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工作情况调查

城管工作情况调查（精选7篇）

城管工作情况调查 篇1

城管执法工作调查汇报

一、什么是街头摊贩占道经营

研究“占道经营”首先要界定什么是占道经营。不难发现，在政府部门的公告，电视、报纸的新闻报导中，“占道经营”一词几乎总是与“集中整治”、“治理”、“取缔”等词语同时出现。城市管理部门清理整治的占道经营行为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沿街店铺利用门前空地或道路进行店外经营的行为；二是街头摊贩利用路边空地或广场等公共空间从事简单的商品交易的行为。本文主要将第二种情况，即小商小贩在城市街头的贩卖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相关的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公共利益辨析，其原因有三：一是根据相关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发生的占道经营情况中，90%以上为小商小贩的街头贩卖活动；二是占道经营治理中所积累的矛盾和出现的暴力抗法等问题也主要来自于对街头摊贩的取缔行动中；三是街头摊贩主要由下岗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等无法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弱势群体构成，关注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对其所从事的占道经营活动进行研究，对于在城市管理中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及其选择原因的基础上，本文给出“街头摊贩占道经营”的定义：城市无稳定职业者为获得经济收入以满足自身或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利用城市路边空地、广场、绿地等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所从事的小规模的未得到政府主管部门认可和保护的商品经营活动。

这一定义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从业人员：实施占道经营的街头摊贩来自于“城市无稳定职业”群体。按户籍属性区分，这一群体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以下岗失业职工为主的具有城市户籍的无稳定职业人员，二是进城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

从业动机：街头摊贩限于自身条件，迫于生计而实施占道经营行为，其动机是“获得经济收入以满足自身或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其在主观上并不存在破坏市容环境等公共利益的故意，其在客观上弥补了城市商业网点覆盖能力的不足，方便了市民生活。

经营地点：城市路边空地、广场、绿地等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这是本文所研究的占道经营问题在空间上的规定性：一是本文的研究范围仅限于城市；二是占道经营的实施地点为城市中开放的公共空间。而如何发挥城市公共空间除通行能力之外的多种用途，从而彰显城市特色、增添城市魅力、增加就业机会、恢复城市活力正日益为城市管理研

究者所重视。

行业特点：“小规模的”“商品经营”活动。街头摊贩在学历、年龄、劳动技能等方面大多处于劣势，难以进入正规部门就业，所以其从事的占道经营活动具有技术要求低、投入少、规模小、见效快的行业特点，而这一非正规就业形式为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政府态度：街头摊贩的占道经营活动“未得到政府主管部门认可保护”，属于违法行为，因而受到城市管理部门反复的清理取缔。在政府部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对占道经营取缔过程中，城市管理者与摊贩之间积累了一定的矛盾。

从“街头摊贩占道经营”定义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摊贩实施占道经营是在自身生存能力和就业条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为维持生计而进行的一种“自我救济”方式，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违法的行为，但本身并不存在“违法”的故意。而政府部门为了维护市容环境

等公共利益，对其反复加以取缔，致使以弱势群体为主的摊贩群体在难以找到其他生活出路的情况下，与政府部门维护市容环境的执法权之间产生了矛盾，并且发生了一些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从而使占道经营治理问题成为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社会问题。

二、运用公共管理理念分析街头摊贩占道经营活动

从城市管理部门的角度出发，维护城市的美好环境应该是符合大多数市民的公共利益的，而市民却对城管执法人员在占道经营治理中的执法行为颇多指责，对被查处的街头摊贩则抱有深切的同情。城市管理部门认为，他们代表的是广大市民的利益，数以百万计的市民与一个城市中存在的数以万计的街头摊贩来比，自然是大多数。也就是说，城市管理部门的“取缔占道经营”行动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为什么依法行事的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执法行为却陷入令“多数人”和“少数人”都不满意的境

地呢？其实，仅仅将占道经营视为一种违法行为还远远不够，该问题的边界已远远超越了违法和执法简单认识，我们还要从这种行为实施者的生存状况，摊贩经济的存在对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作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重新审视占道经营问题。本文将分别运用“需求层次理论”、“帕累托改进原则”和“外部性分析”来论述：维护公共利益不能成为城市驱逐摊贩的理由。

摊贩从事占道经营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都潜藏着从低到高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这五种需要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一般来说，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才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 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那么，街头摊贩处于需求层次理论所给出的哪一个需要层次，他们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对占道经营从业者即街头摊贩的在社会生活中所处阶层和生存状况进行分析。根据中国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的分析，将当前中国社会划分十大阶层，这十大阶层分别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占道经营从业者群体显然属于十大阶层的最底一层，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是城市中最贫困的群体。该群体的普遍特征是“四低”：低学历、低劳动技能、低收入、低社会保障。他们明显处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所描述的最低层，即生理需要层面，他们成为街头摊贩的主要原因和动力，就是因为占道经营几乎无进入门槛和技能要求，成本低、见效快，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满足最低的生存需要。我国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要求商贩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尚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为保证市容市貌来放弃为自己提供生活来源的“霍布森选择”是并不现实的。

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要体现“帕累托改进”原则

城市管理者取缔占道经营并不是为一己之私，他们也是在维护公共利益。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辨析一下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是否可以在以保护多数人利益的名义下变得无足轻重呢？关于什么是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并没有一个被大家普遍认可的概念。但在以下几个方面上是被普遍认同的：一是公共利益并非仅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也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当少数人的利益因所谓的公共利益

而受到损失的时候，需要对受损一方进行必要的补偿，通过这种补偿来实现或者说接近达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目前城市中的摊贩群体主要由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转移劳力构成，他们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受益者。改革是世界和历史潮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要想获得永续发展，只有坚持继续深化改革。改革使国力迅速增强，经济迅猛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得以提升的同时，有些人成为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他们并未在改革中获益，而是加入了无稳定职业群体的行列。根据帕累托改进“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原则，他们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理应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维持正常的生活。但目前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覆盖率低，大部分城市非正规就业者还处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上街头，成为摊贩，以这

种“自我救济”的方式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从城市管理部门的角度出发，维护城市的美好环境应该是符合大多数市民的公共利益的，而市民却对城管执法人员在占道经营治理中的执法行为颇多指责，对被查处的街头摊贩则抱有深切的同情。城市管理部门认为，他们代表的是广大市民的利益，数以百万计的市民与一个城市中存在的数以万计的街头摊贩来比，自然是大多数。也就是说，城市管理部门的“取缔占道经营”行动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为什么依法行事的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执法行为却陷入令“多数人”和“少数人”都不满意的境地呢？其实，仅仅将占道经营视为一种违法行为还远远不够，该问题的边界已远远超越了违法和执法简单认识，我们还要从这种行为实施者的生存状况，摊贩经济的存在对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作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重新审视占道经营问题。本

文将分别运用“需求层次理论”、“帕累托改进原则”和“外部性分析”来论述：维护公共利益不能成为城市驱逐摊贩的理由。

摊贩从事占道经营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都潜藏着从低到高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这五种需要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一般来说，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才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那么，街头摊贩处于需求层次理论所给出的哪一个需要层次，他们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对占道经营从业者即街头摊贩的在社会生活中所处阶层和生存状况进行分析。根据中国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的分

城管工作情况调查 篇2

对此, 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主要负责人透露, 局方确实有收到下属请辞要求, 但并没有“10名街道城管中队长近期陆续请辞”那么夸张:且出现街道执法队队长辞职潮, 主要与工作压力大、收入少、个人前途选择有关。另外, 近期发生的多宗暴力报复袭击也对城管队员造成沉重心理压力。

而这些又是由什么造成的?据了解, 城市管理问题,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缺乏法律依据, 使得其执法存在较大随意性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千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明确提出“理顺城管执法体制, 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城管执法体制存在哪些问题?又将怎样完善?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压力山大”

对于去年十月的辞职潮, 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表示, 接到执法队员辞职和提前退休的书面申请共6人, 并非此前外界流传的十人, 其中2名队员申请辞去公职, 2名执法队长申请辞去队长职务改任非职, 另有2名执法队教导员申请提前退休。

据悉, 刚开始是只有两条街道执法队队长提出了辞呈, 之后开始陆续再有执法队队长提交了辞职申请, 逐渐地辞职潮蔓延至十几个片区、10条街道。这些街道主要分布于荔湾区中心老城区, 其中包括了多条位于批发市场、商业旺街和政府部门所在地等被视为重点区域的街道。当中部分人未递交辞职申请, 已经·头向上级表达了辞职意向。

出现执法队队长集体辞职潮后, 让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一时措手不及, 但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这均为正常人员流动,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有300多个编制, 6个人员流动并没有异常。“

然而此事还是引发了外界的极大关注。有城管队员称:城管队长集体请辞的背后, 是基层城管队员工作和生活的辛酸。城管工作时间长、任务重, 加上对于城管队长的考核要求高, 所以部分队长在长期重压中一干就是十几年, 他们辞职也是希望得到解脱。”

人手少、工作多, 城管队长和队员起早摸黑已经是家常便饭。“我们队长早上7时就要到岗, 晚上经常加班至深夜, 遇上检查时, 有的队长甚至几天不回家。“城管队员说, 在执法过程中遭遇暴力抗法增多, 也让城管队员身心受到伤害, 面对家属, 他们也很不好受。

据了解, 荔湾区目前正进行"大城管"改革试点, 将区内12个执法机构的行政执法职能综合合并至城管执法部门, 更名"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对于广州其他行政区城管执法部门需要承担400多项执法权, 荔湾区"大城管", 这意味着300多人的编制要应付2000多项执法权, 涵盖卫生、环保、文化、交通、食药、安监等职能, 任务可能是全广州最重的城管执法部门。

但面对这样的重任, 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何人生坦言, 综合行政改革后, 在岗人员仅增加了90人, 但没有全部直接分配到街道执法队, 最基层的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人员并没有实质的提高。

"每个城管都有一个英文名, 亚历山大——压力山大。“一位基层城管队员笑称。

“临时工”众多

据某市资料显示, 在某市市级层面, 2001年城管部门定编人数是1685人, 某区当年定编人数是252人, 下属某街道定编是17人。三级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个编制10多年来没有变过, 下一步可能还要减少"10%的编制。

工作任务逐步增多, 人员编制却在减少, 事情又交由谁来做?为了缓解人员配备不足的问题, 大量旳协管员被招进了城管队伍。在对市、区、街道三级城管部门的采访中, 记者发现, 各级机构毫不讳言当前执法力量的薄弱和缺失。

"·项来自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的专项调研显示, 北京的各类临时执法人员高达20万以上, 是正式工的3倍, 而缺乏执法权限的临时工参与一线执法的比例也远高出正式工, 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均十分普遍。

目前, 北京城管执法按照市城管执法局、区县城管执法监察局、街道和乡镇城管执法队三级设置, 正式执法人员按照常住人口万分之三点五配备, 总数6594人, 而他们需承担起2114.8万人·的管辖任务, 平均一名城管要管3000多人。管不了, 只能聘用辅助执法人员。

据了解, 协管人员来源成分比较复杂, 准入门槛也相对较低, 主要是从人才市场招聘或者亲戚朋友介绍进来的, 包括下岗工人、农民、暂找不到工作的人等, 文化程度多为高中学历, 即便是城管正式编制招来的法律专业人才也寥寥无几。

也正因如此, 协管在工作中也面临着不公平待遇。一位协警告诉记者, 在具体工作中, 他们这些“临时工”面临"三不公’’:一是苦活、脏活、累活基本是他们"承包"了, 正式工都是"领导”, 只负责"宏观指导”, "具体落实’’则要靠临时工;二是同工不同酬, 临时工不仅在钱、物等方面的待遇比较低, 而且没有丝毫"上升空间”, 哪怕干得再好也是升迁无望;三是一旦出问题容易被当“替罪羊”。

"我们是一个被极度忽视的群体, 社会角色尴尬, 没有未来。”很多人并不知道, 这个"临时工"群体的生存现状堪比"弱势群体”。有街道办的协管员称, 扣除自己全额购买的社保之后, 每月到手的收入是1900元左右, 没有双休, 加班是家常便饭。由于工作压力大, 收入低, 又缺乏上升渠道, 有很多协管员甚至不敢回老家过年。不少老协管员想离开却又不甘心, 想改行又年龄太大。"我们现在成了政府的负担。“有协管员直言。

“最具争议的部门”

如果说, 工作的压力可以通过努力勤奋来克服, 那么, 最让城管队员难以承受的, 就是城管这份职业在社会认同感中一直处于较低位置。

有专家称, 各地"城管"从诞生之日起, 就一直成为最具争议的执法部门。它首先遭遇的是以沿街摆卖为特征的草根抵制。这个群体规模之大, 连同对其报以同情的老百姓, 形成了和城管直接对立的阶层。而城管在维护秩序的同时, 也被理解为低收入人群的管理者和执法者。

在人们的心目中, 城管的行为可以用六个动词高度概括:踢 (担子) 、翻 (摊位) 、踩 (菜篮) 、拗 (杆秤) 、抢 (物品) 、打 (小贩) 。“江西省广丰县城管局局长、广丰县作家协会主席周亚鹰在其著作《我是城管>中这样写道。

周亚鹰把人们对城管的刻板印象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做事琐碎、行为粗鲁, 甚至与民相争。但城管真的都是这样吗?"群众对城管一直有很多误会, 其实, 加强城市管理主要是为了改善城市市容市貌和居住生活环境, 但部分小贩不配合执法还会博得同情。这是城管不知往哪诉苦的心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交通城管局相关负责人感慨道。

据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 执法队员遭遇暴力抗法和报复袭击的案件越来越多。今年以来, 该局队员在执勤过程中共遭到较大的暴力抗法事件41起, 受伤通过门诊或住院医治33人, 报警处理28宗。

而由于城管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执法措施较为局限, 既有群众被暴力执法伤害, 也有城管队员因暴力抗法受伤。各地层出不穷的城管与民众冲突事件, 更令城管形象受到影响。

"我们需要来自多方部门的支持, 而不是孤立行事。“一位城管人士表示, 缺少良好的行政执法体系, 却经常参与复杂的各类执法, 成为社会矛盾引爆点。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2012年10月, 广州市荔湾进行了首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该区整合城管、卫生、环保、文化、交通、食药、安监等12个部门的执法职责, 成立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探索行政管理决策、执法、监督"三权制衡“。

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改革试点解决了执法队伍膨胀、多头执法的问题, 也解决了部分执法项目力量单薄的问题。例如, 原国土、水务执法队均不到10人, 在荔湾区60平方公里辖区要深入开展执法工作显然力不从心, 改革后执法力量明显得到加强。同时, 在执法效率和预防权力滥用和暗箱操作方面也有成效。

但有专家认为, 还是有新的问题亟待解决, 如:行政监管与行政处罚的边界难于界定, 行政监管职能存在弱化现象等等, 归根结底, 城管执法体制不完善, 缺乏法律依据。

上无“爹娘”, “亲戚”一大帮

"环保局的人员执法可以依据《环境保护法》, 公安部门执法就有更多依据的法律了, 但至今为止我国仍没有一部城市管理的国家法律。城管在政府职能部门中处于什么位置, 享有哪些权利, 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 都需要一部法律明确。“广东佛山市高明区交通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 当前我国一些地方的城管体制面临"上无顶层设计、中无执法边界、下无有效执法力量"的"三无"困局。除了《行政处罚法》这部各部门都要遵循的"公共法"之外, 城管执法依据多是一些地方性法规、规章, 大多数地方的城管执法都处在法律的模糊地带, 导致了执法存在很大的随意性。

而且, 虽然城管"上无亲爹娘”, 却有七大姑八大姨等一大帮"亲戚"。某市一个城管局副局长告诉记者, 城管部门日常执法内容涉及公安、消防、环保、工商、综治等七大部门390多项法规, 有1282项具体违法行为。

北京市人大的调研发现, 一名城管队员执行各类执法任务, 总计需要42个部门配合, 13项权力确认, 部门职责交叉十分严重。

而没有专门立法是困扰城管执法的最大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马怀德说, “在城管实际执法过程中, 更多是依靠环卫、规划、土地、建设等部门规章去执法。而这些部门规章对于城管的身份定位、权力界限、责任义务等都没有明确规定。

“中央提出综合执法的方向是对的, 但怎么个1综’法, 需要进一步通过法律进行细化, 减少分工时的随意性。“一位城管委副主任讲道, "应进一步厘清‘合执法’边界, 为城管下一步依法行政、依法执法打下坚实基础。”

据记者调查, 早在2001年前后, 当时中编办、法制办分别就综合执法和集中行政处罚权进行了试点, 此后在全国几百个地级以上城市中, 大部分以市容环卫部门为班底组建了城管执法局。"因为是试点, 全国至今没有出台相关法律认可这个机构, 通常是每个省各自制订一部条例来赋予城管法律地位, 而且既然是城市综合执法, 省罜也就没有专门机构统一抓。“某市城管委法规处处长介绍说。

"这就直接使得各地的城管工作各自为政, 甚至在两个邻近的城市里, 城管执法的范围、方式也不尽相同。职能分散在好几个部门里, 没有统一管理, 有的地方将城管归城乡建设委员会管理, 有的地方归城市管理委员会管理’均不尽相同。“有专家分析称, 除了国家层面上的《城市管理法》要制定外, 还建议设置专门旳城市管理部门。

管好城管权利

由于法律缺失, 而城管涉猎的管理范围又非常大, 引发了人们对于城管扩充到2000多项执法权会不会不胜负荷, 又是否能用好手中权力的质疑。

有专家就?尔, 如果这次"大城管"改革试点并没有涉及解决城管体制的根本弊端, 没有从法理上清理积累多年的难题, 那么改革可能会陷入持续增加人力、财力和权力的滚雪球过程。

为了解决执法难题, 2014年11月17日, 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街在全省首创"公安+城管”为主的“天河车陂综合执法模式", 形成合力, 短短一个月, 执法效果立竿见影。

"车陂是一个复杂的城市管理‘综合体’, 有天河最大、最拥挤的城中村车陂村, 有原东圃镇老旧城区, 有新建的现代小区, 还有上百年历史的东圃商圈。“车陂街党工委书记王亚平介绍说, 随着广州城市中心东移, 加之BRT�地铁站陆续建成开通, 各类流动商贩大量出现, 仅东圃大马路就有2000多个走鬼档, 给城市管理带来极大的困难。

试点“公安+城管”为主的多部门联合执法后, 从早上7时到晚上12时, 每个小分队有两名城管队员、1名警察、1名辅警、两名治保队员、两名交通协管员, —共8人, 分成多班负责到路面进行巡逻执法和守点。

"以前走鬼和五类车赶不走, 现在一看到执法车, 就立马走掉了, 这就是一个好的转变。以前在东圃大马路走路都困难, 社会治安较差。如今城管、公安一起强制执法, 现在整条街都干净了, 街头上引发的纠纷, 包括打架斗殴等大大减少, 也降低了整个车陂派出所的警情。相关负责人称。

延安城管“临时工”调查 篇3

这里是延安市的主城区圣地路附近。她的7名同事，打算查扣此地美利达自行车车行门前停放的几辆山地车，遭到车行老板刘国峰和几位车友的阻拦，双方的争执很快变成撕打，引来路人驻足围观。

有人用手机拍了现场视频。视频中，郑媛媛走进人群，与迎面过来的车友争吵，继而发生撕打。当她再次出现在画面中时，已经仰面倒地，事后医生诊断，她被人打断鼻梁骨，额骨和眼角也有几处骨折，需要手术。

视频很快通过网络广泛传播。人们惊讶和愤怒的细节，倒不是郑媛媛受伤倒地，而是她的同事、21岁的穿着城管制服的青年景鼎文。在与店家的撕打中，他双脚跳起，重重踩在早已倒地、侧卧、并双手掩面的车行老板刘国峰头上。

事后验伤证实，刘国峰的头骨多处骨折，缝了7针。

随后，延安市发布官方公告，宣布：此次事件中的城管，有2人为正式工，其余包括景鼎文在内的6人，都是“临时聘用人员”。事发后，涉事的6名临时协管员均被解聘，其中跳踩伤人的景鼎文被刑拘，刘兆瑞被行政拘留。

招聘

6月8日，郑媛媛还躺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急症病区耳鼻喉科。这个23岁的农村姑娘，说话句子短促，不加修饰，听起来让人觉得有些“冲”。

她说自己还没有结婚，是个农村人，2009年延安市公益性岗位招聘时，她应聘上了这份工作。

“这几年因为工作也受了不少委屈，也挨过商户的推搡和殴打；这一次，没想到这么严重。”严重的后果之一，便是她被解聘了。

延安市城管局稽查支队副支队长段玉亭证实了郑媛媛的话。延安市城管监察支队（以下简称监察支队），属于延安市城管局的下属单位，聘用临时协管人员均为延安市政府人社局提供的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协管员的工资由政府发放。

2008年调入延安市城管局任党委书记的侯世怀，在30层城管大厦7楼一间近百平米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独家采访。

他说，在延安市城管局的工作中，城市监察执法占五分之一，监察支队是副县级建制，下辖凤凰、南市、宝塔三个大队，主要负责宝塔区的城市管理，共有编制139人，“包括大队和支队机关工作人员，也包括已经进入伤残病退的人员，也包括了向外抽调的人员，上级抽调或者外派办事处抽调。”

而据《延安日报》，从2006年起，延安市开始打造一个两倍于目前城区的新城，计划将中心城区面积由2005年的25平方公里增加到36平方公里，中心城区人口将由原来的47万人达到60万人。

这些变化，给编制有限的延安市城管监察支队带来更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临时协管员应运而生。不过，侯世怀承认，“临时协管员素质低，容易出问题。”

段玉亭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一份此次涉事城管临时聘用人员的内部资料：景鼎文，21岁，初中学历；马瑞，30岁，初中学历；刘兆瑞，21岁，初中学历；康文宝，27岁，高中学历；马明，35岁，中专学历；郑媛媛，23岁，大专学历。其中，马瑞的分工是司机，康文宝则负责摄像。

侯世怀解释临时协管员的招聘标准，“是政府站在解决就业的角度设置的公益性岗位，我们局自己没有权力独自招聘，支队经费也紧张，自己找人的话，薪水发不上，所以只能依赖有政府财政支持的公益性岗位。”

在劳动保障部《关于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统计的通知》（劳社厅发[2003]4号）中，对公益性岗位的解释是：“主要由政府出资扶持或社会筹集资金开发的，符合公共利益的管理和服务类岗位。”

一份延政发[2006]64号文件也证实了侯世怀的说法：从2006年起，全市每年开发公益性岗位1000个。该文件同时说明，这些公益性岗位按照“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统筹开发、促进就业”的原则，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目前，延安市城管监察支队共有此类公益性协管员55名。

段玉亭说，政府对公益性岗位的要求是学历一般在大专以上的毕业生，而具体到稽查支队聘用执法人员、协管人员，倾向于两种应聘者，一是应届毕业学生，文化程度高，素质也相对高些；二是部队复转军人，曾在部队接受训练，组织纪律性较强。

郑媛媛便符合第一种倾向的应聘者。她曾在接受采访中解释她应聘到城管监察大队的原因：“我中学毕业后考入大专，因为从小就不爱学习，根本就没心思读书，所以退学应聘到这里工作。”

而此次视频中跳踩车店老板的景鼎文，则符合段玉亭所说的第二种倾向的聘用者。

凤凰大队稽查中队原中队长张奇（此次事件中在场的两名正式工作人员之一，事后被撤销职务，行政记大过一次）在电话中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景鼎文是今年3月20日入职，当初一见面，觉得这个刚刚退伍的小伙子长得很精神，看起来满脸清爽，“没有太多社会气”，因此印象还不错。

段玉亭说，按政府规定，公益性岗位的招聘人员需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用工协议，确保招聘人员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不过，签合同的年限不一“有一年一签，也有两年一签或三年一签的”。

薪水、培训和档案

凤凰大队稽查中队中队长张奇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景鼎文在参加了三天培训后，就上岗了。张奇对景鼎文也很满意，从部队出来，纪律性高。他说景鼎文性格开朗，但又不爱多说话，不过他说，“这都是正常的，这代人都是从小惯大的。”

段玉亭介绍说，在中队的培训已经是第三轮培训，第一轮是人社局确定聘用人选后便会进行职业培训，之后，在支队进行第二轮培训，到了大队，再结合具体工作经验进行培训。不过，他也承认，“长时间培训不太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执法力量十分短缺，才会向社会招聘，因此到岗后需要尽快开展一线工作。”

短期培训半个月或一个星期，包括执法所依据的法律，单位内部的规章制度，以及“哪些是允许你干的，哪些则是不允许的”。“这样的培训，也不是十分系统的。任务急，来不及太多时间培训。”

不过，他说中队每周二还会有集体学习，包括法律和内部条例，市容市貌的管理方式方法等等。

55名临时聘用人员，不只在招聘时是临时性的，甚至组织关系也没有进入正规系统。已作了四年临时工的郑媛媛，档案等还在学校。而景鼎文的档案，“可能还在部队，等他将来有了正式工作后，才会转走”。

因此，城管局内部对于他们的具体个人情况，如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和个人过往经历，也并不了解，“只是简单查看他们的户籍证明和公安身份证明等”。

但在“临时工”们看来，临时工与正式工的最大区别，在工资。

“4年前是每月600多元工资，现在涨到1000元，这样的工资谁来呢？有关系的谁会让孩子来当协管？”郑媛媛说。

面对这个问题，侯世怀沉默了几秒钟后说，2006年时，延安市的公益性岗位共需资金744万元，由市财政统一负责安排和解决，以后年度则按照“谁购买、谁出资”的原则，由同级财政和用人单位负责筹集。按照国家的公开标准，用人单位需每月向各类公益性岗位的就业人员支付工资620元。

这几年的劳务酬劳标准有所提高，财政统筹部分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780元，“凤凰大队用人，再每人每月补贴130元。所以总薪水不超过1000元。”除此之外，这些“临时工”没有其余的收入，甚至也没有社保，仅有每月几块钱的工伤保险。

这样的收入，即便在延安这个三线城市，也算不上高，这里以石油和煤炭经济为主，消费水平并不低，宾馆酒店，如带网络，至少是每间每天220元，没有网络的也要180元，街头很普通的小饭馆，一个炒菜便至少要20元钱。

不过郑媛媛说，穿衣服有制服，化妆品基本不用，“工资基本够吃了”。

与郑媛媛不同，另一位涉事临时工刘兆瑞，到这里应聘看重的不是微薄的薪水，“因为暂时没个好的职业，想混点社会经验，没准碰运气还能转正。”他于4月26日应聘进入城管局监察大队，从入职到此次事发，刚满一个月。

在侯世怀看来，即便如此，临时工也不好找，“（社保局）打发来了，培训三五天就上岗，也没什么太多选择空间”。

事件发生后，另一名名叫史锐的年轻人遭到牵连，被误认为打人者，继而遭到人肉搜索，史锐承认自己确实曾经是一名临时协管员，但早已辞职了。

“两年前工资是600元，正式工作人员工资是3000元……临时工和正式员工的工作几乎没有差别，但有工作比在家呆着强吧。”他说。

差异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制服。

5月31日事发当天，出现在视频中的郑媛媛穿的是便服，段玉亭解释说，由于政府财政原因，协管员只发一套制服，不巧那天郑媛媛的制服洗了，只能穿便服。“另外，她负责现场侦察工作，前期了解情况和解释工作，类似公安便衣，穿便衣也没什么不妥。”段玉亭解释说。但他也承认，未穿制服参与到具体执行冲突，确实不太好，“可以做现场解释工作”。

这些以临时性过渡为目的上岗的城管队员，往往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就找到新的工作，随即辞职离开。

他们将临时协管员这个岗位视为自己踏入社会的临时过渡。”他说。

任务

郑媛媛躺在病床上回忆自己的故事：上班是两班倒，早7点到下午3点是一班，下午3点到晚上11点是另一班。迟到早退会扣钱，被投诉会扣钱。她说，每天巡逻，“和门市商户争吵很少，多半是小摊小贩。有时吵一吵也没什么，完了见面还会打招呼”。

正式执行任务时，临时聘用人员几乎是主力。以此次事件为例，涉事共有7名城管部门工作人员，只有两人有正式身份。

接触得多，冲突也就更容易发生。

“我平时也常跟景鼎文他们说，在街头执法时，发生纠纷，一般不要随便出手，因为就算现场让对方吃亏，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张奇说。在此次事件中，张奇没有出手打人，但在抬车过程中，有推搡的举动，并且作为中队长，对现场情况负有主要责任。

不过他说，实际在街头冲突发生时，这些血气方刚、刚穿上制服的青年常会失控。他们就像大多数被激怒的年轻人一样，选择最简单原始的应对方式：大声叫骂，或者动手。

郑媛媛承认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只要听到对方骂自己，便会冲动地回骂。“我脾气一直不好，但我也会觉得，我做这些工作不是为自己，你为什么要骂我？”

三年前，她曾与一个卖布娃娃的地摊女贩争吵，对方说：“要不是卖东西，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抹锊（方言，指收拾、撂翻之意）了”。她气不过，便争吵起来。郑媛媛身形瘦小，争执起来并不占优势，她的左脸被对方挖出三条“血道子”，至今尚有印记。

不过，也有网友曝出另一段视频，身穿制服的郑媛媛，和一位摆摊子的老妇人争吵，郑媛媛一边看手机，一边不时抬头对骂，一些押韵的对骂，甚至引起了围观者的哄笑。

重提这段往事，郑媛媛有些狼狈，她说，“骂人不对，打人不对，”但她总是会加个“但是”，“但是别人骂我，我就会忍不住”。

5月31日下午5时许，郑媛媛、景鼎文、刘兆瑞以及另外几名城管队员来到自行车主刘国峰的店面外，开始对停在人行道上的几辆自行车予以执法：查扣。

张奇介绍，城管监察大队不是第一次就对自行车店外摆放的车辆执法，此前，他们曾在巡逻中告知过，也曾发过两次通知。

刘国峰承认确实收到过通知书，城管态度也并无太大不妥。不过，那天摆放在人行道的自行车是俱乐部车友的自行车，城管不问青红皂白便要查扣，加上人员众多，声势浩大，于是引发了冲突。

张奇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此次事件的成因时说，后来得知，意欲查扣的车辆的确不是店家摆放销售的商品，但因为店家之前确实摆放过招牌等经营性用品，加上城管之前已有过警告，城管工作人员因此看作店家的一种挑衅，冲突随之发生。

至于冲突后来升级到如此极端的情况，他也没有想到。

此次事件给延安城管大队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除了涉事6名临时聘用人员予以解聘外，其他一些临时工也纷纷提出“不干了”。

“延安的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一直在增加，但我们的编制又有多少变动呢？”段玉亭反问。

不过，段玉亭说，从入职起算，这些临时工随时都在打算离开。“恐怕这也会导致他们对这份执法工作没有太多忠诚度。干不好大不了走人，没什么好顾忌了。”段玉亭说，恐怕这也是他们和有编制的工作人员最大的不同。

被无端人肉搜索的史锐也对记者说，他做了一年协管员就辞职不干了，“那份工作待遇低，辛苦，还被人看不起，很难长久做。”

6月10日，延安阳光明媚，原本是延安市标志性建筑的30层高的城管大厦，在事发后在网上被广为传播，随后，楼顶那4个硕大的“城管大厦”招牌被拆掉。曾经的城管临时工郑媛媛听说后感慨：“说没了，就没了。”

关于中国城管执法的调查报告 篇4

调查人： 指导教师： 时间：2013年 7月12日、28 日 地点：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新疆省库尔勒市 正文：

一、调查目的和意义

在中国有这样一群人，被很多群众深恶痛绝，甚至达到闻风丧胆的程度，他们是执法者，却给群众留下了地痞流氓的印象，很多城市出现了暴力抗法的事件，城管无疑成为了政府执法的一块大大的黑斑。百度百科中关于城管的解释如下：

1.中国地方执法者，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常常会卷入一些公众冲突事件。--《泰晤士报》 2.主要的任务就是驱赶街头无照商贩，以及检查各类许可证。--《印度媒体》 3.一些处理轻微犯罪和无序状态的雇员。--《卫报》 4.一种警察力量。--《每日电讯报》

城管对城市市容市貌、占道摆摊、乱搭乱建等影响市容的现象整顿治理由于经常引发社会矛盾而引起媒体关注和热点报道。因而在实际“执法”过程中，由于面对下岗工人、无业游民等弱势群体，城管往往处在矛盾的聚焦点而被敌视，遭受严重的暴力抗法甚至遭受人身威胁。

另一方面，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城管普遍存在执法违规现象，如收费、罚款不合理，没收物品，处分被没收物品，暴力执法，便衣执法，打砸抢等现象，引起民众普遍反感以及对流动商贩的普遍同情。城管与流动商贩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常有城管在“执法”过程中伤害流动商贩及路人或者被流动商贩伤害或双方互殴的暴力事件见诸报端。有时甚至出现殴打警察的事件。

除了针对流动小贩的暴力执法外，还出现多起城管暴力殴打围观群众致伤致残致死的恶性事件。在一些地方，城管成为暴力拆迁的先锋队，即使逼死人命也无动于衷。城管的 “chengguan”甚至由于城管因暴力执法等而提升的“知名度”成了英语单词的新外来语，也成了“暴力”的同义词。

有人说国家合法的强制执法权，只有警察才被合法授权，所谓的城管执法，就是非法机构的非法行为。鉴于此，本调查意在通过对高校大学生、普通群众以及城管执法者的走访、调查问卷，通过网络资料搜集、贴吧讨论等方式了解大众对城管执法的解读、城管执法存在的问题，寻求城市管理和城市执法的更有效方式，为社会和谐做出贡献。

二、调查对象与方法

1.对象：笔者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环学院、经管分院、人文分院、外语系等不同专业的的大学生、社会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以及城管执法人员进行随机性匿名问卷调查和访谈。接受调查共260人，平均年龄28岁。

2.方法:一是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内容包括对城管概念的认识，熟知的城管执法事件，城管执法有无必要以及如何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等，问卷题型主要采用选择题和简答题的形式。本次调查共收回问卷发145份，有效问卷135份;二是网络问卷调查，通过QQ、EMAIL、留言板等方式让各大高校的部分学生网上答卷。填写网上调查问卷的人数85人，问卷做到了随机发放;三是一对一谈话获取信息，对社会不同岗位工作人员及城管执法人员进行走访，谈话，进一步了解群众和执法者本身对城管的认识。访谈的方式随机选择了愿意接受访问的40人.三种形式形成互补，相互促进，使我们的研究更具客观性。3.资料处理：全部原始数据采用EXEL2003进行分析和统计。

二、调查内容

1、调查过程：调查试卷的内容经过反复测试、修改最终确定，在调查过程中群众听到“城管”都有很多话说，但当被问到城管执法过程中特别感动群众的地方以及如何提升城市管理质量时，很多人都陷入沉思。

2、调查结果：

① 城管执法暴力。在除12名城管外其它的248名受调查人员中，212人认为城管执法过程中缺少人性化处理，方式暴力；23人声称没有亲眼目睹过城管执法，只是在网络上关注过暴力执法事件；其余13人称亲友或身边朋友有从事城管工作的，他们暴力执法实属无奈之举，也是被逼的，没有强制就约束不了违法人员。

② 对城管的认识多数是通过网络。在受调查人员中，80%人员称未亲眼目睹过城管暴力执法事件，只是通过网络了解。

③ 城管和群众均缺乏法律素养。受调查人员称城管本应是执法人员，最终却演变成违法人员；群众不能采取有效方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暴力对抗执法也属缺乏法律素养表现。④ 城管也有值得称颂的地方。通过对网络资料的搜集以及贴吧讨论了解到，部分地区城管能够高效管理，创新执法，受到好评。如山阳县的城管曾集中清理了路边的夜市摊位，使原来一到晚上就把一些路口堵的是水泄不通且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成百的夜市摊点，用了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就，通过集中规划一个夜市区进行了整改，在山阳的主要街道和路口再也看不见一个夜市摊点了。

⑤ 需要制定更多法律。要提升城市管理质量，就要制定更多专门法律来规范群众及城管人员的行为，要法治不要盲治。

三、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城管取缔无照商贩却遭部分群众指责的现象，我认为群众指责的不是城管执法原则的正确性，而是认为城管在执法方式上过于生硬，缺乏人性化的措施。

在我国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小商贩的管理是城市管理中的重要课题，是建设整洁的市容市貌的必要措施，但是，在管理的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小商贩的生存与群众生活方便的问题，也就是要做到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的结合。

第一，要坚持疏堵结合，以疏为主，顺应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摒弃“一刀切”、“简单化”的管理观念。在周边集贸市场少、沿街摊贩聚集的地段，本着“不影响交通、不影响市容、方便群众生活”的原则。结合居民小区的分布情况，就近引导零散、无序的流动摊点合法合理经营。

第二，完善城市管理的执法方式。城管执法不能没有强制手段，但也不能只靠强制手段。而应该综合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运用说服教育、指导、奖励等方式，依靠社区、街道组织及居民志愿者的支持，通过社会的广泛参与更好地建设城市环境。

第三，最根本的还是要完善和落实城市管理机制，从加强队伍建设，建立完备的管理权责体系，加强部门间的协调，完善保障措施，加强监管，创新执法方式等方面入手，不断提高为民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说到底，城市大部分小摊贩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反映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推进我国城市化必须遵循效率原则、经济发展原则、布局合理原则，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要明确，解决好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的相关问题。城镇化建设需要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推进城镇化，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机会；城市要创造农民工可能成为市民的制度环境；城市作为经济的发展极和增长点要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城市的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传播；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

对于群众，要增强法治观念，在经营时不要影响到周围群众的正常生活，接受城市管理者更为合理的经营方式；媒体要发挥价值观引导的作用，带给社会更多正能量，不应只抓住社会的黑暗面进行渲染以吸引人眼球，更应让城管有效执法，感动群众的事件见诸报端，让社会的和谐因子传进更多人的心中，让集体观念和法制观念深入人心。不论是执法者还是被执法者，都应明白事件的真正矛盾应该是群众的经济诉求和执法者的有效执法之间的矛盾，是方式的矛盾而不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并且，出现矛盾就要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而不是加剧矛盾，在实践中慢慢摸索更合理的方式。

四、调查总结

通过调查我认识到，要对一个社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才能找到真正的原因，才能更接近事实真相；要有吃苦精神，实事求是，对社会热点多加关注。社会问题的突出暴露显示出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还有待加强，应加强教育，提高全民素质，作为个人不应人云亦云，要对问题进行调查，实践出真知，个人也应做到传递社会正能量，促进社会和谐。参考文献：

1.佛山城管当街殴打白发老太被拍下(视频)，新浪新闻，2009年2月23日

城管工作情况调查 篇5

本刊见习记者 袁业飞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当下中国，城管系统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公众和媒体的极大关注而成为社会热点。近年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倡，许多地方政府积极推行的“大城管”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大城管”来了，它是在什么背景下被设计出来的？实行“大城管”模式以后，以往城管工作所出现的问题能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改善？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深入到各地采访，寻找答案。

“大城管”理念的提出及背景

“大城管”理念是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立项的《中国城市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在去年八月提出的：成立城市管理委员会，由市长任“一把手”，统筹各职能部门，实现城管的管理权和执行权统一。课题组希望以正在开展的全国市、县政府机构改革为契机，整合城市管理系统各职能部门，推行“大城管”模式。课题组还提出，“城管应该管也只能管城市基础功能和城市公共空间，而衍生功能即人类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则不应当由城管去管理”、1

“化解城市公共空间管理矛盾的关键点，在于给予弱势群体尽可能多的实际可分享空间”。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管理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因小摊小贩太多且无证经营，给城市卫生、交通、治安带来了大麻烦，损害了城市形象，于是各地方政府纷纷组建起了城管执法队伍。

城管部门没有统一的名称，在广州叫做“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在北京叫做“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在武汉则叫做“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执法局”；并且各有各的挂靠部门。各地城管体制模式也五花八门：有的城市没有成立城管执法局，城管部门或挂靠在建设局（如河南省济源市），或挂靠在规划局（如广东省清远市）；有的城市成立了城管执法局，但挂靠在建设局（如山东省青岛市）……

区别于其他执法机构，城管执法机构的特色在于，在国务院它找不到对口的领导机构，地方政府的城管执法机构一直缺乏全国性的立法管理。这就产生了悖论：一个被地方政府寄予厚望的执法机构，居然没有法定地位和严格的执法规范。对口管理机构的不统一，城市管理法规的缺失，使城管部门“矛盾比较集中、成了烫手山芋”成为必然。

此外，非公务员的外聘来源，导致城管从业者来源混 乱，素质不一。为表现自己的工作业绩，这些非法执法者往 2

往与为了生计奔波的流动人员发生尖锐冲突，由此引发的暴力冲突层出不穷，令城管队伍整体上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

而这些年来，城管形象每况愈下。特别是在２００８年，城管的负面新闻更是贯穿全年始终：年初，湖北天门魏文华因拍摄当地城管粗暴执法，被暴打致死；年中，重庆市渝中区３名城管队员将一名占道经营卖凉粉的摊贩殴打致死；年末，１８岁的唐山男孩曹强因为发小广告被北京城管追赶，最后跳入筒子河中淹死……在这样的背景下，直面城管的合法性和制度性问题，提出“大城管”的改革尝试，有其紧迫性与必要性。

“大城管”模式的推行 ——北京：“崇文模式”

其实，早在２００７年，北京市崇文区城管就开始推行 “大城管”、“综合执法机制”了。全区７个街道办事处，分别成立了综合行政执法组，每个执法组整合了城管、公 安、工商、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２５个执法部门的力量，即该２５个部门均派专人到各个街道办事处上班，“全权、全责、全时”处理辖区内的所有城市管理问题。

崇文区区长牛青山表示，推行“大城管 ”模式，主要 为整合执法力量。“法制健全，但执法薄弱。”他称，各个执法部门分散办公，削弱了执法力量。此外，更深层原因在于为了从源头上化解矛盾，“城市管理的一系列问题，表面上

看是城管执法管理不到位，深层次的原因是城市失业人员、低收入人员和流动人员等困难群体的就业生存问题”，因此，“大城管 ”模式联合城管和劳动保障、民政等各个部门，通过联合救助、就业帮助等救济救助措施，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难题，从而根治城管“痼疾”。

为改善民生，崇文区率先推行信访代理制、领导干部 “三访”和信访风险评估制度，着力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让各级领导干部主动替群众跑腿，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建立了经常性走访机制，变上访为下访。同时，崇文区还大力设立便民服务临时市场，让无照商贩“合法经营”、规范经营，既解决了部分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又维护了正常的市容环境秩序。为帮助百姓就业，崇文区采取岗位支持、适地安臵、联合救助、就业帮助等全面的救济救助措施，在全市率先推出“创业者俱乐部”模式。

“崇文模式”呈现出两个特点：一个是执法方式的改 变：重心下移，属地管理，街道办事处牵头，统辖所有政府部门，这样就把城管从“既替各部门挨骂，又成众矢之的”的尴尬中解脱出来，使城市管理涉及到哪个部门，就有哪个部门的人出来接招。执法力量被整合之后，执法力度就加大了许多。另一个是执法思路的改变：本着“先生计，后漂亮”的思路，先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从源头上化解矛盾。

崇文区的改革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从开始试点到现在，崇文区在北京市容环境卫生、城管行政执法综合考评中，连续三年保持领先，连续三年保持信访量下降和越级群体访、非正常群体访“双零”指标。２００８年获“中国最佳管理城市奖”；２００９年被提名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今年，北京宣布要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崇文模式”。

——南京：转变政府职能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率先启动南京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成立由市长担任主任，市委宣传部、监察局、法制办、公安局、市政公用局、市容局等２３个涉 及城管部门和各区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单位的城市管 理委员会，并在后续几个月内，密集地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２００９年８月，随着“大城管”模式得到住建部的认可与力推，全国４０多个城市先后赴南京学习考察。南京城管一跃走到了全国前列。

南京“大城管”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在推进依法行政的同时，积极理顺各部门的职责关系，并着眼于稳妥推进未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南京“大城管”体制之大，更多的不是它的权力之“大”，而是它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化基础上的服务之“大”。

南京“大城管”这一体制创新，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以创新驱动为导向，以凝聚力量为手段，以提升城市管理效

能为目的，着力在运作模式、管理方式、管理手段、管理考核等４个方面寻求突破。

在运作模式上，按照“大城管”的格局要求，市本级城管办负总责，各区成立相应管理机构，建立起市、区、街（办事处）、居（社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工作体系，实现了重心下移、以区为主和上级监督。在管理方式上，既有市区联合，又有部门联手；既能垂直到底，又能横向到边。在管理手段上，积极探索了公安、司法对城市管理工作的依法保障机制，提升了城市管理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在管理考核上，做到了任务目标明确，工作责任落实，考核评比严格，整改措施到位；强化激励措施，推行了城市长效综合管理保证金制度。

——广州：大城管，细服务

去年１１月，广州市大部制改革正式揭幕，而其中的重 点内容就是在城市管理方面，建立“大城管”体制。广州为此新组建了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将市市容环境卫生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市政园林局有关市政管理的职责，以及市建设委员会有关城市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的职责整合在一起。

改制以后，一位长期在城管执法一线工作的城管负责 人说，城管委实现了“管理＋执法”的合二为一：“由于部 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很多时候执法都需要跨部门协商和行

动，降低了执法效率。城管委成立后，将城市管理多个职能收编在一个部门里，省却了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提高了执法效率。”

整合后的广州城管委提出了“大城管，细服务”的理念，建立起“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管理模式，以区域式城市管理为抓手，整合市政、环卫、综合执法等管理资源，强化城市管理基层和基础工作，努力做到城市管理全覆盖，每个街镇有专门的城市管理指挥协调机构，每个社区有专门的城管工作站，全市８０％的城市管理问题解决在基层。

同时，清理全市城市管理维护项目，因地制宜推进管养维护社会化，路面保洁、立面清洁、人行道绿化带卫生、城市景观、牌杆摊亭的保养，能够合并的项目尽量合并，能够一家公司负责的一家负责。加强市政、环卫维护资质管理，逐步提高市政和环境卫生维护管养社会化程度，培育健康的城市维护市场，并努力争取用３—５年将城市维护成本降低２０％。

——武汉：市长当“大管家”整治八大顽疾

作为华中地区最大都会的武汉，城市形象一直不够理 想，外地来汉者往往以“脏乱差”三字来概括对武汉的观感。武汉市市长阮成发在暗访三镇后，总结出城市管理存在的八大顽症：暴露垃圾随处可见；渣土抛洒污染严重；违法占道

遍地开花；窨井盖子破损缺失；湖泊水域频被吞噬；窗口地段秩序混乱；违法建筑屡禁不止；拆迁工地管理无序。

“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城市管理没能相应跟上”，“多头管理太乱，到了不得不治理的地步。”武汉市政府人士称。于是，在考察、借鉴了国内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武汉市于今年四月组建了城市管理委员会，启动了“大城管”模式。“大城管”模式由市长任“大管家”，各委、区政府、各职能部门一把手任成员，有利于统筹、整合各部门职权，保证城管委的执行力和管理权。这样，就破解了旧有管理体制中相关职能部门权责不清的问题，杜绝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扯皮不办事，管理缺位。城管委组成了专职综合巡查督办队伍，及时巡查发现全市存在的城市综合管理问题，并予以处臵，同时对相关的１１０联动接警、市长专线接听、媒体曝光、群众信访等城市管理事项，每天收集汇总后分类进行办理。

以往，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重叠的部门较多，市民遇到问题常常弄不清该向哪个部门投诉。“大城管”机制建立以后，市民凡遇到与环境卫生、建筑渣土、违法建设、违法占道管理、湖泊水域污染等相关的问题，都能直接向“大城管”平台反应，该平台再根据职责分工，交给相应部门解决。

“大城管”前景展望

“大城管”改革推行以来，许多市民切实感受到了城市环境的改善，城管素质与办事效率的提高，但是还是有人在问，“大城管”，到底能走多远？

专家与媒体人的反应并非一味给“大城管”叫好。有人认为，能否让城管获得更多民意支持，关键不在于由谁来管理城管，而在于城管角色和职责的转变，只有在城管权力来源以及实施权力范围上进一步规范，才能与旧有城管模式有质的区别，使城管制度名正言顺。有人提醒有关部门，改革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总揽全局，对症下药，最根本的是不能悖逆民本方向，这次集权性改革应建立有效的公民监督和多方制衡机制，以平衡权力，防止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滥用，给弱势群体更多的话语权。有人甚至直接质疑“大城管”改革是权力思维在作怪，并不看好其前景。

我们应该看到，相对过去很多治标不治本的改革，这次的“大城管”改革，直面了城管的合法性和制度性问题，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作为最高一级政府部门，住建部能认真地提出维护公民权利和保障弱势群体的这一体现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观点，值得充分肯定。而且，从效果上看，各地城管工作质量都有明显提升。

但是，对城管体制改革，我们当然还该抱有更高的期望。

某些地方的“大城管”改革，如“崇文模式”，确实做到了尽力给予弱势群体尽可能多的扶助。但是，“崇文模式”整合执法力量的效果，恐怕要远高于救助就业生存。因为谁都明白，救助弱者的挑战，决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很多弱者面临的困难，决不是某个区级部门一个特派员所能解决的。比如，流动商贩大多为外地人，在本地没有户口，与户口挂钩的福利，很多就无法解决。再比如，帮助困难者解决的工作岗位，如果受助者不满意、不接受又该怎么办？弱者们面对的困难各不相同，困难群体的需求层次也各不相同，自始至终对他们贯彻“生计为先”的执法理念暗藏一厢情愿的危险。如果出现“执法力量强了很多，救助却成了陪衬”这种现象，那么，难保执法权力的膨胀在某些情况下不会导致弱势群体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实际上，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大城管”中的市长负责制也无法改变当前城管体制中的一些根本性缺陷。

要彻底改革城管体制，就必须真正让全国的城管都回 归到法治的轨道上；必须从《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国家立法 层面，彻底解决中国城市管理执法机构的合法性问题。

只有在国家立法层面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做到依法设立城管，依法规范城管，依法制约和监督城管。因为这样不仅解决了它的机构性质问题，还能够有效解决它的权力

城管工作情况调查 篇6

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务实开展**街城管工作城管工作演讲稿各位领导、同事：大家好！我是**区城管大队**街中队队长李**。非常荣幸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学习。我的演讲主题是《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务实开展**街城管工作》。**城管成立十多年来，我们的城管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已从与小商小贩的磕磕碰碰扩展到社会上的方方面面。作为一名中队长，我所要考虑的问题更是多如牛毛，如，如何保障中队的运营、如何提升每位队员的积极性，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等等，而这些在我看来，关键是各种关系力量的协调。

1、在服从中重交流，为领导分忧我任**街中队长已经5年了，我们队里配备了十九名队员。在这段不算太短的时间里，我自认为我所做的还算给力。**街街道辖区在**区应该算是最繁华的地段，这里的城市管理的压力也是最大的，解放西路酒吧一条街，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都位于此，作为这个中队的领头人，队里人员多，保障难度大；地处繁华，工作压力大。要搞好辖区的城市管理工作，首先就必须团结队里的全体同志，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同时做好中队后勤保障工作，各种经费到位，充分调动队员工作的积极性，不能够说，“光要马儿跑，不叫马儿吃点草”，那样是行不通的。

城管工作情况调查 篇7

一、思想政治教育在城管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1、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启迪灵魂:

有的人把思想政治工作比喻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那么思想政治工作就可以理解为一项“灵魂工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让人们在复杂的社会活动中明白是非黑白, 抵制不良诱惑, 明白自己的职责和任务。大多数的城管执法人员能够在灯红酒绿的诱惑前接受了考验,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2、可以树立良好的形象:

城管队伍建设一再的强调内强素质外树形象, 两者都不能离开思想政治工作。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 可以促使执法人员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 公正文明的执行执法工作, 忠于职守, 勤政廉政。思想政治工作在执法人员中产生的积极效应使得城管执法队伍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在事业上勤勤恳恳, 对群众充满了热情, 不会放弃做人的原则。

3、可以营造和谐的环境:

执法人员由于知识水平、思维方式、工作经验以及性格的不同, 在共同工作过程中难免不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 可以帮助大家考虑大局, 明白道理, 求同存异, 达成共识, 构建和谐环境。

二、城管执法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1、城管执法人员的思想观念以及价值观发生了新的变化: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 各种思潮相互激荡, 他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多元化层次趋向, 少部分人出现了思想困惑和混乱, 个人主义、享乐拜金主义以及城管行业的不正之风正在滋生蔓延, 主体意识日益增强。

2、城管执法人员的身心压力与日剧增:城管执法人员在日常管理执法的过程中, 面对一些琐碎繁杂的管理任务, 经幢处在矛盾、枯燥、无奈等一些心理状态中, 这些不良的因素给城管执法人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和影响。在执法过程中他们的人身安全保障, 福利和待遇、编制性质以及用人机制等问题也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执法人员的思想波动。

3、执法队伍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 只注重紧抓业务:在执法过程中, 不同程度的会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甚至还有业务技术和思想政治行政政工相脱离的两方面问题。在实际工作中, 往往注重行政经济管理手段的运用, 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 遇到问题不能够针对问题拿出思想政治工作行之有效的方法。

4、城管队伍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手段面临着新的挑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在一些队员的心里就只是上政治课, 讲大话大道理, 枯燥的理论说教探讨, 往往得不到很好的精神回应。传统的思想教育工作者对网络信息技术缺乏熟练运用和引导, 在信息接受中的权威地位、时效性以及影响力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

三、加强城管思想政治工作的解决对策

1、要高度重视城管思想政治工作:

对思想政治工作要实行一把手负总责, 其它领导配合抓的制度。要定期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状况, 有针对性地采取必要的解决措施。特别是“星期六党校”和“效能革命”的活动要持之以恒地搞下去, 不能够只是流于表面形式, 而是要力求实效。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 充分调动广大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对于思想政治工作不但要有布置、有要求, 还要有考核、有检查, 并要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创造宽松的环境。

2、建立完善的工作规章制度:

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必要的工作制度, 比如学习、考核、奖惩、思想动态分析制度, 并对思想政治工作实行目标管理。在目标管理的方法、步骤上, 要把握好目标的制定、分解、实施、考核、评价等环节。在具体工作中把握住两点:一是工作的重点向下移, 目标要着眼于基础、基层的管理;二是工作的形式要有效, 要体现在提升队员素质, 建设一支思想强、作风硬、工作实、能战斗的城管队伍。

3、搞好内部之间的协调, 齐抓共管:

主要是指要搞好内部协调, 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所谓齐抓共管, 指的是要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网络。党政工团妇要搞好大合唱。政工、纪检、督察部门要搭好大舞台, 协调配合, 形成整体功能。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单纯地看作只是领导的事, 是专职部门的事, 而要看作是大家的事, 做到担子众人挑, 工作大家做。职能上分、责任上合, 工作上分、目标上合, 具体上分、总体上合, 政工、纪检、督察要狠抓思想政治工作, 办分室作为信息综合部门, 要重视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宣传, 对执法人员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为思想政治工作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总结: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建设和谐城管促进城管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同时也是构建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因此需要坚持思想政治工作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 围绕单位中心工作进行, 朝着培养高素质高人才的队伍目标来加强, 坚持在现实的环境里, 长远的发展上思考研究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状况, 找准切入点, 融入工作全过程中。

摘要：城管的执法工作是一项服务大众, 关系到政府形象的系统工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 新的任务以及城市化的进程不断的加速, 城管执法体制机构改革也在不断得到深化的情况下, 为了促进社会的和谐, 就必须要坚持解放思想, 不断的开拓创新, 切实的发挥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最强大作用。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城管事业

参考文献

[1]曾宪平:《人性化管理在城管执法中的困境与出路》, 《成都行政学院学报》, 2010 (01) 。

[2]孙斌:《城管队伍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文史博览》 (理论) , 2009 (05) 。

[3]范亮、韩军:《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针对性、注重实效性、富于创造性》,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0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