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中央大街(共8篇)
Harbin’s Center Street is the longest pedestrian street in Asia.It was built on 1898.The old street has a long history until now.In addition, Center Street has become the most prosperous business street at present.The Center Street begins from the monument tower in honor of preventing from big flood.Its width is 21.34 meters and its length is as long as 1450 meters.It was called as the best street in Harbin.It is famous of the architectures of unique European style such as the Hagia Sophia.The Hagia Sophia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in Harbin.And the street has lots of commercial buildings that attract lots customers.The Center Street is the best place to visit on.If you have the chance to get Harbin, you’d better not miss it.The Center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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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市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中央对外工作的方针、政策, 跟踪研究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发展变化, 向党中央提供有关情况和对策性建议;受党中央委托, 负责中国共产党同外国政党、政治组织的交往和联络工作;协调、归口管理中央直属机构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有关对外交往工作。
工作对象从各国共产党及其他左翼政党扩大到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主政党、发达国家的社会党、工党、保守党等各种意识形态和性质的政党、政治家及其国际组织。目前, 中国共产党已与世界上14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政党和组织建立了联系和往来, 其中多数为执政党和参政党。党的对外交往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新格局, 呈现出“知交尽四海, 万里有亲朋”的可喜局面。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丰富中共党际交往原则和内容, 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开展党际交往的原则框架。1982年9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中共与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四项原则, 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 并将这四项原则写入了中共党章。1987年10月, 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将其扩大到适用于中共处理与各国各类政党的关系。
2004年9月, 胡锦涛在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上强调, 中共将继续坚持党际交往四项原则, 诚心诚意地同各国发展全面合作关系, 诚心诚意地同各国政党发展有利于促进国家关系和人民友谊的政党交往关系。四项原则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基础和根本依据。
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面的不断扩大, 交流内容更加充实, 交往形式更加多样。高层往来、工作访问、专题考察、理论探讨、干部培训、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活动的开展, 丰富了新型党际关系的内涵。党和国家领导人直接指导和亲自参与, 有力地推动了党的对外工作的发展。
面包石还热着,好像刚刚出炉
它把马车的轮声和雨水压缩在内部
作为富有弹性的酵母,这白色的小药片
让你突然叫出一个久已遗忘的名字
慌乱的回声从旁边的小巷子里响起
有人慢动作停下,有人突然跑开
他们往昔的秘密仿佛绿叶间透进了金光
我自顾自游荡,穿过一个个自己
从一条街道走到另一条街道
折衷主义门面上满是后现代的招牌杂烩
新艺术运动的绿屋顶上耸立起狰狞雕像
拜占庭的内部,苍白赤足戏弄着寂寞
巴洛克旋梯和加速度运动的转门
裹挟着风和古典主义带角的幽灵
只有早已停止生长的糖槭树向微风低语
时间的奥秘,告诉你,不消几年
这些勾心斗角的老建筑就会一睡不起
沉默至今的那根琴弦就会微微跳动
当下午的仁慈加深了阴影
当独自涉过忘川的人平静地归来
把沉甸甸的头颅和祈祷歇靠在无名的胸前
2015.07.07
露西亚的回忆
而从前是这样,门廊上的灯整夜摇晃
那些以我为敌的人,对不起
我只是把你们弄丢了
我应该报警,或者等待
鸟巢里传出电流声
而你们占据长条桌子
故意高声谈笑
胸前的白绒球一直在摇,在响
而你们身边,阳光走动
让我的孤独有了异乡人的借口
让门廊上枯萎的藤蔓也微微抖动
而骨头里的漂泊是哑掉的雪
而雪是整夜醒着的
而门口的桌子下聚集着脚印和寒意
很久以后,你们还会嘲笑我
不敢自己如约而来,不敢
像流放黑海之滨的奥维德
写下女英雄书简,写给你们的未来
而从前是这样,在有雨的午后
格瓦斯和奥丽雅的胡萝卜果酱
怀念着南西伯利亚的秋天与白嘴鸦
怀念着明净的天空,和一个穿麻布长裙
久久坐在马路水洼里的突厥女子
2015.02.09
寒冷的早春
仿佛从闷热的青春影院里出来
从后门撤离一场冗长的聚会
任天空偷听我们独自寻获的秘密
只有我们自己,无处可去
仿佛做错了事的孩子
把诗稿背在身后
发现冬天早已结束
白色的草根透过潮湿
缝补着向阳的山坡
整整十年,我们
仿佛隔着山谷的积雪喊话
压低声音,小心着引发雪崩
我有时看不见你们
我身后的树木孕育着新雪
如今又是白杨,融雪,响亮的晴空
是越过黑海而来的泥泞的春天
那苦涩的旧日之血涌上指尖
是解冻的道路上吹着冷风
仿佛我们始终站在早春的路边
说着话,把冰帆停在山顶
像假期过后的旗帜
哈尔滨初秋的晚上
它居然用镣铐的声音催促你活下去
用树叶背面隐藏的密码
北方天空游移的绿光
用越过黑色大海吹来的风
冷却你额头后的思想
还有雨后水洼里沉重的脚印,还有雨
似乎落在许多年前的同一条街道
同一些冒着热气和金光的头顶
当我们聚拢在时明时暗的灯下
低声谈起诗歌、燕子和往昔
而往昔算什么,如果没有一个
目光明亮而严肃的高挑女子
沉默地从我们的肩膀上俯视
如果没有她那只白皙沉重的手
按住那翅膀一样扑腾的诗章
也许并不存在这样光荣的往昔
依然是和平的大街
像人们散去的酒店一样安静
你茫然四顾,仿佛朋友们还在原地
消失在不同方向的
只是从身体中分离出去的影子
站在闪着寒光的深夜的街头
你听到一片树叶
在城市上空犹豫了片刻
然后跃入黑暗深处
2015.08.31
哈尔滨午夜的街头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男人沉默,身体倾斜
他们的女友站在他们中间说,你俩吧……
三个人站在大巴车逐渐冷却下来的车头前
仿佛刚从外县来到城里
已近午夜
有多少痛苦的奥秘隐藏在黑夜的皱褶中
那女子的声音越来越高
即将打烊的小店
思忖着起身的最后的客人
怀着这些痛苦的奥秘
像怀着死胎
我在人世中继续漫游
2015.07.01
中央大街的糖槭树
你认出了我,你装做不认识我
从我的青年时代,你就停止了生长
为了等我。你兀自生长
无论冬夏,发出新叶
还是一片光秃,你都只遵循
自己的心意,你几乎遗忘了我们
遗忘了我们共同虚度的岁月
你向晴空,向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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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自我,如此信任
我们不能理解的力量
我们靠着你,扶着你
依然无法与你同在一个时空
在你的荫蔽下,我们成长
成为面带笑容的战士
作为北方的树,作为父兄
你的刀,你的飒飒风声
都催促一个闪亮的秋天
因为秋天,不止要收获
还要复仇,向虚无,向生命
如今,我倚靠在你粗糙的身上
你,就是我疲惫坚忍的战友
你的汁液流在我身上,而我
有你的挺拔,你的傲慢
和你的不屈
2015.07.16
巴洛克的黄昏
古典的均衡,哥特的虔诚
都无法抵挡,不规则的激情
随屋顶烟囱里长出的柳树一同招摇
那些奇形怪状的珍珠
成了松花江边晒网场的网结
挂在商业浮肿的粗脖根上
任灰尘累积出金黄的色泽
那些习惯背着手的生意人
冷眼瞄着中央大街
巴洛克的富丽繁杂
折衷主义无立场的包容
或是新艺术运动浪漫起伏的立面
用灰泥涂抹着些许自尊和些许炫耀
于是,爱奥尼亚的双倚柱
从鼓座式柱础上昂昂然升起
披挂着中国结,与拱券的幽暗交合
壁柱则如谦逊的女史侧身隐退
菊花浮雕围住黑底金字的牌匾
蝙蝠,石榴,金蟾,牡丹,甚至金钱
堆砌出错杂的光影,让眉头锁得更深
让眼睑的阴影遮住心里的微澜
这些立柱,尖塔,穹顶
大法官假头套一般的涡卷
围住背后四合院的寂静
像传教士脸上来不及抹去的泡沫
那些天井,户外楼梯,闭合的回廊
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女儿墙
斗拱,台阶,红油漆开裂的栏杆
还在庆幸有些事物并不需要理解
它们完全配得上如许的不幸
鬼影森森,如咒语定住的怪物
这些百年建筑吐出灰色的呵欠
国际青旅寂寞的小狗
听见动静,赶紧跑出来察看
即将打烊的老店里,灯焰在低语
疲惫的服务员漫不经心
厨师或老板坐在门口
把手安静地藏在大褂的衣褶里
这是他们灵魂显现的时辰
这也是灵魂转身入夜的时辰
2015.07.11
有轨电车的回忆
那是八十年代的典型街景
陡峭的街道从绿色的秋林公司
向东经过有小火车的儿童公园
红色的教堂,驶向拜占庭式的图书馆
那条下坡的路叫做奋斗路
典型有时代色彩的名字
我刚刚工作不久,靠着烟囱写诗
那时的大冬天,我会骑着自行车
从单位所在的松花江边的九站
一直经过霁虹桥,古色古香的三中
一路上坡,然后在溜滑的路面上
顺奋斗路而下,石头的街道
是冻硬的灰面包,每块都方方正正
雪总是清不干净,也许是故意的
每棵树下都围着一堆保暖的雪
我的第二个对象就在奋斗路
地势最低的一个小街道上
我们在她的单身宿舍打扑克
玩钓鱼,谁赢了谁就主动吻对方
二十二岁,更多的时候
我会乘末班车回自己的单身宿舍
在灯光暗淡的小店半醉之后
有轨电车的黄色木头车厢里
乘客稀疏,车咣当咣当一路响
车顶的大辫子噼啪直冒火星子
有时脱落了,电车猛地停住
中间两节车厢的接合部
就像手风琴一样堆出褶皱
空气像冰凉的伏特加带着绿意
那时这条街还不叫果戈里大街
那时我满城还没有几个认识的
既没有朋友,也没有
和朋友增长的速度匹配的敌人
那时的嘴唇还是软的,有点凉
而生活,仿佛才刚刚开始
2015.12.12
中央大街的雨
夏天我想写一首中央大街的诗
诗里会有雨,雨水落在
那些黄色的巴洛克老房子的
坡屋顶上,顺着两边流到
百年的石头道上,雨水
还会透过停止生长多年的糖槭树
那并不茂盛的树叶落下来
有人还站在树下,为雨的寒意
微微颤抖,或是在藤蔓纠缠的门廊
看见每一滴雨都回到不同的小门内
一百年很快过去了,雨还在下
街上行走的还是同一群人
一定有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
闪烁在某一条雨雾弥漫的小街
有一些词语在冷酷的灯光下
在久久不动的一只素手边
像羞怯的虫子一动不动
一定有一个房间,永远通向
更深的房间,有女子沉重地走下楼梯
既然夏天已经消失在天空深处
这首诗还没有写出来
既然我早已离开了那条老街
又不断地随着每一场雨回到那里
2015.10.12
年龄在18到25岁之间,申请者本人或父母是外国国籍;并且申请者高中毕业或获得同等的教育背景,或者即将要高中毕业,高中毕业生需要各科成绩平均85分以上。一般韩国本科要求IK3-4级语言成绩,假如没有韩语基础,可以先在韩国语言学校学习一年的语言课程,等最后的语言考试合格了,再通过面试和提交申请资料就可以升入大学本科了。
研究生申请
中央部门职能介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距离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还有2个月的时间,为了帮助众考生突出重围成就梦想,中公教育专家特别整理了各大中央部门的只能介绍,帮助的广大考生在事业单位考试中取得佳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简称政协全国委员会或全国政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性组织,由全国政协委员组成。设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和秘书长。
组织简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代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邀人士组成。每届任期5年。设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和秘书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中是地位仅次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第四大正国级单位。常设机构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由全国政协主席主持。
历史沿革
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成立于1949年9月21日。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今之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国旗为五星红旗、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采用公元作为中国纪年;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根据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建议案,决定以10月1日为国庆节。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协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协助政府推动各项社会改革,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年12月,召开了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章程》宣告,共同纲领已经为宪法所代替,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是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将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
从1955年至1966年的十多年里,人民政协在团结各族人民和各界爱国力量,发挥人民民主,活跃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国家建设服务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信息来源临沂公务员考试网:linyi.offcn.com
1978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人民政协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的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发展成为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
公职考试知名品牌 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人民政协也发展成为包括以上各个方面的、由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组成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新时期以来,人民政协围绕推进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积极议政建言,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加强同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系,增进同各国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合作,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的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发展成为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国政协也发展成为包括以上各个方面的、由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组成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政协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在继承历届政协优良传统和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开拓进取,不断创新,工作呈现出新的蓬勃生机和活力。
中国政协半个多世纪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可以归结为两大主题:团结和民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团结和民主,是中国政协性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国政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依据,是中国政协继往开来的方向和使命。展望未来,中国政协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组织性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中国政协作为中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实行“大团结、大统一、囊括一切代表人物”的方针。其参加单位中包括中国共产党、8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青团、工会、妇联、青联、工商联、科协、台联、侨联等8个主要人民团体,中国56个民族和五大宗教团体的代表人物,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其他各个界别的代表人士,具有组织上的广泛代表性和政治上的巨大包容性,真正体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联合。
中国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在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多党合作事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政协中,各民主党派可以就国家和地方大事和多党合作中的重大问题,以本党派名义通过多种形式发表意见,开展政治协商,同共产党实行互相监督,促进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加强。
中国政协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中国政协作为实行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载体,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通过政协组织的会议和活动协商议政,是扩大人民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体现。
本系本科教学现设戏剧影视文学、戏剧理论研究和电视剧创作等三个专业。
除本科教学以外,本系还设有戏剧学、戏剧艺术学、戏剧编剧与编剧理论、外国戏剧、中国话剧、中国戏曲史论等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和外国戏剧、戏剧美学、东方戏剧、戏剧创作等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研究生教学。
表演系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既有理论修养深厚,在表演艺术实践、教学上具有丰富经验的教授和副教授,同时还拥有一批具有开拓精神的中青年骨干教师。
表演系主要教学层次分为大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教学。同时还不定期招收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和少数民族班。
目前,表演系本科设影视表演、音乐剧表演、京剧专业。
培养具有戏剧理论知识、掌握表演艺术的创作规律与技能、有较高艺术品格和良好艺术素质的表演艺术专门人才。
中央电视台应急新闻报道响应机制的主要包括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应急新闻报道响应的响应分级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在短时间内,以不可预知的方式,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社会影响和破坏程度,中央电视台应急新闻报道方案将突发事件分为四个等级,定义了四个等级的应急响应与之对应。
1.Ⅰ级响应
此类事件在极大范围内造成特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持续时间很长的生态环境破坏、公共职能瘫痪。需要全国范围内调动人、财、物资源才能有效控制局势。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灾害、2010年玉树地震灾害。
2.Ⅱ级响应
此类事件在一定范围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持续时间较长的生态环境破坏、公共职能瘫痪,需要调动全省和周边省市的资源和社会力量解决,例如:2010年王家岭矿难和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
3.Ⅲ级响应
此类事件在一定范围内或特定环境中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较短时间内对生态环境和公共秩序造成一定影响。本省或本地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依靠本地专业力量和社会资源即可以控制局势,例如: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
4.Ⅳ级响应
此类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小,持续时间较短,本地区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依靠本地区专业力量和社会资源即可以控制局势。例如:2010年南京化工厂爆炸事故。
以上应急响应分级作为中央电视台评估突发事件规模和性质的基本依据标准。
二应急新闻报道响应的领导组织体系及职责
中央电视台应急响应机制规定新闻中心是突发重大公共事件新闻报道应急响应的指挥机构。
新闻中心总值班室负责中央电视台突发重大公共事件应急新闻报道响应的组织管理工作,负责应急状态启动,并根据响应级别并行通知相关部门及工种进入应急响应状态,发挥运转枢纽作用。
播出传送中心负责应急响应的技术组织工作,根据响应级别组织相关部门及工种的应急响应。
中央电视台应急新闻报道响应的组织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心的统一领导下,依托台内体制分级负责,实行行政领导责任制。
三应急新闻报道响应的保障内容和要求
突发事件的应急报道,可能会遇到记者上不去,新闻发不出,技术资源跟不上,一线报道人员在险恶环境中的生存、自救能力弱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中央电视台建立科学合理的应急保障制度。应急保障是应急新闻报道响应机制的重要内容,包括有:技术资源保障;通讯保障;交通运输保障;基本生活和医疗卫生保障等工作内容,保证应急新闻报道响应工作的需要和前方工作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1. 技术资源保障
中央电视台台本部技术部门和台驻各省的地方记者站为中央电视台应急新闻报道响应提供技术资源保障。这些技术资源包括:直播传输设备,单组设备和特种设备。如图1所示。
台本部的技术资源实行7×24小时战备值班制度,确保应急响应所需人员、设备的及时出动。
单边连线是应急新闻报道在前方现场的主要工作形式,直播传输设备是单边连线的重要技术保障。接下来介绍一下中央台应急报道使用的三类直播传输设备。
(1)卫星直播车
如图2所示,中央台现有的卫星直播车,具有有线,无线、车载摄像机三路信号接入,能够提供比较丰富的画面信息;制作和传送系统稳定,自带发电系统为应急报道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
需要配备两个或三个技术人员以及司机,人员多,后勤保障要求高,不能空运,远距离投入速度慢,使用上会受应急报道的现场道路条件限制。
(2)便携卫星站
中央台使用的便携卫星站采用1米天线与40瓦功率放大器组合的整体方案,整套设备体积相对小,方便航空和陆路运输,设备一体化集成度高,操作简单。如图3所示。
由于体积小、操作简单,只需要配备1或2名技术人员。可以配备电池,但长时间工作需要外接市电或配备发电机。
(3)海事卫星BGAN传输设备
如图4所示,海事卫星BGAN传输系统由LIVEWIRE编码器和BGAN终端天线组成,体积小随身携带方便;支持视频直播、通话,也可通过互联网传输素材、文件;配备外接电池,在野外可以长时间使用。设备操作简单,可以不配备技术人员,不足之处是传输带宽有限,视频质量相对低。
2. 通讯保障
通讯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技术资源。应急报道关于通讯保障的基本要求是在各种环境和报道条件下实现无障碍通讯。当自然灾害或事故灾难发生时,地面通讯网络常常陷于瘫痪,而卫星网络具有良好的独立性,中央台通讯保障以卫星电话为基础。
中央台为应急新闻报道储备了车载海事卫星电话、Isatphone手持海事卫星电话、铱星电话、无线对讲机。
3. 交通运输、基本生活和医疗卫生保障
新闻中心综合部负责应急新闻报道响应的交通运输、基本生活和医疗卫生保障。
应急新闻报道响应启动后,新闻中心要与民航总局、武警消防部队、交通部等相关部门建立应急联系,协调组织采编、技术人员所需的交通以及设备的运输。建立应急响应所需基本生活物资保障机制,为确保同时应对一次Ⅰ级响应或两次Ⅱ级响应报道的需要,储备50人份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常用药品,负有监督管理的责任,及时予以补充和更新。
四应急新闻报道响应的基本运行机制和流程
首先,在获取发生突发事件信息后,相关人员立即直接报告新闻中心总值班室。总值班室根据信息来源的可靠程度,调集距事件发生地所在记者站的人员等迅速前往现场核实。
第二,总值班室通过记者站、相关政府部门以及武警部队等权威部门核实并确认事件内容和程度,上报响应等级建议,中心领导决定响应等级。
第三,根据应急响应等级通知相关节目和技术部门进入应急响应状态。
第四,Ⅰ、Ⅱ级响应时,第一批报道人员抵达后,新闻中心制定节目和技术第二梯队的交接时间。第二梯队人员在事件发生后第6日前做好各方面的出发准备。
第五,报道规模发生变化时,新闻中心总值班室及时调整应急响应等级。报道工作状态稳定、进入常态化运作阶段后,由新闻中心主任决定终止应急响应。
下面以Ⅰ级响应为例,介绍应急新闻报道响应的流程。如图6所示。
屏幕响应:
●新闻类频道中断正常播出,第一时间开启直播窗口;优先播发现场视频,暂时无法获取视频时,采用口播方式;
●后期编辑组整理和引述其他媒体资讯;
●资料组、包装组调用相关历史资料,制作背景专题片;
●包装系统迅速制作突发事件频道标志、三维地图、动漫等素材。
报道资源投放:
●当地、邻近地方记者站快速前往事发地;
●时政记者做好随国家领导人前往事发地的准备;
●总控部负责安排SNG回传的可用卫星空间。联系事发地区可用的机动局应急车、军队和武警通讯车等第三方传送资源,统一协调调配;
●播出部根据应急响应需求,组织相关人员做好大量节目变更的准备。播出部根据播出变更单完成应急播出的调整工作;
●传送部技术人员携带BGAN直播传输设备或便携卫星传输设备与第一梯队应急记者在1小时内完成集结,准备搭乘最快交通工具赶赴现场;
●台本部DSNG车在接到应急响应准备的通知后1小时内出发。
●报道资源完成集结后,前方总指挥部统一调度前方采集、传送、直播等报道资源。
以上是中央电视台应急新闻报道响应机制的简要介绍,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在2013年雅安地震应急报道中,中央电视台技术资源的保障工作,即直播传输设备在这次,应急响应工作中的使用情况。
北京时间2013年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发生7.0级地震。中央电视台应急报道响应机制在雅安地震新闻报道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响应流程规范,相关部门责任明确,部门间密切合作,圆满完成抗震救灾新闻报道的全部工作。
中央电视台在得知雅安地震信息后启动了Ⅰ级应急新闻报道响应。在北京,以台本部的两辆卫星车为基础成立的报道小组分别前往国家地震局和测绘局直播最新的地震相关数据,以BGAN直播传输设备为基础的报道小组从北京跟随国家救灾队,武警部队等国家级救援队伍深入灾区最前线。台本部和邻近记者站的各项技术资源以最快的速度在雅安集结,由在芦山县成立的前方总指挥部统一协调组织。
抗震救灾应急新闻报道前线的主要报道形式是直播连线,中央台前方报道队伍以BGAN传输设备、便携卫星站、卫星直播车为基础组成三类报道小组。BGAN传输设备的便携性最好,报道人员需求少,生活等后勤保障要求低;便携卫星站比较中性,兼顾了便携性和可靠性,还是需要机动车运输;卫星直播车对道路的要求高,后勤保障要求高,画面制作能力强,可靠性高。三类报道小组根据各自技术设备特点和后勤保障需求不同,在救灾报道的不同时期、灾区的不同地点执行报道工作。
在地震灾害初期,公路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交通不便,灾区生活物资缺乏,BGAN传输设备报道小组,成员人数少,后勤保障需求低,能够相对快速投入到受灾严重的地点,在应急报道的开始阶段,承担了大量的前线报道工作。
随着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基本交通的恢复,卫星直播车为主要的直播技术资源,进入灾区深处,发挥制作能力强.可靠性高的优势,全面报道灾区恢复工作。便携卫星站安排在医院、灾民临时安置点等有一定后勤保障能力的地点执行报道任务。BGAN传输设备作为辅助设备,继续在机动车不能到达的地点开展报道。部分设备可转变为临时的网络通讯设备。
[关键词] 中共六大 中央 出版 组织机构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5-0099-04
Research on the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of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after the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Liu Suhua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Changsha, 410081)
[Abstract] After the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central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mainly included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Newspapers and Publishing Section of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The CPC Newspapers w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ne in publishing, and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had partial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function. This wa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central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when headquartered in Shanghai. Owing to the unfavorabl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t that period, the establishment of central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was very unstable.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Central Circulation Department and Central Publishing Department were emerged, and with different focuses in their functions.
[Key words] The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中国共产党的出版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前大致经历了上海时期、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三个阶段。上海时期指中共成立(1921年7月)至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至瑞金(1933年1月)这一段时间。这一时期,党中央绝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工作。上海时期由于党的机构设置较为简单,组织建设较为薄弱,加之当时环境十分险恶,党的各类文件未能有效保存下来,因此中共中央出版机构的设立及其职能历来不为人所熟知。特别是在中共一大至三大时期,对是否设立中央出版机构争议颇多,本人已经发表了专文《中共一大至三大时期中央出版机构考释》进行了研究[1]。中共四大至五大时期中央出版组织机构的情况也很复杂,详见拙文《四大至五大时期中央出版组织机构考释》[2]。本文主要考察继党的出版事业上海时期的前两个阶段,即中共一大至三大时期(1921年7月至1924年12月)、四大至五大时期(1925年1月至1928年5月)后,从中共六大(1928年6月)至中央撤离上海前(1933年1月)中央出版机构的基本情况,以期对我党在上海时期的中央出版组织机构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对党中央各部重新进行了设置,对各部委的性质与主要职权进行了明确规定。从留存下来的资料可以分析确定,当时的中共中央出版组织机构主要包括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当然,由于我党所处的上海白色恐怖环境日益严峻,中共中央出版组织机构的设立很不稳定,出现了中央发行部与中央出版部等机构,其职能也各有侧重。
1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与中央宣传部出版科
中共六大确定了中央机关的部门设置及人员构成。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为中央政治局的直属机构;组织部、宣传部[3]、军事部和秘书处则对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为中央政治局的直属机构。党报委员会与宣传部共同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均直属中央政治局[4]。1928年7月20日党中央指定了中央党报的主笔。党报委员会的主任(书记)仍然由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蔡和森兼任。1928年10月4日起,蔡和森被取消中央政治局的资格,改由继任者李立三负责。实际上,在这一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党报委员会以7名政治局委员及《布尔什维克》《红旗日报》两报总编辑2人,共9人为党报委员会委员,以瞿秋白为书记,秋白未回国以前由李立三代理[5]。
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通过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6月25日)指出:“中央应当健全宣传部,不仅要他进行中央本身的宣传工作,而要使他对全国范围内的宣传教育工作真有实际的指导。”“自中央省委以至有党报的地方党部,都应当将党报委员会与宣传部在组织上划分清白。党报委员会在中央以政[治]局全体委员充当,在省委及地方党部应以全体常委充当,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组织直接注意党报,才能使党报真能代表党的正式意见。宣传部应与党报委员会发生最密切的关系,但宣传部不能代替党报委员会”[6]。按照这一精神,中央对党报委员会与宣传部的工作职责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区分。党报委员会的负责人为李立三。党报委员会管理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与《上海报》以及中央出版部。中央出版部的经理为毛泽民,主要工作人员还有倪忧天、彭礼和等人[7]。
为加强党报的工作,中央于1929年12月25日发出了通知第七十二号,即《中央党报通信员条例》。通知认为:“过去中央党报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他不能反映全国的政治局势及群众斗争的情形,与各地下级党部的实际生活相隔太远。根本原因在于中央党报没有建立各省及各重要区域之切实的通信员。”于是,中央要求:“各省至少必有一个中央党报通信员,由省委指定当地同志充任。”“中央党报通信员每半年作一总的政治形势与群众斗争的通信,每月作一次经常的通信”[8]。按照中央的精神,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于1930年5月10日制订了《中共中央党报通讯员条例》,要求各省党部委员会必须负责在本省中设立中央党报通讯员1人。“省委指定通讯员之后,必须报告中央党报委员会”[9]。通信员制度的健全,使得党报面貌为之一变,更加贴近党的工作实际。党报委员会对通信员的管理也成为委员会一项重要的工作。
1930年2月9日,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决定在政治局之下设立党报委员会及编辑委员会[10]。1930年1月至7月期间,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及编辑委员会的主任为李立三,秘书谢觉哉,管理的报刊包括《红旗》报(主编、总编辑罗绮园)、《上海报》(主编、总编辑李伟森,经理陈为人)。
1930年7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党组织工作会议,提出“党的组织在武装暴动时,完全要军事化,全党形成一个军营,一切指挥绝对集中,完全以军令行之”,决定全党应立即开始采用行动委员会组织形式来去动员全党。“行动委员会之下设立青年秘书处,妇女委员会,组织和宣传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等组织”[11]。据此,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下设的中央党报委员会的主任由李立三兼任。管理的报刊包括1930年8月由《红旗》周刊与《上海报》合并组建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实话》和《党的生活》。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上海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党报不仅是统一党员意志的指南,而且是鼓动群众,说服群众,组织群众的利器。……必须使党报的文章具有最高的指导性和最大限度的具体性,必须尽可能地通俗化,使它真正能够深入极广大的劳动群众中去。党报必须设立全国系统的工农通讯员,经过他们使党报与广大群众密接起来。必须建立群众的发行网,以保持秘密的发行路线。”[12]党中央对党报非常重视,其具体工作由党报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由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瞿秋白兼任。同时成立了中央出版部,归属于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中央出版部的负责人为罗绮园。1930年10月3日,中央政治会议对于中央党报委员会做出了新的决定,改变了过去党报由政治局整个负责的情况,决定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总干事会,由5人组成[13],成员有瞿秋白、向忠发、潘问友、沈泽民、杨善南[14]。同时,决定各种报刊都有1人负责,2人帮助负责。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15]。
1931年1月7日,上海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作为党的中央机关,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的主任由张国焘担任(1931年1月至3月),实际上由周恩来代理(1931年2月至3月)。张闻天于1931年2月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党报委员会的总负责人称为书记,由张闻天担任,秘书即为王稼祥[16]。党报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出版部在1931年2月起由罗绮园(易元)负责[17]。
1931年1月21日中共中央通知第二○三号《改用党报方式加强党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提出:“中央以后对于指导的方式,决定改变过去发表极长的分析政治的通告的方式,而以党报的社论为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政治上的分析与策略的指导……各级党部必须切实而普遍地发到所有支部中去讨论执行,全体同志应根据党报和分析与指导来讨论工作,且必须纠正过去依赖和等待通告的指导之习惯。”[18]这就明确了党报正式成为党领导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创了党报社论为党政治指导方式的先河。于此,党报委员会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1931年1月27日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对党报工作进行了检讨,认为“在立三路线之下,党报形成一个单纯的对外的宣传品,失却其对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作用”,党员群众认为党报是“空谈理论”的刊物,没有认识到党报应有的作用。随后,党对党报工作进行了规范及改进,明确了《红旗日报》《实话》《布报》《党的建设》四种机关报的性质,成立了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报一切领导”,“各机关报设主笔一人,四主笔成立一中央党报编辑处”,同时,对党报的通信网与发行问题提出了新的改进意见[19]。1931年3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报领导作用的决议》对党报工作又提出了新的要求[20]。
1931年9月下旬,由于形势发展极为严峻,党中央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仍然由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兼任。直接管理的中央报刊有《布尔什维克》和《红旗周报》。两报刊的主编也由张闻天担任。党报委员会下设有中央发行部,由于昆负责。
1928年6月中共六大以后,新成立的中央宣传部下设有编辑部,科长先后为曹典琦、赵毅敏(1929年冬)[21],负责部分编辑出版事项。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6月25日)提出“中央宣传部的本身必需有健全的组织,应当建立各科各委的工作”[22]。根据这一要求,中共中央宣传部设立了审查科、翻译科、材料科、统计科、出版科、编辑委员会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其中与出版直接相关的部门即为出版科和编辑委员会。出版科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公开发行,出版的事务”,编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有计划地编辑一切宣传教育的丛书,小册子等”[23]。另外,其中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也有编辑公开发行各种刊物书籍的任务。
2 中央发行部与中央出版部
1931年1月27日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提出:“为建立党的及其他革命刊物的全国完备发行网,应当在中央,省委区委成立发行部(或科)管理整个发行网的工作。中央及各级党部应当经过党团,建立工会,青年团互济会及其他团体的自下而上的发行系统。党中央发行部领导,监督并统计全国的发行工作。中央党报的印刷事宜由中央发行部管理。决定由现在的中央组织部下的发行科起草建立全国发行网的计划,并由常委发一关于发行工作的通知,由各地党部去执行。”[24]
从上述材料可知道,第一,党中央的出版发行工作在1931年1月27日以前是由中央组织部下属的发行科[25]负责,在中央发行部成立之前,中组部发行科代替中央发行部行使部分职能,如起草建立全国发行网的计划,规划全国的出版发行工作。第二,中央发行部是党中央领导、监督全国发行工作的最高一级机构,党的各级机构应该按照中央发行部的有关要求,建立相应的发行工作机构。第三,中央发行部的工作除了主管全国的出版发行工作以外,中央党报的印刷事宜也由其负责,可见,中央发行部的工作基本上涵盖了发行、印刷两大块工作,但有关出版的编辑事宜不由其管辖。
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此后不久便成立了中央发行部。党的各级党部也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成立发行部。1931年1月27日的决议明确指出应当在“省委区委成立发行部(科)管理整个发行网的工作”,1931年3月5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全国发行工作决议案》也提出:“中央常委特别唤起各省委及一切地方党部的注意,必须立即成立发行部或发行员。”[26]江苏省委就按照中央的要求成立了发行部。如1931年3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党报的决议》中就提到,“发行工作在目前必须很快的整理起来……发行部必须在最短时间,使每个党员都执行阅读党报,发行党报的工作。”[27]可见,江苏省委已经按照中央的要求建立了本省的发行部。
1931年3月5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全国发行工作决议案》这一文件提到,“中央常委认为最近成立的中央出版部所指出全国发行工作的缺点和建立全国发行网的计划是正确的,责成出版部按照这种计划去切实执行”,“具体发行计划由出版部每月制定,由中央常委批准执行”[28]。可见在1931年3月5日前不久便成立了中央出版部。
那么中央出版部成立以后,大约在1931年1月以后成立的中央发行部是否存在,两者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在同一文件之中又提到:“各项出版物由中央发行部交到省委发行部后,须立即发行到各区区委发行部或发行员”[29]。这表明,中央出版部与中央发行部可能同时存在。
1931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第8期《论发行工作》一文中提到:“最近中央已经把过去在组织部指导之下的发行科,成立中央出版部,直属于中央常委,在中央常委领导之下进行这一有系统的工作。同时在各级党部的组织之下,成立发行部,或发行员。”1931年1月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发行工作的决定也指出:“各地方党部得在常委指导下建立发行部,而与组织、宣传两部鼎立。”“附属组织部之发行科或并到新的发行部”[30]。
通过所有有关的材料,我们可以推断出这样的事实: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在1931年1月以前,是由中组部发行科负责。在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加强党报工作的决议以后,要求中央及地方建立发行部,而新的中央发行部建立以前,由中组部发行科代为拟定全国发行工作的全盘计划,实际上它在此时起到了领导中央出版发行工作的作用,与先前的中组部的下属机构其意义是不同的。此后,大约在1931年3月5日前不入,中组部发行科并入新成立的中央出版部,并直属于中央常委。当时的《红旗周报》便明确地说是中央把组织部之下的发行科成立为中央出版部,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全国发行工作决议案》也说是最近成立的中央出版部制定的建立全国发行网的工作计划是正确的。
中央在成立了出版部以后,还成立了中央发行部,作为其具体的工作机构,各级党部则按中央要求成立发行部(或科),作为地方的发行工作机构,而不是成立出版部(或科)。地方发行部直接向中央发行部联系,中央发行部也直接与地方发行部沟通,所以在3月5日的决议案提到,“各项出版物由中央发行部交到省委发行部后,须立即发行到各区区委发行部或发行员”,中央出版部的中央发行部同时出现并不自相矛盾。
当然,此处所提到的中央发行部与中央出版部与1929年六届二中全会以后成立的作为中央党报委员会管辖的出版部,以及1931年9月下旬成立的发行部两者的关系怎样,尚缺乏有力的材料来进行说明,留待以后再作进一步研究探讨。
考察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出版机构,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中共中央出版机构以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的职能最具代表性,中央宣传部也兼有部分出版机构的职能。这一特点似乎成为上海时期中央出版机构设置的一大特色。第二,中共中央出版机构的职责大都集中在报刊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党报党刊的编辑出版。这是由于报刊的宣传发动效果比图书要好,且编辑出版相对容易使然。第三,中共中央出版机构的设立及其职能的变化较大,未有专司出版职能的中央机构,或者此类机构存在的时间较短,这是我党成立初期人数较少、力量较弱、组织机构不健全的必然结果。第四,中央发行部与中央出版部名字存在于党的各类文件和老同志的回忆录之中,对于这两个出版机构的具体职能、人员以及运行情况,本文依据有限的资料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分析,但由于缺乏系统、清晰的资料,因此两机构的实际情况仍然显得模糊。
注 释
[1]刘苏华.中共一大至三大时期中央出版机构考释[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3)
[2]刘苏华.四大至五大时期中央出版组织机构考释[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3]中共六大党章称为“宣传鼓动部”,但习惯上仍称为“宣传部”。见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99
[4][5][10][13][14][15][16][17]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上)[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73,73,74,74,81,74,86-87,85
[6][8][9][18][19][20][22][23][24][26][27][28][29]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G]//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59,62-63,64,70,71-73,76-77,60,60,72-73,75,80,74,75
[7][21]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125,122
[11][1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0)(第6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205-206,315
[25]也有研究者认为全称为书报发行科,科长严重。见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122
[30]曹馀濂.江苏党组织早期发行交通网[J].江苏出版史志,1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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