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与私人财富传承（推荐3篇）
私人银行业务在中国的发展只不过经历了短短七八年的时间，与国外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相比，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但尽管如此，在私人银行领域，国内各家银行间已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格局。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发达地区，私人银行业务都围绕着富豪们的需求展开，而且在整个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发展私人银行业务的意义
作为专门服务于高净值人士的私人银行，虽然作为舶来品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刚刚起步，但是对中国金融业和整体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顺应市场利率化，推动商业银行业务转型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步伐不断加快，银行业面临着存贷款利差缩小、利息收入减少的必然挑战。通过发展私人银行业务，能促进商业银行开展多元化、综合化经营，推动商业银行逐步从资本密集型
业务模式向资本集约型业务模式转变，提高盈利能力。
（二）促进财富管理行业整合提升，加快金融创新
作为服务高端客户的综合性平台通道，私人银行以开放式平台的形式整合了商业银行之外的证券、基金、信托、私募等机构的财富管理产品，方便各类财富管理机构有的放矢的进行产品开发和创新研究，拓展金融产品和非金融服务的创新空间，实现金融资产多样化配置。
（三）完善金融服务功能体系，利于国民财富的保护和增值。私人银行的核心是帮助高净值客户在变幻莫测的经济金融市场中实现创富和守富，协助高净值客户生产与投资的进一步开展，从而促进市场的活力，促进上下游行业生产与投资的良性循环，带动各行业各条线的健康发展，最终实现国民财富的整体保值与增值。
二、中国私人银行客户的财富传承需求分析
随着事业逐步进入巅峰期和稳定期，中国部分高净值人士的子女即将成年，“财富传承”的需求开始显现，并呈现出爆发的趋势，而且在超高净值人群中这一需求更为强烈。
（一）中国私人银行客户财富传承需求爆发的主因
现阶段，中国高净值人群的年龄层比较集中，约70%年龄处于40-60岁之间。随着年龄的增长，高净值人群对财富传承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其中遗产税政策信号刺激、财富保障、子女成年以及家族企业进入移交阶段等因素是促使高净值人群开始考虑财富传承问题的主因。
（二）中国私人银行客户对财富传承方式的态度
在财富传承的方式上，对财富的掌控权、家族企业经营的持续性和财富的分配方式方面是“富一代”和“富二代”共同关心的问题。此外，“富一代”还较为看重保障子女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甚至预留一笔资金，作为子女成年时的“创业启动资金”，为子女开创事业营造良好的开端。也有部分“富一代”在为保障子女的生活教育水平预留部分财富以外，希望用自己积累的财富为社会做出一些积极的贡献。
（三）“富一代”和“富二代”在财富传承上想法的差异点
虽然对财富的掌控权是两代人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但两代人的意愿存在一定差异。“富一代”希望财富成为子女人生的助推力，而不是负担。因此他们希望可以通过一定的财富安排，在子女成年后分批次交予子女，同时在子女达到一定年龄以前，只让他们成为受益人，而父辈保留一定的财富掌控权。而“富二代”则希望在接管财富、特别是接管企业经营的同时应获得掌控权，权力和责任相匹配，获得充分的信任和发挥的空间。
（四）中国私人银行客户家族企业的传承思路
对于家族企业是否由子女接班问题上，高净值人士间有较大的差距，仅有少量的企业主有信心且明确要求子女接管家族企业。在经历了自己创业阶段的辛苦奋斗以后，较多的“富一代”表示会尊重子女的兴趣和意愿，希望子女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规划开创人生。因此，建立企业法人制，引入职业经理人成为普遍的想法。值
得注意的是，有些企业主开始考虑转卖并退出企业，这部分企业主财富管理的重心将逐步从实业经营转为金融和其他类型的投资，财富传承的主要方式也会从企业股权的移交转变为金融财富的传承。
三、中国私人银行客户财富传承需求解决对策探讨
（一）解决财富传承问题需要关注的要点
财富传承，对高净值人士来讲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需求项目，而且各个家庭之间千差万别。虽然这项规划非常复杂，但对于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面对这些同样的问题：什么时候传承、传承给谁、传承多少、用什么方式传承，针对这些问题逐一作答就可以迎刃而解。
（二）做好财富传承规划首先要了解国家政策
考虑财富传承问题就需要密切关注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遗产税政策。目前关于我国遗产税的讨论非常热烈，2010年的遗产税草案最高税率为50%，所以对很多私人银行客户来讲，很有必要从现在开始进行周密的财富传承规划。而且一般情况下，遗产税的开征都会伴随着赠与税的开征，心存侥幸计划临时赠与的方式大多是行不通的。
（三）财富传承规划的要点和工具
对于企业资产的传承，可以设计一些股权转移方案，逐步将权益转移至下一代，完成企业的交接。对于家庭资产的传承，需要注意的是实物资产。因为遗产税需要以现金的形式在规定的时间内上缴，而临时变现实物资产很有可能面临较大的折价，这时可以借助一些人寿保险工具提供的大额免税现金来缴纳税金。另外，对于一
些超高净值人士，还可以借助家庭信托完成资产的传承。家庭信托也具有免税的优势，但起点金额较大，一般在5000万元以上，只适合亿万级以上的富豪。
（四）有特定目的时如何选择传承工具
如果有多个子女，或者有其他的传承对象，就需要借助遗嘱来进行划分，但注意遗嘱的制订必须具有法律效力，否则会引发更多的纠纷。要想把资产有目的传承给不同的子女，也可以借助人寿保险实现，通过受益人的指定完成，同时自己保留更改受益人的权利，如果子女不孝，还可以通过更改受益人进行制约。
参考文献：
【1】《洞悉客户需求，致力科学发展》2012年中国财富报告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婚姻私人化,直觉思维,理性思维
一、“助推”模式下“婚姻私人化”的论证及反思
泰勒和桑斯坦在《助推》一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婚姻完全私人化”的构想, 主张消除“婚姻”一词在含义上的不确定性。夫妻之间惟一的一层法律关系便是民事结合, 一种界定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协议。在相当大的范围内, 授予婚姻关系的组织, 将会自由选择和制定其认为合适的用于结成婚姻关系的规则, 而不必拘泥于某种正式的婚姻安排模式。政府和组织也不得以任何方式授予夫妻婚姻关系。在这一目标的引导下, 两位作者就“婚姻私人化”的可行性和正当性进行了论证。
作者在首先提出来的核心的观点是“为了尊重宗教组织并保护个体成员的自由, 建议将婚姻完全私有化”。[1]其实就是面对现实中关于宗教婚姻和同性婚姻的争议, 而提出的一个高度自由化的建议。如果这一建议实现的话, 我们将面临的就是“‘婚姻’一词将不出现在任何的法律条文中, 结婚证也将不再由任何级别的政府组织颁发和确认, 政府组织和宗教组织各司其职, 明确彼此在‘婚姻’事务上的分工。”[1]这样, 夫妻之间的关系只是表明一种民事结合。这种“民事结合”是与“婚姻”相区别的状态。在这样一个理念的指导之下, 作者开始设计符合理想能够约束这种合同关系的规则体系。在这一选择体系中作者希望通过助推完成以下几件事情, 从而说明“婚姻的私有化”是可能的并且是符合人们的需求的。“助推”需要完成的就是: (1) 同时保障婚姻的物质利益与象征意义。 (2) 保障夫妻作出承诺的自由。 (3) 推进婚姻中的自由选择。 (4) 最重要的就是维护婚姻双方及孩子的利益。因为作者指出“对于那些赞成官方婚姻的人来讲, 他们更关心的是孩子的利益, 以及夫妻双方弱势一方 (通常情况下是女方) 的利益。”[1] (5) 如何满足来自宗教婚姻和同性恋的两种针锋相对的声音。 (6) 消除“‘婚姻’一词在含义上的不确定性 (本身包含着官方的法律含义和宗教上的意义。) ”[1]针对要完成的这几个目标, 作者又是怎样来证明自己所倡导的“助推”能够完成上面的工作呢?作者认为, “婚姻”是一种由政府设立的附带权利和义务的不折不扣的官方状态。根据法律的规定人们会得到的经济上和非经济的好处。但是在官方婚姻状态中, 这一系列的物质利益与婚姻的象征性利益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婚姻”状态的意义所在。因而, “夫妻结婚时, 他们不仅需要得到物质利益, 而且还需要能得到一种官方的合法性认可。”[1]但作者进一步提出了疑问“为什么需要将这两种功能结合到一起呢?”[1]作者在此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受政府控制的婚姻使得宗教组织按需形式的自由无法得到保证, 从而无法也无法保证夫妻做出承诺的自由。”[1]进而作者提出了以下几个反驳的理由: (1) 政府控制婚姻的制度在过去带有一定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性。现代婚姻制度不应当沿袭这样的历史。 (2) 婚姻制度是政府授予性行为和生儿育女合法地位的制度。但现在已经不再是发生性行为和要孩子的前提条件。 (3) 官方婚姻制度是为了防止离婚, 使夫妻违背相互之间的诺言变得困难。“看上去像一种助推的行为。”[1]但是现实中的高离婚率告诉我们, 官方婚姻不能再作为一种提高婚姻关系稳定性的措施而存在了。 (4) “已婚”和“未婚”的区别使后者处于不利的经济状态。 (5) 站在支持官方婚姻制度的立场上来讲, 作者认为他们主要的理由就是认为官方的婚姻能够更好地保护孩子的利益和弱者的利益。但作者认为官方婚姻制度过于残酷, 认为一些更加直接的方式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并进而提出了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的方法, 那就是赋予人们自由选择的同时引导人们向目标方向努力。而官方的婚姻恰恰缺少自由度, 作者认为这不是一种好的默认选项。因而, 作者提出应当寻找更好的默认选项。 (6) 由于社会人生活在社会网络之中, 即使没有政府的婚姻约束, 人们也会非常看重私人承诺。 (7) 现行的婚姻制度让人十分的迷惑, 甚至是专业人员也不能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分歧。[1]在改变这一选择体系的过程中, 作者认为, 应当使助推成为保护弱者和孩子的工具。并且作者也提出了具体的助推的手段来达到这样目的, 并减少自利偏见所引起的争议。
经上述分析梳理我们不难看出, 作者在这个论证中主要是从现有婚姻制度的一些弊端, 以及“助推”所产生的良好效果来支持自己“婚姻私人化”的命题。但是这一论证过程本身存在有如下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 作者的整个论证建立在将婚姻的实质利益和象征利益相分离的前提之下。但是象征性本身并不是无意义的东西。因为大多数情况下, 程序、仪式本身就是在一种象征性中得到权威并维持着一种秩序。
其二, 作者试图用“婚姻私人化”来解决关于同性婚姻, 以及宗教婚姻的争议本身面临的挑战将比这两种现有的争议更大。原因就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婚姻”, 婚姻的契约属性是到底是什么样的。
其三, 需要更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是, 作者希望化解的关于同性婚姻的争议问题本身包含的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就是对于同性婚姻的阻力主要在于社会的认可。同性恋者是作为一个社会角色来被社会评价。因而即使法律将同性婚姻纳入到官方认可的婚姻形式模型中也并不意味着同性恋本身的处境就能变得更好。通过将婚姻私人化来回避这种争议可行性不足。作为社群主义代表人物的桑德尔也认为抽象的自主性理论根本没有挑战对同性恋的负面看法, 对同性关系的全面尊重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同性恋的亲密关系可以和异性伴侣一样分享人类的善, 即使不是引起羡慕, 最起码也能欣赏同性恋的生活。并且给婚姻运动的背景予以广泛关注, 是社会对婚姻制度承担的义务。
二、婚姻私人化的制度困境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之下, 假设“婚姻私人化”状态存在, 而作者也通过助推的方式为婚姻当事人建立一个合理的选择体系。即便如此, 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婚姻私人化还是面临着制度设计上的困境。这些困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将婚姻看作是合同关系这样一种思考方式。
首先, 如果我们将婚姻关系进看作是两人之间一种民事合同关系。那么我们需要解决如何保证这种民事合同当事人是两个人。现有的婚姻登记制度其中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要保障婚姻的安全性。换句话说, 如果从合同的角度来讲, 有利于交易的安全。因为通过婚姻登记, 起到的是一种限制竞争和公示权利的效果。 (第三方如果参与到原有的婚姻关系中, 则可能被判定为重婚罪。) 设想, 我们将婚姻私人化, 容许当事人双方之间按照意思自治的原则进行交易, 我们以什么作为公示的手段?如何保障第三人的利益?依靠民事结合和私人组织吗?即便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人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朋友、同事、老板的相处中度过, 因此, 即便没有政府的约束, 人们也会非常看重私人承诺。”[1]也并不能形成充分的力量, 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社会网络结构, 以及其他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都可能影响作者的这种判断。因此, 关于这一点需要更加充分的证明。由此, 我们看到, 在这样一种婚姻状态中, 对于个人的约束相较于原来的官方婚姻实际上更大了, 因为社会人也有自利的偏见。
其次, 忽略了婚姻制度与其他行政管理的联系, 增加了潜在的交易成本。我们知道, 婚姻登记承载着公法目标, 使得其具有国家治理活动的色彩。国家落实一夫一妻制的重要手段, 对已婚的人不予登记。借机对婚姻进行审查, 不仅要看婚姻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明是否齐备, 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 而且要看当事人是否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 以减少强迫婚、早婚、重婚和禁止婚等非法婚姻的出现。同时一旦登记, 其他行政管理就有了载体, 比如户籍管理、计生管理, 是其他行政管理的辅助手段。[11]那么在“民事结合”结合制度下, 一切由私人组织来操作。国家对于本国公民的婚姻状况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了解, 对于其他的行政管理, 如前文所讲的户籍管理、计生管理没有认识。如果涉及这些问题, 政府部门就要重新的进行组织调查。在《助推》一书中, 作者忽略了婚姻制度与其他行政管理之间的联系。这也是婚姻私人化可能带来的问题。
第三, 公信效力建设中的阻碍。当然这个就与社会发展阶段有关系。有的学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 人口城市化、工业化使城市劳动人口增加, 从而导致了一些迁移人口的无序, 重要表现在就业地点和住处方面, 从而导致了人际关系复杂化, 这诸多因素必将影响其婚姻家庭。[12]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约束力必然会降低, 私下举行仪式的公信力就会更弱。相反, 登记制度则可借助于网络技术扩大联网的范围来实现公示力的手段, 因而, 在这一点上婚姻的私有化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三、婚姻中的自由选择与国家干预
在《助推》一书中, 作者提出了“婚姻私人化”的设想, 并且希望建立一种“民事结合”的婚姻状态。作者所倡导的这种“民事结合”更趋向于将现有的婚姻关系变成纯粹的合同关系。然后通过“助推”的方式去制定一定的规则来约束这一合同关系。纵观在前文中对作者论证思路的梳理可以看到, 作者对现代婚姻制度多有诟病主要就是因为现有的婚姻制度没有足够的自由度。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导致在宗教婚姻, 以及同性恋婚姻的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争议。但笔者认为, 婚姻家庭领域的问题不可避免的会牵涉到伦理、道德等因素的考量。因而即使是婚姻的“契约”属性不断得到认可的今天, 人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婚姻“契约”属性的特殊性, 并不断需求着更加恰当的契约理论。作者在书中所倡导的这种“民事结合”状态其实就是将婚姻仅仅看作是一种合同关系, 而不掺杂任何情感的因素。诚如作者在书中所提及的那样, “婚姻已经越来越不是一纸特殊的契约了, 他已经很难束缚住婚姻的双方。”[1]但是婚姻契约属性的特殊性并不是仅仅体现在对于婚姻当事人的束缚, 恰恰更像作者在文中所说的, “这些象征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婚姻的意义所在”。[1]作者的观点主要来自于一种中立的自由主义的思考方式, 认为包括同性婚姻、宗教婚姻等本身涉及的是个人的私人道德, 国家不应当过多的干预。自由主义的论旨之一是价值领域充满了无法化约的冲突, 意义是人类赋予这个现实世界的。在意义的世界里, 诸神不和, 所以公权力要避免代替人们来做出意义的选择, 避免去强制执行私人领域里的道德, 而只能秉持“权利优先于善”的理念。[15]这样的思路在哈特与德富林关于道德的法律强制问题的争论中也进行过相关的论述。在笔者看来, 不论是从我国国内的立法还是国外的婚姻立法来看, 国家对于婚姻领域的干预越来越少已经形成趋势, 在“婚姻契约”理论的指导下, 国家在立法时充分尊重了婚姻当事人的自主选择, 在制度设计上注重保护弱者。但作者认为“官方婚姻制度在提供这一庇护的时有些过于残酷。”[1]但在这一点上作者并没有给出更加充分的论证。而且, 作者提出的这一观点是否证明了在庇护弱者这一方面, 官方婚姻有着更强的保护作用?另一方面, 我们也必须指出的是, 除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之外, 大部分的婚姻法中的权利义务分配实际上还是以当事人的约定优先。同时, 在国家是否有权干预这一问题上,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婚姻本身是否只是私人的道德领域?婚姻是否应当具有社会意义?
其实作者认为现有的婚姻制度缺乏自由度, 就在于国家在婚姻的法律形式上实行了垄断并且在法律形式之外附加一种只有政府才能授予的实质性和象征性的利益。换句话说, 又回到了主张“婚姻私人化”最强有力的证立, 那就是解决了同性婚姻及宗教婚姻的尴尬境地, 保障了他们与“官方婚姻”拥有样的权利。因而应当取消在婚姻形式上的分类, 取消婚姻登记制度, 实现婚姻领域的完全自治。史尚宽先生认为:“ 梅因谓‘由身份到契约’实为婚姻制度上之大革命。”[17]世纪之交的婚姻家庭关系呈现“功利化、市场化、人本化、开放化和多样化”的态势, [18]人的需要和人的权利得到社会的重视, 意思自治成为婚姻法的核心之一, 并不断得以强化。[19]同时, 现代社会的运作、发展模式决定了婚姻家庭法的价值认知和选择的双重性: 一方面, 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条件, 极大地满足社会成员个体需要, 保障个体利益, 维护基本人权;另一方面又要求个体服从社会, 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 强化责任与义务, 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婚姻家庭关系中负载有社会利益的价值, 包含有国家意志的渗透。[19]正因为婚姻家庭关系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婚姻法的价值定向, 一方面, 要强调家庭自治, 保障个体利益;另一方面, 要强调国家对婚姻关系的干预, 以维护社会公益。[19]
四、结语
从前面的分析中, 我们看到作者所提出的“婚姻私人化”的命题存在许多的问题, “助推”在制度设计和政策设计上有很多的方便之处, 但是在设计伦理、道德等一系列讨论激烈的问题时, 政府想试图保持中立也是非常困难的。只有将争议性的关键问题解决好, 明确方向, 才能更好地谈制度设计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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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艺术家、企业家陈逸飞因胃出血辞世。由于是猝死，他并未留有遗嘱。经过半年的协商，陈氏家族还是不能就遗产分配比例达成一致，致使陈逸飞遗产纠纷变得扑朔迷离。这样的案例在大陆家族企业中并不少见，如何避免这样的遗产纠纷呢？答案是：家庭信托。
什么是家庭信托？指委托人将其财产所有权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按照信托协议管理信托财产，并在指定情况下将该资产转予指定的受益人。该信托像一个有限公司一样运转，一般委托人生前自己掌握，等委托人身故后，受托人责任开始生效。用一个形象的例子，父母常年在国外，他们会将一笔钱交给孩子的姑姑，由姑姑定期交给孩子当作生活费用。父母就是委托人，孩子是受益人，而姑姑则是受托人。从法律上来说，信托的资产已经不再属于资产的原始拥有人了，这样可以保证家庭财产，避免遗产、婚前财产纠纷，免去昂贵的遗产税，从而延续家族财富。
我国家庭信托市场的前景广阔，高净值客户的需求方向开始发生转变。随着宏观实体经济的变化，高净值客户那种将大笔资金进行单项投资，如投入股市、楼市，并从中获得高收益的做法已经不可持续。贝恩咨询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千万级别富豪的财富传承需求，从2009年的3%上升到2011年的17%，并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调查还显示，平均资产上亿的高净值客户其平均年龄达到43岁，平均资产十亿以上的其平均年龄达到了50岁。越是处于金字塔上方的高净值客户，对财富保护和传承的需求就越发强烈。
现在中国信托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70%以上是集合信托，也就是先寻找项目，受托人再去寻找委托人的资金，这是中国式的信托，实际就是在合法地放高利贷，在中国也没有什么《家庭信托法》，信托的实质在中国是名存实亡。由于现在信托公司所投资的项目资源日趋困难，代之更多的中国中产阶级崛起，家庭信托也将成为信托公司一个新的利益增长点。家庭信托比立遗嘱强，它不是以分家作为目的，是以分收益为首选，这样就能维持家族财富生生不息。
梅艳芳生前立下遗嘱，将遗产信托于某信托公司设立信托基金，梅妈妈的生活费由梅艳芳的信托基金每月支付。因此，尽管梅妈妈对女儿遗嘱心有不满，但最终梅艳芳的遗产还是按照她生前的愿望进行遗产分配。
家庭信托是一个极其有效的理财工具，但是普通人很难掌握理财专业知识和信息，这时候便需要一个专业的理财师或者理财机构来处理。在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家庭信托占到全部信托市场70%左右，机构信托占30%左右。肯尼迪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历经百年，但家族财富没有因为家族主心骨的让位、辞世而分崩离析。究其原因。家族的前辈没有用传统的遗产继承方式进行财富转移，而是运用信托，在家族成员没有能力管理和掌控庞大的家族财产之前。把财产以信托的方式，委托有能力的專业机构或者人员进行管理，使家族财产得以永续。
成立于1997年的雅居乐集团，原本由陈氏兄弟分别持股，为完成2005年12月赴香港上市，陈氏家族对企业进行了重组。先于开曼群岛成立雅居乐地产，再将分散的家族股权注入一间投资公司，以其作为陈氏家族信托的受托人，陈氏兄弟成为信托受益人。
而在香港的200多家上市家族公司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通过家族信托的方式控股，如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李兆基的恒基地产、郭德胜的新鸿基地产、刘銮雄的华人置业、杨受成的英皇国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