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通知（精选8篇）
关于《法[2002]144号通知》的理解及注意问题
资产管理公司于2000年受让的政策性不良贷款中，绝大多数系国有银行在担保法生效前（1995年10月1日）发放的。在适用担保法律制度时，涉及到对当时的有关规定如何理解，特别是关于“保证期间”如何确定问题。
根据担保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担保法生效前发生保证行为形成纠纷的案件，仍应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这其中，有关保证合同纠纷的案件，主要适用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4月15日发布的法发[1994]8号《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8号司法解释）。该解释第11条规定，“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责任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在被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责任”。各地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对何为“被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限”产生了两种理解：一钟观点认为，它是指主债务期满后开始起算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指主债务人实际承担责任的期间，只要主债务人诉讼时效未届满（包括中断后又重新起算），保证人就应承担保证责任。8号司法解释对此规定并不明确，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8日公布的法释[2000]44号《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担保法实施前发生的保证行为如何确定保证期间问题也没有作出规定。为了审理好资产管理公司清收国有债权的案件，从8号司法解释第11条所表述的基本文意出发，结合担保法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法[2002]144号发布了《关于处理担保法生效前发生前发生保证行为的保证期间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144号通知），对此类保证期间问题重新做出了规定。144号通知首先明确了新的6个月的保证责任期间，规定：对于当事人在担保法生效前签订的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如果债权人已经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主债务人主张了权利，使主债务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但未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债权人可以自2002年8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逾期不主张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其次，如果在上述半年期间内，主债务人已进入破产程序，债权人没有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也可以在上述半年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债权；如果债权人已申报了债权，对其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债权，债权人可以在破产程序终结后6个月内向保证人主张。
2016年度法治人物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主要负责审判不服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各类审判监督案件;审判不服下级人民法院刑事及有关民事生效裁判的审判监督案件;审判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的再审案件;核准再审程序刑事案件;办理有关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案件。
2016年12月2日上午，设在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3号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河北高院和石家庄中院的原审判决，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
话音刚落，站在申诉人席边的聂母张焕枝抑制不住个人情绪，跌回座位，泪流满面。为了这个结果，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等了21年。
张焕枝称，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最终判决，她很满意。“我给最高法院点个赞。”
聂树斌案再审的审判长、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告诉张焕枝，收到再审判决书后，可以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申请国家赔偿如有困难，还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除聂树斌案外，近几年，还有多起沉冤多年的案件被平反：呼格吉勒图案、张高平叔侄案、于英生案、钱仁风案、陈满案等。《中国新闻周刊》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下简称“审监庭”）了解到，自2013年至今，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或监督指导全国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重大刑事冤假错案共计33起，涉及50人。
“已经纠正的33起案件均涉及命案。这50人中，有个别人的个别轻罪还保留，但是原判认定的杀人、抢劫罪名都纠正了。”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审监庭庭长夏道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时间服从质量”
12月6日晚9时许，《中国新闻周刊》在最高人民法院采访结束时，该院办公大楼依旧灯火通明，大楼LED显示屏上滚动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格外醒目。
因聂树斌案被纠正，建议对该案提起再审的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备受关注。
最高法院官网显示，该院审监庭主要负责审理不服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各类审判监督案件;审理不服下级人民法院刑事及有关民事生效裁判的审判监督案件;审理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的再审案件;核准死缓期间故意犯罪，情节恶劣应该执行死刑案件;核准再审判处死刑的刑事案件;办理或指导审理有关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等。
2016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依法提审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当时的承办部门即是审监庭。一个月后，最高法院依据立审分离原则，决定由第二巡回法庭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担任审判长，主审法官夏道虎、虞政平、管应时和罗智勇为合议庭组成人员。
最高法院审监庭对2013年至今被纠错的33起重大刑事冤假错案都进行了跟踪指导。
夏道虎称，每一级法院均依法独立办案。但是对于一些重大疑似冤错案件，上级法院要加强对下级法院的监督指导和督促支持。“最高法院坚决支持下级法院依法纠错，督促他们依法办案。当地方法院遇到法律适用等实际困难，我们也会结合具体问题给予具体指导。”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在33起冤假错案中，被告人从错误羁押到纠错，时间跨度普遍较长，不少案件在15年以上，比如内蒙古呼格案18年、安徽于英生案17年，聂树斌案更是长达21年。
为什么这些案件的纠错需要这么长时间？
夏道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主要是因为这类案件属于历史疑案，一方面发现和纠错机制有待完善;另一方面由于案情错综复杂，疑点重重，问题的发现、查实和纠错确实也有一个过程。
他说，尤其是有的申诉案件，案发久远、时过境迁，有的证人已不知所踪或者很难联系，复查和再审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
他以聂树斌案为例说，原判生效整整10年后，因另案被告人王书金自认“真凶”，经媒体报道引起广泛关注，才使问题暴露出来。由于该案时间跨度大，事实证据疑点多，查清每个疑点都很费周折。有些疑点问题已经失去了查清客观真相的条件，只能从现有在案证据材料做出审查判断。
2014年底，最高法院指定山东高院异地复查聂树斌案，显著加快了聂案复查的进程。但因复查工作的客观需要，山东高院先后4次申请延长审理期限。最高法院提审此案后，第二巡回法庭宣判时也是接近法定期限。
夏道虎说，他们仅审阅原审和复查卷宗就达100多卷，之后多次约谈和听取申诉人及其代理律师意见，依法保障代理律师阅卷、调查取证、发表意见等履职权利。到案发地作了大量实地察看、调查核实工作，找了多名重要证人和原办案人员了解情况，就有关技术问题听取权威刑事技术专家咨询意见，就有关法律程序问题听取著名法学专家意见，还多次听取最高检察院的检察意见。
“复查和再审的时间虽然长了一点，但做到了时间服从质量，确保了再审判决的客观公正。”夏道虎说。
“现实版的肖申克”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至今，包括聂树斌案在内的多起冤假错案被纠正的理由，均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2016年9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指出中国贯彻疑罪从无原则，积极防范和纠正冤假错案。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认为，聂树斌案发生在1994年，1995年进入审判程序，当时适用的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这部法律并未明确疑罪从无原则，因此最高法院此次改判，实际上是依据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来宣告无罪的，再审判决书也未明确提到疑罪从无原则。
“但这实际上是一个道理，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落实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我认为聂树斌案的再审判决体现了这个精神。”陈光中说。
夏道虎称，这33起案件的案情往往曲折离奇。
他以安徽于英生故意杀人申诉案为例说，该案由最高法院交办到安徽高院再审。该案也是按照疑罪从无原则纠正的，纠正之后3个月抓到了真凶。但在被纠错改判时，确实 “既无死者归来，也无真凶落网”。
1996年12月2日，安徽蚌埠女子韩某在家中遇害。警方认定其丈夫、时任蚌埠市东市区区长助理于英生为嫌疑人。其于当年12月22日被批捕，后被蚌埠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此后，于英生及其家人不服判决，长期申诉。
安徽省检察院经立案复查，发现该案存在重大疑点，如案发现场有外来指纹、被害人体内遗留他人分泌物的DNA鉴定等。
2013年5月31日，安徽省高院对该案立案再审。同年8月13日，该案公开宣判，认为原审认定于英生故意杀人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在案证据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合理排除，撤销原一审判决、二审裁定，宣告于英生无罪。
同年11月27日，该案嫌疑人武钦元在蚌埠被警方控制，并供认了17年前的犯罪事实。武钦元作案时，身份为蚌埠市交警支队“四小车辆”综合整治一大队大队长。
这起 “既无亡者归来，又无真凶出现”而宣告原审被告人无罪的案例，被外界称为“现实版的肖申克”。
制度环境
包括设立巡回法庭等在内的一系列司法改革举措，被认为为近几年冤假错案的平反提供了制度条件。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2015年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在深圳市挂牌，巡回区为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同年1月31日，第二巡回法庭在沈阳挂牌，巡回区为辽、吉、黑三省。
2016年11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同意了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市、沈阳市设立第一、第二巡回法庭的基础上，在重庆市、西安市、南京市、郑州市增设巡回法庭。
王磊曾是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三庭的一名法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巡回法庭异地审查，避免了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也更好地履行了最高法院对全国各地法院的监督指导职能，“是本案（聂树斌案）得到公正裁判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莫洪宪指出，在聂树斌案件中，最高法院指令山东高院异地复查，山东高院复查期间举行复查听证会，都是新的探索。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认为，最高法院对聂案做出提审决定，这一做法尚无先例。在司法实践中，“提审”虽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但实际执行中大多采取的是“指令再审”。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发现确有错误时，可采取两个措施：一是“指令再审”，即指令下级法院重新审理;二是“提审”，即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审理案件。
易延友说，最高法院完全可以指令山东省高院或是其他高院进行再审，此次对聂案作出提审决定，力度足够大。“前有最高检抗诉陈满案，后有最高法院提审聂树斌案，均创下了司法先例。”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最高法院审监庭现有办案法官30余人，该庭以前每年的办案量很少超过500件，但是2014年超过了700件，2015年超过了800件，2016年全年可能突破1000件。
多位受访者称，近几年一系列冤假错案被纠正，与中共十八大后中央高度重视依法治国密不可分。
2013年5月，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人民法院报》发表《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一文。他在文中直言，一段时期以来，相继出现的刑事冤假错案，给人民法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不妥为应对，将严重制约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的时候。”
在这篇文章中，沈德咏表示，“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
2014年1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在会上指出，要重点解决好损害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决不允许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
“人民群众每一次经历求告无门、每一次经历冤假错案，损害的都不仅仅是他们的合法权益，更是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是他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
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十一次集中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指出，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司法活动中存在一些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司法腐败以及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就会严重影响全面依法治国进程。
2013年3月26日，浙江高院依法对张辉、张高平强奸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同年7月2日，杭州市萧山区陈建阳等5人抢劫杀人案宣判，5人在服刑18年后被当庭宣告无罪;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高院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
2013年7月，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最高检和公安部也相继发布了贯彻落实中政委文件、防范和追究冤假错案相关责任人法律责任的规范性文件。
2015年9月，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法官要对错案终身负责，全力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称，这些规定对于避免和减少错案，有效解决错案追究难和司法追责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夏道虎称，长期以来，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司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但在一些案件中落实不到位，往往演变成刑事诉讼以侦查为中心，重打击、轻保护，重配合、轻制约，导致一些案件侦查、起诉环节把关不严，到了审判环节庭审又流于形式，就容易酿成错案。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目的就是要全面落实证据裁判原则，发挥庭审中心作用，规范法庭庭审程序，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促使办案人员一开始就得考虑搜集的证据能否在法庭上经得起检验，进而倒逼侦查、审查起诉环节更新执法理念，从源头上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夏道虎说，这是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
多位受访者称，防范冤假错案的机制越健全，法官审理案件的心理压力就越小。
王磊称，自己做法官时，对着长长的死刑判决书，念得多了也就麻木了，但每次读到最终的“死刑”二字时，仍会心头一震。而对面站着的那个被宣判者，即便是早已笃定难逃一死，听到这两个字时，内心所有的强硬依然会瞬间坍塌。
“死刑案件法官面对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生死存亡就在法官的一念之间，承受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压力是难以言说的。”
高检发研字[2006]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规定》已经200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
察委员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结合工作实际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六年五月十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司法解释工作，提高司法解释工作的水平和效率，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及有关规定，结合司法解释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
第三条 司法解释应当以法律为依据，不得违背和超越法律规定。
第四条 司法解释工作应当密切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及时解决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
第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并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抗诉书等法律文书中，可以引用司法解释的规定。
第六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司法解释的主要来源是：
（一）省级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请示、报告或者建议；
（二）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同志关于制定司法解释的批示；
（三）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和其他有关业务部门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建议；
（四）有关机关、单位提出制定或者商请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司法解释的建议；
（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议案、提案。
第七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是制定司法解释工作的承办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业务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专门人民检察院配合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承办制定司法解释的工作。
第八条 省级人民检察院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司法解释的请示、报告或者建议，应当由本院法律政策研究部门归口办理。在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司法解释的请示、报告或者建议中，应当载明报请解释的问题、本院检察委员会意见，并附送有关案例和材料。
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制定司法解释的，应当层报省级人民检察院，由省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是否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请示，报告或者建议。
第九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每年初制定本司法解释工作计划，必要时可以对计划进行补充或者调整。
省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检察工作中遇到的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情况，于每年末按照本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的要求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报送需要制定司法解释的项目。
第十条 司法解释工作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确立司法解释项目；
（二）调查研究并提出司法解释意见稿；
（三）论证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司法解释草案；
（四）提交分管检察长审查，报请检察长决定提交检察委员会审议：
（五）检察委员会审议；
（六）核稿；
（七）签署发布。
第十一条 对于需要制定司法解释的请示，报告，批示、建议或者议案、提案，应当立项，对于不需要制定司法解释或者不属于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不予立项。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研究提出是否立项的意见，报请分管检察长或者检察长决定。
第十二条 对于立项的司法解释项目，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应当在立项后一个月内研究提出司法解释意见稿。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司法解释项目或者情况特殊的，研究提出司法解释意见稿的时间可以适当延长。对于省级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应当在立项后十五日内研究提出司法解释意见稿。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可以委托有关省级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部门或者商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业务部门研究提出司法解释建议稿。
第十三条 司法解释意见稿应当征求地方人民检察院、专门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业务部门意见，必要时可以征求其他有关部门及专家意见，征求意见应当附函说明情
况和要求，并注明答复期限。
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问题，应当召开由有关部门和专家参加的论证会进行论证，必要时可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第十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应当在征求意见后对司法解释意见稿进行研究修改，提出司法解释草案和说明，司法解释草案和说明由分管检察长审查后报请检察长决定提交检察委员会审议。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司法解释，在提请检察委员会审议前，可以征求有关检察委员会委员的意见。
第十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应当经检察委员会审议通过。
第十六条 经检察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司法解释，应当根据检察委员会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核稿后，由分管检察长审核并报检察长签发。
第十七条 司法解释文件采用“解释”、“规定”、“规期”，“意见”、“批复”等形，统一编排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文号。
第十八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的形式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和全国性的媒体上公开发布。
第十九条 司法解释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公告的日期为生效时间，但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条 司法解释因相关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而与法律规定相矛盾的，自动失效。
制定新的司法解释，原司法解释不再适用或者部分不再适用的，应当废止。
第二十一条 对于同时涉及检察工作和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商请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制定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制定的司法解释需要修改，补充或者废止的，应当
与最高人民法院协商。
第二十二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原则性分歧的，应当协商解决。通过协商不能解决的，依法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者决定。
第二十三条 司法解释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二十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执行司法解释和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情况实行监督。
全省各中院民一庭、宁波中院民二庭、温州中院民四庭:
有关统计部门今年发布的全省上一平均工资统计公报项目信息，较往年发生了较大变化，对我省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等案件造成较大影响；尤其是对“受害人无固定收入且无法证明最近三年平均收入状况”的情形，此前全省法院一般按照“其他单位”一栏的统计数据，计算误工费或者护理费，但今年发布的统计公报中已无“其他单位”一栏，故造成适用困难。日前，嘉兴市中院民一庭就“无固定收入如何计算误工费、护理费等费用及标准适用问题”，向我庭书面请示，一些法院民庭也向我庭口头请示。鉴于该问题在全省法院范围内普遍存在，且亟待解决，我庭经认真研究，现统一答复如下：
（一）受害人无固定收入且无法证明最近三年平均收入状况的，对误工费的计算，适用“全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
（二）护理人员无固定收入的，对护理费的计算，适用“全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
（三）对丧葬费的计算，适用“全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标准。
（四）对医疗事故中误工费和陪护费的计算，适用“全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
以上答复供审判中参考；如在执行中遇到问题，可及时与本庭联系。
特此通知。
二00九年八月三日
浙法民一明传（2009）14号 2011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统计公报
日期：2012-04-12 16 信息来源：浙江省统计局
我国的资本市场正处于不断规范和发展阶段，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内幕交易、欺诈、操纵市场等行为。这些行为损害了证券市场的公正、侵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安全和健康发展，应该逐步规范。当前，法院审判工作中已出现了这些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新情况、新问题，但受目前立法及司法条件的局限，尚不具备受理及审理这类案件的条件。经研究，对上述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争议焦点】
被告亚环公司之行为是否构成侵犯莱斯公司“PRETUL”商标专用权，以及亚环公司之行为是否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行为。
【法院判决】
该案一审判决不构成侵权。原告上诉后，二审改判为构成侵权。被告不服，向最高院申请再审，最高院再审认为不构成侵权。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亚环公司在委托加工产品上贴附的标志，既不具有区分所加工商品来源的意义，也不能实现识别该商品来源的功能，故其所贴附的标志不具有商标的属性，在产品上贴附标志的行为亦不能被认定为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行为。
法院认为，商标法保护商标的基本功能是保护其识别性。判断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的商标，或者判断在相同商品上使用近似的商标，或者判断在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是否容易导致混淆，要以商标发挥或者可能发挥识别功能为前提。也就是说是否破坏商标的识别功能，是判断是否构成侵害商标权的基础。在商标并不能发挥识别作用，并非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的情况下，判断是否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的商标，或者判断在相同商品上使用近似的商标，或者判断在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是否容易导致混淆，都不具实际意义。
【律师点评】
此前已发生多次定牌加工过程中发生的商标侵权纠纷，对审理结果，部分法院认为构成侵权，部分法院认为不构成侵权，导致相同的案件，出现不同的结果。此次最高院给定牌加工是否构成侵权表态，即不构成侵权。
涉外定牌加工是我国目前一种重要的产业形态，此案结果给众多定牌加工企业吃了定心丸。但需要提醒的是，定牌加工企业应当严格审核委托加工企业的商标资料的真实性，并且所加工产品不得在境内销售，只能出口到境外。
三星注册新商标“Duo Pixel”
国外网站SamMobile报道称，三星已经于2015年11月25日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了一个名为“Duo Pixel（双像素）”注册商标申请，虽然暂时不清楚更多的细节，但从字面上理解应该与智能手机的相机传感器有关。为此，外界分析三星注册该商标有可能是一种新的对焦技术，用以取代传统相位对焦模式，也可能是全新的像素归类算法，甚至有可能意味着双镜头设计。
而SamMobile则推测此次的“双像素”注册商标或许与此前传出三星1200万像素1/2英寸相机传感器有关。而按照当时的说法，该传感器的尺寸要比不少卡片机的1/2.3英寸还要更大一些，并加入了双光电二极管（dual-DP）技术，据称已接近量产阶段。（来源：腾讯数码）
爱国者赢得移动电源商标权
“经国家商标局最终认定，移动电源品类中‘爱国者’品牌归属aigo爱国者集团所有，其他公司及个人不得在移动电源品类使用‘爱国者’商标。”近日，在爱国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媒体见面会上，该公司CEO冯军说。
冯军介绍，作为消费者所熟知的电子产品品牌，“爱国者”商标一直属于爱国者集团。移动电源产品线作为爱国者电子（爱国者集团产品子公司，其产品系列主要采用“aigo”及“爱国者”品牌）核心的业务之一，早在2006年即出现在爱国者集团的产品业务中。
此前，爱国者已向各大电商网站发函，主张“爱国者”商标在其移动电源品类上的专用权，并要求将其他公司的所谓“爱国者移动电源”下架，并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与消费者利益。（来源：科技日报）
苹果新材料专利 可让下代iPhone完全防水？
据最近公开的一份美国专利商标局文件显示，苹果正在申请一项新的专利：该专利描述了使用一种新的“自愈性弹性体材料（self-healing）”以保护电子元件连接处的电极。这使得打造完全防水的下一代iPhone机型成为了可能。
比如当“数据连接头”的金属部分插入在这种材料保护下的电极后，弹性体材料能够暂时剥离，令金属电极部分互相连接。而当数据连接头拔出设备后，电极上的弹性体材料能够迅速“自愈”，使得电子元件可以避免和环境接触。这样能够大大提高设备的防水性。我们不难推测，当这种技术成熟后苹果很有可能将之应用在iPhone 7上，打造完全防水的iPhone。（来源：中文业界资讯站）
亚马逊推出专利 未来不通过设备实现虚拟现实效果
当前市面上许多设备都是通过内置的屏幕实现虚拟现实效果，谷歌眼镜和微软HoloLens都是其中的代表。现在亚马逊决定走一条不同的路，据最新公布的专利显示，未来用户通过亚马逊的技术，不必佩戴任何设备，就能在整个房间内实现虚拟现实效果。
是否觉得这个技术听起来很耳熟？是的，去年微软也发布了一个名为RoomAlive（原名IllumiRoom）的类似技术。RoomAlive的原理是通过投影仪和Kinect将房间变成一个虚拟现实环境。从亚马逊的专利图片判断，这家公司也将采用类似的摄像机与投影仪组合，这套系统将追踪用户的手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各地在执行本纪要时有什么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了十四个省、市高级人民法院，六个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期货纠纷案件有关审判人员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奚晓明主持了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唐德华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与会同志通过认真讨论，对目前审理期货纠纷案件的一些主要问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现纪要如下：
一、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应遵循的原则问题。会议认为期货纠纷案件是新类型案件，如何公正、及时审理好前一阶段在期货市场盲目、无序状态下所形成的期货纠纷案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制裁非法交易行为，维护正常的期货市场秩序，是当前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任务。审理这类纠纷案件政策性强，缺乏法律依据;这类纠纷案件与其它经济纠纷案件相比，有着鲜明的特点。因此，处理这类案件，应特别注意坚持以下原则。
(一)坚持正确适用法律的原则。目前我国的期货交易法尚未颁布，人民法院审理期货纠纷案件，应当以民法通则作为基本依据，同时依照有关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参照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有关期货交易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精神，但对这类文件不宜直接引用。还应当明确处理客户与经纪公司之间的期货代理纠纷不能适用经济合同法和民法通则中关于委托代理的规定。处理涉外、涉港澳期货纠纷案件，还应参照有关国际惯例。
(二)坚持风险和利益相一致的原则。期货交易的投机性和风险性都很大，期货交易者必须具备风险意识。人民法院在审理期货纠纷案件处理风险与利益的关系时，要按照期货交易的特点，既要依法保护期货交易双方的合法利益，也要正确确定其应承担的风险，任何一方不能只享受利益而不承担风险，或只承担风险而不享受利益。
(三)坚持过错和责任相一致的原则。在审理期货纠纷案件中，要坚持过错和责任相一致的原则。认真分析各方当事人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的性质、大小、过错和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据此确定他们各自应承担的责任。
(四)坚持尊重当事人合法约定的原则。对于当事人的`约定，只要其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期货交易的惯例，就可以作为处理当事人之间纠纷的依据。
会议还认为，目前人民法院受理的期货纠纷大多数是在前一阶段期货市场混乱无序，当事人各方在交易过程中的行为很不规范，有关期货交易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对这类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均应持慎重态度。有些纠纷可先通过行政或其他有关部门解决，确实解决不了必须通过法院依诉讼程序解决的，要依法受理。在审理过程中，遇到难度大、涉及面广或其他有关社会稳定的案件，要主动听取期货管理机关及其他有关方面的意见，必要时，请示上级法院，以使案件得到及时、妥善公正地处理。
二、关于期货纠纷案件的管辖问题。会议认为，这类案件专业性较强，审理难度大，因此，一般应由被告所在地或期货交易所、经纪公司及领取营业执照的期货经纪公司的分支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案件比较集中且审判人员素质较高的地方，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基层人民法院也可以管辖。涉外、涉港澳期货纠纷案件参照民事诉讼法第四编第二十五章的规定确定管辖。高级人民法院作一审，须报最高人民法
最高人民法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司法改革举措，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6日印发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初步确立。社会各界对此高度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持。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规定》要求，积极向最高人民法院推荐报送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加强并协调有关方面对指导性案例的研究。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决定将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等4个案例作为第一批指导性案例予以公布。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准确把握案例的指导精神
（一）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旨在解决二手房买卖活动中买方与中介公司因“跳单”引发的纠纷。该案例确认：居间合同中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撇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具有约束力，即买方不得“跳单”违约；但是同一房源信息经多个中介公司发布，买方通过上述正当途径获取该房源信息的，有权在多个中介公司中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交易，此行为不属于“跳单”违约。从而既保护中介公司合法权益，促进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维护市场交易诚信，又促进房屋买卖中介公司之间公平竞争，提高服务质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旨在正确处理诉讼外和解协议与判决的效力关系。该案例确认：对于当事人在二审期间达成诉讼外和解协议后撤诉的，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一审生效判决。从而既尊重当事人对争议标的的自由处分权，强调了协议必须信守履行的规则，又维护了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
（三）潘玉梅、陈宁受贿案旨在解决新形式、新手段受贿罪的认定问题。该案例确认：国家工作人员以“合办”公司的名义或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的、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未谋取利益而受贿的、以及为掩饰犯罪而退赃的，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从而对近年来以新的手段收受贿赂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明确指导。对于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有效查处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类型受贿案件，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王志才故意杀人案旨在明确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的具体条件。该案例确认：刑法修正案
（八）规定的限制减刑制度，可以适用于2011年4月30日之前发生的犯罪行为；对于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害方反应强烈，但被告人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依法决定限制减刑能够实现罪刑相适应的，可以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这有利于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又进一步严格限制死刑，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二、切实发挥好指导性案例作用
各级人民法院对于上述指导性案例，要组织广大法官认真学习研究，深刻领会和正确把握指导性案例的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要增强运用指导性案例的自觉性，以先进的司法理念、公平的裁判尺度、科学的裁判方法，严格参照指导性案例审理好类似案件，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确保案件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保障社会和谐稳定；要高度重视案例指导工作，精心编选、积极推荐、及时报送指导性案例，不断提高选报案例质量，推进案例指导工作扎实开展；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宣传案例指导制度的意义和成效，营造社会各界理解、关心和支持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良好氛围。
今后，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发布参考性案例等形式，对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的审判业务工作进行指导，但不得使用“指导性案例”或者“指导案例”的称谓，以避免与指导性案例相混淆。对于实施案例指导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改进案例指导工作的建议，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附：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等四个指导性案例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指导案例1号
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 居间合同 二手房买卖 违约
裁判要点
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关于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绕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合法有效。但是，当卖方将同一房屋通过多个中介公司挂牌出售时，买方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相同房源信息的，买方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其行为并没有利用先前与之签约中介公司的房源信息，故不构成违约。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简称中原公司）诉称：被告陶德华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上海市虹口区株洲路某号房屋销售信息，故意跳过中介，私自与卖方直接签订购房合同，违反了《房地产求购确认书》的约定，属于恶意“跳单”行为，请求法院判令陶德华按约支付中原公司违约金1.65万元。
被告陶德华辩称：涉案房屋原产权人李某某委托多家中介公司出售房屋，中原公司并非独家掌握该房源信息，也非独家代理销售。陶德华并没有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跳单”违约行为。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下半年，原产权人李某某到多家房屋中介公司挂牌销售涉案房屋。2008年10月22日，上海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带陶德华看了该房屋；11月23日，上海某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简称某房地产顾问公司)带陶德华之妻曹某某看了该房屋；11月27日，中原公司带陶德华看了该房屋，并于同日与陶德华签订了《房地产求购确认书》。该《确认书》第2.4条约定，陶德华在验看过该房地产后六个月内，陶德华或其委托人、代理人、代表人、承办人等与陶德华有关联的人，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但未通过中原公司而与第三方达成买卖交易的，陶德华应按照与出卖方就该房地产买卖达成的实际成交价的1%，向中原公司支付违约金。当时中原公司对该房屋报价165万元，而某房地产顾问公司报价145万元，并积极与卖方协商价格。11月30日，在某房地产顾问公司居间下，陶德华与卖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成交价138万元。后买卖双方办理了过户手续，陶德华向某房地产顾问公司支付佣金1.38万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23日作出（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被告陶德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原公司支付违约金1.38万元。宣判后，陶德华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4日作出（2009）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508号民事判决：
一、撤销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
二、中原公司要求陶德华支付违约金1.65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原公司与陶德华签订的《房地产求购确认书》属于居间合同性质，其中第2.4条的约定，属于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常有的禁止“跳单”格式条款，其本意是为防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跳”过中介公司购买房屋，从而使中介公司无法得到应得的佣金，该约定并不存在免除一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应认定有效。根据该条约定，衡量买方是否“跳单”违约的关键，是看买方是否利用了该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机会等条件。如果买方并未利用该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而是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同一房源信息，则买方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而不构成“跳单”违约。本案中，原产权人通过多家中介公司挂牌出售同一房屋，陶德华及其家人分别通过不同的中介公司了解到同一房源信息，并通过其他中介公司促成了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因此，陶德华并没有利用中原公司的信息、机会，故不构成违约，对中原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指导案例2号
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诉讼 执行 和解 撤回上诉 不履行和解协议 申请执行一审判决
裁判要点
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准许撤回上诉的，该和解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
基本案情
原告吴梅系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吴梅收旧站业主，从事废品收购业务。约自2004年开始，吴梅出售废书给被告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简称西城纸业公司）。2009年4月14日双方通过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壹佰玖拾柒万元整（￥1970000.00）。同年6月11日，双方又对后期货款进行了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伍拾肆万捌仟元整（￥548000.00）。因经多次催收上述货款无果，吴梅向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西城纸业公司支付货款251.8万元及利息。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对欠吴梅货款251.8万元没有异议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吴梅货款251.8万元及违约利息。宣判后，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审理期间，西城纸业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与吴梅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商定西城纸业公司的还款计划，吴梅则放弃了支付利息的请求。同年10月20日，西城纸业公司以自愿与对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撤回上诉。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后，因西城纸业公司未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吴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对吴梅申请执行一审判决予以支持。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主张不予执行原一审判决。
裁判结果
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7日作出（2010）眉执督字第4号复函认为：根据吴梅的申请，一审法院受理执行已生效法律文书并无不当，应当继续执行。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西城纸业公司对于撤诉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知，即一旦法院裁定准予其撤回上诉，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即为生效判决，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虽然二审期间双方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和解协议对相关权利义务做出约定，西城纸业公司因该协议的签订而放弃行使上诉权，吴梅则放弃了利息，但是该和解协议属于双方当事人诉讼外达成的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制作调解书，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西城纸业公司未按和解协议履行还款义务，违背了双方约定和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其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主张不予执行原生效判决的请求不予支持。
指导案例3号
潘玉梅、陈宁受贿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 受贿罪 “合办”公司受贿 低价购房受贿 承诺谋利 受贿数额计算 掩饰受贿退赃
裁判要点
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以“合办”公司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经营管理的，以受贿论处。
2.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3.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等物品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4.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因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
基本案情
2003年8、9月间，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某在迈皋桥创业园区低价获取100亩土地等提供帮助，并于9月3日分别以其亲属名义与陈某共同注册成立南京多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多贺公司），以“开发”上述土地。潘玉梅、陈宁既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该公司经营管理。2004年6月，陈某以多贺公司的名义将该公司及其土地转让给南京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潘玉梅、陈宁以参与利润分配名义，分别收受陈某给予的480万元。2007年3月，陈宁因潘玉梅被调查，在美国出差期间安排其驾驶员退给陈某80万元。案发后，潘玉梅、陈宁所得赃款及赃款收益均被依法追缴。
2004年2月至10月，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之便，为南京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在迈皋桥创业园购买土地提供帮助，并先后4次各收受该公司总经理吴某某给予的50万元。
2004年上半年，被告人潘玉梅利用担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发展有限公司受让金桥大厦项目减免100万元费用提供帮助，并在购买对方开发的一处房产时接受该公司总经理许某某为其支付的房屋差价款和相关税费61万余元（房价含税费121.0817万元，潘支付60万元）。2006年4月，潘玉梅因检察机关从许某某的公司账上已掌握其购房仅支付部分款项的情况而补还给许某某55万元。
此外，2000年春节前至2006年12月，被告人潘玉梅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迈皋桥办事处一党支部书记兼南京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某某人民币201万元和美元49万元、浙江某房地产集团南京置业有限公司范某某美元1万元。2002年至2005年间，被告人陈宁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迈皋桥办事处一党支部书记高某某21万元、迈皋桥办事处副主任刘某8万元。
综上，被告人潘玉梅收受贿赂人民币792万余元、美元50万元（折合人民币398.1234万元），共计收受贿赂1190.2万余元；被告人陈宁收受贿赂559万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2月25日以（2008）宁刑初字第4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潘玉梅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陈宁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潘玉梅、陈宁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30日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作出（2009）苏刑二终字第002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核准一审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潘玉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及其辩护人提出二被告人与陈某共同开办多贺公司开发土地获取“利润”480万元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潘玉梅时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陈宁时任迈皋桥街道办事处主任，对迈皋桥创业园区的招商工作、土地转让负有领导或协调职责，二人分别利用各自职务便利，为陈某低价取得创业园区的土地等提供了帮助，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在此期间，潘玉梅、陈宁与陈某商议合作成立多贺公司用于开发上述土地，公司注册资金全部来源于陈某，潘玉梅、陈宁既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潘玉梅、陈宁利用职务便利为陈某谋取利益，以与陈某合办公司开发该土地的名义而分别获取的480万元，并非所谓的公司利润，而是利用职务便利使陈某低价获取土地并转卖后获利的一部分，体现了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属于以合办公司为名的变相受贿，应以受贿论处。
关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辩护人提出潘玉梅没有为许某某实际谋取利益的辩护意见。经查，请托人许某某向潘玉梅行贿时，要求在受让金桥大厦项目中减免100万元的费用，潘玉梅明知许某某有请托事项而收受贿赂；虽然该请托事项没有实现，但“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不同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项，就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可以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明示或默示的意思表示予以认定。潘玉梅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应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至于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只是受贿的情节问题，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关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辩护人提出潘玉梅购买许某某的房产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潘玉梅购买的房产，市场价格含税费共计应为121万余元，潘玉梅仅支付60万元，明显低于该房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潘玉梅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产的行为，是以形式上支付一定数额的价款来掩盖其受贿权钱交易本质的一种手段，应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按照涉案房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关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辩护人提出潘玉梅购买许某某开发的房产，在案发前已将房产差价款给付了许某某，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2006年4月，潘玉梅在案发前将购买许某某开发房产的差价款中的55万元补给许某某，相距2004年上半年其低价购房有近两年时间，没有及时补还巨额差价；潘玉梅的补还行为，是由于许某某因其他案件被检察机关找去谈话，检察机关从许某某的公司账上已掌握潘玉梅购房仅支付部分款项的情况后，出于掩盖罪行目的而采取的退赃行为。因此，潘玉梅为掩饰犯罪而补还房屋差价款，不影响对其受贿罪的认定。
综上所述，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潘玉梅、陈宁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但同时鉴于二被告人均具有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认罪态度好，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余罪，案发前退出部分赃款，案发后配合追缴涉案全部赃款等从轻处罚情节，故一、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指导案例4号
王志才故意杀人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 故意杀人罪 婚恋纠纷引发 坦白悔罪 死刑缓期执行 限制减刑
裁判要点
因恋爱、婚姻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犯罪手段残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被告人具有坦白悔罪、积极赔偿等从轻处罚情节，同时被害人亲属要求严惩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性质、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可以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志才与被害人赵某某（女，殁年26岁）在山东省潍坊市科技职业学院同学期间建立恋爱关系。2005年，王志才毕业后参加工作，赵某某考入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继续专升本学习。2007年赵某某毕业参加工作后，王志才与赵某某商议结婚事宜，因赵某某家人不同意，赵某某多次提出分手，但在王志才的坚持下二人继续保持联系。2008年10月9日中午，王志才在赵某某的集体宿舍再次谈及婚恋问题，因赵某某明确表示二人不可能在一起，王志才感到绝望，愤而产生杀死赵某某然后自杀的念头，即持赵某某宿舍内的一把单刃尖刀，朝赵的颈部、胸腹部、背部连续捅刺，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次日8时30分许，王志才服农药自杀未遂，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王志才平时表现较好，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与其亲属积极赔偿，但未与被害人亲属达成赔偿协议。
裁判结果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14日以(2009)潍刑一初字第3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志才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王志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18日以(2010)鲁刑四终字第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复核确认的事实，以（2010）刑三复22651920号刑事裁定，不核准被告人王志才死刑，发回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重新审理，于2011年5月3日作出（2010）鲁刑四终字第2－1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改判被告人王志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裁判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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