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中国文人论文

孔子与中国文人论文（共8篇）

孔子与中国文人论文 篇1

[关键词]文化传承 孔子 中国文人

一、无论是孔子，还是中国历代的文人，对于仕途都有一种强烈的矛盾感

一方面，大多数文人无法得到统治者的赏识，从而产生放弃、归隐等念头；另一方面，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出世的精神又驱使他们在仕途上有所希冀。这种矛盾感可以用孔子的一生来做印证。孔子一生，反复强调奋发有为，主张积极入世，而且有极度的政治自信。在他73年的生命中，他积极地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政治主张，期望能够得到统治者的重用。“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表示如果有人用他来治理国家，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便会很有成绩，“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表示周文王死后，一切的文化遗产都会集中到他那里。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非凡的政治理想、极度的政治自信，但都没有结果，孔子只做过几个小官。孔子的仕途生涯是极其失意的，在屡次受挫后，他定然想过要放弃，但内心强烈的入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不断的促使他屡败屡战，在这个过程中他充满了矛盾感。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才开始了著书论说，这对他来说也是无奈之举。

历史上具有这样矛盾感的文人不胜枚举。屈原高唱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以自己的深厚的社会责任感，为楚国的富强、国家的统一鞠躬尽瘁，却换来了屡遭流放的结局，于是也生出了“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卜居》）的疑问。屈原的内心是十分矛盾的，他对楚王的昏庸已经彻底失望，但却无法挣脱自己对人民的热爱、对国家的忠诚，最终选择以死殉国。历代文人如杜甫、李白、陆游、柳宗元、苏东坡、范仲淹等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例子，而这些文人身上却深深打上了孔子思想和价值观烙印。这种矛盾感也渗透到今天的人们，很多人为功名所吸引而积极出世，却又有着厌世归隐之心，于是对仕途便有一种恨之入骨却又不忍割舍的情结。

二、安以贫贱，乐以忘忧的人生态度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意思是说，富贵，每个人都想得到，但如果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君子是不会得到它的。贫贱，是每个人所厌恶的，但如果不用正当的方法抛弃，君子是不会抛弃它的。孔子强调求贫去富的实现，是以是否符合正道为前提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这种处贫贱而乐在其中的人生态度是一种精神享受，而此时的人格世界是一种安然、充实又自得的世界。当一个人处于贫穷凄寒的境地又能锲而不舍地追求人生价值时，安贫乐道起着精神支柱的作用。孔子的一生是清贫的一生，他常常填不饱肚子，他的许多弟子因为饥饿而死去，即便面对这种极度清贫的生活，他也能保持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甘愿守住这份寂寞与清贫。

孔子的弟子颜回曾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陶渊明可谓是这种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的最好展现，“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是”。刘禹锡的《陋室铭》也反映出他身处贫贱的一份恬淡的心境，“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只要自己的德行美好就够了，贫穷可以视为无物，对自己丝毫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的这种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与孔子当年的“乐而忘忧”是一脉相承的。

由此，我们推及到中国文化对于安以贫贱、乐以忘忧精神的肯定和对享乐观念的不齿，这与孔子在两千多年前给我们展示的价值观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

三、舍生取义的生死观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虽然看重生命，却绝不苟且偷生。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观点，提出了“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孔孟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当个体的生存与道德原则发生矛盾时，个体应舍弃生命来服从道德原则。孔子强调生命的现世意义，即使选择死亡也是为正道而死，要有一种浩然正气，死是无牵挂的离开人世，不存在虚幻的彼岸世界。这种为了仁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死亡观，是宏大刚强的气概，是不可侵犯的凛然正气。而这种价值观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每个人。

在这种价值观影响下的中国文人，血液里更多地融入了对于大丈夫这一理想人格典范的追求，衍生出千千万万的民族英雄、革命志士。于是有了屈原以死殉国的壮举，“虽九死其尤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伏清白以死直兮”，他坚守着自己的美好理想和崇高品格，而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于是有了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必死决心……这些为仁义献身的鲜活事例都受到了孔子思想的深刻影响。

于是我们的民族有了对汉奸、逃兵这些不能在仁义和苟且偷生之间选择死亡的人的鄙视，在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深处都留有对高尚死法的崇敬。

四、自强不息的治学精神

自强不息是孔子贡献给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宝贵精神财富，由这种精神转化而来的意志力让历代文人在绝境中仍不忘勤奋自勉。孔子的一生是自强不息、不断学习的一生，他博览群书，周游列国时也不忘用马车装满笨重的竹简，晚年退而论书策，著有《春秋》。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向何人，他都在不断的学习，从而不断的“修身”，达到更高的思想境界。“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温故而知新”都是孔子为了提高自己的修养而提出的。历代的文人勤奋好学、孜孜不倦，以圣贤为目标，修身养性，不论在顺境和逆境中，都坚持不懈。

屈原在政治上遭受打击以后，把修养美德当成了自己唯一的事情，“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坚持一直以来的理想，即要修养美德，树立美名。这也是对孔子“修身”思想最好的诠释。柳宗元年少时就“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子集”，后来被贬为永州司马后“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朱熹曾有“君子之学，不为则已。为则必要其成，故常百倍气功”，这种自强不息的学者境界也成为历代治学和修身的理想状态。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而这也得益于孔子思想中的严肃的治学精神。中国人的内心都存在着一种对于勤奋刻苦的敬意，反之流连于享受则会让人产生负罪感，这种优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得益于孔子的思想。

参考文献：

[1]朱义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0．

[2]唐迅，任大刚．与孔孟对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9．

[3]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儒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12．

[4]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

孔子与中国文人论文 篇2

关键词：水墨,色彩,文人画,道家思想,水墨绘画

一个国家的艺术必然与这个国家的文化相交甚深。中国绘画中的色彩受到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影响堪称典型。鲁迅先生曾说过, 中国人的根本在道家。老庄的“五色令人目盲”, “无色而色始全”的色彩观成了文人画家对中国绘画的最好的表述, 黑色成了斑斓色彩后的平淡。追求墨色高度表现力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家的精髓核心思想是:无为而无不为, 以少胜多, 以无胜有, 追求自然之素。自从老庄这一观点的提出, 国人就在绘画用色方面有意或无意地倾向了这一方面。由中国人主导的中国古代绘画色彩从而走了一条清淡、素雅之路。

一、老庄世界观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的巨大影响

纽曼曾经指出, 《易经》和老子代表的中国智慧。是母系意识偏爱黑暗和隐秘之物的一种表现形式。老子的道以“柔”、“弱”与“无为”、“不争”、“为下”、“处下”为特征。庄子之道也是从一切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自然规律或法则, 其特征也是“不争”、“柔”、“弱”、“处下”、“无为”、“任自然”等。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 庄子亦云:“五色乱目, 使目不明”。在老、庄看来, 五色、五音、五味等令人心跳的人间享受, 其实都是对人的挑逗和诱惑, 应该拒绝物质和精神的诱惑, 满足于清淡简朴的生活, 因此他们提倡“见素抱朴, 少私寡欲”的人生哲学, 认为只有在心中保持冲淡虚静的境界, 才能永远知足常乐。

二、老庄尚黑的色彩观对中国水墨画色彩运用的影响

道家尚黑色, 认为一切颜色从玄黑中生长出来并以黑为显在条件。道家以“清淡”为宗, 崇尚玄黑, 反对五颜六色的绚烂之美。老、庄精神浸入中国绘画领域, 尤其是山水画受道家思想和玄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以墨代五色, 也正是这种道家思想影响的结果之一。所以, 摒去五色, 代之以墨, 正和道家的美学观相通, 墨色就是玄色, “玄”乃是道家学说的归源之地, 玄即黑, 也即天, 墨色就是天色。是颜色中的王色、自然色、母色, 它是可以统治其他颜色、产生其他色感的。《山水松石格》——书中提出“高墨犹绿, 下墨犹赪”, 还提出“破墨”, 即水墨渲淡, 与今天我们所说的浓淡相破的破墨不同, 而是浓墨中掺加清水, 因加水量的多寡分破成不同层次, 然后用不同浓淡的墨去渲染出山石的阴阳向背、高下凹凸, 在理论上已经奠定了以水墨代五彩而成为水墨山水画的基础。唐代的张彦远在解释水墨画的意蕴时说:“夫阴阳陶蒸, 万物错布。玄化无言, 神工独运。草木敷荣。不待丹绿之彩;云雪飘扬, 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 凤不待五色而摔。是故运墨而五色具, 谓之得意。意在五色, 则物象乖矣”, “墨色如兼五色”, 亦只有处于天色、玄色地位的墨色才“可具”、“可兼”。这些都清楚的表明了水墨的方式是舍去现象而直抵本体。唐代伟大诗人兼画家王维为中国画“破墨”表现的创始人, 作为画家的王维的诗更注重色彩的表现, 如:“兰溪白石出, 玉山红叶稀, 山路原无雨, 空翠湿人衣”:“泉声咽危石, 日色冷青松”等, 都显现诗人对大自然色彩的关注和表现。因此,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评王维的《蓝田烟雨图》说:“味摩诘之诗, 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 画中有诗”。王维“破墨”画法的传人张臊于墨色表现中深得画理, 提出“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的艺术创作规律。在唐代以墨色表现的画家中, 王洽的“泼墨”画最为彰显性情的疏野。他在作画过程中, “或挥或扫, 或淡或浓, 随其形状, 为山为石, 为云为水.应手随意, 倏若造化, 图出云雾, 染成风雨, 宛若成神巧, 俯视不见其墨污之迹”。

三、水墨绘画色彩表现的主要特征——冲淡、空灵、虚静、

玄逸

由于道家思想在士大夫那里留下的是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自然淡泊、恬静的生活情趣。人生哲学、生活情趣与审美往往是相连的, 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趋向于一种清、幽、静、雅、寒;自然适意、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平静幽远的闲适之情, 乃是士大夫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无论在唐诗、宋词中, 还是在宋、元、明、清的绘画中, 我们都可以领略到暮色如烟、缥缥缈缈的自然的静谧和面对空寂的宇宙而抒发的内心淡淡的情思。这种情思是士大夫与宇宙、自然之间感情的融合和心灵的对话, 这种精神与物质的统一, 情感与物象的交融, 自然地从胸中倾泻, 写成诗、画成画, 在这些诗和画中凝聚了一刹那间心灵的全部感情和眼、耳、身的全部感觉。与这种幽深清远、宁静的环境和恬静的心理相适应的色彩是恬淡的黑、白等色彩。他们承袭了道家的色彩审美观, 厌弃五彩缤纷的鲜艳颜色和引起人情欲或感官追求的绚丽的色彩, 而选择了墨色, 也即玄色。并使中国的文学创作越来越强调“意境”——即作品的形象所蕴藏的情感与哲理, 越来越追求创作构思中的“凝神观照”与“沉思冥想”。唐宋以后, 诗越写越凝练:画越来越偏向于简约, 画的空白越来越多。笔意越来越草率粗放。简练含蓄、不露声色的山水诗与笔意疏放、意境萧瑟的水墨山水画占据了中国士大夫诗画的主要部分, 成为文人诗画的代表。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在意境萧瑟、枯寒虚静的水墨绘画中, 一切外在的色彩都淡化, 在这淡的本真状态中, 墨显出自身的“绚丽多彩”来。如果说“纤秾”是对生命与活力的赞美和追求。那么在意境萧瑟的水墨绘画中, 虚静则是为寻求真实存在而进行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宋、元山水画, 感情总是平静恬淡的, 节奏总是舒缓闲适的, 色彩也总是淡淡的。那幽远的重山、寒江的暮雪、深深的庭院、静静的密林, 每一幅都给人一种静谧闲逸的感受。无不表现了宋元文人那种追求寂静旷远的情趣。他们承袭了道家的色彩审美观, 选择了墨色, 也即玄色作为崇尚的颜色, 表现忘却物我、精神解脱的虚静人生哲学与适意、淡泊的生活情趣。把意境萧瑟的水墨山水画推向了艺术的最高境界, 而且成为中国士大夫诗画的主要部分和文人诗画的代表, 同时也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山林文化。

黑色在中国古代色彩观念中, 承袭最原始的色彩感知, 即黑色是原始黑暗无生命世界的颜色, 与白色构成产生有彩色感知的基础。由尚黑到中国水墨绘画的产生,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色彩语言系统。中国艺术精神的雅文化如文人绘画, 以墨为材料的黑 (玄色) 被视为母色, 其中包含滋生着变化多端的五彩。这种用色超越了感官的本能和习惯, 用心灵去辨认和把握色彩的无穷变换, 去领会和体验色彩的丰富内涵。对这种独特的色彩语言个性的形成, 我们有必要进行探究, 这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 感悟中国水墨画的宇宙观、人生观和哲学内涵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老子 (第一章) [M].远方出版社, 2004.

[2]老子 (第十二章) [M].远方出版社, 2004.

[3]贾涛.中国画论论纲[M].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浅析中国古代文人与酒 篇3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就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不论是富贵贫贱，亦或是欢喜哀愁，都离不开酒。饮酒与文化，更是纠缠在一起，千百年来水乳交融。

一、文人与酒的结缘

中国文人嗜酒的最初记录已无从可考，战国时代，这一现象并不是很明显，虽然当时也有过一些爱酒的侠士，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还算不得是文人。而真正将文化与酒并在一起，大概应从士族的初兴算起，应该是从汉代，士大夫清谈之中常常以酒为伴。东汉的著名文学家蔡邕，曾经就因为醉卧在途中，所以被成为“醉龙”。到了魏晋时期，从曹操开始，酒就步入了文化的殿堂。到了“竹林七贤”的年代，这些性情古怪的文人由于对世道、统治者的不满，更是与酒为伍，借酒来发泄心中的苦闷，表现自己内心的孤独以及对当时统治者的不满。南唐后主李煜的“宁学世人醉，扬波去我遥”，正是他忘情于酒的心态写照。到了唐代，饮酒更被文人所崇尚，并因此留下了许多许多的酒诗和其他文学佳作。唐代中期称最爱饮酒的贺知章、王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人为“酒八仙”。对“酒八仙”的描写最为传神的是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①宋代的隐士种放，自己造酒自己喝，自号“云溪醉侯”；大文豪欧阳修，自号“醉翁”；苏东坡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佳句；明代的俞昺，自称“醉吟野老”；清代的顾嗣立，人称酒帝。明清的小说中，也处处流淌着酒的芬芳，散发着酒的味道。

二、中国古代文人好酒的原因

中国古代文人之所以好酒，一般来说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文人自身的原因

由于文人以自己的视眼和自身单纯的思维方式关注世界，因此，必然有很多他们不愿目睹的现实。还有的就是文人仕途失意，心里的不痛快自然也要以酒浇愁,以酒泄愤。这种情况下的饮酒，实际上是为了淡化自己各种美好愿望与现实反差所造成的不平衡，同时也有寄托理想的成分。

1.仕途失意，以酒浇愁

辛弃疾有名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此句展示了醉态与梦境、理想与现实多层的境界。梦里追忆往事，豪情满怀；当梦醒回到现实的时候，感情不禁一落千丈，从豪壮激昂跌落为深沉痛苦的悲叹。作者强烈地展现了理想与现实、希望与失望的矛盾，因次，他不得不借酒来浇灭胸中愤恨，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也只能是“举杯浇愁愁更愁”，令我们今天读来不能不生爱国之心,不能不为作者的不幸而扼腕长叹。

2.寄托理想，表现复杂思想感情，也往往寓情于酒

“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这是欧阳修《醉翁亭记》里面的诗句，在这短短的几句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政治上失意，被贬为滁州太守，然而滁人出游时，太守与宾客们一同出游，既不铺张浪费，也不讲排场，宴席间下棋行酒令，大家玩的其乐融融。在这里没有贫贱之分，也没有等级差别，太守颓然就醉恰在此时，其实，这正好表现出了欧阳修虽然身处逆境，但是他仍然积极进取，希望人民生活安定富足。这也正是欧阳修“与民同乐”政治理想的真实写照。

（二）现实的原因

魏晋是我国历史上社会精神家园由崩溃走向重建的巨大转折时代。生活于这一时代的文士们，其人生风貌明显表现出与其他时代的文士迥然不同的特征。他们聚饮竹林、弹琴咏诗、饮酒长啸，甚至言语颠狂、蓬头散发、与猪共饮。

这个时期的文人嗜酒是有政治背景的，由于司马氏和曹魏集团之间争夺政权异常激烈，因此，文人的生死取决于对司马氏的向背。一些正直的文人对此进行各式各样的反抗,如“竹林七贤”中的阮藉、嵇康就以放荡不羁、纵酒佯狂表示对现实的不满。阮藉还借酒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司马昭为晋武帝求婚于阮藉,最终，因为阮藉连醉了六十日，只好作罢；司马昭的心腹钟会，多次想从阮藉的口中套出其对时事的评论，并借机加害于他,但阮藉每次都喝得大醉，因此才得以幸免。他还经常醉后乘车到郊野狂啸山林……表面看来,阮籍似乎是一个酒徒、一个醉鬼。然而,撩开面纱,我们却可以看到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灵魂深处的创伤,听到他悲怆的绝望的呐喊。他不愿以身试法,惹来杀人之祸。他有庄子似的豁达与忍让,但内心深处又有屈原似的正直与激烈。他只有借酒来麻醉自己,借酒来逃祸避患,而且还以酒为武器来表现自己对礼教的反判,他在酒后作诗,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决不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刘伶是魏晋时的又一位奇人，他“肆意放荡,悠焉神畅，自得一时，常以宇宙为狭”②，他的纵酒名闻四方，他所作的《酒德颂》赞美了酒给人带来无量的功德，而且他还自我标榜：“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刘伶纵酒之后裸体呆在屋中，客人进屋找他，假如有来者讥讽他，他就傲然地说道：“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③，罢了官以后的刘伶，更是日日饮酒大醉，最终嗜酒寿终，反而在那文人动辄被杀的乱世得以苟全性命而寿终，也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了。魏晋之后,这种情形就相对少见了,这倒不是因为现实有多大改观,而是文人更懂得斗争的方式与策略了,更懂得也更珍惜生命的价值了。

（三）文化圈子中积淀下来的酒精结，使得文人们以酒为亲，将酒纳入文化，成为创作的一部分

台湾诗人洛夫曾说：“要是把唐诗拿去压榨，至少会淌出半斤酒来。”而唐代有名的诗人李白，就号称“酒仙”。可以这样说，没有酒的滋润营养，李白就不可能创造出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因此，说到酒与文化的结合，最让我们熟悉还应是李白。

李白生活在盛唐，国富民安，盛行侠气。侠以豪放重义而为侠，酒当然是最好的陪衬。他与酒甚至比他与诗的关系更紧密，几乎是到了无酒不成诗的地步。在他的诗里我们看到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自得；看到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洒脱；也看到了“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的狂放。虽然酒曾使他命高力士脱靴，断送了自己的政治性命，但也是酒，使他为中国后世文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且不说“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等诗中体现的他与酒结缘的生活，我们来看看他饮酒的代表作《将近酒》，从“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到“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一气呵成，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惊涛拍岸，气势之胜，空前绝后，唯有李白此等以酒为生的豪迈之士才作得出此等篇章。

“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景色，“斗酒诗百篇”的激情，“借酒消愁愁更愁”的比喻，“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洒脱，“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喜悦，“绿酒一杯歌一遍”的心情，“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意境，“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妙喻，“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无奈，“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悲伤，“红酥手，黄縢酒”的苦痛，“一醉方休”的痛快，《祝酒歌》的豪放，《酒神曲》的粗犷，……几千年来，酒都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永恒主题，那些优秀的诗篇一直照耀着中国的文坛，这些古圣先贤让酒和他们的作品同辉煌、共灿烂。

注释：

①慧敏.文人·酒与致幻剂[J]，食品与健康，2004（06）.

②国学整理社原辑.诸子集成.世说新语[M].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54，P160.

孔子与中国文人论文 篇4

我们常说的文人都是些正面形象高大的人，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文人都有自己操守呢?不一定!就像是漂亮的女人一样，有的呢虽然外表妖艳一些但说不准是个贤妻良母，有的呢虽然看着纯了一点但其实那都是装的，她的贞操已经不知道死在多少男人的胯下了，而且似乎现在的时代后面的女人要多于前者。文人也不例外，大天朝泱泱五千年，文人数以万计，但我们知晓的有正面形象的似乎就那么几个。说明很多文人跟一些女人一样，整天喊着要有自己的操守，其实巴不得把自己的操守卖出去。

文人并不都是清高的、都是好的，我们的国学《中庸》教育文人们要知耻，但自古而今知耻的文人没多少。这些文人没得势之前是孔夫子门下的铁杆粉丝，是“知耻”的绝对拥护者，可是一旦得了势就要另当别论了。李定、吕惠卿、朱熹这一干人在宋朝那个文人之上的朝代可以说抢尽了风头，才子、学士、大师，这样的身份、这样的名望干的却是些不知耻的勾当。这些人其实算不得文人，就算那些有名望、有社会地位、有话语权的人尊奉的朱熹我看也不过如此。

也许有人不服了，说李定、吕惠卿就算了，朱老夫子也是你这个无名小卒可以污蔑的?那咱就来看段文言文，复习一下高中时古文的语法问题：

宋淳熙壬寅，朱熹于七月十九日至九月，先后六次给宋孝宗皇帝上奏状，弹劾唐仲友，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朱熹在《按唐仲友第一状》，斥道：“知台州唐仲友催督税租，委是刻急……急于星火，民不聊生。”;《按唐仲友第三状》中指责其“百端阻节搜检，生出公事不可胜计”，前后列举唐仲友八大罪项。朱熹并且逮捕官妓严蕊，试图屈打成招，“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严蕊宁死不从，并道：“虽然身为贱妓，有太守有滥，罪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诬士大夫!”。后来，事件闹到皇帝耳里，认为是“秀才争闲气”，吏部尚书郑丙亦称朱熹“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将朱熹调任，此案转由岳飞后人岳霖处理，严蕊无罪开释。仲友后来不复出仕，益致力于著书教育。其学“不专主一说，苟同一人，隐之于心，稽之于圣经，合者取之，疑者阙之”(《宋元学案·说斋学案》)。

什么是官妓呢?就是官方的妓女、也就是国有企业，这一点我在《裙下之臣》里有过介绍。严蕊那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虽然是个下贱的妓女，就算我跟太守上了床，也罪不至死啊。但是非真伪，怎么能以妄言来侮辱士大夫呢?!”多么一个高尚的妓女，比那些良家妇女有人情味儿多了。在这一点上，朱老夫子实在是不如一个妓女啊。据说严蕊出狱后还写了一首伤感的词，但真的假的我就不知道了，毕竟有很多国学大师判定它是假的：

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读了这首词，我突然感叹自古红颜多舛运，尤其是长得不错的才女。

那么《宋元学案》记载的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张岱年老先生说他是假，理由是“关于朱熹弹劾唐仲友一事，近人抱着‘反理学’的偏袒态度多同情唐氏……”。余嘉锡先生也说：“夫唐宋之时，士大夫宴会，得以官妓承值，征歌侑酒，不以为嫌。故宋之名臣，多有眷怀乐籍，形之歌咏者，风会所趋，贤者不免。仲友于严蕊事之有无，不足深诘。”

那么《宋元学案》是本什么样的书呢，它的可信程度有多少呢?我们得从作者身上去发掘，《宋元学案》是由黄宗羲所著，可惜写了17卷老先生就去见如来佛了，他儿子黄百家立志要完成父愿，可惜写了8卷也挂掉了，其后由全祖望续编100卷。而《说斋学案》在《宋元学案》的第60卷，也就是说这件事是由全祖望编写的。那么全祖望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根据记载，他是清代浙东史学名家，“负气忤俗”，“其学渊博无涯”，尤多留意于南宋和晚明文献，虽贫病而著述不辍。注意他是史学名家，既然是史学家，那他就不可能拿历史开玩笑，他也不可能把不靠谱的事往书面上摆，那就说明这件事就算不真但也不假!

由此可见，文人里有多少欺世盗名之徒，所谓的“大师”都干这样的事了，何况那些以饱读诗书自诩的人。文人有真伪之分，那些伪文人就像是做了修复手术的处女一样让人难辨真假，以至于让文人背负了很多不必要的名声。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文人?一派正经的不一定是文人，出入青楼的或许才是真文人。文人大抵要心怀天下，整日只顾自己死活的充其量是个读过几天书的人。文人自然要正派，但所谓的正派是有“德”、不乱“德”。有些人因为私生活的问题而骂文人道貌岸然，我觉得嫖妓的文人不算不正派，又没有染指他人妻子，纯粹是你情我愿的事。这也看出我们天朝的文人是何等的寂寞，如果家里有个称心如意的妻妾，那他会逛青楼么，那不是吃饱了撑的找病得么?柳永一清二白所以认识很多妓女，而苏东坡老先生曾有王弗、王闰之两贤妻，又有王朝云这个不离不弃的红颜知己，你听说过他老人家进过青楼么?

所以，真正的文人有胸襟、有气度、有抱负、最重要的是有“德”，就算在不经意间做了乱“德”的事也必定会检讨、会悔思，这才是真文人!

作者： 赵隐

品中国文人读书笔记 篇5

文人，让我想起穷酸，迂腐，文人相轻，也让我想起风骨，正气，君子，两袖清风，当然，更多的是后者。中国文人，尤其是中国古代文人，大多都是想通过做官来改变命运，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治国救世，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但是，中国的绝大多数文人，尤其是大师级的人物，总是命运坎坷，即便走上了仕途，也终因不会曲意逢迎，没能坐上高位，即便坐上权力高位，也终是位子没坐热，就被权臣陷害拉下马，或贬官或撤职甚或被流放。他们中多数人，因为理想破灭，现实不堪，最后郁郁而终。不过，无论如何，这些人都做到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真正的正人君子，从屈原司马迁到李白杜甫到曹雪芹，无不如此。有人说，“国家不幸诗家幸”，也许正是在这种国家**，个人不幸的境遇下，文人，更多的能够冷眼看世界，思考国家民族前途，个人命运，才会写出杰出华章从而彪炳史册。对于这些人，尽管他们身上也有可能穷酸迂腐脆弱等等小毛病，但我对于他们，只有崇敬。

刘小川先生的这本书，对中国文人的品读评价，站在不同于其他文人作家品评的高度，用自己独特的视觉，用庄重也不失诙谐的文字，对中国文人特别是中国古代文人做出了非常理性的解读与评价。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屈原司马迁陶渊明等等这些大家中，作者对这些人都是怀着景仰之心来完成对他们的品读的，而独独只有对司马相如，似乎不那么恭敬。其实不是因为这个人没有文才，他写的《子虚赋》《上林赋》都显示了他的才气，也许因为他是御用文人?作者说“司马相如，勾引女人本事大，歌功颂德的本事更大，写了不少辞赋，华丽而空洞”，“司马相如是浪得虚名的平凡人物，文以人传……他这位粉饰现实的老前辈，以他的光芒照亮了这一流派，显现浑浊，映衬清流。”可见，在作者这里，文人，首先是人，只有能闪现人性的光辉人格的魅力，再配上文才，才能被人称道。对于这点，我是绝对认同的。

这里还要说说其他几位大文豪。

一是屈原。对于他，作者是景仰敬佩的。他有着超凡的才华，也有着赤诚的爱国心，是绝对的正人君子，然而最后却落得个含冤而死，这真令人扼腕叹息。文章在字里行间，都传达出一种悲痛，一种同情，一种崇敬。当然，这也感染了我。

二是司马迁。这个完成那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传世巨着――《史记》的真正的男人，他的正气，他的刻苦好学，他的才华，尤其他的为了成就事业而忍辱负重的品性，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作者对于他，是心痛，是敬佩，是爱戴。他说“幸亏有了司马迁。他传给我们的文脉，流淌着鲜血。文脉就是血脉。”“所谓道德文章，人品与文品，司马迁都足以垂范后世。”我喜欢这样的评价。

另外还要说说陶渊明。我个人觉得，陶渊明给人一种亲近感。作者也非常喜欢他，“今天手捧陶诗，仍是怦然心动，如遇美食，如见佳人。”称陶渊明为“渊明”，可见其喜爱程度。想到陶渊明，我总是想起“高洁”，当然也会想起菊花。这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大诗人，确实值得今天的我们好好学习。想想，我们，常常为了五斗米，说些违心的话，做些违心的事，尽管这话这事并没有害人，然而却违背了我们的心性。陶渊明，他是真正的心地纯洁干净的人。正因为心灵的纯洁干净，所以他的诗，是天然的美玉。所以作者说他这个人“他是和蔼可亲的，就像我们的亲人”，“诗人中的诗人，真和美，到极致”，“渊明是中国最纯粹的诗人。而与之相应，他也是最纯粹的人。”说他的诗“伟大的诗篇，永远是人类生活的稀有事件。”可见其对人对诗都推崇备至。这不是美誉，因为事实如此。

应该说，中国古代文人，绝大多数都是有真性情的人，唯其真，才使他们在滚滚历史红尘中没有被淹没，而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并且越来越鲜活地活在我们心中。

中国文人的山水情怀作文 篇6

肇庆风景名胜十分多。有七星岩、鼎湖山、千层峰、羚羊峡等等。七星岩风景区由阆风、玉屏、石室、天柱、蟾蜍、仙掌、阿坡七座奇峰以及东湖、青莲湖、中心湖、波海湖、里湖五个大湖组成。整个景区山环水绕，波光岩影，自然风光绝佳，向有“人间仙境”之美誉。鼎湖山山清水秀，林木茂盛，形成了一片有4000公顷的原始森林，有野生植物多种、栽种植物300多种，其中有属国家一类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桫椤、水松等11种。此外，鼎湖山还生长着170多种鸟类、30多种兽类和20多种蛇类……所以鼎湖山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宝石”等。只要是去过肇庆风景名胜地的游客，无论中外，都会流连忘返，陶醉在美丽的景色中。

肇庆风景优美，也是久负盛名的砚都。端砚石石质幼嫩、细腻、坚实。一方端砚的闻世，要经过从探测、开凿、选料、整璞、雕刻等十多种艰辛的工序。采砚石无法用机械操作，只能以手工为主。我一是惊叹制作端砚的工人们巧夺天工;二是想到了他们默默无闻，在背后付出了多少血汗无人能知只是为了雕出最真实的作品和东西，才是最高尚的、最美的!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的家乡当成是自己心中最美好的地方。我为我能生活在这里而感到自豪!

在我心中，家乡的山是全世界最美的!虽然比不上那个世界名山，但它有世界名山没有的东西——那就是朴实。家乡的山虽然没有参天大树，但总是郁郁苍苍。家乡的山是蜿蜒盘旋、连绵不断的。家乡的山能让我看见农民伯伯种下的绿色食品。

家乡的山不仅美丽，而且水也很漂亮。家乡的水很平静，在河水里悠悠地流淌着。偶尔下过大雨，家乡的水就会“哗啦哗啦”的哼着小曲儿顺水冲走。夜晚，走在洋溪大桥上，迎面吹着微凉的晚风，欣赏着悠悠的马边河，经常会有几只白鹤出现，到处飞翔。夜深，人们静静的入睡了，寂静笼罩着这条悠悠的马边河，家乡的河水也沉沉的入睡了……

谷崎润一郎与中国文人的交流 篇7

一、谷崎两次到访中国

文学家谷崎润一郎的成长和成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他在中国题材的作品中展现了一幅唯美的中国幻象。1918年10月上旬, 他踏上中国内地, 经历了为时两个月的旅行。首次的中国旅行激发了谷崎润一郎的创作欲望, 创作了纪行文《苏州纪行》、小说《秦淮之夜》《西湖的月》《鹤唳》以及戏剧《苏东坡》等。这些作品都展现了具有奇幻魅力的中国, 也表现了谷崎润一郎对中国一如既往的憧憬。

1926年1月6日到2月29日, 谷崎润一郎终于再次来到中国, 而这次的旅行只是在上海逗留了一个月左右。回国后谷崎润一郎除了写作《上海见闻录》《上海交游记》等纪实性的作品之外, 再没有以中国为题材的创作。可以说在他第二次的中国旅行中, 通过和中国新时代的年轻文学家的交流, 使他改变了对中国的认识, 同时也放弃了对中国题材作品的创作。

二、开始与中国文坛的接触

当时, 上海的报纸上也刊登了谷崎润一郎访问中国的事情, 很多文学家都想见到他。内山书店店主内山完治在书店二层举办了谷崎与一些文学艺术家们的见面会, 会上谷崎润一郎结识了当时文坛三秀的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

对郭沫若的第一印象, 谷崎润一郎说:“我一进到店里……他看起来很成熟。”从谷崎的印象来看, 郭沫若很和蔼, 的的确确是文学青年的形象。

会后, 田汉和郭沫若二人送谷崎润一郎回到一品香酒店的住处, 途中“对日本现诸家的评论, 大体上……非常的吃惊”, 描述了他们对日本文艺界的了解令谷崎润一郎十分惊讶。之后, 他们在一品香酒店饮酒畅谈, 也吐露了忧国之情:

“我国的古代文化, 现在是被西洋文化腐坏了, 产业结构被改革, 流入了外国资本, 好的利益都被外国人掠夺了……但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却得不到半点利益, 而且物价日渐增高压迫了生活。上海虽然是很热闹的城市, 但是在上海有钱有权的却是外国人, 租界的奢侈生活也影响到村庄, 毒噬了人民淳朴的心。老百姓通过耕地并不能赚到钱, 却被刺激消费, 更为贫困了。我们的故乡的田园变成荒野, 农业也变得衰落了。”

对于这样的情况, 谷崎润一郎无不感到惊讶, 他认为仍然像曾经那样“如果去农村的话, 依然可以看到农民们悠闲的生活, ‘即使当了皇帝又能如何’, 远离政治和外交, 能吃个便宜的食物、穿个便宜的衣服就满足了, 优哉游哉地过日子。”

田汉和郭沫若否定了谷崎润一郎的这一想法, 指出了中国现在面临的危机:

“中国人遇到比自己文化优越的民族, 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的, 他们从北、南、西、东入侵中原, 这个入侵不仅仅是经济上的, 而且还在我们的国家捣乱, 他们借钱给军阀, 向他们售武器, 又设立了称为中介地的租界, 如果没有这些的话, 中国就不会这么乱, 也不会继续战争。自古中国就有战争, 现在的情况和野蛮人的侵略或内乱性质不同。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对于二人的意见, 谷崎润一郎“感到似乎都很有道理, 假如他们的看法有错误‘我不会相信’,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两个人心中的苦恼”。当时的中国受到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 军阀混战, 人心不安, 直面亡国的危机。谷崎润一郎的第一次到第二次来中国之间的八年间, 中国国内反日反帝运动不断, 军阀混战更令国内动荡。当时的中国已经不是谷崎润一郎第一次旅行时所看到的田园风景和近代都市融合的和平的乐园了。谷崎润一郎在惊讶和失落中也应该痛感到这样的事实。

三、30年后与郭沫若再相会

谷崎润一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作品《昨天今天》中, 回顾1926年的上海旅游:“真心地希望能重温曾经的友好。”1955年2月, 郭沫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访日科学代表团的团长来到日本。12月6日, 与谷崎润一郎时隔30年后再相见。翌日的《朝日新闻》上也登载了二人的对话。当时中日未恢复国交, 中国国内的情况未能传到日本, 因此, 谷崎润一郎对中国现状多有些疑问, 然而他们的对话并不投机。

郭沫若说:“虽然来日本只有短短的6天, 但肯定的是, 日本又要进行一次明治维新。因此, 不能忽视人民的力量。要点是, 怎样实现普通人的愿望。”对此, 谷崎润一郎认为:“不要有流血牺牲那样的惨事就好了。”郭沫若的看法是日本又将要进行一次改革, 不需要顾虑太多, 只管奋起改革, 但对于谷崎来说, 希望改革中不要有流血牺牲, 并不赞成郭沫若所说的激烈的改革方式。可以看出, 二人的对话没有得到相互的理解。

或许二人的谈话是相互间信息的不足和相互理解的不充分造成的。处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郭沫若, 或许夸大了人民改革的作用。而对于并不多了解中国现状的谷崎润一郎来说, 无法想象将激烈的政治改革用于以往所幻想的乐园般的美好过渡中。因此, 由于各自政治立场的不同, 也缺少深入的了解, 才使得时隔30年再相见后的谈话有意见不合的遗憾。

参考文献

孔子与中国文人论文 篇8

关键词：王者之师；圣化；哲人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2.01.014

文章编号：1672-0407(2012)01-039-03收稿日期：2011-10-1

孔子到了汉代，在国家政治思想领域已树立了合法正统的形象：他的著作《春秋》是治理天下的一面镜子，孔子本人则是王者之师。

一、在中国历史上的7种形象

(一)圣化

一介布衣的孔子被初步塑造成圣人，中间大概经历了四五百年的时间。吴国大夫曾向孔门弟子子贡发问：“你老师莫非是圣人吗?为什么如此多才多艺呢?”子贡回答道：“上天赋予他做圣人的资质，所以他又多才多艺。”这里子贡把孔子赞美成“天纵之将圣”，首次把孔子的形象定位成天赋“圣人”。一百多年后，孟子对孔子作了高度评价，指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意思是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孟子认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孔子“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古代圣人有许多不同的侧面，而在孟子看来，孔子身上凝聚了圣人的各方面的优点，是古代圣人的“集大成”者。

在孔子被“圣化”的过程中，大史学家司马迁推波助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这是说自帝王至学者，如果要探讨以六经为核心的知识学问，皆以孔子的观点作为是非标准。据此而论，司马迁就认定孔子是最伟大的圣人(至圣)了。

(二)矮化

“矮化”孔子可以说是自老子开始。孔子当年西行，向老子问礼。老子认为周礼的创始人周公早已死了，要复周礼必须要估量时代潮流是否允许。老子告诫说：“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史记·老子列传》)这说明孔子身上有两大不足：趾高气扬的神态(骄气、态色)，过多的欲望与理想(多欲、淫志)。

在《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中，有许多同时代的隐士对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极尽嘲笑“矮化”之能事。或讽刺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或嘲笑他“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垒垒若丧家之犬”；或策反孔子的学生：与其追随“避人之士”(指孔子)，不如跟随避世之士(指隐士)；或暗示孔子应改弦易辙，“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庄子·德充符》塑造了一个肢体残缺名叫“叔山无趾”的人物，向孔子求教并进而论道，最后使得孔子甘拜下风，自惭形秽。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际上《庄子》一书中还有许多“矮化”孔子的故事。

道家“矮化”孔子在历史上是有传统的。《列子·汤问》编造了一个故事：孔子东游，看见两个小孩在辩论早晨的太阳和中午的太阳哪个离我们近?双方从形状、温度出发各执一词，究竟谁对谁错，“‘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日：‘孰为汝多知也?’”实际上这个问题有相当的难度，两千多年后天文学家经过精密的计算后才能得出答案。但孔子不是圣人吗?按照宋儒朱熹的说法：“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哪个事理会不得?”但是无所不知的圣人对小孩的疑问也不能回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妙的讽刺。

(三)正统化

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来，孔子的形象就逐渐趋于正统化。董仲舒声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原先对孔子的形象无论是“圣化”还是“矮化”，都是一种民间行为。现在董仲舒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把孔子思想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来强行统一天下人的思想，使之成为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董仲舒极力推崇孔子所作的《春秋》一书，认为“《春秋》之道，大得之则王，小得之则霸”。《春秋》一书具有“大一统”的观点，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包含了国家政治版图与意识形态的双重统一。因此，统治者掌握了《春秋》一书的思想本质，就可以称王天下。

稍后，刘向《说苑·建本》指出：“有国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生而尊者骄，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贵又无鉴而自得者鲜矣。《春秋》，国之鉴也。”明确指出《春秋》是统治者必修的教科书。这样看来，孔子到了汉代，在国家政治思想领域已树立了合法正统的形象：他的著作《春秋》是治理天下的一面镜子，孔子本人则是王者之师。

孔子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汉代已有人称孔子为“素王”，意思是说孔子有王者之德，无王者之位。换言之，“索王”就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无冕之王。清代统治者封给他一个称号：“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概是二千多年中读书人的最高头衔。

康有为曾说：“中国之国魂者何?日孔子之教而已。”“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国魂”称号较之“素王”似乎更加崇高，并且难以超越。梁启超说：“苟无孔子，则中国非复二千年来之中国。”又说：“苏格拉底之后，容有苏格拉底；而孔子之后，无孔子也。”这是说孔子是影响中国最大的一个人物，空前绝后。康、梁显然是近代尊孔派的先锋人物。

宋明理学家甚至说过更加极端的话：“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就是说孔子是宇宙间的太阳，没有他的降临，人类至今只能在黑暗中摸索。难怪明代思想家李贽对此嘲笑说：怪不得三皇五帝时代的人们白天都点着蜡烛在走路。

今天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孔子思想，只讨论孔子的历史形象，问题就显得简单一些。

(四)神化

孔子在汉代除了被官方及御用学者董仲舒等人独尊而“正统化”之外，还受到另一批公羊学派儒生的高度“神化”。在《春秋纬·演孔图》《孝经援神契》等书中，从孔子的出生、相貌至行为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编造的“神化”：1.孔子并非是俗人凡胎，他诞生于人神交合之中。孔子父母“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2.孔子生有异相殊表：“孔子长十尺，海口，尼首，方面，月角日准，河目龙颡，斗唇昌颜”“手垂过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凤峙，坐如蹲龙”。3.孔子作为奉天承运的“素王”，编撰《春秋》《孝经》，为后世制定了治理天下的万事如意，带领七十二位弟子朝拜北斗星，这时天空“白雾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日：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孔子在此预言刘邦将取代秦王朝而登上帝位。

从一定意义上说，“神化”是对“正统化”的加码，是为了树立孔子更大的权威，把孔子从人性世界的典范提升到神性世界的救世主。《古微书》卷二十五中的一

则神话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鲁国有个人出海而迷失方向，后来在海上遇到孔子。孔子给他一条手杖，“令闭目乘之归”。此人像哈利·波特似地骑在手杖上飞回鲁国，并向鲁王转告孔子的告诫：不久有外敌入侵，应趁早高筑城墙。后来齐国军队兵临城下，但无功而返。

(五)僵化

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孔子的形象到了宋代就渐渐被理学家所“僵化”。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僵化”是“正统化”难以避免的逻辑结果。首先，宋代皇帝进一步制造了尊孔的社会氛围，宋太祖赵匡胤多次去国子监主持盛大的祭孔仪式，宋真宗赵恒亲自去曲阜祭孔，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有了统治者政治上的大力倡导，理学家就努力把孔子改造成只知维护天理、极力遏止人欲的“僵化”形象。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春秋时期的孔子思想丰富多彩，何尝“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呢?孔子曾经提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提倡“君子不器”，意即人们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鼓励人们做些下棋、射箭有益身心的活动，甚至还赞赏这样的生活态度：暮春三月，穿着春装，集合几位友人去郊外休闲，在河中游游泳，在高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吟唱着诗歌归来。

然而理学家舍此不论，一定要把孔子“僵化”成一个干巴巴只会以天理灭人欲的政治说教者。清代大学者戴震对于理学家的观点严加抨击：“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应该说，孔子这种被“僵化”的形象对于后世起到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近代以来，孔子思想受到攻击，孔子形象受到“丑化”，皆与此不无关系。

(六)维新化

晚清康有为搞“戊戌变法”，他需要发掘古代思想资源作为变法的理论支撑。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把孔子塑造为维新运动的祖师，认为“六经”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古人尧、舜的言论而亲自写成的作品。那么，孔子为什么要“托古改制”呢?康有为认为孔子以“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意思是说：孔子作为一个老百姓想要改革国家政治制度，简直耸人听闻，不如假托古代帝王尧、舜的名义来进行，既不使人吃惊，自己也可以避祸。这些言论无疑是康有为的“夫子自道”。康有为想要变法，挽救奄奄一息的清王朝，面对的是一大帮清王朝旧制度的维护者，他只能抬出一个经过改造后的“维新化”的孔子形象与之抗衡。

康有为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中说：“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故日孔子‘圣之时者’也。”按照康有为的解释，孔子之道的作用是“与时进化”，这无非是说孔子思想的本质是要不断改革，不断维新，否则怎么能跟随时代一起“进化”呢?康有为在这里再次强化了孔子与时俱进的色彩，塑造了一个“维新化”的孔子象。

(七)丑化

晚清以来，孔子的形象江河日下，或被严重扭曲，或被无情抨击。太平天国洪秀全率领农民起义，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阶层，对于所谓“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的孔子本人及其思想自然全无好感，他说：“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太平天日》一书编造了新的神话：天父上帝审判孔子，命天使捆绑及鞭挞他。孔子跪在天兄基督前哀求不已，上帝始命停止鞭打，永不准他下凡。太平军所到之处，焚烧孔庙，捣毁孔子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凡一切妖书，如有胆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太平军抵制孔子及其思想，或许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持怀疑态度。洪秀全创立上帝教，对于不信鬼神的孔子自然要打倒丑化。这是因政见及信仰不同而遭到丑化。

后来，袁世凯窃国、登上民国总统之位，定孔教为国教，提倡尊孔读经。章太炎写《订孔》一文，指出儒学是“中国的祸本”，孔子“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我们今日要想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号召青年：“以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塞绝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

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认为孔子的忠、孝观点是维护宗法专制制度，“儒家之主张，徒令宗法社会牵制军国社会，使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兽矣”。吴虞痛骂孔子为“盗丘”，说“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这些批判在当时看来不无道理，但情绪化、夸张化的言论色彩，不免使孔子形象受到严重“丑化”。

二、在西方历史上的3种形象

几百年来，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形象：第一种形象是“哲人”，第二种形象是“智者”，第三种形象是“完人”。

孔子思想大概从16世纪开始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传播到西方的。几百年来，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形象。

(一)哲人

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史》中说：“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他所说的和他的生活态度，绝不逊于我们古代的哲学家；许多西方哲学家无法与他相提并论。故此，他所说的或所写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奉为金科玉律；直到现在，所有的帝王都尊敬孔子，并感激他留下的遗产。”“虽然不能说在中国哲学家就是国王，但可以说国王是受哲学家牵制的。”

利玛窦来到中国，看到读书人穿的是儒服，念的是四书五经，讨论的是孔孟之道，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也信奉儒家学说并以之治理天下。这样耳濡目染之下，他向西方传达的结论就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这一切就显得顺理成章。

(二)智者

德国黑格尔虽然说过“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但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不能算是哲学家。黑格尔的理由如下：1.孔子只注重常识道德，或者说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教训”。2.孔子不懂思辨哲学。因此，“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本人不懂中文，他对孔子思想的了解只是限于传教士的译本，他所能接触到的是脱离具体语境缺乏鸢飞鱼跃活泼生动生命力的若干条孔子语录，他无法把握孔子思想的全貌，因此他对孔子的评价自然不高。黑格尔是欧洲中心主义者，轻视东方文化，他甚至不无偏见地认为汉语不宜思辨，对此谬论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严加驳斥。

(三)完人

18世纪法国一批学者高度赞赏孔子，几乎认定孔子是个完人。伏尔泰认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言基督未曾说过。基督不过禁人行恶，孔子是劝人为善。他尤其赞美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格言，以为“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上就不会有什么战争了。”伏尔泰在自己的礼拜堂中挂了孔子的画像，朝夕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