为“洪水猛兽”而执意禁绝之，并以此作为其“绝对指挥权”的象征的原因。
然而，禁舞令的颁布却又难说真是出自南京政权“励精图治”的打算。以黄金麟的分析，蒋介石政权在遇到难以解决的困境时，往往采取一种“迂回”的方案，新生活运动中，蒋便曾亲自领衔，将普通百姓的生活指为“牛马猪羊”“猫狗一般”。这样的对俗民生活的全面丑怪化并非是蒋个人的一时兴起，显现的乃是其政局正处于一个极度艰难的挑战之中，应对乏力，因而只能以一种负面贬抑的方式来陈述它的困境。而通过这样的指陈，蒋介石政权不仅为自己重新规训人民的身体制造了合法性，且将国家破败危亡的责任转移到了每一个百姓的身上，从而想象性地缓释了自我执政的困境和焦虑。
赖特.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阐述的问题深刻，对现代社会的变化和人的生存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他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不安和冷漠的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有关价值和威胁等问题还提不到日程上来，更不必说什么明显的社会科学问题了”，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就不同了：“价值既不是普遍公认的价值，又不是普遍被感到受威胁的。许多个人的不安状态无以明确表达，许多公众的不适状态不再成为社会问题。„„不安状态和冷漠状态正是我们时代的根本特征。”
当今“人的首要危险”就在于当代社会本身难以驾驭的力量，同时伴随的是造成异化的生产方式，政治统治的控制技巧，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一句话，人的“本性”以及人的生活条件和目的所发生的普遍性的转变。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没有沿着传统社会学思维方式,而是一反常规,独辟蹊径地提出社会学研究者应该具备一种心智的品质——社会学的想象力。在当时,这一全新的思想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对突破社会学理论平面化状况做出了重要贡献。米尔斯指出了社会学研究中的三种倾向：一是倾向于历史理论，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混淆；二是倾向关于“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第三个倾向是对当代社会问题和问题的经验研究。
最值得借鉴的地方，在于他的思考方式。如：
他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研究，其过程必须是从事件和历史以及这两者在社会中相互交错等问题出发，而最后又回到这些问题中去。
1、一个特定社会的整体结构是什么？其中的基本构成是什么？它们又如何相互关联？该社会的结构和其他社会的类型有何不同？该社会结构中的每个特性对于社会结构的延续和变化起着怎样的作用？
2、该社会在人类历史中处于何等地位？它发生变化的机理是什么？在人类整体的发展中占有什么位置、起什么作用？我们所考察的每个特征都联系于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特征是如何影响历史，又如何被历史所影响的？而该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它和其他时期有何不同？创造历史的根本方式有哪些？
3、该社会和该历史时期中哪类人占了上风？哪类人将占上风？他们是以什么方式挑选和组成的，是如何得以解决或受到压迫的，又怎样变得敏锐或变得迟钝的？观察该社会、该历史时期人们的行为和性格可以揭示出哪种类型的“人性”？所考察的社会中每一个特征有怎样的“人性”涵义？
其中的思考层次性多么清晰，逻辑明确，值得借鉴。
“人只有把自己放进他所处的历史时期里看待，才能理解他本人的经历，才能评价他自己的命运；人只有了解所有和他有关的人的机会，才能认识他自己的机会——这种观点是社会学想象力的首要成果。”
以我的理解，米尔斯认为个人必须了解历史，从而理解社会和处于社会之中的自我，并通过这种了解来决定什么才是个人的价值观。有了这种理解，个人才能真正地参与到社会中，而不是一个孤立的生活。通过这种参与，他就可以解决“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从而解决“坏境中的个人困惑”。按照米尔斯的理论，每一个个体都是都必然要去参与，社会也需要
这种参与，如果孤立于社会，某种程度上说就远离了真我。
“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再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没有这种理解，人们就无法理解自己，也无法认清他们的社会角色。而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提供一种洞察力，使人们得以看清影响的社会的种种无形的力量，以及它们使如何相互作用，最终影响到每一个个体。
“社会学的想象力”从“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入手，来处理这个问题。它使人们认识到“坏境中的个人困惑”可能来源于社会的不正常工作，也让人们看到了与自己有着同样“困扰”的人时，这时候就会形成“困惑”还是“论题”的博弈。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社会给予了个人去解决困惑的机会。即使没有改变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来，无法消除困惑，人们由此了解的社会“价值”，从而改变个人“价值”。或者，个人与社会“价值”都因之变化。在米尔斯看来，这种“参与”必要而又积极。“相比较于个人，社会是一独立存在的实体。社会优先于个人，个人的一切都是源于社会，并且在这个实体性的社会中才能表达，才是有意义，有效的。”、“真正影响社会的团结和变迁的是结构层次或社会集体层次的现象”。
米尔斯从社会研究同时具有“学术性”与“政治性”双重性出发，分别对“形形色色的实用性”进行了全面地批判：他认为“研究价值的实用性”无法保证研究者保持价值中立，可能会因偏颇将社会引向未知；“自由主义的实用性”由于其分散的关注点、过分强调“事实调查”、推崇混乱的多元主义使其无法全面地观察社会；“保守主义的实用性”直接为“科层组织”所利用。逐渐的，随着“科层制”现象的进一步发展，“组织化”、“程序化”进一步压制了思想的自由本质。拥有第五章中“科层制气质“的组织沦为了意识形态的工具。而
第六章“科学哲学”中，作者认为社会研究不因改被“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模式”所限定，提倡：“一流的社会分析家会避免僵化的程序；在著作中他尽力发展并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
当今“人的首要危险”就在于当代社会本身难以驾驭的力量，同时伴随的是造成异化的生产方式，政治统治的控制技巧，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一句话，人的“本性”以及人的生活条件和目的所发生的普遍性的转变。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没有沿着传统社会学思维方式，而是一反常规，独辟蹊径地提出社会学研究者应该具备一种心智的品质――社会学的想象力。
在当时，这一全新的思想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对突破社会学理论平面化状况做出了重要贡献。米尔斯指出了社会学研究中的三种倾向：一是倾向于历史理论，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混淆;二是倾向关于“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第三个倾向是对当代社会问题和问题的经验研究。
最值得借鉴的地方，在于他的思考方式。如：他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研究，其过程必须是从事件和历史以及这两者在社会中相互交错等问题出发，而最后又回到这些问题中去。
;1、一个特定社会的整体结构是什么?其中的基本构成是什么?它们又如何相互关联?该社会的结构和其他社会的类型有何不同?该社会结构中的每个特性对于社会结构的延续和变化起着怎样的作用?;
2、该社会在人类历史中处于何等地位?它发生变化的机理是什么?在人类整体的发展中占有什么位置、起什么作用?我们所考察的每个特征都联系于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特征是如何影响历史，又如何被历史所影响的.?而该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它和其他时期有何不同?创造历史的根本方式有哪些?;
3、该社会和该历史时期中哪类人占了上风?哪类人将占上风?他们是以什么方式挑选和组成的，是如何得以解决或受到压迫的，又怎样变得敏锐或变得迟钝的?观察该社会、该历史时期人们的行为和性格可以揭示出哪种类型的“人性”?所考察的社会中每一个特征有怎样的“人性”涵义?其中的思考层次性多么清晰，逻辑明确，值得借鉴。
“人只有把自己放进他所处的历史时期里看待，才能理解他本人的经历，才能评价他自己的命运;人只有了解所有和他有关的人的机会，才能认识他自己的机会――这种观点是社会学想象力的首要成果。”
以我的理解，米尔斯认为个人必须了解历史，从而理解社会和处于社会之中的自我，并通过这种了解来决定什么才是个人的价值观。有了这种理解，个人才能真正地参与到社会中，而不是一个孤立的生活。通过这种参与，他就可以解决“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从而解决“坏境中的个人困惑”。按照米尔斯的理论，每一个个体都是都必然要去参与，社会也需要这种参与，如果孤立于社会，某种程度上说就远离了真我。
“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再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没有这种理解，人们就无法理解自己，也无法认清他们的社会角色。而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提供一种洞察力，使人们得以看清影响的社会的种种无形的力量，以及它们使如何相互作用，最终影响到每一个个体。
“社会学的想象力”从“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入手，来处理这个问题。它使人们认识到“坏境中的个人困惑”可能来源于社会的不正常工作，也让人们看到了与自己有着同样“困扰”的人时，这时候就会形成“困惑”还是“论题”的博弈。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社会给予了个人去解决困惑的机会。
即使没有改变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来，无法消除困惑，人们由此了解的社会“价值”，从而改变个人“价值”。或者，个人与社会“价值”都因之变化。在米尔斯看来，这种“参与”必要而又积极。 “相比较于个人，社会是一独立存在的实体。社会优先于个人，个人的一切都是源于社会，并且在这个实体性的社会中才能表达，才是有意义，有效的。”、“真正影响社会的团结和变迁的是结构层次或社会集体层次的现象”。
米尔斯从社会研究同时具有“学术性”与“政治性”双重性出发，分别对“形形色色的实用性”进行了全面地批判：他认为“研究价值的实用性”无法保证研究者保持价值中立，可能会因偏颇将社会引向未知;“自由主义的实用性”由于其分散的关注点、过分强调“事实调查”、推崇混乱的多元主义使其无法全面地观察社会;“保守主义的实用性”直接为“科层组织”所利用。逐渐的，随着“科层制”现象的进一步发展，“组织化”、“程序化”进一步压制了思想的自由本质。拥有第五章中“科层制气质“的组织沦为了意识形态的工具。而第六章“科学哲学”中，作者认为社会研究不因改被“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模式”所限定，提倡：“一流的社会分析家会避免僵化的程序;在著作中他尽力发展并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
我个人感觉作者在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搭建一条从“批判”到“构建”的桥梁，米尔斯给出了“人类的多样性”、“对历史的运用”、“论理性和自由”、“论政治”四个尺度来使用“社会学的想象力”：保持人类的多样性，维护个人、民族、文化的自然多样化;关注历史，具有时代变迁的宽阔视野的同时要能纵深地看问题;不沉迷于小的情境研究，关注将各种情境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力求理性得以以民主方式在自由社会中与人类事务相关。
未来的社会既发达而又美好，也没有那么多的困惑。
未来天是蓝的，水是清的，空气是清新的，马路上通常的，生活垃圾是可以立刻消失的。
为什么未来的天是蓝的?
因为未来人们在每一个昏花的天空上都会安装一个“天空进化器”让天空变得蔚蓝，而又美丽。
为什么未来的水是清的?
因为未来的人们身上都会装着一个“保护水资源引警器”，人每当仍门限浪费或污染水资源时，“保护水资源引警器”就会自动报警。
为什么未来的空气是清新的?
因为人们吸取了现在的教训，在全世界范围内建设了一个强力的“空气进化仪”没日没夜的帮助人类吸取那深深掩埋在城市里的“霾”，以便让人类的生活更加美好。
为什么未来的马路时通常的?
因为人们运用了空气在蔚蓝而又浩瀚的天空上搭了一座“隐形”的.“星气桥”，让交通不在堵塞，让舒畅的交通便利人类的生活。
为什么未来生活垃圾是可以立刻消失的?
因为随着垃圾的增多，垃圾山已经多得数不清啦!所以人们就把所谓的垃圾桶中安装了一个可回收垃圾变宝芯片和一个不可回收垃圾侵蚀芯片，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耳听为虚
广播只有一种传播方式那就是﹣听, 受众只能用耳朵来接受信息, 传播方式单一是广播被认为的最大劣势, 殊不知这种劣势在想象力的面前却是最大的优势。耳听为虚的“虚”, 原本词意是不可信, 在只能用耳朵听的广播媒介中这个“虚”就立刻变成了写意, 转化成无限的想象空间。凡是听广播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 因为看不见, 所以听到广播主持人的语言后脑海中会升腾出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 这是受众心目中的主持人形象, 他可以非常具体, 甚至包括肤色、五官、发型、身高和表情等等, 每个人脑海中的主持人型象都不相同。这是受众对广播主持人自我刻画的完美标准, 是声音塑造的人物形象, 是广播带来的最基本的想象力。
广播节目有新闻、娱乐、聊天互动、广播剧、评书等, 在这些有限的节目类型中广播剧和评书不一定最受欢迎但一定是最有吸引力的, 这种吸引力不完全依赖于节目形态, 而是由语言构成。这类节目往往会用大量形象的语言刻画人物, 描述细节, 推动情绪, 让受众自己做导演根据语言的魅力在脑海中展现一幅幅与之相配的画面。这种语言除了传递信息之外创造了最美的力量, 那就是想象力。想象力产生了吸引力这是广播的价值所在。广播的语言需要结合广播的自身特点有所调整, 虽然上述两种节目形态的语言节奏较慢, 信息量的类型也与其他节目形态不同, 但其中蕴含的最宝贵的价值不能被丢弃。相对于其它媒介, 信息量并不是广播的优势, 对于广播而言, 信息的目的不在于量, 而在于受众根据信息作出的一种自我描绘。广播节目主持人应该根据节目类型适当调整语言结构, 有效控制其语言节奏, 在传递信息量的基础上加入更多的形象化描述, 以期给受众带来更多更丰富的想象力。耳听为虚好似国画中强调的意境, 在泼墨山水, 花鸟虫鱼的大量留白后给人带来的无限遐想, 当走进这种遐想中得到的满足却是实实在在的。
○眼见为实
电视在广播的基础上增加了“视”的功能, 所见即所得, 因为可以看得见, 所以电视让信息传递更高效、更直观、更准确, 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受众的想象力, 但并不意味着想象力因此丧失, 要实现电视语言的想象力势必给主持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电视主持人需要面对两个问题:一, 可信度。二, 想象力。只有拥有了可信度才能更近一步使语言拥有想象空间。电视主持人的语言想象力是一种综合评价, 它除了语言传递信息的基本作用之外还包括表情、肢体和服饰等众多元素, 在这些众多元素中主持人的表情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语言形态, 它配合主持人的口头语言一起使用, 相辅相成互为作用。如果主持人对自己的语言缺乏理解和准确的消化, 势必会因为紧张或表象化, 通过表情和眼神传递出来, 可信度一定会大打折扣, 即便表演技巧炉火纯青但眼睛不会说谎。肢体和服饰元素是锦上添花, 但如果缺失对可信度和价值认同也会带来一定影响。可信度说白了就是价值认同, 是一种信任, 如果主持人运用各种元素表现出来的状态缺乏可信度, 观众会通过手中的遥控器作出选择。由此可见, 电视主持人被受众接受是第一步。
建立可信度虽然需要使用一些诸如表情、肢体、型象包装等多要素技巧, 但语言是本质是关键。我们通常要求主持人的语言要有感染力, 这种感染力就是主持人营造出来的一个想像空间。新闻性语言讲究信息价值, 受众会依据主持人传递的众多有效信息进入自己的思考空间, 这个思考的过程就是想象力的释放过程, 他能够指导受众的社会行为。文艺性语言讲究氛围营造, 受众的喜怒哀乐会跟随氛围持续释放, 以达到受众的精神满足, 这种根据氛围而进行的情绪释放就是另一种想象力功能。电视主持人需要根据不同节目类型适度调整自己的多要素语言, 以达到与各自节目相契合的价值诉求, 多要素语言有技巧, 但更多的是知识和社会阅历的累积。
○做功课是释放想象力的前提
广播和电视虽然传播手段不同, 但价值传递的目的是一致的, 电视主持人需要面对的挑战更多, 难度也更大。也因为传播手段, 注定受众是被动跟随, 为了能让广播电视面对新媒体的巨大挑战更具吸引力, 主持人的职责就是充分消化吸收手头的语言信息, 拓展更丰富更广泛的社会信息, 将之转化为想象力影响受众。语言是主持人的职业工具, 这个工具内涵丰富, 主动挖掘和探索语言的内涵是对信息的深层次解读, 是主持人必须要做的功课。
一、紧扣主题。首先要准确了解节目的目的和意图, 所有信息皆为主题服务, 不能游离在主题之外。主持人的掌控力如同放风筝, 在合适的时候放出去, 在必要的时候随时能收回来。
二、搜集信息。调动一切手段搜集整理与主题相关的信息, 多元化的信息只会让主题更丰满, 努力做到手中有货心中不慌。但使用信息是切忌重复和啰嗦。
三、表述语态。讲述式语态是一种平等的交流语态, 更容易激活形象力也更容易被观众所接受。口号式和报告式的书面语态基本不具备视觉想象力功能。
准备工作还有很多方法, 这里不再一一表述。
作为社会共识的“爱的奉献”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看到了志愿者或民间（公民、市民）社会的力量和作用，民众自发的救助是如此“强大”和自觉。这次救灾的动员效应绝不仅仅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宣传，而是城市市民或说中产阶层自觉的慷慨解囊，是一种以人道主义为主体的道德自律的自觉展现。如果说超女比赛通过“拇指民主”实践了民间社会的想象，那么这次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中产阶级市民的强烈的责任感和道德感，而得以实现这种道德自律的话语是“爱的奉献”。
“爱的奉献”作为一个名词性短语，如同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攻坚战中出现的社会文化表述“分享艰难”一样，非常巧妙地回避了主体与客体的位置。“分享艰难”并没有说出“谁”分享“谁的”艰难，但是这个短语本身却把市场化进程中的被剥夺者（比如下岗工人）承受国家改革代价的问题（也常常被描述为转型期的“阵痛”）转化为让“人民”来分享“国家”艰难的一种有效询唤。“爱的奉献”也是如此，“谁的”爱奉献给“谁”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或不需要说出的前提，“爱的奉献”恰恰要空出这样一个主体位置等着你、我、他来由衷地填充，恐怕很少有人把自己放在被救助者的位置上。在这种道德抚慰中，我们是作为救助者去拯救灾民的，可是，“人人”都是奉献者，这里的“人人”真的是“人人”吗？事实上，这种中产阶级道德是有边界的，因为中产阶级属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民阶层，市场的边界也是中产阶级的边界。在电视中我们看到的献爱心的人大多是城市市民，农村/农民依然在这种市民空间想象之外，也就是说农村/农民已然不在捐款──爱的奉献的想象的共同体里面（起码媒体上很少看到这样的报道，即使有也不是媒体和观众所想象中的那些要献出爱心的人）。
这种“爱的奉献”式的话语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其意义，还不在于作为准中产阶级主体的城市市民被这种话语所整合，而在于这种意识获得了普遍认同，使人们意识不到或者说不能马上就意识到这是某个阶层的诉求。 “爱的奉献”的晚会本身很空洞，但能指越空洞，越具有包容性。下面我试图从两个方面来论述“爱的奉献”所预留出的主体位置是如何被非中产阶级的底层民众以及作为中产阶级预备军的80后所分享的，以说明这种话语所具有的整合力。
网络上天涯社区有一篇名为：《大灾了，我流了很多泪，没有捐一分钱，大家来鄙视我吧》的帖子，是一个工厂的工人为自己没有捐款而感到愧疚，没有去捐款的理由有：一是厂门口的捐款箱无人问津，作者又不愿意“露风头”；二是要捐款就必须“坐公交车到很远的沃尔玛超市门口的红十字会捐款箱”（从以工厂为单位的“集体”捐款到去沃尔玛“自愿”献爱心，这种空间转换本身是两套价值观和生产方式的转型，前者是生产空间，后者是消费空间，而这种“爱的奉献”恰好与消费者的身份密切相关），考虑到距离，作者没有去；第三个，或许也是对作者触动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他看到灾民的伙食“标准”比自己这个工厂的正式工人还要高。出于这些原因，作者没有去捐款，因此，“我一直觉得心里很纠结，不捐钱好像欠了谁的。难道我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吗？我也曾自愿地跑到血站去献血。我为大灾流了无数的眼泪。”是什么对这样一个帖子中的工人造成如此大的愧疚感呢？按照作者的叙述，仅从灾民的伙食对比中，就可以看出他是比灾民更“灾”的群体。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帖子的叙述者本人应该也是被救助的对象才对，可是作者为什么偏偏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反而为自己无法成为捐款者也就是去帮助别人而深深愧疚呢？这恰恰就是“爱的奉献”等人道主义话语自身所建构的主体位置。也就是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爱的奉献”所强调的是“献出”，而不是接受，作为奉献的接受者在这种叙述中是客体的位置，而不是主体位置。因此，帖子的叙述者为自己无法填充或满足这样一个必须“献出”的主体位置而深深地自责和焦虑。
如果说“非震区灾民”因对这套话语的认同而自责，反而呈现了他从属于低阶层的身份，那么80后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终于”获得雪耻恶名的契机。80后是在“去政治化”的政治环境中长大并深受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影响，普遍存在着一种政治/社会冷漠症。但这次抗震救灾中，80后不仅踊跃参与献血、捐钱、捐物，更以个人或志愿者组织的形式赶赴灾区直接参与救灾，有媒体称“80后志愿者成为四川抗震救灾志愿者的中坚力量”。在我看来，这种80后的爱国主义热情，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当作未来城市里的准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密不可分，因此，他们“自然”具有一种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中产阶级道德自律。
可以说，这种建立在人性、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以捐款捐物为行动指南的意识形态性，不在于要求富人、有钱人、中产阶层去献出爱心，而是那些显然非中产阶级的人们也由衷地认同于这样一种叙述，并把这种叙述逻辑内在化。这也可以证明这样一套话语自身所具有的整合力和动员效果。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进一步追问，究竟为什么这样一套老话语会“焕发出新颜”？这套话语形成于19世纪，30年前刚刚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其意识形态性还昭然若揭，甚至被作为异端的思想，但是此时此刻，这套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却已经很模糊了，这是否意味着，意识形态只有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才能有效运作，一旦露出意识形态的尾巴，也就离失效不远了。此外，这套话语会如此有力而有效，恐怕与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的固化有关。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还处在阶层极速分化的过程中，那么最近一两年，似乎这种社会结构的分化已经完成，人们很清楚自己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像帖子中的工人，他分享了这种中产阶级的陈词滥调，同时他也从“新闻”中看到了自己实际上处在比灾民还要差的一种阶层位置上，但是他无法也不能对这种中产阶级话语提出什么异议或不同的视角，反而是把自己放在要去捐款的位置上。这种话语的有效性，不在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有没有形成，或者说人数和力量究竟有多大，而在于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成为大众媒体（显然，没有市场化的农村不在这个“大众”里面）所竭力建构的社会共识，也就是说，中国虽然没有80%的中产阶级，但并不妨碍以中国大小城市为市场边界的社会把中产阶级的价值作为社会的主流价值， “爱的奉献”的话语也得以成为社会各个阶层所分享的共识。
公民社会及其“公民想象”
——以王石捐款、范跑跑事件为例
2008年的抗震救灾形成了强有力的社会共识，尤其是对于绝大多数通过电视、网络间接“目击”获得“现场感”的观众来说，这是一次危机时刻的心灵洗礼，或者说，人们在这次地震中经历了一次公民教育，锻炼了人们的参与意识，预示着中国公民社会正在走向成熟。90年代初期对公民社会（也称“民间社会”或“市民社会”）的呼唤终于结出了“硕果”，一方面民营企业踊跃捐款捐物，另一方面普通公民积极捐款献血或以志愿者的名义奔赴灾区。
但是，在这次“公民意识”的演练中，有两个成员却受到了批判，一个是地震发生之初，万科掌门人王石因捐款少招致网友指责，网络将此次事件称为王石遭遇“捐赠门”；第二个是在媒体一次次地报道灾区教师不怕牺牲自我保护学生的师德典范之时，都江堰某中学语文老师范美忠却在天涯博客上公开发表《“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的博文（5月22日），“有理有据地”阐明自己为何要逃跑的合法性，引发网友一片哗然，这就是“范跑跑事件”。把这样两个例子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因不适当的行为而被人们批评为不合格的“公民”，他们之间的内在连接恰恰在于为公民社会的理念提供了“反面”例证。
具体来说，王石受到批评，并非没有捐款，而是被认为捐得不够，并且还为他的行为辩解。这显然不符合人们对王石以及万科这样一个知名并热心公益事业的民营企业的期待。对于富人、企业家捐款的期待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而王石及其万科企业追加捐款并无偿参与灾后重建，显然也是高度认同于这种社会共识的结果，而捍卫这种社会共识的，就是充满正义感并认同慈善是正当的网民或公民。这究竟是一种左派情结的体现，还是这些网络上的中产或准中产阶级对于企业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的监督和批评呢？伴随着国家推进市场化改革，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医疗、劳保、教育等国家福利政策被当作包袱甩掉之后，阶层分化越来越严重，“公益”才渐渐成为一种弥合这种市场化代价的社会修辞。这种修辞中与企业家有关的，就是成熟的企业家要关心慈善事业，网友对王石的指责，显然不是某种阶级仇恨，也不是对于资本的批判，反而是在高度认同慈善、公益事业这样一个社会共识的前提下对资本家的一种道德约束。
如果说王石事件，重新确认了企业家/资本家在这个社会中的合理位置，那么范跑跑某种意义上被作为普通人（尽管范跑跑出身精英教育，并从事教师这个特殊的职业），他的出现使人们可以评判什么才是合格的公民/个人。在《那一刻地动山摇》的激扬文字中，范跑跑怀着一种遭受“政治迫害”的妄想，对自己为何先跑进行了辩解。其中，最为“铿锵有力”的是“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这句话的有趣之处在于一个“却”字，为什么在范跑跑这里，“自由和公正”与“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就是相悖的或者说不兼容的呢？这恐怕与冷战历史及其意识形态之争有关。在这种振振有词的对立背后，是前者代表着“自由、公正、民主”的 “普世价值”，后者代表着“牺牲自我，汇入人民”的道德精神。在后冷战的时代，自由、民主、人权早已成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而诸如国际主义等带有超越性的道德价值早已经被污名化（或者转换成人道主义话语）。这样两种价值的对立，恰恰是冷战时代西方阵营的逻辑在后冷战时代的延伸。在这一点上，范跑跑与其说是思想异端，不如说是当下的主流。
一个看似毋庸置疑的前提，王石、范美忠显然是公民社会的一分子。他们都具有市民的资质（他们不是农民工，也不是农民），因此，他们恰好是成熟而理想的资产阶级主体的两个面孔，一个是喜欢攀登、勇于挑战的浮士德式的英雄，一个是“胆怯、自私而自负”（借用学者黄应全对范跑跑的精彩描述）的个人。这种网友们“自发地”在危机时刻对公民社会的道德规范认同，恰好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样本。网友指责或批评王石和范跑跑的社会文化逻辑及动力，恰恰不是阶级仇恨式的实践逻辑，而是处于对中产阶级或公民道德的捍卫。
意识形态的整合
在一些以监督政府为职责的“公共”媒体中，关于灾后重建或者说追究地震责任的话题没有例外地投向了地震中倒塌的学校以及如何领养孤儿身上。我想从2008年六一节前凤凰台的栏目《一虎一席谈：他们为何让我们如此感动（下）》说起。这期节目的前半段主要围绕着一位嘉宾“亲眼”看到北川中学的废墟而引发的对于学校建筑质量的质疑，现场的大多数观众也认为应该有人来负责。后半段另一位嘉宾则说“亲眼”看见20世纪70年代的建筑没有倒，90年代新建的商品房却出现了裂缝而引发了对于70年代和90年代两个时代的评价。在这里，最初关于学校倒塌的问题已经发生了转移。无论是凤凰台的片花，还是第一位嘉宾的发言，都集中在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建筑为什么会倒塌的问题上，也就是说在公共建筑与商业建筑之间进行对比，而第二位嘉宾却把这个问题转移为对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市场化之后的中国的对比之中。这也就把前一个问题中所需要问责的诸如官员腐败，建筑公司为了牟利而偷工减料的问题，转移到了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之上。这是两种对当下抗震救灾反思的主要思路，前者偏右，后者偏左。有趣的问题在于，这样两种左右的论述却“并肩作战”，和谐地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这或许是9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以来出现的新情况。这种“转移”似乎很顺畅，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前者的逻辑，在地震刚刚发生之初，就成为国内被称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发言的重心，言外之意，在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倒塌背后有官员腐败、施工单位“豆腐渣工程”之嫌。这种论述在一次又一次矿难等特大安全事故中成为“陈词滥调”，说到底，是人治的结果（权力滥用）。因此，这种批判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法治，或者说制度是最重要的（尤其是监督权力），而官僚体制往往是这种论述打击的靶心。所以，朱大可的文章《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关于汶川地震的反省与问责》、朱学勤的“天谴论”以及《南方周末》的报道《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选择学校坍塌的问题来追究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都是这种逻辑的产物。后者偏左的逻辑是把学校的倒塌看成是市场化改革的负面结果，这种论述往往参照着对一种“被理想化”的毛泽东时代的眷恋。其潜台词是，在市场化的滚滚大潮中，追求利润与建设学校这样的公共设施存在着冲突，因此，出现“豆腐渣工程”是必然的。官方腐败也来自于权钱交易和权力寻租，使人们、公司很难出于公心对公共事业付出超利益的责任，在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怀旧中提出对市场化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式的带有道德色彩的批评。所以说，当嘉宾举出地震后在同样的地势上建设于70年代末期的仿苏建筑赫然屹立，而90年代的建筑却成废墟，就成为某种隐喻，这种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或许成为90年代以来对于市场化不满情绪的“真实”反映。许多人从抗震救灾期间“人民”（而不是“公民”）积极踊跃地捐款、献血和志愿去灾区的行动中也看出许多“社会主义的遗产”，如黎阳的《抗震救灾靠的是毛泽东的遗产，还是“国际接轨”？》的文章。这种对“社会主义遗产”的发现，是不是也可以看成是市场化不彻底的明证呢？其实，朱大可的文章正好提供了一种反面的论述，“历史学家向我们证实，这种高效率的救灾运作，恰恰就是亚细亚威权政治的传统。从大禹理水，经望帝（鳖灵）抗洪到李冰修堰，这些著名的抗灾人物，都向我们提供了威权主义的效率样本。汶川地震再度证明，自然灾难和威权政治具有密切的依存关系”，在社会主义遗产的发掘与威权主义的批判之间，应该何去何从？
表面上，左与右的论述大相径庭，其实，却分享了相似的逻辑。只是不同的立场，使他们推论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相比“公民”的抽象性，“人民”更显空洞）。或者说，左右两边都可以找到充足的论证自身逻辑的现实基础，也就是说当下的社会机制既可以支撑公民社会成熟的论述，也可以支撑社会主义遗产的论述，左右两边被成功地缝合在一起，一方面是爱国主义、中国加油，另一方面是生命、人的价值得到从未有过的高扬，在这个意义上，新时期30年可以说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完成了某种有效的整合。恰如凤凰台的节目中，从对政府的问责可以顺滑地转移对毛泽东时代的某种眷恋，这或许是这次抗震救灾给我们这些试图对现实提供某种批判性思考的人们留下的悖论，甚或尴尬之一吧。
结 语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以“爱的奉献”为核心的人道主义话语，填充了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的想象，并成为社会的和谐之音，在弥合社会鸿沟或者修正妒恨政治学的同时，也印证着中国社会结构分化的固化或完成。借助抗震救灾这一突发事件，得到演练的或暂时获得想象的公民社会只展现了其温情的一面，距离可以充当社会抗争空间的远景还相当遥远。在这种未完成的状态中，呈现公民社会的想象自身的压抑性或遮蔽性也许并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们在灾难面前并非不要献出爱心，不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种政治上的人道主义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但这并不能否定，从理论上反思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效应及其遮蔽性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