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心得体会

法治社会心得体会（精选8篇）

法治社会心得体会 篇1

法治，就是用法律的准绳去衡量、规范、引导社会生活。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想要国家富强，民族昌盛，就必须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一个法治国家;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走向法治化。

和谐、幸福、美丽、平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温馨词汇，千百年来，既是治国者的信仰追求，也是老百姓最朴实的精神理想，莫不心向往之。在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要让这些理想照进现实，法治才是可靠现实路径!

国泰民才安，有稳定才有发展。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使社会更加安定有序、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得到增强。要实现法治中国，保障人民权益，既要“眼睛向外”，警惕和打击敌对势力的分裂、渗透、颠覆活动，确保国家安全;又要“眼睛向内”，依法惩防各类刑事犯罪，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还要“眼睛向前”，对影响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的新型案件特点加强研究和应对，最大程度防止和减少群众的损失。

百姓萦怀，万事不难。对国家执法机关而言，法治中国是最大的民心工程、暖心工程;对群众而言，他们的合法诉求能得到公正对待，公平正义能在每一个案件中得到体现，就是法治中国的“最大实惠”。因此， 国家执法机关在公正办案的同时，还要放下架子与身段，公正司法，听一听群众在法律诉求方面需要什么、盼望什么、心事有哪些，在此基础上，对症下药，完善执法办案和法律服务举措，方便群众合法诉求的解决，提升通过执法办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稳定的能力。

法治社会心得体会 篇2

一、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法治建设, 把依法治国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一道置于政治建设的首要地位加以强调, 法治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但是, 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 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 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 问题累积是不少的, 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 从执法和司法领域看,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

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 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 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 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依然存在。三拍现象依然突出:拍脑门决策、拍胸脯执行、拍屁股走人。这些问题, 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 损害人民群众利益, 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有些党员干部执法意识差, 虽然我国提出依法治国30多年了, 但是一些领导干部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事情还时有发生, 在一些领导干部的头脑里, 法律意识还是淡薄的。

(二) 从公民和社会的法治意识角度分析, 民众没有养成自觉遵守法律的习惯。

我们长期以来人治观念影响很深, 特权思想、等级观念深深扎根。在西方国家, 一些公民出了问题, 首先会想着去找法律上的依据, 去看究竟错在什么地方或者哪儿没有错, 他们是寻求法律的帮助, 最后听从法律的裁决。虽然我国从1986年开始, 连续搞了6个普法教育, 力度很大, 虽然经过六个“五年计划”的普法, 但是很多老百姓、民众没有养成自觉遵守法律的习惯。所以, 要想增强法治观念、提升领导干部及全社会的法治思维能力, 尤其是要加强社会法治建设, 下一步重点的任务还是要怎么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法治社会关键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二、弘扬法治精神, 建设法治社会的举措

(一) 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 以上带下。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学法、尊法、守法, 努力提高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 各级领导干部作为执掌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权力的特殊群体, 作为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执政主体, 必须具有较高的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 就像其必须具有较高的理论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水平和能力一样。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是其法治意识和能力的集中体现。

各级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 必须时刻牢记人民授权和职权法定, 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则和法定程序, 必须切实保护人民权利和尊重保障人权, 必须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必须自觉接受监督和承担法律责任。因此, 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 真正尊崇宪法和法律, 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 自觉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二) 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 要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

人民群众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 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力量, 要通过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使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真正进社区、进乡村、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 并逐步深入人心。要创新法治宣传方式, 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抵御错误观点的干扰和影响, 让社会公众在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中深化对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认识和信仰。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高度重视道德对社会公众的规范作用, 大力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文明道德风尚。

(三)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之中。

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 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古语说, “理国要道, 在于公平正直。”在日新月异的改革时代, 人民更加期待公平正义, 折射出社会和谐发展对法治的更高要求。只有让“法治”成为全体中国人的最大公约数, 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 弘扬法治信仰, 学校教育者肩负着重要的责任。

人的法治意识不是靠上一堂课或者是旁听一个案件就可以增强的, 要有一个长期的熏陶, 耳濡目染, 所以从小学乃至幼儿园开始, 而且形式要生动活泼, 喜闻乐见, 小孩子能接受。现在跟孩子提要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要有共产主义理想, 这些问题对孩子来说太宏观了, 他们理解不了。但是你讲要爱你的亲人、爱父母、爱同学、爱老师, 不能打架斗殴, 不能损害他人的权益, 过马路要看红绿灯, 告诉他们这些最起码的底线规则, 我觉得更重要一些。只要不断训练、不断提升, 他的意识会增强。所以, 无论是家庭教育, 还是学校教育, 在弘扬法治精神, 形成法治文化方面, 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但是, 目前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 要弘扬法治精神, 建设法治社会的举措, 要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 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 以上带下用, 要依靠制度形成法治文化。

培育法治文化促进法治社会建设 篇3

一、法治文化的培育对法治社会建设意义深远

法治文化“包括法律制度结构和法律观念结构，是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的法律文化类型，其由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组成，前者包括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法律设施等，后者包括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思想体系。”培育法治文化，对于促进全体公民懂法、遵法、守法，实现良法善治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培育法治文化有助于规范社会的行为方式

作为社会行为方式的法治文化，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活动中对待法治的态度和所采取的行为方式。法治文化的培育和形成不仅可以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立法机关的科学立法行为、司法机关的公正司法等行为，而且可以规范全体公民的行为。如：对于一般社会成员来说，使他们明白什么样的行为是合法的，什么样的行为是违法的，什么样的行为是犯罪行为，从而形成一种遵法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对公职人员来说，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要依法执政、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为什么必须依法办事；对公司企业经营者来说，使他们了解为什么必须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平等竞争、公平交易、依法纳税。所有这些行为方式的形成，都与法治文化的培育息息相关。

（二）培育法治文化有利于促进社会观念的转变

法治文化“是深深扎根于国家、社会乃至个人，是国家治理、社会运行、个人生活中必须贯彻始终的文化和精神，是人们普遍借以行动的生活样式和社会成果，而不仅仅是某个领域或层面的特殊职能。”法治文化强调法治而非人治，强调民主而非专制，崇尚守法而非违法犯罪。在当前，传统的人治观念还深深地扎根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从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变，除健全法律制度外，必须要转变人们的政治、文化观念，只有形成了与现代法治要求相适应的文化观念，才能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因此，培育法治文化，消除人们头脑中的人治观念，对法治社会的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培育法治文化有益于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就是公平正义。法治社会追求权利的公正、机会的公正、规则的公正、过程的公正、程序的公正。法治文化的培育能够使人们从法治的角度去理解公平正义，对公平正义的价值有正确的评判，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当前，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已制定的法律得不到严格执行，执法过程中也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其根源不完全在于法律本身，而在于法治文化建设的滞后，在于还没有形成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适应的法治文化环境。只有建设法治文化，使之成为一种推动力，才能使人们在更深层次上把握法律的要求并根据法治的精神推动科学立法和公正执法。

二、法治文化的培育任重而道远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十六字方针，以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法治中国的要求，经过曲折的奋斗历程，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然而，要建设法治社会，就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文化环境，而由于种种原因，当前要真正形成良法善治的法治文化环境，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主要有：

（一）依法办事的观念没有形成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然而，由于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的法治观念还没有完全形成，更没有成为一种真诚信仰，主要表现在：人们“无讼”的观念占上峰。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熟人”社会，人们有求稳定、求和谐的社会心理，权利意识极为淡薄。在一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一般不会选择用诉讼的方式解决，除非迫不得已的时候；很多人在有利益诉求的时候，总是“信访不信法”。其次，由于传统的宗法社会结构和观念的影响，人们之间的纠纷也多诉诸于家族式调解，而尽量避免诉讼。再次，人们的“契约”观念淡薄，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以信任担保替代法律担保，以忠信的力量取代契约的作用，常常以口头许诺或口头协议代替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以至于在解决纠纷的时候缺乏法律依据，没有办法维护自己的权利。

（二）重权轻法的观念依然存在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法治观念逐渐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但由于受人治文化的影响过深，在一些人心目中权力依然大于法律，当遇到法律问题时，首先想到通过找关系、托熟人、找门路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用法律渠道解决问题，法律手段成为迫不得已时的最后选择；在社会竞争中，有些人不是凭借自己的实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公平竞争，而是靠关系，依仗自己有权的父母、亲戚、朋友等走后门为自己谋求发展。领导干部的权利还没有真正被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滥用职权的现象依然没有完全消除。虽然人们痛恨腐败，但权利高于一切的观念在一些人头脑中依然根深蒂固。“权利腐败似乎成了‘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对于权利腐败，人人都深恶痛绝，可是一旦有了机会，人人都乐于搞腐败；结果腐败如污水泛滥，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大人物搞大人物的腐败，小人物搞小人物的腐败。”在当前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反腐成果明显的情况下，依然有一些人抱着侥幸心理，依然将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因此，反腐任务艰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形成腐败无法生存的法治文化环境。

（三）对德治和法治的关系认识不清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文教化和伦理礼教，崇尚“重义轻利”、“修身为本”、“以礼教人”、“德主刑辅”等传统道德观念，在遇到问题时，以礼俗、家法等道德依据进行说教、劝和。长期以来，道德规范对解决中国人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道德成为我国传统文化所认可的人们立身处事的基本原则，德治成为了一种普遍认可的文化共识，法治并非人们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法治观念的形成也就仅仅成为一种文化植入的过程。“德治文化作为维系我国社会秩序的一种原生态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然而道德伦理主要来源于人们的经验法则，不仅具有地域性、模糊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更重要的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道义判断，尽管是出于对真善美的朴素追求，但有违责权利统一的原则，实际上是局外人对当事人的苛责。”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仅靠德治解决所有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必须要靠法治来解决，而且，重道德轻法律的传统极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法治观念。

三、培育法治文化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主要途径

文化，来源于生活，在生活中提炼浓缩，当它积淀为人们的一定传统和风俗习惯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要想改变它，必须要有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因此，法治文化的培育和建设需要有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从很多方面的努力，特别是从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教育宣传增强人们的法治意识

“法治不仅仅是用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举国上下在生活中普遍遵循的规律，普遍实现的一种生活方式。”要想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的要求：“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把宪法法律列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决定》的要求，要在全社会进行法治文化的传播和法治观念的教育，首先，要加强和丰富各种媒体的法治栏目，开通法治热线，选择百姓关注、影响力大、有代表性的事件进行教育宣传，对公众进行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守法用法，如何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发挥文化团体、文艺演艺团体及各级文化馆的作用，创作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的普法节目到基层演出，在丰富人们文化生活的同时向他们宣传法律知识，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法治观念的形成仅仅依靠宣传教育是不够的，应充分发挥立法、司法和执法机关的作用，通过科学立法，把抽象合理的公平正义诉求转化为具体明确的法定权利或权益，通过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保障公众的合法权益，用公正执法的行为和事实让公众认识到法律的权威，增强人们对法治的信心，使他们认可法治、接收法治、尊重法治，最终使法治成为人们的真诚信仰。总之，要让各级领导干部和普通百姓，都养成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用法律维护权利的良好习惯，使整个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良好氛围。

（二）加快公民从人治观念到法治观念的转变

要加强全体公民的法治意识，消除他们的人治观念就必须首先遏制滥用职权的行为，就必须消除他们对权力的崇拜，消除他们“有权就有一切”，“权大于法”的思想。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带领下，反腐倡廉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能力明显加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现象得到了遏制。但是要想让公众真正信任法治、消除“人治”观念，让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就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的要求：“完善和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政治、工作、生活待遇方面各项制度规定，着力整治各种特权行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对任何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必须依纪依法予以坚决惩处，决不手软。”就必须真正把领导干部的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只有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面，权力受到制约，才能够解决腐败的问题。从权力滥用这个根源上彻底解决腐败问题，才能让全社会真正认可党的领导，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和优越性，才能逐渐消除他们的“人治”观念。

（三）正确认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同时又有诸多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德治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法律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底线和后盾，凡是法律禁止的，通常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反对的；凡是法律鼓励的，通常也是社会主义道德支持的。”因此，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要求的“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应该倡导和教育人们，用道德行为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但同时也必须从法律所规定的社会行为标准严格限制自己的行为，经过不断引导、教化和实践，逐步形成对法治的信仰，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增强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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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作翔.法治文化的几个问题[J].法学论坛，2012.1，P10.

[4]魏天舒.浅议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求是网，2014.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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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良.从杀威棒看权力腐败[J].学习时报，2012.6.25，第9版.

[7]李顺德.怎样理解法治文化[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1，P7.

[8]李林、冯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C].依法治国与法治文化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P173.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心得体会 篇4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部署，2006年要对全体政法干警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这一重大举措非常必要、非常及时，必将对实际工作产生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这里，我结合工作实际，对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谈几点心得体会：

一、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非常必

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又处于“矛盾凸显时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既有有利条件，原创：http:///又面临繁重任务；新形势下，党和人民及社会各界对法治建设尤其是对执法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使检察机关的执法理念、执法能力面临新的考验，使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成为紧迫任务。

第一，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法治建设和检察机关执法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其前提和根基是将执法为民、公平正义、保障人权等符合和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法治理念信仰化，成为指导执法行为的自觉意识，保证执法工作正确发展方向。因此，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实质上是用科学发展观统一执法思想的过程，是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执法工作的必然要求。开展法治理念教育，能够促进检察机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自觉按照民主法治要求加强执法工作，加大执法力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能够促进检察机关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做到公正执法，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促进检察机关自觉规范执法行为，减少自身引发的社会不和谐问题，实现执法和谐，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第二，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必然要求。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既需要在建立法律制度、推动法律实施上着力，又要从树立法治理念上着手，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促进法治思想的普及和深入。只有把人民主权、保障权利、制约权力、法制统一、公正司法、依法办事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穿到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全过程，才能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和依法执政，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只有在检察机关乃至全社会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才能为司法改革创造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氛围，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和各项改革措施积极稳妥地推进；同时，法治理念教育能够极大地促进司法理论创新，进而推动司法工作体制创新、机制创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文明、法治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

第三，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实践执法为民思想，推动政法工作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日益开放，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人民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对检察机关的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检察机关必须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不断端正执法思想、更新执法观念，自觉树立和落实崇尚法治、平等保护、司法文明、程序正义等现代法治理念，推动执法观念创新和工作创新，推动各项执法工作健康深入发展。同时，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将执法为民、保障人权等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现代法治理念贯彻落实到执法办案的各个环节，使执法工作更加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更加符合法治建设的规律，确保检察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

第四，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提高检察机关执法能力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通过持续开展教育整顿活动，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执法能力不断增强，但有的检察干警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不廉洁的问题仍有发生。剖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多都与执法思想不端正、执法观念落后密切相关。如有的干警“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证据”、“重配合轻制约”、“重就案办案轻司法服务”等一些错误观念根深蒂固，习惯于老办法、老套路，结果导致执法不严格、不公正甚至刑讯逼供等问题和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推进检察队伍建设，提高执法能力，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促进广大干警自觉端正执法思想、更新执法观念、牢固法律信念，从源头上防止和减少执法问题的发生，做到为民执法、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和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法治思想领域的具体反映，也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法治思想领域的具体反映。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心得体会 篇5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当前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是进一步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重大举措，对政法队伍保持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政治本色，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

文明成果，提出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规律、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需要的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先进的法治理念。在全国政法机关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检察工作、审判工作、公安工作和司法行政工作，是政法队伍和政法工作适应现阶段形势的需要，是确保政法工作社会主义方向的需要，也是切实提高政法干警维护社会主义法治能力的需要。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处在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一方面，我们要用好这个机遇期，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因素还大量存在。改革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有的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社会管理、经济管理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出现，容易滋生和诱发违法犯罪，导致刑事犯罪高发。同时，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日益增强，需要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面临新形势，政法队伍和政法工作必须主动应对新挑战，积极适应新要求，尽快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防范打击违法犯罪的能力、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能力、公正执法的能力。而要做到这些，必须用科学、先进、正确的法治理念武装政法干警头脑，也就是说，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政法工作。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法工作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综合国力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但不可否认，市场经济利益法则也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在利益面前，政法干警思想上分不清私利与大义的界限，以手中的执法权力谋取私利，忘记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的重要使命，就会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损失。不仅如此，我们在学习借鉴国外法律制度和思想中的有益经验的同时，一些人对西方法治思想和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缺乏起码的政治鉴别力，有的甚至否定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了执法思想和执法活动的混乱。还有一些干警，受“左”的以及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创新意识不强、特权思想严重，依法治国的观念并没有真正牢固树立起来。对政法意识形态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任其发展，而必须正本清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统一政法干警的执法思想，保证我国政法工作社会主义性质不变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切实提高政法干警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能力的保障。经过“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以及教育整顿、规范执法行为等活动，政法队伍的总体素质和执法能力、执法水平不断提高。但不可忽视的是，执法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不作为，甚至执法犯法现象，在政法队伍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一些干警的执法理念不正确。所以，非常有必要从端正政法干警的执法理念入手，通过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真正弄明白、解决好权从何来、为谁掌权、为谁执法、如何执法等重大思想问题，从而进一步提高政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提高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能力。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无疑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

法治社会心得体会 篇6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作为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过程，使各方面都能够坚持和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的正确方向。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治省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我省的具体实践。建设法治社会，必须不断推进依法治省，把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在各个方面、贯穿于各个环节、落实到各项工作。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执法为民。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在法治上的体现。要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的理念，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上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到为人民执法、靠人民执法，保证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落到实处。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实践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制定法律和进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从源头上防止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出现与扩大，原创材料，尽在网络。并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坚持合理合法、及时高效、程序公正的原则，建立保障公平正义的防线；把公平正义作为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把公平正义贯穿于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之中，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对称，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所有权利的享有都建立在履行义务的基础之上，使遵纪守法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使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立法、执法、司法工作，不断强化服务大局的各项措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我国是一个法制统一的国家，建设法治社会要在国家统一的法制框架下加以推进，保证国家宪法和法律在浙江的严格实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浙江的贯彻落实，确保我省的法治建设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原创材料，尽在网络。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法治建设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法治社会，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把党依法执政的过程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过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把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贯穿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作为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过程，使各方面都能够坚持和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的正确方向。

法治社会心得体会 篇7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具体要求

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法治发展已经百年之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治建设已有6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这一治国基本方略、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确认这一治国基本方略以来,中国的依法治国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

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部署,在未来5年中,将加强执政党建设,继续坚持依法执政,全面提高依法治国理政、依规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为此,在立法上将加快重点领域立法,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在行政上,将强化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依法设定权力、行使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推行综合执法,实现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在司法上,将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司法公正,强化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在守法上,将努力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着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在全社会形成良好法治氛围和法治习惯。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客观现实必然会提出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依法治国要得以全面推进,必须在谋划工作时运用法治思维。在全国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我们必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法治思维。第一,必须具有法律至上的思维。法律具有崇高的地位,必须牢记法律的红线不可触碰,法律的底线不可逾越。把法律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加以尊崇,自觉遵从法律,服从法律。第二,必须具有法律程序思维。程序本身就十分重要,不以规则不成方圆。但中国历史上法律程序观念淡漠,因此在当今中国特别强化程序意识就具有独特意义。法定程序必须遵从,不可或缺与遗漏,必须步步到位,全面落实。第三,必须具有法律平等思维。要自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以待人,平等以律己,不耍特权,不谋求法外利益。任何人都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享有作为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承担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任何人都不能享有法外特权,也不能被歧视。第四,必须具有权力制约思维。制度上要为依法用权提供法律制度,推进依法用权。权力拥有者要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将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法律约束,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第五,必须具有法律责任思维。用法律责任机制倒逼严格执法和普遍守法。法律责任意识中包括对失职责任与渎职责任的认识。任何失职或渎职的违法行为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有了法律责任思维,就能够更好地自觉服从法律,严格依法办事。

依法治国要得以全面推进,必须在处理问题时运用法治方式。各级领导干部随时都可能遇到各种亟须解决的问题。对于各种问题的解决,都可能作出方式上的选择,所有的选择都必须符合法治要求,而不能违背法律、破坏法治。首先,只有运用法治方式来解决问题,才可能符合法律的程序要求,做到程序合法。在一个法制完备的国家或社会之中,对许多问题的解决,法律除了具有实体规定之外,都有程序要求。运用法治方式来解决问题,就首先要依照法定程序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不得违反法律的要求。其次,只有运用法治方式来解决问题,才可能得到当事人和相关主体的认同。当事人之间要协调某种法律关系,或者要解决某种矛盾纠纷,都必须具有某种共同认可的制度规则和解决机制。只有这种规则和机制都得到了各方当事人的认可,才可能得到各方当事人的拥护与支持,才可能息讼罢访,彻底化解或者消除矛盾纠纷。法治能提供那种共同认可的规则和机制。再次,只有运用法治方式来解决问题,问题才可能被彻底解决。既要解决问题,又要不留后遗症,使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依法解决。否则不断地上诉、申诉、上访、控告就会随之而来,反而会占用我们更多的时间,使国家和社会支付更大的成本。最后,只有运用法治方式来解决问题,领导干部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错误。有许多领导干部解决矛盾纠纷的出发点和目的追求都是好的,但方式违法,结果事与愿违。不但问题解决不了,甚至还将自己置于了违法境地乃至被追究法律责任,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为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我们必须学会并很好地运用法治方式。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不同于历史上的情形。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经济是市场经济,所面对的社会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都从不同方面提出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要求。

从市场经济来看,它是法治经济。其一,市场经济的体制需要法律来确立。经济体制是一国经济运行模式的制度性概括。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必须通过宪法和法律的方式来加以确立。我国经历了漫长的试错过程,最终才在宪法和法律中确立我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其二,市场经济的规则需要法治来提供。市场经济中各种法律行为都需要法律调控,各种法律关系都需要法律调整。面对纷繁的市场经济,必须由国家提供一套完备的行为规范来引导市场经济中人们的行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其三,市场经济的主体需要法治来确认。市场经济主体是市场经济中最具有活力的元素,它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实践者,是市场经济运行中最首要、最重要的因素。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多元的,多元的主体具有怎样的法律地位,具有怎样的权利和义务,都需要法律作出具体的制度设计。其四,市场经济的纠纷需要法治来解决。在市场经济中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纠纷,有时甚至会有大量的经济纠纷发生。如果能够及时解决,经济就不会因此而受到阻碍,甚至会因此而得到更好地发展。法律为解决矛盾纠纷提供了最为有效的司法手段。事实上,在一切纠纷解决机制都失效之后,法律将是最迫不得已而且是最为有效的解决手段。其五,市场经济的成果需要法治来保护。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这些成就一旦获得就应该得到法律的保障,为其继续发展提供新的基础。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必须法治化的保障。对合法者予以保护,对违法者予以制裁,是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重大作用和重要使命。运用正确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进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不二选择。

从现代社会来看,现代社会理应是法治社会,内容十分广泛。要建设法治社会,首先,必须实现社会管理的法治化。社会管理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必需的。没有社会管理,就无法建立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管理主要由政府来担负和完成,政府管理行为必须纳入法律制度中加以统一。严格依法管理,切实执行法律,也就是依法行政,使之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构成部分。实现政府对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其次,必须实现社会自治的法治化。社会总是需要自治的,凡是社会能够自治的,政府权力所不能及的领域,都应该交由社会自治。良好的社会自治是和谐社会的构成部分和基本要求,也是保障社会自由和保持社会活力的必然要求。社会自治的组织、方式、行为都是极其多样的。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既保障个体自由而又井然有序。这样的自治社会,只有依赖法治才能得以建立并良好运用。再次,必须实现社会行为的法治化。行为是特定主体与他人、与社会之间建立联系、进行沟通的桥梁。每个人、每个组织的行为都具有社会意义,都会对他人或者公众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这些社会行为,虽然并不一定都由法律来规范,但是都不得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都不得违背法律。否则就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最后,必须实现社会秩序的法治化。自从人类进入法律社会以来,良好的社会秩序首先就是良好的法律秩序。将社会秩序法治化,使社会秩序能够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是保障人们安全、自由的最基本需求。法治是维系现代社会秩序的必须。

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交汇,必然更加明确而强烈地呼唤法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作为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的要求。在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的双重要求下,只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才可能使经济社会获得应有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正是对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双重法治需求的积极回应。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领导干部都应当具有的法治能力

法治能力由具有法治思维和运用法治方式两个方面能力构成,包括特定主体对法治思维素养的具备和对法治方式的选择。法治能力要求相应主体,一是要具有法治思维,二是要运用法治方式。法治思维应该是一定主体常备的思维模式,它是指运用法律的原则、精神、制度、规范来进行分析、判断、推理,最终做出决定的思维模式。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经济思维、文化思维、道德思维等并列。它不取代其他思维模式,但其必不可少。领导干部在具有其他思维模式的时候,不可缺少法治思维这一思维模式。法治思维应该是常备的素养,不可能临时具有。但是法治方式却是可以面对具体情况作出具体选择的。法治方式很多,在社会生活中一旦发生矛盾纠纷,人们可以运用相互协商来解决,也可以请求调解来解决,还可以申请仲裁甚至向法院提起诉讼来解决。这些方式都可能解决矛盾纠纷,都是选项,但具体选择什么,当然是基于各自不同的情况,由相应主体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这就是法治方式的可选择性。不同方式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法律程序要求、法律效力状况和法律后果情形,因此如何选择最好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纠纷,就成为相应主体法治能力的体现。

法治能力的培养日益成为全社会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在现代社会,全体社会成员都应该具有一定的法治能力。至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如果不具备应有的法治能力,就无法担负起应有的职责和使命。法治思维能力,是各级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构成部分。要推进依法治国,领导干部是重要力量;要建设法治国家,领导干部是坚强的支柱。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提升自己的法治思维能力。领导干部在立法、执法、司法乃至各种社会组织中担负领导重任。在立法上,担负着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任;在执法上,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在司法上,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公正,确保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上感受到公平正义。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工作的领导干部必须提升自己的法治能力,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在各种社会组织的领导干部,同样必须具有相应的法治能力。依法办事、普遍守法,已经成为对每一个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要求,也必然要求领导干部自觉培养和提高自己的法治能力。这就为我们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的教学计划和实施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将法学课程的设置与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提升结合起来,使领导干部因接受培训而使其法治能力得到提高,能够很好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完成自己的领导工作。

法治在根本上是依法治权,落实到领导干部身上就是依法治官。但是法治并不仅仅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法治最深刻的根基在社会,法治最伟大的力量在人民。全体社会成员都是法治的建设者和实践者。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否依法办事,能否自觉服从法律,是一个社会能否法治化的最终决定因素。因此,作为一般的社会成员,要很好地从事社会活动,参与社会生活,也需要具有一定的法治能力。没有这样的能力,作为公民自己的活动能力、法治水平也会受限。法治能力的培养,不仅仅是领导干部的任务,也是法治对所有社会成员的要求。法治能力是一个公民在法治社会中依法办事、享受权利、幸福生活的必须。这也为我们普遍的社会文化建设提出了要求,必须将公众的法治能力的培养作为其重要内容加以强化。

公民社会与法治管理 篇8

卢汉龙研究员：谢谢！确实是这样的，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关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特别强调了法治保障。报告中要求，必须加快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具体而言，是“四个加快”，即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这一表述，和中共十七大报告相比，增加了“法治保障”的表述；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线型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管理领域内新的要求，值得我们深入地分析和研究。首先要正确理解社会建设，而加强社会建设的核心则是加快建设“社会”。

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地方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如何心中有“社会”是十分重要的。“社会”不但是管理和服务的对象，而且是管理和服务的重要主体。以上海为例，2008年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在对社会建设工作进行全面调研后明确了社区、社团以及各类公益服务性组织本身就是社会建设主体的思想。在深化配套改革中明确，政府必须简政放权，政府的职能和建制，该强化的要强化，该弱化的要弱化，该淡化的要淡化。政府要主动让出空间，使民间组织、非营利机构和社会力量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近年来，上海市委、市人大和政协建立了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社区联络制度，直接深入基层了解社情民意。上海市民政部门围绕着“社区”，“社团”，“社会工作”的“三社”领域创新思路，培育社会。上海各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加大对社区居委会的支持力度，不断扩大居委会直选的范围，培养民主习惯。现在每三年的居委会选举工作已日益成熟，基层社会的自治正在依法得到履行，形成了政社合作的新局面。

建设社会还包括积极利用和发动社会性的机制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管理问题。最值得一提就是上海在解决旧城改造和土地储备中居民动拆迁问题中的创新探索。2009年为落实科学发展观，上海在充分调研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旧城改造动拆迁工作实行新的政策。新政策积极面对城市经济与建设中多元主体的变化，注意利用社会性机制对规划改造地块实施了新的运行模式。它要求所有改造项目需要通过两次征询地块居民业主（或租赁人）的意见。第一次是征询愿意不愿意对本地块实施动迁改造，第二次是是否同意对本户居民动迁的补偿方案。两次征询意见如果达不到一定比例的（第一次是90%以上，第二次是67%以上；2012年开始第二次征询同意率需要达到85%）该地块的改造就不能进行。同时要求组建包括有居民代表在内的动拆迁委员会，严格依法据规制定统一的拆迁补偿方案，尽量扩大就地安置（回搬本区）的比例，全部补偿安置方案必须公开，并引入第三方（如本区人大代表）监督，全程政策口径保持一致等等。新政配合了电子信息管理的方式，实行至今效果明显：钉子户漫天要价的少了，动拆迁成本得到有效控制，群众心平气顺，矛盾减少，还相互做工作。它充分应对了新出现的各种“社会”力量和诉求，保证了公众参与城市改造，分享城市建设成果的权利。同时它也调动了社会力量和社会机制来处理动拆迁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上海动拆迁新政的各种做法得到国家建设部的高度肯定。这是把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民生改善有机结合起来的做法，也体现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需要心中有“社会”，并以建设“社会”为核心抓手的道理。正是考验了我党在新发展阶段里的执政能力和社会综合治理水平。

记者：您如何看待现代公民社会建设中，法治管理的作用？

卢汉龙研究员：从国际发展的经验看，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必然形成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公民社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法律制度来保障，现代法治的基础是公民社会。实现科学管理的中国公民社会，需要在中国特有的国家和社会框架里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公民社会的理论研究和非政府、非营利社会组织的发展确实会对我国当前的意识形态和管理格局形成挑战，但是不能从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角度去理解，而需要从它将充实和创新我国政治意识形态和法治理论发展的积极方面去思考，以此来推动我国公共政策的改革和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完善。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WTO标志着市场经济制度在我国得到基本确立，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吴邦国委员长宣布，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这意味着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管理也正在法制的条件下坚定地走上法治化的道路。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以后也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公民社会”是否正在渐此形成的关注。“公民社会”本是来自西方社会的理论概念，指的是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看上去它和强制性的法治意义似乎相悖，但是它代表了对不同层面公共利益的诉求，用组织化的方式来谋求其社会的实现，本身就是法制建设和法治实现的一个内生性的力量，不容忽视。所以中国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法治作用的问题，我想关于公民社会的建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记者：您提到公民社会是来自西方社会的理论概念，是否能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适用？

卢汉龙研究员：其实，现代“公民社會”理论是来自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传统的。现在翻译为“公民社会”的civil society一词本意具有“文明社会”的含义，也可以理解为公民组织。它的中文有过三种翻译：“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每一种表述均意味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认识。这种多意的对译正是反映了西方civil society的概念发展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它是不同历史阶段对“文明”演进（civilization）的理解，其中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贡献不容忽视。在中国采取何种表述也正是反映了我们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处于哪一种发展的阶段和认识状态之中。

第一种译法是把civil society翻译成“民间社会”，其语意背景反映了传统社会里对国家与社会的对应关系，一边是代表皇权的“官府”，另一边对应于草民百姓的“民间”。这是用“官”本位的立场来辨认civil society。我们注意到“民间社会”的说法在历史学界使用比较频繁，尤其是在明清史研究中。这是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出现引发出了对“民间社会”探讨的兴趣。这也正反映了这个概念对近现代以前官民历史研究的适用性。很遗憾，至今我国官方表达和政府文件中依然大量使用“民间”一词来指称“社会”，国家民政部也用“民间组织”来定义社会自发组织的社团，并设有“民间组织管理局”。这从某种角度反映了我国官本位的管理格局根深蒂固，把“社会”视作民间“江湖”，中国政治文明的程度还不够发达。

civil society的第二种译法是“市民社会”，这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开始使用的概念，反映工业化前期国家与社会的对应关系——工业化和城乡对应产生的“市民”以及资产阶级兴起时期的说法。在西方近代史中，“市民”相对于“贵族”和“僧侣”，属于第三阶级。在马克思著作中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其中最重要的含义是把市民社会作为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人生活领域和社会自主性组织来认识。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发展内在要求私人的物质生产、交换、消费活动摆脱政治国家的干预和强制，成为政治领域之外的自主的经济活动领域，并建立自主的社会组织，由此市民社会成为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现实存在。我们注意到，正因如此“市民社会”的概念在马克思著作中几乎被认为等同于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影响着我们对现代意義civil society的“公民社会”的认识。

civil society的第三种译法是“公民社会”，这实际上是由于20世纪以来的市场经济制度深化发展到了社会制度层面，即出现了所谓的“社会大转型”的结果。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断协调和博弈过程中，尤其是在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民主政治的方式和现代政府制度的完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越来越体现为法制“公民”与现代“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工业化成熟时代和现代宪政国体下的国家与社会的对应关系——具有法律地位的公民和依法选举形成的宪政政府的说法。显然，“公民社会”应当是最确切地表述当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概念。

所以，如果用civil society的概念来解读当今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话，中国目前是处于“民间社会”迈向“市民社会”的过渡时期，即从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特色“政社合一”的政治国家走向工业社会政社分离阶段。而促成这个变化的是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得到确立，一个独立的、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市民”正在自主组织社会化起来。然而，作为后发展国家和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在时空迅速压缩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时期，同时也已具备现代法制、“公民”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概念和构架，但是一切尚在发展和不确定之中，并注入了众多具有不变性的中国人文元素。我主张用“公民社会”概念来指称我国的民间社会组织，尽管它们可能还不成熟。所以，对中国公民社会和社会组织的理解既要有历史感，也要对中国当前的走向有现实感。

记者：如果说，市场经济、市场化就意味着法制，那您如何评价公民社会与法治之间的关系？

卢汉龙研究员：我想说的是，市场化催生了现代法律制度体系，而真正要实现社会的法治管理，须臾离不开公民社会。

在现代化发展中，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法律制度是同步发展的。我们一直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就是说市场经济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需要有完整的法律制度来保证。道理很明显，市场制度是在分工的社会里发展起来的，社会分工越细，越是需要通过市场来交换产品和配置资源。而市场机制的原理就是依靠每一个个体的理性盘算来取得整体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使一个分工复杂的经济过程得到最有效率的运行。对于个体“理性”而言，它的天性是追逐个体的利益，所谓的理性盘算首先就是要在交换中取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市场经济符合“人性”正是因为它遵循着人类动物本性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由此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它的残酷性。

由于人类并不是一个光靠动物本能生存的物种。人类是有“习得”能力的高等生命体。这就是它的社会性。“道德”和“法律”都是人类在长期共同发展中习得形成的社会性制度。市场经济需要契约精神和法律制度就是人类社会性习得的结果，也是人类走出“丛林”，达到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

虽然法律制度作为国家和政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来已久，但是现代法律制度是和科学理性、民主政治结合在一起成长的。所以它和以前的“家规”、“皇法”（即由皇权制定的国法）不同，是建立在公众需求，民主协商和社会监督基础上的制度设置。

上世纪90年代初，在邓小平两次“南巡”调查和讲话的推动下，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要发挥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使企业成为经济活动中真正的主体。随即就在1993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具有现代商法意义的《公司法》。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制成果。它昭示着我国开始进入一个和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法治时代。我们开始用现代法律体系来规范经济与社会活动，而不是光靠内部传达的红头文件。接着，我们又出台了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完善了合同法制度。确立了一系列国家适度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制度，如《中央银行法》，《预算法》，《审计法》，各种税法条例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2001年，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谈判努力，我国被正式接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决定性成功。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得以基本确立。法制的建设也越来越深入到社会生活领域。

中国实行市场化制度改革以后，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社会分化加剧：即资源分散化，利益多元化、需求多样化。国家和政府掌握和控制几乎所有资源的现象已经不再，社会变得越来越有资源；原来一体化的社会利益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多元。需求的多样性也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富裕的情况下呈现出来，不仅弱势者有求得帮助的需要，也有“强势者”和“有识之士”希望帮助别人和帮助社会的需要。多元主体的社会必然会形成马克思当年所分析的“市民社会”。在今天，一个和国家与政府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形成。这已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而且正是公民社会才是保证我们能正确掌握和使用法律制度，达到有效法治的社会管理。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以公民社会为基础，法制可能成为暴政的工具，或是无法得到很好实施与执行的“花架子”。

公民社会存在的主要形式是社会组织，一般也称为是“非政府组织”（NGO）。中国社会历来具有“官为民做主”的治理文化。在中文语意背景下?，“非政府”也就有了“反政府”的隐喻，具有挑战政府，向政府争夺资源和摆脱政府控制的敏感性。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至今继续使用含义比较传统的“民间组织”而不使用“非政府组织”提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人们对实际发生的情况却不能闭目无视：经济体制改革和多年来的对外开放，事实上改变了这种资源结构的状况，也势必造成不同群体的利益重组和社会表達。一个类似于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界定的“市民社会”的兴起具有了物质的基础。而且20多年来的对外开放，在现代文明思想的推动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政府”的理念也正在成为政府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法制正在成为调适和解决各种利益关系的一种主要的社会设置。国家治理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也连带起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公民权利日益受到尊重。所有这些深刻的社会变革都在促使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越来越具有了现代性的特征，中国的意识形态也需要面临改变。

我们需要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意义上来理解中国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以及它和法治社会建设的关系。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接受“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并且公认这是现代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乃是基于对现代国家（政府）和社会（公民）之间关系的以下三点共识：

首先，社会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政府只是来自于社会不同力量的公共选择。非政府性质的社会组织是民众自愿组成的，所以它具有高于政府组织机构的“合法性”基础。几乎所有文明国家均在《宪法》中赋予公民“结社”的权利。

其次，现代政府不是一个“全能”的政府，政府依据公共财政只能满足于最一般、最基本的公共需求。而且政府的科层制度具有先天的、难以克服的反应能力迟缓和运作成本较大、效率相对不足的弱点。在成熟的市场体制下，政府管理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奢侈品”，是一种不得不而为之的最后“选择”。

最后，各种分散且不同的社会资源具有进一步整合并发挥它们作用的需要。人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不同群体的需求和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以实现更高层面上的需求满足。

根据公民社会的理论，公民社会的构成来自于市场私人领域扩大为公共领域，然后以社会组织的形态为载体。公民社会的精神内核是一系列基本的社会价值和原则，也构成了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公民社会的理论基石是人本主义。它强调人的尊严和人的基本权利，以及人性尊严和基本权利的平等性，认为国家和公民社会都应以保护和增进公民权利和利益为旨归。公民社会强调个人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思想文化的多元化，社会组织的多元化，提倡包容、妥协、互惠与合作精神。公民社会强调和坚持公共生活领域的公开性和开放性，这是公众参与公共活动的重要前提，也是公民社会对政府的要求。公民社会理论也强调和倡导公民个人或公民社会组织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认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公民社会论者反对国家对公民社会内部事务的随意干涉，强调要从法律上划定国家权力和国家行动的边界，确保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使公民社会成为一个真正自主的领域，这也就意味着公民社会从根本上强调了法治原则。

以上这些基本价值形成了公民社会的文化特征：以契约精神为基础，集中体现为四大“公民精神”：志愿精神、人本精神、法治精神、自治精神，也就是“公民性”。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的建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国际间交流的扩大和全球化的融入，都在使中国社会的这种“公民精神”得到培育和发扬。法律制度是强制性协调社会关系的，所以它的制定必须要有利益相关方的组织或代表参加。而法律一旦形成，它的遵守与执行、监督与维护也同样须臾离不开公民社会。而且，公民社会还能避免单纯依赖法制来治理的不足，它能动员道德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故的各种机制达到综合治理的目标。即便是在司法领域，引入公民社会的机制来处理法律问题同样得到应用，英美的陪审团制度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在我国，长期存在的有法不依，执行难的问题也正是暴露出我国的法治从立法开始的每个程序方面均缺少公民社会的支持。

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市场制度伴生了现代法律制度和公民社会，只有以公民社会为基础，法律制度才能起到依法管理，实现法治社会的境界。

记者：看来，公民社会与法治管理之间有着密切的辩证关系，那么，卢老师您怎么看待公民社会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卢汉龙研究员：好的，据我所知，中共中央于2011年7月，决定将原来政法委系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这是中共中央在倡导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中的一个重要的顶层设计。我认为这得自于中共中央认识到两点：一是在新的发展条件下社会管理已经不能仅局限于传统所指的是“社会治安”和“维稳”工作，需要以服务为本，从源头抓起、从基础抓起；二是长期以来我们在社会治安方面所形成的“综合治理”的思想和方法又是很宝贵的经验，需要推广延伸到整个社会的科学管理中去。这是两条十分重要的概念突破和顶层安排，需要各地在贯彻落实中得到体现。但是近一年下来，各地的组织更名工作基本都已完成，但是实际的从“治安管理”到“社会管理”，从“政法”工作为主到“综合治理”的转型依然缺乏头绪和有效的探索。其中对公民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瓶颈未能得到突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代国际公共管理理论注重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认为政府需要从传统的“统治”社会转向和多元主体的社会合作“治理”，寻求“善治”。在一个善治结构中政府要从“划桨人”角色转变为“掌舵人”。近些年来，中央反复强调要建立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新格局。十八大报告中更是在后面加了“法治保障”四个字。而且把原来16个字“新格局”的提法，上升为“加快形成”这20个字的“社会管理体系”这就充分显示了法治和管理之间的关系。这正是符合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善治”结构的新思路。现在的“社会”已经不再是计划体制时代依附于政府的“下级”各部门，现在的“公众”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群众”和“老百姓”。而对于多元主体的治理格局，必须要有法治保障，否则就会各行其是的乱套。

社会体现为一种公共性的存在，管理社会就是管理扩大了的私人领域。在中国我们不能排除强有力的国家和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相信现代文明同时需要有开明的“家长”和有能力的“孩子”。当社会变得有资源、有利益、有需求的同时，其实也会变得有自我管理的能力。中国社会不乏自治的传统和民间能力，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是结束传统和计划时代延续下来的“父母官”情节，实实在在地做好现代责任政府的社会公仆角色。

现在我们谈“综合治理”，很大程度上依然停留在党政各部门的综合协调，大联勤和大合作。其实这只是党政内部的联合行动，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治理”。新公共管理的善治理论和中央提出的党、政、社会、公众的管理新格局本质上是要走出党政系统内部协调的套路，建构一个综合性的“治理结构”，让不同的主体分担责任、共享信息，以各自不同的组织目标和运行机制来一起努力，最终达成一个问题的解决。

综合治理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法治管理需要和其他社会制度：如宗教、道德伦理、风俗习惯、家庭、教育等不同社会制度的设置结合起来，深入到整个公民社会的成长、建设、管理之中。作为新的一种社会转型趋势，政府和社会部门要形成一种合作的关系。对于像社会建设和公共社会管理的众多领域，比如社区建设、社会事务管理、社会事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都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专业服务机构建立起合作共治关系。社会组织和服务机构的成长是政府瘦身的前提和良药，也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创新服务的催化剂。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有分散资源、不同权利、各種需求的多元社会和越来越具有公民意识的社会大众。社会是需要组织起来的，所以“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建设“社会”，要使具有不同资源、不同利益、不同需求的人们形成不同的社会组织，进行自我服务和服务社会。党政部门和全社会要一起来共建我们的社会，培养新时代的公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

党组织和党员要在不同社会组织中发挥引领作用，把党的执政基础扎根于社会。政府则要和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服务机构保持相对距离，发挥它们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不同机制的作用。政社合作共建的第一步需要政府从行政全覆盖的社会领域逐步淡出，要像上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新经济领域（民营和合资企业等）的发展一样，让社会组织和社会服务机构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领域中成长起来，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机制，而是通过自下而上的互惠机制来实现组织的宗旨，服务于公众与社会，共享繁荣与和谐。

所以，我认为在深化改革、创新管理的大趋势中，我们需要以二十年前邓小平的雄才大略，实事求是地看到市场经济制度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有效制度，坚持改革开放，搁置关于“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议，解放思想，大胆迈出市场化改革的步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也在逐步形成。西方和境外的敌对势力及不友好组织，利用“公民社会”来达到他们的政治诉求和国家利益，我们同样可以用“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理论和公民组织来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利益。从理论上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催生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产生和发展，而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是真正实现有效法治的基础。

记者：再次感谢卢老师接受我刊的专访。希望我们能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继续加强创新社会管理的研究，也希望卢老师您关于公民社会与法治管理的理论，能在创新社会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