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法涉诉信访接待制度

涉法涉诉信访接待制度（通用7篇）

涉法涉诉信访接待制度 篇1

涉法涉诉信访制度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社会热点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问题之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浮出水面，人民权利义务观念的提高，维权意识的加强，人民群众诉诸于维护权利的方式多样化，作为其中之一的信访方式则为广大群众所认可和模仿，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如果信访方式没有得到很好认识和执行，那么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2013年6月7日的“厦门公交车爆炸”事件，2013年7月20日的北京“首都机场的爆炸”事件等等，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之为“一个人的恐怖主义”，在反思类似事件的同时，看到问题的本质在于这些弱势群体的维权方面意识的淡薄和极端。因此，解决好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对我国社会整体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一、涉法涉诉信访制度的内涵

（一）涉法涉诉信访制度的含义

信访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独有的一项制度，对此我国已经有了一些立法对其进行规制，立法对信访的定义为：“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

涉诉信访制度的概念最先是由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4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涉诉信访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该会议认为涉法涉诉信访是指法院已经审结的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或其亲属，通过来信、来访的方 式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或者在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的同时，又向其他国家机关去信、去访，其他国家机关接访后通过一定的方式促使人民法院作出处理的行为1。中央政法委 2005 年颁布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进一步指出：“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是指依法属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处理的信访案件。”2涉及人民法院处理的诉讼类信访案件为涉诉信访，其他机关处理的非诉讼类信访案件为涉法信访。

（二）涉法涉诉信访制度的功能 1.补充性的行政救济手段

信访制度作为一种常规行政救济程序和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程序，为通过行政方式来实现和解决公民权利救济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法律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能包涵社会生活的全部，同时由于法律存在落后性及不完善性，在法律所不能涉及的政策领域里信访制度的存在可以保持一定的救济能力。如果通过信访就能够实现权利救济，行政相对人就无需选择耗时耗力的法律程序，因而我们可以把信访看作是寻求法律救济之前的一种权衡。正是在法律范围所不及或不能发挥理想效果的地方，信访制度发挥了一种补充性的权利救济功能。归根结底，信访制度作为救济手段具有一定的补充性，相对于法律救济，信访救济只是一种辅助性的补充手段。

2.行政监督的有效途径

信访的监督功能是指公民通过信访活动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 12参见郭小冬：《判后答疑制度评析》，载于《法商研究》2007 年第 l 期，第 105 页。参见《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第 2 条。作人员的违法或失职行为进行控告、或者检举、揭发，从而实现监察和督促的功能。信访作为社会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信访制度，人民群众可以对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实行自发的、直接的、公开的、有效的民主监督。信访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有效监督机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实行信访监督，有助于听取群众的批评和意见，揭露官僚主义作风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进一步推进从严治国。

3.人民利益的表达渠道

表达自由是现代文明制度的基石，是现代宪政制度的基础，是一种最重要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利益表达机制严重滞后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信访制度通过来信来访使得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能够直接向政府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这种功能定位正是满足了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的迫切需求。

二、涉法涉诉信访制度的现状

涉法涉诉信访是近年来社会矛盾突出的体现，已经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有数据显示，当事人认为对抗法院裁判的有效的方式是：23%选择上访，30%选择申诉，24%选择找领导干部进行干预；当问及胜诉裁判未能执行，当事人会怎么办时，有 20%选择找 法院领导，向办案人员施加压力；有 15%选择找有关部门领导，向

3法院施加压力，有 16%选择上访。信访者对于涉法涉诉的案件很少相信法律赋予的解决方法，他们更相信“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理念，想通过信访的方式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从而解决其问题。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信访道路，多涉及社会热点及敏感问题，如冤假错案、征地补偿等。

信访者选择信访这种方式有其迫不得已的一面，但一旦选择信访的方式信访者往往不会就此罢休，都有很强的寻求解决问题的意愿，才会重复上访、集体上访，更有甚者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这些人群和其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会增长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1.涉法涉诉信访量激增，司法权威经受挑战

目前，信访系统受理的信访量中涉法涉诉信访类占到30%之多，这还不包括那些已经司法裁判，不属法院管辖的部分。4近年来由于社会发展产生的问题，涉诉信访的数量不断上升。涉法涉诉信访的增加，使得更多的人相信通过信访才能维护其合法权益，而正常的司法程序并不能维护其合法权益，这种观念直接导致了在现实社会中司法权威一落千丈，人们不再相信司法程序能够解决问题。涉访机关在解决信访问题时采取的违背司法程序的方式方法也让信访者确信司法程序是无效的，只有取得有关领导的重视，信访问题的解决才有希望，这一观念进一步加剧了司法权威的旁落。

3刘青峰、杨鹏：《司法裁判效力的实证分析（民事诉讼论坛第一卷）》，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年 9 月版，第 342 页

4赵威：《信访学》，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43 页 2.非正常涉法涉诉信访严重扰乱信访秩序

因为信访制度的盛行使得通过信访解决问题行之有效，有些人为了获取不法利益而采取信访的方式来浑水摸鱼，这样一方面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另一面也给正常的信访活动带来了秩序的混乱。从根本上来讲，这一混乱的原因为信访制度的设立的不健全，相关的配套措施并没有完善，一些人可以利用这些空子来谋取非法利益。为了给涉访单位施压，信访者越来越多的采取多人集体信访、多次重复信访以及越级信访甚至上京信访等方式。许多信访人采取有组织的信访与涉访单位进行博弈。这些集体访、越级访、重复访等现象影响较大，处理不好不仅会耽误公务人员办公，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而且处理不善极易形成政治问题。

信访者人员文化素养低，法律意识淡薄，面对问题时，往往不会诉诸法律来解决，信访的方式简单而有效往往成为首选。此外，这些人员往往社会财富不多，信访涉及的问题可能会关系到其生存利益，所以这些人往往具有解决问题的毅力和决心。

三、完善涉法涉诉信访制度的构想

信访制度对于我国整个社会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它既是政治问题，亦是法律问题，每一个信访案件都是一个矛盾点，累计起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而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其与法律的关系最为密切，涉及到立法的完善和相关制度的建设问题。实践中，在解决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时，存在诸多违背司法规律，对既有法律造成冲击的现象，这种解决方式无疑会产生许多问题，不能完全的化解矛盾，消除社会不稳定隐患。因此，我们需要直面目前涉法涉诉信访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研究解决之道，通过制度创新健全涉法涉诉信访机制，让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规范和完善涉法涉诉信访制度的关键，首先应建立健全制度化、规范化的法治治理模式，把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通过制度的功能吸纳案件，在制度中化解矛盾，隔断制度外的解决之路，从而使涉法涉诉信访在制度的可控范围内运行，真正达到社会的有序治理。其次，建立健全司法体制，提高司法在信访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司法是一个国家最为普遍的纠纷解决机制，它应当充当稳固社会的中流砥柱，保证绝大部分案件能够通过司法程序能够真正得到解决，释放社会积压的矛盾。而对于我国目前社会情况来说，信访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通过信访来保证公民申诉权的实现，保证权利救济的畅通，实现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一）革新涉法涉诉信访制度治理理念

当前，大多数国家都进行着法治化的社会治理，我国也承认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大作用，并将依法治国载人宪法。信访制度是我国特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但其在治理理念上存在着人治化的倾向，不利于我国社会矛盾的有效治理。因此，当前，加强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法治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分析我国的信访工作实际，它作为一种社会救济方式主要承载公民权利救济的功能，通过司法外途径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是对正常的司最后，规范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方式。信访接待人应改变传统人治型处理模式，培育法治意 义上的信访工作态度，在处理程序上，按照法律规定合理合法的处理矛盾，不能够以领导批示的方式处理信访案件，应将信访接待统一纳入法律规定的和本部门工作程序的要求之内中。既不一味的迁就信访人的无理要求，也不损害信访人的正常权利，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查。涉法涉诉信访人往往能最直接感受到执法办案人员的态度和行为，通过涉法涉诉信访，往往能够及时发现、处理和预防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等腐败问题。据统计，在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中，有八成左右是来自群众信访举报提供的线索。

5（二）重构司法信访体制

从权力的角度理解，司法公信力在于权力的主体，权力的运行包括结果应具有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它必然是一种能够引起普遍服从，又能引起普遍尊重的公共性力量，具有能够赢得社会公众信任和信赖的能力。从受众者角度理解，受众者表现出对司法权威感性上的信任程度和理性认知上的客观评价，对于审判权限，审判程序以及判决结果具有内在的信任力，甘愿将涉及自身利益的案件交由司法机关予以定夺，并理性的自愿承受判决结果，即使该判决与自身利益相悖。6总体而言，司法公信力是一种信任与被信任的关系，是在民众与司法机关的互动之中所彰显出来的公共性力量。从人治社会逐渐的向法治社会转变，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法律的至上性权威性应该得到绝对的保证。而要保证法律的权威，首要的目标则 5张宇、董鹏祥著：《信访工作理论与务实》，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第 87 页。郑成良、张英霞：《论司法公信力》，载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5页。6 是要树立起司法权威，在司法无法守护法律的底线，不能成为公众利益的最后维护者的情况下，司法权威则无从谈起。同时一个具有权威的司法必然是具有公信力的司法，因此，提高司法公信力应当作为我国社会权利救济的重要着力点，必须予以重视和保障。

涉法涉诉信访在制度安排上，应体现为配合正常的司法途径，是对司法审判的合理补充。从目前来看，在一些案件中当事人对司法判决的不信任，公众对司法腐败的深恶痛绝，对司法不公的痛心疾首，使得我国司法公信力不足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原因有司法主体本身的问题，也有民众思想意识的因素；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也有外在因素的困扰。因此，必须从宏观上着眼，既要逐步培育民众的法治意识，又要规范司法职业者本身的行为；既要从司法体制内部去设法完善，又要理顺外部关系，排除外界干扰。只有综合全面的着手，才能重建公众对于我国司法的信赖。司法公信力的提高，在于维护正常的纠纷解决机制，使得大量矛盾能在司法程序中消化。这样一来，有利于转变公民信访不信法的观念，减少涉法涉诉信访的激增。另外，司法体制建设方面，应建立起法院、检察院统一协调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体制，承担起涉法涉诉信访的重任。对于检察院来说，应在其内部设立涉法涉诉信访受理部门，通过专门的机关来处理属于检察院工作范围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职能安排上，首先应负责受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把原来属于各党政机关、人大及其他部门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交由检察院受理，通过分析事实，讲解法律，相互协调，并最终做出决定。如果信访人不服调解结果的，可向上级检察机关提起信 访。其次，通过分析案情，认为属于判决错误应当提起再审的，应当向法院提起再审，通过法院启动再审程序，来处理该类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加大对人民法院对信访案件的工作力度。通过法院体制改革, 是我国司法改革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7最后，监督执行工作。检察院负责其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执行工作，属于判决得不到执行的案件，应加强执行工作，发现违法情况，应及时纠正。在工作程序上，应本着最便利信访人的方式进行，切实维护信访人的正当权利，降低信访人寻求救济的成本。

涉法涉诉信访制度是我国当前社会整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通过历史角度来看，信访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在我国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在社会大众中具有一定的基础。但是，目前我国涉法涉诉信访制度的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包括认知、适用、执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偏差，使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没有发挥其所应具备的作用，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影响社会整体进步的因素的存在。因此加大力度解决好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对我国社会整体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涉法涉诉信访接待制度 篇2

一、加强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改革, 维护法律权威和司法公正

目前, 政法机关在处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时没有建立完善的信访工作机制, 相关的信访司法救助体系不完善, 一些政法机关在办理群众提交的信访案件时存在一定的随意性, 对于信访案件的处理缺乏系统性、规范性, 对于某些信访案件问题的研究不深, 造成政法机关在处理信访案件过程中缺乏法治化, 使得政法机关对信访案件的处理结果执行力和约束力不高, 因而, 政法机关应该完善信访工作机制, 加强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改革, 实行诉讼与涉法涉诉信访分离制度, 将涉及到民事、刑事、行政等诉讼权利救济方面的信访案件从一般的信访体制中分离出来, 专门由法院、检察机关等政法机关依法处理, 同时建立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导入司法程序机制, 对信访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各级政法机关应该严格审核、全面审查信访人信访案件情况、信访要求的合法性、真实性, 符合法律规定的应该将信访案件导入司法程序, 而经审核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需要及时对信访人及其家属做出说明与解释。

二、加强方法创新, 完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协调解决机制

一些政法机关在处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时采用的处理方法较为简单, 缺乏信访工作方法的创新, 一些司法机关没有重视当事人的上访, 采取漠视、置之不理与拖延等不作为, 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信访权利和合法权益, 另外, 在处理涉法涉诉案件的实际工作中仍然采用行政信访工作方法, 没有认真区别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和一般行政信访案件, 普遍存在权钱交易、徇私舞弊现象, 无视法治权威和司法公正, 通过花钱停访息讼, 再加上一些司法机关或者个人对于司法活动的过度干预, 使得案件受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维护和保障, 经常存在缠访闹访、反复上访等不良现象, 影响法律权威和司法公正, 因而, 为了提高政法机关信访工作效率, 建立和健全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协调解决机制, 维护司法公正和法治权威, 需要政法机关转变信访工作理念, 增强对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重视程度, 听取社会弱势群体的心声, 将严格执法和法律服务有机结合起来, 明确告知案件当事人上访的时间、诉讼阶段的执法风险等情况, 进而可以规范后期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 另外, 政法机关信访案件所管辖的部门应该及时、有效解决涉法涉诉信访案件, 处理信访案件的工作人员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 结合来访人反应的情况, 经过认真调查和核实, 有效避免无理缠访闹访现象的发生, 作为信访案件的管辖部门, 应该定期分析和汇报每年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情况, 尤其要详细分析和总结无理缠访闹访现象出现的原因、存在问题、解决途径和完善策略, 从而便于政法机关相关部门顺利开展信访工作, 利于案件办理人员和信访工作负责人及时发现执法过程中的不足和问题, 正确化解涉法涉诉信访中的矛盾, 规范司法实践活动, 从而维护政法机关对涉法涉诉信访的法治权威和司法公正。

三、建立落实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完善司法救助体系

首先, 把司法程序用尽原则始终贯穿于整个信访案件处理过程中, 通过受案单位与信访人的公开陈述、出示证据、公开质证、公开评议与公开答复等公开听证方式而形成听证结论, 然后可以由省级以上的政法机关进行审核和对信访案件作出最终的决定, 除非新的证据和事实可以推翻终结决定, 政法机关应当对信访案件作出终局裁决, 从而可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司法公正, 且需要利用信访网络平台、媒体等公示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 自觉接受群众、权力机关和社会媒体的监督, 而对于无理缠访闹访、非法上访的信访人, 政法机关应该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矫正, 也可以联合上访人的家属、工作所在单位、基层组织和社会团体, 共同实现停访息讼, 对于因无理缠访闹访等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具有很大社会影响的, 政法机关应该追究该信访人的法律责任。其次, 为了防止政法机关滥用信访案件终结制度, 有效解决个案, 切实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 需要政法机关完善司法救助体系, 加大对信访人的保护力度, 一方面, 各级政法机关信访案件受理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应该统筹解决信访人实际的困难, 对于因执法而造成信访人经济损失的, 依照国家赔偿法标准进行赔偿, 尤其再无财产可供执行时, 需要政法机关对受害一方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另一方面, 在政府机关用尽司法程序、提供司法救助之后, 信访群众仍然存在困难和问题时, 就需要充分发挥政府救济、社会团体救济的救助力量, 切实维护和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和基本生活需求, 从而便于顺利开展和信访工作。

涉法涉诉信访对司法公正之探讨 篇3

關键词 涉法涉诉信访 现状 司法独立 司法权威

近年信访持续升温，形成一股洪大的信访浪潮，尤其是一种新型的涉法涉诉信访大量增多。信访制度虽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救济手段，但在新形势下，也凸显出诸多问题。涉法涉诉信访不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救济途径，从整个社会历史进程中来看，正确的选择是顺应和谐社会民主法治的进程，树立司法权威，强化司法的功能，逐步消解涉法涉诉信访的救济职能。

一、涉法涉诉信访的现状

（一）涉法涉诉信访的含义

根据我国《信访条例》的规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

（二）涉法涉诉信访的现状

首先，涉法涉诉信访总量呈上升趋势。在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市场竞争的激烈性，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而人们会寻求不同的解决手段。当当事人的诉求不能得到满足时，必然会寻求其他的解决方法，这使涉法涉诉信访数量不断上升。

其次，涉法涉诉信访的主体走向多元化，涉及面较广。从主体上看，不仅有工人、农民等传统习惯上的信访群体，而且也有城市拆迁户，私营外商企业主等带有时代特色的信访群体；上访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触及的层面不断加深，既有邻里争端、家庭矛盾，也有社会管理、经济利益、公共职能、体制改革，还有相互交织的复合性矛盾。

再次，涉法涉诉信访中集体上访、群体上访显著增多，化解愈来愈难。现阶段上访人群中的集体上访与群体上访不断上升，要求越来越高，化解难度越来越大，接待人员稍有不慎，上访者就会在政府机关、法院门前大吵大闹，甚至寻死觅活。这严重扰乱了社会的秩序，妨碍了工作的正常进行，阻碍了社会的法治建设。

最后，涉法涉诉信访中重复上访和越级上访增多，上访的对抗性增强。在涉法涉诉案件中，大多经过了漫长的司法程序，才会有结果，为此当事人多年来四处上访，就同一问题重复多次上访，上访人员只相信自己的道理，不信任办案机关、办案人员，这会使问题更尖锐、更复杂，导致问题越积越深，处理难度越来越大。但时隔不久，仍会重复上访，甚至越级上访直至赴京上访。

二、涉法涉诉信访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一）涉法涉诉信访冲击了司法独立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信访被视为一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和不和谐因素。在维护稳定的政治任务面前，司法权的独立性难免会受到影响。 维护稳定的政治任务就不可避免的落在了每个案件的承办法官肩上。为了防范涉法涉诉信访达到维护政治稳定的任务，法律不再是法官审判和审执工作中所要考虑的唯一的、有时甚至也不是首要的因素，维护稳定的政治任务，以及对案件审执中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追求，左右着法官的思维，有时甚至取代了法官的法律思维，这必然会冲击司法的独立。

（二）涉法涉诉信访消解了司法权威

司法权威是法治权威即法律至上理念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和延伸。司法权威要靠三个要素来保证。其一，体制要素，即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其二，制度要素，即符合正当法律程序要求的法律适用程序。其三，人的要素，即具有高水平的职业素质和法律素养的法官队伍。涉法涉诉信访消解了司法权威赖以树立的要素保证。面对涉法涉诉信访，“法官无上司”的谚语不再有效，法官不仅有上司，而且有很多有形的和无形的上司。这些上司不仅能影响、左右法院判决，有时甚至能改变法院判决。当事人也不再相信司法手段就是解决争议的终局性手段，他们会在诉讼期间同时不断上访，有时甚至放弃正常的诉讼手段而只寻求上访救济，这就严重的消解了司法的权威。

总之，涉法涉诉信访是信访的一部分，信访有信访有所要解决的问题，涉法涉诉信访也不例外。司法有司法所要解决的问题，行政与司法都应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恪尽职守而不应该逾越自己的界限干涉或接手其他机关所管辖的事。尤其是司法权的专有性和独立性更应该杜绝行政机关插手司法机关的事。若在这一层面上发生了混乱，必然会影响司法的公正与独立。司法机关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权威性和独立性，让人们相信司法、信仰司法，只有这样，涉法涉诉信访才能得到减少直至杜绝，才能永葆司法公正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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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鹏祥.涉法涉诉问题探究[J].哲学社会科学，201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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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司法公正. http： // baike. Baidu. com/ view/ 1998136. htm#2.

[5]陈凤贵，翟云飞.涉法信访与司法公正[J].公共管理，2008，10.

涉法涉诉信访解决机制探析 篇4

奇台县法院职卫国

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有利益诉求时，需要寻求解决和表达渠道。维权、利益诉求的解决和表达方式，应排除私力救济和表达，因为它可能演化成暴力；应大力提倡公力救济的解决和表达方式。我国的公力救济方式最基本的是两种：一是通过信访，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请求政府落实政策或平衡执行政策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损害和损失；二是诉讼裁决争端，并借助国家强制力实现被侵害权益的补偿。

两种方式并行不悖，但效力上，法律裁决高于行政解决，行政方式解决不了或不服行政解决，利益诉求人和权力维护请求人可以选择法律方式解决。显然，法律解决利益诉求是最终的解决方式，也是最高的解决方式。然而，现行信访处理机制，并没有将法律手段作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利益诉求的最终手段，动用法律手段的利益争端双方不服法律裁决，也加入到信访行列，转而向各级政府请求解决利益诉求，形成涉法涉诉上访。

笔者就基层法院信访现状进行分析，思考从全新角度解决涉法涉诉上访问题，以求共同探讨。

现行涉诉信访处理机制评价

不服法律裁决的上访和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的上访统为信访，并都以信访规定的处置方式进行处理，所以现行涉法涉诉信访的处置方式基本套用信访处置方式，大至为三种类型：一是批示申诉复查，对“确有问题”个案纠错；

对个案判决不服或执行不到位上访到信访行政接待部门，接待单位或领导批示法院主动对已判决生效的案件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启动再审程序，重新审理案件。允许“有问题”的历史老案进入再审程序，确实纠正了一些“错案”，平息了一些上访。但这种方式产生的负面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有三大弊端：其

一、个案“确有问题”的判断权主体归属存在问题。根据三大诉讼程序法规定，认为或发现裁判确有错误主体是当事人本人、法院院长（包括上级法院院长）和检察机关，凭有关单位或领导的批示进入再审，显然违背了诉讼法规定；其

二、违反再审申诉时效规定，当事人不服判决，法律设置了救济程序，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上诉，进入上诉审，判决已经生效后不服，如有新的证据，在二年内可以直接申请再审，或向法院院长反映，院长认为判决确有错误启动再审，或由当事人向检察机关反映，检察机关抗诉进入再审，别无他途，而沿用信访条例设置的方式，由信访接待部门或领导建议复查进入再审，是在法律规定之外设置的新渠道，从法理上讲，法律效力显然要高于条例效力。其

三、不尊重个案审判时的政治、人文、历史环境，从实事上看，受法官的专业水平、职业道德操守、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区别、当事人诉讼能力和技巧等等因素的制约，不排除个案审判不有错误，除此外，个案审判还受当时政策、历史、人文环境的制约，法律、政策人文环境是不断变化的，用现行的法律、政策和执行法律政策的水平审视过去的审判并改变过去的审判无疑是存在问题的。比如，过去偷粮票也构成盗取罪，现在认为当时判决错误而改判，意味着现在偷汽车犯罪，今后因为汽车是普通交通工具而要改判！对历史老案批示进入再审，有“错”即敢，显然严重地损害法律的既判力，个案“公平”可能得到维护，法制环境和执法理念却严重被破坏。其四是复查没有次数界定，重复复查，多头复查，没有终结和终局性，没有级别规定，只要就个案判决不服上访，不论一审生效的，还是二审终审了的，还是再审甚至再次审又进行了上诉审的，法律设置的救济渠道都走上了，上访县级、市里、省级、中央级等领导机关都可以批示复查，进入再审，浪费审判资源不说，法律裁判的终性严重破坏，法律权威严重受损，社会纠纷的解决，法律都不能做出了结，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平息纠纷。这是现行信访解决机制设置上最大的隐患，法制环境的破坏，意味着国家管理会走向无规范状态。

二是案外补偿，情感上满足上访人的诉求；

中央对上访处置要求是硬性的，“事要解决，人要回去”，进省、进京上访信访案实行排名通报，有的甚至影响到一方官员前途，所以，地方不惜一切代价，花钱买息访。对纠缠不清的上访人要么满足其要求补偿现金，要么给其寻找工作岗位，稳定其心，要么追究本来没有错误的案件承办人，平衡上访人的不满。

任何人在社会生活中都会遇到不幸，在经济交往中会因预算失误而遭受损失，因此，对经过法律设置的严格程序审判生效的案件上访，既不能归入信访案件，更不能用信访方式处置，因为法律是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后最终途径，不承认这一点，何谈依法治国！其实信访上的问题，除行政协调解决外，最终还应归入法律解决渠道，不是相反，通过审判的个案上访归入信访解决，准确地讲，通过法院审判的案件没有信访。

寻求法律保护是用公权力挽回和减少损失，法律保护并不是确保其不受损失，承担的风险不能因起诉而转嫁到法院或政府仍然应该是行为人自己要承担的风险，基于此，政府补偿和救济，只能限于当事人不能预知的风险，比如天灾，应当预知而没有预算的风险，不能进入政府救济和补偿范围，如果是因为诉讼引起的损失，赔偿责任就应追究到案件承办人。正因为只要上访，特别是顽强地上访，就不分上访者的实际情况政府给以的补偿，在上访获利和生产经营收益的博弈中，上访获利的直接性和有效性，促使大批人走上访之路，形成全国性的信访危机。

三是看守稳控，阻止进京上访；

等待复查、补偿结论期间，上访人会继续增加对承办单位的压力，个别上访人对复查或初创不满意，继续上访，对这类上访对象一般是要求当地实行稳控看守，终止或劝止其上访。从各地稳控的情况看，采取守的方式是困难的，特别是涉法上访对象的稳控还不像没有通过司法救济渠道的上访事件的当事人，这类上访对象是由上访人单位或地方政府负责稳控，行政权力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上级领导对下级领导个人升迁的可调控制性迫使上访者单位、地方政府尽全力稳控。涉法上访对象则不同，法院没有就地稳态控的条件和力量，只能委托上访者单位或地方政府稳控，由于法院和地方政府或部门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委托是松散性的，单位或地方政府接受法院委托的责任就是接受麻烦，在利益获取和分配不公的现状下，地方政府或部门本来麻烦就多，稳控还要付出不少的人力和物力，地方政府或单位部门没有对涉法上访人员的稳控的积极性。

从现实的对涉法人员的稳控情况来看，大体稳采取这样几种方式：一是守。在一定的敏感时期，派干部或居委干部守。守，有个度的界定，守紧了，涉嫌限制人生自由，守松了，现代交通发达，上访人想走可走。二是劝。派涉法上访人关系好的干部对上访对象包干负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个人感情请求上访人在其包干期内不上访，避免受到行政处罚。三是关。在敏感时期，为防止上访，影响地方稳定政绩，个别地方干脆借用公安力量，找一个治安借口，对上访人实施拘留，敏感期过，再解除拘留，发生行政乱作为，侵害上访人权益，导致新上访诉求。四是拦。发现有进省进京上访人员，地方政府派员到车站拦截，强行带回住所地。为了取得拦截效果，地方分别在市、省、京设立常驻机构，安排常驻人员，快速反应分段拦截。稳控方式最大的 是工作成本高，使本来紧张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强行稳控侵犯人权。

涉法涉诉上访行为心理动机探微

用法律武器解决纷争，实现利益诉求和维护权益是行为人的理性选择，但为什么理性选择即诉讼之后还要非理性选择即转而向政府上访表达利益诉求？ 结论是和上访人利益预期、心理动机、认知水平和对法院执法怀疑等因素有关。

利益预期诱因 第一、上访成本与上访获利预期比对，上访成本投入少，获利预期大。人的所有行为可推定为理性的，具有趋利性特征，从经济效益视角看，选择上访途径是

因为上访成本一般低于其他途径，而利益或目的的实现程度要高于其它途径。

一般来讲，上访人上访成本包括以下三种成本：显性成本 显性成本是直接成本，是上访过程中发生的、可以比较明确地用数量来表示的各类费用。一般包括上访过程中的日常生活需要，衣食住行等花费、印制或找人代写上访材料的费用等。隐性成本 隐性成本是上访过程中发生的、与上访行为直接相关的、无法用明确数量来表示的各项成本。比如上访人及其家庭承受的心理压力、对孩子心理造成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导致的对整个家庭的后续影响。这些成本一般是无法用数字来计量的。机会成本 这种成本是指由于上访人产生上访行为而导致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所带来的损失。一般包括上访期间所耽误的生产以及其他可能的收入，如庄稼的收成、企业生产经营利润、打工收入等等。

直接成本投入上访人有自行操控性，比如车费，上访人可以采用搭便车，甚至逃票减少费用；食宿费用，上访人是些过惯了贫困生活的底层民众，没有奢求，可以自带干粮，可以边上访边拾荒补充费用，可以寄住亲戚家，还可以住桥洞露宿街头，上访的显性成本显然很低。至于隐性和机会成本，对上访人来说，可以忽略了不计。在农村，由于受文化素质的制约，上访人根本不能顾及到这些影响，其实，上访是整个家庭、家族或邻里的一致行为，如果在这一影响的圈子里有清白人，倒不至于出现上访，即使有上访行为，也会是短暂的，不会缠访外地，因此，隐性成本对落后地方的上访人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涉法上访中，呈“两多两少”特征，即发达地区人少，老少边穷地区人多；年青人少、老年人女同志多，他们一不是生产主要劳动力，不影响庄稼收成，二也不是生意人，不能从生意中获得利益，三不是经济发达地区，除了从事生产具有少量利益预期外几乎没有其他机会利益，正是隐性成本和机会成本投入少的反映。

和上访利益失去相比，上访获得的效益明显：一是诉求甚至是不诉求可能获得尽快满足。通过上访寻找上级机关和领导对下级机关或直接责任领导的批示和督办，行政权力的巨大制约作用，使得下级为了免受责任追究，违背历史事实和当时政策，花钱息事宁人地满足上访人的一切要求；二是上访能取得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特别是上级政府和各种媒体的支持，这种支持可能是对侵害行为的施动者产生某种压力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三是通过上访接触更多的人和事，丰富了社会资源，了解了有关机关的办事程序，通过上访积累经验和相关知识，成为地方其他人今后办事的向导，从无名无望可能变成地方名人，由此还有可能获得一定政治资本，成为地方权力拥有者。

第二、诉讼程序解决与非程序解决博弈，非程序具有经济性特点。法律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后一道屏障，并且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选择法律途径维护和保护权益从理论上讲是理性选择。但法律途径解决有天然缺陷，即程序性强、限制条件多。比如法律解决纠纷，要得出最后结论短则３个月（简易程序且判决不上诉），长则一年甚至两年，要执行兑现有时时间拖得更长；要想胜诉，对纠纷对错要举证证明，执行则要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等，维护和保护权益有诸多的不确定性，当事人还要选择法律途径，原因恐怕仅仅是法律途径尚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多一种选择方式。在程序之外另行选择非程序性解决，即上访寻求行政权力解决，主要是行政解决方式的便捷性和实用性特点决定的。我国是个有崇尚行政权力文化传统的国家，行政权力解决问题往往是领导一个表态，一个批示即可完成，这是行政上下级权力运行体制决定的，下级领导（具体解决纠纷的）职位的保留和升迁，决定权是上级组织和领导，领导个人意愿甚至大于组织，即使是人大选举任命的官员，提名权仍在组织或领导。因为法院人事、财政地方化特征，执法行为受地方政府拘束性很大。行政救济方式直接性和对法律救济方式的制约性特点，进人法院审判程序的案件，无论是刑事还是民商事、行政案件，尽管审判机关是运用法律、法规对双方或多方利益诉求的居中裁判，只要对不利于已方的裁判，不满人自然向行政权力靠拢，寻求上级对下级权力控制来解决利益诉求，于是对个案审判的不接受或尽管内心知道审判合理但心理不平衡时选择上访途径，涉法涉诉信

访由此形成，信访在下级解决不了，就上访更上级，大量经过审判裁决的案件归到信访行列，信访形成社会性危机。

认知差异诱因,当事人信访不信法，有其认知上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规定与道德认知差异，造成对法律判决的不理解。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是道德的最高表现形式，具有强制性，要求人们强制地遵从其规范，而道德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之中，具有自为、自律性特点。对规范和规则的认同，是人们遵从的内心动因，法律带有强制认同特征，即不认同也要遵守，道德则带有自觉认同特征，是历史、文化和风俗积淀的结果，在法律不为人充分认识或充分信仰的时候，认识问题往往从道德层面上考虑，接受道德规范。比如，在农村，伤害案件的处理在法律上和道德认识存在差异，民众认同的是道德遵从：法律处理上，是以伤害结果为判断起点，考虑起因诱因而划分过程中责任，道德认识上，是从起因为起点，平衡伤害结果，民众认为，谁引起纠纷谁就对伤害结果负责，出现伤害结果是对起因过错的正当防卫。由此，如果引起纠纷的起因方受到伤害，法院支持起因方要求报复方承担伤害后果的话，必然遭到报复放到不满，判决也同时不被当地民众接受。二是法律规定与实际认知差异，造成对法律判决的不认同。在农村，矛盾纠纷起诉到法院，都是些在个人私力范围内因为承担责任的能力问题解决不了的纠纷，由此，案件到了法院审判结案，因为经济落后，当事人偿付能力差强制执行也不能到位。另外，农村普遍不接受法院对伤害案件的实体判决，因为法律规定与农村风俗和实际情况存在差距，比如损失赔偿，法律规定人身伤害应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等等，医疗费尽管存在人为虚高现象，当事人尚能接受，因为与之相对的另一方并未获得实际利益，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三项是加害不能接受的，原因是有些被害人在家里根本不从事劳动，即使从事生产劳动也不会有当地年统计数字上的平均收入，而法院判决却是严格依据统计数字确定的标准，“三费”判决就不为案件当事人一方接受，民众也不认同打官司赚收入的做法，所以案件即使判决了，兑现也难，案结事不了，上访更不可避免。

对执法怀疑诱因,首先是对执法者不公不廉的合理怀疑。从我国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的组成上看，民众对法官没有信服感。法官是凭借高尚职业品质、渊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人生阅历评判是非的职业，然而，中国特别是基层的法官，是由以下几种人员构成的：军人转业分配、教师改行、行政干部转行或直接调动到法院担任领导职务、社会招考和院校分配，除法律院校分配的外（法律院校分配到基层法院的比例极少），这些人员本身文化水平不高，法律专业知识全凭边干边学，学一点用一点，需用一点学一点，既没有系统性，过不能确切理解立法原理和法条意义，专业水平远不如律师，甚至社会的其他法律爱好者，因此，其执法行为不为民众信服。

从少数法官行为不检点的事实表现上看，民众对法官没有信任感。个别法官的职业操守和素养不高，为贪图小利，接受请吃送礼，在自己的朋友或亲属面临官司时，袒护或公然为其说情，丧失法律原则，特别是省级、市级法官院长的贪污受贿落马的曝光，民众对法官信任的防线彻底崩溃。其次是法律判决执行不到位。执行难本来不应该难，因为有国家强制力作保证，然而法律的执行却成为法院乃至社会性的难题，一直困扰着法院并殃及党委和政府，此僵局形成原因：被执行人履行没有能力，在社会上有势力的一般不会形成诉讼，在私力范围内协商解决了，形成诉讼的就是无能力承担法律责任或自认有其他保护不愿意承担法律义务的；“法律白条”的宣传误导了民众，民众形成打了官司社会风险就全部转嫁到法院的错误认识，没有形成打官司法只是利用公权力救济，减少风险，不能弥补风险；诉讼当事人诉讼投入成本过高，有投入就应该有回报；当事人人承担社会风险能力差，一个官司不能的后果是倾家荡产。民众打了官司，胜诉了却不能执行到位，选择上访势在必然。涉法涉诉上访解决方法的回归

信访已成为中国的严重社会问题，涉法上访案的解决方式也套用信访事件的方式解决，从结果上说，一个具有行政法规性质的国务院信访条例把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也框入了进来，混乱局面由此无法收拾，使众多的已经通过法律裁决了的矛盾纠纷也归入到了信访队伍行列，大量审判生效了的案件当事人滞留首都，法律在此显得无能为力。解决信访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梳理概念，现阶段的基本认识是，凡到上级部门反映诉求的行为都称为信访，概念上有混淆，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的界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采用前款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称信访人。诉求是要求行政部门依据政策解决的上访，应称为信访事件，通过法律裁判不服的上访，应称为信访案件，其次是区分解决方式的性质。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有两种途径，行政解决方式和法律解决方式，行政解决方式最终应服从法律解决方式，即在行政方式不能解决矛盾纠纷时，法律是最终的解决方式。现阶段由于通过了法律裁决的案件仍然可以成为信访事件并纳入信访事件的解决渠道，信访事件和信访案件在解决方法的混同和错位，信访不仅成为社会问题，而且没有更好方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原因在于社会矛盾没有了最终解决的，能作为终局性的解决渠道。

职能回归，法律应具有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最高效力，法律的裁决应具有终局性，在程序合法，执法者职业行为没有合理怀疑的疑点，个案即使实体上似乎有不公平之嫌，也应视为法律上的公平。在这种理念下，涉法信访的处置就要有别于没有经过法律设置的严格程序审判的其他信访事件的处置方式，其一就审判案件的不服或执行诉求的上访，管理责任部门应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应是政府所设的信访部门。人大处理诉讼案件的上访处置原则应该是查“人”不查“案”：对案件审判程序和实体裁决不服，应按法律设置的程序救济——通过上诉或申诉解决。对具有了终局性的案件实体判决，要坚决维护其既判力，不能随意进行审查和评判，即使是案件确实有错误并实质性侵害当事人权益的，个案也不能纠错，在维护个案既判力的同时，人大启动听证程序，确定错误性质和错误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督促进行国家赔偿，国家再向造成错误的具有主观恶性错误的承办人追偿，所以人大查“人”不查“案”；人大选举产生法院及法院工作人员，任免权和罢免权法定是人大的职权，对办案人的不服（因为职业品行的怀疑），人大启动调查权、和罢免权，对违法办案的办案人进行责任追究。对于上访反映执行不到位的上访案件，人大启动工作监督权，督促执行或追究不作为行为的责任，所以人大查“不作为”，不查“作为”。如属于不可预见的风险而导致诉讼并因执行不能到位引起生产、生活困难的上访案件，转入政府救助渠道支助和生活困难。职责回归，国家从其性质和职能上看既具有管理性又具有专政性，从管理性上看，民众的合理诉求国家应尽一切可能予以解或满足，对正常的信访，根据上访人申请救济的渠道选择，可以运用行政救济方式解决，在行政方式不能解决的时候，诉求的解决应纳入法律裁判的范畴，运用国家强制力确定诉求的合理性宝实现合理诉求，通过法律裁决确定了诉求后，当事人仍然提出不合理诉求，甚至用非常规手段实现诉求，国家就应运用专政职能予以打击，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在处理信访事件和案件时，基于防范矛盾的激烈化，国家基本放弃了专职能，一味迁就上访人，对信访事件，运用行政权力强力满足上访人无理的不合理的诉求，导致越闹得级别高的越获利，对信访案件的处理，也运用行政权力强力启动不应该随意启动的法律程序，无休止地复查再审，损害个案法律的既判力，或对信访事件、信访案件不论政策有无规定，不论原处理对与错，运用行政权力强力进行救济满足，使之上访人上访队伍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诉求越来越不合理。对非正常的上访，符合治安拘留的要拘留，符合劳动教养的要教养，要运用法律强制手段予以打击，保护和打击永远是国家职能的双刃剑。抑制信访不当利益取得。直接成本不可操控，隐性和机会成本可操控性，新闻发布，公布真相。

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理性思考 篇5

摘要:涉法涉诉信访属于法律主导型信访,其内容大多与法律有关,或者是通过法律途径可以解决。当前涉法涉诉信访数量激增,面临困境,解决信访制度自身存在的悖论并对其进行合理的改革是发挥其社会功能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涉法涉诉信访;社会功能;解决路径

涉法涉诉信访的大量涌现是近年来的社会热点问题,也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现象。目前,对于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研究,绝大部分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存在原因及对策,但是对于涉法涉诉信访存在的合理性很少提及,甚至认为涉法涉诉信访的存在是对法制社会的挑战,而忽略了信访制度的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另外,在解决当前涉法涉诉信访的困境时,更多从信访接待制度上找原因,而忽略了执法者社会道德缺失的深层次原因和信访制度本身存在的悖论。本文从涉法涉诉信访的现状入手,探析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对涉法涉诉信访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以理性思考,以期找到当前涉法涉诉问题的解决路径。

一、当前涉法涉诉信访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中,积极推进行政和司法的改革。国家出台了大量的法律,“依法治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观念也逐步深入人心。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逐步增强,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近年来我国的诉讼率逐年攀升。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社会矛盾,一方面说明当前我国的法制进程正在逐步推进,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借助于法律手段来维权。但是伴随着诉讼率的上升,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也持续增多。近年来信访案件居高不下,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信访高潮,甚至影响到了地方的社会稳定。纵观当前的信访形势,可发现其存在如下特点。

(一)涉法涉诉信访数量逐年增多

近年来,涉法涉诉信访呈上升趋势,2003年甚至出现了信访洪峰。对于当前涉法涉诉信访的状况,我们可以参考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据。例如,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年共处理群众来访信件147499件(人)次,其中涉诉信访19659件(人)次。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处理群众来访信件3995244件(人)次,其中涉诉信访435547件(人)次。涉法涉诉信访在信访总量中的比重不断攀升。另外,涉法涉诉信访主体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有因不服刑事判决的被告人及其家属或对判决结果不满意的被害人及其家属,有因民事案件未得到及时处理或处理不公的案件当事人,也有相当一大批是因为案件判决后执行不到位的当事人。信访内容也涉及征地拆迁,拖欠工程款、土地承包、企业改制等方方面面。

(二)集体访、越级访、重复访等情况严重

通过对涉法涉诉信访的调查,在所有涉诉信访的人中,只有48.9%的人是逐级信访的,这也意味着有一半以上是越级信访的。而且其中上访不止一次的占信访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三次以上的居然有62.5%,可见重复上访的现象有多严重。重复上访中,上访老户比较多,有些上访户无固定工作,把上访作为自己生活的主要内容,甚至是精神寄托。集体上访也存在相当数量。集体上访者往往是同乡村民或者是同厂职工,他们因为共同利益受损,从分散走向联合,形成集体上访的局面。而一些地方机关对于上访问题久拖不决,或者是互相推诿,使上访者失去耐心,越级上访就是其必然的选择了。由于对正常信访处理的不及时,无故拖延、久拖不决,甚至给上访者造成这样的认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既然合法逐级上访解决问题很难,于是大量的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重复上访、闹访现象的出现就不难理解了。

(三)涉法涉诉信访中弱势群体占突出地位

涉法涉诉信访中,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所占比重较高。这些人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方式不适应,包括对一些法律的了解很少,比如民事诉讼时效、证据规则、缺乏证据意识和诉讼风险意识等。有时,因为案件的审理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有情绪,不理解,如果执法人员态度粗暴,缺乏耐心解释,就会上访。

涉法涉诉信访人员反映的问题大多集中在裁判不公、执行不到位和申诉案件久拖不决等。在这些信访问题中,不排除那些无理取闹的上访户,但大多数的上访确实是有问题亟待解决的。正如有学者所说:“在群众上访中,80%以上的要求都是合理合法的,80%以上的要求根据现行法律政策都是应当而且可以解决的,80%以上的上访都是有关部门及其干部的违法违纪或者作风粗暴等不良行为造成的。”

二、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存在的深层原因

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背后必定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当前,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如此突出,仅仅归结于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上访人员的观念,恐怕只是一个表象,其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值得我们探究。

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深化阶段。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使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都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我们这个社会是由13亿人口组成的,其中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文化和教育的差距,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在转型期的过渡阶段,充满不同群体利益的调整、冲撞,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当种种社会矛盾涌向司法机关时,司法机关却很难交出令群众满意的答卷。究其原因,本人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司法公信力下降是当前涉法涉诉信访量激增的直接原因

公信力是权威的基础,没有公信力的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无论多么科学和完美都很难给社会带来稳定。司法公信力的下降不仅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上容易引发抵触情绪,甚至导致一些正确的判决或处理决定也会引起对此判决或决定不满意的群众的无端非议。司法公信力的下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司法权威尚未完全确立和司法机关服务功能的缺失。

司法权威尚未完全确立

在我国,依法治国是党和国家的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这就必然要求确立法律在社会当中的权威地位。而法律的权威地位是依靠社会成员对其认同和无条件遵守来实现的。法律的遵守一方面要靠国家强制力,另一方面要靠人们的自觉遵守,而后者更需要以树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为前提。“如果大多数公民都确信权威的合法性,法律就比较容易和有效地实施,而且为法律实施所需的人力和物力的耗费也将减少„„一般说来,如果合法性下降,即使可以用强制手段来迫使许多人服从,政府的作为也会受到妨碍。”树立人们对法律信仰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确立对司法的信仰,因为人们对法律信仰的形成是通过司法过程的实施逐步建立起来的。静止的法律条文通过司法过程变为鲜活的现实为人们直接认知,司法机关作为正义、公道的化身,彰显出法律的权威。因此民众认同司法的权威实际上就是认同法律的权威。如果司法不具有权威性,那法律就很难确立其权威地位。当前,我国的司法权威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尤司法不公和地方维护主义最为突出。

我国法院的管理体制是法院归地方管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只是指导监督关系,各级法院的人、才、物都归地方管辖,这就决定了法院在审判时很难不受地方领导的干扰。事实上,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地方利益,干预法院审判的现象并不鲜见。有些当地的企业和外地的企业之间存在利益纠纷,外地企业虽然持有证据,事实清楚,却很难胜诉,即使胜诉了也很难顺利执行,就是一张“法律白条”,这背后地方保护主义就起着巨大作用。

司法机关服务功能的缺失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家机关和全体公务员工作态度和行为作风的基本标准。但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行政机关的服务意识减退,“官本位”、“权本位”思想重新抬头。司法机关服务理念的缺失除了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外,在实践中,很多司法人员对于司法机关服务功能的认识还存在偏差。他们认为当前司法权威需要加强,如果在树立司法权威的过程中,亲民、便民易令司法丧失“使人敬畏的尊严”。诚然,国家法律必须保持一定的震慑力和权威性,但司法的权威性“并不是指法官应当具有高高在上、使人惧怕的威严的威慑力量,也不是指法院应当像封建衙门那样使人感到恐惧……也不应当使人民产生心理上的隔膜和畏惧,相反,而应当使人民感到亲切和心理上的认同”。司法的民主性是我们倡导现代司法服务理念的根基之一,司法只有具有民主性,才能真正体现司法的权威性。现代的司法在发挥基本功能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当事人人格的尊重,诉讼权益的保护,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而由此观念指导的司法服务,亲民、便民只是其基本手段,其最终目的是要充分实现涉讼公民的基本权益。因此,在现代司法工作中,要体现尊重人、帮助人、关怀人这样一种人文关怀精神。然而,在培育司法服务理念、倡导司法民主的同时,要避免“司法应与民众打成一片”的观念偏差。司法服务并非“与一般民众打成一片”,陷入“人情案”、“关系案”中难以自拔。尤其是与当事人打成一片,对司法公正是一种灾难。对司法机关服务功能的正确理解,是加强司法服务功能的前提。而司法服务功能的缺失也是造成当前涉法涉诉信访量不断攀升的原因之一。

(二)法院对案件的错判与执行难是当前涉法涉诉信访量激增的现实原因

从目前的信访情况来看,涉法涉诉信访占到相当大的比重。尽管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但从法院和检察院最近十余年的信访量基本可以看出涉法涉诉信访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尤其是法院的信访量要远远大于检察机关。这一方面是由于法院的审判职能往往会触及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法院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是导致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激增的现实原因。

据笔者调查,法院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中80%以上的确存在问题。在证据采信、审判程序、适用法律、自由裁量等方面的不公正,导致案件审理结果出现偏差,造成当事人不满,引起上访。其中,司法人员的腐败是出现错判现象的主要原因。司法腐败已经给我国司法系统造成了很大危害,直接影响了法院的权威与公信力,需要严加整治。此外,案件的执行难也是导致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案件判决公正,却难以执行,比如受到人情案、关系案、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的影响,或者强制执行后会出现不良的社会后果,都造成了执行难以继续的状况。针对“执行难”,1999年中纪委、国家监察部下发了《关于严肃查处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工作中违法违纪问题的通知》。2005年,中央政法委下发《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2006年,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监察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办理党员和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干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案件中沟通情况,建立典型案例通报制度,对于非法干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人员依法惩处。虽然有上述法律法规,执行难问题依然没能得到有效解决。最高法院在1997年-2001年对全国法院的执行收案、结案、未结案件的统计表明,未结案件差不多是五分之一,这些未结案件的当事人很容易成为涉法涉诉信访当事人。

(三)再审制度的规定不够科学是当前涉法涉诉信访量激增的法律原因

司法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后防线,也是疏通社会不满的专业管道。但是我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导致涉访涉诉上访激增的原因之一。比如再审程序中存在的不科学设计:一是再审的主体没有限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当事人均有权提出再审,这就使得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很容易被推翻。二是再审启动的理由不限。《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13种情况,在实践中基本上当事人认定有错误的都可以提请再审。三是申请再审的时间不限。《民事诉讼法》第184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的2年内提出。而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的法定期间,法律未作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和检察院对于超出2年的涉法涉诉人员,由于其长期缠诉缠访,甚至越级上访,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也不得不提起再审,从这个意义上说,再审的时间限制基本是无限的。另外,诉讼程序的复杂和耗时,诉讼费用的高昂,也使得有些当事人觉得法律过于复杂,显得不可捉摸。他们不理解,明明自己有理,没有证据却赢不了官司。他们也不理解,通过法律维权,还要交诉讼费,还要请律师,这么麻烦。于是很多当事人在一审之后,就选择不再上诉,直接去上访。他们认为打官司还不如采用上访这种成本低、没有形式限制、又能够引起领导重视的方式更有效果。

(四)社会文化环境的长期影响是当前涉法涉诉信访量激增的历史原因

我国是有着浓厚人治传统的国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了什么不平和冤屈,在心底里期望出现“包青天”式的清官,可以为民做主,为己伸冤。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形态与政治制度与古代社会相差甚远,但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依然深远。通过信访这种现实渠道,可以把材料送到上级官员手中,如果能碰到一名“清官”,不畏权贵,雷厉风行,为民做主,那问题的解决就指日可待了。于是就有了出了事到“上头”找领导比在家打官司更加可行的想法。

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社会地位相当,收入分配相同,贫富差距不大,人们的社会心理总体是平衡的。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人民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实行市场经济后,经济获得飞速发展,但是也出现了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纠纷。社会地位的变化,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使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容易心理失衡。在涉法涉诉信访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弱势群体。据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份调查显示,上访者中62%是农民,82%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也就是说,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当自身利益受损或诉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用一些特有的方式进行反抗,而信访制度的存在为贫弱者维权和反抗提供了一个灵活、便宜的制度工具。

(五)信访制度本身存在的“悖论”是当前涉法涉诉信访量激增的根本原因

信访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建立一条民意“上达”的渠道,也是民众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冲突的重要方式。但是在当前的环境下,群众为了解决各种问题纷纷越级上访,给上级部门造成了很大的工作压力。于是中央采取了“分级负责,归口管理”,禁止越级上访,并对地方党政规定了各种信访责任追究制,以通过对地方政府施压来求解。在对地方逐级下达的信访工作责任目标考核中,群众进京或赴省上访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如果完不成这些指标,轻则通报批评,重则“一票否决”,追究有关领导的党政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来应对来自中央的压力。截访(地方官员采用某些手段把上访群众拦截在中央或省市有关信访部门之外,强制性带回原籍)、销号(地方政府贿赂上级信访部门,以求减少信访登记量)、拘留、罚款、劳教等就成为一种默许的工作方式。但是,地方政府对于上访人员的压制常常激起更大的怨恨。有些上访人员本来可能是无理上访,但被地方政府打击后,比如拘留,却成了他们重新上访的理由。信访制度从减压阀变成了增压器,这和信访制度设立的初衷已大相径庭,造成了“信访悖论”。信访制度的重大缺陷也说明进行信访改革势在必行。

三、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呈现的积极意义及其改造构想

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这句哲学名言也可以用来解释信访尤其是涉法涉诉信访在当前中国的现状。信访制度形成于新中国,又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进一步繁荣壮大,说明自有其存在的合理基础。也就是说,信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代中国治理的特殊需要。综合起来,本人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涉法涉诉信访有利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的统治之下,缺乏成熟的市民社会,人民进行民主参与的意识及形式极其有限。国家一再强调“信访”是人民行使权利的方式,而信访人通过积极主动的参与,在维权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法律政治意识,进一步增强其参政能力,同时也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涉法涉诉信访有利于启动自下而上的权利监督机制

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失去监督,必然会导致腐败的产生。虽然中国权力监督的设置巨大而周密,包括政府监督、司法监督、人大监督和党的监督,但这些监督无一例外都是自上而下的内部性监督,有效性不足。为此,建立自下而上的外部监督尤为必要,而信访监督正具备这样的特点。通过信访尤其是涉法涉诉信访,把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反映到国家相关部门那里,虽然给国家管理带来麻烦和压力,但同时也给国家提供了大量的了解社和证据,查处了许多官员的贪污、受贿和其他违法乱纪活动。在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时,信访制度的存在在官员监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涉法涉诉信访有利于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信访是法律之外的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涉法涉诉信访所反映的多是社会热点问题,对这些问题能够及时解决,化解矛盾,处理纠纷,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同时,信访制度自身也充满着缺陷和危险。近年来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激增,越级上访、集体上访愈演愈烈,置司法系统于尴尬的地位。再加之信访问题的解决又掺杂许多偶然的因素,很多上访人经过辛辛苦苦长达数年的上访之后,真正解决问题,达到自己满意的为数并不多,而此时希望的破灭带来的伤害会更大,不仅会导致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的下降,严重的甚至造成激烈的冲突和对抗。

面对当前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本人认为可以从思想理念、司法制度和信访制度的设计等三个层面予以考量,以期找到解决对策。在思想上,司法人员要确立公平正义、执法为民的理念

要想改变目前涉法涉诉信访居高不下的现状,从源头上讲,要从人的思想抓起。目前,司法权威和公信力下降,除了司法体制的问题之外,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司法工作人员自身执法不公,怠于职守,甚至置群众利益不顾,枉法裁判所造成的。据一位专门从事法院信访工作的法官说,当前涉诉信访案件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一类确实是由于判决不公或久拖不决引起的;一类是判决无误,但百姓不理解(比如刑事案件的判决,杀人者却不一定判死刑,这与老百姓认同的“杀人偿命”的价值观念相冲突)造成的。除了第一类外,后两类信访案件的形成或多或少都与司法人员的执法理念及工作作风有关。

司法工作人员职业操守的下降折射出社会道德的滑坡现象。与快速发展的经济形成对比的是我国传统美德的衰落,甚至连“老人摔倒,要不要扶”幼童掉到井里,要不要拉一把”这样简单的问题,也成了媒体讨论的热点。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道德迅速解体,急需确立新的道德体系。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会上一再强调:“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广大的司法工作人员能从思想上转变观念,转变工作作风,提高自身素养,本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依法行政,执法为民,相信涉法涉诉信访数量将会急剧下降。因此,笔者认为,从思想上端正观念,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操守,是当务之急,也是一项常抓不懈的艰巨任务。在司法制度上,实行“诉”“访”分离,树立司法权威

可以将涉法涉诉信访分两种情形:一种是当事人依据诉讼法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的起诉、上诉、申请再审、申请复议等诉求,须按照诉讼程序予以解决;另一种是就涉法涉诉问题到政府机关或司法机关上访,则根据情况,予以解决。需要提起再审或有异议的,可以告知当事人如何依据诉讼程序解决,除此之外一般不能启动司法程序。这样做有利于强化裁判的既判力,提高司法权威。对于再审的规定,也可以参考一些国外的诉讼制度,限制再审的提起,取消基层法院的再审权,同时限制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和次数。针对诉讼成本过高,有两个渠道可以解决。一是降低诉讼费用,对于低收入人群可以免收诉讼费用,使百姓能打得起官司。二是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我国也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程序设计上过于复杂,对于文化水平低、社会阅历少的人来说,不了解相关规定,不知如何获取帮助。其次是法律援助的适用面太小,法律援助的对象有限,涉法涉诉信访中的一部分情况完全可以接受法律援助,但很多人没有享受到这个权利,以致走上了上访的道路。在推进司法制度改革的同时,可加强社会调解制度,作为司法制度的必要补充。

在信访制度上,进行相应改革,加强其监督功能

要想摆脱信访当前存在的困境,真正使之成为于国于民有益的一项制度,必须进行科学的改革。笔者认为,随着中国法制化进程的推进和司法体制的改革,信访应转变其功能,逐步剥离其解决纠纷和权利救济的功能,充分实现其权利监督的功能。在制度上,可以把各个部门的信访撤掉,成立一个统一的信访机构,成为人大的职能部门,独立于政府并可以监督政府。但在过渡期内建议保留法院、检察院的信访部门,因为在短时期内,涉法涉诉信访的数量仍然不少,而法、检两院的信访部门可以就地消化掉一大批。信访机构受理信访案件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才能接受,也就说必须是经过了法律救济的一切方式后,才能向信访机构投诉,否则不予受理。信访机构具有调查权并且把调查结果公布于众。这样一来,信访既能够发挥其社会监督的功能,又不影响司法的地位和权威。

对完善我国转型期涉法涉诉信访制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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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治理的层面来看，信访制度使得高层与底层民众有了直接的交流和了解，有利于及时缓解社会矛盾，解决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但从法治的视角来看，信访制度是不太符合法治要求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政治方法与法治方法相杂糅的混合型制度。由于对信访制度的性质等基本问题认识不够，目前存在关于该制度的种种非议或褒扬。笔者基于我国转型期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对涉法涉诉信访制度进行理性分析。

一、涉法涉诉信访制度凸显了我国

转型期政治与法治的张力

信访是公民寻求公共权力救济的一种方式以及公民对公共权力之行使所采取的一种监督，它得到了我国根本大法——《宪法》的确认。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由此规定可见，现行信访制度有两个基本功能——实现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涉法涉诉信访是指涉及法律问题和诉讼问题的信访，或者说是与法律和诉讼有关的信访。如果把涉法涉诉信访理解为一种诉讼行为（上诉或申诉），则为什么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或者司法已经解决的纠纷，当事人还要寻求通过非法治的或者说是法治之外的信访方式再次处理呢？如果把涉法涉诉信访的性质定为信访，那就意味着司法机关也成了一个信访机构，成了国家信访机构体系的组成部分。可见，涉法涉诉信访这个概念本身就反映出政治与法治的杂糅。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的时代背景下，涉法涉诉信访制度的存在有着或多或少的尴尬。对其成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推动我国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

二、涉法涉诉信访的法律制度成因

涉法涉诉信访制度的现实存在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有关。

1.我国不少法律本身就是政策性法律，即以法律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政策。政策是党和政府在政治活动中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目标而作出的政治决策，其具有原则性、灵活性、权利义务的不明确性等特征。而法律是规范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的规则，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稳定性和权利义务的明确性。按照这些标准，我国现行的不少法律其实就是政策性法律。“法治”是“法律之治”，政策性法律兼有政策的灵活性和法律的稳定性，导致法律适用中的模糊性、难以操作性。如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对农村集体土地权属的规定不够明确，导致涉及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社会矛盾很难或者无法以土地所有权为法律上的责任标的予以解决。涉法涉诉信访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执行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各种政策性很强的规范性文件的结果①。

2.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中都规定了当事人可以到法院信访的条款，但三大诉讼法都没有对当事人的申诉权利给予实质性限制，特别是对申诉的次数没有给予明确限制，这使当事人频繁申诉和不断上访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在客观上纵容了当事人的涉法涉诉信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涉法涉诉信访不止的局面。②

3.当前司法权威缺失和司法不公现象时有发生，成为诱发涉法涉诉信访的因素之一。我国《宪法》第126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宪法》确立的独立审判原则。随着《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等法律的实施，我国的法官独立制度得到了初步确立。但现实中我国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人、财、物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同级人民政府，这决定了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不足和权威性缺乏，导致民众对司法机关究竟能否独立行使裁判权产生怀疑。此外，实践中一些素质不高的司法人员把法律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利的工具，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做不到居中、公平裁判，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激发了民众通过信访维权的意愿。

4.诉讼是一种需要支付成本、能够产生收益的活动③。诉讼成本是指诉讼主体在诉讼活动中所消耗的社会总资源，包括国家为保障公民权利的司法救济而负担的财政预算即公共成本，以及诉讼当事人为取得个案的司法救济所承担的资源耗费即私人成本。④以公平裁决为终极追求的司法诉讼在法理上是解决纠纷的最终救济途径。法律为了实现能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公平正义，不得不在诉讼程序上叠加设计，从而必然增大了各类诉讼成本。我国各类司法诉讼周期长、投入大、成本高、执行难等决定了程序正义中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实体不正义的一面，而信访尽管缺乏规范的程序，有较强的人治色彩和恣意成分，但它包含了实体正义的一面，具有可诉内容广泛、解决方式快捷灵活、程序无终极性等司法诉讼所不具有的优势，一些民众因而弃讼择访。⑤

三、在法治框架下对涉法涉诉信访

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

涉法涉诉信访制度实质上是用政治方法解决法律争议的一种功能错位的制度，它的存在说明我国的法治发展还不成熟。对涉法涉诉信访制度进行彻底、系统的改革，需要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和配套机制。

1.坚定不移地树立依法治国的改革观念，摒弃那种试图阻止或遏制民众信访的错误观念，逐渐弱化、缩小涉法涉诉信访这一“制度外的制度”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强化司法权威。通过强调“依法治国”和树立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把社会矛盾的解决引导到正常的司法渠道，逐步减少涉法涉诉信访现象发生。

2.加强各级司法机关的司法能力建设，确保司法独立。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设立专门的申诉案件受理机构，扩大信访事项受理范围，维护地方的司法权威，迅速平息涉法涉诉信访事件。对关系到基本社会民生和特殊弱势群体的信访案件，要扩大缓交、减交、免交案件诉讼费的适用范围和标准，酌情缓收、减收、免收诉讼费，并设定快捷绿色结案通道，在办案过程中体现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理念，大大降低公民诉请司法维权的成本支出。同时，要大力增加司法机构的资源投入，特别是要努力实现司法机关的重要人事待遇和办案经费与同级人民政府的逐步脱离，从制度上切实保障司法独立，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判决的氛围。

3.引入判后答疑制度，使司法取信于诉讼当事人，从源头上消除涉法涉诉信访现象。涉法涉诉信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诉讼当事人对案件判决的片面理解而产生对立情绪所引起的。所谓判后答疑，是指判决生效后，如果当事人对裁判存有异议、疑问，原审法院须就裁判的程序适用、证据认定、裁判理由等问题向来访的当事人进行解释和说明，以使当事人服判息诉。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培养和确立法官的公正司法理念，注重推进法官判后答疑制度，明确答疑时间、内容、条件和责任，将法官依法、公正、及时判案与作好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法官判后答疑可以加强对涉诉群众的法制宣传，提升司法公信力，增强法官的司法为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提高法院系统的司法能力和审判质量，避免审理瑕疵，实现判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从源头上避免涉法涉诉信访现象发生。

4.通过宣传信访渠道的救济效能，降低群众对信访效果的过高预期。在我国目前的信访制度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消除信访对社会秩序的非正常影响，往往对信访公民采取虚假承诺、强行堵截等方式，使涉访当事人暂时被劝回或带回，如此反而引发了更多信访事件。只有从思想上消除涉访当事人对信访渠道的不切实际的价值预期，其才会自觉选择司法解决途径，才有可能给政府的信访工作减压，最终根除越级上访现象。

5.构建对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当事人的司法援助体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和谐社会不是没有任何矛盾的社会，而是矛盾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良性化解的社会。司法援助在建立公平正义、和谐稳定的法治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法律援助事项的范围应进一步扩大，应将讨要工资、抚养费、赡养费、工伤赔偿金、征地拆迁补偿费等事项以及涉及产品质量、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的纠纷都纳入法律援助事项的范围；同时进一步放宽对经济困难的认定标准，使低收入者尤其是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能免费、及时获得法律援助。考虑到人口的流动性，应逐步建立法律援助异地协作机制。

注释

①我国关于信访制度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有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等，《人民法院涉诉信访工作规定》也在制定过程中。现实中几乎所有国家机关如人大、政协、政府、法院、检察院等都有专门的信访部门。不仅司法机关要处理涉法涉诉信访，其他机关均可接收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致使现实中信访处理工作非常混乱。②崔素琴、曹源：《新形势下涉诉信访的成因与对策研究》，《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120页。③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82—83页。④王如铁、王艳华：《诉讼成本论》，《法商研究》1995年第6期。⑤应星：《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第68页。

作者简介：杜爱霞，女，中原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郑州 450007）。

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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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涉诉信访数量居高不下，本不应该成为法院工作主要内容的涉法涉诉问题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对于涉法涉诉问题从表达自由的角度进行分析后，发现很多本不应该属于涉法涉诉的信访问题被归于涉诉信访，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信访是当事人民主自由权利的一种表达方式，从根源上解决涉诉信访问题，将涉诉信访变为当事人行使自由表达权的一种补充渠道，进而规范治理涉诉信访。

关键词涉诉信访 表达自由 补充性

作者简介：鲁琳，山东经济学院法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法学；汲长彪，山东经济学院法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法学、商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6-259-02

一、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与表达自由功能的契合 在我国，言论自由一词耳熟能详，而表达自由提法的出现则是近几年的用语，实际上，表达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内涵是有区别的。钱端升、王世杰先生指出:“国人常有称意见自由(freedom of expressoin)为言论自由者，然言论自由(rfeedom。fSpeech)的意义实甚狭窄，不足以包括意见自由的全部„„意见自由，除却言论，著作，即刊行自由而外，亦尚有其他种类。教学自由，演戏及映演自由，广播自由，秘密通讯自由，信仰自由，及集会自由等等，该无不可看作意见自由。”在此，所谓意见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即表达自由。对于表达自由的表述不同，本文采用最广泛的定义，将涉法涉诉信访视为当事人向有关国家机关对某种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为了争取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表述自己的诉求的表达行为。“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表达权”这个概念之后,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再度把‘表达权’列为公民四权之一,并且强调要依法保障。表达权就是指人们将原来隐匿于内心的思想、观点等表现、显示、公开出来,为他人甚而社会所知悉、了解的一种自由权利,它暗含着公民个人就公共事务或重大社会问题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愿,即表达自由。”豏“如果你在国家的统治中被剥夺了平等的发言机会,那么与那些有发言机会的人相比,非常有可能你的利益无法受到同样的重视。”豐“如果没有表达自由,人民不能对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各种问题发表意见,表明态度,不能吐露心曲,诉说怨懑,人民的意志就无从产生,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就无法按照人们的意志来治理。那就无所谓民主政治,而只有专制、独裁。”豑表达自由是民众不可剥夺的人权，信访是民众在广义上行使自己的表达权。信访是在救济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起着完善当事人权利救济救济的功效。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冲突的社会，而是矛盾能够及时化解，或矛盾解决机制的高效。有相当大一部分涉诉信访，并非真正的是有问题的，而是在社会发展中各种利益和社会抉择机制的冲突，并且以信访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涉法涉诉信访的成因及表达自由对其传统观念的修正

涉诉信访是指与某一具体诉讼案件相联系,针对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案件的行为或结果,要求人民法院启动司法程序,实施一定诉讼行为的有关当事人的来信和来访。豒涉诉信访比较其他信访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它与法院的诉讼活动具有关联性，它针对的是人民法院的司法行为,信访的原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涉诉信访的大量出现有着各种深刻的、复杂的原因。探究涉法涉诉信访不能绕过对其原因的考量。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司法历史传统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央专门司法机关,或为皇帝所左右,或受宰相所牵制,很少有可能独立行使职权。地方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直接结合,更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庸”。豓近些年行政权具有扩张的趋势，虽然建立有限政府的理念提出，但是当事人仍然在遇到纠纷时习惯于求助于政府。

（二）司法的不独立

在我国，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我国的司法独立现状令人堪忧。首先,党委应当仅对法院进行政治领导。非常普遍的是对法院的人事任免过多干涉,并经常发生对法院具体审执活动下达指令和批示的情形。其次,人大不仅审议法院工作报告,而且有权对法院的个案审理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督和审查。再次,法院在人、财、物上受制于和有求于政府,对行政违法的制约无能为力,使法院的地方化现象十分的严重。最后，有些当事人为了促使法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在案件还在审判中就开始四处信访,向法官施加压力;有些当事人在投机心理驱使下,以上访、缠访,甚至闹访的方式,企图获得满足，而地方为了维持稳定而对法院施加压力。

司法的不独立性，使得法院作出的判决，有时难以具有公平性，当事人，往往不服判决，引发涉诉信访问题。

（三）当事人对法院的不信任

当事人对法院的不信任。这主要是由于法院自身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原因造成：第一,法官素质问题。虽然职业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我国法官队伍的素质参差不齐，尤其基层法院，高素质法律人才尤其匮乏。致使一些案件在实体或程序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其二,司法不公问题仍然存在。司法腐败、司法不廉、以权谋私、枉法裁判的现象，给当事人产生不信任感。传统的人治观念的影响,信官不信法,认为不公平的时候，就通过上访的途径从而发生涉诉信访。

（四）法制意识提高，自我救济意识强烈

当事人法律知识不足以让他们以适当的方式去寻求自身权利的救济，虽然律师队伍近些年发展迅速，但是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并且民众还不太习惯依赖于律师，基于对自身的绝对信任，往往自己寻求救济，这是导致涉诉信访的另一原因。

轻程序、重实体。一些当事人缺乏正确的诉讼观念,不理解法院判决的程序性和终局性,认为只要自己有理就一定能胜诉，并且一旦判决书认定的法律事实与其本人对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不一致,便认为法院裁判错误或枉法裁判而要求改判。还有对诉讼风险认识不足,只要败诉,便上访不止,只要对方不履行,便认为是法院工作不力,就把矛头指向法院。

（五）民众的传统观念，强烈的胜诉诉求

无讼传统对民众的深远影响，民众虽然敬畏法律,但内心却是排斥和自觉接受的。一旦发生诉讼，为了官司胜诉倾家荡产在所不惜。

（六）当事人的法律救济渠道的不畅，救济体系的不完善

由于我国的法律救济体制不够完善，法谚：“裁判者不得因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诉讼。”但是在目前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法院拒绝裁判的现象，大量存在。“立案控制，对于某些涉及国家政策的变化、政府行为、法无明文规定等事项，如果立案时发现案件矛盾可能激化而有信访的潜在可能时，即暂时不予立案，并将相关情况通报给有关部门，把矛盾分流给其他机关解决。审判控制，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要充分考虑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情绪，出现信访苗头的，一般尽量通过调解化解纠纷，当事人的情绪，以避免或者减少判后信访的发生。”豔即使进入法律途径解决的纠纷，当事人对于纠纷的解决不满意，而现有的司法制度不能提供足够的救济，当事人对于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满足情况下，只能寻求其它救济途径，因而，大量的涉诉信访问题就产生了。

（七）其他原因

我国目前每一次重大改革举措的实施，必然触及到某些人群的切身利益。各种改革配套措施不完善，特别是在改革中切身利益受到冲突的部分人群，一旦家利益受损，便反复上访。而且，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涉法涉诉信访反映的是历史遗留问题。

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研究

字数：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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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涉诉信访数量居高不下，本不应该成为法院工作主要内容的涉法涉诉问题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对于涉法涉诉问题从表达自由的角度进行分析后，发现很多本不应该属于涉法涉诉的信访问题被归于涉诉信访，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信访是当事人民主自由权利的一种表达方式，从根源上解决涉诉信访问题，将涉诉信访变为当事人行使自由表达权的一种补充渠道，进而规范治理涉诉信访。

关键词涉诉信访 表达自由 补充性

作者简介：鲁琳，山东经济学院法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法学；汲长彪，山东经济学院法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法学、商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6-259-02

一、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与表达自由功能的契合 在我国，言论自由一词耳熟能详，而表达自由提法的出现则是近几年的用语，实际上，表达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内涵是有区别的。钱端升、王世杰先生指出:“国人常有称意见自由(freedom of expressoin)为言论自由者，然言论自由(rfeedom。fSpeech)的意义实甚狭窄，不足以包括意见自由的全部„„意见自由，除却言论，著作，即刊行自由而外，亦尚有其他种类。教学自由，演戏及映演自由，广播自由，秘密通讯自由，信仰自由，及集会自由等等，该无不可看作意见自由。”在此，所谓意见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即表达自由。对于表达自由的表述不同，本文采用最广泛的定义，将涉法涉诉信访视为当事人向有关国家机关对某种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为了争取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表述自己的诉求的表达行为。“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表达权”这个概念之后,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再度把‘表达权’列为公民四权之一,并且强调要依法保障。表达权就是指人们将原来隐匿于内心的思想、观点等表现、显示、公开出来,为他人甚而社会所知悉、了解的一种自由权利,它暗含着公民个人就公共事务或重大社会问题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愿,即表达自由。”豏“如果你在国家的统治中被剥夺了平等的发言机会,那么与那些有发言机会的人相比,非常有可能你的利益无法受到同样的重视。”豐“如果没有表达自由,人民不能对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各种问题发表意见,表明态度,不能吐露心曲,诉说怨懑,人民的意志就无从产生,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就无法按照人们的意志来治理。那就无所谓民主政治,而只有专制、独裁。”豑表达自由是民众不可剥夺的人权，信访是民众在广义上行使自己的表达权。信访是在救济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起着完善当事人权利救济救济的功效。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冲突的社会，而是矛盾能够及时化解，或矛盾解决机制的高效。有相当大一部分涉诉信访，并非真正的是有问题的，而是在社会发展中各种利益和社会抉择机制的冲突，并且以信访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涉法涉诉信访的成因及表达自由对其传统观念的修正

涉诉信访是指与某一具体诉讼案件相联系,针对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案件的行为或结果,要求人民法院启动司法程序,实施一定诉讼行为的有关当事人的来信和来访。豒涉诉信访比较其他信访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它与法院的诉讼活动具有关联性，它针对的是人民法院的司法行为,信访的原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涉诉信访的大量出现有着各种深刻的、复杂的原因。探究涉法涉诉信访不能绕过对其原因的考量。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司法历史传统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央专门司法机关,或为皇帝所左右,或受宰相所牵制,很少有可能独立行使职权。地方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直接结合,更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庸”。豓近些年行政权具有扩张的趋势，虽然建立有限政府的理念提出，但是当事人仍然在遇到纠纷时习惯于求助于政府。

（二）司法的不独立

在我国，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我国的司法独立现状令人堪忧。首先,党委应当仅对法院进行政治领导。非常普遍的是对法院的人事任免过多干涉,并经常发生对法院具体审执活动下达指令和批示的情形。其次,人大不仅审议法院工作报告,而且有权对法院的个案审理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督和审查。再次,法院在人、财、物上受制于和有求于政府,对行政违法的制约无能为力,使法院的地方化现象十分的严重。最后，有些当事人为了促使法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在案件还在审判中就开始四处信访,向法官施加压力;有些当事人在投机心理驱使下,以上访、缠访,甚至闹访的方式,企图获得满足，而地方为了维持稳定而对法院施加压力。

司法的不独立性，使得法院作出的判决，有时难以具有公平性，当事人，往往不服判决，引发涉诉信访问题。

（三）当事人对法院的不信任

当事人对法院的不信任。这主要是由于法院自身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原因造成：第一,法官素质问题。虽然职业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我国法官队伍的素质参差不齐，尤其基层法院，高素质法律人才尤其匮乏。致使一些案件在实体或程序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其二,司法不公问题仍然存在。司法腐败、司法不廉、以权谋私、枉法裁判的现象，给当事人产生不信任感。传统的人治观念的影响,信官不信法,认为不公平的时候，就通过上访的途径从而发生涉诉信访。

（四）法制意识提高，自我救济意识强烈

当事人法律知识不足以让他们以适当的方式去寻求自身权利的救济，虽然律师队伍近些年发展迅速，但是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并且民众还不太习惯依赖于律师，基于对自身的绝对信任，往往自己寻求救济，这是导致涉诉信访的另一原因。

轻程序、重实体。一些当事人缺乏正确的诉讼观念,不理解法院判决的程序性和终局性,认为只要自己有理就一定能胜诉，并且一旦判决书认定的法律事实与其本人对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不一致,便认为法院裁判错误或枉法裁判而要求改判。还有对诉讼风险认识不足,只要败诉,便上访不止,只要对方不履行,便认为是法院工作不力,就把矛头指向法院。

（五）民众的传统观念，强烈的胜诉诉求

无讼传统对民众的深远影响，民众虽然敬畏法律,但内心却是排斥和自觉接受的。一旦发生诉讼，为了官司胜诉倾家荡产在所不惜。

（六）当事人的法律救济渠道的不畅，救济体系的不完善

由于我国的法律救济体制不够完善，法谚：“裁判者不得因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诉讼。”但是在目前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法院拒绝裁判的现象，大量存在。“立案控制，对于某些涉及国家政策的变化、政府行为、法无明文规定等事项，如果立案时发现案件矛盾可能激化而有信访的潜在可能时，即暂时不予立案，并将相关情况通报给有关部门，把矛盾分流给其他机关解决。审判控制，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要充分考虑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情绪，出现信访苗头的，一般尽量通过调解化解纠纷，当事人的情绪，以避免或者减少判后信访的发生。”豔即使进入法律途径解决的纠纷，当事人对于纠纷的解决不满意，而现有的司法制度不能提供足够的救济，当事人对于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满足情况下，只能寻求其它救济途径，因而，大量的涉诉信访问题就产生了。

（七）其他原因

我国目前每一次重大改革举措的实施，必然触及到某些人群的切身利益。各种改革配套措施不完善，特别是在改革中切身利益受到冲突的部分人群，一旦家利益受损，便反复上访。而且，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涉法涉诉信访反映的是历史遗留问题。

由于对待涉诉信访问题的错误观念，认为涉诉信访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是错误的观念，信访发生有很大部分是权利救济渠道不畅，再有就是表达机制的不完善，当事人很难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表达自由，允许任何人以合法的方式对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行表达。信访的受表达方具有特殊性、唯一性，即国家机关。当民众对自己的利益表达又更加有效的渠道时，涉诉信访就会大大减少。对于信访的重视方向的认识，使得信访问题异化，甚至领导“一票否决制”，对司法机关将大量精力浪费在应对信访上，影响本应该加强的司法体制的完善。

三、基于表达自由的进路对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出路分析

对于涉诉信访的解决，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应当分类解决。对于涉诉信访应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将其视为民众的权利救济、自由表达方式之一。在此基础上化解涉法涉诉问题。

（一）增强司法独立

很多问题出于司法的不独立，而对信访的错误认识，进而不信任司法，更加剧了司法的不独立。中国的司法在很多时候是不独立的,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司法独立是司法权威的制度保证，人大、党委、有关领导,虽然对某些具体案件的关注有促进了案件的解决，但是很多往往是在对司法独立的干涉，使得不利的一方当事人往往认为是司法部公正，加剧对司法的不信任。在这种背景下,涉诉信访就难以避免,并且陷入了这样的“怪圈”：上级和领导越是重视涉诉信访,涉诉信访案件就会越多。我们必须纠正一种传统错误:以追求案件的客观事实为借口,随意启动或者指令法院启动司法程序或改变既定判决，诉讼的事情,必须也只能在司法系统内解决。对待涉诉信访的解决不应该成为侵犯司法独立性的借口，看似是在解决问题，其实将涉诉问题推向了深渊。只有在尊重司法独立的基础上才是解决涉诉信访的关键。

（二）转变传统认识，完善表达自由机制

对于某些当事人错误理解法律规定或者片面理解法律规定并顽固坚持,既不能接受法官的答复和解释,也不接受法院判决，从而坚持上访的途径来解决的问题。有些上访当事人既不了解执法程序和法院裁判的终局性，也不理解客观事实与主观愿望的差距，总是在主观上坚持认为有理就能赢，将其视为当事人表达自由权的行使，其问题也迎刃而解。信访人打着维护司法公正与法律尊严的旗号,去党委、政府、人大要求领导批示,去法院要求领导“发现错误”以启动再审程序,其信访的目的只是向法官施加压力,促使法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更应该尊重司法的独立性，将其依照法律解决，不给这些人任何幻想，此类涉诉信访问题将不再是问题。

涉法涉诉信访接待制度 篇6

今年，为深入扎实推进“涉法涉诉信访积案清理”活动的有效开展，我县在今年8月份已启动的“四大平安”行动中（即消案件，控事故，严整治，强管理）明确提出了消积案力争在2010年底化解80%以上，控新案发生率同比下降30%以上的工作目标。我县在全面推进“四大平安”行动深入开展的过程中，紧紧围绕这一工作目标，树立新理念，开拓新思路，建立新机制，化老访，处现访，防新访，共先后成功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23件（其中有8件是曾经多次赴京到省上访的积案），化解成功率高达85%以上；及时化解处臵非涉法涉诉信访案件61件，由于工作的扎实有效开展，今年新发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为“零”。截至目前为止，我县实现了“零进京，零到省”上访目标，信访在全市的排位也由先前的前几位下降到了倒数第二位。积案化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真正地从根本上遏制和减少了涉法涉诉信访。现将我县的工作开展情况向各位领导做一简要汇报，不妥之处，还望各位领导批评指正。

一、不断创新工作理念，切实转变处访态度 涉法涉诉信访群众大多为弱势群体，涉及的也是他们根本、直接、现实利益，因此，在解决处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时，不管老访、新访，也不管有理、没理，我们一是坚持人本理念、和谐理念。站在平等互重的位臵上解决问题，要对话而不是对抗和对立。切实做到了“四个时刻想一想”，即时刻想一想老百姓为什么上访，这是对党委、政府和政法部门的信任；时刻想一想涉法涉诉案件到底有没有问题，客观的讲是或多或少有 一些问题的；时刻想一想老百姓上访时那种希望与失望交织的心情，假如是我们的家人亲人怎么办；时刻想一想有的上访人为什么会言辞激烈，态度蛮横，甚至出现精神障碍？这可能与当初发生不幸时受到过的刺激有关。好言一句三冬暖，很对原本对抗、对立的情绪冰释前嫌，很多看似复杂的矛盾也迎刃而解。二是坚持法治理念。在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时，我们在坚持宽严相济、和解调解的同时，始终把握住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不能丢，那就是依法解决，任何时候都不能无原则地突破法律的底线。三是坚持综治理念。法律不是万能的，企望用法律解决一切问题只能是一种幻想。因此，我们在解决一些特殊问题时，必须在依法的前提下，也充分考虑到了信访人的特殊情况，因案施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多下象棋，少下跳棋，综合施治，合法合理合情地解决问题。四是坚持服务理念。政法部门既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管理者，更是人民群众的保护者、服务者。作为具体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同志是关键，我们在如何更好地履行保护和服务职能，克服厌战思想、回避心理与畏难情绪，如何为信访群众解好难，服好务上狠下功夫，切实转变处访态度，做到了“五个一”即见面一张笑脸相迎，一把椅子让座，一杯热茶暖人心，一句问候似亲人，一抓到底案结事了。变政法工作的危机为树立形象的契机，转危为安，变不利为有利。

二、着力健全专业体系，搭建信访工作平台

事在人为，有人才能为事。我们认为在处理繁重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上关键在人，因此，我们强了以下“四大工作体系”。一是坚强的领导管理体系。由县联席办牵头，建强了涉法涉诉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领导小组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XX任组长，县政府副县长、公安局局长XXX、县委政法委常务副 书记XXX任副组长，政法几长为成员，政法各部门抽调公信度高，法律功底深厚，善于做群众工作的骨干负责具体工作，日常工作具体由县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室负责，对辖区范围内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进行领导、指导和调度，并开展集中接访处访。二是建强政法部门接访处访工作体系。政法部门按照诉访分离的原则建立专门的接访处访工作体系，结合“大调解”工作，明确专门工作力量，建立专门接待窗口，完善服务、安全设施，常年接访处访。三是建强乡镇接访处访体系。依托综治“一中心五网络”中的信访维稳网络，建强信访维稳办，公安派出所、基层法庭、司法所参与轮流坐班接访下访处访，搭建平台，畅通渠道，让老百姓在基层有了一个说话的地方与场所。四是建强专案包保体系。对中央、省、市、县交办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每起确定一名县级领导、政法部门的领导、当事人所在单位、社区的干部及其家属亲友参加的包保体系，限期化解。通过建立健全专业体系，真正形成了有话有处说，有话请你说，有话好好说，有话不白说的工作局面。

三、科学完善信访机制，创造案结事了条件

根据当初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从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了信访工作机制。一是完善目标机制。县委政法委对各级各部门化解矛盾纠纷和信访案件实行月通报，对化解不力的实行点名通报，每通报一次扣年终目标分2分。对辖区内出现到省、进京上访的，对辖区内新增信访案件或纠纷与去年同期相比超过20%的，对积案化解率未达到98%以上的，实行信访、维稳“一票否决”。二是完善责任机制。强化责任定位，严格落实县级领导责任，相关单位与基层组织的稳控责任，政法部门的化解责任。同时，在政法部门内部严格明确落实办案部门的纠错责任，专门体系的调控责任，包案领导的息 访责任，真正使责任科学、合理、明确、到位，并建立健全了责任管理与追究制度，严格奖惩兑现。三是完善工作机制。建立文明、礼貌、热情、理性的接待规范，直办、转办、批办的分流规范，交办、督办、查办的办理规范，纠错赔偿，释法释理，困难补助的处访规范，办结、报结、终结的结案规范，使信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实效化。四是完善评价机制。我们始终坚持群众满意这个根本取向和终极标准，建立了走访信访当事人和听证、评议、民意调查和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等相关机制，努力实现了人民群众满意。五是完善救助机制。我县为认真解决好“法度之外，情理之中”的问题，先后建立了10万元的滚动司法救助基金，40万元的滚动“大调解”基金，100万元的滚动维稳、信访基金，为确保“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群众满意”积案化解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坚强的资金后盾。

四、重点化解除老案，妥善处现防新访

一是重点化解消除老访。对涉法涉诉老案我们按照“依法不违法，宜疏不宜堵，主动不被动，耐烦不厌烦，说服不压服，对话不对抗，宜解不宜结，让步不退步”的“八不”基本方略，下大力气予以解决。具体采取了“六步”工作法予以消解。第一步，进一步调整包保体系。按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适岗适位的要求，我们把那些对信访人走得进门，说得上话，交得上心，作得了主的基层干部与亲友调整进包保体系，促进问题解决。第二步，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进一步增强对案件的阅读能力，不偏听偏信，兼听则明。既不只听当事人的，更不只听办案人员的。我们采取调阅案卷，走访当事人与相关人，实地调查等多种途径，把案件的真实情况全部了解清楚。第三步，进一步认真制定解决方案。按照问题的性质，有针对性地制定化解方案。确实错了，坚决纠错，部分错部分纠，全部错全部 纠，应当赔偿的，坚决赔偿；确实无问题的，释法明理；因当事人生产生活困难的，我们综合考虑后予以适当救助。第四步，进一步协商会谈。耐心静心精心交心，我们采取多次谈，多方谈，反复谈，主动谈，听证评议等多种形式灵活谈，力争彻底解决问题。第五步，进一步强化分类处理。对达成协商的立即签订息访承诺协议书，承诺不就此案到任何机关与单位上访。并坚持基层组织的同志作见证人签字。对没有达成协商协议的，我们求同存异，就症结点开展工作，讲究协调和平衡的政治艺术，有原则有底线的让步、妥协，做到心理接触无距离，处臵化解无遗憾。对依照规定可以报结的，依规定报结。对无理缠访、闹访甚至极端访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坚决依法固证打击处理。第六步，进一步跟踪稳控善后。没有息访的，在重大节庆、会议、活动时期，我们进一步加强措施，实行包保稳控。已经息访的，实行定期走访，及时掌握其动态，做好相关工作，切实有效防止了信访的反复。今年，我县重点对前几年曾经进京、到省上访的XXX、XXX、XX、XXX、XX、XX等涉法涉诉信访老案，县委常委、政法委XXX书记都亲自约见当事人、亲自核查案件相关事实，亲自制定化解方案，亲自主持信访听证，和和解会议，对上访人情理法并重，苦口婆心，耐心细致地想当事人所想，急当事人所急，终于使这些案件一一得到彻底化解。二是认真妥善处臵现访。加大初信初访的治理力度，决不让其变成重复访、长期访、越级访，这是我们的工作目标之一。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切实做到了“四个坚持”。坚持日常接访。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与解释，不能当场解决的也分别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承诺，限期解决。坚持定期下访。及时掌握和发现涉法涉诉信访的苗头，抓早抓小抓了，把问题解决在初始状态。坚持案件回访。我们建立了执法告知制度，开展针对性的回访，特别是对因为客观原因不能按时办结的案件和有可能引发涉稳事件的案件，及时回访，与案件当事人认真 沟通，释法明理，并积极听取和采纳当事人合法合理的意见。坚持领导接访。我们已将政法部门领导接访工作常态化，由领导干部亲自接访、亲自处访、亲自回访，把信访人当亲人，并在政策法律中寻找最有利于上访群众的法律政策，帮助其解决法律问题和实际问题，真正让上访群众感到，他们是受重视的，我们是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从而加深了对政法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三是积极主动防止新访。防止新访必须加强源头治理，这也是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治本之策。我们一是建立了维护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加强科学决策，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凡是不能使大多数群众受益的事情坚决不做，凡是不能使大多数群众理解支持的政策坚决不出，并积极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增强群众幸福感，提高了社会和谐度。二是政法各部门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不断提高了执法质量。今年，我们围绕“三项重点工作”、“三项制度”建设、作风巡查等活动的开展，下决心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加大科技强警力度，严格执法全程监管，推行阳光执法，实行案件质量评查和终身责任制，特别是就贯彻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加强调解和解工作，加强积案的清理执行，严防胜败皆不服的现象做了大量工作。力争把每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法律、人民和历史检验的铁案，减少信访的产生。三是我们还进一步加大了对人民群众的公民素质教育和法律普及力度，采用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结合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开展普法教育。不仅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而且要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素质，同时进一步落实文化下乡的措施，加强社会主义公民素质教育，引导人民群众牢固树立依法维权的法治观，引导群众依法主张权利和寻求救助，提高群众的司法诉讼能力，一定程度上减少和遏制了违法信访。

四、全面改进工作作风，真抓实干是保障

我县涉法涉诉信访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明显的成效，一是与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舍得投入，包案领导的真抓实干，一抓到底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分不开的。二是与基层包保人员经常主动下访约访，与信访人交朋友，准确把握其思想脉搏和动态表现，有针对性进行包保化解，把工作做在平时，做在基层，做在作出激烈反应之前分不开动的。三是与涉法涉诉信访工作部门综合采取专项部署、定期调度、跟踪督导、执法巡视、直接调处、限期办结、分案讲评、逐段考核、一票否决、责任查究等多种手段分不开的。促进了处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措施的落实到位，全面实现了“人要回去，事要解决”，“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的工作目标，促进了全县平安、稳定、安全、和谐和科学的发展。

各位领导、同志们，我县虽然在“积案”化解工作上做了一些事，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兄弟县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离上级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将根据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即时整改，确保“积案”化解活动取得更大的成效，确保全县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涉法涉诉信访接待制度 篇7

关键词：检察机关；涉法涉诉信访；司法改革

加强新形势下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和中办、国办转发的《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重大举措。近年来，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工作已成为政法系统重点工作之一，旨在改变上访人“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信訪局面，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纳入法治轨道妥善解决。但涉法涉诉信访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越级访、重复访、赴省进京访、集体访、缠访闹访等非正常上访问题突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一、检察机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现状

（1）问题涉及领域广。从反映层面看，触及的层面不断加深，有反映社会管理、经济利益、体制改革相关问题的，也有不服判决上诉、申诉的、反映判决不公、反映不予立案、反映违法违纪等；从反映内容看，涉及惠农政策、城镇规划、社会保障、劳资纠纷、合同纠纷等法律法规，一般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处理难度大。

（2）信访内容复杂化。以往的涉法涉诉信访形式是群众维权直接到当地检察院表达诉求，但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有的直接上互联网、直接找媒体记者表达诉求，有的则不到当地反映解决，干脆直接越级上访。当问题得不到解决时就长期反复上访、越级上访甚至有意采取一些过激的方式。

（3）信访连续性强。信访人的诉求大多不容易解决，因此有些信访人在诉求未实现或对解决结果未达到其意愿的情况下连续闹访，如向多个部门上访或进市赴省连续上访，如笔者所在院办理的冯某上访案、叶某上访案，曾多次就一个信访件连续向省、市院及纪委、政法委等部门上访。信访当事人中农民、下岗职工、退休人员占绝大多数，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居多。他们一般无正当工作和职业，有的是空闲时间不管有理无理反复上访、缠访，以求达到自己设定的目的。

（4）信访择机性增强。在重大会议、节日及敏感时期，信访人总是错误地认为“只要在敏感时期闹一闹总会有好处”，因此在特殊时期，涉法涉诉信访量上涨趋势增多。过去群众的诉求一般只要求解决实际问题，就事论事，现在群众诉求不仅仅要求解决实际问题，有的还要求给予司法救助和生活帮助，更有甚者要求解决就业、养老问题，超越了检察职权范围，给涉法信访问题的解决设置诸多障碍。

二、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存在的问题

涉法涉诉改革既是对政法机关执法方式、工作机制的重大变革，也是对现行信访体制、信访制度的重大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既要解决好老问题，又要预防和处理好新问题，尽可能减小改革带来的冲击和动荡。笔者认为目前涉法涉诉改革起步不久，很多配套机制还不成熟和完善，改革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诉”与“访”未能确实有序实施分离，导致应当由政法机关处置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未能及时导入司法程序。究其原因，可能是接收信访的部门和审查人员对两者的界定标准还未完全理解透。改革后，政法机关信访量增加，为避免案件积压，超时限办案等，出于应付、拖延思想，容易出现仅在法律程序上“兜圈子”，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状况。

（2）终结案件质量有瑕疵。对控告申诉案件，并未走完法律程序，对上访者反映的合理诉求并未全部解决等，就终结案件，导致信访不止。信访处理方式无原则。一些上访者采取越级访、非正常访、缠访闹访等方式表达诉求，有的机关或部门为避免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而不结”，突破政策、法律底线，简单地“花钱买平安”，继而引发新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3）案件办结答复超期限。修改后的刑诉法、民诉法调整了涉法涉诉信访的处理流程和办法，例如民诉法第209条规定，原来属于法院、公安受理的一部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信访人将转向检察机关寻求权利救济，检察机关信访案件受理数量激增，加之检察机关新的工作机制运转一时还不适应，部分院控申力量薄弱，容易出现案件积压、处置不及时。信访人得不到回应，又会寻求新的救济途径，可能影响信访秩序，干扰法律正常实施。

三、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的基本路径

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的主旨是通过法治化的机制和公正规范的程序，引导涉法涉诉信访进入法律程序和法治轨道，最终实现涉法涉诉信访终结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采取的核心举措包括：

（1）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将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的信访事项从普通信访体制中分离出来，各级信访部门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引导上访人到司法机关反映问题，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公正处理。

（2）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司法程序机制。对于涉法涉诉事项，政法机关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和判别；对于正在法律程序中的，继续依法按程序办理；对于已经结案，但符合复议、复核、再审条件的，依法转入相应法律程序办理；对于已经结案，不符合复议、复核、再审条件的，做好不予受理的解释说明工作；对于不服有关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经释法明理仍不服的，可引导其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3）完善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机制。按照刑诉法、民诉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已经穷尽法律程序的，由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的判决、裁定为终结决定。除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依法不再启动复查程序，各级有关部门不再统计、交办、通报。

（4）健全源头预防机制。推进司法人员素能建设和强化司法人员的责任追究机制，切实提高办案质量。健全涉法涉诉信访风险评估、预防、排查机制，做好相关应对预案。大力推行阳光司法，利用信息化建设网下办理、网上流转程序，方便群众查询案件处理进展和结果；推动公开听证制度，把案件办理工作至于群众监督之下，提高信访公信力。完善教育疏导机制，教育引导群众正确对待处理结果，对信访事项建立合理的心理预期。

四、完善涉法涉诉改革路径的建议

（1）完善公检法之间的协作配合。统一公检法各家对涉法涉诉信访的处理标准，保证法律适用的同一性。强化信息平台建设与运用，由政法委牵头，在公检法等司法机关范围内建立处理涉法涉诉问题信息共享平台，防止重复处理、浪费资源，也避免口径不一，激化矛盾。建立联动机制，通过定期联席会议、情况通报等方式，加强公检法三家在调查核实涉法涉诉问题、开展监督纠错、案件化解息诉等工作的配合支持与衔接互动机制，有效解决调卷、调查取证难等突出问题，推动三家联合参与案件答复和息诉工作，切实形成长效化的工作合力。

（2）健全与行政机关的协作配合。完善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联合接访机制，邀请行政机关定期参与司法机关的信访接待活动，共同解决重大疑难复杂信访纠纷。引导行政资源与司法资源形成合力，构建正式协商机制，促使行政机关帮助协调解决涉法涉诉信访所涉及的司法救助、困难帮扶、教育疏导等问题。

（3）强化与社会组织的协作配合。司法机关应当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向基层，搭建基层工作平台（联系点），加强与当地社会（群众）组织的联系和协作，扩大司法工作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树立司法权威。建立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联动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善于运用道德、习俗、伦理等力量来化解矛盾和纠纷。加强与专业社会服务组织或团体的协作，健全律师参与接访、心理咨询疏导等第三方介入涉法涉诉信访处理的方式方法，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来促成信访问题解决。

参考文献：

[1]杨小军.信访法治化改革与完善研究.中国法学，2013（5）

[2]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线，2014（1）

注：本文系桂林市检察院一般课题《基层检察机关促进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在法治轨道内解决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