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论文（精选7篇）
摘要:本课题以“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为切入点，研究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重点想要分析得出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互补作用，了解当前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现状，以期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找到有效路径，并为河北省“新常态”转型期发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新常态;产业结构;农村劳动力;转移
河北省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动响应经济“新常态”，在保持经济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以创新驱动为主要动力和支撑，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深化城镇化改革。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通过分析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对于分析产业结构调整是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作出贡献，协调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吸纳率;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能促进河北省各经济区域产业结构的协调升级及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分析
(一)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规律。产业结构的调整始终遵循着逐级演进的规律，也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三次产业的重心会从第一产业逐渐转向第二、三产业。(二)产业结构调整中劳动力转移的一般规律。众多经济学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最终总结出了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其中最具代表的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等。“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人均国民收入较低的国家，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大，而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人均国民收入较高的国家正好相反。“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则认为产业就业结构演变过程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出一个国家产业结构转型过程，劳动力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压力就会逐渐增加。(三)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分析。对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发达国家情况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技术创新与工业革命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转移推动了产业就业结构升级，最终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力相对落后，只能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样就会大大降低第二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同时增加第三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幅度，但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所占比重较少，其结果是第一产业农村劳动力直接转移到第二产业，整个社会劳动生产力不会产生显著提高。总之，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二、“新常态”下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分析
(一)河北省产业结构的变化。河北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发展经济，经济总量不断攀升。2014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29421.2亿元，较之上年增长了6.5%。三次产业分别占比为11.7%、51.1%、37.2%，其结构日趋合理。河北省三次产业比例不断发生变化，从“二、一、三”格局逐渐向“二、三、一”转变，基本符合产业结构调整一般规律。(二)“新常态”下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2014年，河北省积极响应“新常态”经济政策，全年成功转移农村劳动力60万人。截至去年年底，全省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1730.9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结构由改革开放初期的76.8%、14%、9.2%已逐渐发展为50.1%、26.8%、23.1%。充分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紧随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但近几年第一产业农村劳动力转移比例有回高趋势，分析原因可能与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发展政策有关。另外，今后几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主体将会落到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其转移方式也会由“只身劳动力转移”转变为“举家迁移就业”。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兼业性将大大降低，组织性会逐步提高，这在2014年河北省与京津共建86个劳务输出基地举措上就已有所体现。
三、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效率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基于产出的可变规模报酬”BCC模型，来评价河北省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吸纳效率的贡献。主要包括河北省产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整体情况以及分区域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效率的评价。首先假定输入指标：产业结构分布和城镇化水平，输出指标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通过DEA模型得出就业结构偏离系数E。当E>1时存在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可能性;当E<1时，意味着劳动力存在迁出的可能性。统计结果显示，河北省1978年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分别为0.63、2.64、1.27，至2014年其数据变化为0.67、0.86、1.1。期间经过多次反复，第一产业变化不大，但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不相对称，劳动力转出机率较大;第二产业数据结果出现大幅度下降，其就业和产出日趋达到均衡，理论上第二产业应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但由于相关政策以及技术含量等条件的制约，使得第二产业也出现了劳动力迁出的可能性。第三产业结构偏离系数e>1，说明其有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可能，主要原因在于河北省“新常态”经济政策的推行以及第三产业准入门槛较低等因素。另外，城镇化水平影响着就业结构的合理性，通过建立模型分析，我省各地市区域协调性存在差异：邯郸、邢台、承德、张家口、衡水等地协调性较低，石家庄、保定、沧州协调性较高，并保持与河北省的协调度相一致，其余各市基本协调。事实上，协调性较高的城镇，其吸纳劳动力能力较高，这些都与资源禀赋和经济政策等原因有关。
四、“新常态”下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政策性建议
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互补互动的效应。二者协调发展可以对社会经济提升起到促进作用。河北省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一)科学合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过分析发现，河北省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偏离系数为：0.67、0.86、1.1，表明其在吸纳农村劳动力方面存在差异。第一产业吸纳力最差，第二产业由于目前属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第三产业来说吸纳能力较弱，但仍高于第一产业。针对这种现象，河北省应积极采取措施：1、发展现代农业，拓宽第一产业农村劳动力的吸纳空间。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如：发展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等业务;将农业与旅游业结合，开拓生态农业旅游项目。2、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提升第二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水平。虽然河北省轻重工业2:8的比例严重失调，但第二产业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我们不能盲目的抑制第二产业的发展，而应削减高能耗产业，坚持创新驱动，大力推进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光伏、物联网等新兴战略产业，从而达到优化产业内部结构，提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吸纳的目的。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其就业比重。由于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水平要求不高，加之河北省第三产业产值逐年上升，从而使其成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接纳空间。但由于其增加值比重偏低，科技含量和现代化程度偏低，就业贡献度偏低，其就业水平依然不甚乐观。我省要加快服务、通讯、房地产领域的自我转型升级，鼓励新兴业态不断涌现。抓住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大好机遇，出台专项规划，深化与北京、天津等地相关领域的`战略合作，优化第三产业的发展政策与环境。只有第三产业发展壮大了才能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二)以工业化推进城镇化，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河北省应打造产业升级，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依托创新链提升价值链，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其规模。实施智能制造创新工程，力争重点行业智能制造实现新突破，并努力加快工业产业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融合。实施产业协同创新模式推广工程：建设京津廊高新技术产业带、建设沿海临港产业带、建设京广线先进制造产业带、建设京九线特色轻纺和高新技术产业带、建设张承绿色生态产业带。只有城镇化建设发展了，才能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空间，而且要长远规划，做好统筹，解决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三)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效率，减少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的限制。河北省应在积极促进农民工境外就业，从而减少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就业压力。下大力量建立劳务输出基地，尤其是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好时机，扩大对北京、天津的劳务输出。实施城乡技能就业扶助政策，用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的岗前培训。河北省应进一步完善就业创业政策措施，重点扶持农村劳动力转移群体的就业和创业工作;应全面放开小城市和建制镇落户限制，做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转移衔接工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做好各种服务。(四)增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随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提高农民科技素质，是有效实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将农村人口压力转变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实现农村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科学合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首要任务。
河北省要结合当地实际，围绕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农产品深加工、农村电子商务、民俗产品生产以及发展三产融合休闲农业、家庭宾馆、农家乐餐馆等需要的新产业、新技能组织培训，围绕农村劳动力专业成长加大扶持力度，实施有关农村劳动力的国家培训工程等措施。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各方面素质，其实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质量。
参考文献：
[1]关海玲.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吸纳效率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15，2.
[2]史高艳.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看产业结构调整[J].现代经济信息，2014，15.
关键词：产业集聚,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
1 问题的提出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在我国,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 它对于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紧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城镇化。作为工业化的伴生现象, 城镇化发轫于西欧,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下,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已经达到70%以上, 这一过程大大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并促进了经济发展。
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 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城镇化进程, 同时农村劳动转移力也是城镇化进程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 城镇化所导致的公共生活空间的拓展为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高效使用创造了条件, 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条件和机遇,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成为农村劳动转移的重要途径。
城镇化建设为什么能吸收数量众多的劳动力呢?除了城镇化建设本身能也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外, 主要原因在于城镇是一个非农产业高度集中的区域, 城镇化进程是一个非农产业积聚的过程, 产业集聚效应降低了经济运行成本, 扩大了非农产业和传统农业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进而吸引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城镇。
目前, 理论界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很多, 但总体来看, 考虑向外地转移的多, 考虑本地转移的少, 很少考虑本地产业集聚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劳动力本地转移的影响。本文结合河北省的实际情况, 利用产业集聚理论的相关知识, 重点分析产业积聚和城镇化水平对农村劳动力本地转移的影响。
2 产业集聚基本理论
产业集聚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 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 (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集群为主) 中, 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聚集, 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
当今世界, 几乎所有富有经济活力的地区都是产业集聚较发达的地区, 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间的相关性明显。产业集聚的产生与规模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马歇尔将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归结于企业为了追求外部规模经济;韦伯认为, 如果企业从产业集聚中得到的好处大于它们因从分散布局地迁往集中地而引起的运输和劳动费用增加, 集聚就会发生;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 集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产生的, 当贸易成本在中等水平时, 集聚通过规模收益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的相互作用而产生[1]。
产业集聚的优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这种独特的专业化分工模式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和分工细化双重好处。 (2) 零部件和总装厂之间减少了合作风险。 (3) 区域内的大量采购和销售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 (4) 有利于技术、管理知识的交流和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利用。一般认为, 规模收益递增、可流动的生产要素、较低的运输成本是产业集聚发生的三大重要条件。 (1) 在产业集聚的前期阶段, 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规模收益不断递增, 这成为产业集聚的主要动力。值得说明的是, 尽管在产业集聚的后期阶段规模收益可能下降, 但是, 前期阶段的规模收益增递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以致于在实践中我们很少观察到规模收益递减的情况。 (2) 只有生产要素具备了较强的流动性, 产业集聚才成为可能。产业集聚的过程主要表现为生产和服务的集中化, 而这种集中化必然要求相应的生产要素 (劳动、资本、技术等) 也要集中, 我们所探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产业集聚情况下的运输成本低于分散情况下的运输成本, 这成为产业集聚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般而言, 产业集聚的结果会形成一个产业集群。产业集群通常有3个明显特征: (1) 集中性, 即在一定区域内集中发展一个优势产业, 而这个优势产业在全行业的市场份额和本区域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 (2) 竞合性, 即通过市场竞争作用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群体, 这个群体不是若干企业的简单叠加, 而是以产业合作为纽带, 由龙头企业、配套企业构成, 形成专业化、互相密切链接的企业群体; (3) 地域性, 即一个产业集群形成一般与一个地区的特有环境条件有关, 离开了这个环境条件, 就不能形成和发展这一产业集群。
3 产业集聚、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
我们认为, 产业集聚、城镇化过程及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相生相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3个方面。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来表述:
3.1 产业集聚是推动城镇化和吸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而城镇化过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又是产业集聚的必然要求
如前所述, 产业集聚源的动力自产业集聚前后收益的巨大差额。某一地区产业的不断集中, 必然要求加快相关基础服务设施和城镇化建设的步伐, 必然吸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城镇。
3.2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产业集聚中要素转移的主要方面
在产业积聚过程中, 生产要素的转移和集中成为必然。劳动力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 也在不断从相对收益较低的部门转向的收益较高的部分。一方面, 农村劳动力的成本是较低的, 企业在选择劳动要素时, 要素价格成为其重点考虑的因素。另一方面, 农村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的收益相对较低, 而企业能够为他们提供更高的收益机会。可见, 在产业集聚过程中, 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成为必然。
3.3 城镇化是产业集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结果
从某种程度上讲, 产业集聚和农村劳动转移表现为企业和劳动者的集中, 这种集中客观上要求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包括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在内的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这无疑为城镇化建设提出了要求, 城镇化过程实质上是不断为相关企业和劳动者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过程。
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4 产业集聚和城镇化水平对农村劳动力本地转移倾向的影响
4.1 产业集聚水平的衡量
如何来衡量某一产业的集聚程度呢?西方学界对此已有较深的研究, 常用的测度方法主要有:行业集中度 (concentration ration of industry) 、赫希曼——赫佛因德指数 (Hirschman——Herfindahl index, H 指数) 、哈莱——克依指数 (Hannah——kay index, HK指数) 、嫡指数 (entropy index) 、及空间基尼系数 (space Gini coefficient) 等[2]。上述指标主要是通过某一经济数值在行业内的分布 (绝对值分布、相对值分布;市场分布、空间分布等) 来度量产业集聚程度, 这些指标是测量产业积聚程度的重要工具。
但是, 如何测量一个地区的产业集聚程度呢, 上述指标显然存在局限性: (1) 地区之间的主导产业不尽相同, 而不同产业企业规模的差异会造成产业比较上的偏差, 利用上述指标很难对不同产业的集聚程度进行比较; (2) 各地区主导产业日益多元化, 在比较不同地区产业集聚程度时, 需要对某一地区不同产业的集聚程度进行汇总, 而上述指标很难完成这一任务。到目前为止, 尚未发现测量一个地区不同产业综合集聚程度的指标, 我们很难对不同地区 (含多种产业) 的集聚程度进行比较。
我们在研究产业集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时, 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农村劳动力转移并非向城镇某单一产业的转移, 而是面向城镇综合产业的多方位转移, 利用单一的产业集聚指标很难反映这种情况。笔者认为, 可以利用与产业集聚具有高度相关性的其它指标来反映综合产业集聚程度, 经济发展水平 (如人均生产总值) 是比较好的替代指标。王子龙等 (2006年) 利用产业空间集聚R指数和行业集中度CRn指标对中国制造产业1994～2003年的集聚水平进行了测定, 并得到了产业集聚程度与工业经济增长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性的结论[3]。这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以下的分析将以人均生产总值近似反映某一个地区不同产业的综合集聚程度。
4.2 基本模型
假设存在某产业集聚区域, 周边有若干个产业集聚区域, 每个区域所包含的主导产业不只一项。我们选择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劳动力本地转移倾向, 即本地农村劳动力向当地产业积聚中心转移的倾向 (记为Y) , 这一倾向可以用区域内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人数除以该地转移农村劳动力总数来得到, 即Y=区域内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人数/当地转移农村劳动力总量。
解释变量有两个:1.当地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Z (Z表示城镇化率) ;2.当地经济发展水平X1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平均水平X2的比值。建立以下二元线性回归模型:
4.3 利用河北省相关数据的分析
我们把河北省每一个中等以上城市看成一个综合产业集聚区, 每一个集聚区又与其它集聚区相临。根据河北省统计局2006年的相关数据整理得下表[4]。
注:①周边区域原则上界定在省内, 在选择周边区域时, 只涉及被河北省所环绕的北京市和天津市两个产业集聚中心, 未考虑其它外省 (市) 的情况;北京市区域代号12, 同期总人口1581万人, 生产总值7870.28亿元;天津市区域代号13, 总人口1075万人, 生产总值4359.15亿元。②区域内转移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根据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相关研究数据整理得到。
利用上述数据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OLS, 对下面二元线性回归方程进行参数估计,
得
从当地产业集聚的结果来看, 当地城镇化水平 (Z) 越大, 本地转移倾向 (Y) 越大;当地城镇化水平 (Z) 越小, 本地转移倾向 (Y) 越小。以上述结果为例, 当地城镇化水平每增加 (减小) 1个百分点, 本地转移倾向Y就增加 (减小) 1.6526个百分点。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说明:农村劳动人口所占比重 (1-Z) 与本地转移倾向Y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关系, 即一个地区农村人口比重越大 (1-Z) , 农村劳动力的本地转移倾向 (Y) 就越低。
农村劳动力本地转移倾向 (Y) 还受到本区域相对产业集聚能力X的影响, 当本地人均产值X1相对较大时, 意味着本区域的产业集聚能力变强, 农村劳动力的本地转移倾向Y会增大。反之, 当周边区域的人均产值X2增大时, X的值会变小, 农村劳动力的本地转移倾向会Y也会变小。X每增加 (减少) 1个百分点, 本地转移倾向会Y增加 (减少) 0.1724个百分点。
显然, 在上述两个因素中, 前者的影响更大一些。也就是说, 本区域的城镇化水平作为产业集聚的结果,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对农村劳动力的本地转移倾向影响很大。同时, 区域间产业集聚水平的差异 (用人均产值的区域对比反映)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动力和方向, 也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本地转移倾向。如果我们采用另外一个模型,
效果虽不是太好, 但也说明了当地人均产值要比周边地区人均产值对农村劳动本地转移倾向的影响要大。
实际上, 正如前边所分析的, 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产业集聚、城镇化水平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从我们上面的数据来看, Y和Z、Y和X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0和0.75, 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也说明了农村劳动力本地转移倾向受到当地城镇化水平和相对产业集聚能力的双重影响 (Z和X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0.4) 。
4.4 结论和启示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农村劳动力本地转移倾向 (Y) , 受到当地城镇化水平 (Z) 的影响, 同时受到当地人均生产总值与周边区域人均生产总值的比值 (X) 的影响。当地城镇水平对农村劳动力的本地转移倾向影响更大一些。当地人均生产总值要比周边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对农村劳动力本地转移倾向的影响要大。
这个结论对于制定劳动力转移政策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我们在制定农村劳动力转移规划时, 不应仅盯着区域外部, 农村劳动力的就近转移或区域内部转移成为一个重要方面, 大力发展当地经济、提高本地域的产业集聚能力和城镇化水平, 是吸收农村劳动转移的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刘磊, 任煌.国内外产业集聚理论研究[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7, (5) :29~33
[2].王子龙等.产业集聚水平测度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06, (3) :109~116
【关键词】产业结构；农村转移劳动力；制约因素
一、陕西省产业结构
陕西拥有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该城市群内包括了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商洛等地级市，自然条件优越、人文历史深厚，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生产科研基地，形成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有大中型企业相对密集且能辐射西北经济发展的产业密集区。陕西省利用资源优势形成了四大建设基地，陕北以化工能源为发展重点，陕南是绿色产业基地，而关中则以先进制造业为建设重点。陕西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发展有明显的国家政策导向的作用。陕西国民经济的基础和骨架是在国家在“一五”、“二五”重点建设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的大规模投入时奠定的；而1992年后快速增长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自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陕西三次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发展迅猛。我省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第二、第三产业的增长，但是由于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瓶颈、第二产业劳动力供给存在短缺、第三产业总体发展水平较低，这些都是陕西省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如何有效的引导农村转移劳动力在第二、第三产业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既促使劳动力创收、解决转移劳动力就业问题，使农村转移劳动力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又带动陕西省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陕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制约因素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城市化进程加剧，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土地奔向城市，造成陕西农村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从材料和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出陕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以下特点：（1）转移就业劳动力以第二、三产业居多，且多数从事非技能性岗位，偏重体力付出。（2）农村从业人员自身教育水平偏低，职业技能不足，转移不具有竞争力。资料表明，转移劳动力的流动性取决于外出农村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以及农民工的社会群体特征。
随着农业生产投入的增加和生产技术进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人力资本素质的逐步攀升，由传统农业本身排斥出的劳动力将会越来越多。农村剩余农村劳动力的存在和农业比较收益低下是农民流动的“推力”，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就业机会与城乡比较利益的差距是农民流动的“拉力”。城乡收入水平差距即经济收入驱动力，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动力。制约我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1）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劳动技能低，造成就业上的低层次化，劳动力供大于求。（2）农民工合法权益缺乏有效保障，侵权事件时有发生，难以得到及时有效处理。（3）城镇的严峻就业形势。城镇存在的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转移的矛盾。（4）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土地流转机制的制约、以及工资收入低、生活成本增加造成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较大。（5）农村非农产业容纳能力。近几年来，作为主要转移渠道的非农产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渐向知识密集型转变，劳动就业技术成本增加，造成当前依靠乡镇企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难度加大。（6）劳动力市场的制约。由于农村劳动力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缺乏对农村劳动力的总需求、总供给的估量及调节，农村劳动力流动大都是自发的，由政府职业介绍部门组织安排外出的却很少。
综上所述，陕西省作为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城市化水平较低，除了鼓励引导转移劳动力自主创业、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劳动力服务体系之外，从就业结构上来说，要发展高附加值的第一产业，扶持有市场前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积极开拓高端服务市场。在此基础上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参考文献
[1]刘怀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新论[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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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彭荣胜．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市化进程实证——以河南省为例[J]．经济地理．2007（1）
[5]陈元古，胡必亮．中国三元经济结构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J]．东南学术．2004（4）
[摘要]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力度，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根本性措施。甘州区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新时期农民培训工作的实际，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优化培训环境，完善培训体系，强化培训功能，拓展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模式，提高培训水平，增强培训能力，通过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步伐。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途径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同时还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因此，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是当前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而且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力度，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性措施，对于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甘州区农村劳动力和转移就业培训的基本情况
1、劳动力资源现状。全区共有城乡劳动力33.87 万人，占总人口的68%。城乡现实劳动力29.68万人，占城乡总劳动力的87.6%，其中农村现实劳动力21.8 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9.08 万人，城镇下岗失业人员6089人。在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2.57万人，占26.5%；初中文化程度的4.34万人，占44.8%；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2.78万人，占28.7%；有技术技能的3.41万人，占35.2%；无技术技能的6.28万人，占64.8%。
2、培训资源概况。全区目前共有职业教育学校1所，就业训练中心1所，民办职业培训机构6所，行业培训中心2家，农村乡镇劳务培训基地18个，从业人员230多人，涉及培训工种近20个，年培训人数达1万人。
3、培训工作开展情况。2004年至今，通过加大培训力度，扩大培训规模，使全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达到了5.49万（人）次，占城乡富余劳动力9.08万人的61%，其中技能性培训达0.85万人（次），通过技能鉴定的达3800多人。止2006年底，已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区建立了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为主要任务的劳务基地95个，涉及家政、棉纺、保安、电子装配、服装加工等十多个工种和行业，年均转移农村劳动力8.2万人（次），实现劳务收入2.5亿元。
二、采取的措施及做法
1、整合社会培训资源，健全培训体系。一是充分发挥职教中心、社会力量办学机构、河西学院成教学院、农广校、党校、行政干部学校、就业培训中心、行业培训机构、乡镇农科教中心和农机中心的优势，在统筹计划的基础上，分别开展了实用性技术、创业政策、劳动保障知识、农村实用技术、岗位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增强了培训效果。二是整合区委党校、行政干部学校、农业技术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和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五所学校的培训资源和师资力量，成立了甘州区农科教中心和甘州区城乡劳动力技能培训中心，提高了培训资源利用率。三是选择大满、沙井等三个乡镇开展劳务培训基地建设试点，并坚持以点带面，全面铺开，主动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就业提供培训服务，实现了培训体系向街道乡镇的延伸。
2、创新培训方式，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一是搞好调查抓培训。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农户家中，逐户进行调查摸底，并结合已掌握的企业用工条件和技能要求，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尽量减少了培训的盲目性。二是突出特色抓培训。在培训时间上，根据不同工种的特点，采取短期培训与长期培训，脱产培训与半工半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办班模式上，积极加强与用工单位的联系，坚持以固定办班和流动办班相结合，广泛开展“委托式”、“合作式”、“订单式”培训。在培训项目上，重点针对东南沿海地区的用工需求，着力加强了在电子、服装、电器等方面的专业性培训，并加大实践教学力度，确保学员在有限的时间内学到真知、收到实效。三是结合实际抓培训。采取下乡培训、集会培训和以会代训等方式，把技能培训向乡镇、中心村社延伸，把培训班办到群众家门口，让学员吃住在家、学习在校，切实降低培训成本，方便农村群众参加培训。四是打造品牌抓培训。在重点抓好职业道德培训的同时，引导学员学习城市生活基本常识和交际礼仪知识，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主动适应现代都市生活的能力，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无论在什么岗位就业都能真正做到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团结协作、乐于奉献，树立拿得出、叫得响的甘州劳务品牌形象。
3、严格落实就业准入政策，积极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把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与落实就业准入政策，推行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制度结合起来，通过加大行政执法监察力度，严格落实就业准入规定，强化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就业准入观念，提升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认可程度。尤其是重点加大了对使用农民工比较多的建筑、运输、服务行业中的电工、焊工、砌筑工、汽车驾驶员、美容、美发等10个工种持证情况的专项检查，使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持证率得到了明显提高。止2006年底，全区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各类从业人员已达1.8万多人。
4、积极筹措资金，加大培训支持力度。整合项目培训、“阳光工程”培训、扶贫和农业开发等各方面的资金，先后从中央财政扶贫、“三西”扶贫、中低产田改造、农民科技培训及干部培训资金中调剂资金20万元，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对凡是涉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项目，一律免收培训费。一些乡镇、村社还想方设法多渠道筹集资金，对外出务工青年给予一定的培训补助，有效的调动了农村青年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三、存在的困难及问题
1、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体系的基础比较薄弱。目前，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和职业培训体系主要面向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培训服务模式已不能适应大批农民工流动就业的要求，也不利于统筹城乡就业战略的实施。尤其是面对农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农业劳动时间随机性大的现实，还没有探索出一条符合农村实际、简便可行、费用低廉、容易实行的新路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2、部门间职能交叉、协调沟通不够。涉及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工作的部门虽然较多，但责任不够明确，在劳动力市场管理和就业技能培训方面，缺乏统一的管理规则和制度，部门间也缺乏协调机制，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难以形成合力。
3、公共信息渠道不畅，适合需要的培训项目少。由于农民外出务工大部分是靠亲友获得信息，从公众信息渠道获得就业信息的机会很少，对社会上的用工需求了解不充分，在培训项目上盲目性很大，有时还存在跟风的现象。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虽然也开展了针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培训服务，但由于调查研究不够，岗位类型、培训项目、服务模式还不适应农民工的需要。
4、培训项目与用工实际脱节，不能满足农民工就业需要。真正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培训项目往往收费很高，农民工难以承受。有些培训机构只追求参加人数，不关心培训质量和就业效果。虽然接受过培训的农村劳动力人数有了一定幅度的增加，但技能水平普遍还不高，整体素质还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5、培训方式单一，手段不多。各地在培训中普遍存在集中讲理论多，实际操作少；灌输式讲课多，现场指导、观摩少；引导性培训内容多，针对性培训内容少，实效性差的问题；有的培训班还存在走过场、图形式、完任务的现象，还没有真正实现以需定培，定向培训。同时，由于培训教师都是从其他培训机构聘请的，其教学方式方法还不能完全适应农民文化程度低，接受能力差的实际。
四、对策及建议
1、加强组织领导，优化培训环境。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众多部门，需要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统筹规划和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因此，要建立政府牵头、部门相互配合、社会各方参与的工作机制，将农民工的就业服务和培训置于城乡就业工作和职业培训工作的大盘子中统筹考虑，进一步明确劳动保障部门综合管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培训工作的职能，形成统筹协调的运行机制，做到规划统筹制定，资源统筹整合，经费统筹安排，工程统筹联动。同时，政府还应制定短期培训与长远目标相结合的工作计划，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力量和与劳务输出相关的服务、培训、维权等各项工作，在大力发展有组织劳务输出的同时，认真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并在安排劳动力市场和职业培训体系建设时，将针对农民工的就业培训纳入就业工作整体计划。
2、完善培训体系，强化培训功能。要继续加强乡镇劳务培训基地建设，整合各类培训部门的内部闲置或使用效益不高的教育培训资源，联合外部资源，增
强培训能力，夯实培训基础，使乡镇劳务培训基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要加大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课程的开发力度，使培训课程内容既要包涵岗位基础知识以及与职业技能有关的基本知识和实践技能，又要突出实用性、实效性、职业性和技能性。要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和专兼结合等多种方式，努力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要改革传统培训教学模式，积极研究探索适合农村和农民实际的教学方法，采取简便、实用、有效、可行的方式，进一步提高培训质量，使农民能在较短时间内轻松学习、愉快学习，且学有成效。
3、突出培训重点，拓展培训内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要以提高职业技能为重点，突出三个方面的培训内容：一是对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的基本技能和技术操作规程的培训。通过培训与就业岗位的紧密联系，切实提高其就业竞争能力，使农村劳动力能够输得出，用得上。二是就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知识培训。通过培训，使农村劳动力了解经商就业、投资创业及回乡创业等方面的政策和规定，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其遵纪守法意识，增强其经营发展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三是安全生产、社交礼仪和公民道德规范培训。主要是通过进行安全生产、公共交通、城市生活等常识的培训，增强农村劳动力预防和处理不测事件的能力，使外出就业、经商的农民养成良好的道德规范，切实提高其适应现代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能力。
4、创新培训模式，提高培训效率。一是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市场调研，根据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变化和用工单位的需求，科学确定培训对象、培训规模和培训内容，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减少盲目性和随意性。二是要坚持培训与就业紧密结合，积极探索“订单”、“定向”、“储备”等培训模式，加强培训与用工单位和就业市场的挂钩，以需求定培训，以输出带培训。三是要进一步探索学校之间、学校与企业之间联合办学的路子，充分利用各类培训机构现有的培训场所、设备、师资等资源，开展远程教育、短期培训班、专题讲座等，实行长短结合、灵活多样、贴近群众的培训方式。四是指导培训机构积极探索异地联合办学模式，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就业门路广、教学质量好的职业学校合作，走异地培训、合同就业的新路子。
5、完善服务功能，提升培训水平。要统筹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基地与输出
窗口，积极开展区际、省际、国际间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大力推行招生-培训-就业一条龙的服务模式，提高农村劳动力参加培训的积极性。要根据市场需求，加强与用人单位及劳动力市场的对接，把培训与就业引导密切结合起来，建立起职业技能培训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衔接机制，努力把技能培训、就业介绍、就业后服务管理融为一体。要创造条件，加快建设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包括建立农村劳动力资源库、岗位培训媒体资源库、城镇用工信息库和就业跟踪资料库等，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提供良好的信息资源基础。
6、加大培训投入，增强培训能力。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加投入，加快乡镇劳务培训基地建设步伐，切实提高乡镇培训机构的培训能力。要抓紧研究制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的政策措施，研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补贴办法，调动和激发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的积极性。在安排就业资金时，要大幅度增加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补贴资金，并将其列入财政预算，为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提供必要的资金保证。
[摘要]：数据表明，在我国农民工人数继续增加的同时，农民工总量增速呈持续回落态势；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峰值的到来，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的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也即将面临拐点；现在的局面是“民工荒”与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并存。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劳动力状况，采取动态的就业政策；实现产业结构有步骤的升级；根据“刘易斯拐点”在我国东中西部到来的时差，实行地区政策的差别化；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政策。
[关键词]：民工荒农村劳动力转移刘易斯拐点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理论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所谓“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即指劳动力供给曲线在既定工资水平下具有无限弹性。“既定工资”即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维持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我们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指 “初级劳动力”领域。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
国家统计局5月12日发布的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即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16610万人，增加274万人，增长
1.7%；本地农民工10284万人，增加359万人，增长3.6%。数据表明，在我国农民工人数继续增加的同时，农民工总量增速呈持续回落态势，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增加较多。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专项调查处处长阳俊雄分析，近年农民工总量增长有两个特点：一是本地农民工增长无论数量还是速度都快于外出农民工，2013 年本地农民工增加359万人，增长3.6%，分别比外出农民工多85万人和高1.9个百分点，就地就近转移成为新特点；二是农民工总量增速呈持续回落态势，2011 年、2012年、2013年增速分别比上年下降1.0、0.5和1.5个百分点。这两个特点，一方面表明，随着国家加大中西部发展支持力度，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升级过程中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有力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加速了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就地就近转移；另一方面说明，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峰值的到来，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的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也即将面临拐点。
有专家认为，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峰值的到来，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的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也即将面临拐点。有人赞同，近年来各地“用工荒”已渐成常态，这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劳动力无限供给、依靠“人口红利”带动经济增长的时代结束了；也有人持保留态度，仅从“用工荒”现象就判断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拐点出现，还为时尚早，劳动力总体上依然供大于求，这种短缺只是结构性失衡。
三、“刘易斯拐点”逼近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拐点逼近有利有弊。
短期看，似乎利大。因为在劳动力增量受限的情况下，对存量劳动力的竞争势必会加剧，有些企业可能会用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等的方式来吸引劳动力。农民进城务工，最朴素的想法就是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过去为了拿到相对“高薪”，农民工可能要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如今有可能工作好、收入高兼而得之。数据显示，近几年工资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引擎，2013年农民工月收入达到2609元，延续了逐年上涨的态势。
长期看，似乎弊多。随着劳动力供给拐点即将出现的预期逐渐增强，有些企业可能会通过引入机器、转型升级等方式来替代劳动力或减少低技能劳动力的使用。这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文化水平不高、实用技能不强，只能实现低端就业。可喜的是，针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正在加强，农民工素质逐渐提高。2013年，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7%，比上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各年龄段中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所占比重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就业能力增强了，就业机会将显著增加。
我国以前所出现的“民工荒”是一种劳动力泡沫，农民工“回流”是劳动力泡沫破灭的表现。从发展动态来看，我国农村潜在剩余劳动力数量相当可观。目前，劳动力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或早或晚，这个拐点终将会来。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保证农民持续增加收入，我们都需要早做打算。从近期来看，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激励，保持转移速度，是延缓人口红利的关键之举。
四、“民工荒”与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矛盾的原因分析
1.区域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随着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中西部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逐步缩小，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增强，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企业所提供的工资待遇也逐渐赶上东南沿海地区，农村劳动力在内地的收益成本比大大提高，而教育部“金融危机对珠三角农民工的影响”课题项目的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为1677.8元，比2008年增加70多元，但月平均
开支却增加了80多元，实际收入相对下降，内地与沿海收益成本比的一增一减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不愿意去沿海就业，许多农民工在内地一年下来的积攒甚至超出了在沿海打工的积攒，加之国家的扶持“三农”政策，沿海企业对农村劳动力在经济上的吸引力越来越小，所以出现招工困难的现象。
2.制度政策阻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长期以来，在外务工的农民较之于城镇职工一直遭受着很多不公的待遇，这在心里上给了外出务工农民很大的创伤，也影响着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积极性，各种制度的不完善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户籍制度是农村劳动力面临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公待遇的制度基础。近年来，国家不断完善户籍制度，逐步减少由户籍带来的待遇差距，但它仍然是阻碍农村劳动力由“候鸟式”转移向迁途式转移转变的一大因素，使农村劳动力不能形成及时、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的供给在特定时期相对于企业用工需求具有延迟性，导致民工荒现象。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得不到任何保障待遇，一旦失业便流落街头，使外出务工的风险性增高；农民工在企业的劳动所得得不到保障，企业拖欠民工工资、随意加班加点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极大的打击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热情。
3.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独具特点
伴随着80后和90后农民工成为农村劳动力中的主力军，新一代农村劳动力相比与以前的农村劳动力有着它独特的特点，具体表现在：
一、新一代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较之老一辈的劳动力要高，思想也更开阔一些，他们对自己的预期收益也更高；
二、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带来的是就业观念上的改变，他们更希望从事技术含量相对较高一点的工作，不愿意从事脏活、重活、累活，以前那种物美价廉的劳动力已经大大减少，这种特定工作的劳动力供给减少也成为民工荒的一部分。
4.农村劳动力缺乏企业所需的劳动技能
在历年的民工荒中，总会出现很多企业招不到好钳工、好车工、好焊工，更招不到好的数控技工的情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技工荒现象。这主要是由于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有很多是没有经过职业技能培训的，这种未经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村劳动力不具备企业所需的劳动技能，不能满足企业对技能型工人的需求，技工荒现象也构成民工荒的一部分。
五、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结论及对策
（一）结论
1．目前中国农村仍然存在着大量潜在的剩余劳动力，20年内劳动力资源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那种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我国马上面临全面的人口短缺是没有根据的。只要劳动力价格合理，跟上CPI增长的步伐，我们仍然可以在不减少农业边际产出的同时，为工业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
2．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并不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现在的局面是“民工荒”与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并存。
3．尽管我国GDP连续20多年基本保持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而我国的工资增长速度却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劳动者工资在GDP中的比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这种“低工资”现象及农民工被排斥在社会保障福利体制之外的事实是“民工荒”的真正原因。以城镇（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的上升作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的论断要慎重。它将直接影响到就业政策和消费,更影响到中国
未来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对策
1．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劳动力状况，政府应采取动态的就业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将会变得越稀缺，劳动力价格相应会有所上升，政府应实行不同的产业政策和不同的就业政策。
2．重视传统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有步骤的升级。要维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必须改变原有的低成本、高投入、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发展战略，转向集约型的发展战略。但目前在中国存在大量低素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实条件下，应继续重视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单纯选择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意味着失业人口的增加，最终会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反过来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3．根据“刘易斯拐点”在我国东中西部到来的时差，应实施地区差别化政策。我国的东中西部发展程度不一样，“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存在着时差，东部到来早，中西部到来晚。由此形成东部与中西部要素禀赋的差异，产业也应形成级差梯度：东部以资本技术密集型加工业为主，中西部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为促使级差梯度的形成，应加大实行地区差别化政策力度。在贸易加工、出口退税以及其他产业政策方面，给予中西部更加优惠的政策，以利于企业向中西部转移，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延长“人口红利”。
4．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政策。“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制度短缺，是民工没有真正融入到打工的城市，而用脚投票的一种理性选择。因此，国家应尽快制定政策，给予农民工完全的国民待遇，建立健全全社会保障体制。应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城市调整户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政策，把农民工纳入到这些公共服务中去，逐步把进城的农民工转化为当地的市民，实现农民工的真正转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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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产业转移的一般路径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成为承接发达国家一般制造业的主要力量, 中国“世界工厂”的称号与此有密切关系。国际产业转移无疑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大批以“代工”模式起家的企业基本上是通过承接产业专业而兴起的。卓越、张珉 (2008) 在分析纺织服装产业转移时指出:“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是通过承接港台的产业转移而实现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 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货币升值以及配额不足, 使得港台的纺织服装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迁往内地。由于广东省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 内迁的港台纺织服装企业最初主要集中于珠三角, 而后随着江浙民营企业的发展, 产业转移开始向温州、宁波为代表的长三角漫延。”
但是, 除了国际产业转移之外, 还应看到我国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也始终没有停止过。早在建国初期, 上海、天津等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许多轻工性产业搬迁到中西部地区。中国区域间的产业转移最有代表性的是“三线”建设期间, 东部地区很多军工企业、重化工业等前往西部地区。改革开放前, 我国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主要是通过行政命令方式完成, 且服务于政治任务, 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由东部转移到西部。改革开放后, 我国产业流动迎来了新的活跃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要素 (包括一些企业) 流向东部地区, 这种产业流动虽然受到经济利益的强烈诱导, 但大多数企业流动是攀比性的、非均衡性的。据统计, 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四川等地纺织服装业投资增速居全国之首, 产量同比提高30%以上。据有关方面测算, 仅东南沿海四省市 (粤浙沪闽) 需要转移出来的产业将达到上万亿元产值。张婷婷、高新才 (2009) 认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能源指向型产业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不可避免。产业区域转移已经发生, 但尚未形成规模。事实上, 东部地区在转移过程中, 首选的产业输入地是中部地区。”那么, 我国制造业产业转移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不同的产业转移是否具有不同特征?产业转移与企业亏损及劳动力转移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为此, 本文以C门类制造业中C17纺织业、C18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和C28化学纤维制造业为例, 深入分析三大产业转移特征及其与企业亏损及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1 衡量指标及样本数据说明
目前对产业区域转移的衡量指标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陈建军 (2007) 构建了区域产业竞争力系数的动态变化来评估产业区域转移的存在, 但该系数的评估以全国各区域对所有产业的需求都是均匀分布的, 且产出等于需求, 全国市场是一个封闭的市场等假设条件为前提, 因此, 在衡量产业转移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多淑杰 (2010) 根据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的关系采用产业集聚衡量指标来综合分析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的状况。认为产业转移与产业集聚存在着互动关系, 产业集聚往往包含着产业区域转移, 同时产业区域转移的结果又表现为在某一区域的产业集聚, 因此产业区域转移的衡量, 表现为在某一时间段内区域产业集聚的变化。魏后凯等 (2010) 认为地区市场份额的变动是产业转移的重要标志, 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市场份额的此消彼长, 反映了产业的地区分布变动, 间接体现了企业迁移趋势。因此, 本文借鉴这一思路构建产业转移指标, 用全国各地区某产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该产业工业总产值比重 (即市场份额) 来衡量产业转移特征, 间接反映该产业企业迁移趋势和特征, 当某一时期、某一地区产业市场份额上升时, 表明该地区产业的承接, 即企业迁入, 反之, 意味着该地区产业转出, 即企业迁出;同时我们也借鉴这一思路, 用亏损企业数份额, 即某地区某行业亏损企业数占全国该行业亏损企业数百分比, 通过该指标可以初步判断某区域某行业企业经营效果及竞争环境情况等;用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份额, 即某地区某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占全国该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百分比, 通过该指标可以初步判断某区域某行业从业人员变动情况。以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纺织业,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为例, 选取2001～2010年间的数据, 分别计算各省市纺织业企业工业总产值的市场份额、亏损企业数份额和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份额, 并按照我国三大区域划分陈耀、冯超 (2008) 认为的那样, 2004年沿海地区工资上涨一级出台的“劳动法”使劳动力成本显著上升, 2005年起人民币持续升值, 2006年起调整部分商品的退税率, 2007年施行加工贸易管制政策使沿海地区的产业集群的经营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影响下, 遍布浙江的“块状经济”出现了明显的移动痕迹, 纷纷向邻近地区转移或者投资, 这种传统产业的资本“抱团”流动, 启动了“块状经济”的跨省复制。
(3) 纺织业等三大产业转移特征与产业内企业亏损数量及劳动力转移是紧密相联系的, 当产业转移和积聚到一定程度时, 就会引起产业内企业亏损数量增加, 同时引起劳动力转入该区域;当产业转移和扩散到一定程度时, 就会引起产业内企业亏损数量减少, 同时引起劳动力转出该区域。
5.2 启 示
(1) 由于区域生产要素禀赋等经营环境的变化, 企业会不断寻求更加有利的地理位置, 目的是动态地、能动地保持企业竞争力。当多数企业效仿个别企业立地转移行为时, 产业转移就发生了。因此, 产业转移是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客观现象, 各类产业的空间立地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就提醒我们政府相关管理部门, 不要以地方保护主义为目的, 人为阻碍企业迁移和产业转移, 而是应想方设法, 制定企业迁移和产业转移相关激励政策, 使产业转移符合产业自身发展规律性, 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2) 产业转移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度, 不能无止尽无限度地转移。因为随着特定产业向某区域不断转移, 产业内企业数量逐渐增多, 行业竞争更加激烈, 引起企业生存环境恶化, 致使企业亏损数量不断增多;同时伴随着特定产业向某区域不断转移, 劳动力也不断转移到该区域, 随着劳动力不断增加, 引起就业市场竞争更加激励。因此特定产业向某区域转移只有在合理的限度内, 只有加快产业有序转移, 才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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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域经济发展；“三农”问题；农村劳动力开发转移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ral Labor Force Transfer in Hubei
NIE Hui-ping WANG Pei-gen2,GUO Yi-fu1
(1.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Changdei 415000,China;
2.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0,China)
Abstract:The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force and the county economy should develops together with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force. This paper analyses “ the problem of countryside; peasant and agriculture”of the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ubei, suggesting the mode which can speed up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force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system of human resources, and illustrating the strategic measures of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ubei.
Key words: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problems of countryside, peasant and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force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市场为导向，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 1]，是国民经济以及省、地区经济的重要基础。湖北作为我国中部农业大省，在发展县域经济过程中明显落后于东部发达省份，并且湖北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劳动力过剩的欠发达省份，大量的劳动力依附于有限的耕地上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如何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成为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湖北县域经济转型发展面临“三农”问题
(一)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不足，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缓慢
湖北省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依然过高。2004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 020．09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6．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1个百分点，比2000年也提高了0．7个百分点。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总体水平比较低，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能力不强。2005年农民外出务工组织化程度为7．6%，其中政府组织的占1．7%。农村城镇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建制镇中无规模以上企业，常驻人口不足5 000人的微型镇还占很大比重，不能有效发挥城镇功能。
(二)农业效益不高，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发展后劲不足
湖北省农业经营规模较小，先进适用技术难普及，农业的成本难降低，农产品市场价格难提高。2003年以来，化肥、种子、农药等主要生产资料价格平均上涨50%左右，2004年粮食、棉花、油料每亩生产成本分别比2002年上升了1．8%、3．2%、12．9%，而粮食、棉花、油料近两年销售价格稳中趋降。WTO协议保护期满后，全省农产品面临来自国外的更大竞争压力。
(三)农民收入水平比较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任务艰巨
2005年湖北省和全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 099元和3 250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90：1，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5年为0．3140。全省农民收入已连续五年处于低迷徘徊期,2002年增长率为3．9%，如果扣除税改这一因素后，农民人均实际增幅为2．8%，比2001年的3．7%的增幅还低0．9个百分点。
(四)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不高，制约了农村进一步发展
目前，全省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的比例为87．4%。其中，文盲半文盲占7%左右，初中文化的占52．8%，高中及中专文化的占12．3%，大专及以上文化的占0．3%。随着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和城镇，留在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文化水平更低，不能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五)体制和政策障碍仍然存在，改革创新面临很大困难
湖北省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体制、“以钱养事”的农村公益性事业发展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现行政策体系还没有完全摆脱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村的就业、流通、信息和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十分薄弱，农村现代市场体系发育不足，市场机制难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发展县域经济的互动性关系
“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就是要使农民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而在目前我国存在严重资源制约，人地矛盾突出的情况下，解决农民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大力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这是因为作为经济活动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人的自由流动会提高要素生产率，带动经济的发展，从而拓宽了就业空间，扩大了经济活动总量。人力资源产业间流动的根本动因在于县域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源总是从比较低级的经济部门流向较高级的经济部门。而正是这种流动，使较多的人集中于劳动生产率较高、经济产出量较大的较高级产业部门，其结果是县域经济的增长加速。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了条件，推动了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同时，减少了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促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增长和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从而使农业生产效率与效益得以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不仅加快了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也有效地促进了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使农村经济结构得以优化，用工业带动农业发展，增强了农村综合实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传统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通过在二、三产业和外出就业，不仅挣了钱，还受到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的熏陶与洗礼，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他们中的不少人回归故里或投资农业或创办企业，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坚力量。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研究表明，我国劳动力重新配置——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大约在16%到20%。另有学者估计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工业、服务业，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平均9．2%的GDP增长率的贡献为16.3%。可见，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特别是向非农产业等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不仅拉动了消费需求同时还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同样，县域经济的发展也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伴随经济发展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动，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经济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 ·库兹涅茨搜集和整理了二十多个国家的庞大数据，把其中某些国家的国民收入、劳动力在第一、二、三产业分布状况的变化趋势结合起来分析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随着年代的推移，农业部门 （即第一产业）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比重）同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一样，处于不断下降之中[ 2]。即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将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县域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县域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工业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最常用的衡量指标有三个：人均GDP，工业增加值比重（或制造业增加值比重），非农就业比重[ 3]。可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本身就是工业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首要解决的是他们的就业问题，为其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这必须通过加快工业发展来实现。20世纪90年代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平均增加就业岗位17万个，而分散居住的农村人口不断向小城镇聚集，增加对电力、交通、供水、餐饮、娱乐、商业及社区服务等需求，又反过来刺激了工业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平均增加就业岗位85万个。这个数据在湖北尤为明显，据测算，湖北省服务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增加就业人数130万人。农村人口在转向二、三产业过程中减少，可有效地促进农村有限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从而提高土地的规模经营和为资本和技术集约程度创造必要条件，从而推动农业发展。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县域城镇化的关系
城镇化，就是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化的同时，实现劳动力与人口向城市、城镇的集聚的过程。而在城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自由就业，其核心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转移，就没有城镇化。这是因为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向城镇聚集的过程，随着城镇产业的聚集，带动了产业的分工和就业岗位的增加。农村劳动力转入城镇二、三产业就业和定居，同时也带动资金、资源向城镇的流动和聚集，引导工业和第三产业向城镇相对集中。在规模经济与聚集经济效应共同作用下，企业交易成本降低、生产效率提高和产业规模化，进一步为农村劳动力就业扩大空间。尤其是随着城镇产业和农村产业的关联强化，带动了农村非农产业和服务于农业的相关联产业的发展，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提供了就业岗位，也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城市产业对农业的影响，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生产力，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三、湖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选择与农村人力资源转移开发体系构建
（一）湖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选择
目前，湖北省劳动力转移面临两大困难，一方面存在着数量庞大、素质偏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城市化发展滞后，城市吸纳劳动力容量有限。这一背景决定了，试图用任何单一的转移模式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都是不现实的。吸取国内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功经验，再结合湖北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湖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走就地转移与异地转移相结合、转移数量与质量并举、农业内部转移与非农产业就业相结合的路子，实行农村就地吸收、城市异地分流、内外多元输出、转移创业相结合的转移模式。城市经济圈辐射区与非城市经济圈辐射区、县域三次产业合理发展地区与三次产业尚未合理发展地区，转移模式选择应有不同侧重点。其着眼点是鼓励发展县域经济与城市圈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就地转移与向大、中、小城镇转移的前提下，深化与延伸农业产业，合理发展与改造城市产业，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务工收入与务农收入差距，加快制度创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制度与组织、技术空间，并充分各种模式的作用，完成二元结构的转换，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二）构建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源转移开发体系
湖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仅局限于转移的方式途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结合县域经济发展，构建全方位、立体的劳动力开发转移系统：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以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为载体与桥梁；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民营经济和农村现代化服务业为重要就业渠道；以调整产业结构，用科技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为关键，以大力提高农村人口科技文化素质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为根本；以政府推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城乡统筹制度环境为保障。具体讲就是，统筹城乡制度，使城乡劳动力转移不受体制障碍的影响；构建城市化、发展县域特色经济与农村人力资源互动的环境系统；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农村人力资源转移的组织化程度，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为农村人力资源有针对性的转移搭建桥梁；建立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培训系统，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素质，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产业化发展储备人力资本；选择适合湖北农村劳动力特点和现实情况的转移模式，即三个结合：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国内转移劳务输出相结合，输出与回流创业相结合。以上各维度的开发，其自身都形成一个循环系统，且各维度间又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整体，促进农村人力资源转移和经济的发展，如图1所示。
四、促进湖北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措施
根据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事例，再结合湖北实际，当前湖北壮大县域经济除了要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开发外，要继续实施“一主四化” 的发展战略，加快信息化发展，发展特色经济。
（一）实施“一主四化”发展战略
即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及信息化与国际化的发展。激励民间创业，加大民营经济发展的力度。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是把人民群众的致富热情激发出来，形成全民创业的有利局面。当前要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为主体，大胆引进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方式，引进资金、人才和技术，促进体制创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管理水平，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推进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延伸农业的产前产后产业链，推进农业产业化，使农业产销环节联系起来，培育市场、企业、中介、农户四位一体的产业化组织结构。以工业化为核心，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和统领县域经济发展，通过工业化发展，带动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及信息化与国际化。以县域和中心镇为依托推进城镇化，推进农民非农化和农村城镇化，最终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以产业发展来建设城镇相关配套设施，增强其经济辐射力与带动力，使之成为重要的“增长极”和城镇圈[ 4]。
（二）形成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发展特色经济
一是要建立专业化的农产品生产基地或农业园区。依据周边城市和全国城市的需求，大力培育农产品专业市场。着力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挥其牵头作用，形成农户＋龙头企业＋市场的现代化的农业经营格局。要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继续发展多样化和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农产品基地建设，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二是要实施科技兴农战略，提高农业整体素质，提高农业科技的研发和应用能力。优化品种，努力培养农业技术人员，保证农业科技资金投入。第三是立足现有支柱产业特色和优势，这也是湖北农业竞争力的核心所在。从全省县域经济发展较快的典型来看，基本做到了因县制宜，充分发挥区域特色，培植产业增长点，从而发挥自己特有优势和潜力。事实上，湖北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和区域品牌，如以宜昌柑桔、秭归脐橙、罗田板栗、随州银杏等为代表的林特产业体系等。打造品牌、唱特色戏，应成为县域经济走上致富道路的有效法宝。
（三）进行制度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
良好的环境应体现在软环境和硬环境两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改变政府职能和提高服务效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建立结构合理、管理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行政审批管理制度；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严格执法、文明执法、规范执法，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营造优良的信用环境，通过全局规划、强力监督，着力培植信用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公民，强化信用制度、信用文化建设，加强信用管理，树立诚实守信的形象[ 4]，这些都是营造良好软环境的重要举措。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条件。鼓励发展覆盖全省的信息网络，使农村信息交流更快捷、硬环境更具吸引力。
五、结语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为了有效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必须将转移与开发并举，将劳动力转移开发与县域经济发展相结合，使两者之间呈现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转移开发模式，制定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措施，促进湖北省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奋勤.县域经济发展与规划［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
［2］ 金元浦.三大产业结构发展演变的规律与趋势及对文化发展的意义［EB/OL］．http://www.culsky.com/thread.php?fid=22.
［3］ 景普秋.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4］ 武汉市委党校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湖北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初论［J］．长江论坛，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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