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历史小故事
1、4方面军会合前后，在4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认识就同党中央存在着分歧。党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为开创红军和革命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应当先夺取松潘、平武，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形势低落了，红军是在退却。因此，他主张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所谓“川康计划”。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16人。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先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关于战略方针。1、4方面军在会师以前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4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向西康;1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并派支队到新疆。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在什么地区创建新根据地，首先要便利于我军作战，应力求具备如下三个条件：1.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域虽大，但路狭，敌人容易封锁，我不易反攻。2.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等8个地区人口只有20万，且藏民占多数。3.经济条件好，要比较宽裕。松潘、理番、懋功一带粮食缺少，牛羊有限，布匹不易解决，军事补给困难，在大草原和游牧地，既不习惯又不安全。鉴于此，党中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迅速前进。
二、关于行动方针。目前1、4方面军的战略行动转移，如向南是不可能;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因岷江东岸有敌兵力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认为现只有一个转向到甘肃。找应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地域道路多，人口多，山少，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以实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三、关于战略指挥。指挥问题的最高原则是：1.应集中统一，集中军委。2.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统一为左、中、右三个纵队。3.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区等各种困难，须加强政治工作。
在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时，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虽然勉强地接受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北上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仍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承认1、4方面军会合后，消灭敌人更有把握，但对具体战略方向，又含糊其词。他认为：由于胡宗南部有20个团兵力牵制我们，还有蒋介石的部队，“我们去甘南还是立足不稳的，还要移动地区，还要减员，所以去甘南，一定要取得主力打下胡敌至少打下他几团，才能立稳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这就充分暴露了张国焘害怕敌人的力量，特别是怕胡宗南，因而主张避开胡敌，向川康边方向发展的右倾思想。
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前进的惟一正确的方针。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是，应首先迅速攻打松潘，进占甘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强调，统一组织与指挥两个方面军对实现战略方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毛泽东发言强调指出：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我们必须要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军向松潘前进，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应力争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
博古发言还强调：必须有一定的地区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现在甘川陕首先甘南，依靠群众工作，游击战争，这能影响全国。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会议决定。
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决定》认为：“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复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决定》还认为，大小金川流域，“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决定》最后尖锐地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深入发展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面。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分为两步:第一步是1932年10月-12月,反第四次“围剿”失败,实施战略转移,即第一次长征。行军两个月,纵横鄂、豫、皖、川、陕5省,行程8000里,到达川陕边。又经过10个月工作,创建了川陕根据地。第二步是为迎接中央红军,1935年3月底离开川陕根据地,西渡嘉陵江(可算作第二次长征的开端)。7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师,8月两军共同北上,准备创建川陕甘苏区。中经南下的反复。1936年7月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再次北上。10月三军会师于陕甘边的会宁、静宁地区,结束长征。红四方面军的第二次长征,历时19个月(1935年3月-1936年10月),三过雪山草地,特别艰苦,纵横川、康、青、甘、陕5省,行程1万余里,出发时10万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尚存3.5万人。但1937年西路军损失2.1万余人。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也分为两步:第一步(1934年11月-1935年7月)西征,走了两个月,在平汉路以西创建鄂豫陕苏区;再经过5个月的工作,苏区发展到两个县,人口约50万,耕地90多万亩；部队也从出发时的2980余人发展到3700余人。第二步(1935年7月-1935年9月)西征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8月,红二十五军向西进入甘肃,随即北上,9月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结束长征。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时,军长为徐海东、政委为程子华(原政委吴焕先1935年8月牺牲),全军4500余人。与陕甘红军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全军团共7000余人。红二十五军长征历时10个月(1934年11月-1935年9月,其中5个多月是根据地建设,真正长征行军是4个多月,分为前后两段,每段两个多月)。出发时2980余人,途经安徽、湖北、河南、陕西、甘肃5省,转战近1万里,长征结束时发展到4500余人。不仅没有像其他红军部队那样经过长征普遍严重减员,反而是扩大了队伍,并在鄂豫陕新根据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红二十五军是在与中共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单独长征并先期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为其他红军主力到达陕北提供了落脚地。
红二军团1.4万余人1932年7月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开始西征(第一次长征)。先到鄂中大洪山地区,再到鄂西；1932年底恢复湘鄂边根据地;两个月转战7000里,减员三分之一,剩9000多人。1933年底再次转移;1934年中创建黔东根据地(从湘鄂西,经湘鄂边,到黔东)。红六军团1934年7月底离开湘赣苏区开始西征(长征先遣队),为中央红军的长征探路；转战湘桂黔边区两个多月,行程5000里；10月与红二军团在黔东会师；然后共同开辟和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从1934年11月到1935年8月,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转战10个月,消灭国民党军共计2万余人,钳制一部分追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红六军团1.7万余人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第二次长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5年11月—1936年3月),转战湘黔滇地区;第二阶段(1936年3月—1936年10月),再次北上,6月在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到陕甘苏区。10月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结束长征。红二方面军的第二次长征,出发时1.7万余人,历时一年(1935年11月-1936年10月),纵横湘、黔、滇、康、川、甘、青、陕等八省,行程2万余里,保存了1.1万余人的有生力量,胜利到达陕甘边。
关键词:红军长征;党的建设;统一思想;思想政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K264.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1—0115—03
红军长征时期党的建设尤其是思想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高度统一全党思想始终是思想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党的路线贯彻落实的根本保证
红军长征面临的形势和困难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另一方面是党的路线的重新确定。造成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在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长征初期,这种错误仍在延续,导致红军的战略转移困难重重。因此,统一全党对革命形势发展的思想认识,制定正确而又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路线是党在长征中面临的首要的、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长征的整个过程看,党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关系革命成败与否的关键地位。自一九三四年十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开始,为摆脱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险境,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党中央举行过一系列重要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作了原则性的斗争,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在长征的实践中经过逐步摸索、认识,党和红军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不断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设想和计划,做出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的抉择,最后红军选择到达陕北。可以说,制定正确路线、坚决统一全党思想为长征的最终胜利筑牢了坚实的保障。一个时期、一个阶段,党和国家都将制定出台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方针政策是实现国家战略的行动指南。
遵义会议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同党中央在如何估量当时的政治形势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会议,着重阐述了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区等各种困难,须加强政治工作。其后在沙窝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强调加强一、四方面军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提出在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军事政治教育训练、严紧纪律、加紧阶级教育等当前十二项中心工作,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要求开展反对“左”右倾错误的两条战线斗争,特别要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如“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等等。毛泽东同志曾强调: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由此可见,党对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视程度。这是当时代特殊形势提出的要求,也为我党提供了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经验借鉴。
二、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过程也是党的理论升华的过程,必须始终坚持对“左”和右的错误斗争,始终注重总结历史经验
长征开始,左倾领导者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中央红军前进的道路上,敌人设下了四道封锁线,由于“左倾”领导人指挥错误,湘江一役红军损失惨重。长征是以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不应忘记开始时一度“走麦城”的历史教训。“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如果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和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意志主张和创新理论成果灌输于军队。
长征途中的对“左”和右的斗争是思想政治建设面临和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在于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从指导思想、指导方针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党对右的斗争仍在继续。在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同时尖锐地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胡绳同志说过,从发挥历史转折点的作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遵义会议的意义是相同的。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只有这样,我们党就能在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画卷上描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
红军长征胜利是党领导下创造的历史奇迹,对“左”和右倾错误的斗争则经历了长期的过程,是在前进和后退的反复中取得的伟大胜利。长征是彻底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在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他的分裂阴谋作了坚决斗争,才取得胜利的。因此,在党发展壮大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左”和右同样的危险。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说过,“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这是我党在八十年奋斗历程中包括对红军长征经验教训的总结。在和平时期,党内“左”倾容易走向空想主义,右倾容易导致妥协主义,因此还要反对“左”倾、右倾。同样必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指导,借以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
三、统一全党认识的基本着力点是理想信念教育,必须始终坚持把党性教育放在首位,始终把理想信念和具体实践相结合
从思想政治建设的指向对象看,长征给部队思想带来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有二:首先是艰苦卓绝的长征环境导致战士们情绪消沉和思想混乱;其次是和物质匮乏的困苦生活导致有些人的思想摇摆不定。长征途中,龙家寨财政机关曾发生嚴重贪污浪费案被揭发,还曾发生擅自把不属没收、征收对象的财物拿走,违反党的民族统战和宗教政策,等等。如何在此种艰苦的条件下,统一全党和红军的思想,这是党的思想政治建设面临的重大考验之一。
长征的复杂性决定了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在于提高党员和战士的战斗热情,坚定革命必胜信心。为此,红军总政治部在继1934年7月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之后,同年10月又下达《红军总政治部政治指令》和《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强调各连党支部要用主要精力抓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工作中,党支部强调着重坚持革命理想教育,反对悲观沮丧论调,告诉党员和战士不要只顾眼前利益,要和北上抗日大目标联系起来。当时的军委机关报《红星》报第一期明确提出《当前进攻战斗中的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进行连队的政治教育与鼓动,详细与耐心解释目前紧急转变的战争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巩固与提高红色战士的战斗信心。”并要求各级政治工作人员根据运动战中的政治工作的特点,以短促的时间与有力的鼓动,运用一切可以兴奋战斗情绪的活泼方式,如唱歌、化装演讲、五分钟军人大会等,进行宣传鼓动。这样,通过处理好大道理与小道理的关系,就把讲党性放在第一位,从而确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党支部成为思想政治建设的主体后,在全军形成符合当时形势的教育网络。比如在连党支部领导下由团员三人以上组成“列宁青年组”,任务是“进行党的政治教育工作”,包括反帝教育、武装暴动教育、瓦解敌军教育、扩大红军教育等。再如由连队团支部青年委员任队长而组成“青年队”,任务是着重做好新入伍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其牢固树立坚强的革命信念,等等。宿营时大写革命标语,学习马列主义,激发大家奋勇前进的动力。同时,健全红军民主生活,创造和谐平等环境。军内实行民主,包括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战士们可以向干部、党员提意见,可以献计出力,共商战胜敌人之法。经济公开,人人平等。这种特殊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形式具有时代特点,但和党的建设基本精神是相符的。理想信念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将当时红军面临的实际困难解决,理想信念才真正有价值和意义,才不至于离开现实工作空谈远大理想。
四、民族团结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始终把对民族的思想政治建设建立在发展新型民族关系的基础上
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几乎都是少数民族地区,这给长征红军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也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在当时的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对红军一直报着一种观望的态度,如何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长征取得胜利的重大问题,这也是长征路上遇到的新问题。为此,中央指出做好群众工作和贯彻民族政策,阐明在少数民族区的基本方针是,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
长征途中制定的民族政策是进一步强调“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提出了加强各民族的团结,红军和各族人民是一家,红军是为解放弱小民族的,红军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明确政策口号。同时把搞好民族关系作为广大指战员的重要政治任务来执行,党支部重点组织学习党的统战理论,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号召每个党员要带头学好总政治部下发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等文件,端正思想,坚决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帮助消除民族间长期存在的仇恨、猜忌和不信任的心理。红军每到一地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广泛宣传我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严格遵守纪律,争取群众的同情和支持,造成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和敬爱。
在红军进入湖南及云贵川边后,针对这些地区比较穷苦和多民族的特点,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的同时,还提出了《消灭随意破坏红军纪委的行为》、《不要到处屙屎》、《不要乱用苏维埃国币》、《找禾草火把不要侵犯群众》、《把遵守纪律提到生活的最高位》等一系列要求,要求红军各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保证不损害群众利益。进入四川、青海、甘肃、陕西、宁夏的藏族、羌族、回族地区,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在藏、羌、回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措施。明确提出:“番、夷、羌、回民族自由解放万岁”、“回、番、羌、夷民族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实现各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红军主张回、藏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政策。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这些民族政策措施的提出和实施,在藏、羌、回等民族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为新中国民族政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长征留下的精神内涵非常丰富,不能一言概之,思想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长征用铁的事实表明,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坚强的生命力,不断加强和推进党的建设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基本规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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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During Red Army's Long March
Wangfeng
(Lianyungang Radio & TvUniversity, JiangsuLianyungang222006 )
Abstract: During Red Army's Long March, the historic experience of CPC's thought politics construction manifests in four aspects: The unified thought is the most vital important duty, and guarantees CPC's route's carrying out.The unified lgical recognition's process is also the theory sublimates process, which means we must insist to struggle with right “left” and right wrong, and to pay great attention to summarize the historic experience throughout. The basic point of application is the ideal faith education, which means that the party spirit education is a first place and we must unifiesideal faith and concrete practice. The national unity is party's construction important content, which means that we must insist party's national policy of new ethnic relations foundation.
Key words: Red Army's Long March; CPC's construction; unified though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本来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者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指挥红军机动作战就不服气，散布毛泽东指挥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便是较为突出的一个。他一直埋怨说，我们尽走“弓背路”，要求走“弓弦”，走捷径。甚至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红军在会理休整期间，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煽动德彭怀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的要求遭到彭德怀的回绝，也受到聂荣臻的严肃批评。聂荣臻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林彪不听，又给中央三人小组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林彪还要求聂荣臻在信上签名，被聂严词拒绝了。聂荣臻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
1935年5月12日，中共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样、邓发、凯丰、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略正确思想。对林彪的所谓“走了弓背”的意见和他给中央三人小组要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信作了批评。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彭德怀也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会理会议针对当时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在川滇黔边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立即北进，抢渡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
会议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可以说，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1935年10月7日，中央红军越过六盘山主峰，在青石嘴与国民党何炷国骑兵军第七师十九团展开了一场激战。林彪、左权遂指挥一纵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下山去，不到一个时辰战斗即告大捷，毙敌200余人，俘敌近百人，缴获战马150多匹。由此装备了一个侦察连,红军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骑兵部队。
战斗结束，毛泽东站在六盘山一座巨石嵯峨的山头上，诗兴大发，纵情吟词一首《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可就在第二天黎明，毛泽东被紧急送来的一份报告惊呆了:耿湾镇夜间发生了一起红军命案，驻扎在镇外宿营地的红军将士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地突然死亡300多人!
报告称,三个营的指战员在昨天到达这里,宿营前还一个个生龙活虎，可睡下后就再也没有发出一点声息。如此集体死亡，其原因初步断定是食物中毒。
300多号人啊!这个数目对历尽千难万险由最初从江西出发的近9万人，到走出草地后剩下7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来说，损失实在太大了!就在袭击敌人的骑兵团，而后在洪德县城突围脱险时也未死伤一卒一兵，怎么会在脱险后的耿湾宿营地，无任何交火迹象的情况下，如此奇怪地死了300多人。他们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被莫名其妙地从红军实力中一笔勾销了，而对方显然没有费一枪一弹就制造了一桩骇人听闻的惊天命案!
毛泽东扼腕顿足,无比愤怒,令保卫局即速查办谋害红军将士的凶手。
耿湾镇泣声一片。300多名红军将士突然死亡的死因，也有人联想到这些刚走出草地的红军战士，是因久饿后而饱餐致死的，但如此几百个人的同时没有任何痛苦的死亡，被否定了。究竟谁是凶手?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大都认为是国民党派遣特务投毒所致。可敌人在哪儿?他们从哪里来?现在又隐藏在何处?一切惊疑且坠入重重迷云中!
1.红军长征的故事
2.红军长征感人的故事
3.红军长征感人故事
4.红军长征的小故事
1935年2月，红三军团所属各师整编为四个团，21岁的钟赤兵由原五师政委改任十二团政委。在指挥夺取娄山关的战斗中，钟赤兵的右小腿被子弹击穿，血流如注，但他拖着伤腿坚持指挥，直至昏迷。
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钟赤兵被送到野战医院。医生经过仔细检查后，决定立即实施截肢手术。当时的医疗条件极其简陋，没有麻药，医生就用绷带把钟赤兵绑在门板上，手术工具是一把老百姓砍柴用的刀和一条断成半截的木匠锯。手术中，木匠锯上下拉动发出刺耳的响声，钟赤兵忍着如万箭穿心的剧痛，却始终没哼一声。在场的医生、护士都被他坚强的意志所感动，年仅15岁的小护士马湘花抽泣着说：“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因手术时没有消毒药品，几天后钟赤兵的伤口感染了，高烧持续不退。为了把他从死神手里拉回来，医生决定进行第二次截肢手术，把右腿膝盖以下全部截去。不料，手术后伤口仍继续感染，医生不得不硬着心肠将他的整条右腿从股骨根部截去。就这样，钟赤兵忍受了三次“拉锯痛”，常人根本无法想像这样的疼痛。
此时，部队又将踏上长征路。是让钟赤兵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养伤，还是让他继续参加长征?组织上举棋不定。钟赤兵对前来看望他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说：“就是爬，我也要跟上部队。无论如何，我不离开红军。”毛泽东当即表示：“钟赤兵很能打仗，是有战功的，怎么能把他丢下不管呢?就是抬也要把他抬着北上!”就这样，钟赤兵被安排到干部休养连，拖着一条腿随中央直属部队行军。
1935年8月，钟赤兵所在的干部休养连由川西北黑水芦花出发，在粮食匮乏、没有油盐吃、衣服单薄的艰难条件下，爬雪山，过草地。起初，走平路时战友们用担架抬着他走。遇到悬崖峭壁，担架抬不过去，他就自己拄着双拐前进。每迈动一步，伤口便剧烈地疼痛，有时实在难以拄拐杖通过，他就在地上爬着走，手上和胳膊肘子经常弄得到处是口子，但是，他从来没有喊过一声疼，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后来，当伤口稍有好转时，他就让战友把他绑在马上行军。
时间，从每一个心灵流过，刻骨的记忆像一条长河
花朵，从一程一程的生命开过，堆积多少光荣与梦想
我们，从圣洁的书页之间走过，有一种精神总是念念不忘……
序语：陈云曾随红五军团踏上长征路。1935年6月，他受党委派离开长征队伍，由上海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随军西行见闻录》就是陈云在赴苏前的日子里，在上海写下的追述红军长征的文稿。
陈云两面写长征的奇妙绝招
《随军西行见闻录》是陈云以一个国民党军医的口吻，详细记述中央红军长征历程的文章。之所以用国民党军医的口吻叙述，是陈云在撰写时就考虑到了如何应付国民党军警的盘查，以便将此文顺利带出国境，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汇报。因而，文章不仅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口吻来写，而且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笔名“廉臣”。开篇称，作者“廉臣”先生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位军医，服务于国民党军队四年，前年随国民党军五十九师于江西东黄陂之役，被俘于红军。“被俘之初，自思决无生还之望，但自被押解至红色区域后方之瑞金后，因我系军医，押于赤军卫生部，赤军卫生部贺诚亲自谈话。当时因赤军中军医甚少，他们要我在赤军医院服务，并称愿照五十九师之月薪且每月还可寄回六十元安家费。我系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赤军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费，亦曾得着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后，我几次被遣至石城之赤军预备医院，时而调回瑞金之卫生部。”
“廉臣”先生在这些假托之词后，便描述他作为“军医”，如何为毛泽东同志、朱德治病，其中写道：“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同志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到我，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像，完全不同。”
陈云极为巧妙地借“军医廉臣”之见闻，写出了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红军及其领袖的真实面貌：“赤军……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毛泽东同志、朱德之特长。故在赤军中，毛泽东同志有诸葛亮之称。”“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伕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是军长，谁是师长。”
日常生活中陈云不苟言笑，公众在镜头前看到的他，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其文也如其人，他的著作多是政治论文的严肃笔调。然而，《随军西行见闻录》却用生动活泼的笔调描述了红军长征翻山越岭、英勇作战的感人场景，这在陈云著作中并不多见。如文中对红军长征中过老山界时的情景，描述得非常生动、细腻：老山界这座山高得使人发急，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高峰了，不料上了那个高峰，前面还有一个高峰。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喘气和汗流浃背。正在这个时候，忽听见隐隐有留声机的声音，正唱着：“骂一声毛延寿你卖国的奸贼……”一张片子唱完，又听见一阵歌声：“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原来是政治部的宣传队正摆着宣传棚，为鼓励行军、提起部队的精神，使之忘却行军之疲劳。在宣传棚旁边的石头上，拿粉笔写着：“同志们努力啊!还有二十五里就到山顶了。”“竞赛一下，看谁先上山顶?”经过宣传棚的留声机和唱歌，的确让我们把上山的疲倦忘掉了。我们队伍内的那些小看护生也唱起来了：“……骂一声你卖国的奸贼……为什么投日本，你丧尽了良心。”这样一唱，又到处引起唱着：“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唱了一阵以后，大家还是照着路向上走，这样走了共有十二个高峰，才到山顶。当然到了山之最高顶，大家就兴高采烈，精神振奋。时间已经下午四时了。但是八十里的高山，终于走到了山顶。
陈云以“廉臣”这么一个“局外人”的叙事角度，记述了当时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由于陈云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善于抓住种.种细节，所以文章让人读来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极具感染力。
1935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许多同志因此得了肠胃病。我和两个小同志病得实在赶不上队伍了，指导员派炊事班长照顾我们，让我们走在后面。炊事班长快四十岁了，个儿挺高，背有点儿驼，四方脸，高颧骨，脸上布满皱纹，两鬓都斑白了。因为全连数他岁数大，对大家又特别亲，大伙都叫他“老班长”。三个病号走不快，一天只走二十来里路。一路上，老班长带我们走一阵歇一阵。到了宿营地，他就到处去找野菜，和着青稞面给我们做饭。不到半个月，两袋青稞面吃完了。饥饿威胁着我们。老班长到处找野菜，挖草根，可是光吃这些东西怎么行呢？老班长看我们一天天瘦下去，他整夜整夜地合不拢眼，其实，这些天他比我们瘦得还厉害呢！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个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加作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以后，老班长尽可能找有水塘的地方宿营，把我们安顿好，就带着鱼钩出去了。第二天，他总能端着热气腾腾的鲜鱼野菜汤给我们吃。我们虽然还是一天一天衰弱下去，比起光吃草根野菜来毕竟好多啦。可是老班长自己呢，我从来没见他吃过一点儿鱼。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老班长，你为什么不吃鱼啊？”他摸了摸嘴，好像回味似的说：“吃过了。我一起锅就吃，比你们还先吃呢。”我不信，等他收拾完碗筷走了，就悄悄地跟着他。走近前一看，啊！我不由得呆住了。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下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我觉得好像有万根钢针扎着喉管，失声喊起来：“老班长，你怎么……”老班长猛抬起头，看见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手里的搪瓷碗，就支吾着说：“我，我早就吃过了。看到碗里还没吃干净，扔了怪可惜的……”“不，我全知道了。”我打断了他的话。老班长转身朝两个小同志睡觉的地方看了一眼，一把把我搂到身边，轻声说：“小声点儿，小梁！咱们俩是党员，你既然知道了，可不要再告诉别人。”“可是，你也要爱惜自己啊！”“不要紧，我身体还结实！”他抬起头，望着夜色弥漫的草地。好久，才用低沉的声音说，“指导员把你们三个人交给我，他临走的时候说：„他们年轻。一路上，你是上级，是保姆，是勤务员啊，无论多么艰苦，也要把他们带出草地。‟小梁，你看这草地，无边无涯，没个尽头。我估计，还要二十天才能走出去。熬过这二十天不简单啊！眼看你们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只要哪一天吃不上东西，说不定就会起不来，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去向党报告呢？难道我能说，„指导员，我把同志们留在草地上，我自己克服了困难出来啦‟？”“可是，你总该跟我们一起吃一点儿呀！”“不行，太少啦。”他轻轻地摇摇头，“小梁，说真的，弄点儿吃的不容易啊！有时候等了半夜，也不见鱼上钩。为了弄一点儿鱼饵，我翻了多少草皮也找不到一条蚯蚓……还有，我的眼睛坏了，天色一暗，找野菜就得一棵一棵地摸……”我再也忍不住了，抢着说：“老班长，以后我帮你一起找，我看得
见。”“不，咱们不是早就分好工了吗？再说，你的病也不轻，不好好休息会支持不住的。”我还坚持我的意见。老班长忽然严厉地说：“小梁同志，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你的任务是坚持走路，安定两个小同志的情绪，增强他们的信心！”望着他那十分严峻的脸，我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竟扑倒在他怀里哭了。第二天，老班长端来的鱼汤特别少，每个搪瓷碗里只有小半条猫鱼，上面漂着一丁点儿野菜。他笑着说：“吃吧，就是少了点儿。唉！一条好大的鱼已经上了钩，又跑啦！”我端起搪瓷碗，觉得这个碗有千斤重，怎么也送不到嘴边。两个小同志不知道为什么，也端着碗不往嘴边送。老班长看到这情况，收敛了笑容，眉头拧成了疙瘩。他说：“怎么了，吃不下？要是不吃，咱们就走不出这草地。同志们，为了革命，你们必须吃下去。小梁，你不要太脆弱！”最后这句话是严厉的，意思只有我知道。我把碗端到嘴边，泪珠大颗大颗地落在热气腾腾的鱼汤里。我悄悄背转身，擦擦眼睛，大口大口地咽着鱼汤。老班长看着我们吃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嘴边露出了一丝笑意。可是我的心里好像塞了铅块似的，沉重极了。挨了一天又一天，渐渐接近草地的边了，我们的病却越来越重。我还能勉强挺着走路，那两个小同志连直起腰来的力气也没有了。老班长虽然瘦得只剩皮骨头，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还一直用饱满的情绪鼓励着我们。我们就这样扶一段，搀一段，终于走到草地边上，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峰已经看得见了。这天上午，老班长快活地说：“同志们，咱们在这儿停一下，好好弄点儿吃的，鼓一鼓劲，一口气走出草地去。”说罢，他就拿起鱼钩找水塘去了。我们的精神特别好，四处去找野菜，拾干草，好像过节似的。但是过了好久，还不见老班长回来。我们四面寻找，最后在一个水塘旁边找到了他，他已经昏迷不醒了。我们都着慌了。过雪山的时候有过不少这样的例子，战士用惊人的毅力支持着自己的生命，但是一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要挽救老班长，最好的办法是让他赶快吃些东西。我们立即分了工，我去钓鱼，剩下的一个人照料老班长，一个人生火。我蹲在水边，心里不停地念叨：“鱼啊！快些来吧！这是挽救一个革命战士的生命啊！”可是越性急，鱼越不上钩。等了好久，好容易看到漂在水面的芦秆动了一下，赶紧扯起钓竿，总算钓上来一条两三寸长的小鱼。当我俯下身子，把鱼汤送到老班长嘴边的时候，老班长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看见我端着的鱼汤，头一句话就说：“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我不行啦。你们吃吧！还有二十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老班长，你吃啊！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去！”我几乎要哭出来了！“不，你们吃吧。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见着指导员，告诉他，我没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你们照顾好。看，你们都瘦得……”老班长用粗糙的手抚摸我的头。突然间，他的手垂了下去。“老班长！老班长！”我们叫起来。但是老班长，他，他的眼睛慢慢地闭上了。我们扑在老班长身上，抽噎着，很久很久。擦干了眼泪，我把老班长留下的鱼钩小心地包起来，放在贴身的衣兜里。我想：等革命胜利以后，一定要把它送到革命烈士纪
念馆去，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来瞻仰它。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
介绍一个张思德吃毒草救人的故事
部队进入草地后，由于环境、气候非常恶劣，使得草地行军十分艰难。而更要命的是缺衣少食，不少红军就因此长眠在了草地上。
眼看掉队、牺牲的同志越来越多，朱总司令令人将自己的坐骑也杀了，分给通信班、警卫班的同志做口粮，还向身边的同志发出了“尝百草”的号召，以使大家在茫茫草地上，寻找出一些无毒、可以食用的野菜、野草，渡过饥饿的难关。然而，要尝出一种能吃的野草、野菜，是要冒中毒的危险的。张思德在“尝百草”活动中，总是抢在他人之前。
据张显扬回忆：“有一回，部队在一片水草丰盛的沼泽旁宿营。一个小战士来到水塘旁，突然高兴地叫起来：„野萝卜！野萝卜！‟张思德过来一瞧，果然，离水塘不远的地方长着一丛丛野草，叶子绿，形状跟萝卜叶子差不多。那个小战士兴冲冲地跑过来，拔起一棵就往嘴里送。张思德忙赶上去。一把夺过来，先放到自己的嘴里，细细嚼了嚼，味道又甜又涩。不一会儿，张思德感到有些头晕脑胀，全身无力，紧接着，他肚子一阵绞痛，大口呕吐起来。他急忙对小战士说：„这草有毒，快，快告诉……‟没等把话说完，张思德就摔倒了，一时失去了知觉。半个多小时以后，张思德慢慢醒来，模模糊糊地看见小战士端着瓷缸蹲在跟前，他急忙说：„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张思德就是这样把生的希望让给同志们，把牺牲的危险留给自己。很快，这件事被朱总司令知道了，他表扬了张思德。
参考资料：
12岁就参加红军的邓岳当年是个人见人爱的红小鬼。长征途中因患疟疾，被部队发了10块光洋动员就地复员当老百姓。倔强的邓岳坚决不干，咬着牙坚持行军。有一天突然发作，躺在路边抽搐。正巧一辈子都爱跟孩子扎堆的陈赓骑马路过，心痛得不得了，“这不是小邓吗？赶紧上我的马！”邓岳知道陈赓也是拖着一条残疾的腿，死活不肯。自己常常都是大孩子的陈赓怎么也说服不了这位执拗的小战友，只好让他牵着马尾巴跟着走，马蹄溅起的泥土糊了他一脸，他就闭着眼睛跌跌撞撞地跟着走了一路。
经过诸多类似的艰难困苦，以及无数次与倒在雪山草地的战友洒泪而别，他用一个孩子稚嫩的双脚，量完了两万五千里的漫漫征程，终于走进了黄土高原上那个有着一座宝塔的小城。
而当今许多相同年龄的小皇帝，还在铺天盖地的营养品中挑挑拣拣呢。走过雪山草地的孩子却比他们都生长得迅速、健康、强壮。
红军长征故事：丰碑
一支长长的红军队伍，在云中山的冰天雪地里，顶着混沌迷蒙的飞雪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像狼似的嗥叫着，要征服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的马，早已让给了伤号骑。将军和战士们一道踏着冰雪行军。他不时被寒风呛得咳嗽着。他要率领这支队伍向前挺进，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道。等待他们的将是十分恶劣的环境和十分残酷的战斗，可能三天两头吃不上饭，可能要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哦，可能太多了，这支队伍的素质怎么样呢?能不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
将军思索着……
前面的队伍忽然放慢了行军的速度，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干什么。
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将军的警卫员回来告诉他：“……前面……冻死了一个人……”
将军愣了愣，什么话也没说，朝那边走去。风雪太大了。他步履有些踉跄，眼睛有点迷离。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一动也不动，好似一尊塑像。他浑身都落满了雪，可以看出镇定、自然的神情，却一时无法辨认面目，半截带卷的旱烟还夹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烟火已被风雪打熄。他微微向前伸出手来，好像要向战友借火……“怎么?他的衣服这么单薄、破旧?像树叶，像箔片一样薄薄地贴在身上……他的御寒衣物呢?为什么没有发下来?
将军的脸上顿时阴云密布，嘴角边的肌肉明显地抽动了一下，蓦然转过头向身边的人吼道：“叫军需处长来，老子要……”一阵风雪吞没了他的话。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
“听见没有?警卫员!快叫军需处长跑步上来!”将军两腮的肌肉大幅度地抖动着，不知是由于冷，还是由于愤怒。
终于，有什么人对将军小声地说了一声：“这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就要发火的手势突然停住了。他怔怔地伫立了足有一分钟。雪花无声地落在他的脸上，溶化成闪烁的泪珠……他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了右手，举至齐眉处，向那位与云中山化为一体的牺牲者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雪更大了，风更狂了。大雪很快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变成了一座晶莹的碑……
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地钻进了弥天的风雪之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又坚定的脚步声在说：“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知识拓展】
刘华清：孤军长征的故事
人物简介：刘华清(1916—2011)，湖北大悟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85年、1987年相继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刘华清为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称为中国的“现代海军之父”和“中国航母之父”。
故事概况
1934年11月16日，在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3000余名红25军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先遣队”的旗帜，踏上长征之路。我们这支部队的长征很特殊，自从撤离鄂豫皖苏区，就一直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连遵义会议都不知道，成了一支独立作战的孤军。直到1935年7月，才得知中央红军的消息。所以我们叫它孤军长征。
长征中，我被编入军政治部机关，任组织科长，后又当宣传科长。出发那夜，我印完出发《宣言》，躺在稻草铺上睡不着。心想这次打“远游击”，不就是要离开生我养我的大别山了吗?就要和鄂豫皖边区父老乡亲离别了!我想起了家乡，想到了亲人。好几年没回家了，不知母亲现在怎么样?这次远行，还能不能回来?能不能和亲人重见……但作为一名红军战士，我决心抛却一切留恋，随大军西行，革命到底!
独树镇负伤
长征第10天，独树镇之战，关系红25军生死存亡。那一仗，我负了伤，差一点离开人世。
记得是11月26日，寒流气温陡降。天空阴沉，朔风怒吼，雨雪交加。我们在昨天打退敌追击后，进了独树镇。突然枪声大作，另一股敌人扑出挡住我们的去路，子弹雨点般迎面打来。千钧一发之际，军政委吴焕先大吼：“坚决顶住敌人，决不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边喊边冒着弹雨，带领225团反扑过去，与敌展开白刃战。
吴政委的举动，让我热血沸腾，我也举枪高喊：“冲啊!”冲着冲着，我觉得左腿被重重敲了一下，身子一歪就倒了。爬起来一看，左腿踝骨上侧被子弹打穿一个洞，鲜血直流。当时也不觉痛，还要冲。但刚一站起又摔倒，被后面的人抬了下去。
这次战斗，负伤的人不少。我的伤经过处理，血止了，也不那么痛了，但不能走路。组织上要把我就地安置，我表示坚决不留下。拖着伤腿走可能会死，我说，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知道后说：“那就带上他吧。”还给了我一匹小马骑。靠了那匹小马，我跟上了部队的转移。我一直很感激戴季英和那匹小马。1996年6月，我到河南考察工作，在郑州看望了戴季英，91岁了，还清楚记得独树镇战斗。遗憾是那匹小马再也见不到了。
1997年，为纪念这次战斗，当地政府建立了“红二十五军血战独树镇纪念碑”，我题写了碑名。
创办《战士报》
红25军长征分两个阶段，中途有一次停顿，创建了鄂豫陕新苏区。创建新苏区的日子里，军政治部创办了《战士报》，我是宣传科长，从筹稿、编辑到刻印都要管，还要负责起草文件、拟定标语口号、组织布置群众大会等等，还让我管政治部的宣传队，管部队的宣传教育工作。工作虽然忙累，但很起劲。
新苏区的创建很不容易。给养不济，生活异常艰苦。我们及时把部队的好人好事收集起来，在报上刊登。为配合群众反抗捐税的斗争，我们又在报上提出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的五抗斗争口号，积极配合宣传。
《战士报》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许多平时没时间讲的事，通过报纸做了宣传，效果不错。军领导也很关心，吴政委多次给我们指示。一天，我正在编稿，吴政委来了，对我说，报纸的稿子要短一些，稿子要到连队去约，要动员部队的干部多写稿子，多反映部队的情况。有时候，吴政委还亲自写稿子。记得有一篇叫《骑马大王》的批评稿就是吴政委写的。稿子在报上发表后，不仅帮助了被批评者常团长本人，而且教育了全军干部战士，密切了官兵关系。《战士报》很快成了全军上下关心的报纸。虽然简单粗糙，但很及时很实际，富有战斗力，对新苏区创建起了积极作用。
红25军官兵关系很密切，尊干爱兵蔚然成风。我亲眼见过徐海东抬担架运伤员。我自己也两次切身感受。在山阳县由于饮水不对，高烧一直不退。军医院院长钱信忠亲自给我做了治疗，后来我高烧昏迷，他就报告了戴季英。戴季英立即找来担架，让人抬着我走。
绝处中逢生
1935年9月初，在合水县板桥镇，敌35师骑兵团突然铺天盖地压过来。225团1营迅速抢占一座山头，以猛烈火力阻敌进攻，掩护徐海东等突出重围。这一仗225团损失200多人，团长方炳仁同志壮烈牺牲。
继续北进，没想几乎走进绝境。先是峻岭中的崎岖山路，再是荒草野地，不时还有小面积沙漠，饥饿和疲劳的阴影笼罩全军。体力弱的，走着走着就昏倒了。伤员更艰难，药品奇缺，加之饥饿，有的生命力耗尽了，就永远长眠在这荒山野岭之中。
困难面前，方显英雄本色。全军指战员采取互助形式，体力强的帮助体力弱的，年龄长的帮助年龄小的，配了马的干部都把马杀了让大家果腹，全军上下团结一致，以顽强的意志战胜困难。恰好，来了一伙赶羊的商贩。军领导如获至宝，当即让供给部把羊全部买下。部队得以饱餐，经数天跋涉终于走出这片可怕的荒漠区。
1935年9月7日，我们到达了合水东北的豹子川(今属华池县)，这已是陕甘苏区边缘。9月15日，我们到达延川县永坪镇。9月16日，刘志丹等同志率领红26军、27军赶来和我们会师。会师大会在永坪一条干涸的河道里举行，场面十分动人，热烈握手热情拥抱。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场面如在眼前。9月18日，永坪镇又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庆祝两支队伍胜利会师。
我们红25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历时10个月，转战万余里，胜利结束长征。这时，全军总共是3400余人。
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成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已经唱了几十年，当初，它的出来很偶然。
1935年9月，我们与陕甘红军会师后，统一合编为红15军团。军团政治部机关，是红25军政治部改编的，我仍当宣传科长，程坦是政治部秘书长。
红15军团接连打了劳山、榆林桥两个大胜仗，部队补充了大批新兵。在对新兵进行纪律教育时，程坦秘书长建议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为歌曲，让大家天天唱，我完全赞成。我们长征到陕南创造新苏区时，程子华、郑位三要我天天去部队教唱歌，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觉得太麻烦，也曾有过把它编成歌曲的想法。但天天赶路没精力，另外我没有音乐知识，也就作罢。现在真是不谋而合，但程坦也不懂音乐，我们就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土地革命完成了》的歌谱，唱过来哼过去，一唱一哼很合拍，于是在《红色战士报》登出这首歌，很快就传唱开去。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在庆祝会师大会上，红15军团的官兵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立即引起全场注意，很出了点风头。会后不久，许多部队都学会了这支歌。
这支红军歌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军队任务和纪律要求的变化，歌词做过相应的修改。1950年，总政治部组织文艺专家对歌词又进行了修改，1957年，再次修改，就成了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可以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由红25军先唱起来，然后传唱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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