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专用性（精选8篇）
一、初次年审折旧逐台测算法
使用范围：所有年审；上年未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年审；被审计单位固定资产核算已计算机化，因此可以逐台测算固定资产折旧。
主要思路：第一，根据各项固定资产合理的原值，规定的使用年限、残值率，计算出各项固定资产上年累计折旧，与企业上年实际累计折旧相比较，如有差额，调整年初未分配利润。第二，根据各项固定资产合理的原值，规定的使用年限、残值率，计算出本各项固定资产应计折旧，与企业本年实际计提折旧相比较，如有差额，调整本成本或费用。
二、非初次年审折旧逐台测算法
使用范围：所有年审；上年已对被审计单位进行了年审，被审计单位固定资产核算已计算化，因此可以逐台测算固定资产折旧。
主要思路：根据各项固定资产合理的原值，规定的使用年限、残值率，计算出本各项固定资产应计折旧，与企业本年实际计提折旧相比较，如有差额，调整本成本或费用。
三、固定资产原值平均法
适用范围：所有年审；企业固定资产的核算未实行计算机化。
主要思路：对固定资产折旧进行分类测算，对某一类固定资产，以前就有、本期继续使用的，用固定资产原值A×年折旧率D计算应计折旧。对本年N月新增的固定资产，其本年应计折旧为：固定资产本年折旧=年折旧率D×固定资产原值B×（12－N）/12.对本年M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其本年应计折旧为：固定资产本年折旧=年折旧率D×固定资产原值C×M/12=D×固定资产原值C×（M＋12－12）/12=D×固定资产原值C×[12－（12－M）] /12=D×固定资产原值C－D×固定资产原值C×（12－M）/12.综上所述，对这类固定资产在全年应计折旧为：
[固定资产原值（A＋C）＋固定资产原值B×（12－N）/12－固定资产原值C×（12－M）/12 ]×年折旧率D 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在运用此方法时，一定要向企业有关人员查询是否有一些已提足折旧，但仍在继续使用，因此还未进行清理的固定资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虽然在账面上，但是应该停止计提折旧。如在折旧测试时没有询问核实上述情况，审计测算出来的折旧就会大于企业应该计提的折旧，结果区分不出是企业少提折旧还是审计人员计算有误。
四、累计折旧率法
适用条件：各种企业年审，企业固定资产的核算未实行计算机化。
主要思路：分类计算上年和本年的累计折旧率，根据本年累计折旧率和上年累计折旧率的差额与该类固定资产应有年折旧率相比，判断该类固定资产本年折旧是否合理。
五、折旧差额法
适用范围：股份制改造审计；企业曾经评估调账且调账是法定有效的，被审计单位固定资产核算已计算机化，因此可以逐台测算固定资产折旧。[!--empirenews.page--] 这种方法又具体分为三种情况：
（一）评估调账在评估基准日
主要思路：第一，将企业固定资产明细账导入电子表格并对照评估报告，逐台核对企业是否严格将每台固定资产的原值定为评估重置值，将累计折旧定为评估重置值与评估值之差。或将企业固定资产评估结果输入电子表格，将每台固定资产的原值定为评估重置值，将累计折旧定为评估重置值与评估值之差。第二，将经上述第一步骤得出的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和累计折旧合计与企业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原值和累计折旧核对，如有差额，一定要找出原因，将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和累计折旧账面数调整为上述第一步骤得出的固定资产原值和累计折旧数。第三，以上述第一步骤得出的固定资产原值为基础逐年计算各年应计折旧额，如和企业各年计提的折旧有差别，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或当年成本费用。
（二）评估调账在评估基准日之后，企业在调账日按以评估重置值为基础计算的评估基准日至调账日应计折旧加上评估折旧（评估重置值减评估值）作为调账日的累计折旧。
主要思路：第一，将企业调账日固定资产明细账导入电子表格并对照评估报告，逐台核对企业是否严格将每台固定资产的原值定为评估重置值，如不符，要将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进行调整以符合评估重置值。或将企业固定资产评估结果输入电子表格，将每台固定资产的原值定为评估重置值。第二，将评估调账日累计折旧定为评估重置值与评估值之差加上评估基准日至企业调账日企业应计提折旧，如和企业调账日账面累计折旧有差额，一定要找出原因进行调整。第二，将以上述第一步骤得出的固定资产原值为基础逐年计算调账日后各年应计折旧数，如和企业各年计提的折旧有差别，进行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或当年成本费用。
（三）评估调账在评估基准日之后，但企业在调帐日未按以评估重置值为基础计算的评估基准日至调账日应计折旧加上评估折旧（评估重置值减评估值）作为调账日的累计折旧。
主要思路：因为企业虽然评估结果调了账，但累计折旧没有任何一年是正确的，因此从调账日后测算固定资产折旧少了一个正确的时点为基础，故不能用该种方法进行折旧测算，而是要用到下述的“累计折旧差额法”。
“折旧差额法”应注意事项：第一，一定要在调账日将企业账面的累计折旧和计算出来的累计折旧核对，如不相符，一定要找出原因，进行调整一致。因为“折旧法”只计算各年应计折旧，与企业各年实际计提折旧相比，差额调期初或当期。如在调账日未将企业账面累计折旧和审计人员计算出来的累计折旧进行核对相符，虽然调整了各年企业应计折旧数，也不能保证企业的累计折旧数是正确的。第二，在测算各年折旧前，一定要完成固定资产增加和减少的审计，并逐项记录固定资产增加减少的原值、累计折旧和时间，以在计算固定资产年应计折旧额时考虑固定资产年内增减因素。
六、累计折旧差额法
适用范围：股份制改造审计；企业曾经评估调账且调账是法定有效的，被审计单位固定资产核算已计算机化，因此可以逐台测算固定资产折旧。[!--empirenews.page--] 主要思路：第一，将企业固定资产评估结果输入电子表格，将每台固定资产的原值定为评估重置值，将累计折旧定为评估重置值与评估值之差。第二，将经上述第一步骤得出的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基础逐年计算各年应计折旧数。第三，将评估基准日固定资产累积折旧逐年加上该年应计折旧数，得出各年累积折旧数。第四，如和企业各年累计折旧有差异，进行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或当年成本费用。
应注意事项：运用此方法由于不需在调账日将企业账面累计折旧和审计人员计算出的累计折旧相比较并将企业账面累计折旧调整为审计人员计算出的累计折旧，故较“折旧差额法”简单。但是在运用此法时，一定要检查和查询清楚各年固定资产增减情况，使审计人员计算折旧的资产范围和时间与企业计提折旧的范围和时间一致，否则，虽然整个审计阶段累计折旧调整量是正确的，各年累计折旧调整量可能不合理。
七、倒轧法
适用范围：股份制改造审计；企业未曾经过评估调账或虽然经过了评估调账，但调账法定无效。
主要思路：第一，请评估师提供评估基准日的固定资产明细表，按照固定资产账面原值，折旧年限，残值率计算审计最后一个时点的累计折旧数。第二，按照固定资产账面原值、折旧年限、残值率，结合固定资产增减变化情况，计算各审计应计折旧额。第三，用某年底的累计折旧额，减本年折旧额，加本年转出的折旧额，减本年转入的折旧额，得出本年初累计折旧额。第四，根据计算出来的累计折旧额和企业账面累计折旧额的差异，调整期初或本期。第五，将企业剥离的固定资产从电子表格中删去，剩下入围的固定资产各年累计折旧与剥离前固定资产各年累计折旧的差异作为各年剥离的累计折旧。
应注意的问题：这种方法主要优点是可以和资产评估师密切配合。对审计人员的好处是：资产评估师会对最后一个审计时点（也是评估基准日）的企业固定资产进行详细地整合、归类、勘察并输入电子表格（或要求企业输入电子表格）。如果企业固定资产核算未实行计算机化，上述工作对审计师就犹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审计人员可以从后往前逐年推算各年累计折旧和应计折旧。对评估人员的好处是：审计人员对固定资产的测算如不依照评估的分类和明细，进行折旧调整后，评估人员在将审计人员对折旧的调整分配到具体的固定资产明细项目上去就会有困难。审计人员按评估师整理的固定资产明细进行入围资产折旧的测算，其结果评估师可以坐享其成，不用为分配调整折旧费神。
资产专用性不仅与我们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 对于实物专用性资产而言, 当某项资产用作他途时, 其价值会损失, 那么就可以根据公司清算前后同类资产的价值比率来衡量资产专用性的程度, 我国研究人员李青原、陈晓 (2007) 在研究资产专用性的相关问题时, 就运用了这种度量方式。企业的无形资产如品牌、特许经营权等都具有较强的专用性, Collis&Montgomery (1997) 利用无形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资产专用性, 并指出若此比率越高, 说明该公司资产专用性越高。又有很多研究人员认为公司的资产专用性程度与研发程度相关, 所以很多学者也用公司的研发费用和广告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来度量资产专用性的程度。Mocnik (2001) 等人就用此比值来研究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 我国学者王永海、范明 (2004) 也采用这种度量方法研究企业资本结构中的负债水平。
实物资产专用性的衡量方法多种多样, 如何准确的度量资产专用性仍是有待于继续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国内外研究人员也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首先在数据和指标的选择上, 很难衡量它们的准确性、全面性和有效性;其次在度量方法的选择上, 很难做到面面俱到, 因为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 选取的度量方法不同, 进而对一些指标的选取也不尽相同, 并且往往都是选取一定数量、有代表性的指标来替代资产专用性进行研究。基于以上这些情况, 如何选择资产专用性的度量方法是我们以后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之一。
一个企业的资本结构不单与筹融资渠道有关, 还跟相关的外部经济因素、公司战略规划等因素有关, 想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和壮大, 适应于外部环境和公司战略的资产专用性有利于降低产品成本, 能促使企业改善产品的质量, 为顾客提供异质的产品和服务。在提升竞争优势的过程中, 通常会加大产品研发和宣传方面的投入力度来达到预期的效果, 这势必会增加企业资产的专用性, Balakrishnan&Fox (1993) 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很难采用债务融资来为其提供资金保障, 也就意味着债权人在公司最后清算时会面临更高的清偿风险, 公司也会因此付出更高债务融资成本, 从而促使公司改变融资渠道, 影响资本结构。
虽然国内外很多学者都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以上结论, 但也有学者提出来不同的观点, 如王永海和范明 (2004) 使用动态模型分析方法, 验证了在一定条件下, 资产专用程度越高, 资本结构也越高的结论。钱春海、贺旭光等 (2002) 在研究交易费用、资产专用性与企业融资决策等相关问题时, 用研发费用和广告费用的和来作为资产专用性的替代指标, 得出二者正相关的结论;国外也有学者通过理论预测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为正相关或者是非线性相关关系。周煜皓、张盛勇 (2014) 认为在选取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来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 忽略了金融错配的影响, 并采用 (固定资产净值+在建工程+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 /总资产来作为替代变量, 得出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正相关的结果。更有我国学者雷新途 (2010) 通过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专用性对企业资本结构根本没有影响。
各国的学者不仅从理论上对资产专用性和资本结构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预测, 还从实证的角度加以论证, 但是由于选取的方法、变量和数据不同, 最后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研究结论, 或者说结论存在较大差异。至于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差异, 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还忽略了哪些重要因素, 这都是日后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挖掘的地方。
不同的国情决定了我国有别于国外的特殊的经济体制, 影响企业资产专用性和资本结构的因素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也不尽相同。我国国有企业是由政府引导和扶持的, 国有企业中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控制权等权利通过契约的方式确定下来;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阶段, 相关问题更为突显并有待于解决, 如在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下政企分离, 因政治特性和产权特性会降低企业本身合理、优化进行资源配置的能力, 导致企业内部投资的低效用, 又如特殊的制度环境下契约双方的的代理问题以及之间的冲突都具有特殊性, 并且都有可能影响到企业资产专用程度、绩效程度以及资本结构的选择。相对于国有控股企业来说, 民营企业对于以上问题可能存在差异, 但对这种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的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间的相关性可能存在的差异却少有人关注和研究。
在我国进行两者相关性的研究应当立足本国国情, 将特殊的制度体制等因素考虑在内。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经济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和增长, 但在现阶段市场需求降温、产能普遍过剩、要素成本提高, 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我国经济进入重大转型升级阶段。我国的企业具有不同的产权性质, 其资产专用性程度也不相同, 但是大部分传统产业, 如钢铁、能源、通信、金融等都归属于国有企业, 资产专用性程度高, 我们要合理利用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的相关性, 让这些企业平稳度过转型期。
摘要：企业的资产专用性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纵向一体化的研究中更为突出, 资产专用性一旦形成, 就很难被转移, 并且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加, 企业所面临的代理问题、机会主义风险、行业退出壁垒等也会相应增加。学者们对于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的研究, 暂未得出统一结论。国外学者对资产专用性与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 基本上是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的, 结论较为一致, 但资产专用性程度很难准确度量以及变量之间内生性等问题都是影响研究结果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资产专用性,资本结构
参考文献
[1]Williamson, O.E.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1, 62 (2) :1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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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illiamson, O.E.The mechanism of governanc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Balakrishnan, S., Fox, I.Asset specificity, firm heterogeneity and capital structur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3, 14 (1) :623-632.
[5]Mocnik, D.Asset Specificity and a firm’s Borrowing Ability: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Manufacturing Firms[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001, 45 (1) :69-81.
关键词: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担保;交易成本
一、 引言
早在1937年,科斯就提出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并试图用这把钥匙开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企业这个“黑箱”(Coase,1937),但是交易成本的分析方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得到运用和发展。为了让这一概念摆脱大而不当的尴尬,威廉姆森用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维度来对其进行刻画,从而交易成本变得具有可操作性。在其扛鼎之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威廉姆森从纵向一体化问题出发,建立了一种对市场、混合形式、企业和官僚组织的“分立的结构选择分析法”,使其日渐成为一门得到广泛的经验支持的科学(杨瑞龙、杨其静,2005),并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政治学、法学和公共政策等多个领域。
然而,交易成本经济学还远不是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正如威廉姆森自己承认的那样,交易成本经济学还只是“一个在经验上成功的故事”(Williamson,2002),作为一个理论体系,交易成本经济学模型太片面,称不上一般模型。威氏认为,对于具有专用性的资产,利用市场来支配人的行为的成本会更高,因此需要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形式来治理。但是,资产专用性是否是影响交易成本的最重要的变量?资产专用性如何影响公司治理?这些问题,在威氏的著作中要么答复得很含混,要么根本就没有回答。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资产专用性这一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占据着非常重要地位的概念。
二、 资产专用性理论的困境
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资产专用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威廉姆森断言:“交易之所以称之为交易,最关键的条件就在于资产具有专用性。只有在支撑交换的是双方各自投入的干系重大的专用资产的条件下,交换双方才能有效地进行互利的贸易” (Williamson,1985,下同)。“资产专用性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如果资产没有专用性,交易成本经济学就没有了说服力”。虽然区分交易的主要标志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的频率,但是只有资产专用性才是最重要的标志,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与解释经济组织的其他理论相区别的最重要的特点。
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虽然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是缺一不可的三个核心概念,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当非资产专用性莫属。所谓资产专用性,就是为支撑某种具体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这种投资一旦做出,除非付出生产性价值的损失,不能转为其他用途。资产专用性主要表现在地点专用、物质专用、人力专用、专项用途、品牌专用及临时专用。根据行为假设和资产专用性的分布,威廉姆森认为,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都存在的情况下,由于合约不完全,承诺也不可能不折不扣地执行,法庭裁决也不可靠,合约的履行职能依靠私下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一种组织,将各种交易组织起来,经济合理地利用有限理性,并保护交易各方免受机会主义行为之苦。进一步地,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企业、混合形式和市场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治理结构,具体选择何种治理方式,取决于不同特性的资产在不同治理结构下的交易成本。对于通用性较强的资产,通过市场来治理交易成本更低;对于专用性程度较高的资产,依靠统一治理,通过科层来完成交易成本更低;处于二者之间的则属于新古典合约和关系型合约,通过除市场和科层之外的混合形式来完成将最小化交易成本。
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这样的维度区分,将交易成本从一个大而不当的概念变得具有可操作性,尤其是资产专用性这一概念的介入,使得我们对交易成本的认识更为具体。但是,对资产专用性的过分强调可能会让我们忽略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进而妨碍我们对交易成本更全面的认识;并且,即便是关于资产专用性最核心的纵向一体化理论,也无法解释或预测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
1. 资产专用性与一体化。
首先,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预测,对于通用性资产,即便是参与人理性有限,也有机会主义动机,但由于资产没有专用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合约双方不可能有长期的互惠利益,只有分散的、逐个签订的市场合同才真正有效,市场可以充分展开竞争,从而使得机会主义动机却无法变成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对于通用性资产,采用古典合约,可以通过市场有效地治理交易。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同样是通用性资产,有的通过租赁来获得,而有的则是企业自己拥有。因此,资产专用性理论无法解释通用性资产多种治理结构并存的现象。
其次,交易成本经济学还预测,资产专用性越强,越倾向于通过纵向一体化采用科层来治理。因为对于专用性很强的资产,由于彼此的相互依赖,交易一方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增大了交易成本,因此,合理的交易方式是通过纵向一体化合并两家企业,这样就能有效地降低机会主义行为,进而降低交易成本。但是,与资产专用性有关的机会主义问题,也可以“通过合约的明文规定得到解决”(德姆塞茨,2007)。因此,交易成本经济学对专用性资产的治理模式也不能提供准确的预测。
因此,无论是专用性资产还是通用性资产,都有科层治理和市场治理两种模式。事实上,资产专用性理论能解释的现象的范围比我们曾经想象的要窄得多(Miwa & Y. Mark Ramseyer,2000 )。
2. 资产专用性与公司治理。虽然用物理属性来解释不同资产的治理模式的略显差强人意,却也能提供一些有益的洞见,但是在面对企业内部的权力配置、收益分配、风险分担等诸多现象时,资产专用性理论的解释显得捉襟见肘。
在面对企业内部专用性的分析时,威氏并没有坚持其原有关于资产专用性的定义,而是以是否遇到风险来定义企业内的资产专用性。威氏认为:“向企业提供资金的人总是和企业有着某种与众不同的联系,他们对企业的全部投资随时都会遇到风险……因此,资金供给者事实上总是处于k>0的分支上。他们唯一的问题是自己的投资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是很差的保护”。从退出权的角度上看,公众公司的股东可以很容易地将自己投资于公司的财产通过证券市场退出而不一定非要承受生产性价值损失,债权人的利益可以通过资产抵押得以保护,债权人的退出也不一定非要承受生产性价值损失。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定公众公司的资产不具有专用性特征呢?显然不能。按照威氏对于资产专用性的定义,相当多的企业都拥有专用性资产。这就凸显出资产专用性的悖论:一方面,从法人财产权的角度,企业的资产具有专用性特征,如果退出,就要付出生产性损失;另一方面,而从投资人的角度,从企业中将资产退出并非一定要承受生产性价值损失。然而企业的法人财产是由投资人的投入的资本形成,而从退出权的角度看投资人的资本并不具有专用性。退一步,即便是我们认定权益资本和债权资本都具有专用性特征,威氏也没有解释同样作为资金供给者,为什么权益资本要通过董事会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债权资本却要通过抵押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对于人力资本,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工会组织、退休金计划、金色降落伞等就是针对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治理方式。首先来看工会,工会一般是以行业或者企业为基础形成的,其保护的对象是工会内的劳工。以铁路工会为例,铁路工人拥有的是针对如何使用和养护铁路的技能和知识,这些技能和知识不只针对某一家特定的铁路企业有用(除非铁路企业只有一家),而是对整个铁路行业都有用,因而不是威氏意义上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而只是一种专业性人力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讲,行业工会是一种保护专业性人力资本的组织,与专用性无关。同样,以企业为基础形成的工会中,会员可能不仅包括有专用性人力的雇员,也包括只有通用性人力资本的雇员,既然工会会员同时包括专用性人力资本和通用性人力资本,那么同样也很难认定工会就是保护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一种治理结构,因此,认定工会是一种保护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治理结构的看法可能只是一种误传。此外,如果我们认定退休金计划和金色降落伞是针对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一种治理措施,那么同样是具有专用性的人力资本,为什么企业的高管要采用金色降落伞来保护其专用性人力资本,而一般雇员只能得到退休金计划这类的保护措施呢?缺乏对具体措施的对比、论证和甄别,得出的结论很难让人信服。
在权威配置和收益分配上,资产专用性理论也很难自圆其说。在企业的权威配置上,资产专用性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股东是企业的治理主体,而债权人和人力资本所有者一般都不能进入董事会。从收益分配上,姑且认定权益资本、债权资本都具有专用性特征,那么为什么权益资本只能通过剩余索取权来获取收益,而债权资本却只能得到合约规定的报酬?一般地,基层雇员和企业高管都或多或少拥有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为什么企业高管会通过期权或者股权的方式获得企业剩余,而普通员工的报酬却只能通过固定工资和奖金来体现呢?这些现象同样很难用资产专用性来解释。
3. 资产专用性与企业边界。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预测,企业的纵向一体化主要取决于资产专用性,因此企业边界将主要取决于资产的专用性程度,然而,在论及企业边界时,威氏却放弃了这种逻辑。“为什么小企业联合起来能办成的事,一家大企业就办不到也不能做得更多呢?”对于这个自己提出的问题,威廉姆森的答案是:首先,由于有限理性,导致控制的跨度有限,如果扩大企业规模,则控制损失也会按几何级数增大并累积起来。其次,由于企业内既无法实施强激励,也无法进行选择性干预。再次,官僚主义成本的存在,也制约了企业的规模。按照科斯的判断,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企业内组织一笔交易与之公开市场上完成统一比交易或者另外一个企业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也就是说,企业的边界取决于用不同方式完成一笔交易的交易成本的权衡,影响企业边界的唯一因素是交易成本。既然交易成本经济学声称所有与交易有关的成本都将纳入考虑,那么作为要素交易的市场——企业内的交易也同样应该用交易成本的方法来分析。而威氏认为决定交易成本的因素主要有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而这三种因素中又以资产专用性为最,但是在论及企业边界时,既没有涉及到资产专用性,也没有涉及到与资产专用性有关的交易成本,分析方法上逻辑不统一。
4. 专用性测度与资产处置。在用以测度交易成本的三个变量中,最为倚重的是资产专用性,因此交易成本经济学要有所突破,必须在资产专用性的测度上有所创新。然而,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资产专用性依然是一个定性的变量,没有一个定量的测度,而一旦缺乏了准确的测度,则很难认定交易成本经济学所定义的交易成本比科斯意义上的交易成本更具体,更具可操作性。另外,资产专用性这一概念强调的是资产的物理形态,一旦脱离了具体资产形态的束缚,比如权益资本和债权资本,无论从最初的出资形式还是从退出的角度上看,很难认定这些资本具有专用性特征。退一步,如果认定其具有专用性特征,那么脱离了具体物理形态束缚的资产的专用性又该如何测度,同样没有答案。
此外,按照定义,资产专用性是指“为支撑某种具体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一旦最初达成的交易没有到期就提前结束,(这种资产)改用于最佳其他用途或由他人使用,那么发生在这种投资上的投机成本要低得多”。作为企业法人财产的专用性资产转为其他用途,固然要承受生产性的价值损失,而法人财产组成之一的权益资本也就具有了专用性特征。按照预测,具有专用性的权益资本的处置——转让也将承受价值损失,但是,实际上我们更多的却是看到权益资本的转让却以溢价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按照威氏对于权益资本是因为承担了风险而具有专用性特征,那么非人力资本的证券化使得非人力资本很容易逃避企业的投资风险(方竹兰,1997),而一旦否定了非人力资本的风险承担特性,也就等于否认了企业内非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特征;否认了企业内非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特征,交易成本经济学对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的解释就没有任何价值,这也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不得不面临的又一个难题。
因此,无论是对于不同属性资产的治理模式、企业边界、资产专用性的测度与资产处置还是对企业内部的诸多现象的解释或预测,以资产专用性为核心构筑的交易成本经济学都表现得不尽人意,这大大削弱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价值和适用范围。进一步地,虽然资产专用性在某些场合的合约安排上表现出一定的解释力,但是更多的时候,无论是在市场交易还是企业内部治理上,都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变量,因此,我们怀疑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别倚重的资产专用性这一核心变量能否支撑起交易成本经济学这个庞大的理论体系。那么,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
三、 对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反思
1. 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简化了机会主义动机向机会主义行为的转化过程。针对特定交易对象而进行的专用性投资固然可能引发机会主义行为,并由此产生高昂的交易成本,但是机会主义动机并不必然转化为机会主义行为。任何组织及其活动都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不同制度之间的互补性和相关性将大大地弱化这种转换的可能性(Garnovetter,1985;Jacobides,2005),一个博弈域内技术上无法解决的机会主义潜在风险会由其他博弈域内的规则解决(青木昌彦,2001)。此外,任何企业的生存都将依赖于持续的经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连续博弈。机会主义行为一旦被识别,组织将失去未来继续合作的机会。在给定长期合作的收益大于一次性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收益时,抑制自己的机会主义动机跟对方长期合作将是企业的最优选择,此时,机会主义行为并不必然会发生。在比较静态下得到的结论可能并不适合动态连续博弈,而比较静态下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在动态博弈下可能并不必然会产生。因此,交易成本经济学预测的资产专用性将导致纵向一体化的论断并不必然成立。
2. 忽视了交易成本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虽然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但是并没有对交易成本的构成和内涵进行更深入的剖析,只是简单地以发现价格的成本一言以蔽之。为了弥补这种缺憾,威廉姆森将交易成本进一步具体化,分为签约前的交易成本和签约后的交易成本,其中签约前的交易成本是指草拟合同、就合同内容进行谈判以及确保合同得以履行所付出的成本,签约后的交易成本包括不适应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启动运行成本以及保证成本。但是,在随后的论述中,威氏并没有真正坚持将这些成本都纳入到分析框架中,而只将由于资产专用性可能引发的机会主义导致的交易成本作为唯一的重点来进行探讨。威氏背后隐含的逻辑是:只有专用性资产才可能导致机会主义,进而产生额外的交易成本;对于通用性资产的交易可能引发的交易成本,无论是市场交易还是企业内交易都无法改变。但是,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明确地指出:如果签订一个较长期的合约以替代若干个较短期的合约,那么,签订每一个合约的部分费用就将被节省下来(Coase, 1937)。也就是说,与资产专用性无关的交易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合约安排来降低交易成本。比如,一般情况下,企业中不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文员和门岗,通常的做法都是签订长期合约而不是多个短期合约,是通过权威来治理而不是通过价格来治理,与多个短期合约相比,长期合约省去了搜索、识别、重复讨价还价以及其他因素可能带来的成本,忽略了这些成本组成,也就忽略了通用性资本在不同的合约安排下可能产生不同的交易成本。所以,尽管威氏宣称其研究让科斯意义上的交易成本变得具有可操作性,但是这种对交易成本的狭隘认识不仅不是一种改进,反而是在科斯本意上交易成本理论的一种倒退。
企业的契约属性表明,企业和市场都是治理交易的契约形式,二者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是要素交易的契约,而后者是产品交易的契约;产品交易会产生交易费用,要素交易同样会产生交易费用。除了科斯定义的交易成本之外,张五常(Cheung,1983)还增加了交易成本的其他表现形式,这些交易成本分别是:了解产品的信息费用,衡量成本,分解贡献的费用,而这些成本中,相当一部分都都发生在企业内部。此外,企业内的交易成本还表现在:由于要精确测度要素的贡献或价值的成本过于高昂,因而企业常常采用替代指标来进行测度,但测度的不准确又可能导致要素所有者为了个人效用最大化而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导致租金耗散,这是企业内交易成本的又一种形式。这些成本的存在,也制约了企业的边界。忽视了企业内的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不同表现形式,导致威氏在探讨企业边界时,无法将以资产专用性以及可能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进而影响治理结构的分析方法贯彻到底,导致其理论体系前后的逻辑不一致。
3. 对不确定性认识和处理上的误区。威廉姆森正确地认识到由于资产专用性可能带来的行为不确定性,即交易对象的机会主义行为,交易对象的机会主义行为只是不确定性的一部分,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具体地,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包括产出的不确定性和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其中,产出的不确定性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人力资本的异质性特征,不同的人力资本存量不一样;同时,即便是同一人力资本,在不同时期的使用量也可能不一样。给定人力资本存量和使用量的不确定性,就导致了产出的不确定性。其次,产出的不确定性还取决于人力资本生产所赖以整合的要素,而要素获得的不确定性既可能来自于人力资本,也可能来源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再次,人力资本的团队生产特征也会加剧产出的不确定性。在团队生产过程中,即便是大多数生产环节都正常进行,只要其中的某一个环节不正常,就可能导致整个团队的产出化为乌有,团队生产的超边际特性加剧了产出的不确定性。
产出的不确定性只是企业不确定性的来源之一,企业必须面对的还有奈特意义上的市场的不确定性(环境的不确定性)。市场的不确定性一部分是可以预见的,而另一部分是无法预见的,而市场可预见的不确定性又与人力资本预见不确定性的能力和人力资本使用量的不确定性相联系,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不确定性。
在面临包括机会主义在内的种种不确定性时,与资产专用性有关的一体化治理只是其中一种应对不确定性的办法,如何处理人力资本的不确定性,如何应对外生的不确定性,都必须纳入到交易者的考虑范围中。只考虑与机会主义有关的行为不确定性,忽略其他不确定性的存在,导致威氏的理论缺乏了普遍适用性。
四、 小结
以上笔者对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资产专用性这一概念进行了简单的回顾,并对以资产专用性为核心变量的分析方法进行了反思。资产专用性理论的静态分析方法、对交易成本表现形式多样化的忽视以及不确定性认识上的误区,导致资产专用性理论并没有像预测的那样能对不同特性的资产的治理模式提出合理的解释,在对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等诸多方面更是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性,无法提供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分析框架。因此,资产专用性理论要更有系统性,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参考文献:
1. Coase, Ronald.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 onomics,1937,(4):386-405.
2. 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481-510.
3. Steven N. S. Cheung.The Contractual Nat- 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3.
4. Williamson, Olive.The Economic Institu- tions of Capitalism. The Free Press,1985.
5. Williamson, Olive.Examining Economic Org- aniz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Contract.UC Ber- keley, draft.
6. 德姆塞茨.企业理论的再考察.姚海鑫.邢源源译, 威廉姆森.温特编写: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7.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8. 杨瑞龙,杨其静.企业理论:现代观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8AJY028)。
作者简介:熊德章,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刘乔乔,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硕士生。
核心提示:在下面的内容中,我将向大家展示一些我在去年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6个最普遍的网站可用性错误,大多数的网站站长和网页设计师都倾向于犯类似的错误.
人们使用web来与其他人进行交互,查找信息,在线购物,以及下载软件程序等.要容易的实现这些事情,当他们浏览一个新的网页的时候,他们要么熟悉这些网站,要么是以直觉判断来确定正确的行动.一个良好的网站可用性设计,能够有效的帮助你的新访客找到他们真正需要的信息,作为一名访客而言,每到一个新的网站总得上下翻转整个页面去寻找下载链接,那实在是一件让人烦心的事情(对于国内的部分下载站点,甚至以广告链接来冒充下载资源,那更是让人深恶痛绝!).
一. 让人困惑的网站结构和内容
对用户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比一个让人困惑的站点更让人气愤了,它们没有任何方位说明,混乱的站点导航,甚至没有站点导航,你根本没有办法在该站找到下一个对你有用的信息,除了当前你正在浏览的页面,你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立刻离开这个网站,并且永远不再回来!研究人员指出,网络用户应该能够在不超过3次点击的情况下,在一个网站上的每一个页面去到任何一个他们想去的精确页面.
当然,我们说的3次点击肯定应该理解为同一个站点的任何两个不同网页之间.如果不能通过3次点击到达他们所需要的目标页面,你很可能会失去他们.检查你的web站点,如果超过3次点击,web设计师会告诉你,如果你想重新设计或者定义网站结构,那将是一个非常耗费时间的活计!
在今天,我们如何评价一个网站的结构是好是坏呢,有什么主要的特征来判断呢?答案很简单:简约.一个好的站点就是一个所有人都易于有效使用的简单站点.
同时,你还需要注意的是,一个站点有大量的信息,但是它们并不是每个普通用户都需要的.考虑到这一点,你可能需要使用Google Analytics网站分析工具来精确检测用户从哪些网页离开你的网站.通过该工具的帮助,你可以从你的网站流量得到一些提示,哪些页面你需要替换或者重新考虑它.
不要忘记为你的网站使用一个站点地图[Sitemap]:有的时候,这个细节被我们跳过了.站点地图本来是为站点可用性而设计,然而在今天,随着站点地图对SEO的作用减弱,很多网站和博客都对sitemap不再那么重视,而它对站点可用性的作用也逐渐被人们以往.实际上,如果以SEO2.0的标准来衡量,网站的可用性设计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为你的站点设计一个HTML格式的sitemap就更显得重要了,不是为了SEO,而是为了Web Usability.站点地图的创建应该是以最终用户的可用性设计为理念,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让你的用户不至于在你的网站上迷失.
二. 缺少搜索功能
尽管不是所有的网站都需要搜索功能,但是在页面右上方的一个搜索框却是让客户发现最需要的信息最快和最直接的方式.我认为尽管主菜单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链接,然而搜索功能的重要性还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对于资源丰富的网站.
搜索功能是必要的,但是并非放置一个搜索框到你的网站这样简单而已.很多时候,如果你的搜索功能没有正确建立,它所提供的结果并不能让你的防客满意.搜索结果的精确匹配非常重要,如果你的搜索不能为用户返回最相关的搜索结果,那必定会给用户带来不好的印象,他们会认为你的网站没有他们所需要的内容,但事实上却并不是他们想的那样.
下面是关于添加搜索功能应当注意的一些技巧:
1搜索框的位置,通常放在页面的右上角是个不错的选择;
2搜索选项应该有能力检测错误的拼写,并为用户提供正确的搜索建议;
3搜索框应该尽量的简单,在大多数网站都没有必要添加高级搜索选项;
4简单的搜索不应该对大小写敏感;
5在搜索框旁边放置一个带“搜索”标签的按钮;
6精确匹配的结果应该放置在近似匹配结果的前面;
7使用醒目的颜色来标志搜索关键词及词组片段;
8不要有零条记录被发现的消息,对于类似的情况,提供相关的搜索建议给用户选择.
必修一
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4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8 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12 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16 古代希腊民主政治22 罗马法的起源于发展26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36 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40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欧洲大陆的扩展44 鸦片战争50 太平天国运动54
甲午中日，八国联军侵华58 辛亥革命62
五四，中共，国共北伐66 国共的十年对峙70 抗日战争74 解放战争78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84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88 政协，人大，民族自治94 文革，法制，民主98 一国两制，港澳，海峡102 新中国初期的外交108 复联，中美中日外交112 两极世界的形成118 世界多极化，欧共体，日本，不结盟122
苏联解体南联盟多极化126
必修二
古代农业4 古代手工业8 古代商业12 古代经济16 开辟新航路22
殖民扩张，世界市场26 第一次工业革命30 第二次工业革命34近代中国经济（洋务运动40 民族资本主义发展44 一五计划，大跃进50 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54 改革开放58 新中国物质生活64 新中国交通，通讯工具68 新中国影视报刊互联网72 经济危机80 罗斯福新政84
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88 斯大林模式，新经济政策94 苏联改革98
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IMF GATT 104 欧盟，亚太经合107 世贸组织 111
必修三
百家争鸣与儒家思想形成4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8 宋明理学12
明清活跃的儒家思想16 人文主义22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26 启蒙运动30
古代中国发明与发现36 古代中国文学42 古代书画与戏曲46 物理学发展54 进化论58
蒸汽，电气，互联网62 洋务运动，维新思想68 新文化；五四马克思主义72 三民主义 78 毛泽东思想 82
党委/党总支/党支部 ：
我公司职工 同志已被党组织列为党员发展对象，该职工的妻子 同志为贵单位职工，根据党员发展程序，现请贵单位党组织就 同志的政治面貌、思想工作表现情况作一书面证明材料（见后附回函）。
望贵单位予以配合为感，谢谢！
同志政审材料回函可参照以下方面撰写： 1.历史情况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 2.对党的理论、纲领的认识水平和政治态度； 3.近期工作、生活表现。
*****党委 *****支部
2016年 5月7日 回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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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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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单位发来的入党政审函已收到，现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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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提供人签名： 民族： 政治面貌： 职务： 单位党组织名称、盖章
(一) 资产专用性的概念和理论体系简述
现在很多的论文在引用资产专用性观点的时候, 经常是模糊的和片面的。最早提出的资产专用性概念见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些企业领导人对自己企业的人和事具备特殊的了解, 这种了解是他们所专门拥有的、与企业共依存、不可分离的资产, 这类企业领导人对企业来说是一种专用性人才资本。可见, 马歇尔所讨论的还仅限于人力资本方面的专用性资产, 而没有涉及到实物资产类的专用性。真正的资产专用性理论源于科斯, 成于威廉姆森。
资产专用性理论被企业理论家誉为科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该理论的核心在于把资产专用性及其相关的投机行为看作是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其核心思想是, 在交易各方投入的资产具有专用性以及契约不完备的前提下, 为保护专用性资产投资免受机会主义的侵害, 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让重要的专用性资产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 从而就可以确保企业契约的效率。
威廉姆森在科斯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对企业交易方式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认为企业的治理结构和资产专用性密切相关。为此, 他在企业纵向一体化研究中说明了资产专用性与交易成本最小化之间的关系, 从而基本建立起资产专用性理论。
对于资产专用性的概念, 威廉姆森的解释是“资产在没有价值损失的前提下能够被不同的使用者用于不同投资场合的能力” (1989) , 而对资产专用性和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他则说“没有资产专用性概念, 交易成本就没有说服力”。在他的理论中, 治理结构 (也可以理解为交易方式) 划分为四类:
一是市场治理, 即标准的市场交易。二是多方治理, 即通过签订合同和引入中介, 如建筑合同中的技术机构、会计审核、法律顾问等, 保证交易的完成。三是双方治理, 没有第三方介入, 交易双方通过签订长期交易合同维持交易。四是统一治理, 即交易活动在一个统一的组织中按事先的计划安排来完成。
从这四种治理结构的分类中我们可以发现, 基本上所有的交易方式, 包括科斯提出的企业与市场, 以及科斯后产生的企业联盟等形式都被包括在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所谓的统一治理结构, 就是后来的企业一体化概念的雏形。
威廉姆森认为, 上述四种交易方式都有存在的必要性, 但具体的交易究竟选择哪种方式来完成, 取决于三个因素: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定性是因为交易者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致;交易频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的交易次数, 分为偶然和经常两种情况;资产的专用性程度则分为非专用的、中等专用的和高度专用的三种。由于不确定性无法量化, 交易方式的选择就往往取决于资产专用性程度和交易频率。在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资产专用性程度的不同维度。在很多文献中讨论资产专用性时, 往往没有明确的指明资产专用性的程度或者隐含的论点基础是高度资产专用性, 但是程度不同, 相应地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差别是相当巨大的。如果在这些概念上产生混淆, 那么所得出的结论的可信性也大打折扣。
(二) 对交易成本的影响
不同的交易活动, 都必须按照与这种交易的特点相应的交易方式来进行, 用复杂的治理机构去解决简单的交易活动, 交易成本就太高了, 反之亦然。最优的交易方式应该是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方式。
威廉姆森认为, 资产专用性通过影响人的行为属性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因为, 经济活动中人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由于人类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因此信息总是不完备的;同时投机主义使得人在利益驱动下的损人利己成为可能。这两个行为特征因资产专用性的强弱程度而有不同表现, 从而影响到交易成本的高低和交易方式的选择。
因此, 在资产高度专用性条件下, 企业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是资产专用性在理论逻辑上是成立的, 在实际中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资产专用性与纵向一体化
虽然在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理论中没有明确提出资产专用性导致企业一体化的结论, 但在他的核心思想的阐述中, 可以得到类似的观点, 即“让专用性资产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交易成本理论认为, 现实中一家企业经常将一些并无技术联系的生产环节结合, 而一些有很强技术联系的生产环节却可能是相互独立的企业。威廉姆森则认为:技术上的相互往来并不是节约成本的唯一理由, 交易成本的节约才是说明纵向一体化的主要原因, 而资产专用性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这个观点可能有失偏颇, 因为威廉姆森似乎也过于相信通用-费舍案例的强大证明力。在科斯等人对此案例进行重新讨论后, 通用-费舍案例已经无法成为威廉姆森观点的佐证。
但是威廉姆森对于资产专用性和企业纵向一体化的论点仍然具有生命力, 如果考虑到他对资产专用性程度的不同分类, 以及不同分类对交易成本影响的体系, 笔者认为完全可以重新审视这个资产专用性和企业一体化的理论价值:当资产专用性程度为非专用性和中等专用性的时候, 资产专用性的确无法成为企业纵向一体化的主要成因;但是当资产高度专用性的时候, 所有相关的交易成本会发生质的变化, 从而使资产专用性成为企业纵向一体化的主要动因成为可能。
(一) 自然垄断行业中的案例
典型的自然垄断型行业包括电信、电力、管道、铁路等网络型产业。自然垄断产业基础网络设施具有高度的资产专用性。例如电力行业, 输电、配电网络, 既是生产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又具有高度专用性, 这种资产除了用于输电之外, 要转变其用途, 则其价值将大大降低。再比如铁路运输行业, 铁路网络一旦建成, 该资产的用途就高度地限定于列车专用。美国铁路建设的鼎盛时期路程达到40万公里, 但是到了铁路发展后期开始不断的拆除铁路, 20万公里已经足以使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在铁路鼎盛时期, 往往一条热门线路上有好多并行的铁路, 分属不同的铁路公司拥有。那么在那段时期, 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自由市场的基础上, 铁路公司为什么没有采取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解决路网问题, 而纷纷采取自行建设铁路的一体化方式, 这里的原因, 笔者认为用资产专用性导致的巨额交易成本是可以解释一部分的。
(二) 前后相联系紧密产业中的案例
另外在前后相联系紧密的产业, 比如石化、钢铁、天然气等行业, 资产专用性也往往成为企业一体化的主要动因。2004年10月, 中国证券市场发生了著名的茂化实华停产事件。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原材料被供应商中国石化茂名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强制性切断, 导致茂化实华被迫停产。这是在石化行业中比较罕见的一个例子。在石化企业的资产投资中, 石化设备往往具有高度的资产专用性特征, 如果没有原材料的供应, 这些设备基本与废铁无异。因此在石化行业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情况都是石化企业与炼化企业是一体的, 这样就有效的避免了资产专用性带来的要挟和机会主义行为。而在茂化实华案例中, 作为下游的茂化实华公司和上游的茂名炼化却属于不同的投资主体, 当原材料供应商提出涨价而石化企业不接受的时候, 茂名炼化就强制切断原材料供应, 最后以茂化实华屈服而告终。这个案例虽然比较特殊, 但却有力地说明了资产专用性在石化行业这种前后向联系紧密的行业中对企业一体化的重要性。另外, 宝钢集团提出并购力拓, 是否也正是为钢铁行业中资产专用性和企业一体化提供绝佳的佐证呢。
三、通用-费舍案例的再讨论
对于通用-费舍案例, 虽然通过科斯、弗瑞兰德、史普瑞、克莱因等人的论战, 被证明用来解释资产专用性是纵向一体化主要动因是错误的。但是, “真实的通用-费舍案例完全不能作为支持资产专用性理论的证据, 资产专用性理论也完全解释不了其引证最多的通用-费舍案例。鉴于通用-费舍案例在资产专用性理论中的特殊地位, 与该案例有关的争论在事实上证明了资产专用性不是纵向一体化的主要动因” (李明慧、赵坚, 2007) , 这个论点也是片面和不正确的, 其不正确性在于对科斯等人的误读和对资产专用性程度的混淆。
科斯在《The Acquisition of Fisher Bodyby General Motors》一文中, 提到“大家所接受的导致费舍车体被通用汽车收购的事件, 我认为是不正确的”, 然后又对通用-费舍案例进行了分析。虽然科斯提出通过他的调查, 克莱因提出的论点不正确, 即通用-费舍案例不能作为资产专用性是企业纵向一体化主因的例证, 但是科斯也没有明确提出:正是由于通用-费舍案例的失败, 所以资产专用性不能作为企业纵向一体化的主因。这个论点科斯没有提到, 但是在《关于通用-费舍案例的论争》一文中却这样表述了。这是对理论否定的一个极端表现。即使在通用-费舍案例中, 笔者认为由于资产专用性所导致的交易成本的提高也有很大的贡献。
克莱因的论点中虽然关于案例的论调是不正确的, 但是对于科斯过于简化的契约成本的看法有其合理性。纵向一体化所节约的主要交易成本不是科斯所强调的与起草和执行契约数量相关的“墨水成本”, 而是与契约所引起的套牢相关的成本, 包括在谈判和再谈判中试图避免、创造和实施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的大量租金耗散。这一论点的合理性在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契约是完全完备的。因此, 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所造成的机会主义钻空子的潜在可能性是存在的。只要这种可能性存在, 交易成本的计算将是异常复杂的。
另外, 在《论争》一文中的对通用并购费舍车体的原因解释中, 作者也提到得到费舍兄弟也是通用一体化的重要原因。这在文中被解释为为了协调和得到战略资源。但是若用人力资本的资产专用性来解释这部分动机也未尝不可。在马歇尔时代已经注意到人力资本这种专用性资产对于企业的重要性。那么, 人力资本的资产专用性在解释企业一体化动因中是不是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呢?这在通用-费舍案例中显然行得通。
在对资产专用性不同程度的混淆方面, 笔者想指出的是, 通用-费舍案例只不过是汽车行业的一个特例。而汽车行业的发展也说明其对资产专用性的要求并不高, 尤其发展到近现代, 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已经使得汽车行业的治理结构由统一治理即纵向一体化转变为市场交易成为可能, 那么既然通用-费舍案例在证明资产专用性和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决定性影响上没有说服力, 也可以说在证明资产专用性不是纵向一体化主要动因上也没有多少说服力。这是由汽车行业的属性所决定的, 如果扩大范围, 在那些无资产专用性和资产专用性不强的行业, 上述观点都是没有说服力的。但是在高度资产专用性行业, 比如自然垄断的网络型产业和前后相联系紧密的一体化产业中, 资产专用性作为纵向一体化动因的论点仍然成立, 这样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给予分析和例证。按照不同的行业, 依据其行业特性进行分析, 这样的论点更加全面, 也更具说服力。
参考文献
[1]Coase RH:The Acquisition of Fisher Bodyby General Motors[J].Journal of Lawand Economics, 2000 (43) :15-31
[2]李明慧, 赵坚.关于通用-费舍案例的论争[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6)
[3]李映东, 李继红.专用性资产、要挟与纵向一体化-对茂化实华停产风波的经济学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6)
关键词：资产减值转回；会计准则；相关性；历史成本
随着我国经济环境不断变化，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我国资产减值处理也不断地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两项准备阶段”、“四项准备阶段”、“八项准备阶段”和“全面计提减值准备阶段”。2006年颁布的新会计准则中，改变之前同国际准则相同的处理，为了规避恶意操纵利润，规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转回，只允许在资产处置时再进行会计处理。关于长期资产减值是否能转回，一直有广泛的争论，未能达成一致。本文分析重点在于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动机和经济后果，以及对我国会计准则对于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制定提供政策建议。
影响公司资产减值计提处理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其中，主要是是盈余管理的因素使得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提出质疑。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盈余管理方面的动机进行分析：第一，融资动机。我国公司融资渠道主要有：留存收益、银行借款、发行债券、发行股票。获得上市资格、取得竞争优势，利用资产减值损失转回进行盈余操纵来美化报表。第二，避免亏损动机。公司亏损，不仅对公司管理者的管理能力进而薪酬水平受到影响，也会影响股价和投资者的信心，企业的再融资也将受到影响。第三，大清洗动机。对高管的奖励机制上，考核的指标很容易被操纵，高管会尽可能达到公司的要求，另外，面临无法避免亏损的境地时，企业会为以后转亏为盈创造机会，进而多计提减值准备以后期转回。
美国会计原则认为减值作为一个新的成本基础，不可以逆转，不允许资产减值转回。但国际会计准则认为，资产减值会计是以决策有用观为理论基础，通过提供资产真实价值，向企业现实的和潜在的投资者提供信息，以帮助其做出正确决策。资产减值损失的冲回反映一项资产在使用或出售方面的潜在服务能力，比确认资产减值损失时有所提高，从提供资产真实价值量度的角度考虑，资产减值是应该允许恢复的，企业应认定那些引起资产潜在服务能力提高的估计改变。另外，IASB为了避免人为过度随意冲回资产减值，对企业应何时冲回资产减值损失做了详细的规定，对可能出现的虚假也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并规定转回后的金额不能超过没有确定减值损失的资产折旧后的账面价值。若我国会计准则将来重新允许资产减值转回，这一点是值得充分借鉴的。
关于资产减值转回的会计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以IASB为代表的准则制定机构支持资产减值转回，以FASB和我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为代表的准则制定机构反对资产减值转回。对于资产减值转回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与历史成本的一致性、资产减值转回的信息质量、盈余操纵、自创商誉等。
不允许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当经济环境监管不到位时，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是首要目标，既然谨慎地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就应当更加谨慎地转回甚至不允许转回，以防止利润操纵。第二，一定程度上与历史成本相背离。新的资产成本以可收回金额为基础，与重估资产价值增值并没有区别。而且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的做法，转回的限额使得转回后，信息质量下降。第三，方便了平滑收益。减值损失的转回使得盈余的波动性降低。第四，公允价值取得困难。对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需要大量的工作，尤其是资产的公允价值。第五，会导致自创商誉。减值损失的转回在许多情况下会隐含地导致内部自创商誉。因此，FASB禁止转回以前确认的长期减值损失。我国新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也是明确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允许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原因主要有：第一，信息相关性的要求。如果造成减值的原因己不存在，就要果断地转回，为信息使用者做出决策提供相关性的有价值的信息。第二，符合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新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观的广泛应用，更要求反映资产的真正价值。第三，承认市场的变化性。市场环境不断变化，之前确认减值的事实发生变化后，就应当回复确认的减值损失。另外，关于反对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论述，我认为，第一，只要在规定的转回限额以内，没有超过资产的初始成本减摊销或折旧后的余额，那么减值损失的转回与历史成本就是一致的。第二，对于担心企业人为操纵利润，但新会计准则大幅度谨慎地采用IASB中广泛采用的公允价值，更强调资产负债观，对长期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的否认，也是基于目前我国的现状，未来趋势应是支持的。第三，自创商誉的问题。IASB中规定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减值损失转回后的账面金额不会超过资产的初始成本减去其摊销或折旧后的余额，限额的存在不会带来超额经济利益，故不存在形成自创商誉的问题。因此，IASB允许转回以前确认的长期减值损失，这也是本文的观点。
如果允许资产减值损失转回，在市场环境逐渐规范的前提下，我们还必须做好相应的政策准备，尤其是应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转回人為操纵利润。我将以增加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操纵利润的难度为出发点，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准则法规准备。前文提到，企业有足够的动机利用资产减值损失转回来操控盈余，企业过度追求利润是外界对经营业绩的追求的不良后果。在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时，应建立综合的企业效绩考评体系，兼顾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减弱资产减值准备与公司考核评价指标之间的联系。第二，加强监管工作。综合利用财务报告的表内信息和表外信息，对资产减值发生的原因、计提减值的依据、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原因等进行说明。在监管工作到位的前提下，企业才能真正按照要求披露相关信息，财务报表使用者更能理解减值情况，进行理性决策。总之，要正确看待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利弊，做好对允许转回的政策准备才是重中之重。（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王建新.《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
[2]张奇峰、王俊秋、王建新.《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财经论丛》.2007年第3期；
[3]步丹璐、叶建明.《<资产减值>的经济后果——基于新旧会计准则比较的视角》[J]. 中国会计评论， 2009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