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诉制度

不起诉制度（精选8篇）

不起诉制度 篇1

摘要：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制度作了重大修改。笔者对刑事不起诉制度的性质的界定、概念的表述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刑事不起诉制度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对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利弊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完善的意见。

关键词： 刑事诉讼 不起诉制度 立法缺陷 完善意见

中图分类号：D 文献标识码：A

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项符合诉讼发展规律和方向，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的制度。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这个修正案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废除了检察机关的免予起诉权，取而带之以扩大了范围的不起诉制度，使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然而，由于制度本身设置上的一些失误以及在具体操作中的.偏差，刑事不起诉制度的内在价值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刑事不起诉制度作深入的探究，充分认识这一制度的重大意义，同时检讨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缺陷，以期对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一、刑事不起诉制度的本质、概念的再认识

在新刑诉法颁布了四五年后的今天，当前一些实际部门的同志仍认为不起诉制度里的“有罪不诉”与免予起诉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只不过是换了个说法而已。正因为持这种看法的同志并非少数，使得我们很有必要重新界定不起诉的性质和概念。

(一)不起诉体现的是检察机关的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我国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三种情况中除了绝对不起诉规定的六种情况(刑诉法第142条第一款和第15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从而排除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外，在另两种情形中(相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检察机关都拥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也拥有自由裁量权，它是通过免予起诉制度体现出来的。对于免予起诉制度所含有的裁量主义的功效，无论学术界、立法机关还是司法实践部门都持肯定态度。因此，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期间，立法机关采纳了关于取消这一制度的立法建议，同时将其部分纳入不起诉范围，使其所包含的起诉裁量的精神得以通过扩大了范围的不起诉得到发挥。

应当看到审查起诉中的自由裁量，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冲突，主要是惩罚犯罪、维护秩序与诉讼经济、以宽大方式实现一定的刑事政策或者保障一定的政治利益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起诉法定原则，即只要符合起诉条件必须起诉，不容检察机关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由裁量的作法，有利于惩罚犯罪、维护秩序，但事无巨细一律起诉容易导致诉讼成本过高、案件积压、效率低下，诉讼往往是不经济的;容许检察机关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由裁量，则反之。如果裁量权范围过大、权力行使中又缺乏节制，容易导致国家刑罚权在一些案件中难以得到落实，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往往不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利益，满足不了被害人要求追究犯罪、惩罚犯罪人的愿望。因此正确理解不起诉制度中的自由裁量是保证其在实际的操作中发挥最大的作用的首要条件。

(二)不起诉是检察机关对案件所作的程序上的处分，而非实体上的处分

检察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处分，表明检察机关将不向法院请求进行审判，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控诉。实质上是检察机关依其职权从程序上对案件所作的不予追诉的处分，而非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检察机关的职能决定了其无权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即检察机关不能处分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不起诉对案件程序上的处理，是基于对案件实体的认识，但并非实体上的处分，更不能是有罪处理。

(三)不起诉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

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对未经起诉的刑事案件，法院不得受理和审判。因此不起诉的处分决定就表明刑事诉讼将不会进入审判阶段，阻断了刑事审判的继续进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这也是不起诉决定的直接法律后果。

(四)不起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是相对的

根据台湾学者蔡墩铭、朱石炎的观点，案件虽经不起诉处分，无非追诉权之不行使而已，对于同一案件不过限制其再行起诉而已，该案之起诉权依然存在，并未因而消失，遇有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或者原处分所凭证物已证明其为伪造或变造，或所凭之证言，鉴定以证明其为虚伪，或所凭之法院之裁判已经确定裁判变更，或参与侦查之检察官因该案件犯职务上之罪已经证明者，得再行起诉。〖1〗

因此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

不起诉制度 篇2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我国确立了三种不起诉制度, 即: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绝对不起诉, 指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 发现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时, 必须做出不起诉决定;相对不起诉, 是指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 人民检察院可做出不起诉决定。此类案件由人民检察院行使起诉裁量权, 考虑案件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起诉;存疑不起诉, 是指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 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 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 不符合起诉条件的, 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理论界大多认为我国不起诉制度带有浓厚的起诉法定主义色彩, 起诉便宜主义没有实质的体现, 从而导致不起诉制度本身具有的促使有罪者悔过自新、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节约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等等法律价值无法实现, 因此, 比较一致的想法是拓展扩大法定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

对于绝对不起诉案件, 可以增加以下法定不起诉的情形: (1) 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的即不存在犯罪事件, 或者犯罪嫌疑人与实施犯罪没有关联即涉嫌犯罪行为根本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的; (2) 行为的有罪性质和依法应受惩罚性被新的法律排除; (3) 纯粹告诉乃论的自诉案件; (4) 证据不足不起诉。而对于拓展相对不起诉案件的适用范围, 主要有两个方面: (1) 可以突破“犯罪情节轻微”的界限, 对“犯罪情节轻微”做扩大解释, 不把“犯罪情节轻微”作为“免除刑罚”的前提条件, 只要是依照刑法规定可以或者应当免除刑罚的案件, 就可以适用酌定不起诉; (2) 对特殊群体犯罪适用酌定不起诉。如对于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年人、年龄在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 都可以适用酌定不起诉, 以着眼于特殊预防。

二、暂缓起诉制度的概念及内容

暂缓起诉即附条件不起诉, 是指对于具备起诉条件的刑事案件, 检察机关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以及犯罪嫌疑人自身情况、案件性质等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暂时不予起诉, 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规定的义务。目前武汉、上海等地在司法实践中率先使用暂缓起诉进行改革, 从而引发一场是否违法改革的争议, 因此需要在法律上对其正确的定位。暂缓起诉制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 (1) 暂缓起诉的适用范围。暂缓起诉制度适用范围应限于案件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并符合起诉条件, 涉嫌之罪属于轻罪。此外, 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决定做出暂缓起诉前, 还应当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年龄、性格、境况、犯罪性质和情节、犯罪原因以及犯罪后的悔过表现、赔偿情况等进行权衡, 方可做出暂缓起诉的决定。 (2) 暂缓起诉的附带处分。即对犯罪嫌疑人科处的在一定期限内必须履行的义务, 检察机关在作出暂缓起诉决定时, 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下列义务: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服从监督;向被害人赔礼道歉, 给予相应补偿;提供免费的社会服务;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额款项等。 (3) 暂缓起诉的考验期。1年以上3年以下的期限较为适宜, 而且这一期间设置也与缓刑考验期相一致。 (4) 暂缓起诉的撤销。犯罪嫌疑人在暂缓起诉期间故意犯新罪的, 或者没有履行特定的义务, 或者被发现在暂缓起诉决定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起诉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撤销暂缓起诉决定, 连同新罪继续侦查或起诉。

三、界定相对不起诉制度与暂缓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

如上所述, 相对不起诉制度与暂缓起诉制度在适用范围上有所重合, 若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暂缓起诉制度, 势必对相对不起诉制度造成一定的冲击, 那么, 如何划分两者的适用范围, 如何确定各自的适用标准?

(一) 国外相关的立法和实践

在日本, 不起诉处分分狭义不起诉处分与酌定不起诉处分。狭义不起诉处分是在案件的处理阶段判明案件不构成犯罪、没有犯罪证明或缺乏诉讼条件时做出的处分。这时检察官必须做出不起诉处分, 没有起诉或不起诉的裁量权。酌定不起诉, 指具备诉讼条件、具有犯罪嫌疑, 但不需要追诉时做出的决定。酌定不起诉就是检察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不起诉, 其中, 起诉犹豫制度在所有的酌定不起诉处理方式中, 占有绝对的多数。据宋英辉教授介绍, 20世纪90年代, 暂缓起诉占日本全部不起诉案件的90%左右, 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5—30%左右。1994年, 日本检察厅办理案件2126988件, 其中不起诉案件为658163件, 占全部案件的30.9%;暂缓起诉案件621463件, 占全部案件的29.2%, 占全部不起诉案件的94.4%。关于暂缓起诉的适用范围, 日本《刑事诉讼法》没有作出限制, 需综合考量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 (1) 在德国, 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了不起诉制度:程序处理轻罪的时候, 如果行为人责任轻微, 不存在追究责任的公共利益的, 经负责开始审判程序的法院同意, 检察官可以不予追究。由此可见, 德国的不起诉案件范围限于所有的轻罪 (最低刑罚不到1年监禁或者是应处罚金刑的犯罪行为) 。同时,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对暂缓不起诉制度做了规定, 即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同意, 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时不予提起公诉, 同时要求被告人履行一定的义务。从上述法条的规定看, 德国的不起诉制度和暂缓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几乎一样, 都是对轻微犯罪而言的。

(二) 国内两种制度适用范围关系的两种理论

设立了暂缓起诉制度后, 它和相对不起诉制度在适用范围的关系上, 理论界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徐静村教授为代表, 他在《中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修正案) 》中对现行刑诉法中相对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没有做出改动, 即犯罪情节轻微, 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 可以不起诉;对新设暂缓起诉制度的范围界定为“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这种模式使两种制度处于不同的适用条件, 他们之间没有重合, 是一种衔接关系 (阶梯模式) , 建立了一种“不起诉 (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 ———暂缓起诉———起诉”的阶梯式的起诉裁量机制。另一种以陈卫东教授为代表, 他在主编的《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对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做了较大的改动, 即该法典第336条规定, 对于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犯罪行为, 人民检察院认为不起诉更符合公共利益, 可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其第324条对暂缓起诉也做了规定:“对于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 认为虽有追诉的必要, 但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性格、年龄及境域、犯罪的轻重及犯罪后的情况, 利用非刑罚的方法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被追诉人的利益, 经犯罪嫌疑人同意, 在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一定的义务同时, 可以做出暂缓起诉的决定。”由两条规定可以看出在此模式中两种制度的适用范围有重合现象 (重合模式) , 也就是说对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犯罪行为, 检察院既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也可以做出暂缓起诉的决定。至于作何选择, 有无具体的标准, 即若做不起诉处理, 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 若做暂缓起诉的处理, 则是考虑犯罪嫌疑人的各种情况以及公共利益。显然, 这个标准有点过于笼统, 实践中易造成应用上的混乱。

日本的相对不起诉其实就相当于暂缓起诉, 因为绝大多数的相对不起诉案件的处理都是以暂缓起诉的方式来结案。据此, 日本的不起诉制度体系主要由狭义上的不起诉制度 (相当于我国的绝对不起诉) 和暂缓起诉制度构成, 两者在法定适用范围上没有重合, 它和日本的起诉制度共同构成了“狭义不起诉———暂缓起诉———起诉”阶梯式的起诉裁量机制。这和我国学者徐静村教授所倡导的模式有相似之处, 不同的是, 暂缓起诉的适用范围不同, 日本的暂缓起诉占整个不起诉的绝对多数, 几乎所有没有起诉的案件, 都是暂缓起诉的结果。而徐教授所倡导的暂缓起诉制度, 适用范围较小, 以这种方式结案的案件数量占整个不起诉案件数量的比例明显较小;而德国, 由上文看出, 暂缓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已经涵盖并广于相对不起诉的范围, 这与陈卫东教授倡导的模式有相似之处, 但不同在于陈教授的相对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更为广泛, 它不仅包括并广于德国暂缓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

四、我国的现状及选择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提上日程, 新的刑事诉讼法对于两种制度采取何种关系模式, 如何明确二者的适用范围, 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就我国学者所倡导的两种模式而言, 各有优劣。阶梯模式优点是对刑事诉讼法变动较小, 有利于保持法律的稳定性, 同时两种制度的法定适用条件泾渭分明, 有利于约束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缺点是范围过于明确, 使案件分流量有限, 达不到其应有的设立目的。重合模式的优点是案件分流范围较大, 涉及到所有的轻微犯罪;缺点是两种制度适用上有重合和交叉, 适用标准不大明确, 可能造成适用上的混乱。马克思说过法律必须稳定, 但又不能静止不变。因此, 所有的立法目的都力图使对稳定性和对灵活性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要求协调起来。在法律变革中, 我们既要保持旧法的稳定性, 同时又要满足新法创设之目的。

基于上述论述, 我们认为, 未来我国的相对不起诉制度与暂缓起诉制度适用范围之关系模式, 应以阶梯式模式为主, 同时吸收重合模式的优点。应构建“不起诉———暂缓起诉———起诉”的以阶梯模式为主的模式。其具体适用可采用如下模式:对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进行微调, 由“犯罪情节轻微”改为“犯罪情节较轻”, 即对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犯罪行为, 认为根据犯罪事实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 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把暂缓起诉的适用范围规定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犯罪行为,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年龄、性格、境况、犯罪性质和情节、犯罪原因以及犯罪后的悔过表现、赔偿情况等进行权衡, 经犯罪嫌疑人同意, 可附带处分做出暂缓起诉的决定。而不对适用主体进行限制。这样使暂缓起诉条件明显严于不起诉条件, 取两种模式之长又避其短, 既有利于保持法律的稳定性, 又有利于起诉便宜主义的实质体现, 方便诉讼案件的分流, 可以在我国实践中得以适用。

摘要：我国的刑事不起诉制度赋予了检察机关在对犯罪是否进行追诉时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但由于立法过于简单, 本文就完善不起诉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并借鉴国内外经验, 对如何界定其与暂缓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不起诉制度完善,暂缓起诉制度,适用范围,选择

参考文献

[1]樊崇义, 叶肖华.论我国不起诉制度的构建.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6, (1) .

[2]程味秋, 杨诚, 杨宇冠.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刑事司法文献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3]宋英辉.日本刑事诉讼的新发展.诉讼法论丛 (第1卷) .法律出版社, 1998.

[4]崔东梅.刑事不起诉及暂缓起诉制度之探讨.企业家天地.2007, (9) .

[5]李卫东.试论不起诉制度与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3) .

浅析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篇3

[关键词]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自由裁量权

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概念和特征

附条件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某些符合起诉条件但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考虑到犯罪嫌疑人的自身状况、犯罪后的表现、公共利益以及刑事政策的需要，认为暂时不提起公诉更为合适的，设立一定的考验期，要求嫌疑人履行一定的义务，考验期满后，视其表现再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制度。附条件不起诉与我国目前不起诉类型都是检察机关基于起诉便宜主义而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从实质来看，附条件不起诉是在附加一定条件的基础上作出终结诉讼进程的不起诉类型，它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是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的对象仅限于符合起诉条件的轻微刑事犯罪案件，且嫌疑人具有悔罪表现。二是附条件不起诉附有特定的条件，即设定一定考验期，要求嫌疑人履行一定义务，因此具有一定的教育性和惩罚性。三是附条件不起诉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被不起诉人最终能否获得不起诉决定要视其考验期内表现而定。四是附条件不起诉属于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范畴，其他任何机关均无权行使。

二、新刑诉法对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选择的分析

在刑诉法修改之前，从司法实践看，各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试点工作存在一些差别，主要体现在适用主体、考验期和附加条件等方面，通过这些有益的差异性尝试为刑诉法修改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使得社会各方面对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呼声和关注度都比较高。虽然新刑诉法最终确立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但其只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中设置了该制度，相对于各版建议稿和各地试点而言，其对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主体和适用条件的规定显然比较谨慎和保守。笔者认为原因有两方面：一是顺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非罪化轻缓化的发展趋势。上世纪80年代兴起于英美等国家的“非犯罪化”运动现已获得各国广泛认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亦确立了“儿童权利最大化”的权利保障原则，我国也是该公约的签署国。随着社会法制理念的不断进步，人们逐渐熟悉并认同了以上提及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理念。近年来，最高检、最高法和公安部等部委联合陆续出台了一些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制度或实施细则，促进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确立，表明了立法机关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非刑罚化的处理原则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权利最大化”权利保障原则的肯定，也体现出我国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信心和决心。二是平衡检法机关司法权力。不可否认，任何改革结果都是各方权力利益博弈的产物。立法机关希望通过充分发挥检察环节程序分流的作用，既实现区别对待刑事政策，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又能节约司法资源，同时又不能给予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多的延伸空间。在办案实践中，法院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案件数量占判决总数的很大比重，如果这些案件在检察环节处理掉，法院难免担心其审判定罪权会被削弱。立法机关最终确定附条件不起诉只适用于未成年人，且刑罚限于可能判处一年以下的案件，一定程度反映了立法机关对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谨慎态度以及立法過程中各种权力利益对抗博弈情况。虽然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与人们的预期存有一定的差距，但不能否认该制度具有的积极意义，其仍可称之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三、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实施面临的问题

（一）如何准确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悔罪表现”

“悔罪表现”是反映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程度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对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一个重要条件。悔罪是被告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因此一个犯罪人在作出悔罪时，其动机是复杂的。有可能出于良心发现进行忏悔式悔罪，也有可能出于利己动机而进行自我保护式悔罪。司法实践中，嫌疑人归案后痛哭流涕，释放后再次犯罪的例子并不鲜见。悔罪表现是向检察机关还是向被害方作出，什么时候作出，以什么形式作出，司法实践中也各有不同。如何准确、客观公正地认定犯罪嫌疑人有无“悔罪表现”成为判断是否能够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重要问题。

（二）附条件不起诉应当附哪些条件

附加一定的条件是附条件不起诉的本质特征。新刑诉法规定了被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按照考察机关的要求接受教育矫治。从内容上看，这些规定不甚具体，更多体现为指导性内容。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类型多样化、犯罪主体情况差异大、犯罪情节和动因各异。如何通过履行附加的条件真正达到修复社会关系、教育矫治的作用，需要执法者在实践中“因案制宜”、“因人制宜”地综合考虑。

（三）考验期中的监督考察工作存在困难

现行制度机制下，由人民检察院作为唯一监督考察机关可能会导致监督考察工作流于形式。一方面基层检察院人少案多矛盾突出，由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无疑再次加大检察机关的工作量；另一方面监督考察内部

主体不确定，是公诉部门还是其他综合部门，或者专门设立一个未检工作内部机构；再则目前大部分检察官并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要实现好监督和帮教工作可能会力不从心，最终影响管控效果。

五、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避免单纯地以认罪服法、赔偿损失来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悔罪表现

一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前的一贯表现。未成年人普遍自控力较差，犯罪诱因很多，应着重考察其性格品行、日常表现，藉此分析其犯罪动因，评估其可改造性。二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后的表现。如有无打击报复、毁灭证据、主动投案自首、揭发检举等行为。三是能否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及作案过程。犯罪分子如果真心悔罪，应该如实供述犯罪的目的、起因、犯罪的事实及作案过程，不得有隐瞒，特别是在主要事实、重点环节上不得避重就轻。四是能否采取积极方式争取被害人的谅解。附条件不起诉着眼于改造、修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犯罪嫌疑人能否积极去争取被害人谅解以及被害人最终是否谅解，是体现该制度价值的重要方面。犯罪嫌疑人争取谅解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如写悔过书、当面向被害人赔礼道歉等等，但应当表现出积极和诚恳的心态。五是能否及时退赔赃款赃物、赔偿被害人损失。侵财性犯罪中应主动退还赃款赃物，人身伤害性犯罪应主动赔偿被害人合理损失。对于确实没有赔偿能力的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庭，则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以是否最终赔偿一概而论。

（二）应当实行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个别化附加条件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除了履行一些常规性条件，如努力争取被害人谅解、尽力对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等等，还需要针对具体案情，由承办案件的检察官选择有区别地附加条件，以达到最大限度教育、感化、挽救犯罪嫌疑人的目的。检察官在办理附条件不起诉案件时，要调查犯罪嫌疑人一贯表现，全面考量案情，避免所附条件“一刀切”而无实际考察效用，实现刑罚的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有机统一。犯罪具有多因性，既有自身原因，也有社会原因，附加条件全面、有针对性，才能切实达到修复关系、预防再犯的目的。如未成年人犯罪后，本人亦受精神伤害，可要求其接受必要的心理疏导；有的未成年人家庭关系冷漠，可要求其帮助家长完成一定事项任务，促使家长与子女多沟通，营造和谐家庭；有的未成年人缺乏责任心，可要求其参加公益活动或履行社工义务，有助于增加其责任感和社会认同感，多方式实现矫治教育的目的。

（三）完善机构充实力量，调动资源形成合力

附条件不起诉实践过程中，监督考察是核心工作之一。首先要根据自身实际确定监督考察内部主体，充分发挥部门协作和资源共享作用。有条件的地方要逐步建立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专门机构，通过机制和制度建设，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在办案人员、工作方式方法、刑事政策运用、工作模式等方面的专业化。其次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支持，在人员编制和财政支持方面有所倾斜，争取多配备社会经验丰富、善于未成年人沟通工作的检察官，保障监督考察机构正常运行；最后要善于整合社会资源，做好指挥协调工作。检察机关应突出监督考察工作中的组织把关作用，鼓励引导社会各界参与到监督考察工作中，联合当地公安、司法、妇联、团委等部门，建立联合监督考察长效机制，协助完成相关工作。

不起诉制度 篇4

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江苏 徐州 董涛 221600）

摘要：审查起诉环节退回补充侦查是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的一项重要方式，是针对前期刑事侦查活动可能存在漏洞和缺陷的一种补救性措施。然而，囿于诸多原因，审查起诉环节退回补充侦查在具体适用中却存在问题，很大程度上违背了程序设置的初衷，影响了程序应有效能的发挥。基于此，笔者对当前退查活动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追溯造成退查泛滥的原因，并提出完善对策。

关键词：审查起诉；补充侦查；问题；原因；对策

一、退回补充侦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侦查质量不高导致退查数量居高不下。调查发现，案件侦查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言词证据缺乏系统完整的笔录。现在不少案卷材料中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往往是在案发时由派出所值班民警制作的笔录, 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加之值班民警侦查专业素质较低,询问内容缺乏针对性、系统性,甚至前后矛盾。

2.犯罪嫌疑人主体身份的证明材料滥用电话记录或信函、传真充数的问题。在办理外来人员犯罪的案件中, 侦查人员在没有得到犯罪嫌疑人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和犯罪地人民法院出具的前科证明的情况下,为图省事,常常以电话记录或信函、传真来代替户籍证明、前科证明,损害了证据的严肃性。3.关于抓获经过(或称查获经过)的问题。在实践中,往往是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书写一份抓获经过来代替警察证言,有的写得简单潦草,不能反映案发当时的抓获情况,或者不是抓获行动参与人所写, 甚至有时连抓获经过也没有,难以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

4.关于现场勘查不细、提取物证不到位的问题。目前群众普遍通过110电话报警,出警的民警有的不是办案的侦查人员,现场保护意识不强,当负责现场勘查的侦查(或称技术)人员到达现场后,现场已被破坏,提取不到相关物证,给破案、办案带来了困难。

（二）退查易被侦查、检察机关作为延期手段。在案情尚未查清、证据明显不足而侦查期限已满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先移送审查起诉，被退查后继续侦查；或者经事前与检察机关协商，在未实质移送案件的情况下，仅办理移送审查起诉手续，而实际上继续侦查；或者在退查中“借用”检察机关办案时间。

（三）退查提纲的引导性、可操作性不强。退查提纲是以起诉的标准对案件补查提出的指导性意见，对案件的补查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然而实践中，部分案件的退查提纲过于简单笼统，没有明确指出存在的问题、侦查方向和解决办法，缺乏可操作性，加之侦诉双方缺乏必要沟通，导致对退查事项的理解存在偏差，侦查人员不能很好地领会退查意图，造成补查质量较低。

（四）补查缺乏监督，导致退而不查问题突出。退查事项往往涉及一些取证存在困难、补查需要耗费较大人力、物力、财力等侦查机关不愿触及的问题。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的补查活动相对封闭，其补查过程缺乏有效监督，导致一些案件退而不查，退查前后证据基本不变、二次退查案件两次退查内容基本一致，或者侦查机关避重就轻，补查一些无关紧要的材料应付了事，造成一些案件无法顺利诉讼。

二、造成退查案件泛滥的原因分析。

（一）侦查机关移送案件的质量“先天不足”是案件退查比例高的根本原因。由于长期受“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的传统司法理念的影响，部分侦查人员业务水平有限，侦查理念存在偏差，在侦查过程中比较重视侦查的结果，忽视法定的侦查程序，导致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得不依靠后期的补充侦查来弥补缺陷。

（二）检察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是退查手段过度使用的客观原因。检察院公诉部门案多人少问题比较突出，平均每个公诉人员每年办理的公诉案件数量达 150 件，平均每人每 2 天就要审结 1 个案件。而自行补充侦查需要占用审查起诉期限，这对于原本办案时间紧张的公诉人来说不是明智之选。相反，退回补充侦查案件的审查起诉期限可以重新计算，对于检察机关来说，不仅无需耗费自己精力就能查清案件，还可以空余出大量时间来处理其他案件。

（三）退回补充侦查只注重“个案补强”，不注重类案引导。退查案件类型及退查理由相对集中，首先因为这几类案件较为多发、本身数量较多，但是在这几类案件中经常出现的退查理由却在以后的案件中仍然出现，这说明以往的退回补充侦查只对个案起到了指导作用，并没有引起侦查机关的足够重视，没有发挥普遍的指导作用。这就直接导致了许多本来不应该被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又因为相同或类似的原因被退回补充侦查，造成退查案件数量持续增高。例如盗窃案件退查理由集中在赃物价值数额不确定；掩饰非法所得案件退查理由集中在赃物去向不明；走私贩卖毒品案件退查理由集中在缺乏毒品上下线相互辨认记录等。

（四）缺乏与退回补充侦查相应的绩效考核机制。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没有将退回补充侦查的成效纳入绩效考核中。破案率和批捕率是侦查人员绩效考核的主要指标，一旦批捕，侦查人员就不再注重证据的完善，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对侦查人员没有直接的制约作用。因此，侦查人员对补充侦查工作形成了不积极、不主动的态度。检察机关也没有将退查的成效作为检察人员的绩效考核点，更没有不当退查致严重后果的责任追究机制，导致任意退查的情况时有发生。

三、遏制退查率逐年上升的对策建议

（一）健全案件质量流程管理机制，对退查案件实施同步管理。2014年，全市检察机关开始试行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与AJ2013案件统计系统，实现所有办案人员网上办案，给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管理安上“立交桥”、装上“监视器”。据此，对于审查起诉环节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案管部门可以实时查看本院办案部门的案件办理情况，比如通过查阅办案人员制作的阅卷、讯问、讨论笔录，可以清楚看到案件承办人对案件事实、证据的分析情况，对照补充侦查条件，可以判定案件是否在实体上需要退查，然后可以在系统内审核退查审批及退查提纲制作规范性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向办案部门反馈整改，有效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实现对退回补充侦查案件全过程管理和全方位监控。

（二）完善侦查机关的考核机制，加强内部监督。为有效避免“屡退不查、补查不力”的情形，有必要改革现行的侦查机关内部考核机制。侦查机关内部监察部门应将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数量、退回补充侦查的质量、退回补充侦查案件的最终审判结果列入绩效考核体系，并根据案件被退回的不同情况作相应的处理：

1.如果是因为侦查人员的主观原因造成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被退查的，则应在业绩考核中对相关负责人员减分。

2.如果是因为客观原因导致的退回补充侦查，则应督促原侦查人员按照退补提纲再次进行侦查。

3.避免单纯以案件被退补的数量作为考核业绩好坏的标准而使之走向另一个极端，应作综合考察，促进提高侦查能力。

（三）发挥检察机关的有效职能作用。

1.发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制度的引导作用。关对于收集、固定证据自认为比较困难的案件，可以向检察机关主动发出通知，邀请检察人员对证据的收集、固定提出意见；针对重特大、疑难复杂、造成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案件，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进行引导取证而又未收到侦查机关邀请介入的，可以根据自己依法享有的侦查监督权而主动介入到侦查中去，对公安机关的侦察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避免重要证据的灭失，帮助侦查人员确定收集证据的方向，保障后续审查工作的有效进行，切实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引导作用。

不起诉决定书 篇5

被不起诉决定人王××，男，出生年月，出生地，身份证位号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系××压塑制品厂工人，住××市北郊王庄二队。因本案于19××年×月×日经我院批准，同年×月×日由××县公安局执行逮捕。被不起诉人故意毁坏公私财物一案，经××县公安局侦查终结，于19××年×月×日移送我院。经审查查明：19××年×月×日晚12时许，犯罪嫌疑人王××随同李×(已起诉)、朱××(已起诉)到××县××转盘路个体户周××餐馆就餐，三人共喝白酒3斤，应付人民币790元，李×以钱未带够和以后常来照顾生意为由只付给人民币660元，便扬长而去，店主敢怒不敢言。次日凌晨1时许，犯罪嫌疑人王××又随同李×、朱××到××转盘路艾××录像厅看录像，李、朱纠缠店主艾××让其换武打片，艾不从，李、朱对艾扬言：“如不换，就砸坏录像机，封录像厅的门。”犯罪嫌疑人王××对李、朱进行劝阻说：“算了，算了”，才未能打起来。凌晨3时许，李、朱又闯进南郊××餐馆寻衅闹事，犯罪嫌疑人王××又从中劝阻。在受到李的斥责后，准备独自回厂。此时，餐馆职工包××要去南郊派出所报案，被正要回厂的王××发觉，王抓住包××质问为什么偷其自行车，并对包拳打脚踢，直到包跪下叩头求饶。以上事实，有在场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等证据在卷证实。综上所述，被不起诉人王××在李×等故意毁坏公私财物一案中，不仅没有参与，而且还有多次劝阻的.行为;殴打包是基于双方的误会，属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款以及第140条第1款、第2款之规定，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王××不起诉，予以释放。被害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后的7日内，向本院提出申诉。

检察员×

不起诉决定书格式 篇6

19××年6

月10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经本院审查查明：

20××年2月×日下午五时许，被告人章××去邻居家找其妻子古××，当找到马××家后，碰见马家正在喝酒，马便邀被告人章××一起喝酒。酒后，被告人章××回家与其妻古××因外出互相未告知而发生口角。争吵中，被告人章××抓住古××的头发按在小床上，随手朝脸部打了一掌。被人劝开后，

古××

经法医剖检尸体鉴定，古××因先天性心脏病血循环的突变，心肌不全，心肺循环血量减少，致心肌纤维断裂，肺组织充血水肿，

心肌缺氧而引起急性心力

本院认为，被告人章××的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但被告人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被害人患先天性心脏病的突变所引起。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13条的规定，不认为是犯罪。

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项以及第142条第1

被害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后次日起7日内，提出申诉状及副本一式三份，申诉于本院。

(院 印)

不起诉制度 篇7

( 一) 不起诉的定义

陈光中教授《刑事诉讼法》中的定义, “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和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后, 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必要起诉的, 依法不将犯罪嫌疑人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处理决定。” (1)

( 二) 不起诉的类型

不起诉的分类历来就争论不休, 学界主要有如下主张:第一种主张将不起诉分为绝对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即所谓的两分法。绝对不起诉减少了检察院自由裁量的余地, 只要出现了法条中规定的情况, 只能作为不起诉来处理。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 二是犯罪行为情节轻微; 三是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相对不起诉赋予检察院自由裁量的权利, 但是自由裁量不是没有限制, 检察院在作出自由裁量的同时应充分考虑所做出的决定是否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 是有限制的自由裁量权。第二种观点是在第一种观点的基础上增加一种不起诉的分类即存疑不起诉, 亦称“证据不足不起诉”。存疑不起诉是要符合证据不足的必备要件,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检察院应该对此进行补充侦查。中国采用的是三分法, 即法定不起诉, 酌定不起诉, 存疑不起诉。

二、不起诉制度的理论支撑

( 一) 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 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 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 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 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 (2) 刑法的谦抑性是一个立法概念具有普遍性, 而不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刑法的谦抑性还有一层含义, 如果某种行为符合犯罪的基本特征, 就必须动用刑事诉讼程序来予以解决, 但在选择使用哪种刑罚和怎样确定刑罚幅度过程中, 如果使用较轻的刑罚就能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 那就选择该种刑罚。如果判断此种行为构成犯罪, 能用非刑罚的方式就可以对此种行为进行惩处, 那就选用该种方式。笔者认为现在的时代不适合用重罚来治国, 刑罚的方向越来越清晰, 力求提高预防犯罪的最大效果, 通过刑罚的教育改造, 使犯罪的人尽早认识错误改过自新, 让他们能尽早的回归社会, 为社会创造财富回馈社会。

( 二) 起诉便宜原则

“凡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且具备起诉条件, 公诉机关仍斟酌各种情形, 认为不需要处罚时, 可以裁量决定不起诉, 称为起诉便宜主义。” (3) 现在很少有国家单纯的采用起诉法定主义, 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 犯罪形式呈现出多样化, 国家所拥有的司法资源有限, 如果每件司法案件都要按照起诉法定主义的标准, 会形成巨大的司法资源浪费, 法律在制定上就存在着滞后性, 现存的法律条文难以应对复杂的犯罪形式, 当新奇特的案件发生, 片面依赖起诉法定主义难免会错失惩罚犯罪的良机, 起诉便宜主义并不是一味的要求公诉机关将任何的刑事案件都要予以起诉, 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 作出最符合诉讼经济的决定, 起诉便宜主义对惩罚一些特殊案件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 起诉便宜主义更有利于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 要想实现刑罚的公正性就应该针对不同的案件采用不同的方法, 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司法的公平公正。

( 三) 我国所适用的原则

我国采取以起诉法定原则为主, 便宜原则为辅的不起诉原则。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种原因: 第一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 在古代遵从乱世当用重典, 当局者片面认为通过严苛的法律制度就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 但是此种理念在操作过程中很难实施。第二起诉便宜主义的刺激, 起诉便宜主义在法律制度中的角色扮演越来越重要, 起诉便宜主义的出现弥补了起诉法定主义的不足, 在具体刑事案件中赋予公诉机关一定的裁量权, 使得办案机关在处理特殊的案件中更加的得心应手, 在社会上收获了不错的反响。第三符合我国的刑事政策, 2006 年10 月11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了“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在犯罪与刑罚问题上, 主张适当的采取非犯罪化与轻刑化的呼声高涨”。第四提高诉讼效率更好的保障当事人的权益。我国人口众多, 社会发展迅猛, 各种犯罪形式层出不穷, 虽然公诉机关可以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但是很难落实民事责任, 犯罪人一般对待民事责任都采取消极的态度, 国家的司法资源也很有限, 任何案件都需要公诉机关提起诉讼, 有时会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我国采取以起诉法定主义为主, 起诉便宜主义为辅的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实现司法效率的最大化。

三、不起诉制度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问题

( 一) 刑事司法的局限性, 致使不起诉制度不能很好的适用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 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不起诉制度虽然已经建立, 但是不起诉率并不高,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 “不起诉适用率在1999 年为2% , 2000 年为2. 4% , 2002 年为3% , 2003 年为2. 8% , 2004 年为3. 3% , 2005 年为2. 4% 。” (4)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不起诉率的波动并不是很大。探究其原因, 我国长期受到法定起诉主义的影响, 一旦司法官员抓住了犯罪嫌疑人总是希望将他们带入到审判程序当中, 由法院来做出审判。

( 二) 决定程序过于复杂

根据我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为了保障司法的公正, 拒绝司法腐败, 防止司法官员权利的滥用, 设置了一系列的繁琐程序,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 程序上设置的过于严苛, 就会相对的限制检察官员的自由裁量权, 一个检察官员拟做出不起诉, 先要提出意见, 再经过主管部门的领导审核, 最后还要经过检察长或者是检查委员会的同意才可以。

( 三) 决定程序中的透明度不够

从被害人的角度来讲, 被害人事先并未接到通知, 此程序也从不对外公布, 被害人难免心生怨恨, 胡乱猜疑, 这样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法律是用来维持社会的正义, 同时也担负着解决社会矛盾的功能, 解决了一个矛盾又造成另一个问题的发生这并不是立法者的本意, 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满意只能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 难免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四、关于完善不起诉制度的几点建议

( 一) 增强决定程序中的透明度

据正义网报道, “北京2013 年8 月20 日电 ( 记者高鑫) ,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召开刑事案件不起诉听证会, 对该院办理的一起涉嫌招考培训诈骗案进行听证。” (5) 从上述报道可以看出以听证会的形式进行不起诉的综合考量是值得尝试和探索的, 在相对不起诉阶段, 法律赋予了检察官员一定的裁量权, 以往的情况是在检察院内部解决, 被害人难以知情, 这样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同时某些司法官员的素质不高, 难免会抵御不住钱权的诱惑, 做出不理智的决定, 俗话说理不辩不明, 采取听证会的形式可以让被害人、犯罪嫌疑人享受知情权, 在听证会上亮出自己的看法, 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不同, 检察机关可以博采众长做出最合理的决定。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让司法的运作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可以减少司法腐败的情况。

( 二) 改变不起诉率低的情况

司法官员要改变以往的司法观念, 不要一味的认为只要进入到刑事程序的案件都是对社会有严重的危害性, 本着实事求是的理念不要想当然的就认为此人十恶不赦, 同时要加强办人案员自身的业务能力, 有些办案人员为了避免矛盾的发生, 争取办案的业绩, 抑制了不起诉率, 既然国家赋予司法官员自由裁量的权利, 就应该好好地运用, 灵活解决案件, 对一些不起诉的案件是否可以将调解的手段纳入进来, 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双方当事人的需求, 促成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达成一致的意见, 平息止争, 避免当事人申诉、上访、复议、复核, 减少诉累,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国家限制不起诉率是为了避免不起诉的滥用, 但是人为控制不起诉率并没有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致使本不该提起公诉的案件纳入到了审判程序, 加大了审判机关的办案压力, 笔者认为是否可以逐渐的将限制不起诉率取消, 充分发挥此制度该有的功能。

( 三) 减少不起诉制度的操作程序

不起诉制度有着严苛和复杂的工作程序, 这使办案人员的工作负担加重, 做出一个不起诉的决定中间要经过提意见、报主管、需讨论、经批准等多道工序, 这样不利于司法工作效率的发挥, 增加司法工作的成本, 损害双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既然国家已经赋予了办案人员自由裁量的权利又何必要设置诸多障碍去限制他们, 笔者认为适当减少工作程序, 不一定所有的不起诉案件都要经过检察委员会的讨论, 减少报批的手续, 减少做决定的部门, 如果怕出现司法腐败, 完全可以在司法监督上下功夫, 例如办案人员的终身负责制, 建立案件的追溯机制, 增加社会部门的监督等等。这样提高了工作效率, 检验了办案人员的业务水平, 减少了司法成本的投入, 加强了案件的监督, 充分的发挥出不起诉制度的功能。

五、结语

虽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现行不起诉制度的理解和适用争议较大, 但是我们应该明确, 不起诉制度在诉讼制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它不但是诉讼法研究领域的一部分, 而且不起诉制度有着自己特殊的价值和功能, 它在提高诉讼效率, 节约司法成本, 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上做出了特殊贡献。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类型的犯罪形式层出不穷, 正确的认定和惩治这些犯罪面临挑战, 不起诉制度的适用, 可以使刑事案件得到梳理, 减轻了审判的压力。然而, 由于此制度在设计上存在些许的不足以及在具体实践当中存在一些问题, 因此有必要在此进行探讨。本篇文章首先对不起诉制度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进而分析支撑这种制度的理论来源, 在此基础上针对现状提出问题及应对措施。笔者希望通过此篇文章, 可以加强对不起诉制度的理解, 更好的把握不起诉制度的具体适用。

关键词：不起诉制度,起诉便宜,起诉法定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刑事法评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2]刘明祥.财产犯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社, 2001.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法律适用探讨 篇8

关键词：附条件不起诉；操作程序；配套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引入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成为本次修改的最大亮点之一，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拟从结合司法实践，从实务角度就如何开展此项工作进行粗浅探讨，以探寻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构建。

一、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法律适用

（1）适用范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71条，首次在我国法律条文中明确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但为了避免检察机关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滥用，该条文同时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也作出了相应的限制性规定。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模式的多元化和犯罪手段的复杂化成为未成年人犯罪发展趋势，诸如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失火罪等，有待进一步规定涉及。

（2）适用对象。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对象仅限于符合“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有悔罪表现”这四个条件的未成年人。

（3）适用条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71条第一款、第三款分别对适用条件作了限制性的规定，要求检察机关在作出附條件不起诉决定时必须听取公安机关和被害人的意见和征得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二、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操作程序

（1）启动程序。附条件不起诉的启动一般有申请启动和审查启动两种方式。申请启动是由犯罪嫌疑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辩护律师向检察机关提出书面申请，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审查启动是案件承办检察官在审查案件后，根据案件情况认为犯罪嫌疑人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而提出对其拟作出附条件不起诉。无论是何种启动方式，案件承办检察官必须着重审查案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附条件不起诉程序启动后，由案件承办检察官填写《附条件不起诉审查意见表》，表格内容包含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年龄、涉嫌罪名、可能判处的刑罚，悔罪表现情况等，经科室负责任人签署同意后，方可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2）调查程序。一是悔罪表现调查。根据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有悔罪表现是提起附条件不起诉的必备条件，因此检察机关开展悔罪表现调查的必经程序。案件承办人通过审查案卷、走访调查等方式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隐匿或者毁灭证据的行为，是否愿意悔改、是否愿意赔偿被害人的损失等进行调查了解。悔罪表现需要通过多方面的综合判断：如实供述犯罪犯罪的事实及作案过程，主动交代作案工具去向，主动交代与本案有牵连的事和人，积极退赔赃款赃物，深刻认识所犯罪行的危害性等。二是听取意见。因此，在附条件不起诉程序启动后，承办检察官应当制作书面法律文书，及时征求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必要时在法律文书中开展说理或对被害人进行走访，在征得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和建议后，再征求犯罪嫌疑人和其法定代理人的书面意见。必要时可以召开公安和检察二机关的联席会议，充分沟通意见，详细了解和听取被害人的诉求，力争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如果未事先征得公安机关、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其法定代理人的书面同意，即使附条件不起诉作出，后续程序将难以进行，反而浪费了司法资源。公安机关、被害方的意见作为是否适用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的重要考量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公安机关不同意的可以复议复核；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是决定因素，如果不同意，应当及时起诉到法院，以便更好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利益。三是品格调查。由案件承办人担任调查官，调查未成年人个人、家庭、学校、社区等多方面的综合情况，看是否适合对其进行附条件不起诉。

（3）审批程序。一是科室集体讨论。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在听取意见和品格调查后，认为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的，可以制作案件审查报告，提出拟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意见提交科室集体讨论，集体讨论同意后，报本院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二是检委会决定。对于拟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由承办检察官向检委会报告案件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的理由、拟设定的考察义务、考察期限等内容，检委会讨论决定后，依程序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三是备案。即对最终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按照内部备案程序，对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应当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

（4）考察程序。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是唯一的考察机关，但为了突出考察效果，避免考察流于形式，检察机关可以邀请当地社区矫正机构、司法所、派出所、学校等机构一同进行考察，从而及时监督和帮助其改过自新，促使其尽早重新融入社会。检察机关应当根据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间内考察义务的综合完成情况进行逐项评估打分，并出具书面评估报告，为最终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处理决定提供评判依据。

（5）处理程序。一是提出处理意见。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期限届满，应根据拟被不起诉嫌疑人在考察期内的表现情况，结合考察小组的意见进行评估，原案件承办人严格审查后，并最终提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处理意见。处理意见应当包括帮教考察情况、处理意见等；二是作出处理决定。如被不起诉人的诉嫌疑人在考验期内违反不起诉附加的条件的或未履行附加义务，情节严重的，经检委会讨论决定，作出人民检察院应撤销不起诉并提起公诉的决定，依法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被不起诉人在考验期内没有违反不起诉附加的其他条件并认真履行了附加义务，人民检察院不再就本案提起公诉，作出不提起公诉决定书。

三、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制约机制

（1）公安机关提出复议。在检察机关作出附条件不起诉时，应当将《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检察机关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不适当，可以向同级检察机关提出复议。如果意见没有被接受，可以向上级检察机关要求复核，上级检察机关应当进行审查、复核，如果发现附条件不起诉确实不适当或者错误的，应当由作出撤销决定或责令下级检察机关纠正；如果认为适用适当，则作出予以维持的决定。

（2）被害人申诉。被害人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提出申诉，检察机关应当进行审查，同级检察机关认为作出决定错误的，应当自行纠正；由于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前已征得被害人同意，不服决定的可以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上级检察机关认为作出决定错误的应当责令纠正。同时，检察机关审查认为适用正确的，应当进行法律文书说理，避免矛盾激发。

（3）被不起诉人异议权。被不起诉人有不同意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可以向原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选择被起诉、审判的权利，以便争取得到法院无罪判决。被不起诉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核，申请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同时对检察机关帮教考察之后，作出起诉决定的，被起诉人同样可以申请复议或申请上级检察机关复核。

参考文献：

[1]苏惠芳.“我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酌定不起诉制度研究”.《辽宁警专学报》，2012年第1期

[2]余萍，周家富.“构建涉案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机制的思考”.《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3]苏惠芳.“我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酌定不起诉制度研究”.《辽宁警专学报》，2012年第1期

[4]杨雪哲.不起诉听证的程序与原则.《人民检察》，2009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