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的社会学思考

产业集群的社会学思考（共7篇）

产业集群的社会学思考 篇1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全球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贸易壁垒被广泛的撤除, 信息技术成本大幅下降, 经济一体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全球化。然而这种全球化趋势并没有削弱区位因素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 相反的, 产业本地化趋势愈发明显[1]。形形色色的产业集群就是产业本地化的产物。产业集群是指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高度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一种产业成长现象[2]。根据“存在即合理”的假设, 产业集群这种独特的产业组织形式必然有其经济合理性。然而由于学科背景、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差异, 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合理性进行了解释, 目前的解释主要有:①以马歇尔 (1920) 和韦伯 (1929) 为代表的外部经济说;②以仇保兴 (1999) 为代表的交易费用说;③以熊彼特为代表的创新说。这些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却忽视了经济活动中个体的能动性以及个体之间潜在的关系性[3]。因此,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从新社会经济学角度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开始兴起。以Granovetter为代表的“新社会经济学”主要是指那些采用网络理论、组织及文化理论来研究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取向。在分析框架上, 主要沿用三大核心概念:嵌入性 (embeddedness) 、社会网络 (social network) 和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其中Granovetter的嵌入性理论是社会网络分析的基础。自从Granovetter[4]提出嵌入性理论以来, 很多西方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 其中有代表性的是Uzzi[5][6]。通过对纽约23个制衣工厂以及一系列的实证研究, Uzzi提出了嵌入性与企业绩效呈现U形关系等结论, 加深了我们对嵌入性的理解。国内运用嵌入性对产业集群的研究, 目前还处于描述性阶段, 代表性的学者如林竞君[7]。纵观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群嵌入性的研究, 一方面对嵌入性的分析往往采用一种抽象的分析方式, 没有考虑到具体的嵌入主体和客体, 即“什么嵌入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往往把嵌入性看为一种既定事实, 来分析这种嵌入性对企业和整个集群的影响, 而没有考虑到这种嵌入性的形成过程;最后, 对嵌入不足以及过度嵌入的关注比较少, 较少进行深入的分析。本文将针对以上的这些问题, 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

1 嵌入性概念的起源、发展和分类

最早提出“嵌入性”概念的是经济史学家Polanyi, Polanyi在进行有关经济制度发展的研究中指出“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 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同时, Polanyi区分了经济制度的三种方式, 即互惠、再分配和交换, 并得出了“经济行为在前工业社会里嵌入于社会关系中, 而在工业社会里日益非嵌入”的结论。Polanyi的研究对后续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也不免具有时代局限性。

真正把嵌入性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是Granovetter[4], 他在评论了经济学家“社会化不足”和古典社会学家“过度社会化”的观点之后, 提出“人类的经济行动是嵌入在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而他对“嵌入性”的定义为“具体的个人间的联系以及催生信任、防范社会不法行为的结构”。他的理论贡献[8]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 确立了嵌入性理论基础; (2) 认为个体是处于社会网络中的自利行动者; (3) 提出了把网络分析作为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嵌入性的分类比较混乱, 如根据嵌入的对象[9]可将其分为历史嵌入、文化嵌入、制度嵌入、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和认知嵌入等。实际上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产业集群中的嵌入性研究就是运用网络分析的方法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对行动者行为结果的影响, 过细的划分嵌入类型在这里没有实际意义。以下的研究中将沿用Granovetter对于嵌入性的划分, 即关系型嵌入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和结构型嵌入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 这种划分方式不仅连接了微观和宏观, 而且其他的各种嵌入类型, 如历史嵌入、文化嵌入等大都可以纳入这两种嵌入分类内。

2 产业集群的网络属性——定义嵌入的主体和客体

网络是由网络的节点和节点之间的连线构成的, 网络的节点和节点间的连线是网络构成的两个基本要素。根据节点的属性、连线的强度和网络的作用不同, 可把产业集群中的网络分为如下的三类。

2.1 生产网络

从一些产业集群的定义中可以看出, 生产网络是产业集群中存在的一种最基础性的网络关系, 如Porter (1998) 认为产业集群包括一系列相关联的产业和其他的一些与竞争有关的实体, 比如零部件、机器设备和服务的供应商等。经济发展使得企业没有必要完成全部的经济活动, 即使可以, 其成本和收益也是不对称的。因此, 产业集群中的生产活动绝大部分是依靠其生产网络完成的。该网络中的节点主要由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以及相关的服务商构成。他们之间的关系大多是市场交易关系, 不过随着交易次数的增加, 市场交易关系嵌入社会关系, 会使得连线的强度加强。网络的作用主要是超越企业配置资源的局限性, 使得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2.2 创新网络

产业集群不仅仅是一种生产网络, 更是一种创新网络。知识经济时代, 只有创新才是竞争优势的最根本来源。从这个角度而言, 创新网络是整个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刘友金[10]将创新网络定义为“以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为基础的同一企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 通过地理位置上的集中或靠近, 产生创新聚集效应, 从而获得创新优势的一种创新组织形式”。魏江[11]则将创新网络定义为“在狭窄的地理区域内, 以产业集群为基础并结合规制安排而组成的创新网络与机构, 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 促进知识在集群内部创造、储存、转移和应用的各种活动和相互关系”。通过上面的定义可以看出, 创新网络的节点主要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和中介机构构成。创新网络的作用是整合各个节点的资源, 提高整体的创新能力。

2.3 社会网络

广义的社会网络[12]指的是多种社会主体 (包括商业公司, 法人行动者等) , 通过某种关系, 相互联系所形成的一个整体结构。这种关系包括亲缘、地缘, 也可以是商业交换、贸易往来所形成的市场关系。可以看出, 上文定义的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都包含在广义的社会网络内。本文讨论的社会网络指的是狭义的社会网络, 即去除了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关系外的一种关系网络。该网络的节点可以是任何集群中的主体。关系强度一般来说比较大。社会网络的作用主要是使得集群社会资本达到最大化。

2.4 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13]是指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马克思认为广义的社会结构是指社会各个基本活动领域, 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之间相互联系的一般状态, 是对整体的社会体系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属性的静态概括。而狭义的社会结构是指由社会分化产生的各主要的社会地位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状态。这里讨论的社会结构是指一种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的社会联系, 如某一区域特定的信任水平, 价值观等结构性特征。

2.5 嵌入的主体和客体

对于产业集群而言, 关系型嵌入中, 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是嵌入的主体, 而社会网络则是嵌入的客体;结构型嵌入中, 社会网络以及嵌入其间的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是嵌入的主体, 而由其构成的社会结构则是嵌入的客体。嵌入关系如图1所示。其中关系型嵌入关注的是:在微观层面上, 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嵌入社会网络并受其影响;结构型嵌入关注的是:在宏观的层面上, 社会网络是嵌入于由其构成的社会结构之中, 并受到来自社会结构的文化、价值因素的影响。

3 内生与外生——嵌入的不同形成过程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集群中的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 而社会网络是嵌入在更宏观的社会结构中的。由于关系型嵌入是结构型嵌入的微观基础, 并且社会结构等一些文化、价值因素往往在短时期内保持恒定, 并通过关系型嵌入而不断自增强, 因此, 这里主要讨论关系型嵌入的形成过程。Larson[14]在一项关于快速成长的企业之间合作的开创性研究中指出“在关系的缔结方面, 人的威望、历史及个人间的友谊是重要的解释变量”。在这不久之后, Uzzi[5][6][15]在一系列关于组织嵌入性的研究中指出, 组织间关系的缔结主要是通过个人间的社会联系而实现的, 其中最典型的是通过中介的第三方或者其他的社交圈。同时Uzzi也指出, 这种嵌入关系一般不会由市场交易关系而产生。从他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出, 组织间联结的宏观过程可以看作是人际间信任形成过程的一种反映。这些研究虽然很有启发意义, 可是也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夏京文[16]指出西方国家的产业集群往往是基于内生性能力和资源的内生型集群;而我国的产业集群, 如苏州工业园等, 往往是基于外部加工需要而建立的外生型集群。因此, 本文认为, 集群形成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影响了嵌入性关系的形成过程。

3.1 内生型集群

内生型集群是基于内生性资源和能力而形成的, 如美国的硅谷, 我国浙江的“块状经济”和上海光通信集群等。这类集群中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的建立往往基于其间存在的社会网络。由于集群企业间存在着广泛的关系基础, 如浙江集群中的血缘关系, 上海光通信集群中与政府存在的关系, 从而使得嵌入关系的形成和演变表现为图2的形态。

3.2 外生型集群

与内生型集群相比, 在初始阶段, 外生型集群缺少关系基础。企业往往是根据外部厂商需要或者政府规划而集聚在某一区域内。如2003年9月底, 南京市政府在江宁区建立了出口加工区, 在此后的近一年时间里, 福特、台湾佑宝电子、华宝通讯等企业相继在加工区内投资设厂, 而这些企业之间明显的缺乏关系基础。虽然缺乏关系基础, 群中的企业还是要进行生产, 这就需要相关企业的分工协作。在这一时期, 显性的经济理性是选择相关企业的主要动因。但是, 随着交易的持续进行, 企业家的信誉、信用、能力等社会属性不断得到显现, 使得纯粹的交易关系转变为企业家间的社会关系, 而这种社会关系又影响到已有的交易关系, 如此反复, 最终使得交易关系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 同时, 交易关系对嵌入关系具有反馈作用。具体的嵌入关系形成和演变如图3所示。

4 嵌入不足与过度嵌入——关系型嵌入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在具体的讨论嵌入不足和过度嵌入问题之前, 有必要讨论一下适当的嵌入可以给企业带来何种竞争优势。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了, Uzzi[5] (1997) 做了综述:关系型嵌入对组织的绩效影响可以从交易费用理论、代理理论、博弈论等方面进行解释。以林竞君[7] (2004) 为代表的大部分学者认为结构型嵌入作为一种宏观层面上的嵌入关系, 主要给集群中的企业提供一种“氛围”或者“环境”, 这会对创新网络等产生积极的影响, 如硅谷的成功是与硅谷鼓励冒险、善待失败以及乐于合作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的。本文主要讨论关系型嵌入“度”的衡量以及嵌入不足和过度嵌入问题。

既然适当的嵌入可以给焦点企业带来绩效的改进, 这就涉及到考察嵌入关系是否存在, 以及嵌入的“度”的问题。Uzzi[5] (1997) 在其实证研究中将企业间的关系分为两类, 即市场关系和嵌入关系, 并从焦点企业所处企业网络市场关系和嵌入关系的分布情况出发来描述嵌入程度, 并得出了绩效与嵌入程度呈现“U”形的结论。而Granovetter对Uzzi所做工作的评价是:试图测度嵌入性的程度, 可能不是一条合适的路径, 而应该把嵌入性作为一种能够容纳多种不同研究的“概念伞”, 用以研究社会网络对经济、经济行为的影响。虽然Granovetter的评价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低度嵌入导致的非效率以及过度嵌入导致的“锁定”等现象却是真实存在的, 因此, 本文还是试图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对这方面进行一些讨论。

4.1 嵌入关系的特征及“度”的衡量

要区分是否存在嵌入关系, 首先要明白嵌入关系的特征。Granovetter[17]根据交往时间的长短、交往频率的疏密、互惠程度的高低、情感的深浅将嵌入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Uzzi[5][6]将行动者的关系分为市场关系和嵌入关系, 并认为信任、优粒度信息传递、柔性的问题解决机制是嵌入关系的典型特征。Granovetter和Uzzi对嵌入关系的分类只是一种简单的二分法, 因此很难确定集群企业中是否存在嵌入关系, 也很难用来衡量嵌入的“度”。

对于这种情况的最新研究来自于Julie M.Hite[18], 在分析了已有对嵌入性关系的分类之后, Julie M.Hite提出了一个流程来识别嵌入关系的类型和程度, 该流程如下: (1) 根据两个标准来判断在交易中是否存在嵌入关系。第一个标准是是否存在社会因素影响交易的达成, 如在交易达成前交易双方对交易的预期、沟通方式等等;第二个标准是交易契约的形式, 是完备的市场合同, 还是口头协议等关系契约。只要符合上述两个标准中的一个, 即认为存在嵌入性关系;如果上述任何一个标准都不成立, 则认为不存在嵌入性关系。 (2) 如果存在嵌入性关系, 则先分析交易关系中存在的社会行为表现, 并归纳其特征, 在此基础上, 根据这些特征, 辨别交易关系所“嵌入”的具体的社会关系; (3) 根据嵌入性关系中的社会关系类型 (有可能同时存在多种社会关系) 和紧密程度, 区分嵌入关系。在讨论集群的嵌入关系时, 首先可以依据该流程确定是否存在嵌入关系, 然后结合Granovetter和Uzzi对嵌入关系特征的分类来确定一些衡量指标, 以判断这种嵌入关系的“度”。

4.2 嵌入不足与过度嵌入

该部分的分析主要关注关系型嵌入对焦点企业A的影响, 嵌入不足及过度嵌入关系如图4所示。其中圆点表示群中企业, A是关注的焦点企业, 假定产业集群中企业A通过和企业B、C的联系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生产网络和 (或) 创新网络, 连线的粗、细代表了嵌入关系的强度。另外, 除了和企业B、C的联系, 企业A还可能与群外的企业或群中的其他企业建立联系, 但一般来说是比较弱的关系, 图中用虚线表示。

4.2.1 嵌入不足

目前国内外的文献中, 对嵌入不足的情况论述的比较少。这可能是因为当前对嵌入性的研究大都关注适当嵌入给企业带来的效益, 而嵌入不足恰可以看作是适当嵌入反面的缘故。在这里, 本文还是要讨论一下嵌入不足对焦点企业A的影响。

如图4-a所示, 企业A的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构筑在和B、C的关系基础之上。就生产网络而言, 较弱的嵌入关系导致交易成本上升、代理问题的出现等一系列问题;就创新网络来说, krackhardt[19]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有效的创新是与企业间的强关系息息相关的, 强关系可以使知识传递和分享更有效率, 而弱嵌入关系对于群内企业而言不能达到有效创新的目的。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嵌入不足对企业的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这就要求群中企业积极的与其他企业建立基于信任的联系, 政府和相关机构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保证嵌入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另外, 从第三部分讨论的嵌入关系形成过程可以看出, 外生性集群更可能遇到嵌入不足的问题, 因此, 这是外生性集群发展过程中必须着重注意。

4.2.2 过度嵌入

过度嵌入的图示如4-b, 企业的生产网络和 (或) 创新网络构建在和企业B、C的强嵌入关系基础之上。Uzzi[5]认为嵌入关系在3种情况下可以转变为企业的“负债”, 即嵌入关系中核心企业的缺失、基于嵌入关系竞争优势的巨大风险和过度嵌入。本文认为, 嵌入关系中核心企业的缺失以及基于嵌入关系竞争优势的缺失只有在企业间建立强嵌入关系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 因此, 核心企业以及竞争优势的缺失风险都可以认为是由过度嵌入所导致的。

另外, 对生产网络而言, 过度嵌入的情况下, 当交易双方的社会理性超越经济理性的情况下, 嵌入性关系便会制约交易者的交易伙伴选择和交易行为的变更, 使得交易关系成为具有人格化特征的交易。就创新网络而言, 企业处于一个紧密的社会关系中, 紧密的社会关系催生了各企业的共同认知, 这种共同认知的出现一方面使得网络成员对外界的信息有选择的接受;另一方面使得网络成员对信息的认知趋同。而根据Morten T.Hansen[20]等学者的研究, 集群中企业与外部的联系所获得的异质性信息是创新的主要出发点, 因此, 在过度嵌入的情况下, 群中企业和机构的认知趋同和对信息的有选择接受可能会使得集群演变为一个封闭的系统, 从而导致“锁定”现象的出现。

过度嵌入的情况下, 嵌入关系演变为企业的一种“负债”, 企业有必要采取如下的一些措施来应对这种情况: (1) 积极与群外或网络外的企业建立联系, 以增加信息的异质性, 将封闭系统转变为开放系统; (2) 生产网络中适当引入纯粹的交易关系, 以改善企业效益; (3) 适当减弱与其他企业的嵌入性关系, 增强企业灵活性。而政府可以从如下二方面努力: (1) 鼓励集群地区新企业的创立, 尤其是其他地区或者国外的企业; (2) 为科研机构等进入集群创建良好的条件。另外, 由嵌入关系形成过程可以看出, 内生性集群更可能出现过度嵌入的情况, 这是群中企业以及管理部门都应该注意的。

5 小 结

“嵌入性”概念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和一种理念已经被众多的学者用在产业集群的研究之上, 然而却遗漏了“嵌入性”本身的一些问题。因此, 本文在文献探讨的基础上, 首先回顾了“嵌入性”概念的发展过程, 然后讨论了产业集群中嵌入的主体和客体, 并依据产业集群产生机理的不同讨论了嵌入性关系的形成过程, 最后讨论了产业集群中关系型嵌入不足和过度嵌入对焦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探讨, 因此, 必然有很多地方, 如过度嵌入对企业的影响等, 需要进行实证研究, 这也是以后努力的方向。

产业集群的社会学思考 篇2

关键词：产业集群；社会资本；政策竞争优势；效应

相对于分散分布的企业，除了可能的特有的地理、物质资源优势外，产业集群发展更多地依靠的是分工协作优势和创新能力。产业集群实质上是以内部协作网络为基础的产业体系，仅仅因为企业的地理集中性不能自动形成良好的协作网络，必须要建立在相互认同、互惠与信任的社会资本基础上。产业集群竞争优势根本在于创新能力，创新需要加强集群学习与知识传递，这都需要集群社会资本来发挥“黏合剂”作用。具体而言，社会资本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正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

产业集群的发展不仅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交通条件等硬条件的支持，还需要企业间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沟通、社会人文环境等软环境的配套。集群的效率来自于内部生产上细致的分工，其分工甚至细化到每个企业只占生产工艺的一个环节、只生产产品中最细小的一个配件，大多数企业规模很小，离开集群根本无法存在，因此需要与其他企业紧密协作、联合行动，这样企业间必然会产生大量交易行为。而市场中的企业合约几乎都是不完全的，如果缺乏社会资本，合约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常常导致企业合约产生高额的交易费用，包括信息搜寻、谈判、监督、偏差的纠正等，费用过高使合约最终无法签订或履行。而相反，如果集群社会资本比较发达，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就容易被抑制，企业间交易费用就会降低，经济交往变得活跃且富有效率。产业集群运行中非文字性契约的“口头承诺”和交换中的“延缓性支付”大量使用，其基础就是企业之间的社会资本，集群内信任的存在有效降低了交易费用，提高了效率。反之，相互信任一旦被破坏，集群内所有业主就会发生连锁戒备心理，交易费用骤增，甚至可使产业集群完全瘫痪。因此，对于集群中大量独立的企业，如何降低企业间的交易费用，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作为产业集群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集群社会资本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集群企业之间的信任关系不仅受地缘关系、亲缘关系、文化背景等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而且也与集群中特有的市场选择和市场竞争有关。

美国47号街的钻石交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例(Cohen，2000)。进入美国市场的钻石约有80%都要经过位于曼哈顿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之间的47号街的钻石商人之手。这里是一个钻石交易的集群。令人惊讶的是，在那里数额巨大的大部分钻石交易用不着什么书面合同，也没有确保交易的收据，只是通过口头就可以达成价格协议，这种钻石交易方式已经延续了几十年。钻石商人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使得他们不仅可以免受书面文件的制约，也用不着承受那些书面合同造成的延缓及使得交易复杂化的负担，从而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在这些钻石商人中间高度信任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圈子，一个商人一旦失信将受到非常严重的惩罚，一个有过欺诈行为的商人不但会被永久地排除在这一地区的钻石行业之外，而且还会被他的朋友、邻居以及家人所排斥，并会被隔离在宗教和社交圈子之外。正如一个老钻石商人所言，47号街钻石交易集群的信任源于团体和长久的实践，并为欺诈行为制造了高昂的代价。

因此，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减少了产业集群组织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鼓励交易各方的合作行为，企业之间以及相关服务机构的关系较为稳定，有效地防止了机会主义、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了产业集群组织内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并有利于吸引新的交易伙伴。从这个意义上说，集群社会资本是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

二、促进知识、信息交流，增强创新能力

现在是一个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环境的快速变化使得任何的竞争优势都是短暂的，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实现竞争优势的持续性。对于集群来说，创新需要综合运用资金、人才、知识、信息等多种资源。集群社会资本增加了集群企业之间的关联，提高了人际交往的频度，使创新主体更容易获得所需的经验丰富的员工、专业化的技术、信息的支持，可以优先享受政府或其他部门、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待遇、资金融通等条件，从而大大提高了创新数量和速度。

资源共享是产业集群的一个重要特征。当今社会信息量庞大而且复杂，每一个成员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而且信息的收集、处理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与资源，而集群社会资本作用的发挥有利于成员企业及时获取可靠的信息。因此，集群内成员之间“社会距离”的缩短，会大大提高信息传递与扩散的速度，降低信息的失真程度，从而降低社会信息搜集的成本，增加集群信息积累，为创新提供素材。

对于创新而言，隐性知识资源对企业来说意义最为重大。而隐性知识往往具有较高的粘滞性，其溢出需要各个主体之间形成有效的转移机制和高度的信任，也就是说需要有深厚的社会资本积累。对于隐性知识的获取，不仅是知识本身，知识发挥作用所依赖的情景、文化、团队合作以及相关支持性的资源和设施同样十分重要。影响企业间知识吸收能力差异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前的相关知识水平，这决定了企业对所接受的知识的熟悉程度，进而影响到企业消化新知识的能力；一个是接受知识单元与知识来源单元之间的同一程度，同一程度越高，行动主体间的语言系统和理解能力就越相似，越能有效地获取、消化和运用知识。集群内企业主之间有相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集群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企业之间基于共同获益的目的来相互利用彼此的隐性知识来为自己的创新活动提供支持，同一程度高效促进了知识的积累、扩散、消化、吸收，加快了集群创新进程。

对于大部分企业和个人而言，评价一项创新最有效的方式并不是靠专家们科学研究的结论，而是更相信已采用了该创新的同行们的主观判断，因为同一集群内的创新观念易于趋同，这缩小了观念上的差距，使潜在采用者更易于认同或接受创新者的创新理念，因此这些同伴的行为起了示范作用，从而使这种创新活动得以快速地开展。

现代的创新需要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多，一家企业独立完成的难度越来越大，需要与同行的合作，来分享本行业的知识和信息。集群社会资本起到促进合作的重要的“胶合剂”作用， 它使合作网络运行顺畅。随着集群社会资本量的不断积累，集群内部可以形成各种形式的技术联盟、虚拟企业、合作网络等，企业、机构间通过集体学习，增加了横向联系、纵向联系和其他外部社会联系，促使大量集成创新、合作创新的出现，创新成果迅速增加；另外，通过发达的社会资本，集群内的企业可以更好地调配和获得创新所需的人员、信息、资金等资源，为创新过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从而提高创新能力。

三、增强集群的根植性

集群的本地根植是指集群的经济行为深深嵌入于当地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地理环境当中。根植性可以增加集群内部组织间的信任，有利于秘密信息的传递，有助于集体行动的产生。产业集群的根植性是与社会资本的地区专用性密切相关的。具有本地根植性的产业集群必然与该地区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制度环境融为一体、不可分离，使得集群发展对本地的社会资本存在高度的依赖关系。由于每一个地方的社会资本具有其独特的地域性和专用性，因此一个地区的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一个地区社会资本越丰富，则产业集群

越发达。社会资本越具有本地特色，则产业集群根植性越强。

参考文献：

［1］刘友金,徐尚昆,田银华.集群中的企业信任机制研究—基于种群互相回报式合作行为博弈模型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7,(11):56-63.

［2］李红艳,储雪林,常宝.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的扩散［J］科学学研究.2004,(03):333-336.

［3］杨黛.社会资本专用性对产业集群的影响分析［J］.经济问题,2006,(08):9-11.

产业集群的社会学思考 篇3

黄汪平陆兴培操松林张继伟

摘要：本文详实地分析了和县打造泵阀产业集群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提出了目前产业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相关措施，对我省市县工业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概述

装备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其中以泵阀产品为代表的通用机械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金、煤炭、环保、造船、食品医药、市政民用和农田水利等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在装备制造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泵阀行业已形成集教学、科研、设计、制造、成套服务等门类齐全、规模庞大的设计开发及制造体系。

和县位于八百里皖江下游，紧邻南京、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在国家实施中部战略崛起的关键时期，和县欣逢安徽省实施东向发展、全面融入长三角区域经济的良好战略机遇。经过多年努力，和县工业已初步形成了五大工业板块：县经济开发区、马鞍山长江大桥桥西开发区、沈巷工业园、乌江工业园、安徽精细化工基地（简称“两区两园一基地”），以及机械制造、建材、化工、冶金、农副产品深加工等五大优势产业。2007年以来，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加快工业发展以及招商引资、园区建设、项目推进、优化环境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提出了“5521”工业发展计划，即：抓五大工业板块、五大产业、20家 1

骨干企业、力争3～5年内，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收入达100亿元，实现由农业主导县向工业主导县的转变。

作为工业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30多年的经风沐雨，和县泵阀产业已具备一定规模。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老泵阀企业已完成改制，一批新型泵阀企业相继建成投产，现已拥有三联泵业、三环泵业、埃斯克制泵、嘉成泵业、AVK阀门、江宏阀业、斯瑞尔阀门等多家企业，还有正在建设中的大唐制泵、奥凯泵业等企业，2007年泵阀产值超过4亿元，约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12%，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二、和县发展泵阀产业面临的挑战

1、国内泵阀行业竞争加剧

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我国泵阀行业存在低端产品产能过剩、缺乏高端产品的研发能力，行业整体工艺装备落后，产品质量不够稳定，产业集中度不够，中小企业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外资企业在华不断扩大投资规模、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未来几年我国泵阀行业市场将出现群雄争霸的局面，泵阀行业在技术、质量、价格和服务等方面的竞争将日趋激烈。

2、和县泵阀产业规模偏小、集群效应尚未显现

和县泵阀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集群效应不够明显，抗风险能力差。主要体现在企业总体规模小、销售面不广、产品结构单

一、生产配套能力不强、人才缺乏等方面。

3、地方经济基础薄弱，投入有限

和县经济总量偏小，经济结构存在“一低两不高”现象：经济总量偏低，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不高。由于地方经济基础不强，导致泵阀产业科研投入不足，工艺装备较落后，产品的测试能力不匹配。

4、发展较晚，招商引资难度加大

和县泵阀产业起步虽早，但受体制影响，发展缓慢。近几年企业完成改制后，良好的发展势头初现端倪。而作为装备制造业基础的泵阀产业近期内不可能大规模从长三角地区往中部转移，处于内陆的县域地区在该领域的招商引资难度短期内仍将非常之大。因此，现阶段和县泵阀产业的发展应立足本土企业的发展壮大，并在吸引外资上做足文章。

三、和县发展泵阀产业的优势

1、泵阀产业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泵阀产业属于装备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中国通用机械协会初步统计，国内规模以上的泵企业约1000家，2007年产值321亿元，同比增长38.9%，预计2010年泵行业工业总产值将达到430亿元。全国阀门企业总数已发展到4000多家，民营企业迅速发展成为中国阀门制造业的一支新的生力军。阀门厂家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现有产值超亿元的阀门企业近100家，超过5000万的企业有200家。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7年工业总产值达到785.3亿元，比2006年增长了33.41%。泵阀行业经济运行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态势，大有可为。

2、泵阀产业投资少，门槛低，适合作为县域经济支柱产业

相对于石油化工、电子、钢铁行业而言，泵阀企业在高技术上的门槛较低，投资少，见效快，通常2000～3000万投资即可兴办一家上规模的生产企业。泵阀种类繁多，市场广阔，技术来源广泛，如有一两个基本对路的拳头产品，企业足可生存并获得发展，特别适合民营企业和个人创业以及作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

国内钢铁材料供应一直十分稳定，不存在原材料短缺的隐患。同时泵阀制造强调产业协作与配套，适合集群发展，集群度越高，生产成本越低，产品质量有保证，市场影响越大。

3、各级政府的全力推进

作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用机械制造业影响着国家经济发展的脉搏。依据中国通用机械“十一五”发展规划，我国正在实施“突出重点、发展大企业以及放手发展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形成多种经济体制的并行”发展战略。我省为振兴“十一五”机械工业也提出了“自主创新、壮大特色、总量提升、结构优化”的发展方针，坚持“自主创新、扶优扶强、全面创业、发展产业集群、东向发展、国际化以及人才兴业”等发展战略，2010年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要达到2800亿元，平均年增长28%。作为沿江工业带总体规划的一部分，巢湖市明确提出发展含山、和县铸造与泵阀产业集群，形成“产值40亿元的铸件、泵阀生产能力”。

和县县委、县政府更是重视泵阀产业集群的发展，2008年专门成立了“和县泵阀产业集群建设领导组”，将泵阀为主体的机电制造业纳入“和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力争“十一五”末行业产值达到25亿元。

各级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的全力推进为和县泵阀产业集群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4、多元化模式的现有泵阀产业基础优势

和县泵阀产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技术、生产、销售都有一定基础，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和较好的市场空间。渣浆泵、双吸泵、多级泵等主导产品生产已有相当规模，这些产品也是我国泵行业的主流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阀门产品绝大部分外销，产品质量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销售渠道完备，泵生产企业在全国设有几十个办事处，在钢铁、煤矿、冶金等领域有较好的销售基础。

5、区位交通、自然资源与环境优势

和县是安徽东大门，紧邻南京、芜湖、马鞍山三大城市，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

和县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全县65万人口，剩余劳动力近20万人，人工成本相对较低。每年来自本地区的院校毕业生3000多人，县内还有5所职业技术学校，每年可培训技术工人2500多人。

和县自古就崇尚文化，民风淳朴、以和为贵，是2007年安徽省投资环境十佳县、长三角最具投资价值县、全国最佳休闲旅游县和全国文化、教育、科技、民政工作先进县、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县。和县矿产资源丰富，有煤、铁矿石、白云石等十几种，其中已探明煤储量 400 多万吨，白云石 3 亿多吨，铁矿石1.6亿吨，且开采条件较好，属品位较高适宜冶炼的富矿，保证了泵阀产业需要的原料毛坯尤其是铸铁的供应。

四、结束语

为了打造和县泵阀产业基地，和县政府多年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推进工作。为了进一步促进和县泵阀产业发展，和县政府已编制了泵阀产业发展规划，着手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只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顺应国际国内泵阀产业发展趋势，依托和县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以科技进步和机制创新为动力，以提高和县泵阀产业市场竞争力为核心，努力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加强产业配套，培育特色，必将实现和县泵阀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形成国内有较大影响的泵阀产业集群。

黄汪平，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流体机械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级高工，长期从事流体机械产品研发与行业管理工作，曾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项。

产业集群的社会学思考 篇4

产业集群化作为一种高效的组织形式,以区域网络为基础,通过强

化专业细分,促使每个企业把产品做精,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关联和协作效应,形成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这不但有利于降低产业的发展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和竞争优势,而且还可以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加速技术、人才等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配置,有效地破解土地、资源和环境等制约因素,实现区域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走产业集群化发展道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既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区域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选择。近年来,青岛市委、市政府立足自身优势和发展实际,积极探索产业集群化发展的高端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坚持产业选择的高端化,大力培育带动作用强、成长空间大的主导产业 在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演进一般都会呈现出重工业化、高加工度化和技术密集化三大趋势。因此,在发展产业集群时,已经具备良好发展基础的经济中心城市必须遵循产业演进规律,密切跟踪国内外产业发展的最新趋势,在发展初期就应把产业集群建立在带动作用强、成长空间大的高端产业上。

近几年,青岛市正在大力发展的港口、旅游、海洋三大特色经济,以及家电电子、汽车机车船舶制造、石油化工、新材料四大工业基地,所培植的家电、电子、石化、汽车、造船、港口六大产业集群,无一例外都是一些高端产业。目前,这些高端产业集群对青岛经济发展的巨大带动作用已经凸现出来。家电产业集群中的海尔、海信、澳柯玛三大龙头企业带动了%”“多家配套企业的发展。以中船重工为龙头的造船修船产业群,集聚了国内的重点配套企业和研究机构。以重型载货车、专用车为重点的汽车产业集群,带动了全市$”“多家零部件企业的发展。以

在建的$”“"万吨炼油厂为骨干的石化产业集群,正在打造一个完整的石化产业链条。港口产业集群以前湾港等骨干项目为支撑,形成了物流企业的集聚区。以大企

业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及其发展,使青岛市形成了巨大的产业吸引力和产业成长势能。据统计,!”“&年六大工业产业集群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比重已达’”(以上。

产业集群化!经济中心城市发展的高端战 略!杜世成

经济改革与发展*+,*,-* ,./01-23-+!“ 在区域经济体系中,只有各类产业合理分工,才能实现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中心城市,在培育高端主导产业的同时,必须着眼于做优做强具有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以集群化的方式对这些产业不断进行改造和提升,使之迅速占领行业高端。即发集团是青岛的一个纺织服装企业,近年来该企业通过与伊藤忠、日棉、东棉、丸红、三菱等世界#”“强企业的合资合作,吸引了!”多家高水平的配套企业,形成

了从纺纱到织布、染整、印花、服装加工、包装辅料一条龙的针织服装产业集群,不仅使自身的品牌得以提升,而且推动青岛纺织服装产业迅速进入了行业高端。

二、坚持主体选择的高端化,发挥大企业和知名品牌的龙头带动作用 产业集群的主体是企业,其实力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整个集群的发展水平。能否合理选择集群主体,是集群发展的关键。近些年,青岛市在发展产业集群的过程中,始终注意选择实力雄厚的高端主体,坚持一手抓品牌带动和大企业带动,一手抓主体大项目建设,提升集群的产业能级,推动产业创新、产业集聚和产业扩散。

在集群的主体选择上,我们主要把握了三条标准: 一是要有较大的规模和实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总是首先流向那些拥有较大规模和较强实力的大企业。这也就是说,只有大企业才拥有更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能更好地发挥产业集群主角的功能。近年来,青岛市培育的产业集群都是以知名大企业和主体大项目为支撑的。比如,家电产业集群中的海尔、海信、澳柯玛,电子产业集群中的朗讯、世正、%&,石化产业集群中的中石化,汽车产业集群中的中国一汽、上海申沃、北汽福田,造船产业集群中的中船重工、中海油,港口产业集群中的中远、中集等,都是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大公司。在强势产业集群主体的带动下,美国’(、英国铁行、丹麦马士基、韩国高丽钢线和浦项等一大批世界#“"强企业也纷纷落户青岛,其中总投资超过$亿美元的外资大项目已有$$个。

二是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品牌是市场经济的通行证,是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集中体现。拥有知名品牌的企业对上下游产业链条具有强大的引领和整合能力。青岛拥有$”个中国驰名商标,*$种中国名牌产品,特别是海尔成为中国唯一入选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个品牌。近年来,青岛立足这一资源优势,坚持以品牌引领集群,以集群提升品牌,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例如,青岛啤酒作为享誉海内外的百年品牌,其价值已达$+,-.亿元,青啤集团以品牌为依托,以产业链为纽带,打造形成了涵盖原料、包装物料、啤酒辅料、物流、仓储、零售餐饮、废料回收利用等诸多领域的产业集群,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规模和实力。

三是要有核心优势。对于参与产业集群的企业主体来说,核心优势包括核心技术、专利产品、管理技能、市场网络等诸多方面。一个企业只要在上述一个或多个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就会对上下游产业产生强大的拉动和集聚作用,从而与其他相关企业形成产业集群。比如,青岛纺织机械厂拥有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的核心技术和完善的市场网络,其产品占有国内市场份额的/”0,目前企业正在立足自身的技术和市场优势,着力打造一个新的产业集群。

三、坚持路径选择的高端化,集中精力推动产业集群快速健康发展

从近年来各地发展情况看,一些地方以中小企业为主体,通过企业自发扎堆、相互模仿形成产业集群,尽管起步时成本较低,也能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和市场优势,但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自主创新能力有限、品牌通道狭窄、企业根植性差、高层人才匮乏等问题,影响了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和持久生命力。因此,作为经济中心城市,在集群化发展的进程中应尽量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式的发展路径,努力在大中小企业间以及企业与政府之间形成有序的分工、协作、配套系统,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青岛市从实际出发,在集群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形成了三种主要模式: “品牌1品牌”模式。这种模式不是一个企业的水平扩张,也不是企业间的简单相加,而是立足于高端主体的自身优势,通过品牌的强强联合打造品牌集群,形成长盛不衰的产业“航母”。品牌集群不仅集聚起企业和产品,更重要的是集聚起相关行业中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和核心竞争力,因而是最高层次的集群化发展途径。从打造品牌到品牌扩张再到

234&23&’3&5678’9:’4经济改革与发展!“ 求是杂志!”“#・$!

品牌集群是品牌企业成长壮大的必然趋势,在实现形式上可以通过以知名品牌产品为核心向上或向下延伸产业链条,也可以外联相关产品,但其核心是品牌集聚。地处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海尔工业园就是由知名品牌企业集聚起来的集群,日本三洋、广州冷机、台湾瑞智等企业前来建立了压缩机总装厂,美国艾默生参与到海尔的前端设计与开发中,海尔和三洋、艾默生的技术与品牌在这里形成优势叠加,一大批零部件厂和原材料加工厂也追随而来。目前,海尔工业园已吸引国际知名企业%%家,国内龙头企业!&家,一个以知名品牌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快速形成。中船重工的主体大项目建设起步时就以集群化发展为目标,中海油、武汉重工铸锻、重庆齿轮箱、陕西柴油机、新加坡郭氏兄弟、韩国马斯特、韩国’(等国内外著名品牌企业在这里进行投资与合作。此外,青岛啤酒与美国*+,公司、海信与日本住友、澳柯玛与美国-.、青钢与韩国浦项制铁、凯联集团与韩国/-、四方机车厂与加拿大庞巴迪等知名品牌之间,也建立了战略联盟关系,实现了双赢合作。

“总部0总部”模式。大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总部或地区总部相互协作,可以通过供应链和价值链增强对成本、物流、信息的控制,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一个地方产业集群中集聚的企业总部越多,集群的产业向心力和控制力就越强,就越能形成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我们十分重视引进世界著名跨国公司来建立地区总部以及财务中心、研发中心、采购和销售中心,支持本地企业提升总部功能。青岛港继成功地实施港口战略西移和与英国铁行、丹麦马士基、中远“三国四方”合作之后,去年又引进世界最大的航运公司马士基集团中国北方总部落户青岛,英国铁行、中远也在青岛建立了地区总部。这些公司在青岛设立总部后,纷纷将欧美等部分国际干线和物流业发展重点转移到青岛,促进了港口产业集群的快速崛起。美国朗讯公司投资建设的青岛朗讯,年收入近$”亿美元,已成为朗讯在中国的营运中心、研发中心和全球五大系统集成中心之一。

“政府0企业”模式。单纯依靠企业自发的市场行为,在短期内难以形成高水平的产业集群。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引领产业集群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制定科学的产业规划,创造和提升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发展环境等生产要素,把企业的自发行为和政府的自觉行动紧密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摆脱市场经济的盲目

性,以促使产业集群更快更健康地发展。近几年来,青岛市委、市政府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推进集群发展: 一是为产业集群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快构筑“三点布局、一线展开、组团发展”的城市大框架,加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提高产业承载能力,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同时,不断深化以转变职能、精简审批、综合执法、政务公开和效能监督为主要内容的“五项工程”改革,创建学习型、创新型、竞争型、服务型“四型机关”,千方百计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

二是围绕发展产业集群配套引进教学研发机构。坚持引资与引智并举,根据产业集群发展的需要,超前引进了中国石油大学、哈尔滨船舶工业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山东科技大学等高校和十几所国家级研究机构来青落户,为产业集群发展储备和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才和高级技术工人。最近,还引进了世界上最大的土方工程机械和建筑机械生产商美国卡特彼勒公司来青岛设立其在中国的第一家研发中心。

三是大力造就优秀企业家。近年来,青岛市把企业家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通过营造优良的创业环境,建立了一支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队伍。为了让企业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还成立了青岛市企业家促进会,坚持在党员队伍中培养企业家,在企业家中发展党员,并吸引国内外企业家来青岛创业发展。一大批知名企业家为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经过几年来的不懈努力,青岛确定的重点产业集群,有的已经形成相当大的规模,有的正在快速崛起,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去年,青岛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3亿元,增长$1234,连续多年保持$#4以上的增长速度,并荣获全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和“企业家满意奖”等称号。青岛市的实践充分证明,走产业集群化发展道路,是当前经济中心城市的重要战略选择,也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实现更快更好发展的重要途径。

(作者: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

责任编辑:王兆斌

产业集群生成分析的论文 篇5

关键词：产业集群；生成机理；外在条件与内在逻辑

自20世纪80年代起，产业集群就陆续出现在世界各地，以其独特的组织形态赢得了原子式竞争中单个企业很难获取的诸多竞争优势，如市场议价优势、区域营销优势、融资优势、人力资源优势、信息获得优势以及研发创新优势等。加之产业集群便于进行行政区划管理的区域性特征，各国各地政府无不对产业集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产业集群一时甚至成为区域核心竞争力的代名词。不少地方政府为了提升区域经济的竞争力，纷纷设立工业园区，进出口加工基地等，尝试提供各种政策倾斜以培育产业集群。在这个过程中不少政府行为卓有成效，但是也有不少政府最终徒劳无功，行为存在盲目性、随意性。在这种情况下，对产业集群的生成机理的理论研究显然成了十分重要的课题，期望能够通过对集群生成机理的探索得出有益的政策启示，科学引导集群的生成与发展。

考察已有文献，国内外很多学者纷纷从外部经济、交易成本、创新空间、网络组织、弹性专精、古典区位理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等不同角度探讨了集群现象，但这些分析大多揭示了集群存在的合理性，说明了产业集群的优势和发展动力，属于事后分析和静态分析，不能动态地说明一定区域内企业从零到有的集聚过程。有的文献试图从集群形成的初始状态探讨起，阐述了集群生成的外部条件，但却未曾深入研究基于外在条件的形成机理，将集群形成的前提条件认作形成机制；有的文献则用集群的发展机制代替形成机制。这种分析缺少对集群形成的全过程和动态性透析，且视角单一，往往把特殊当作一般，理论包容性不大，对产业集群形成的解释缺乏普遍性。还有一些文献对集群的成长演化过程进行了分析，但大都是基于外部特征的描述，这有别于形成机制的讨论。

目前，对于驱动集群形成的动力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有些产业集群是依靠政府规划和引导而形成的；另一种则认为是由市场方式自发地形成的。由于政府推动性的集群最终是基于企业的行为选择，产业集群是由某些“偶然事件”（如新技术、新市场的发现、制度变革、其它集群或者大公司的生产转移等）通过外在条件触发其内在逻辑而自发地生成。

一、产业集群生成的外在条件

（一）外部环境的胁迫

归根到底，产业集群这样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态是由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所催生的。组织的生存是基于其承载内容的，在特定的环境下组织要完成其特定的历史使命。在过去经济技术环境比较稳定的年代，市场需求乏变，企业通常进行的是大批量的标准化产品的生产，因此垂直一体化的大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能够发挥独特的优势。

大企业从内部整合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减少了与其他企业协调分工的交易成本，也便于控制产品质量，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同时也避免了生产设施的重复建设，从而获得了内部规模经济和内部范围经济。随着市场化经济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的传播非常迅速，信息的获得壁垒越来越低，组织的发展更多依赖于信息资源以及知识资本，顾客需求偏好也越来越多样化、个性化、且多变，产品生命周期普遍缩短。在这种环境下，企业需要采取柔性制造方式来响应环境变化，但是限于当前技术水平，企业尚不能通过实现技术上的柔性来满足生产需要。因此，只能通过重构组织形态寻求组织上的柔性以实现柔性制造。

此外，物质资源的日益匮乏也改变着组织的竞争范式，当企业无法通过市场和企业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突破自身能力约束时，企业不得不选择建立在资源依赖基础上的合作行为，跨越自身边界实现企业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获得1+1>2的效果。于是产业集群这种弹性专精的生产组织形式就应运而生，产业集群内的企业通过合作行为可以及时根据生产需要灵活地与上下游的不同合作伙伴进行生产组合，这种介于市场与层级之间的新型的制度安排比缺乏弹性的垂直一体化和远距离的企业战略联盟更有效率。

从外部看，集群是一个大量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集团，实现了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从内部看，在集群内部通过弹性的分工体系来组织生产，从而形成范围经济。这种有效率的交易结构和制度安排也解决了因分工内生演进所造成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选择，它没有市场制度较高的交易费用，但又保持着市场的灵活性；没有垂直一体化组织的高昂成本，但又具备企业配置资源的优越性，兼具了垂直一体化的科层组织与市场交易的制度优势[1]。

（二）区位指向的资源禀赋

为什么产业集群能够在一些区域萌生并发展，而在另一些区域即使政府有意给予政策扶持也很难培育起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呢？原因就在于产业集群的自发萌生是区位指向的[2]。区域在集群形成之前，通常已具备一定的资源禀赋。

资源禀赋不但包括物质性资源禀赋，还包括市场特征、初始的制度存量以及本地的社会资本等非物质性资源等。主要有：（1）要素禀赋。由于交通运输及其他相关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在选址时首先考虑的就是资源的供应是否便利。因此，资源的稀缺性会使企业向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地区集聚，要素禀赋成为区位最初吸引企业进入的显性要素。（2）本地需求。本地需求直接决定了当地对集群初创企业产出的吸纳能力，也缩短了企业和客户的市场距离，节省了大量的流通费用。本地需求也深深影响着企业认知与诠释客户需求的能力。企业对周边需求状况最为敏感，产品在本地成功，所获得的肯定和掌声最大；文化与地缘的一致使沟通的误差降到最小；直接面对客户可充分掌握客户的处境与偏好，了解他们的精细需求，应对本地需求所需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更低[3]。这些都是区域内初创企业取得初步成功的关键。（3）政府在当地的制度供给。区域内形成产业集群之前的初始制度存量是区域内交易制度演进的起点。当地政府如果能提供优良的公共产品、有利的制度保障，创建安全法制、公平有信的本地创业环境、就业环境和市场竞争环境，那么区域内就会存在更多的获利机会，区域进入障碍较低，区域对初创企业将更有吸聚力。（4）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资源也是诱导集群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熊比特认为企业家在创造和引进新的生产方法、介绍新产品、新的工业组织形式、开辟新货源、新市场等方面作用巨大[4]。外部环境的胁迫会改变企业家的心智模式，从而影响企业家的决策行为，因此，企业家通常是响应环境变化的号召者，很多集群的形成始于企业家的某一成功决策，并且区域内初始创业者成功的“财富示范”效应也推动了创业行为在区域内的扩散，使区域内企业的数量得到迅速增加。（5）本地根植性的产业文化与社会文化。形成产业集群的地区通常存在很浓厚的产业文化氛围，很多地区在形成集群之前，那里的家家户户就曾出现过大面积的作坊式生产，人们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非常了解和热爱，大人小孩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对产品的技术、市场信息津津乐道，行业秘密已经不再是秘密，共同的文化传统、行为规则和价值观促使集群内部形成一种相互信赖关系，大大减少交易费用，使企业家之间的协调与沟通容易进行，企业之间的深度劳动分工得以执行。这些资源禀赋通常具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它们都具有非竞争性特点和低流动性特点，难以通过要素市场公开获得，属于本地特有要素；二是这些低流动性要素因稀缺、难以模仿、不可替代而具有一定的价值，能够吸引其他可移动的要素向该地聚集。因此，拥有这些资源禀赋的区域就有了区位“粘性”，进而获得区位要素优势落差，随着时间的累积，势必会首先形成企业的物理集聚现象。

（三）产业及产品本身的特性

区位禀赋的先天优势使空间在分布上并不是均质的，某些空间具有“粘性”，能够吸聚企业形成物理集中，但企业的集聚最终能否形成精细的分工协作网络，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还要取决于产业及产品本身的特性。

实践表明，日用消费品、配套产品、电子产品生产和商贸领域等产业容易形成集群。因为这些产业对企业的规模、技术、资本的要求都不高，进入壁垒较低，容易形成中小企业集聚。此外，集群产品通常也要具备产品技术上的可分性，产品的实效性和与艺术性等特性[5]。只有当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被划分为明显的若干道程序时，才能够对其各道程序实行专业化分工，进而可以考虑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假如生产某一产品的各个工序在技术上联系过于紧密，那么在一个企业内部完成生产（而不是不同企业分工合作）将是最优选择，这一产业相对地不适合形成产业集群。产品的时装性和艺术性则要求企业采取柔性制造响应多变需求，在这种环境要求下，才存在形成集群的必要性。同时，产品也存在更多的差异化机会，避免集群发展过程中众多同类企业陷入恶性竞争。

二、产业集群生成的内在逻辑

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逻辑如图1所示，外在条件既促使当地企业家萌生创业的念头，也降低了区域进入障碍。区域内首先会出现生产某一产品的某一初创企业，企业可能会凭借区域条件获得低成本优势而取得不错的发展。在外部环境的胁迫与区位禀赋的诱发的共同作用下，由于地理接近更容易模仿成功企业，加上地缘、亲缘的因素，往往会出现个别生产单一产品的企业集中在狭小的范围内，几乎所有的企业提供基本相同的生产或服务，这一区域类似某种产品生产基地。但此时区内并没有分工和产业化联系，企业处于一种地理空间上集中、产业关联上离散的状态[6]，这种物理集中状态可被视为集群的萌生期。

随着聚集企业数量的增加，集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外部经济性”，但是此时的外部经济不同于马歇尔所阐述的集群形成后所产生的内涵更为广泛的“外部经济”，此时的外部经济并不包括产业联系意义上的外部经济，只是集群萌生期的企业集聚效应。这些集聚效应主要包括：

1。基础设施外部经济。众多厂商的集聚，催生了维系集群的必要基础设施，企业能够共享交通、通讯、信息以及煤、水、电等基础设施，节约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同时也会引起政府的关注，促使当地政府更加完善基础设施，从而又吸引更多的相关活动到该区域。

2。原料外部经济。对集群外或本地的原料供应商来讲，产业集群实施同行业的大规模集体采购使企业形成集体力量，议价能力提高，可以获得成本更低的原料供应。

3。劳动力雇佣外部经济。行业规模扩大吸引大量各类人才来本地求职工作，从业人员的增多形成了劳动力供给充足的区域性市场，企业在长期雇佣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同时，也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的需要，及时调整工人的数量，减少工资成本和工人劳动保障方面的费用。另外，劳动力在区域内企业间自由流动，企业内部劳动力变换率也高，促进了信息、思想的传播和扩散。

4。知识溢出效应。集聚的初期，同行业企业的集聚使集群内充斥着大量的行业信息，使身处其中的企业可以更好地洞察市场需求、产业发展趋势、新市场开拓状况，也便于获取技术演变和革新的信息等。这大大降低了环境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创业风险，创业成功率大大提高[7]，也吸引更多的企业选择该区位。

5。营销的外部经济。生产同类产品的各企业便于共享销售渠道，节省了大量的客户搜寻成本。当有些企业开拓了国际市场时，其建立的渠道、积累的经验以及关于国外市场的信息，也有利于其他企业跟随进入国际市场。

这些外部经济的获得降低了企业的进入障碍，在集聚地区企业更容易得到所需要的资本、技术、投入和员工，有利于新企业的衍生，也吸引更多的外来企业纷纷迁入[8]。在这个过程中，同类企业同居一地，价格、质量和产品差异化程度评价标尺更容易使其互相成为竞争对象。因此，在集群的萌生期，区内企业的竞争也会很激烈，它们会竞相争夺要素资源以及顾客，这时会有部分企业由于竞争失利而退出该区域。剩下的企业起初通常会不可避免地由于偶然调剂产品余缺而产生初步的合作。起初企业间的合作是偶然的、少数的、非惯例的现象，合作的益处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区域内企业的实践会修正企业主体的认知，企业由偶然的合作发现更多的潜在获利机会，企业会在审视内部资源及外部环境的基础上主动响应这种获利机会。

集聚使区内企业拥有了低成本优势，市场范围因而逐渐扩大，大量的需求使得区域内企业对中间产品形成了规模需求。区域吸引了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进入，大企业通过纵向裂解、非核心业务或职能外包等行为，不断衍生出中间产品供应商，企业间的合作就更为广泛和深入了。但是，分工必然会带来协调分工的成本，为了减少运输成本、共享公共设施、减少信息失真和不确定性风险等，企业出于自利会选择集聚一处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以此降低分工带来的交易费用。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交易效率继续提高，交易行为的种类和频率大大增加，各个分工单位之间的依赖性加强，从而产生更强的节约交易费用的欲望，由此进一步促使企业向同一区位的聚集[9]。

集群要获得自我持续成长能力，集群企业的数量必须达到某种最低临界规模（CriticalMass）。只有达到某种规模，集群的总产量足以挤占生产同类产品的大型企业的市场份额，以压倒性的优势占领市场时，集群企业才能获取超额利润，以维持集群内企业的低成本优势；同时，企业在群内也可以搜寻到足够多的合作伙伴，既满足了柔性生产需要，也能够形成多元代理人结构，有效地抑制机会主义，群内各个企业之间才能出现协同效应、获得较高的效能。过了临界规模以后，新企业进入集群的速度将加快，集群分工更加精细，集群成长为柔性生产体，整体上获得了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范围经济，集群的自增强机制才开始起作用。

产业集群形成的过程也是产业集群这一新的制度安排逐渐在群内扩散，传染给其他人接受，从而形成产生新制度所必需的临界多数的过程。人们偶然地响应潜在获利机会的行为，使他们发现通过这些规则体系能更好地满足其欲望，规则就会被自发地执行并被模仿。有用的规则如果被足够多的人采用，形成了一定数量（临界点）以上的大众，该规则就会变成一种传统被长期保持下去，最终会通行于整个共同体。企业在博弈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习俗、惯例、伦理准则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约定了商业交换的原则，促进了群内信任和互惠规范的形成，且自我实施，运行成本低，往往弥补了政府制度供给的不足，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经济行为弱嵌入社会关系的过程。

在对待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上，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弱嵌入性概念，弱嵌入性一方面承认经济嵌入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则认可经济过程的自主性。基于地缘、亲缘的关系使群内交易主体之间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很多企业主彼此之间就是朋友甚至亲戚关系，区域内企业主体已经超越了“经济人”的范畴，更多地扮演着“经济—社会人”的角色，他们的经济行为不仅仅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动机，也满足了赞同、地位、归属感、权力等非经济需要，而这些动机的实现都离不开社会关系网络。因此，非正式制度的传播和复制成为企业集聚行为的“黏合剂”，巩固了企业的集聚行为，为企业间可能产生的合作扫除了制度障碍，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为集群的分工演进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促使区域逐渐形成沿着价值链的分工体系。此时，集群内企业沿着价值链形成了既竞争又合作的交易方式，基于社会资本的地域分工的初步形成，标志着集群的生成①。

三、结论和启示

产业集群的社会学思考 篇6

产业集群在当今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显著, 越来越受经济学界的关注, 而集群内企业间社会资本的作用也被更多的人所认识, 其研究也日渐深入。众多学者从多角度分析研究了社会资本的内涵、特点、作用机制以及它对集群企业间合作效用的影响等。

1980年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Bourdieu[1]首先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引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 将其定义为“能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 强调人与人之间频繁互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可以为互利合作的集体行为提供信任基础, 推动经济社会良好发展。随后, 社会资本的研究引起更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热切关注, 并将社会资本及其运行活动的研究推向高潮。1988年美国社会学家Coleman[2]在总结之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社会结构功能的全新视角对社会资本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论证出社会资本能正向地影响个体行动效用。2002年Bolino[3]等学者在理论结合实证的基础上, 从组织内员工行为的视角强调提出: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 社会资本能正向引导组织内员工的行为, 进而提高组织合作效率水平、推动企业的长足发展。2005年Cooke、Clifton和Oleaga[4]的研究项目检查了英国12个地区的社会资本对小型和中型企业绩效的影响, 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不仅在公司层面上能提高公司的合作绩效水平, 而且雄厚的社会资本甚至可以增大地区的经济合作效用。2009年Lee[5]从系统化综述的角度提供了一个最新的有关社会资本文献综合评论, 该评论表明社会资本研究集中在三个核心维度:结构的社会资本、关系的社会资本以及认知的社会资本, 这三个维度的社会资本分别从不同作用点相对应地促进公司合作效用水平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 我国学者们开始对社会资本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2000年香港科技大学的边燕杰[6]博士等人从社会资本功效的视角, 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说明了企业社会资本存量越大、企业人均生产总值就越高, 即社会资本功效与社会资本存量存在正相关关系;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张其仔[7]教授借鉴多学科研究成果, 从经营合作绩效的视角对社会资本进行深入剖析、分层次研究, 最终得出社会资本是解释中国私有企业合作绩效的重要变量, 但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企业合作绩效的影响并不一致, 当期社会资本投资即社会资本流量与企业的扩展显著相关, 而长期社会资本投资即社会资本存量却显著影响了企业合作效率;2009年杜建华[8]等人从企业社会资本动态能力的角度, 用实证的方法分析和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创业型企业合作绩效的影响, 而且认为社会资本和企业财务绩效、成长绩效和创新绩效之间都是高度相关的, 最终能有力地推动企业间的合作效用。

纵观此类研究, 社会资本存量对企业间合作效用格外引人关注, 但其研究方法多以现实情况为基础结合实证直接论述说明。本文试着从集群内企业间社会资本互动的角度, 借改声誉模型, 用数学的方式方法描述分析社会资本对集群内企业合作效用的影响过程。

2 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社会资本合作效用模型构造

(1) 声誉模型的说明

声誉模型 (Reputation Mode) 是Kreps、W ilson、Milgrom、Roberts[9]等学者在1982年建立起来的经济学模型, 研究声誉对人的行为决策的影响以及经营者声誉机制作用机理。该模型的核心在于:声誉是一种可以激励和约束人们行为的因素, 可以作为显性激励契约的替代物。社会资本产生于企业间的互信合作, 企业也在对社会资本的培育过程中通过网络化的交流树立了自己的良好声誉, 并随着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 企业的声誉资本也将得到大幅提高。在此意义上, 集群企业的社会声誉资本成为社会资本的一种衍生, 与企业的品牌效应共同作用, 对企业合作行为有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性, 故可借鉴声誉模型研究其对企业间合作效用的影响。

(2) 模型假设

1) 集群中存在竞争且信息不完全对称。用r表示企业的信任类型:r=0为可信任型, r=1为不可信任型;用A表示企业的合作类型:A=0为合作型, A=1为投机型。

2) 用S${}_{ji}^t$表示t阶段企业j对企业i的社会资本激励因子, 0≤S${}_{ji}^t$≤1, 且S${}_{ji}^t$是t阶段企业j与企业i非投机合作次数N的增函数, 即∂S${}_{ji}^t$∕∂N>0。

3) P${}_{ji}^t$表示在t阶段企业j认为企业i为可信任型 (r=0) 的预期概率判断, 之后根据市场行为进行后验概率验证并不断进行修正, 其中S${}_{ji}^t$与S${}_{ji}^t$存在正相关关系 (S${}_{ji}^t$～P${}_{ji}^t$) , 即若在t阶段企业j认为企业i为可信任类型的预期概率判断高时, 则在此阶段合作中企业j对企业i的社会资本激励因子S${}_{ji}^t$会变大, 0≤P${}_{ji}^t$≤1。

4) 由于集群是由多个具有高度生产经营性相关的企业组成的一种特殊群落性组织, 其特征可简单描述为:①地理邻近性 (用η1表示) ;②高度专业化分工 (用η2表示) ;③持久的交流合作 (用η3表示) 。三个特征η1、η2、η3都将影响集群内企业个体的社会资本激励因子S${}_{ji}^t$的效应, 最终影响企业间的合作效用 (用U${}_i^t$表示t阶段企业i所得合作效用水平) , 定义集群社会资本激励效应扩大系数△=η1+η2+η3。

从产业集群中任选两个具有合作关系的企业i和企业j进行合作过程效用分析, 由于选择的一般性, 所以对模型的最终分析不影响其一般性结论的群内推广。

(3) 模型构造

企业i的t阶段效用函数构造模型如下:

$\begin{array}{l}\text{U}{}_{\text{i}}^{\text{t}}=-\frac{1}{2}\text{A}{}^2+\text{r}\cdot \text{A}+(\text{η}{}_1+\text{η}{}_2+\text{η}{}_3)\cdot \text{S}{}_{\text{j}\text{i}}^{\text{t}}\\ \text{U}{}_{\text{i}}^{\text{t}}=-\frac{1}{2}\text{A}{}^2+\text{r}\cdot \text{A}+△\cdot \text{S}{}_{\text{j}\text{i}}^{\text{t}}\end{array}$

(4) 模型演算

1) 当企业i为可信任型企业, 即r=0, 则:$\text{U}{}_{\text{i}}^{\text{t}}=-\frac{1}{2}\text{A}{}^2+△\cdot \text{S}{}_{\text{j}\text{i}}^{\text{t}}$, 此时要使企业i的效用最大化, 使∂U${}_{\text{i}}^{\text{t}}$/∂A=0, 则A=0, 即企业i会选择合作行为。这表明可信任类型企业在与其他企业合作时, 各阶段行动单一明确, 效用函数变为:U${}_{\text{i}}^{\text{t}}$=△·S${}_{\text{j}\text{i}}^{\text{t}}$ (A=0, 采取合作行为) 。

2) 当企业i为不可信任型企业, 即r=1, 则:$\text{U}{}_{\text{i}}^{\text{t}}=-\frac{1}{2}\text{A}{}^2+\text{A}+△\cdot \text{S}{}_{\text{j}\text{i}}^{\text{t}}$, 当t=1时, 企业j预期企业i为不可信任类型 (r=1) 的概率会很高, 即P${}_{ji}^t$→0, S${}_{ji}^t$→0 (S${}_{ji}^t$是非投机合作次数N的增函数;S${}_{ji}^t$与P${}_{ji}^t$存在正相关关系) , 理性企业i会考虑到长远利益, 所以不会一开始就选择投机行为, 尤其在产业集群这个特殊环境中, 投机行为会对企业i产生很多持久不利的负面影响。基于这些考虑, 企业i会选择合作行为 (A=0) , 随着合作次数的增加, 企业i效用U${}_{\text{i}}^{\text{t}}$会增大并使自己的社会资本进一步积累, 即S${}_{ji}^t$增大, 可信任水平P${}_{ji}^{t+1}$提高 (后面给出验证) , 效用函数为:U${}_{\text{i}}^{\text{t}}$=△·S${}_{\text{j}\text{i}}^{\text{t}}$ (A=0, 采取合作行为) 。

当在企业i与企业j合作的最后一阶段时 (t=end) , 效用函数为:$\text{U}{}_{\text{i}}^{\text{e}\text{n}\text{d}}=-\frac{1}{2}\text{A}{}^2+\text{A}+△\cdot \text{S}{}_{\text{i}}^{\text{e}\text{n}\text{d}}$, 对其进行一阶求导, 令∂U${}_{\text{i}}^{\text{e}\text{n}\text{d}}$/∂A=1–A=0, A=1, 此解说明不可信任型 (r=1) 企业i在最后一阶段的合作不顾之前累积的社会资本存量而去选择投机行为 (A=1) , 这与其信任类型逻辑上保持一致性, 效用函数变为:$\text{U}{}_{\text{i}}^{\text{e}\text{n}\text{d}}=\frac{1}{2}+△\cdot \text{S}{}_{\text{i}}^{\text{e}\text{n}\text{d}}(\text{A}=1$, 采取投机行为) 。

根据著名的“蜈蚣博弈”模型, 只要不可信任型企业i (r=1) 存在在最后阶段 (t=end) 进行投机行为 (A=1) , 则企业i与企业j之间就不会产生任何一次合作, 但是本文考虑的企业间合作是基于产业集群的特殊环境, 只要企业i的效用收益U${}_{\text{i}}^{\text{t}}$<σU${}_{\text{i}}^{\text{t}+1}$, 双方即可存在合作 (σ为贴现因子) 。正因如此, 本文假设企业间是无限重复次博弈合作过程, 约束条件就是U${}_{\text{i}}^{\text{t}}$<σU${}_{\text{i}}^{\text{t}+1}$;再者本文只分析纯战略博弈合作过程, 不涉及混合战略博弈合作分析, 即只选取A=0或A=1。

3) 不可信任型 (r=1) 企业i在合作各阶段的合作行为选择

之前已假设P${}_{\text{j}\text{i}}^{\text{t}}$表示在t阶段企业j认为企业i为可信任型 (r=0) 的先验概率, 则企业i为不可信任型 (r=1) 的先验概率为1-P${}_{\text{j}\text{i}}^{\text{t}}$.假设P${}_{\text{j}\to \text{i}}^{\text{t}}$为在t阶段企业j认为企业i会选择合作行为 (A=0) 的概率, 在t阶段, 如果企业i采取合作行为 (A=0) , 则在t+1阶段企业j认为企业i为可信任型 (r=0) 企业的概率可依据贝叶斯公式进行推导:

$\begin{array}{l}\text{Ρ}{}_{\text{j}\text{i}}^{\text{t}+1}=\text{Ρ}(\text{r}=0|\text{A}=0)=\frac{\text{Ρ}(\text{r}=0‚\text{A}=0)}{\text{Ρ}(\text{A}=0)}\\ =\frac{\text{Ρ}(\text{r}=0‚\text{A}=0)}{\text{Ρ}(\text{A}=0|\text{r}=0)\cdot \text{Ρ}(\text{r}=0)+\text{Ρ}(\text{A}=0|\text{r}=1)\cdot \text{Ρ}(\text{r}=1)}\\ =\frac{\text{Ρ}{}_{\text{j}\text{i}}^{\text{t}}\times 1}{1\times \text{Ρ}{}_{\text{j}\text{i}}^{\text{t}}+\text{Ρ}{}_{\text{j}\to \text{i}}^{\text{t}}\times (1-\text{Ρ}{}_{\text{j}\text{i}}^{\text{t}})}\ge \text{Ρ}{}_{\text{j}\text{i}}^{\text{t}}\end{array}$

上述计算结果既清晰地验证了之前所提出的“随着企业选择合作行为 (A=0) 的合作次数的增加, 下一阶段企业j认为企业i为可信任型 (r=0) 企业的概率即可信任水平P${}_{\text{j}\text{i}}^{\text{t}+1}$会提高”P${}_{\text{j}\text{i}}^{\text{t}+1}$≥P${}_{\text{j}\text{i}}^{\text{t}}$, 也说明了企业i如果一直选择非投机合作行为 (A=0) , 它不但得到其他企业j更多的信任 (P${}_{\text{j}\text{i}}^{\text{t}+1}$提高) , 而且其效用收益也将进一步增多 (S${}_{\text{j}\text{i}}^{\text{t}+1}$增大, 与P${}_{\text{j}\text{i}}^{\text{t}+1}$正相关) , 这将更好地促进企业间的合作, 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效用收益。

相反, 如果企业i在t阶段的合作中出现投机行为 (A=1) , 则在t+1阶段企业j认为企业i为不可信任型企业 (r=1) 的先验概率变为:

$\begin{array}{l}\text{Ρ}(\text{r}=1|\text{A}=1)=\frac{\text{Ρ}(\text{r}=1‚\text{A}=1)}{\text{Ρ}(\text{A}=1)}\\ =\frac{\text{Ρ}(\text{r}=1‚\text{A}=1)}{\text{Ρ}(\text{A}=1|\text{r}=0)\cdot \text{Ρ}(\text{r}=0)+\text{Ρ}(\text{A}=1|\text{r}=1)\cdot \text{Ρ}(\text{r}=1)}\\ =\frac{\text{Ρ}(\text{r}=1‚\text{A}=1)}{0\times \text{Ρ}{}_{\text{j}\text{i}}^{\text{t}}+\text{Ρ}(\text{r}=1‚\text{A}=1)\times (1-\text{Ρ}{}_{\text{j}\text{i}}^{\text{t}})}\end{array}$

其中, 因为在t阶段企业i选择了投机行为 (A=1) , 故企业j认为企业i为可信任型企业 (r=0) 的先验概率修正为P${}_{\text{j}\text{i}}^{\text{t}}$=0, 所以上式将演算为:

$\text{Ρ}(\text{r}=1|\text{A}=1)=\frac{\text{Ρ}(\text{r}=1‚\text{A}=1)}{0\times \text{Ρ}{}_{\text{j}\text{i}}^{\text{t}}+\text{Ρ}(\text{r}=1‚\text{A}=1)\times (1-0)}=1$

即1-P${}_{\text{j}\text{i}}^{\text{t}+1}$=P (r=1|A=1) =1, P${}_{\text{j}\text{i}}^{\text{t}+1}$=0, 即在t+1阶段企业j认为企业i一定为不可信任型企业 (r=1) 。

上述演算结果表明, 企业i如果选择了投机行为 (A=1) , 则其它企业会在下一阶段的合作前完全认定企业i为不可信任型企业 (r=1, P${}_{\text{j}\text{i}}^{\text{t}+1}$=0) , 并将采取强硬的惩罚, 使S${}_{\text{j}\text{i}}^{\text{t}+1}$→0 (S${}_{\text{j}\text{i}}^{\text{t}+1}$与P${}_{\text{j}\text{i}}^{\text{t}+1}$正相关) 。鉴于以上考虑, 理性的不可信任型 (r=1) 企业i仅会在合作的最后一阶段采取投机行为 (A=1) , 之前的合作中都会采取合作行为 (A=0) , 再一次验证之前的结论, 但此种情况在集群环境中我们认为不会发生。

现在讨论基于产业集群环境, 企业i与企业j无限重复次博弈合作过程中不可信任型企业i相邻两阶段的效用收益。

不可信任型 (r=1) 企业i在t阶段的效用收益为:

$\text{U}{}_{\text{i}}^{\text{t}}=-\frac{1}{2}\text{A}{}^2+\text{A}+△\cdot \text{S}{}_{\text{j}\text{i}}^{\text{t}}(\text{A}=0$, 采取合作行为)

=△·S${}_{\text{j}\text{i}}^{\text{t}}$

因为S${}_{\text{j}\text{i}}^{\text{t}}$与P${}_{\text{j}\text{i}}^{\text{t}}$存在正相关关系, 0≤S${}_{\text{j}\text{i}}^{\text{t}}$≤1, 0≤P${}_{\text{j}\text{i}}^{\text{t}}$≤1, 令S${}_{\text{j}\text{i}}^{\text{t}}$=P${}_{\text{j}\text{i}}^{\text{t}}$, 使得:

U${}_{\text{i}}^{\text{t}}$=△·S${}_{\text{j}\text{i}}^{\text{t}}$=△·P${}_{\text{j}\text{i}}^{\text{t}}$

不可信任型 (r=1) 企业i在t+1阶段的效用收益为:

$\text{U}{}_{\text{i}}^{\text{t}+1}=-\frac{1}{2}\text{A}{}^2+\text{A}+△\cdot \text{S}{}_{\text{j}\text{i}}^{\text{t}+1}(\text{A}=0$, 采取合作行为)

=△·S${}_{\text{j}\text{i}}^{\text{t}+1}$=△·P${}_{\text{j}\text{i}}^{\text{t}+1}$ (S${}_{\text{j}\text{i}}^{\text{t}+1}$与P${}_{\text{j}\text{i}}^{\text{t}+1}$正相关)

根据之前贝叶斯概率的推导结果:

根据基于产业集群的特殊环境企业间合作的条件——只要企业i的效用收益U${}_{\text{i}}^{\text{t}}$<σU${}_{\text{i}}^{\text{t}+1}$, 双方即可存在合作 (σ为贴现因子) , 则:

$\begin{array}{l}\text{U}{}_{\text{i}}^{\text{t}}＜\text{σ}\text{U}{}_{\text{i}}^{\text{t}+1}\\ \text{Ρ}{}_{\text{j}\text{i}}^{\text{t}}＜\text{σ}\text{Ρ}{}_{\text{j}\text{i}}^{\text{t}+1}\\ \text{Ρ}{}_{\text{j}\text{i}}^{\text{t}}＜\frac{\text{σ}\cdot \text{Ρ}{}_{\text{j}\text{i}}^{\text{t}}}{\text{Ρ}{}_{\text{j}\text{i}}^{\text{t}}\times (1-\text{c})+\text{c}}\\ \text{Ρ}{}_{\text{j}\text{i}}^{\text{t}}＜\frac{\text{σ}-\text{c}}{1-\text{c}}\end{array}$

即只要在t阶段企业j认为企业i为可信任型企业 (r=0) 的预期概率$\text{Ρ}{}_{\text{j}\text{i}}^{\text{t}}＜\frac{\text{σ}-\text{c}}{1-\text{c}}$时, 双方的合作就能得到保证。

3 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社会资本影响合作效用分析

(1) 产业集群内的企业, 社会资本S${}_{\text{j}\text{i}}^{\text{t}}$的引入能促进良好的合作, 其中t阶段的投机行为 (A=1) 会使合作企业对其为可信任型企业 (r=0) 的概率估计在t+1阶段修正为P${}_{\text{j}\text{i}}^{\text{t}+1}$=0, 合作效用U${}_{\text{i}}^{\text{t}+1}$=△·S${}_{\text{j}\text{i}}^{\text{t}+1}$=△·P${}_{\text{j}\text{i}}^{\text{t}+1}$=0, 有效地约束企业投机行为的出现。基于“信任、规范、网络化”的社会资本, 既能有效地促进集群企业间诚信合作、克服投机行为, 又可以弥补集群制度保障不力, 保证合作的双方效用最大化的自我实现。在产业集群环境中, 促进社会资本高效积累, 提升集群网络功能, 建立良好的信息流通机制, 降低因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交易障碍, 增进集群内信息的高效流通, 有助于社会资本将诚信协作的集群文化在企业间高效传播, 促进并维持成员企业的协调性与稳定性, 提高企业合作的效率水平和效益水平。

(2) 集群中企业i的合作效用U${}_{\text{i}}^{\text{t}}$=△·S${}_{\text{j}\text{i}}^{\text{t}}$, 则∂U${}_{\text{i}}^{\text{t}}$/∂S${}_{\text{j}\text{i}}^{\text{t}}$>0, 又因为∂S${}_{\text{j}\text{i}}^{\text{t}}$∕∂N>0, 故∂U${}_{\text{i}}^{\text{t}}$/∂N>0, 即集群中企业间合作效用是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函数, 也是合作次数的增函数, 同样意味着社会资本存量是企业间互信合作次数的增函数。根据模型演算, 促进集群企业间的交流合作次数, 提高企业互信水平, 强化双方的诚信合作意识, 为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进一步强化了集群内企业间合作的信任机制, 提高集群整体的合作效益。

(3) 在产业集群中企业的高聚集 (η1) 、细分工 (η2) 、多交流 (η3) 的特殊群落环境中, 合作效用U${}_{\text{i}}^{\text{t}}$=△·S${}_{\text{j}\text{i}}^{\text{t}}$= (η1+η2+η3) ·S${}_{\text{j}\text{i}}^{\text{t}}$, ∂U${}_{\text{i}}^{\text{t}}$/∂η1>0;∂U${}_{\text{i}}^{\text{t}}$/∂η2>0;∂U${}_{\text{i}}^{\text{t}}$/∂η3>0, 三个特征η1、η2、η3都将放大集群内企业个体的社会资本激励因子S${}_{\text{j}\text{i}}^{\text{t}}$的效应, 有效地正向影响企业间的合作效用水平U${}_{\text{i}}^{\text{t}}$, 而且正是这种群落环境催生了集群内企业间社会资本独特的作用机制, 升华了企业发展的软动力:高聚集 (η1) 促使交易费用降低机制的实现;细分工 (η2) 推助信息共享机制的形成;多交流 (η3) 引导信任机制的完善。信任机制是信息共享机制和交易费用降低机制的基础, 集群内企业只有增加社会资本存量才能够提供夯实的信任机制, 进而促进信息共享机制和交易费用降低机制的发展, 并最终成为企业发展的软动力, 推动集群稳步前进。

(4) 集群中企业的合作意愿由$\text{p}{}_{\text{j}\text{i}}^{\text{t}}＜\frac{\text{σ}-\text{c}}{1-\text{c}}$决定, 受其它企业对其为可信任型企业 (r=0) 的概率估计P${}_{\text{j}\text{i}}^{\text{t}}$和贴现率σ的影响, 贴现率越大, 企业越会选择合作行为。企业间高的可信任概率估计能大幅降低合作企业间的风险预防成本、增加企业间的合作意愿、提升合作效益, 其中高的可信任概率预期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间之前合作的行为表现记录;二是现阶段合作的后验概率修正。贴现率的引人, 又将企业整条时间列的效用纳入到决策中来, 使企业的各阶段效用能进行科学的纵向比较, 这两个方面的数据一并为企业的合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4 结论

本文从社会互动的角度, 辅以声誉模型的计算推导, 清晰地论证出社会资本能良好地促进集群中企业间的合作行为、提高合作效用, 并进一步增加企业社会资本的存量水平, 形成有力的信任与合作的正反馈机制, 有效地遏制企业间合作中的投机行为。因此, 提升社会资本的经济效应、重视社会资本的高效转化, 将能为集群整体竞争优势带来新的增长源泉、增强集群的生命力, 因而也就成为集群企业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

中国发展低碳产业集群的战略思考 篇7

当前,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正在掀起一场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经济革命。如德国称环保技术产业有望在2020年超过传统的机械制造业和汽车产业,成为德国的主导产业;日本提出,1993-2020年用于能源和环境技术研发的财政预算支出达到110亿美元;美国也在投巨资研发低碳技术。在全球的大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有可能演变成未来全球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

低碳经济在本质上是与中国正在推行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道路相一致的,将从根本上、全局上长期影响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地方产业集群。因此将低碳经济提高到中国未来经济的主流模式角度来认识,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低碳经济将深刻影响着中国产业集群未来的发展战略;其中一批低碳产业集群将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组织载体。

一、 发展低碳产业集群的宏观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产业集群得到充分发展,成为区域与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从区域分布上看,中国的产业集群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其中浙江、福建两省集群经济产出已占到这两省工业的50%。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群也得到长足的发展。目前产业集群在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也展示出强劲的活力。从企业组织结构来看,中国地方产业集群主要是以小型生产企业和服务企业为主体。在各方面的推动下,产业集群政策已成为许多地方中小企业政策的核心内容。

中国地方产业集群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耗能较高,污染较重,对环境与资源构成较大压力。为应对这些问题,2007年11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印发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发改企业[2007]2897号)。这是第一个在中央政府层面制定的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专门文件。该文件提出,要切实推进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型工业。选择若干产业集群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建立产业集聚区内物质能量循环利用网络,发展生态型工业和生态型工业园区。贯彻实施《清洁生产促进法》和《节约能源法》等法律法规,通过清洁生产、资源节约、污染治理和淘汰落后等手段,推动高消耗高污染型产业集群向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型转变。加强对废旧物资回收利用集群污染综合整治,对于排放集中、污染严重的产业集聚区,探索集中治理方式,推广节能减排共性技术,降低企业治理成本。

可以认为,当前提出发展低碳产业集群,就概念来说,这是全新的,但其中部分内容实际上已在探索之中。低碳产业集群的提出,立足于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立足于中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必然要求,立足于提高中国企业和产业竞争力的长远需求,其内涵的深刻性超出了以往所谓的资源节约型、生态环保型产业集群的范畴。低碳产业集群是低碳经济时代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导向模式。低碳经济的概念来源于英国在2003年发表的《能源白皮书》。其中总体目标是到205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产业集群是指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处或相关于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据此,我们认为:低碳产业集群是指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实现清洁能源结构和高能源效率的产业集群。这里的技术创新指产业集群中被少数企业所试用或者被广泛采用的新型低碳技术;制度创新则可能包括一系列共性平台的使用或者约束机制和交易机制的建立,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

二、 发展低碳产业集群的必然要求

1.低碳产业集群是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

从全球产业集群的分工体系上看,中国产业集群总体来看有一些显著特征。一是集中于生产制造环节,在设计、营销、物流等环节比较落后;二是从价值上看,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这样的产业集群显然具有明显的高碳特征。

最近有学者在研究中国地方产业集群问题时,深刻地指出:被锁定在低端的中国的产业集群架构起所谓的“世界工厂”,这个工厂的产品用于满足美欧发达国家的需要。美欧发达国家一方面将高价值环节拿走,一方面又将高排放高能耗的环节弃留在中国。这将对中国日后的减排工作造成巨大压力。这一点,甚至连欧美舆论也毫不讳言。英国广播公司2007年10月5日的一篇报道中指出:“西方消费需求加剧中国碳排放”,它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工厂生产同一件产品产生的二氧化碳比欧洲工厂多1/3,而且在运输这些产品的过程中产生了更多的二氧化碳。最近,还出现了一些国家的某些跨国公司为躲避国内的碳税,有意识地将高排放的粗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又从中国进口初级产品到本国进行精加工。基于以上分析,为了从根本上应对低端高碳产业集群在我们环境与资源造成的长远压力,中国目前遍布于各地的高碳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基本方向就是发展低碳产业集群,逐步摆脱被“碳锁定”的局面。

2.低碳产业集群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国家发改委原主任马凯同志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存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在有些地区、有些行业、有些企业还相当突出。中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实现的,存在着严重的高排放和高污染的问题。据测算,中国资源的产出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

高碳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实质上损害了企业的竞争力。西方国家早在研究所谓“绿色竞争力”,并利用其技术上的竞争优势,在国际上推行低碳贸易壁垒,限制高能耗、高排放的产品出口到这些发达国家去。面对这种贸易壁垒,我们一方面要保护自身利益;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提高产品能源效率,降低排放,最终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3.低碳产业集群是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地方产业集群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重要的问题是处理与能源及环境的关系。要摒弃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子,也要清醒看待过去自身走过的老路子。这条老路子的基本特征就是高能耗、高排放的“高碳型”工业化道路。据统计,1900-2004年全球累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约80%是工业化国家排放的,美国、中欧和西欧约占全球累计排放量的58.98%,美国历史累计二氧化碳排放约占全球累计排放量的28.03%。

就中国而言,对比国际上工业化进程初期的资料,在人均GDP处于500-3500美元阶段时,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与日本同一发展阶段的人均排放量相当;略低于西欧的人均排放量。一方面,我们坚持认为:当前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就像发达国家处于工业化初期一样,是生存型排放;另一方面,从全球经济合作和长远观点来看,中国应当坚定沿着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下去,发展低碳产业集群,降低能耗和排放。

4.低碳产业集群是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在应对城市发展一系列压力的过程中,开始新型城市化的探索。首当其冲的就是要面对能源超常利用压力、生态环境改善压力等。有关学者关于新型城市化的目标设计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蓝图:到2050年中国城市的单位能量消耗和资源消耗所创造的价值在2000年基础上提高15-20倍,提早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四倍跃进”的目标,争取到2040年实现能源消耗的“零增长”,争取到2035年实现温室排放的“零增长”。

新型城市化必然要求发展低碳产业集群。这个产业集群中的龙头骨干企业和数目众多的中小企业应以低碳经济为模式和方向;在产业集群中直接就业和间接服务于该产业集群的市民应以建设低碳社会,推行低碳生活为模式和方向;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应以提供低碳基础设施、实施各项低碳产品和行业标准为模式和方向;科研机构、大学和质检等机构应以提供低碳知识与技术,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为模式和方向。总之,低碳产业集群是低碳城市的核心组成部分。

三、 发展低碳产业集群的若干模式探索

1.将传统制造业集群改造为低碳产业集群

印染行业是绍兴县的支柱产业,也是能耗大户和高排放行业。节能降耗工作是绍兴面临的重要问题,绍兴县提出以下做法:

——严格执行各项环保法律法规,做到持证排放,达标排放,完成污染物削减任务;完善各项环保管理制度,建立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台帐,确保各项环保治理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坚决杜绝偷排、漏排行为。

——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通过中水回用、污水预处理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削减污染排放量。引进气流染色机等低污染低排放的设备和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努力提升全县的印染产业档次。

——推动争创“环境友好型”企业活动,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模范。

——加强企业自律,建设规范排放口,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装置,自觉接受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监管,欢迎社会各界人士监督。

2.将工业园区综合优化为低碳产业集群

上海化学工业区率先走在前列,其万元产值循环经济指标都远远领先于全国行业水平,能耗低于行业的1/2,耗水量低于行业的1/12,废弃低于行业的1/3,废水低于行业的1/8。

化工区根据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结合自身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产品项目、共用辅助、物流传输、环境保护和管理服务”五个“一体化”的开发理念,并融入开发建设的全过程中,形成园区“专业集成、投资集中、资源集约、效益集聚”的整体优势。目前,园区已经吸引了BP、巴斯夫、德固赛、拜耳等众多国际性化工大企业集聚于此。

根据国际经验和产业上下游发展规律,工业布局以大化工为依托,打破现有行政区划界限,加大工业区的归并力度,重点发展化工、精细化工、合成材料、新型建材、生物医药、食品加工及其他轻工加工业。上下游产业区相互依托,并以物流、技术、信息等方面及时、到位、全面的服务相支持,形成区域整体性集群优势。

3.将生产性服务业集群提升为低碳产业集群

浙江台州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全国四大摩托车板块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医药化学原料药生产出口基地,中国的“模具之乡”、“塑料制品王国”、中国重要的家电及制冷配件生产基地、缝制设备生产出口基地,全国最大的阀门基地,中国工艺礼品之都等。台州市应立足于产业集群,发展生产性服务集群。

——立足制造业,发展生产性服务集群。重点发展现代物流业、金融保险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和会展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启动建设海门港等主要物流节点。深化金融创新,打造金融强市,建设台州特色的区域金融中心。以台州先进制造业服务集聚区列为全省首批服务业试点示范项目为契机,增强引导和示范效应。到2010年力争全市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达到45%左右。

——立足沿海产业带集聚发展服务业集群。将服务业集聚发展与沿海产业带的建设相衔接,明确服务业集聚发展目标、建设规律和功能定位。重点抓好现代物流园、新型专业市场群、CBD、创业服务页园等几种形态的现代服务业建设。通过推进服务业集聚,为城市功能开拓提供服务,为工业园区建设配套,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支持。

——依托台州港口资源,发展临港经济集群。通过发展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大力提倡临港服务业,努力让台州建设成为区域性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散地。

4.将新能源新材料行业定位于低碳产业集群

保定市高度重视新能源与能源设备产业发展,坚持把“低碳”理念植入城市发展中,加快了光伏发电、风力发电、节电设备制造三大产业高速发展,并成为国家认可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战略平台。

2009年,随着国家对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工程予以资金补助等政策相继出台,保定市积极行动,把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上水平有机结合起来,把握世界产业技术革命的新趋势,高起点规划了中国电谷产业布局,谋划大发展蓝图,完成中国电谷二期控制性详规编制和产业规划,搞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关于建设低碳城市的意见》,建设“太阳能之城”。

目前,保定市新能源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已经启动,从事新能源设备制造的企业 160多家,涌现出英利公司和中航惠腾两个骨干龙头企业。形成了风电产业园、光伏产业园、节电产业园、天威兵装产业园等几大园区共同发展的格局。今年1-5月,光伏产业实现销售收入19.6亿元,利税1.4亿元;风力发电产业实现销售收入11.1亿元,利税2.1亿元。拥有2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4个省级技术中心,取得各种国家行业标准30项,科研成果300多项,专利350多项,多项已经达到国际、国内领先水平。吸引了兵装集团、国电集团、中船重工等战略合作伙伴的加盟,新能源产业已经成为保定市乃至河北省的支柱产业之一。

四、发展低碳产业集群的主要措施

综合以上理论思考与实践的探索,当前推进低碳产业集群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 进行低碳产业集群规划试点并逐步推广。确立低碳型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作为重点产业领域;研究低碳产业集群体系规划;编制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产业集群地区的交通与物流规划、市政设施规划;扩大产业集群地区的碳汇系统规划等。低碳产业集群规划试点既可以在特定的产业集群中展开;也可以结合部分市(县、区)开展的低碳城镇规划进行。规划试点工作要与低碳经济研究相结合,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第二, 加强产业集群地区中小企业节能减排工作。一方面要发挥全国性中小企业协会、行业协会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发挥产业集群地区行业协会的作用,形成纵横交错的组织体制。各级政府要与行业协会形成合力,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支持行业组织开展针对中小企业节能宣传与培训工作;二是鼓励行业组织进行节能降耗的标准工作;三是授权行业组织加大淘汰中小企业落后生产能力的力度;四是政府通过行业组织实施一批中小企业节能的激励措施;五是政府与行业组织、企业界共同努力构建中小企业节能服务体系。在众多的产业集群地区,政府和行业协会都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节能专业服务机构的作用,探索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节能新机制,积极推广节能自愿协议、合同能源管理及采用国外先进节能技术等节能管理新模式。

第三, 建设一批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集群。与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我国的产业集群的重心在工业制造方面。当前,要正确处理好工业立市和服务业兴市的关系,在有条件的地区先行一步,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重心构建产业集群,这是发展低碳产业集群的重要方面。以生产业服务业为重心构建产业集群,就要着力解决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层次不高的问题,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领头行业。为此,围绕新型服务业产业集群建设,要抓好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块规划建设,抓服务业项目推进建设工作,抓服务业市场主体培育,抓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突破,积极扩大服务业招商引资、完善服务业统计和形势分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