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的中国梦

律师的中国梦（通用7篇）

律师的中国梦 篇1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梦 法治梦 律师梦——我们都是追梦人”。“梦”是一个令人期待的词语，是引领我们人生的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让自己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律师，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给社会的稳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或者“世界那么大”、期待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等等，这千千万万的梦想，都汇聚成了我们共同的中国梦。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富民强”，人民更加幸福，生活更加有尊严！

“中国梦”，很美！这样美好的梦想靠什么实现呢？靠法治！要在全社会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要将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只有兑现法治，坚守权利，人人才能心如日月、流光溢彩，人人才能过上我们憧憬的幸福生活！

这就是中国梦！这就是法治梦！

作为一名律师（实习律师），我们要从“小我”做起，争做法治的铺石路，共筑我们的中国梦、法治梦！有一句名言深刻地道出了律师、法治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律师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们要深知自己就是法治进程的直接参与者，是推动法治进程的主力军！

这些“小我”的实践，具体来说就是要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进步！我们办理一切案件都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要以一种“心中永远充满正义，目光不断往返于事实和法律之间”的心态去办理案件。不要为谋取私利对当事人做虚假承诺，要明明白白告知当事人的各项权利和风险；不要损害国家社会和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要遵守律师的执业操守；不要指使当事人进行请客送礼行贿的行为，要与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保持健康的互动关系；不要从事违法和有损律师职业形象的行为，要对自身的执业行为进行严格要求。不要固步自封，要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执业能力！还有许许多多的“不要”和“要”，法律工作者就是在这一次次的“不要”与“要”之间，将法律变现为守护，将公平正义回归社会，将法治与社会的发展并肩前行！

现在我们国家的法治理想与法治现状还存在着差距，律师的执业道路充满了荆棘，但我们一直在努力！坚守良知，坚守法律，为权利而斗争，这是我们的使命。为此使命，我们就要常怀梦想，因为万物速朽，但梦想永在，梦想就是当你失败了一百次，那第一百零一次充实你内心的不死之希望！

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因为今天的我们已处于能够兑现梦想的时代。我们梦想权利一一落地，公义自在流淌；我们梦想国家强大，为人民福 1 祉提供保障；我们梦想和谐稳定，人人都幸福安康！

这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所有追梦人的中国梦！法治梦！

律师的中国梦 篇2

一、中国律师权利的现状

1.会见难

在司法实践中,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要求常常不及时答复;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 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为由, 不批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限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次数和时间, 在会见过程中受到监管人员干扰, 受到有关司法人员的歧视等。

2.阅卷难

现在律师的阅卷权范围受到严重不当的限制, 律师看不到全部指控犯罪事实的证据材料, 尤其侦查部门掌握的关键性的材料, 诸如审讯笔录、证人证言, 律师接触不到。律师在不了解案情的基础上, 无法进行卓有成效的辩护。

3.调查取证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的律师调查取证权却存在诸多限制, 具体表现在:立法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未作明确规定, 这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行为于法无据;立法规定辩护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必须经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或者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 律师向辩护人一方调查取证要经过“双重许可”。

4.起诉阶段进行辩护难

尽管《刑事诉讼法》规定,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 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这也是审查起诉的必须程序。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根本无视这一强制性的法律规定, 不但不主动认真听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而且还往往回避辩护人的主动求见, 不愿与之交谈。

二、构建律师权利制度

鉴于上述所谈到的律师权利存在的各种问题可以看出, 我国的律师权利制度是最需要重新进行合理构建的部分, 需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重新构建我国当前的律师权利制度。

1.程序正义诉讼模式的构建

程序正义即正当程序起源于1216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 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 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正当程序分为实体性正当程序和程序性正当程序两种, 我国长久以来的法律传统都是重实体清程序, 程序公正的要素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程序规则的科学性, 法官的中立性, 当事人双方的平等性, 诉讼程序的透明性, 制约与监督性。从关于程序正义的要素中不难看出裁判者的中立性和当事人的平等性对于保障程序的正当性是极为重要的。因此, 我们在重构律师权利制度的过程中要对这两方面给予特别的重视。

2.辩护律师诉讼地位的强化

诉讼结构的核心问题, 是如何配置侦查、辩护、审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直接关系到其权利的范围, 即在刑事诉讼中是什么样的地位就拥有什么样的权利。而对于辩护律师是否是刑事诉讼中的诉讼主体又有几下几种观点: (1) 律师不是诉讼主体; (2) 律师是准诉讼主体; (3) 律师是独立诉讼主体; (4) 律师不是独立的诉讼主体, 但是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 即明确并加强律师独立的诉讼地位是当前最为必要的一个方面。

3.具体权利制度的完善

(1) 侦查阶段的权利。

笔者认为, 审判程序是审前程序的延续, 律师在审前程序中的活动都是为审判程序做准备。这个阶段是律师充分了解案情、掌握第一手证据资料最为重要的阶段。这是为审判阶段打下基础的最关键阶段。可以提高律师在审判阶段行使辩护职能的质量。此外, 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介入审前程序, 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侦查阶段, 侦查机关有权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 而且整个阶段具有特殊的不公开性和保密性, 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 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尤其容易受到侵害, 这时律师作为辩护人介入侦查, 可以有效地监督侦查机关是否存在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并可以及时加以制止, 保障侦查程序正常合法进行。

(2) 起诉及庭审阶段权利。

①上诉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0条的规定, 被告人的辩护人经被告人同意, 可以提出上诉。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我国律师是不具有独立的上诉权的。而作为控诉方的检察机关是具有独立的抗诉权的, 他的抗诉权是不受被害人的意志所控制的。如果不赋予辩护律师独立的上诉权, 那么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格局又将面临被打破的危险。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 当然应当享有独立的上诉权。同时, 赋予了律师独立的上诉权能够更好地维护被告人的权利, 因为被告人一般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 在上诉与否的问题上往往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而律师的独立上诉权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②拒绝辩护权。根据我国新《律师法》第32条第2款规定, 律师接受委托后, 无正当理由的, 不得拒绝辩护或者代理。但是, 委托事项违法、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委托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的, 律师有权拒绝辩护或者代理。笔者认为, 在完善律师拒绝辩护权方面首先应取消委托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的, 律师有权拒绝辩护的规定。③庭审发言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5条规定, 公诉人在法庭上可以讯问被告人, 辩护人经审判长许可, 也可以向被告人发问。从条文规定中就可以明显看出, 这又是控辩双方权利地位不平等的一个集中体现。既然作为控方的公诉人可以自由地向被告人发问, 那么作为辩方的辩护人也应当享有相同的权利, 由于此规定, 导致法官在庭审中往往不允许辩护人向被告人发问, 从而导致被告人应陈述的对于自己有利的案情细节得不到机会予以陈述。因此应当取消辩护人向被告人发问须经审判长许可这一不合理的限制。

摘要：本文从对律师职业分析入手, 在对律师及其权利的现状研究的基础上, 对重新构建我国律师权利制度提出设想。

关键词：律师,权利,权利制度

参考文献

[1]熊秋红.刑事辩护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

[2]陈桂明.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6.

农家女朱封:25年的律师梦 篇3

然而有一个叫朱封的女子却敢于向命运叫板，她在13岁时立志当律师，尽管以后的生活波折坎坷，她却为这个梦不离不弃地奋斗了25年……

朱封是湖北荆州人，出身贫寒农家。读初一那年，朱封看了一本关于律师的书，立即被这个充满正义和挑战的职业深深吸引，立志长大以后也要成为律师。然而就在朱封为这个梦想刻苦学习的时候，母亲突然中风瘫痪在床，這对有着3个孩子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了让弟妹上学，初二那年，朱封不得不辍学去了东莞，在一家酒店做了服务员。看着客人们衣着体面，吃着每盘价格都比自己一天工资还高的菜，自卑的朱封心里产生了很深的落差。

朱封不甘心就这样过一辈子，她买回了一摞初中和高中的教材开始自学，决定参加成人高考。每天，朱封都会在客人不多的时候，见缝插针地学习，晚上10点半，工友们熟睡后，她又一个人躲在厕所里，点一支蜡烛，埋头苦读。

南方的夏天极为闷热，蚊子又大又毒，朱封经常被咬得全身都是又红又肿的大包，刺痒难耐，一抓破就会流出股股血水。对比着在风扇底下熟睡的室友们，再看看躲在厕所汗如雨下的自己，朱封感到万分委屈，她收了书，打算放弃。

一个月后的一天，朱封在给客人倒水时，不小心烫了客人的手，客人一把推开她，生气又嫌恶地说：“连服务员都做不好，真是个没文化的乡下妹子！”受此羞辱的朱封忍着眼泪连连道歉，但对方不依不饶，还把经理找来了。因为这件事，朱封不仅挨了一顿骂，还被扣了200元钱。躲在角落里，朱封忍不住痛哭起来，她知道，要想改变命运，实现律师梦，除了学习别无他法。就这样，朱封又捡起了书本。

1994年，参加完成人高考后的朱封跳槽到一家韩资企业做了办公室文员，工作轻松，业余时间也充裕，于是她买了几本司法考试的参考书开始复习。然而在第二年报名参加考试时，朱封才知道，要想参加司法考试，学历必须达到大专以上，而且还必须为法律专业毕业。她显然不够格。

同事得知后，劝她别跟自己较劲，认命算了。但朱封却摇摇头，她为实现那个梦已经付出了那么多，眼看就要成功了，她坚决不能放弃。于是，当年年底，朱封报名参加了法律专业的专科自学考试。

1996年，朱封回到了荆州老家，在一家工厂做资料员，并在第二年结了婚。有了孩子后，朱封可以用来学习的时间非常少，只有等孩子熟睡了，她才有时间学习，所以直到2004年才顺利毕业。

好不容易才拿到法律专科文凭的朱封兴冲冲地去报名，却被告知，司法考试的报名条件再次提高，需要法律专业本科或其他专业但有一定法律知识的本科以上学历才可报名。看到自己努力了很多年，还是因为资格不够而被排除在外，朱封备受打击，一回家就忍不住委屈地哭了。可在内心里，朱封没有放弃，她一定要成为律师。

利用休息时间，朱封又开始了学习，并在4年后拿到了湖北大学法学本科毕业证。随后，她报名考试，却失败了。

这对朱封来说又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沮丧了一段时间后，朱封分析了自己失败的原因，并为自己制订了一个严格的复习计划。仔细复习了一年后，2010年，朱封再次报名参加考试。11月23日，朱封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分数远超合格线30分！欣喜若狂的她禁不住当场尖叫起来，并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亲朋好友。

2011年4月12日是值得朱封铭记一生的日子，那天，38岁的她终于实现了自己25年的愿望。捧着绿色的证书，朱封喜极而泣……

现在，朱封已经是荆州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了。说起自己多年的追梦历程，朱封说：“有梦想的人都很了不起。只要我们能在挫折和逆境中依旧保持对梦想的执著和热诚，不论发生什么都不放弃，梦想并不难实现。”■

（责编 冰蓝）

法治中国对律师执业的影响 篇4

摘要 随着法治中国成为国家战略规划的核心，律师作为法律职业人也获得了更优良的执业环境。因此，当下的律师应当从整个行业出发，认真践行法治理念，在执业过程中向当事人传达法治中国的重要意义，把法治的概念传播到社会中，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关键字 法治 司法体制改革 律师行业

中共十八届三中协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法治中国的概念。随后几年，法治中国成为国家执政的核心要素，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成为工作重点，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以及全面贯彻总书记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战略目标成为政府执政的主要要求和根本目标。

一、法治中国的内涵与外延

随着“法治中国”这一概念的提出，很多专家学者都对它的含义进行了解读。因此，充 分体会到“法治中国”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成为了职业律师的基本要求。

法治中国的内涵主要包括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这三个概念。“依法治国”主要是对公权力机关的约束，具体包括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必须由法律授予，受法律制约，面对争议，必须通过由法律建立的独立于公权力机关以外的司法机关裁决。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只有坚持依法治国，才能保证法治中国长久稳定的发展。“依法执政”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要求。具体是指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法律规定的方式领导国家政权。“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机关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由法律的授权而行使，法律没有规定的不可违，从而保障执政的权威性。依法行政作为法治中国的内涵之一，主要是规范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行政权力。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公权力天然有着摆脱控制的倾向，如果不在法律中限定公权力的获取和使用，那么私权利被压缩和迫害是必然发生的结果。因此，依法行政是构建法治中国的重要一环，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只有坚持依法治国，才能保证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实施；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核心目标的实现也离不开依法执政的帮助；依法行政的发展也推动者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的前进。总之，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只有保证三者的协调发展、共同进步才能最终实现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这三者共同组成了法治中国的外延。法治国家主要是指空间上的国家，具体是指国家中的领土和人民主权。法治政府是国家依法行使公权力的重要体现。只有科学、健康的法治国家才能出现法治社会，因此，法治社会也是国家进入法治时代的重要标志。一个高度文明的法治社会也会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因此，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法治中国的必要条件。

二、法治中国背景下的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一直是我国执政的理念之一，但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来，司法体 质改革则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成为国家的战略要求。结合法治中国的理念，司法体制改革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司法体制改革的标准在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的新概念。面对这一要求，我国现在的司法体制是明显不达标的。要知道，法律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公平正义，如果法律没有公平正义，整个社会就会丧失对执政机关的信心。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完成，有法可依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三者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大阻碍。因此，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就在于如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建设公正、高效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树立司法的权威，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到第一位。这个目标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点是建设公正的司法制度，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的主要要求，司法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司法公正。对于司法机关来说，司法公正首先要求司法独立，即司法机关实行直属领导，统一管理，行使司法权时应当遵从法律法规，而非地方政府，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第二点是效率，正所谓“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从现在来看，虽然我国程序法中规定了各类案件审结的期限，但在具体实践中，有些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后才能得到执行，这些程序仍然冗长繁琐，很多当事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但是，近几年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们可以发现基层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已经能够把握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把当事人双方没有什么争议，诉讼标的额较小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或者小额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做到案结事了。这点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司法制度改革的成果之一。最后一点，司法制度的改革应当树立法治的权威。近些年来，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这是司法公信力不足的表现，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司法机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司法公信力的缺失很大程度体现在法院“执行难“上，面对一份生效判判决，如果执行义务人怠于履行自己的义务，权利人往往无法迅速获得赔偿，此时法院的执行庭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也无法帮助权利人获得相应的赔偿，这就会导致当事人认为法院的判决不过是一纸空文，没有执行力，从而使司法公信力下降。总之，公正、高效、权威这三者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只有达到这三个目标，才意味着司法体制改革得以实现。

要想完成司法体制改革，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要把司法机关的管理体制进行变革，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看，要想保证司法机关的公平正义，就要做到司法独立，所谓司法独立就是指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收任何机关、团体、个人的干涉；检察院作为一个整体独立行使检查、监督权，下级检察院只受上级检查院的领导，与地方各级政府保持距离。其次，将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管理制度与其他公务员区分开来，从我国《公务员》法来看，司法人员与其他公务员的招收、管理制度并无太大区别，但近几年随着司法体制的完善，我们应当意识到司法人员的特殊性，把法官、检察官的管理模式去行政化，实行自己特殊的管理方法。最后，实行司法公开，把制度透明化，推行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对庭审资料全程录音录像，将判决文书网络化，把监督权落实到位，让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接受公众监督，只有把权力放在阳光下才能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才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三、法治建设与律师的关系

要想实现“法治中国”这一概念的实现，必须经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人的 长期不懈努力。法治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依法治国的推进过程中，律师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的进程的标志。面对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律师也获得了更好的执业环境，更多的执业空间。从实践来看，律师工作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律师职业文化的不断形成，律师行业队伍的不断扩大，律师作为人民群众私权利的捍卫者也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律师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实践证明，如果一个国家有着一群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法律知识为社会服务的优秀律师，将会充分保证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稳定建设。

律师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律师，就不能说这个社会是个法治社会。当社会中的个人面对法律困惑时能够想到找到一位合适的律师来伸张正义，才说明这个社会的法治文明建设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另外，法治国家的建设也离不开律师的帮助，律师在一个国家的地位如何，反应了这个国家法治建设的发达程度，不难发现，任何一个制度都不能完全约束住公权力的扩张，而律师作为独立于公权力之外的法律职业人，自然肩负起保证法律公平正义的使命。律师行业的发展，也从侧方面反应出司法体制改革是否落实到位。很难想象，如果一个司法制度无法保障律师敢说真话，这个司法制度还怎么能保证法律的公正性。法治中国的实现，不仅仅需要政府执法机关的清正廉洁，也需要律师专业的法律知识对其进行监督。面对“法律之上”这一要求，公权力机关需要承认自身的不足，不能把自己放在群众的对立面，而是应当把大度的把自身的缺点展现出来，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建议，而律师作为人民群众中的一员，能够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及时指正行政机关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将批评建议权的行使落到实处。

在我看来，随着律师地位和权利的不断完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就能够得到充分保障，这不仅仅是帮助一个人解决问题，而是将维权风气借由个案传播到社会之中，使得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具有依法维权的观念，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这种社会风气的实现不能光靠司法机关的努力，也需要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全力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帮助法治国家的建设。

四、结语

《中国律师重建30年》 篇5

《中国律师重建30年》专题报道之一

王 健

发布时间：2010年11月05日 15:4 【编者按】

30年前的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有关律师的特别法律，也是我国法律第一次以单行法的方式宣示了律师制度的存在。

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已经30周年了。30年来，中国律师从无到有，从“不问政治”到“参政议政”，当年一支几百人的队伍，今天已经发展到了一支17万的大军，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风向标，也折射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治建设进步的历程。

为了科学总结我国律师制度改革发展的经验与成就，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民主与法制社于2010年8月26日在中国法学会会议厅主办专题研讨会（天津依法律师事务所与正义网、北大出版社、《律师文摘》编辑部共同协办）。本期刊发了会上部分专题发言，同时采写和约请了部分专家撰写同题纪念文章。

2010年8月26日，北京，秋高气爽。一场名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颁布30周年座谈会”的活动在京城一隅举行。

尽管座谈会只是由一家中央级法制媒体——民主与法制社组织，出席者的阵容却让人们对这场座谈会刮目相看。不仅司法部原副部长陈卓、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亲自到会，而且中国国内最知名和最具权威的部分法学专家、如“法学泰斗”江平教授、诉讼法学家陈光中、刑法学家陈卫东等都到会并发表意见。

不过从会议内容来看，与其说是纪念这部法律颁布30周年，不如说是总结中国律师制度在恢复重建30年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并由此探讨律师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事实上，会上传出的消息，让人们对于恢复重建已经30年的律师制度喜忧参半。有关统计数字表明，30年来，我国专职律师从200余人发展到如今的17万余人，律师从业人员在数量、质量、规模上均有大幅的提高。但在全国近3000个县中，仍有210个县没有律师。对此，有关专家直言“律师业发展极不平衡”。与此同时，目前中国刑事辩护率约为20%，有些地区甚至不到10%。

“如此低的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如此多的地方没有律师，足以说明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律师要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全面发挥作用，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一位法学家说。

法律废墟上的恢复重建

1979年，对于如今已经年过耄耋之年的王工律师来说，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当时我还在安徽省蚌埠市做中学语文老师，被蚌埠市中级法院院长李凤山点名要到了法院，安排到司法行政科工作。”王工回忆说，“当时的司法行政科附设于法院内部，主要负责律师业务。”就这样，王工毫无准备地进入了律师行业。

王工那时候不知道，像他这样的律师全国还很少。“那时的律师属于„干部‟身份，直接归法院领导，享受的是公务员待遇，在办案过程中享有充分的取证权、会见权，无论是调查取证还是法庭辩论，律师的意见都为公检法系统所重视。经常在广播某个案子的公审情况时万人空巷，大家争着倾听律师发出的„与公家不同的声音‟。”那段时光让王工至今难以忘记。在他看来，那是律师职业地位的“黄金制高点”。

不仅仅是王工律师。事实上，对于每一位从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中走过来的老律师来说，追忆起那段特殊的经历，无不感慨万千。

1978年，《宪法》恢复了辩护制度。19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法院组织法》等7部重要的法律相继问世。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律师，即将迎来自己八十大寿的陈光中教授清楚地记得，当时出台的《刑事诉讼法》第26条明确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律师进行辩护。这个规定吹响了中国律师行业复苏的号角。

其后的1979年12月9日，司法部发出了《关于恢复律师工作的通知》，明确宣布恢复律师制度。不久，北京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律师组织——北京市法律顾问处筹备委员会。在经历了1954年到1957年的新中国律师的萌芽时代和“无法无天无律师”的年代后，不少律师再次站在了历史潮头，成为全国第一批执业律师。

1980年3月，北京市法律顾问处筹委会即改为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刚刚被平反，时年已经53岁的张思之临危受命，担任北京市律协副会长，同时兼任法律顾问处主任。“那时我们法律顾问处只有38名律师，他们的业务只是提供法律咨询和做传统的刑事辩护。一天干15个小时，住办公室是常事。”张思之至今无法忘记我国律师业起步时的艰辛。

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了《律师暂行条例》，较为全面地规定了律师制度所应涉及的主要内容。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有关律师的特别法律，也是我国法律第一次以单行法的方式宣示了律师制度的存在。《律师暂行条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律师制度的恢复重建开始由筹备运行进入了制度运行层面。

此时，适逢党中央准备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法律界简称“两案”）进行公审。1980年，司法部指定在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安排四个律师和来自上海的律师韩学章、苏惠渔和张中组成两案辩护律师组，张思之被任命为组长。

11月20日上午，北京时间9时整，天安门广场东侧正义路1号，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特别法庭开庭。马克昌、张思之、苏惠渔、傅志人、朱华荣、韩学章、张中等七位律师分别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6名主犯的辩护人出现在了法庭上。

这是中国律师在世界上第一次公开亮相。这一历史的审判，开创了律师工作的新纪元，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里程碑，也成为我国拨乱反正以来依法办案的典范。从此，辩护律师制度成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律师行业迎来了恢复重建之后的一个崭新的春天。

在尴尬中努力前行

“法院、检察院、律师当时的关系，相对单纯，不像现在这样有着太多的利益冲突和隔阂，无论是会见当事人、调查取证还是查阅案卷，律师工作的环境当时都很宽松。”然而，让王工律师遗憾的是，这种“爽得不可同日而语”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就结束了。

“《律师暂行条例》中„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的规定，使律师业得到了迅速恢复。”陈光中教授说，“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社会的变化，这个定位也给律师们带来了困惑。”

陈光中教授解释说，这个困惑首先是律师为谁服务的问题。按照《律师暂行条例》的规定，法律顾问处是事业单位，由国家设立，律师编制由政府确定，从政府领取工资，自然应该为国家服务。但是为国家服务的律师受企业、特别是受外资企业委托，就需要为外国的当事人服务，这就给律师带来了困惑。

1983年，深圳律师在给外商和企业服务的时候，感觉到法律顾问处的称谓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不便沟通，所以第一次使用了“律师事务所”的名称。从1984年开始，在律师的财务管理上开始试行全额管理、差额补助、超收提成以及实行自收自支的经费管理体制。在此基础上，1988年又开始了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完全由律师养活自己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的试点工作。

有了深圳蛇口律师事务所试点的经验，1993年，由司法部提出并报经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出炉。这一方案对中国律师的性质进行了重新界定，律师由“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公职身份变成了“社会法律服务者”。这意味着律师不再端国家饭碗，这个一下子“从天上掉进海里”的过程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进喜称为“去行政化”的过程。

“律师的困惑还表现在他们该不该为„坏人‟辩护。”陈光中教授进一步解释，“由于律师制度被取消的时间太长，因而直至1990年之前，中国普通百姓对于律师职业的了解十分匮乏，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已经习惯于以道德标准来区分好人和坏人。律师作为„国家干部‟竟然替坏人说话，这显然很容易让老百姓产生对律师职业的误解，进而延伸至对律师本人道德水准的置疑，„律师替坏人说话‟就此演变为„律师本人也是坏人‟。”

老百姓对律师的误解一直持续到1996年《律师法》颁布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不理解的声音在2001年达到了巅峰。

2001年，辽宁沈阳破获震惊全国的以刘涌为首的黑社会团伙犯罪案。有“中国刑事律师第一人”之称的田文昌律师担任了刘涌的辩护律师。由于田文昌律师的辩护，刘涌被辽宁省高级法院终审判处死缓，后经最高法院提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刘涌被执行死刑后，一些网友将“愤怒”的矛头对准了田文昌律师，在这些网友的“声讨檄文”中，田文昌的罪名主要有：“败类”“罪人”“黑社会的帮凶”。在他们看来，律师为“黑社会”、贪官等权贵阶层辩护，就是“邪恶的帮凶”。

尽管面临一个又一个的困惑，但是中国律师始终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用自己的行动为自己不断加分，赢得社会影响力。

除了代理当事人进行诉讼之外，越来越多的律师开始以法律顾问的身份，为各种经济主体提供法律咨询，起草法律文件，参与法律决策，解决法律纠纷，律师已成为“企业之师”或“企业家之师”。到1993年，部分律师的业务发展方向已经拓展到见证类的证券业务等复杂的非诉讼业务。除了为公司服务的律师外，还出现了为政府服务的公职律师。

现在，从事新的业务和高端业务如反倾销、银团贷款、投资融资的律师也在不停地增加。值得一提的是，还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知识产权跨国服务的律师。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经济活动中，都可以发现律师的身影。

也难怪一位法律界人士开玩笑说，今天的成功人士或知名企业可分两类：一类是已经聘请律师作法律顾问的，一类是正在准备聘请律师作法律顾问的。参政议政渐入佳境

1988年3月1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在中国七届人大2900多名代表中，有4名律师。王工律师就是其中之一。此前六届人大，没有一位律师代表。

在人大会议召开的第一天，王工就一口气提出制定《律师法》《控制吸烟法》等多个重要议案和建议，不但所提议案序列排第一，而且一人所提议案的数量也创造了历届人大代表所提议案数量的纪录，“中国一号”轰动一时。

王工律师回忆说，到了北京之后，他自然而然地成为安徽省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准备提交立法议案的代表纷纷来找他咨询，他常常忙到很晚。他还发现，当时来自台湾和香港的法律人士都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他觉得大陆没有律师发言“说不过去”，他“必须代表大陆律师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的名字叫王工，每次人大开会，我都能坐到最前面去，要举手发言的时候就占便宜了。”就这样，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在表决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他站起来即席发言4次。这成为当年大会的“新闻焦点”之一，为此新华社还发了通稿：“安徽代表王工以他洪亮的男高音4次起身发表意见，把闭幕前的大会推向高潮”

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律师在政治舞台上的首次登台亮相。以这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为起点，以后几届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上，中国律师界的代表和委员一直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律师界的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律师就是其中之一。早在2002年，韩德云就注意到台湾问题。“在对台问题上，我们存在着政策化倾向，除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外，在对台湾问题所处立场的问题上，立法机关没有以法律的形式给出一个说法。”韩德云在议案中写道。因此，在2004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韩德云提出全国人大应当对台湾问题作出“决定”的议案。在和许多代表沟通之后，韩德云的议案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他的建议最终直接体现在了《反分裂国家法》当中。

中国律师在殿堂上的议案受到的“重视”，让更多的律师产生了参政议政的冲动。然而，能够登上“庙堂”积极参政议政的律师毕竟是少数。于是，一些律师选择了另辟蹊径，从民间角度参政议政。

参与部委立法和地方立法是地方律师参政议政的新型渠道。据了解，早在2002年，一些地方律师就已经出现在地方人大常委会立法的舞台上。他们或接受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委托审查议案，或接受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委托进行立法调研，或在地方人大常委会出台新的法规时应邀发表意见。

也就是在那一年，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接受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了《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从而开启了非律师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立法的序幕。此后，各地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协会接受委托起草法案的事情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律师通过立法，实现了事实上的参政议政。

如果受托起草法律对非律师代表和政协委员来说只是参政议政的“星星之火”的话，那么法律助理制度则让非律师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变成了燎原之势。据了解，早在2002年年初，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就在全国率先实行了法律助理制度。为兼职人大常委会委员聘请的第一批21名法律助理中，就有多达14名执业律师。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兼职委员从事立法和监督的工作，包括协助兼职委员起草法规草案、议案及建议；在立法调研、听证、监督工作中，提供法律咨询意见；为兼职委员审议法规、议案提供相关资料和法律意见。

深圳首创的以执业律师为主体的法律助理制度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并被各地人大常委会“复制”。海口、重庆、上海、成都、郑州、广东和湖北等地的人大都进行了类似的尝试。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在2005年初还建立了一个200人的立法专家库，其中120人是律师。

更多的律师则选择了以律师个人的名义，代理公益诉讼、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参政议政。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农民工权益的保护等一系列惠及民生的问题，都已经成为律师目光凝聚的焦点。如今，全国1万多家律师事务所、17万多名执业律师，无时无刻无处不在扮演着参政议政的“角色”。

推进民主法治进程 任重道远

2007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律师法》。有法律界人士认为，修改后的《律师法》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律师的“三难”问题，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我国律师制度改革发展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从律师执业许可、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律师执业权利和义务、律师业务和律师执业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诸多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我国律师制度。

王工律师显然不认同这个说法。在他看来，《律师暂行条例》已经完成了其使命，但是《律师法》并没有立起来。“《律师法》被称为部门法，是立法部门的尴尬。”回想起曾经的《律师暂行条例》，王工律师不禁发出了“情以何堪”的感慨，“如今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更难，那时候我们哪里受到过今天这么多人为的限制啊！”

“律师的合法权益如果无法得到保障，带来的直接损害就是当事人的正当权益难以保护。”王工律师认为，律师是公民权利的代言人，律师的地位与遭遇是一个社会民主法治状况最灵敏的晴雨表。

2009年年末，北京律师李庄被重庆检察机关诉称，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为帮助龚刚模开脱罪责，三次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2010年1月8日，重庆市江北区法院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刑法》306条）判处李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2月9日，重庆市一中院维持一审罪名，改判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由于李庄北京律师的特殊身份，李庄案很快引起了舆论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法律界引起了热议。

江平教授认为，李庄案不仅反映《律师法》未予落实，还暴露出我国立法的巨大漏洞，《刑法》306条律师“伪证罪”的规定“首当其冲”。

王工律师也认为，修订后的《律师法》中，特别增加了律师的执业豁免权。即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这一规定意味着为律师和检察官创造一个平等的舞台，让律师能充分履行职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有利于维护法律的公正与公平。“这一条与《刑法》306条律师„伪证罪‟的规定显然是相冲突的。”

据全国律协不完全统计，连李庄共计108例律师被控违反了刑法306条律师“伪证罪”的规定，其中32名律师被判有罪。“为什么另设专条针对„辩护人‟实质是律师，而„司法工作人员‟没有另设一条呢？为什么律师不能列入公民主体呢？为什么律师既不同于司法工作人员，又不同于普通公民呢？”王工认为刑法306条律师“伪证罪”的规定是对律师的歧视，该法条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

律师的中国梦 篇6

关键词：律师,豁免权,法庭,辩论

长期以来,由于法律规范在保护律师执业豁免权方面的缺位,中国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直面临巨大的风险,成为律师行业挥之不去的阴影。2007年10月28日修订,并于2008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律师法》对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改善中国律师执业环境,充分发挥律师的职能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一、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内涵

“豁免权是一种不受某种后果约束或不受某种法律规范管辖的状态。”[1]在罗马法中,享有豁免权的人,即不受法定义务约束之权利主体。作为一种法律上的特权,豁免权乃是法律赋予某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如外交人员、人大代表)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因职务需要所为之特定行为免受法律责任追究之权利。具体到律师行业,此类豁免权是律师豁免权。根据中国现行《律师法》的规定,律师豁免权仅指的是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具体而言,就是指律师在代理刑事、行政和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因正当职业之需要而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

中国《律师法》第37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根据此一法律条文,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内涵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从权利享有的主体来看,应当对该条文里的“律师”作广义理解,将其扩大解释为包括法律工作者在内的所有代理人或辩护人。有学者认为,律师执业豁免权的主体是指实施律师职业活动的人员,即必须是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实习律师或实习期满取得律师执照的律师[2]。这似乎忽视了《律师法》之所以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立法初衷,也与中国目前的司法现状不符。法律之所以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乃是为了使得作为当事人合法利益维护者的代理人或辩护人,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无所顾虑,充分发挥其职能而免受非难,即使出于职业正当需要不得已而损害第三人的权利亦可得免责。基于此种价值,狭义上的律师较之于其他代理人或辩护人并没有获得法律优先保护的特殊性与正当性,法律理应对两者一体保护。另一方面,从司法现状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现阶段法治建设的特殊国情,现实中实际从事法律事务的法律工作者群体的规模远远大于所谓真正的律师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对这个群体的保护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其二,从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权利内容看,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既包括刑事责任的豁免,又包括民事责任的豁免。在刑事案件中,由于被指控人往往被采取了某种刑事强制措施,处于丧失人身自由的羁押状态,难以真正实现自我辩护的目的,再加之现代法律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得律师辩护成为维护被控告人合法权益不可或缺之途径。然而,现实中律师辩护权长期以来都得不到保障,站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的辩护律师都不得不面临随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威胁,基于此,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最迫切、最核心的无疑是律师刑事责任的豁免。而律师民事责任的豁免问题,则关系到法律对律师自由辩护权的保护与对公民人格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代理人在法庭这个特定空间出于职业需要,在为正当维护当事人利益的情境下发表的言论难免会对他人隐私权等人身权益造成不利影响,法律不应因保护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而造成对律师言论自由进行不当限制,当然,亦不应容许律师滥用言论自由损害公民名誉权、隐私权。所以,现行《律师法》第37条规定的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所包括的民事责任的豁免,应以不超出一般社会容许限度为标准,防止律师滥用法庭辩论豁免权。

二、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理论基础(1)

(一)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法理基础

1. 权利来源。

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由律师辩护权所派生,并最终源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最直接的权利基础在于律师辩护权。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首要目的在于保障律师辩护权,使得律师在辩护当中为保护当事人利益敢于据理力争,无所顾虑。因此,律师辩护权并不是一种本源意义上的权利,被指控人的辩护权是第一性的权利,律师辩护权则是第二性的权利[3]。律师辩护权依附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就此而言,律师豁免权的正当性,最终决定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由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利是被指控人最核心的权利,在整个刑事辩护制度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和价值,“从刑事辩护制度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是为保护被追诉人(被控告人)的合法权利服务的。”[4]因此,律师法庭辩论权具有结实的权利基础。

2. 权利性质。

首先,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具有派生性。从权利来源上看,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由律师辩护权所派生,从属于律师辩护权,并随律师辩护权的产生而产生,随其消亡而消亡,不具有独立性;从权利行使的目的看,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保障律师辩护权的顺利实现,具有价值目的上的依附性。其次,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是不可放弃、不可剥夺的权利。除非当事人同意或法律另有规定,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剥夺律师的此一权利。此外,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还具有法定性,为中国现行《律师法》第37条所明确规定。

3. 权利的必要性。

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必要性有二:其一,律师辩护权天然就存在被侵害的威胁,特别是来自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侵害。中国刑事诉讼模式历来深受职权主义的影响,其诉讼价值取向往往过分强调社会效益,强调有效地惩治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律师的刑事辩护职能被错误地看成迅速处理案件的一种障碍,相当一部分的检察官对辩护权持排斥态度,甚至将律师辩护看做是对控制犯罪的一种障碍。因此,为保护律师辩护权免受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侵害,规定律师相应豁免权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其二,考察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面对强大的国家公权力,辩方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当无异议,被控告人由于如前所述的特殊境遇,其权利的维护全然仰仗于辩护律师,“如果律师因为当事人的利益与国家司法机关对抗,而随时都有可能因对方启动追诉权而使自己沦为被追诉者,那么没有一个律师会去与司法机关对抗,也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担任刑事案件的辩护人。这样的后果只能是刑事案件的辩护形同虚设或者没有辩护,显然,现代的刑事诉讼已经不能容忍这种倒退。”[5]

(二)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经济分析

任何法律除了追求正义、公平等价值以外,效率的价值亦不可忽视。经济学作为研究法律的一种有效分析工具,在对《律师法》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问题上,亦可发挥重要作用。“律师职业不同于官方法律职业,它具有业务性,即其所从事的是一种业务活动而非职务活动。律师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是有偿的,表现为一种等价交换关系。”[6]市场经济下的律师,无不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的目标,这显然符合经济学有关理性人的理论预设,而现代国家中司法系统的运行也当然要求追求效率价值。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律师豁免权规定的必要性进行探讨。

经济人考虑成本—收益。律师在选择做刑事辩护人时,自然会将成本纳入考虑的范围。沉没成本是首先应当考虑的。所谓沉没成本,就是指已经投入而又无法收回的成本[7]。一名律师在成长过程中因受教育所支付的巨额费用,构成了律师执业的主体沉没成本。同时,律师选择做刑事辩护人的机会成本亦不可忽视,即律师在选择为被控告人辩护的同时意味着失去了去作其他民事案件或非讼案件的机会。由是观之,律师的成本本来就不菲,倘若在辩护过程中没有豁免权的庇护,随时背负着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包袱,就意味着律师的总成本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加上了高昂的风险成本,再加之律师根本无法预知何时将被检察官追究控诉,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人身风险之预期成本大大增加。如此一来,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激励必然会随之减小,担任刑事辩护律师的积极性也就会受到抑制。

同时,如果缺乏对律师豁免权的制度性保障,市场激励机制最终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司法不公。前面已经分析了律师在刑事案件辩护中的成本相当高昂,根据均衡理论,在市场条件一定、价格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愿意接受当事人委托的律师趋向于越来越少,原来的均衡不断被打破,继而对被控告人来说,聘请律师的价格就会随之不断上涨。在律师费愈加高昂的情境下,自然只有少数经济富裕的被控告人才请得起律师,而一般的被控告人就只能自我辩护。概言之,不保障律师豁免权,将导致律师总成本大大增加,导致律师费用的居高不下,导致只有富人才请得起律师的现象。如此一来,司法公正只能是“海市蜃楼”而已。

(三)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比较法分析

“律师制度有其本土性的一面,即要求律师制度必须要适应本国的政体、司法制度及相关意识形态,符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习惯;律师制度又有国际性的一面,即要求各国律师制度相互接轨。”[8]中国现行《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律师制度相衔接,顺应了法治发展之时代潮流,正如学者所言,现行《律师法》的出台是中国法律国际化的一个产物[9]。

赋予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1990年,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0条对律师的豁免权作了专门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英格兰和威尔士出庭律师行为准则》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律师对他在法庭辩论中的言论享有豁免权。”法国1881年7月29日实施的《刑法典》第41条规定,“不得对律师在法庭上发言或向法院提交的诉讼文书提起诽谤、侮辱或蔑视法庭的诉讼”。此外,德国、荷兰、卢森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均规定了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由此观之,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目前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但同时也都被予以一定的限制。这些都是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

三、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适用

1.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边界。在肯定律师享有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同时,有必要明确此豁免权的边界,以防止权利的不当膨胀和滥用。现行《律师法》第37条同时在权利的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对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适用作出了必要的限制。

从内涵方面,现行《律师法》第37条对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适用的例外情形作出了规定,即律师发表的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不属于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范围。这里的限制主要集中在辩护内容的合法性,既包括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也包括他人的正当权益,具体表现为:一是律师在辩护发言时不能攻击国家的根本制度、危害国家安全;二是不得恶意诽谤他人;三是在辩护发言时不得侮辱法官、扰乱法庭秩序。不难看出,现行《律师法》对例外情形的立法规定属于概括性限制,在适用上具有相当的弹性,然而也存在标准过于模糊的弊端,在司法实践中可能被用来架空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因为究竟何为危害国家安全,扰乱法庭秩序到底怎样才算严重,均有含糊之嫌。

从外延方面,现行《律师法》从三个维度对律师的此项豁免权进行了限定:在行使权利的形式上,仅限于庭审中的口头、书面言论,而不包括律师的具体身体行为;在时间上,仅限于庭审当中,而不包括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在空间上,仅限于律师在法庭这个特定的空间,而不包括法庭之外。从这些限制上足以看出立法者的审慎,该规定也因此而成为现行《律师法》实施一年多来众多律师、学者所诟病之处。

2.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适用困境。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虽然已为现行《律师法》所明确规定,然而质疑之声自始未曾中断,悲观者不乏其人,抱怨其不够彻底之人有之,怀疑其现实效果之人亦有之。究其原因,主要是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在适用上确实存在不可忽视的法律困境,这集中体现在关于现行《律师法》第37条的规定如何与现行《刑法》第306条之间协调的问题。

现行《刑法》第306条的规定可能使得现行《律师法》保护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效果大打折扣。该条所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亦被律师界戏称为律师伪证罪),具体包括三种行为:一是毁灭、伪造证据;二是帮助当事人共谋毁灭、伪造证据;三是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不难看出,前两种行为特征均相对明确,至少在内容上并无不妥,问题在于“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规定,不仅在内容上含混不清,易被混淆乃至滥用,欠缺实体法上的确定性,而且在程序上大大加剧了控辩双方力量的失衡,这对于本来就极其脆弱的律师辩护不啻为雪上加霜!而且,该条款以律师作为特定主体,“本身就明显带有对律师行为特别规制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色彩,在实践中极易被一些公安、检察机关人为地曲解,成为追究律师‘引诱’、‘威胁’证人的法律责任的根据。”[10]面对随时都可能因《刑法》第306条而成为被控告人的现实威胁,中国现行《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法庭辩论豁免制度应该重构。

四、中国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构建

1.观念层面。任何权利在从应然状态到实然状态转化的过程当中,都是以观念上的转变为先导的。中国司法实践中历来残存着权力至上的官本位思想,国家公权力机关往往以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自居,习惯性地俯视甚至藐视其他私权的存在。因此,要真正实现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司法人员首先应当转变权力本位的观念,同时必须认识到,赋予律师一定的豁免权,“并非是给律师什么逃避法律制裁的特权,而是为了给律师职业提供可靠的保障,使其放开手脚进行执业活动,这不仅有利于专门机关公正处理案件,也有利于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11]另外,就律师自身而言,也应当树立良好的职业伦理观念,加强自身约束,不能利用自己专业优势玩弄法律,恣意滥用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置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及他人正当权益于不顾。

2.制度层面。应当构建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建立法律职业互通制度。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就是由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在内的法律人所构成的团体。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组成成员具有高度同质性,他们有着共同的知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维、共同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因而他们在根本上应当是统一、协作的关系,而非彼此对立甚至对抗的关系。所以,法律职业者彼此之间应互相理解和尊重,在分工的基础上进行良好的功能性协作。然而现实中由于中国司法干部和律师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存在共同的职业背景,导致法官、检察官对律师往往缺乏职业认同,甚至滥用公权力对其人身进行打击报复。有鉴于此,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要想真正能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实施,有赖于从根本上建立中国法律职业互通制度,以避免和减少来自这些部门(司法机关)对律师的职业报复和打击。”[12]

3.法律层面。法律层面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正确对待现行《刑法》第306条,这关系到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最终能否实现。对此,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完善:一方面,从实体内容上看,需要对该条文本身作出一定的修改。其基本思路为,对律师伪证罪中的引诱作限制解释,指利诱,即以利益引诱,而不包括以诱导性发问的方法使证人改变证言[3]。因为如果将引诱性发问纳入引诱范围之中,辩护人在法庭辩论中不得不考虑因言获罪之忧患,从而战战兢兢,畏首畏尾,无法充分为被控告人的权利行使辩论权,甚至使整个法庭上的控辩双方愈加失衡。另一方面,在《律师法》与《刑法》适用顺位上,宜采纳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优先适用《律师法》。在牵涉到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保护与律师伪证罪的认定上,将《律师法》视为对《刑法》在不违背刑法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基础上的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朱金明,钟静怡.论建立律师豁免权的法律保障机制[J].福建法学,1997,(2).

[2]马秀娟.论律师执业豁免权[J].西部法律评论,2008,(4).

[3]陈兴良.为辩护权辩护——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辩护权[J].法学,2004,(1).

[4]田文昌.刑事辩护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129.

[5]徐家力,徐美君.让司法公正不再残缺——在立法中应确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J].中国律师,2002,(2).

[6]陈兴良.为辩护权辩护——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辩护权[J].法学,2004,(1).

[7][美]曼昆.经济学原理:第4版[M].梁小民,译.北京:北大出版社,2006:298.

[8]尹鸿伟.从新律师法看律师职业豁免权[EB/OL].http://china.findlaw.cn/lawyers/article/d11337.html,最后访问时间:2009-09-12.

[9]王晶.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解决途径:第2卷[J].法商论丛,2009:144.

[10]支果.刑事辩护的价值与律师豁免权探析:第20卷[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05,(1).

[11]马秀娟.论律师执业豁免权[J].西部法律评论,2008,(4).

一位美国教授的中国律师调查 篇7

2009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一场“如何正确看待刑辩律师作用”的研讨会，参会者包括多名北京高校的法学教授以及北京十余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这场面对高校学生开放的研讨会，吸引了众多年轻律师。谈及刑事辩护现状，在场的律师个个愁容满脸，最终几乎成了刑辩律师“诉苦大会”。

刑辩律师的道德困境

北京律师王兆峰深切体会到这个群体而今所处的弱势地位：不只是辩护难，更在于社会、舆论的不理解。“刑辩律师的确为贪官、为黑社会辩护，但是，不管是贪官，还是黑社会老大，都是被追究的对象，为什么给他们做辩护，不单不能赢得同情，还会招致一片谴责?”

王兆峰的疑惑，北京律师张凯感同身受。他曾接到网友的谩骂留言与来电：“你们是不是谁有钱，就给谁当走狗?”

不少网友的评论，更是令这些刑辩律师触目惊心：你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你们是百姓的死敌!这样的律师应杀!好好查查这些黑律师!

尽管刑辩律师们“很生气”，但仍然显得底气不足。因为在现实中，律师收取巨额律师费“捞人”的事的确存在。这与社会心态以及司法制度都不无相关。

在中国一些百姓的观念中，律师的成败，基本上被简化为“出没出来”。“我给你钱，你把我家兄弟给弄出来，老百姓要的是这个结果。”北京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主任钱烈阳说。

“当事人说，我给你100万、500万，十天之后我兄弟必须要放出来，你敢不敢接?”钱烈阳说，“还真有律师敢接，因为诱惑太大了，他真的会从当事人的律师费里拿出50万去行贿，十天后，这个兄弟还真的就能给放了出来。”

律师“捞人”已经不是个案。钱烈阳说，在看守所门口，挂牌子表示能保证无罪、保证取保候审的现象不少，“有些真能做成，当一把掮客，收一笔钱，在办案人之间搞一些腐败。”

而这又造成了百姓对刑辩律师的不认同乃至诋毁，于是形成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当事人的“捞人”诉求使一些律师铤而走险，律师的“捞人”行为又进一步增加了自身的污点，甚至是“原罪”。

这种恶性循环是如何造成的?王兆峰认为，律师“捞人”，有律师执业操守的原因，更有制度的原因：不能会见被告人，无法知晓他的当事人关押在哪里……

“是什么把律师逼到非走旁门左道不可，才能与被告人见上一面?按照法律规定，把手续办好，正常情况48小时能会见，特殊案件5天内完成会见，但现实中超过48小时、超过5天的情形司空见惯，这些明明白白写在刑诉法中，写在律师法中的规定，是谁在践踏?”他说。

目前，刑事诉讼中胜诉(按无罪处理)比例仅有5％，在李奋飞看来，败诉比例高达95％，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律师。

“辩护意见采纳难”是李奋飞总结的败诉主要原因：裁判者事先阅过卷，形成了预断，很难再耐心倾听律师的辩护意见；因为有审委会的存在，有时候，律师能影响到的法庭审理，甚至不是裁判结果产生的唯一场所……

取证也是一大难题。本刊记者采访到的北京刑辩律师，普遍对取证怀有畏惧情结。许多经验老到的律师干脆教育年轻律师不要取证，“小心自己前脚出法院大门后脚跟着就进了看守所的门。”

外国人的两份中国律师执业状况调查报告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麦宜生参加中国的法学会议，演讲主题竟然是中国律师制度。

更让人意外的是，他的这番演讲显然准备充足。此前十年，他自发联系了1.7万余名司法实务界人士(包括法官、检察官、多位执业律师)，获得了大量一手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2000年、2009年两份中国律师执业状况调查报告。

这十年里，以保障律师权益为目的的新律师法于2008年6月实施。两份报告，一定程度上正反映出新律师法实施前后，中国律师执业状况的变化。

不久前，2009年版调查报告《中国律师面临的挑战：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最终完成。调查的结果显示：十年来，中国律师执业困境并未减弱。相反，却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在刑事辩护难、行政干预等方面，甚至还有所加剧。

40岁出头的麦宜生是加拿大人。做2000年版调查时，他还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他选取中国律师执业状况调查作为博士论文题目，起因是认为老百姓在面对纠纷时，律师是能帮助弱者的一方。

不过，他很快发现，要在中国做一项关于律师群体现状的调查并不容易。特别是，他还是一名外国人。

至今，麦宜生的邮箱里依旧经常会收到律师怒气冲冲的回复，你是个老外，凭什么来调查中国律师的事，“你的居心和目的何在?”

每一次，他都要耐心解释，“只是希望用专业知识为中国律师业的发展提供一份专业的调查报告。”

这些解释没起多大作用。最终为麦宜生的调查打开局面的是来自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清华大学法学院的三枚公章。

2000年时，通过社科院法学所一名研究员引见，麦宜生找到了时任《中国律师》杂志社总编辑刘桂明。后者答应为他的“中国律师业状况”课题调研提供帮助。之后，麦宜生又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以及清华大学法学院，二者也都同意提供帮助。就这样，三枚公章敲在了调研介绍信的落款处。

麦宜生再去各地找律师接受调查容易了许多。这一年，他对中国24个中小型城市的980名律师进行了问卷调查。最终，名为《从国家脱钩：转型中的中国律师业》的调查报告出炉。

这份调查报告的结论是：来自于政府机关的干预和阻碍，致使中国律师执业处境艰难。2000年时，律师执业异常困难，在司法界已成共识。麦宜生的调查并未得出新的观点，但是，因为数据翔实，受到好评。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围绕着如何保障律师权益，学术界、司法界进行过多次探讨。到2004年时，司法部也终于启动了律师法修改程序。

4年后，新律师法实施。相较之前的律师法，这部新法在保障律师正常的调查取证工作上做出了突破：会见嫌疑人无需批准、不被监听，会见时间也提前为申请当天，而阅卷复制权提前到检察阶段，至于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與法院关系好更易胜诉

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宜生的2000年版调查报告开始遭到质疑。在许多学界研讨会上，他的报告被评价为过时了，“怎么能拿2000年时的数据来说现在的事。”

显然，更多人认为，随着保障律师权益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律师执业环境在好转。

但实际上，即便在新律师法实施一年以后，律师执业艰难的状况也常见诸媒体。只是，对比十年前，中国律师执业是更为艰难，还是相对缓和，因为缺乏数据支持而无法认定。

“既然争议这么大，为什么不再去做一次问卷调研?”麦宜生在2009年7月发起了第二轮调查。

这一次，通过对全国244个城市的2335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所得结论令麦宜生诧异：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立法与司法改革的进程并没有明显降低律师的执业困难程度。

在刑事辩护领域，多数律师依旧认为律师介入案件的程序权利得不到保障。2000年时，认为“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控方处于优势地位，控辩双方无平等可言”的律师即不在少数，而到了2009年，这个比例竟上升了20％~25％。

新律师法规定，律师持授权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三证”即可会见被告人。不过，在许多地方，律师持“三证”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时仍然频繁遭拒。

麦宜生的调查表明，2009年时，77.2％的律师表示，他们在执业过程中遭受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律协的干扰。

绝大多数律师认为，在刑事公诉、行政诉讼案件中，检方以及政府一方处于优势地位，作为相对一方的代理律师与之几无平等可言。一位贵州律师通过调查问卷反映，如今公检法机关对律师依旧抱着歧视态度，存在偏见。

麦宜生告诉本刊记者，如此境遇之下，律师要打赢官司，除了对法条的熟识，一定程度更重要的是律师个人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何。“和法院关系好的律师打官司更容易胜诉，从公安、检察系统转行成为律师的做刑事辩护有优势，和建设部门关系好的律师容易拿到大的房地产项目，和证监会、国资委关系好的律师事务所有更多的机会做大国企的上市和改制。”麦宜生说。

维权律师应受社会更多尊重

大型项目无法拿到，执业领域很难拓展，而其自身坚守的领域能否胜诉又过多地依赖“关系”，致使中国年轻律师的路越走越窄。

根据2009年的调查数据，美国律师总收入中，有约50％由20％最富有律师占据。在美国为50％的这一數据，根据麦宜生的调查，在中国高达65％，而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2007年时调查的结果，甚至高达71％。

同样，在美国，20％的最穷律师收入总和能占到美国律师总收入的6％到8％。而在中国，只能占到3％。

贫富差距如此悬殊的另一面，是中国律师的淘汰率居高不下。麦宜生告诉本刊记者，十年时间里，北京律师淘汰了至少三分之一，淘汰率是美国的两倍。而这部分被淘汰的律师里，绝大部分是青年律师。

不过，另一个趋势却同样显得奇异---尽管处境并不理想，加入律师行列的人却越来越多。根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08年的统计数据，中国执业律师总数已达14万，律师事务所共计1.4万余家。

麦宜生认为，律师行业如此热闹，除了经济持续发展，还有中国律师的自身社会价值认同感很高。

支持他做此判断的是2009年一项调查数据：中国律师自身社会价值认同感是45％，而在美国，这个数据是30％。

“这与两国律师从事的主要业务不同有关。”麦宜生说，“美国律师更多从事企业、公司业务，这些业务较少涉及不公正、不平等对待。而中国律师更多涉及刑事辩护、行政诉讼、土地纠纷、拆迁等业务，官司打赢，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救人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