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篇1

——基于文化遗保护与利用辩证关系的讨论

【摘要】城市文化遗产象征着城市的文化底蕴，如何处理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之间的辩 证关系至关重要。城市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成为遗产保护性开发的重要议题。本文分析了中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研发的现状，以及目前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对土地利用需求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指出当今城市开发必须在保存与盈利两者关系中寻求平衡，以城市文化遗产的经济学理论，阐述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的重要性。【关键词】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一、引言

文化遗产，概念上分为有形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中国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包括明清故宫、长城、平遥古城、云冈石窟、丽江古城、都江堰等等。

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筑文化遗产普遍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许多的城市文化遗产被破坏，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迫在眉睫。面对如今的市场化浪潮，在延续以往遗产保护思路的前提下，还要不断探索新的保护方法。传承与转变是一种精神跨度，多元文化体验应在遗产保护中得到实现，将城市建筑文化遗产视为一个系统去思考，从而实现文化遗产利用与保护的最高境界。

二、中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现状

中国拥有众多的世界遗产，但在保护和开发中产生了许多矛盾，同时对世界遗产的保护不力也造成了遗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例如之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评的武陵源。湖南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申遗成功后大规模城市化改建，造“天上街市”、“宾馆城”和“天下第一梯”，每次破土动工都留下一处疤痕。教科文组织派员监测，批评当地让武陵源成了一座被围困的孤岛。武当山是另一个极端例子。湖北十堰从2001年起即着手招商引资，希望将武当山包装成一棵摇钱树。武当山文管所在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复真观”内大兴土木，将部分古建筑按三星级宾馆标准进行改造、扩建，对外提供吃、住、游、购、娱全方位服务，严重破坏古建筑群，引发全球关注。

过度开发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人工化是指人造景观和建筑过量，破坏自然景观；商业化则表现为在保护区内大做生意，开办各种商铺等。城市化和商业化紧密相连，商业化必然导致按城市标准来建设。

中国在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中存在“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的倾向，存在“建设性破坏”和过度开发。一些地方不能正确理解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和全部的意义，在申报之前大动干戈，申报之后就将这项工作抛到脑后；还有的则是在申报成功之后大兴土木搞建设、大张旗鼓搞开发，而对遗产保护急需的管理、规划、抢救、修缮、展示乃至安全保卫工作则漠不关心。

除了对这些文化遗产的过度开发，我国的城市街区及其景区存在着神奇的现象——“假古董”。国外旅游者曾说，“中国的文化遗产景点除了地名之外，其他的都是假的, 其实“中国的文化遗产景点或许名字也是假的”旅游策划者和旅游开发商 会根据旅游开发需要策划文化遗产旅游项目，包括景点设置、文化遗产故事编纂、导游词整 理等等。

三、文化遗保护与利用辩证关系

保护与利用是遗产保护中的最主要矛盾，管理者的自身定位直接影响到遗产保护的最终效果，理顺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是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关键问题。文化遗产利用既要保护城市文化遗产的城市风貌，保留城市风貌的完整性，原真性；也要重视提高旅游文化遗产的功能的延续性、创新性。既要保护也要发展，在保护中求发展，在发展中重保护，在精神和物质上提 供更好的旅游空间环境。

城市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高于经济价值，遗产的地位高于旅游地位。旅游毕竟是文化产业，毕竟是文化经济，而不是单纯的经济，要真正体现遗产的原真性标准，观念上要有所调整。按照文化遗产的内在发展规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探求文化遗产的更新与发展。将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更新列入旅游开发的通盘考虑，还包括了与旅游文化遗产相关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保护。

四、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开发

与国内对文化遗产的大幅度开发不同的是，国外对文化遗产比较注重保护及合理适当地开发。美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公园和历史文化遗产地是国民欣赏自然与精神活动的场所，是激发爱国主义激情的神圣的“瑰宝之地”，必须严加保护，供国民世代享用。为此，法律严格禁止在所有国家公园和历史文化遗产地修建索道。公园内除了按公路美学的原则修建必要的公路外，严格限制其他机动交通。美国国家公园的管理者将自己定位于管家或服务员，而不是业主的角色，对遗产只有照看和维护的义务，而没有随意支配的权利，因此少有文化遗产被破坏的事情发生。基于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经验来借鉴。

（1）完整保持城市文化遗产的原貌的原样保护方式

不进行修缮与重建，这种方式能很好地展现城市文化的原貌，罗马斗兽场的保护，完全的保护，让人记住罗马城市的辉煌与罗马的沧海桑田、事事变迁，而中国圆明园的保护亦是原样保护模式，保留圆明园残骸，让人记住那段被迫开放的半殖民历史。这种方式通常适用于遗产保留甚少，或具有特色意义的城市文化遗产。

（2）修旧如新或修旧如旧的修复保护方式

文化遗产开发中文物保护是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对象，保护原则依然是保护其原真历史 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性。修复包括日常的保养修缮或和保护性复原活动，主要有两种方式 修旧如新和修旧如旧。不论什么情况下，修复之前和之后，都要对文物建筑进行考古的和城市的研究，对遗产的特性必须在其所隶属的文化环境中加以思考和评判，应需依据遗产价值的特殊性质，以及相关信息源的可信性和真实性。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尊重其多样性。（3）居住功能商业化、文娱化的功能置换保护方式

城市文化遗产是否按照其原有的功能进行保护，学术界曾经也引起了 争议。但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化遗产功能置换是允许的，亦是成功的。居住功能商业化、文娱化亦是文化遗产可持续开发最常见的模式。功能的置换换来了人们对城市文化的参与性、体验性；而且城市文化遗产也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成功地保护了起来。

（4）从城市风貌整体格局进行更新和保护的方式

城市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还包括一些非本体的，不在遗产身上：遗产周边、遗产跟外面的一些关系也有原真性的东西。把原真性概念组分，包括城市文化遗产的地点位置构成，环境构成等。从城市风貌整体的角度全盘考虑城市街区的功能布局和结构调整，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不同于纯静态的保护。中国特有的城市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不保护是整体格局保护的典型模式。

城市街区保护以城市街区的更新和保护为主要内容，这种方式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可以大大增强城市的活力。但也存在着难点，如城市风貌区中，新建筑该如何介入。因此便要求在新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和切入点，以延续和发展街区文脉。

五、结语

中国保存着许多历史文化遗产，而这样的文化，对城市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深远不在于它建了多少厂，修了多少房子，而在于它促成了那个区域的历史、文化、街区风格、居住、娱乐等多方的融合、复制与创新，从而影响着当地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换句话说，城市历史文化造就了那座城市的特色、城市的全民性意识。城乡文化遗产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人口和商业在都市区的高度集中，为新产业的形成、生产力的增强以及促进增长，营造了独一无二的经济环境。因此我们应该多做研究，寻求保护和利用好城乡文化遗产的更好的方法。

【参考文献】

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篇2

关键词：中国医科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

一、中国医科大学珍贵的历史

中国医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医学院校, 它成立于江西瑞金, 壮大于陕北延安, 发展于东北沈阳, 跟随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其历史厚重。

1. 在江西瑞金创立我党第一所医学院校。

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后, 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民主政府。为满足革命战争对医务工作者的需求, 同年11月中国共产党创办了第一所医学院校———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亲自参加开学典礼。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的成立, 结束了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军医学校的历史。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战略性大转移, 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卫校师生随军四渡赤水, 二过乌江, 巧渡金沙江和强渡大渡河, 爬雪山, 过草地。他们边行军、边办学、边救护, 在我党我军的医学教育史上写下了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壮丽诗篇。

2. 在长征途中转战至陕北延安办学。

1940年春, 学校随军队迁到延安。在延安办学期间毛泽东主席为学校提出“政治坚定, 技术优良”的办学方针, 并于1940年9月经毛泽东主席提议, 将红军卫生学校正式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1941年更名后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即将毕业, 在毕业前夕, 同学们都热切希望毛主席能题词留念。当时的校长王斌很快通报了毛主席, 主席立即答应了同学们的请求。不久就派工作人员送来了“救死扶伤, 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十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同学们得知后无不欢欣鼓舞, 奔走相告。

3. 在抗战结束后迁至东北沈阳办学。

1937年根据抗日前线的需要, 学校在山西五台到黄河岸边的大宁之间组成一条千里伤员转运线, 接待伤员, 进行治疗转运等。学员们发扬大无畏革命精神, 既是护理员、担架员, 又是炊事员, 还是抗日救国的宣传员, 在转运中遇到敌机轰炸, 学员就俯在伤员身上, 用自己身体掩护伤员不再二次受伤。红军卫校创立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六年中, 培养了近300名各层卫生医务干部, 满足了红军部队对医务人员的急需, 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1948年在辽沈战役即将胜利前夕, 中央依据形势的发展决定将学校迁往沈阳。

二、对中国医科大学旧址和珍贵历史资料保护和利用势在必行

中国医科大学历史厚重, 有很多文化遗产值得保护和利用。但这些年来, 由于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视不够, 造成中国医科大学瑞金旧址和延安旧址房屋和窑洞大部分倒塌, 有的被水冲淹, 有的空房被当地百姓堆放垃圾等。毛泽东主席“救死扶伤, 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题词很多医务工作者知道, 但不了解题词背景和来历。中国医科大学被誉为“红衣摇篮”, 有很多历史珍贵资料和不同时期的医疗仪器设备也忽略其保护和利用。因此, 加强中国医科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势在必行。

三、对中国医科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有效举措

中国医科大学跟随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 有很多红色历史文化遗产需要保护和利用。它是中国革命和医学教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最为生动和形象的教材。

1. 对中国医科大学瑞金旧址保护与利用。

为保护中国医科大学江西瑞金旧址, 对全校师生乃至全国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卫生部高度重视, 要求加强对中国医科大学瑞金的保护和利用。中国医科大学领导和师生深入江西瑞金实地寻根, 开展旧址修复前期调研, 并将与江西省文物局以及瑞金市委、市政府就旧址保护、管理、利用达成协议, 目前旧址修缮实施细则在完善中, 下一步将重点实施, 它将成为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时将申请成为全国医务工作者传统教育基地。

2. 中国医科大学延安旧址保护与利用。

中国医科大学领导及师生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与延安市文物局, 延安市委、市政府就修缮旧址达成协议, 并得到卫生部的大力支持。2011年旧址一期工程修缮, 工程包括当年学校的教室 (窑洞) 、手术室、围墙、校园地面等;2012年进行二期工程修缮, 工程包括礼堂、纪念碑和校门修缮等;2013年进行内部陈列布展。在修缮旧址中, 文化遗产保护技术管理由陕西省文物局及延安市文物局负责, 资金采取中国医科大学投入60%, 延安市委、市政府投入20%, 延安市人民医院投入20%的办法, 且中国医科大学在医疗技术上长期帮扶延安市人民医院。在延安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下, 旧址已经成为了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正在申请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主席题词发源地的保护与利用。

在我国的广大医务工作者中大都知道毛泽东主席的题词“救死扶伤, 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这一题词不仅印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学生的毕业证书上, 更成为全国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和指路明灯。为了保护这一重要题词发源地, 在全国医务工作者中开展职业精神教育, 国家卫生部于2011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同志“救死扶伤, 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题词70周年座谈会, 建国后毛泽东同志的首位保健医———中国医科大学延安时期的毕业生王鹤滨、卫生部有关领导和嘉宾出席大会。并在题词发源地延安柳树店的中国医科大学旧址将这一题词刻在石碑上, 石碑一面是主席题词十三个苍劲有力大字, 一面是题词的由来。卫生部和延安市委、市政府, 延安市文物局, 以及中国医科大学在此举行了揭牌仪式, 使之成为了全国医务工作者职业道德教育基地。

4. 中国医科大学重要历史资料的保护与利用。

中国医科大学被人们誉为“红医摇篮”, 有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资料。其中, 有从这所学校先后走出的9位国家卫生部的正副部长、40多位将军、13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00多位副部级以上干部和众多享誉海内外的医学科学家;有各历史时期简陋的医疗仪器设备。这些都是我国医学重要的历史文物, 随着中国医科大学新校园的建设, 学校新建校史馆, 把这些珍贵历史资料采取多种措施加以保护, 并利用这些资料对全校师生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岗敬业教育, 为全国各地来访医务工作者学习提供场所。此外, 邓小平同志亲笔为《中国医科大学校史》题写书名, 江泽民同志为学校题词“发扬红军卫校传统, 办好社会主义医科大学”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医科大学的题词与勉励。该校将这些宝贵资料采取了重点保护, 放在档案馆珍藏, 并将复制品放在校史馆对外开放, 以此激励广大师生乃至全国医学工作者。

参考文献

[1]王倩, 周叶青.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意义[J].法制与社会, 2007 (2) .

[2]刘民安, 钟振寰.中国医科大学校史 (1931-1991) [M].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6) .

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篇3

近年来，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取得很大进步。但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基础和专业技术相对还较为薄弱，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专业人才的缺乏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日，《今日中国》杂志采访了中国中建设计集团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冯铁宏，与其就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产业化发展等问题交流了几点看法。

《今日中国》：在您看来，做好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哪些因素助力？

冯铁宏：首先，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政府可以发挥的作用非常大。由于我们的管理很多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始终在诸多领域发挥着引领作用。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投入越来越高，政策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这直接推动国内文化遗产保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因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向前发展，依然也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

其次，是需要大量诸如我们这样的研究、咨询、设计等专业机构，需要分别具备建筑、城市规划、考古、历史、地理、材料、岩土等等专业素养的人携起手来一起推动这项工作。因为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社会性和专业性都非常强的事业，而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中国的文化遗产类型非常丰富，如古建筑、古遗址、石窟寺、壁画等，不同遗产类型的保护需要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来做。我们国家文化遗产类型多、数量大，但遗憾的是，具备相应专业素质要求的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才特别是技术人才还太少。为此，政府、高校等正在努力，国家文物局也组织了很多专业培训活动。

第三是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中国从南到北、自沿海到内陆各地区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中也能感受到文化素质的高低、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强弱存在差距。当然，这并不是说偏远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做得一定不如沿海地区好，反而有些沿海或中心城市因为急于开发、紧盯经济效益，对文化遗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中国的文化遗产分布在全国各地，遍布各个角落，而且不断有新的文化遗产被发现。因此，政府和相关机构很难对其实施及时全面的监管，这就要求公众具备较高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并广泛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

第四是媒体的宣传引领。媒体直接面向大众，如果能有所侧重地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宣传和介绍，包括对这项工作的意义、技术手段、如何推进等进行介绍，宣传保护利用工作中的正确做法，同时指出并纠正错误做法，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五是加强交流与合作。包括国内各地区同行之间的交流和与国际同行的交流。现在我们相较之前已经有了更多的交流，但与中国这么丰富并且还不断有新发现的文化遗产资源相比，交流还需继续推进。当前，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已经有不少像《威尼斯宪章》一样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的国际性准则，但是各国之间观点不一致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比如说，东西方建筑和文化是有差异的，古代西方建筑多为砖石结构，可以久经风雨，东方建筑则多土木结构，常需翻修维护，这造成了东西方对文物建筑保护真实性认识的差异。东西方都认可“一个文物只有真实才有文化遗产价值”的观点，但西方人最初认为文物建筑应尽可能少干预，如罗马斗兽场就保留了残垣断壁的状态；东方人则认为对古建筑的岁修就是我们的传统，不能被认为是损害了古建筑的真实性。历史上，日本的伊势神宫依照造替制度，每隔20年要把神宫完全重建一次，这符不符合真实性原则，曾引发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界的热烈讨论。后来，国际同行齐聚日本，经过认真研讨，通过了《奈良真实性文件》，重新定义了文物保护的“真实性”原则。国际交流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尊重中国，认同中国的文化、价值观的重要途径。而这种认同，才是真正的认同。

《今日中国》：在您看来，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何在？

冯铁宏：文化遗产是各地区的宝贵资源。首先它可以增进老百姓对自己生存的这块土地的认同。结合我们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来看，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北上广深”对人才的吸引力远大于其他一些城市。相对应的现象是：我们的许多村庄空了。这些村庄以后怎么办？这显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而在这方面，我认为文化遗产是有作为空间的：保护好、利用好各地方的文化遗产，有利于增强老百姓对自己生存的这块土地的认同感，能让他们因生活在那里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能激励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做出“新文章”来，推动地方产业发展，进而带动当地就业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我们许多大城市如今已经不堪重负，这对解决大城市病也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次，让西方社会更多地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上去了，但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认识很多却是片面的。我们不应该只输出经济，还应有文化。如今，我们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已经有很多认识和理解，需要将其介绍给国际社会，让他们了解中国有很多东西值得西方社会研究、思考和学习，包括中国老百姓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品质。

第三，对国民的教育价值。我们建国后经历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运动，对传统文化构成了严重冲击。一些传统美德“流失了”，不好的行为被“无序释放”。而文化遗产中蕴含了许多好的、朴素的价值观，充分挖掘，可以起到耳濡目染、教化人心的作用。而这部分文化遗产能延续至今，恰恰证明它是有生命力的。

《今日中国》：中国文化遗产产业目前处在何种发展阶段？它是否适合发展成为一个产业？

冯铁宏：我认为，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可以大力发展文创产业，而且我们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受管理、专业力量不足等条件限制，以往我们将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视为第一要务，大部分遗产保护好后就放在那里，相关产业没有发展起来。

从大产业链来说，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可以挖掘出很多具有经济回报的内容，只是我们做得远远不够。中国国内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比如故宫，它的文创产品吸引人的程度就很高。但其他景点大部分存在旅游体验单一、提供给游客的产品单一等问题。我们的文创产品缺乏创新，整体水平太“Low”。其实我们许多的文物点都非常有吸引力，价值独特。只要我们认真研究，辅以一定的前期投入，完全可以开发出极具内涵、类型多样、具有不同价格区间的文创产品和旅游纪念品等等。

换句话说，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我们也需要一场供给侧改革，必须研发、制造出能满足公众、游客需求的文创产品。

当前我们的经济发展趋于平稳，产业发展也已过了“抓大求全”的时代，需要我们俯下身子、沉下心来，弘扬和践行“工匠精神”，深耕细作，对每个地方、每个类型、每个时期的文化遗产进行细分，将其“基因”挖掘出来，再结合各地方特色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去开发产品，提升行业整体水平。

此外，还有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我们需要一个定位、功能清晰的行业组织来引领、推动文化遗产保护行业的整体发展；二是中国的每项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完成之后缺乏有效的监督执行，没有规划实施的反馈机制。

《今日中国》：您的团队近些年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主要承担了哪些工作？

冯铁宏：我们团队在全国范围内率先编制完成了省级层面的《吉林省长城保护管理总体规划》；编制的《内蒙古鄂尔多斯萨拉乌苏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为后续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利用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指导文件，也使萨拉乌苏考古遗址公园进入了第二批国家考古遺址公园立项名单之中；我们编制完成的《安化风雨桥—十义桥保护修缮方案》已通过国家文物局批复；目前，正在进行《中东铁路建筑群公主岭俄式建筑群J10建筑修缮方案》的设计工作，也已接近尾声。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 篇4

非物质文化遗产（英文：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中文又译无形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2、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内容

根据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5个方面：

 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 表演艺术；

 社会风俗、礼仪、节庆； 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 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3、中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1年（1项）： 昆曲

2003年（1项）： 中国古琴艺术 2005年（2项）：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蒙古族长调民歌（与蒙古国联合申报）2009年（22项）： 中国蚕桑丝织技艺 福建南音 南京云锦 安徽宣纸 贵州侗族大歌 广东粤剧

《格萨尔》史诗 浙江龙泉青瓷 青海热贡艺术 藏戏

新疆《玛纳斯》 蒙古族呼麦 甘肃花儿 西安鼓乐 朝鲜族农乐舞 书法、篆刻 剪纸 雕版印刷

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 端午节 妈祖信俗 2010 京剧

中医针灸 2011 皮影戏

4、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指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申报、审批而确定的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于2001年、2003年、2005年、2009年命名了四批世界非物质遗产，其中中国涉及26项。为使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范化，2006年6月，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并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518项。此后，2008年6月又出台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0项）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47项）。2011年6月10日出台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91项）。而各省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逐步向市/县扩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方式。联合国有《保护非物质遗产公约》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前者管“非物质”，后者管“物质”。《保护非物质遗产公约》生效之前,作为试验，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质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

为使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范化，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制定“国家 + 省 + 市 + 县”共4级保护体系，要求各地方和各有关部门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按照国家文化部规划建立的“国家+省+市+县”共4级保护体系，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逐步向市/县扩展。

5、传承与保护

(一)开展深入调查，建立较为完善的档案和数据库

通过开展深入的调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的生存状况、分布区域、传承人、相关场所、实物资料、相关民俗活动、保护情况等，全面掌握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要运用文字、图片、音像以及数字多媒体技术，对这些项目进行全面系统地记录、整理，收集相关代表性实物，予以妥善保存，并建立档案及相关数据库。

(二)分类指导，科学保护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特征各异，目前国家级名录项目共分十个大类，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竞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因此，应根据分类指导的原则，针对不同项目类别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展保护工作。

一是要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各个类别项目的不同特点，制定科学的保护规划，落实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例如对传统表演艺术类的项目，要注重传统剧节目及其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及时抢救记录老艺人及其代表性剧节目；对传统技艺类的项目，要注重代表性传承人的技艺及原材料保护和原料基地建设，注重代表性传承人主要代表作品的征集和保存；对民俗类的项目，要注重在相关社区的宣传、教育，注重与民俗活动的结合，促进群体传承。

二是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与其文化生态环境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不仅要保护每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主要表现形态，而且要保护与它相关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例如传统技艺类项目要保护其原材料及其产地，还要适应当代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传统表演艺术类项目的保护要与其相关的民俗活动紧密结合。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文化生态保护的方式。

(三)加强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建立有效的传承机制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着和传承者，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因此，我们要继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进行认定、命名，不仅要为其出书立传，而且要为其开展传习活动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教学、交流等活动，对传承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传承人给予表彰、奖励。同时对学艺者采取助学、奖学的鼓励方式，以培养更多的后继人才。

与教育部门合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知识纳入大中小学相关课程或教学内容，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课堂、进教材、进校园。利用公共文化设施，开展讲座、培训等活动，对社会公众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教育。

(四)加大投入力度，提供资金保障

落实资金是开展保护工作的重要保障。从2004年开始，中央财政已专门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资金，支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保护工作。目前，各地财政大多也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但支持力度有待加强。我们要继续加大中央专项资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传承人的资助力度，并将入选联合国名录项目作为重点资助对象，尽快产生成效，取得保护成果，为其他项目的保护工作起到示范作用。同时，要督促各地落实相应的配套资金，确保保护经费落实到位。此外，也要扩大投入渠道，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兴建展示传习场所

我们要求各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展示与传习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十二五”规划。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在地市级以上城市建设一批综合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并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的项目建立专题展示馆和传习所。在现有的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中，设立专门的展厅、展室。鼓励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设立相关的专题博物馆、传习所。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展示相关的实物资料，另一方面也为代表性传承人开展活态展示和组织传习活动提供场所，增强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认识，使这些专题博物馆或传习所成为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六)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促进传承发展

我们要对有开发潜质的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项目可采用生产性保护，例如书法、篆刻、中国桑蚕丝织技艺、南京云锦、安徽宣纸、龙泉青瓷、雕版印刷等项目，在保持这些项目本真特点和核心技艺的前提下，积极促进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推动这些项目的传承发展。我们将配合有关部门加紧研究有关产业政策，制定融资、税收等方面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各地对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企业等经营单位予以扶持，并积极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途径，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七)开展科研教育，加强人才培训

我们将积极鼓励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和保护方法研究，充分发挥有关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的作用，鼓励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或社会团体，命名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利用国内外学术研讨会、交流会等方式，推动相关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深入。

通过组织培训班、现场考察学习、经验交流等方式，经常对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同时，委托相关大专院校或研究机构，培养一批高层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才。

(八)推进立法进程，制定相应保护政策

目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已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我们将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立法进程和地方性法规的建设，争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早日出台，并鼓励有关省区出台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或专项保护法规，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法律保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台相应的保护扶持政策，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深入持续地开展。

(九)广泛开展宣传展示活动，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弘扬

通过广播影视、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积极报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鼓励各种传播机构拍摄制作相关的视听节目或音像制品，组织相关保护成果的出版；鼓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档案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保护机构以及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宣传、展示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结合文化遗产日和民族传统节日，广泛开展健康有益的民俗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增强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仅对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保持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为保护和弘扬中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另一个角度的思考： “非遗不是死去的历史”——博物馆和市场都要进

“我们奉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但非遗不是死去的历史,不是放进博物馆保护起来就够了,它的非物质性决定了它是在历史中流传发展的,应当在生活土壤中恢复生命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郑长铃说。他认为,抢救保存是非遗保护初始阶段的首要任务,在文化空前繁荣、文化多样性日益显现的今天,传承与发展已成为新的时代命题。

郑长铃介绍了非遗的“生产性保护”——通过生产销售等方式,将非遗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使其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与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赞同。

既然能够生产流通,就具备了发展相关文化产业的可能性。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范周指出,产业化经营能够克服家庭作坊式生产的弊病,增加经济收益,壮大非遗的生命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荣启也表示,开发非遗文化产业既可实现非遗保护的造血功能,弥补保护资金的不足,也可通过扩大生产规模使更多人参与其中,增加传承人数量。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刘藩归纳了利用非遗资源实施产业化的三种途径:将原生态的非遗项目搬上舞台;请受众参与表演、制作,亲身体验;吸纳非遗艺术元素二度创作,采用综合手段提高产品文化附加值。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化可以成为某些非遗项目的发展模式,但非遗保护绝不能以产业化为导向”。郑长铃强调,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利益为中心,而生产性保护是以保持非遗文化内涵为主旨,借助市场手段激活非遗内在生命力。因此,对非遗项目的生产性保护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国戏曲学院研究所所长傅谨的呼应——开发利用是有益探索,但“博物馆保护”同样不可偏废。“以戏剧为例,像京剧、越剧等剧种完全可以产业开发,但一些更古老或传播范围很小的剧种,应当像对待文物一样去保护。”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陈小申强调,对待非遗要有科学的态度,建立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实施严格的价值鉴定和评估,对于兼备文化价值和经济开发潜质的,走生产性保护之路;对于已经失去了生存环境的,应收入博物馆妥善保存。

李荣启补充,要避免混乱无序的损毁式开发——“例如少林功夫,这是国家级保护项目,但现在很多商业项目都打出了少林的牌子,却传授些鱼龙混杂的武功,这种现象亟待规范。”

“传统和现代可以契合”——保持和创新都要抓

让非遗走进现实甚至走进市场,必须解决一个首要问题:是一成不变地忠实于原生态,还是跟随时代做必要的革新?郑长铃认为,两者均不可取其极,尊重非遗真实面貌固然是第一要义,但原生态也是随着历史演进而变化的。因此,“传统和现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契合。”

“考证历史就会发现,原生态的‘原’是相对的,昨天是今天的‘原’,前天是昨天的‘原’。”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魏力群以皮影戏为例说明:“民国之前影戏靠油灯照明,到了解放初逐渐使用电灯。皮影人的大小从开始的一尺发展到三尺,再到现在的各种尺寸,一直在变,所以适当改良是历史的选择。”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则认为,尊重传统,其实质是尊重传统艺术的精髓与内核,而非拘泥于表面。“我们不该把传统文化永远留给过去的时代,而应把这种文化资源进行现代化的转化。”

以不失其本真为度,在原生态基础上进行延伸性创新,李荣启的观点颇具代表性。“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是个启示。它对原剧的舞美、唱本等都进行了创新,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提高了昆曲的热度。”李荣启说,这样的创新在现实中并不鲜见,比如山西剪纸、广西对歌,都由群众自发地创新形式、拓展内容,从而为古老艺术加入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感。

创新是发展之必需,那么如何创新,由谁创新?对此,傅谨感触颇深。他认为,有资格和权力决定创新的是非遗项目的传承人,而非学者和官员。“专业知识和乡土现实是有距离的,所谓专业人士指导下的改造,很多时候是一种善良的破坏。”傅谨坦言,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对传统艺术做了大量整理工作,可很多地方的文化主管部门采集了民间原生态艺术后,进行了自以为是的加工和整理,失去了民间原有的东西。因此,对民间艺人的艺术判断要抱以尊敬之心,他们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比如民间戏曲班的乐队,有的开始加入西方大提琴。我开始很反感,可慢慢深入现实才明白,大提琴的加入是为了代替已经消失的一种民间低音乐器,从而再现原有的艺术效果。这就是艺术演进中自然发生的变化,是仅凭教条难以想象的。”傅谨说。

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篇5

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浙江人文历史久远,文化底蕴深厚,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省委、省政府做出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决策以来,我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深入贯彻执行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整体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作 者：沈文  作者单位： 刊 名：今日浙江 英文刊名：ZHEJIANG TODAY 年，卷(期)：2006 “”(17) 分类号：G0 关键词： 

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篇6

徐 杰

一、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是建设文化昆明的重要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各种传统文化，包涵了各种民间传说、表演艺术、传统体育与竞技、手工技艺、生产商贸习俗、人生礼俗等及其表现过程和表现空间。作为对昆明历史、人文、社会、民族发展特定角度的反映，各族人民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是维系各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形式，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也是体现昆明多民族边疆城市特色的生动见证。作为历经千百年时间洗炼流传至今的人类文明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相应的精神愿望，真实地反映当时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及感情诉求，生动表达特定地域、特定民族的性格气质，多种多样的民族文化信仰，不同地域人民的风俗习惯，正是通过这些特殊的文化标记得以体现。这些产生于民间，繁荣于民间，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无论其价值观念还是表现形态都与人民大众有着密切的联系，蕴涵着深刻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理念以及爱国为民、重诺守信、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因素，是我们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资源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基础，对文化昆明、品质昆明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是继承和宏扬昆明多民族文明，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在建设新昆明过程中，重视对各民族几千年文化深厚底蕴、深刻智慧的继承和宏扬，唤起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不仅能推动文化记忆和活态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提高市民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二、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牵涉到文化、民族、宗教等很多方面，很多政府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工作，也是一项开展时间不久的工作。应该说，在这项工作上，昆明、云南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3月下发的国办发 [2005] 18号文件《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是在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国开展的第一个重要文件。但是，在昆明，早在此之前二十年的1985年，由原中央乐团的作曲家田丰在昆明安宁市创办的少数民族文化传习馆，试图以“传习”的方式保护传承濒临消亡的少数民族歌舞艺术，就已经开创了昆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先河，虽然当时人们还没有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个概念。尽管田丰梦想的“云南民族文化保护区”在艰难中拼搏四年之后破产了，但田丰首倡的这条值得探索的道路，却使昆明成为了以传习方式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工作的先行者。

2004年，著名音乐人陈哲在我省兰坪县建立的普米族文化传承小组——“兰花1号”成为国家“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唯一试点单位，也是云南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政府视野，引起社会关注的标志。

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下发后，在国务院2006年8月《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的文件中，又专章强调了“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显示了国家对这项工作的日益重视。在各级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在全国各地相继开展。

按照国办[2005] 18号文件“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的要求，昆明市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认定和登记工作入手，全面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2004至2005年，全市１４个县（市）区内共开展调查项目７３２个，调查村寨２１４８个，被调查人数３８４３人（次），同时在抓紧征集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和资料，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2005年，昆明市在完成县级普查的基础上形成各县（市）区级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名录11类790项，经过专家审核，市政府以《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昆明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项目的批复》批准了11类共318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项目列为昆明市第一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

2006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昆明市以阿诗玛、洞经音乐、昆明调、滇剧、花灯、乌铜走银等为代表的12个名录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昆明市政协多次对昆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专题调研视察，听取各界人士的建议意见，政协文史委和有关单位合作，就“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建设等若干问题”进行多次研究讨论，并形成提案。

2007年6月7日，在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前，《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市文化馆正式挂牌，标志着昆明市拥有了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权威机构。尔后，全市各县（市）区也相继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2008年6月14日，在纪念第三个文化遗产日的同时，昆明对全市122名民间艺人授予了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称号。2008年7月16日，在“2008’中国（昆明）国际民族民间工艺品暨旅游文化商品博览会”上，全国唯一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验示范基地暨原生态文化传承体验基地正式签约落户昆明安宁市太平镇。这是对上世纪90年代著名作曲家田丰创办“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悲剧式失败的最好延续与继承。“非遗基地”由恢复“田丰云南文化传习馆”、“田丰纪念馆”两个部分组成，包括云南原生态文化一条街、原生态文化艺术创作基地、原生态文化艺术休闲基地以及茶马古道遗址，预计2010年建成后，将邀请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坐镇“非遗基地”，形成一个对内传承，对外交流的基地。这是目前我国唯一的一个由国家文化部投资建设的“非遗基地”，标志着昆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继续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2008年10月9日，昆明市政协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建议案》，从做好保护规划、建立保护机制、制定地方法规、保护资金纳入财政预算、适时全面普查、培养专门人才、保护好传承人和文化生态区等8个方面提出建议。2008年12月30日，昆明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昆明市人大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要充分认识到，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和传播方式正受到严重冲击，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刻不容缓。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保护意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我市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得以传承和发展。《决议》要求，市及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统一联动和协调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不断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支持力度，建立和完善与现代新昆明地位、作用相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保护制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2 会发展规划以及城乡建设规划，纳入地方文化发展纲要，制定近、中、远期规划，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任务和目标，制定保护规定，采取有力措施，突出保护重点，通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对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2009年，宜良县率先成立了我市第一个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2009年2月13日，昆明市人民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昆政发 [2009] 7号文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位、保护、管理、利用、研究、传承等提出了明确要求，拨出专项保护经费７０万元，并提出在有条件的市、县(区)应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馆，组织传承人开展教、帮、带、传等形式的文化传承活动，将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教学内容，对其进行传播、传承和弘扬。

2009年8月，云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公布，我市晋宁县的晋城圣贤画、官渡区云子（围棋）制作技艺、禄劝县羊毛花毡印染技艺、嵩明县汉族刺绣技艺等6项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截至２００９年底，我市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４项、国家级传承人２名，省级保护名录１９项，市级保护名录３４３项（含传承人），并完成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工作，上报国家级名录４项。目前，我市已编辑完成了《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建立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库，收藏、收集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数百件。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过程中的困惑与问题

如上所述，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在政府的提倡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认定、登记和申报等工作，仅仅是这项工作的开始。如何结合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努力发掘、弘扬昆明在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优势，促进文化昆明建设，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长期课题。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昆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尤其是其核心元素——传承人，在现代社会城乡文化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受到越来越大的来自各方面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亟待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由于现代社会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发生巨大变化，青年一代崇尚现代文明，对民族传统和文学艺术逐渐失去兴趣等原因，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自然人为载体的传承活动在今天受到巨大挑战，其生存状态日益艰难，传承环境不断萎缩，传承活动日益衰退，一些民间艺术不再被人欣赏，有的传统习俗在慢慢消失，一些传统工艺生产规模缩小，市场萎缩，处境堪忧，一些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后继乏人，传承活动缺乏足够的社会环境，主要是经济、技术、法律等方面的支撑。

一部分民族民间文化能以更新鲜的面目走入现代人的视野，在与现代社会的结合中实现开发式保护吗？以我省目前一些成功的文化产业案例来看，回答是肯定的。杨丽萍的《云南映象》、宜科领衔的纳西古乐、李怀秀李怀福姐弟的海菜腔通过恰当的市场运作，激发了蓬勃的生机，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当然也产生了大批后继者。对这一类型的文化遗产来说，保护与传承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另外，一些民族手工技艺可以通过一种文化的陌生感对年青一代所产生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年青人投人其中，这对于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对于传承好、利用好传统文化，推动和发展文化产业，都是积极的现象。

然而并非所有民族民间文化都可以走向市场。即便是某些可以进行开发的项目，也应该以文化的保护传承为第一目标，进行全面的考虑和认真的策划。一些地方倡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传统手工艺实施“生产性保护”，但应该强调的是，不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 3 性保护简单地理解为生产，也不应将传承与产业化、商业化的概念来兑换。目前的现实是，面对现代化和整个社会的快速转型，一方面，一些历史文化内涵丰富，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商品化的侵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滥用和过度的开发又使一部分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体会流于肤浅和产生异化。例如，我市一些已经列入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中的民族民间传统技艺，因为缺乏相关的扶持或无明显的市场效益而后继无人，一些传统技艺濒临消亡；而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观念主导下，某些地方以“发展文化产业”为旗号，热衷于把一年一度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开发演绎成“天天是节日”的“文化品牌”；旅游景点日复一日地为游客表演少数民族的婚礼仪式、生活习俗则已经成为几乎遍布全国的通例，以这种方式来开发遗产的结果和对现实利益的过度追求，只能使文化丧失其原有的品味。

另一部分无法进行开发式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传承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因为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当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今天的经济社会中无法体现其原有的价值，但却是民族文化链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对这部分文化遗产怎样先做好静态的保护工作，再考虑其传承问题，使之适应今天社会的需求，成为文化昆明建设中最鲜活的内容,这些都需要政府的介入，尤其是经费的投入。

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中另一方面严峻的现实情况也必须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各级政府的重视。据昆明日报记者2008年对我市国家和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情况的调查，被政府授予了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称号的民间艺人中，绝大部分因生活无着而贫病交加，面临无法将技艺传承下去的危险；加之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活在边远农村，很多都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每年都有身怀绝技的传承人离世，如果不对他们实行抢救性保护，其技艺将面临失传。

令我们欣喜的是，2009年12月3日，昆明市文化局就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情况进行通报，其中最具实质性的内容是，在市政府的支持下，昆明已争取到财政对部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承人的生活补助，54名传承人，从2009年起每人每年有2500元传承人生活补助。另外，投入20万元，利用市文化馆桂香楼建立的“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已基本完成布展，预计2010年1月开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一项需要大力宣传、大力扶持的工作。课题调研中所了解到的情况，目前昆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所面临的复杂情况使我们深深感到，对我市目前已经进入保护目录的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尽快落实市政府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若干意见的精神，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建立长效机制，首先是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传承人的抢救与保护的工作力度，同时，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宣传，让老百姓对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有自觉的保护意识，让全社会都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做好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根本之举。

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篇7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悖论的源起

其实, 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差别直接源自对其价值的认同差异。一般而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可粗略地分为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两大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明社会的产物, 是反映民众劳动和生活状态, 并长期得以流传的人文活动及其智慧成果, 对普通个体具有心理调适, 文化熏陶, 品格塑造和人际协调的效用。同时作为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见证, 也是解读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发展状况的宝贵资料, 对相关专业工作者具有研究价值。所以, 社会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价值, 其效用可以由社会公众普遍享用, 其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经济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衍生价值, 只能由特定文化区域内的原住民及当地政府独占。关于保护与开发悖论的争议实际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孰重孰轻的艰难抉择。

不过, 对保护与利用悖论的解读不应仅局限于价值层面, 而应当立足于当代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 全面考量和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受动者及地方政府三方主体的效用或价值诉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主要是针对广泛的受动者而言, 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受动者对差异文化和区域文化的渴望, 从而导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声高涨。一方面, 当今世界, 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一体化促使原本多样性的区域文化日渐统一, 以城市化为载体的工业化大生产推动差异性文化产品逐渐同质, 物质生活的规范和精神生活的单调直接导致现代人情感失落, 思想贫乏, 在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反思中, 人们重新发觉传统民俗、技能、节庆和礼仪等非物质文化独特的人文历史价值。另一方面, 依赖于地域隔阂和发展失衡的个性区域文化本来生机勃勃, 可是当工业文明攫取了农耕文明的主导地位, 情况就发生突变:标准化的物质产品和文化模式, 借助发达的媒体工具和便捷的交通网络, 在日益拥挤的地球村传播开来, 人们以共同的语言、近似的方式来表达相同的思想。基于农耕文明的地方性和多样性的区域文化因落伍而被摈弃, 人们迫不急待地希望融入新兴的时尚文化, 直到被迷茫和孤寂所困扰, 才重新意识到文化差异的宝贵和文化遗产的价值。源于内心深处体念和诉求的激励, 人们将文化传统、节庆典礼等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利用, 借以慰藉贫瘠的心灵。

同时, 日益扩张的城市规模使土地资源相对稀缺,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矿产资源濒临枯竭, 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发掘新的环保型资源, 推进产业替代和可持续发展, 成为政府履行经济职能中急待解决的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无形资产和新兴的生产要素, 是特定区域独有的社会资源禀赋, 具有与自然资源禀赋等量齐观的经济价值, 是区域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 是招商引资、扩大就业的文化优势。当前,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小康社会是政府的迫切希望, 营造丰衣足食、温馨和睦的小康之家是传承者的朴素心愿, 因此,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资源或文化要素投入相关产业的开发与运作必然成为地方政府和传承者的共同诉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价值属性表明, 它既是可为民族乃至世界共享的精神财富, 又是只为特定区域和居民独占的物质财富, 三方主体对不同价值属性的侧重和偏爱实质上是对自身效用与诉求的积极争取。只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中平衡各方效用, 协调不同诉求, 就能够搁置价值争议, 实现传承文化与改善民生的双赢。

二、价值悖论的缺陷:保护与利用行为契合于同一运行路径

理论上的价值悖论无法掩盖实践中保护与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统一, 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对立在现实中可以调和。基于不同价值诉求的保护与利用行为都遵循着“发掘———申报———开发———宣传”的相同路径,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完美契合能够在这一路径运行中得到具体实现。

发掘首先是对那些即将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的形态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初步研判, 然后再加以收集、整理和复制, 同时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使用价值或效用的发现, 必须以形态文化古旧的存在样态和行为文化独特的精神内涵为前提。

申报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的客观评定, 是对其存在意义的正式认可, 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其规划保护投入的预算和未来预期经济收益的评估。虽然申报行为只是针对社会价值政府单方行为, 但由于经济价值对社会价值的依赖, 同时评定结果又是市场潜在价值和风险的判断的主要依据, 直接影响经济价值的实现。

开发则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推陈出新”或“存形灭神”地加工、改造和包装, 延续并增强其生命力和时代活力, 既实现文化形态在时间维度上的传递和沉积, 又完成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储存和凝结。开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衡平实现各方需求与效用的关键环节, 应当鼓励各方对非物质遗产的合理利用。从民俗表演到旅游开发, 从工艺品销售到文化创意展览, 多手段、全方位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 使其在弘扬传统文化、振兴民族艺术的同时也为开发人文旅游景观、刺激地方经济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是必须注意将文化遗产和文化创意产品严格区分开来, 不能将文化遗产的保护让位于文化产品的开发。当然也不能对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一概持否定态度, 它毕竟对于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和个体文化传承者的生活改善有着现实意义。

宣传是弘扬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 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空间和存在价值的关键步骤, 是充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价值的必要环节, 是重塑民族品格和区域特色, 传承民族思想和文化理念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开发潜在旅游市场和文化消费市场, 实现价值增殖的间接营销行为。宣传行为存在积极的外部效应, 文化遗产推介有利于文化产品和商业演绎的市场营销, 文化产品和演艺活动的推广也有助于文化遗产的域外传播。文化遗产与其衍生产品及商业文化活动在宣传过程中的耦合, 使不同主体之间可以相互分享对方行为的溢出效应, 促使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步实现。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误区与澄清

1. 明晰非物质文化遗产“由谁来传承”的问题, 肯定传承者的载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一直以来, 文化部门和文物管理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他们被视为传承文化的中坚力量, 可是由于职权失衡和利益冲突, 文化部门和文物管理部门的工作往往因其它职能部门的掣肘而无法正常展开。不少地方政府开始将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 在专家的指导下通过市场运作来实现保护与收益的双赢, 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可由部门保护到统筹规划的有益转变并未改变政府职责错位的现状, 事实上政府的越俎代庖往往使自身处于意想不到的窘境。在许多著名的保护案例之中, 政府主导的商业开发活动因未完全实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衷而为学界所诟病, 他们或仅仅停留在对物质形态的简单保存和修复, 或匠心独具地将原有物质形态调配和改造为所谓的“文化创意产品”。尤其是这些单纯为迎合旅游和演艺市场而开发的文化创意产品, 以全新的文化形式辅以些许遗产元素, 导致开发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与内涵分离, 完全抛弃或遗失了其原本蕴藏的价值内涵, 甚至对外来受动者的文化认知产生误导和扭曲。因此, 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往往相伴而存, 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生特质, 某些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中行之有效的措施、方法和经验却不一定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延续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 关键在于对其精神内涵及其赖以生存的文化氛围的活态保护。政府规划将原生态的民俗风情整体复制到博物馆或文化村等经营场馆加以动态展示, 就如同将鲜活的珍稀动植物制成标本加以保存, 这只能是针对那些已经或濒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亡羊补牢之策, 对于绝大多数可以延续下来的节庆仪式和民风民俗, 这样做无异于杀鸡取卵。究其根源, 政府在履行保护职能的同时, 又错误地将自身定位为传承者, 而导致对真正传承者———原住居民的忽视。相反, 苏州、嘉兴等地为了保护江南古镇的生活原貌, 通过电线入地等内部改造的做法, 改善古建筑群的人居环境以挽留原住民, 从而将其淳朴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等也一并保存下来。显然, “行舟板桥下, 洗濯运河边”的真实生活场景较之冰冷的青石建筑和空泛的影视资料更能让受动者和后来人深切地感悟与品味吴越故地的差异文化和文化魅力, 更能体现承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生活在特定文化区域内的群体是诠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天然载体和“剧中人”, 文化传统和典礼仪式因传承者的真实演绎而生动、平实, 富于感染力。对传承者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主体作用的忽视往往使保护工作误入歧途。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的双重性, 充分肯定和明晰本土特定群体的载体地位和内生优势, 注意加强对传承者利益的保护和实现, 创新保护工作的思路模式, 将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直接保护, 转变为“政府保护特定传承者, 传承者延续和弘扬文化遗产”的二级模式。

2. 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谁来传承”的问题, 切实满足传承者和传承地的经济诉求。

一般认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之瑰宝, 是国家乃至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特定文化区域内政府的职责所在和原住民的道德义务。事实上, 如果政府不去积极探寻和创新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实现形式, 一味宣传其非可再生性和历史价值, 并不一定能唤起和激励这些潜在传承者的行为自觉。相反, 面对现代文明和流行文化的诱惑, 过于强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义务和责任, 往往会使原住民产生有损无益的错觉, 进而削弱对传统文化遗产的认同感。公平原则是调整市民社会主体关系和行为的基本准则,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展与落实必须以其价值和效用的衡平实现为前提, 这样才能壮大和稳固传承传统文化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动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成为束缚所属区域经济发展和原住民个人价值实现的羁绊, 而是增强区域竞争优势和塑造个人品格的非物质文化财富。换言之, 作为直接受益者,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为当地政府和居民而传承的, 只有明确并实现这一点, 才能实现由消极、被动和强制保护到积极、主动和自觉保护的转变。以吴文化为例, 吴姓始祖泰伯奔吴, 并未将中原文化引入吴地, 而是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衍生出独具魅力的吴文化。可以说, 吴文化的起源本身就是追求和谐与创新的产物, 而正是这种包含和谐和创新两大元素的吴文化指引泰伯后人先后创造出“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 率先进入高质量的全面小康社会。此外, 逾三成日资企业聚集无锡新区, 也得益于吴地与日本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而今修复泰伯遗迹, 弘扬苏吴文化, 已成为吴地后人的合意与共识, 被纳入无锡十一五规划蓝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是相对特定区域的政府和确定的传承者双方而言的, 地方政府开发和利用文化遗产的宏观规划往往立足于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而忽视了对个体传承者的价值实现。传统文化发端并成长于民间社会, 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不仅要科学规划, 也应该遵循“以人为本, 贴近民间”的原则。某些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和文化产业化, 不惜改造黄金地段修建特色文化产业园区, 可是传统文化产业定位于平民消费, 本小利微, 高额的房租等费用使不少从事传统文化经营的民间艺人无力承担, 让普通民众望而却步。这种做法既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土壤, 又让民间艺人的生活无以为继, 不得不另谋出路, 当然就后继乏人, 传承无望。可没有了传承, 又何来保护?无视对传承者利益的实现和保护,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实现有赖于知识产权制度等法律体系的有效保护。文化遗产是归属于特定区域的公共财产, 源于区域性的排它性和稀缺性, 是实现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基本要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源地的争夺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开发的泛滥等都会损害其品牌价值和市场价值,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和传承者的个人收益, 甚至会在特定文化区域内外形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轻视, 直接危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因此, 地方政府应积极采用法律手段, 抵制“打着人类共同财产的旗号进行巧取豪夺”的行为, 坚决捍卫所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尊严。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 明确提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据此, 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关系, 既不能否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 单纯为保持其原生状态而对有益于民生的工业化和商业化持反对态度, 也不能只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 “重利用, 轻保护”, 甚至导致破坏性开发的恶果。在保护和利用的同一路径中, 合理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实现形式, 明晰政府与传承者的责任定位, 切实满足传承者和传承地的经济诉求, 就能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完美契合与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王宇丹.文化投资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建筑学报, 2007 (3)

城市历史名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 篇8

关键词：名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自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以及中国范围内城市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进入了城市竞争时代，这种竞争并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文化的竞争。区域或地区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竞争。城市环境和所营造出的生活方式越有吸引力，有头脑和有资本的人才就越愿意聚集过来。文化已经成为城市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关键元素。

文化的生长，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一个城市要在文化大竞争时代厮杀出来，最直接最快捷的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依仗城市文化遗产。近年来，城市的历史名人文化遗存保护终于越来越被全社会关注，保护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单幢的名人故居，扩大到历史街区，从建筑保护深化到精神传承。

本文便是试图探讨历史名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一、利用名人文化遗产应该建立在保护的基础上

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当商业开发与名人文化遗产保护出现冲突矛盾时，商业利益应该为文化遗产保护让路。各地在对名人故里、故居或文化遗址等进行合理适度的开发利用时，要加强监管，转变重开发、轻保护的现有模式，防止过度的商业开发和对文化遗产内涵的肆意歪曲和滥用。

二、开发名人文化遗产要适度

不是所有的名人文化资源都适合进行商业开发、文化产业升级。搭文化的台，不一定都能唱上产业的戏。历史文化名人所包含的文化形式和文化特性不同于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发展追求的是创新，历史文化讲求的是积淀。欧洲文化积淀丰厚但是文化产业不如美国发达，美国文化积淀薄弱但文化产业却很发达。对比西安和深圳，情况是相似的。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时候恰恰阻碍着文化创新，文化资源反而会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阻力。

若想凭借这些名人文化资源进军文化产业，则需慎之又慎。一方面，历史文化名人的地方争夺不可避免，名人文化资源很难成为一个地方文化产业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当下的通俗文化追求娱乐性，忽略传承教化。历史厚重的名人文化产品，较难适应现代受众的消费习惯和心理方式，很难进行产业化。名人文化资源丰富的山东省文化发展规划提出：以“三孔”为载体，整合孔子、孟子、曾子等儒家文化旅游资源，构建儒家文化旅游区，但是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孔孟圣人故里尚且遭遇市场冷遇，又遑论其他名人故里呢？

对名人文化资源的规划开发，应该科学客观，切忌投资过度开发过度。仅仅依托名人文化资源打造文化产业，即使能带来一定的旅游效益，也不会形成真正的文化产业大发展，因为其无法形成规模化，无法形成产业链。

文化产业发展不可局限于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利用，最根本的是要依靠创意依靠创新。仅仅强调本地的文化独特性和历史积淀深厚性，而忽视了其他资源的利用和挖掘，只能独守文化传承而无法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发展。审视那些相对成功的名人文化产品，我们会发现，它们的成功更多的是依靠形式的创新，依靠与其他优势资源的整合。《印象·刘三姐》的成功，是因为它整合了当代文化娱乐形式和阳朔举世无双的山水景观资源，刘三姐历史文化并不是它最关键的取胜之道。所以，《印象·刘三姐》的成功是难以复制的。

三、名人文化遗产保护、继承和发展的核心是文化精神

保护名人故居和文化遗迹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是传承和发展先人的文化精神。除了不断从深度和高度上推进对文化名人的文化研究，办好各种学术研究学会、研究基地外，在青少年和市民中普及宣传先人文化精神也很重要。先人的文化精神只有为城市文化所承袭、生根、发展，成为有生命力的部分，而不仅仅是挂在陈列馆里的故纸死物，我们才算是真的传承好了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充分调动市民参与名人文化传承的积极性，如编著通俗读本进入学校课堂，组织群众性文化活动，举办诗歌朗诵会、讲座论坛、书画展览，用舞台艺术、电影电视艺术作品来宣传先人文化精神等等。

四、名人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关键在整体规划

首先名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应该与城市整体规划和文化建设统一起来。名人故居、文化遗址要进行整体保护，不仅仅保护名人故居、文化遗址的本身，周围的环境、文化氛围也要保护。绍兴市把鲁迅故居周围的交通主干道恢复为步行街，把点状的、单一的文物保护单位和文保点连线成网，保护在特定的自然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人文环境中，收到了很好的保护效果。各级领导要提高对历史文化街区重要性的认识，完善相关法规制度。

其次各个名人故地可联合开发特色产品和旅游路线，变名人故地争夺为名人故地联线。比如柳宗元故乡在山西永济，主要文学作品创作于湖南永州，主政一方死后成神则在柳州，这些地方可以联合开发柳宗元文化专题旅游线路和纪念产品。

再次，多渠道筹集资金。名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主要依靠财政投入。但财政力量有限，可以分期进行建设，同时努力多渠道筹集资金，吸引社会上企业、个人的资金参与。

最后，主动营销，重塑品牌。根据名人文化景点和名人文化产品的特点，找准市场定位，制定好营销策略，开展多种方式的营销活动。名人文化景点可以与餐饮、纪念品、娱乐等产品整合，尽力拓展文化产品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